对外直接投资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对外直接投资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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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8333.24亿美元，远远高于2000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7年发达国家的流入量达到12476.3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2%，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4997.47亿美元，具体来看，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

FDI有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达到1.1万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五分之四。一般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较容易受跨国并购的影响，因此，这段时期跨国并购比新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国的企业购并投资件数4500多起，在发达国家方面，美国是首位的跨国企业并购投资对象国。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则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国企业并购投资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延缓或终结。

2005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额增至7160亿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国并购达到第一次高峰时的水平。这样高水平的并购尽管是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结果，但也确实受到全球证券市场复苏的推动。

2006年，并购仍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绿地投资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长，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大约占2006年全世界外资流入总量的30%，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国并购交易的金额达到1.637万亿美元，比2000年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了21%。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三、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1、中国应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也相当丰富，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增加跨国并购，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就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取并购的方式可以利用别人原有的销售渠道，与新建相比，节约成本。

2、培养跨国管理人才。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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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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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约束

目前阶段，大多数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仍然停留在办事处、经理部经营的阶段，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和取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企业驰骋国际市场的“拦路虎”体现在缺乏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体制障碍、管理系统和方法缺陷、本土化运作水平低等，而克服这些障碍是企业进行国际化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方面

(1)政策促进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国家对国际经营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实行多头管理的制度，即以现在的商务部为主，商务部内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此项工作，而是分散在几个下属司局。各专业部门从各自管辖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这就往往导致管理上的混乱，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国海外企业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等方面，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目前在海外的企业，一部分是经批准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经批准成立。例如，在美国纽约地区某使馆登记的海外企业有130家，中方领事馆估计实际有300家，而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估计，各类带中资背景的公司约有1000家。

(3)监管调控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风险相比，中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所占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算，中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海外搞的实业投资，成功的少，赔钱的多，或勉强保本。

(4)市场服务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接触较少，加之中国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尚不健全，许多企业想对外投资，但是苦于信息不灵，不知道应向哪里发展。而一个企业要对外投资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包括宏观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也包括微观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的资信、行业市场准入等。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确实存在诸多困难，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导致项目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

2.微观方面

(1)中国跨国企业投资规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规模接近90%的在300万美元以下，比较摩托罗拉等国际著名企业，投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国经营投资的行业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家电、机械、轻工和纺织服装等行业。中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品牌知名度较低，在国外市场上大多处于中低档水平，除海尔等少数几个知名品牌外，大多数中国产品与国外产品相比缺乏品牌竞争力。由于跨国经营经验不足、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存在，多数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对企业挑战最大的是人才竞争。国际市场环境变幻莫测，跨国经营要求企业家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视角定位企业的未来和发展方向，精通国际竞争规则，具有丰富跨国经营管理经验。但就目前而言，中国跨国企业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相当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员从中国企业流失。

(3)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低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技术含量较低，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下游行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相应也较弱。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大约占1%，而世界500强研发投入则占3%左右。此外，中国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也明显低于国外跨国企业。中国企业大多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下游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绝大多数的中国跨国企业在国外仅进行贴牌生产，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产品也大多进入中低档品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技术竞争优势。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在跨国企业内部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员工，他们具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不同的行为习惯，在日常的组织运营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难免，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会激化。

三、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国家支持战略

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中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建议如下：

1.建立与完善政策促进体系

制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国别地区规划和产业规划。规划是指导性和导向性的，不应具有行政约束力。规划的制定应突出重点。应选取政局稳定、投资合作环境好、与我经济互补性强且双方有一定的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市场。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积极推进技术进步。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的赶超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中国政府效仿。

2.建立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制订《对外投资法》、《国际经济合作法》，抓紧出台《对外投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以法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实施，以法规范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实现跨国经营过程中的管理、服务和经营行为。

3.建立与完善监管调控体系

完善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与联合年检制度，及时掌握境外企业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加强对境外投资效果的检测。探讨对境外投资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制定与完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加强对企业以收购兼并、股权置换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的政策指导与规范。

4.建立与完善市场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信息网络系统，提供技术、快捷的信息服务。建立企业投资业务数据库，充实与完善境外投资环境信息库、外国吸引外资项目信息库、外国中介机构信息库、中国企业对外合作项目意向库等子库，为企业提供境外经营环境、政策环境、项目合作机会、合作伙伴资信等信息。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战略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困难重重，但也拥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关键。

1.规模战略

国际竞争最终是规模和实力的竞争，大规模跨国企业是国际竞争的主体。为适应这一国际竞争规律，中国企业应先在国内的同一产业内形成内聚力强大的产业集团，改变以往小规模、分散化的局面，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和控股等市场行为，构建具有资本、生产和技术规模优势于一体的跨国投资主体——跨国集团。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也可以积极对国外中小企业实行分合并购之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规模优势、生产能力或者是当地企业的品牌资源。2.人才培养战略

人力资源是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的核心资源。目前，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中国企业处于劣势位置，外面的人才引不进来，而自己培训的人才又不断流失。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在加大力度吸纳国外优秀人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人才队伍的培养。这就要求企业站在核心员工的位置上进行换位思考，了解企业员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采取物质留人、感情留人和事业留人“三步走”的人才战略，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发挥员工的专长和优势，使之为企业所用。

3.核心竞争力战略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通过有特色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市场现实需求长期统一而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是一个企业核心层面所具备的超越其他企业的优势。它可以是技术，是销售能力、营销策略，也可以是组织文化和经营理念。企业经营价值链上任何一环均可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跨国经营，必须选择并培育与自身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走向扩张和发展。只有构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走出国门，立足于国际市场。

4.文化融合战略

跨国企业要变文化冲突为文化融合须采取有效的文化融合战略。首先要进行文化差异识别，寻找文化差异的范畴所在，是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还是技术规范，不同规范的文化造成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其次要加强员工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促进不同背景的企业员工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最后企业应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组织文化，使员工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组织目标有效地统一起来，避免一片散沙局面的出现，增强跨国企业应付和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能力。

5.进入方式战略

在跨国公司的进入管理中，进入方式选择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管理内容。进入方式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进入的效率，以及进入后的经营绩效。合理的进入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的进入成本，降低进入风险和提高经营绩效。中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应该按照投资的动机、目标，以及企业自身各方面的实际状况，针对不同的地域、行业、时机，选择相应的投资方式，以保证投资活动的成功。

6.区位选择战略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确定对外投资区位时有两种选择，即上行投资和下行投资。上行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这种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打破技术封锁，直接获取发达国家的一流技术；二是为了避开贸易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或打入第三国市场。下行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其它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稍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看作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实际运用，因为它是将本国处于成熟化的产品或技术移植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以便实现产品或技术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周期。中国跨国公司在确定对外投资区位时，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具体国情和特点，以及企业的自身优势，对拟选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比较，综合权衡利弊得失。

五、结束语

随着国际间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一国向别国渗透，占领别国市场的有力武器。中国若想在未来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发展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允宏游春杨晨:经济全球化既我国企业应对策略[J].管理科学文摘，2005(5)11～13

[2]冯春丽: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的一些思考[J].经济与管理，2004（8）：19～20

[3]林祖华:关于加快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05(4）:83～86

[4]李雪欣:中国跨国公司论[M].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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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行模式

1.扩大市场，在国外建厂或收购相关厂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投资追求的是其产品在国外相关市场份额的扩大。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建立自己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三位一体化网络，从而回避因国际市场波动造成的影响和风险。将工厂设在东道国，这种投资可以绕过关税，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产品可享受国民待遇，避免非关税壁垒。如海尔、TCL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模式。海尔集团在全球已建立13个生产基地，在美国、巴基斯坦两国分别设立了工业园。TCL除在越南投资过亿，2002年，又以82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得公司。

2.追求低成本，国内生产、国外销售模式。跨国企业利润增长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两种因素来实现。技术更新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宗旨，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多是寻求低成本型的。而中国的优势在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逐步出现一些来料加工或招商引资的合作形式。原材料来自国外，产品市场也在国外，如福耀玻璃其生产汽车玻璃的主要原料90%以上从印尼、泰国等国进口，产品60%以上销售国际市场。它的制造、研发等基地均在国内，海外直接投资均为贸易型公司；而格兰仕的战略是通过受让国际知名品牌生产线的方式实现扩张。即将国际知名品牌的生产线搬到中国交由格兰仕组织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再按照比这些名牌企业自己在本国生产的成本价更低的售价卖给对方，由对方利用自己的品牌、销售网络在国外销售。目前，格兰仕不但与200多家跨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自有品牌的产品外销的比例占总产量的70%以上。

3.战略资源型投资，以资本换资源的模式。这种海外投资的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被投资国的战略资源，以供应本国所缺乏的稀缺资源的需要。典型的是跨国公司在海湾国家投资以控制石油的供应。我国如中信集团80年代对北美森林纸浆的投资，中化在90年代对美国佛罗里达磷矿的投资，中国石油公司2002年在印尼油田和天然气的收购。由于中国目前的矿产资源多处于供应紧张状态，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自身消费量7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的资源铁、铜、铝等严重短缺，只有对海外能源投资，才能顺利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4.战略联盟型投资，以控股的方式获得利益的模式。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不是完全与企业的效率直接关联，可能放弃短期的利益，以获取长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对企业而言，由于目标和背景及战略的不同，可分为收购国外上市公司或控股国外大型企业两种方式。如新疆德隆集团控股若干个拥有庞大推销网络的大型企业与美国毛瑞公司合作开发欧美电动工具及户外机械工具市场。万向集团以280万美元收购UAI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商）21%的股权并强制UAI每年必须向万向集团采购2500万美元的产品，此举不但降低UAI的生产成本，还可进一步扩大UAI的销量，为万向集团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模式分析

截止2002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已达到6800多家，投资范围扩大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165亿美元。其中，中方企业投资91亿美元，主要是对我国港澳地区和美国。其次是东南亚地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预测，到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达到一年40亿美元。主要是在确保能源及家电行业的对外投资。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亿美元，其中636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约占世界FDI总流量的75%，20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只占FDI总流量24%.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经济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产权明晰、金融管制松、企业运行状况良好、市场准入限制小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中国主要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且政治稳定，工业基础较好，国家外汇储备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渐减少。格兰仕、德隆等企业坚持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充分发挥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通过国际间的商业运作，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而转化产业优势，提升国家的竞争优势。福耀和万向的选择除了利用劳动力优势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国家的“反倾销”，及一些国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这种模式不但加大了国外市场开发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垒，不受反倾销法的限制，减少征税风险。而海尔的自建营销体系模式就是坚持“世界品牌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竞争力的焦点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企业形象的竞争，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国际化的形象及包装等，在经营自有国际品牌的同时，利润也随之而来。

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优势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还要规避各种风险，选择适当的时机，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方向及原则

从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来看，企业投资的金额不大，范围却过于广泛，平均每个国家只有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与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规模不相称。特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性、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投资空间的全方位性，这就使得投资的区位选择获得了广阔的空间。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加大，投资主体将逐步由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资源性和政策性投资除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成为对外投资企业的首要课题。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遵循下列原则：避免盲目投资，选择投资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产品导入型，市场发展潜力大的国家和地区；依据不同行业的性质和进入国家的政策导向，确定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国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要素和核心竞争力及发展阶段，坚持一元化发展和横向发展，对多元化发展要慎重；出资方式尽量灵活，多筹集国际金融货币市场资金，选择理想的投资伙伴，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及商标的使用，维持自有的技术优势；实现经营管理当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资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

鉴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国际投资经验少，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和保护政策，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还是存在诸如多头审批管理问题，管理政策导向不明，对外投资项目审批繁琐，缺乏有效的对外投资监管、制约体系，导致在一些热点市场上出现某些国内企业无序竞争，信息咨询服务欠缺，境外逃资增多等问题，到目前为至，中国还未明确跨国投资经营的整体战略、行业规划、产业倾斜政策、投资行业导向。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现极不对称性，比例为1∶0.03，而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状况为：1∶1.33，发展中国家平均是1∶0.19，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内外不均衡发展，使经济增长失去强大的拉动力。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应以项目审批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管理方式改为以管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过渡到间接的监控、监测，最终形成以企业为投资主体，中介结构为服务导向，政府宏观监控的管理体系。

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大力提升中国跨国直接投资主体的垄断优势。如技术垄断优势、产品差异优势、品牌及营销优势、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等。提高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调整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方式。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渠道。（国内、东道国、国际三种筹资渠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又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必要的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1.钟朋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五种模式比较[J].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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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篇（6）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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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21-29.

[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兰宜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17-20.

[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9]Findlay.R,"RelativeBackwardnessDirectForeignInvestmentandTheTransferofTechnology:ASimpleDynamicModel"[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92,1978,pp.1-16.

篇（7）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1]江小娟，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2]陈波，荣飞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统计研究，2008，08.

篇（8）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二、提出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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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1]江小娟，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2]陈波，荣飞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统计研究，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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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美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7.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1],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2]。

1.东亚①国家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至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通过在华设厂的方式向中国转移,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大部分的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转移到中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也转移为中国。与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相对应的是,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

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中美贸易差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几乎一直稳定在20%-30%之间;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急剧的下降(从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显然,美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盟。中国加入WTO以后,美中贸易逆差明显背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下降趋势,而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的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与徐明珠(2009)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的结论“美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越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随之扩大”是一致的。

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之间发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6年期间,美台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与此保持一致的是,美台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上,美国和香港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国香港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额比重到2006年为-0.65%。那么,美国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加总起来考虑,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差额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美国对台湾和香港的贸易差额所占比重却一路下降。与美国同大陆、香港、台湾贸易差额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2006年间,美国同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总额和贸易差额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稳定,而中国大陆对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却从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额变化在时间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贸易差额是随着中国大陆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而转移过来的。而这种差额的变化与香港、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变动趋势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一致性。

3.随着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放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国在华累计投资项目达到56610项,实际投资累计达到595.15亿美元,仅次于香港的在华投资。美国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通过FDI形式被转移到了中国,把原本由本国生产的大量商品和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和出口,并相应的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在大量最终产品返销到美国市场的同时,也扩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差额。比较典型的如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广东、福建设有10余家鞋厂,其产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销美国市场,年出口额达2.5亿美元[3]。

可见,美国在华投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的出口和对美贸易顺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优势在中国投资生产了美国国内不愿生产但又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生产加工方面的优势,采用来料加工等形式生产了特定行业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然后返销回美国。由此,美国的在华投资发生了贸易逆差转移效应。陈艳林、方齐云(2007)通过对美国FDI和中美贸易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华美国FDI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4]。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将增加1.02%[5]。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替代效应

贸易替代效应是蒙代尔(R.A.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尔认为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入他国市场,投资是对贸易的替代。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时,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就会加速[6]。不过,当前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价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有相当部分是基于这种目的到中国来的。对此,Buckl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对于国内生产,外国生产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可变成本。这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扩大的时期存在着一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由出口向在外国生产的转变是有效率的[7]。更进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enables(1995)提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但是随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大、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接近,这时跨国公司的国内和国外生产会趋同,也就是说会出现FDI对贸易的替代[8][9]。

1.随着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场效应利益和母国集中生产效应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资企业就会越来越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对华直接投资,从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在进口替代部门的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多,而这种投资是替代贸易的。而且根据Blonigen(2001)的论述,如果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那么这种效应不是渐进式发生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美资企业更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很大。

当然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进口也会有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投资必需品(如资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内,投资引致的需求没能够抵消替代效应的影响。李捷(2004)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采用中国7个行业同美国进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在进口方程中,直接投资变量前系数为负,说明在这些行业内来讲,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口贸易在短期内具有替代作用。另据调查,2004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共销售了750亿美元的产品[10],这75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作为贸易品的替代,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中国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招商引资的各项政策,使得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看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中国劳动力廉价所致。实际上,一向被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的劳动力成本已高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而且,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企业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对合格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资成本。因此,影响中国外资流入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开始下降。其实,真正影响和加快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投资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加入世贸后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保障,都坚定了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仅从中国的外资政策方面看,2007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鼓励类比原目录增加了94条,占目录的比重由原来的69%提高到73%。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的外资政策中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和跨国公司政策为引进外资的战略重点,美国大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中,更加强调和寻求中国市场的开放。

3.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技术知识溢出,金融和营销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中间商和贸易公司网络的建立,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竞争力。这种间接效应的结果一方面是使美国对华出口受到影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在中国设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出口的大量商品转化为在华子公司的生产与出口,由此美国在华生产企业能够替代美国对华出口销售;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生产的供应配套能力得到增强,国产化率越来越高,减少了对中间产品、资本品和配套服务的需求,产生替代出口效应。因此,随着美国对华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造成美国对华出口份额的进一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因此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4.从投资的行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角度分析,由于国际分工格局的转变,直接投资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现大量逆差。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在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向美国的总出口、总进口、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等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表明,在短期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替代了美国向中国的总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5]。另据美国海关统计,美国在机械设备、电机电气、家具玩具和服装等商品上对华逆差增长较快,2008年1-12月占美国对华逆差总额32.4%的机械设备(HS84)逆差额达到553.98亿美元。由此大量外资在华投资生产替代了美国的出口。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外资企业对中美贸易顺差具有促进作用,在华外商通过贸易逆差转移以及贸易替代效应直接或间接的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因素成为引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因此,我国的外贸战略特别是外资策略应当作出适时地调整。

1.从重视外资数量向强调外资贡献转变,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新技术产业以及吸收外资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技术等方面。有选择地吸收外资,并从技术、产业、环境等多个角度设立外资进入标准,注重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或者产业竞争力的带动作用。

2.进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加大对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的引资政策支持,最终抑制美国、亚洲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降低其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

3.正确处理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建立有效的投资和贸易预警机制,引导优化外资企业出口的国别结构,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避免造成投资-出口-贸易逆差的简单循环,从源头上防范外资利用的低效率。

4.促进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通过对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来减少中美之间的巨额顺差。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对美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亚艳.外资企业对中美贸易顺差影响的实证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165(3).

[2]沈国兵.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J].财经研究,200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