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论文篇（1）

场外交易市场又分为非上市股票交易的交易市场和交易所上市股票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其交易方式是分散的、议价的。非上市股票交易市场是面向中小公司的股票市场，又可以分为纳斯达克市场、纳斯达克小型市场、OTCBB市场、粉红单市场等多个层次。第三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机构投资者之间进行大额交易而作出的交易安排。

近年来，随着另类交易系统（AlternativeTradingSystemATS）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地位的确认，第四市场（TheFourthMarket）交易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希望避免向经纪人付费的大机构都可能加入这种直接交易。

图1美国证券市场的层次结构

二、美国证券市场的分级分层监管体系

美国证券市场实行分级监管，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型的监管体制。在这座金字塔的顶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整个市场进行监督，享有法定的最高权威；各州也设有监管机构，在其辖区范围内对证券业进行监督；在金字塔的中部，自律组织——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各清算公司等——监测市场的交易并监督其成员的活动。自律组织所作出的规则修订须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上市公司的监督部门、证券中介机构及社会舆论构成这座金字塔的基础，监督公司与公众的交易，调查客户申诉。

1929年之前，美国政府奉行的是自由市场原则，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很少。但在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加强监管以规范证券交易行为和防范市场风险。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标志着积极监管的开始。

（一）对交易所场内交易活动的监管

1、法律和证监会的监管

在美国，信息公开是证券监管体系的基础性原则和制度。对交易所内交易活动进行监管的核心，就是确保信息公开原则的实施。因为按照美国学者的观点，在证券投资信息得到充分披露的情况下，美国投资者都将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投资和保护方式，美国投资者都将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辩护者。而信息公开可以引导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可以消除实践中出现的大量人为操纵的投机行为。

为此，美国证券法体系建立了严密的监管规则。根据禁止证券欺诈原则，所有公开发行的证券必须按照指定的格式进行登记，禁止使用欺诈手段销售证券，否则证券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承担严重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1933年的《证券法》规定，如果证券发行人在证券发行时故意遗漏相关信息，或者做出错误披露，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投资者均可向其提出民事赔偿和罚款的诉讼。上市公司及其高级职员和公司董事、证券承销商以及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顾问都要对报送或散发的发行文件内容承担责任。如果这些披露文件在内容上有虚假或误导之处，证券发行人及其中介机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对其在信息披露中的违规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第一，刑事责任。美国联邦证券法规定，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和在场外市场挂牌的公司如果故意违反联邦证券法的注册与反欺诈条款，均可能构成犯罪。1933年《证券法》第24条，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31条都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二，行政责任。当上市公司某项行为涉嫌违法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主动进行调查，若证据成立就可以提交司法部处理，也可直接在相关地区法院，请求法院发出禁令，禁止行为人进一步违反联邦证券法，还可并处矫正性处罚，以使违法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警觉。根据法律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可以对任何违反证券法的人士发出“停止息念令”，令其停止违规行为并打消将来违反法规的念头。当上市公司的董事或高级职员违反联邦证券法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提出诉讼，禁止其继续担任该职务。

第三，民事责任。在美国证券法民事责任体系中，按主体不同，可将民事责任分为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讼的民事责任和由私人提讼的民事责任。

（1）、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讼的民事责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任何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受到“停止息念令”行政处罚的人士，均可提起司法程序，对该人士施以从5万美元到50万美元不等的民事处罚。

（2）、由私人提讼的民事责任。私人诉讼又分为明示私人诉讼和默示私人诉讼两大类。前者是指私人根据证券法上的明文规定而获得救济，受害者可直接按该法律条文的规定判决该被告承担责任；而后者是指虽然有些法律条文没有明确授权当事人在被告违反该条文而造成当事人损失时可据此提讼，但是这些条文经法院解释后可为当事人援引之并获得救济。

2、证券业的自律管理

除证券法等美国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之外，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对上市或挂牌公司违反信息披露规定的行为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处罚措施，包括批评、罚款、停市和取消公司上市或挂牌资格。

证券公司内部实行自律管理主要是由“中国墙”（“中国墙”一词相传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一次演讲中形容旧中国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的一种用语。后来被美国金融界隐喻为证券公司内部为实行自律管理而在不同部门之间构筑的一道无形屏障）制度来保证的。“中国墙”制度的具体内容是指为防止某个职能部门所拥有的特种信息传到另一职能部门被滥用而建立的一套内部规则和实施程序。在总结多年反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88年美国制定了《内部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对证券公司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一，制定信息在部门间流动的标准程序，并系统地分析在哪些情况下，可能发生对信息的滥用和利益冲突。

第二，详细规定信息隔离的具体手段和程序。例如规定任何部门的文件、计算机数据、档案等，其他部门的人员非经特别授权不得阅读；雇员在公司内部公共图书馆、餐厅不得谈论内幕信息、不同部门之间雇员不得随意调动。

第三，公司应定期、经常地检查守则执行情况，并制定突发性内幕信息泄露的应急计划。

第四，公司应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这项制度的实施和检查。并详细规定违反守则将受到的处罚。

第五，应对公司的所有交易、咨询及其他业务进行记录并加以妥善保存。

3、其他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作用

从理论上讲，“中国墙”机制有助于降低证券公司及其客户进行市场不当行为的潜在风险，是对监管机构的有益补充。但是在一个证券公司内部，信息流动很容易发生。实践中确实有证券公司（包括世界一流的券商）所设立的“中国墙”薄得像层纸，很容易被打破，因此还需要其他来自外部的监督。

美国法律对为上市公司提供外部服务的专业人员的责任规定得十分明确。专业人员负有“勤勉责任”：必须以合理的技能为公司服务；“信托责任”：必须对上市公司负有最高的忠诚责任，这个忠诚是对公司所有股东而不是少数股东的忠诚；“会计责任”：有责任向公司及其广大股东提供完整的会计账目；“律师责任”：专业人员必须向公司及其广大股东出具真实准确的法律意见。但事实上，单靠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内部自律来监督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还是不够的。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开展其业务时还要靠以下两点来保证公司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是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开展业务的基础是靠公司的声誉。由于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高度依赖于个人技能而非资本，而客户选择服务时，主要依据的也是个人声誉、品格和技能。因此这些公司一般不会因为

短期的利益而损害长期的声誉。二是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公司体制绝大多数为无限合伙制，一旦发生问题，造假者往往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在强制信息公示和民事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大量美国律师专注于为股东提供法律服务。他们运用娴熟的法律知识，紧盯着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各种披露信息寻找漏洞以谋求获取赔偿。这种外在监督的力度极大，对上市公司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

4、社会舆论监督

舆论评价与监督的“放大器”特征使得社会舆论监督对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安然事件的爆发虽然说明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还存在问题，但事件本身却证明媒体的力量有时也能扭转乾坤。

（二）NASDAQ市场的监管体系

NASDAQ市场的监管机构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第二部分是NASDAQ自身的管理机构。

1、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的监管

在场外交易领域，NASD是美国证券场外交易最主要的自律组织，该协会目前拥有近6000家会员，24457个分支机构。作为民间唯一的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它全权管理着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上的所有证券交易活动，其活动内容包括：

第一，建立和完善会员制度。它通过审查，吸收符合规定的注册经纪商或自营商成为自己的会员，进行会员注册考试、注册调查、注册审查、注册登记；要求并约束会员遵守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制定的各项规定；敦促会员在挑选董事和管理事务方面的公开化、公平化，禁止协会会员参与任何有限合伙公司的重组交易，禁止协会会员与金融部门或金融的分部门进行关联交易等。

第二，制定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在SEC的监督指导下，制定协会的规章制度和证券交易法规；防止欺诈、操纵市场的行为；监督手续费收取的执行标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等。除此之外，根据法律授权，协会对非会员而从事场外交易的证券商同样拥有监督管理权。

第三，监督、检查会员的日常经营活动。

第四，提供电子报价系统、转账清算系统和统计系统，并指导其运作。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直接管理着NASDAQ系统的运作，但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协会利用该系统引导证券投资方向和资金流向，监视场外交易中各种证券交易量和证券价格的变化，防止不法交易产生。为了避免报价的过高或过低造成市场动荡，协会对报价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具体的规定。协会经常使用最先进的在线或离线计算机系统监视的交易情况，并有权对那些从事非正常交易活动的会员公司及其注册雇员进行惩处。

2、NASDAQ的内部管理

NASDAQ的内部管理机构主要是股票巡视部和交易巡视部。该市场的管理条例规定，股票发行人必须提前向股票巡视部披露必要信息，如监管与收购、利润与特别红利、收购股权、新产品与新产品开发以及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变化等。这些提前递交的信息有利于股票巡视部评价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在某种情况下，股票巡视部甚至还可以暂停交易以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而交易巡视部则主要负责交易报告等事宜，它的职责是实时检查过高价位和错误的交易报告、在线监督和处理“锁定”与“交叉”市场等。

美国证券市场在场外交易中采用自律管理的监管体制有几点原因：一是由证券从业人员组成的自律机构更加贴近市场，更加熟悉市场的运行规则和市场存在问题的根源，监管效率更高。二是自律组织对于市场一线的违法行为能做出更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三是管理的范围一般要大于政府监管部门，对某些法规触及不到的领域更有实用性。四是行业自律能充分推动市场创新和竞争意识，有利于市场的活跃。五是自律机构在一定范围代替政府部门的一些微观监管行为，可直接减少监管成本，改善监管失灵问题。

3、对做市商监管要求

由于做市商的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NASDAQ市场的效率，所以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制定一系列规则，对其做出了规定和限制。

第一，禁止做市商限制竞争行为。为保证市场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开放、公平，NASD制定了以下几项做市商行为限制：禁止做市商与其他会员公司或相关个人合谋控制价格、交易和成交报告；禁止做市商指使或要求其他做市商撤销或更改他们的报价，使之与自己的报价协同；禁止做市商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威胁、骚扰、恐吓以及其他不当的行为以影响其他做市商、会员公司或会员公司相关个人。

第二，做市商尽职义务。根据NASDAQ市场规则，所有的经纪商和做市商必须为客户承担尽职义务。也就是说，所有客户或与客户的交易必须尽可能以当时市场上最有利的做市商报价成交。

第三，禁止做市商利用信息优势“提前行动”。如禁止做市商在得知一笔大宗交易即将成交的非公开信息时，在相应的期权上作套利交易（或者得知大宗期权交易的非公开信息以后在相应的股票上作套利交易）。协会对做市商在出版有关证券研究报告之前，故意调整相关证券存货头寸的行为也作了相应的限制。此外，协会建议做市商在内部建立必要的内控制度，将研究部门和相关部门分开，防止交易部门利用提前知悉即将出版的研究报告内容的优势，故意调整相关证券存货头寸，没有建立这种内容制度的做市商将要承担举证责任。

（三）OTCBB市场的监管

OTCBB只是一个由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监管的报价服务机构，并不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因此，它主要监管对象是做市商而不是证券发行商。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主要对做市商的报价信息和交易活动进行监管。例如，规定所有做市商必须在证券交易后90秒钟之内通过ACT系统对交易情况进行公布。

OTCBB市场最初开始运作时，对挂牌公司的信息采取的是完全自愿的方针，并不作强制性的要求。挂牌公司只需向做市商提供自己的财务数据即可。在发生几起恶性欺诈事件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1999年1月4日起证监会制定了一项新规定（新规定名称为EligibilityRule）：在OTCBB上市的公司必须定期向证交会公布其财务季报和年报，凡是不能按要求提供报告的公司，将有一个月的警告期，警告期满尚不能提交者，其股票便被从OTCBB上删除，下降到次一级市场粉红单市场上交易。1999年7月，3187家公司由于逾期未向美国证交会申报财务状况而被摘牌。

（四）粉红单市场的监管

与OTCBB不同，粉红单市场不属于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而是隶属于一家独立的公司。粉红单也仅是一个报价服务系统而不是交易服务机构，在该市场上交易的股票没有任何财务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粉红单市场是美国唯一不需要进行财务信息披露的股票市场，如果说在这个市场还有什么监管的话，那就是粉红单市场也实行做市商制度，在对做市商的监管方面，粉红单市场与NASDAQ市场、OTCBB市场都是相同的。

三、有关结论

如前所述，美国证券市场不同层级的监管方式和严密程度也是不同的。在市场宝塔的顶端，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受到了最严格的监管。监管采用的是法律规范、集中式的证监会监管、舆论监管以及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交易商、中介机构以及各类专业人员，都受到了全方位的监督；随着宝塔层级的降低，来自外部的监管力度也逐级下降。NASDAQ市场主要由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负责监管，除对上市公司有一定的要求之外，监管侧重于做市商；OTCBB则主要对做市商的报价信息和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对上市公司没有挂牌要求，监管仅限于要求上市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提交财务报告；位于最底部的粉红单市场则几乎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监管，基本上完全依靠行业自律进行治理。

这种分层监管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将有限的监管资源用于保证对最有可能影响公众利益的市场的监管能力。同时尽管某些市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监管，完全依靠市场参与者的自我约束来维持交易秩序，但在严格而完整的法律特别是民事追究制度下，挂牌公司、证券商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行为还是得到了有效约束。

相比之下，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这种分层监管的体系，证券市场的监管责任几乎完全由证监会承担。受监管成本和能力的限制，管理层不得不对开放新的市场领域十分谨慎，从而进一步固化了证券市场的畸形结构，使得中国证券市场长期仅有交易所一个层次，不仅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而且加大了市场风险。

技术经济研究部

张元（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

张承惠

附录

美国证券市场主要法律法规

1、1933年证券法

针对发行市场而制定。其核心是要求发行证券的公司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制止证券发行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其内容主要包括：要求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必须向SEC申请注册，注册的目的是将有关发行公司及所要发行证券的主要情况充分而准确地向公众公布。有关事实必须真实、可靠，没有虚假信息、重大信息遗漏、误导行为等情况。那些因购买证券而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如果能够证明在证券的注册陈述和发行说明中有重大遗漏或失实，将具有追回损失的权力。对投资者负有责任的包括：发行公司、公司的主管、证券承销商等，美国政府不通过对证券质量的审查来决定是否有内在价值。

2、1934年证券交易法

针对二级市场而制定。其目的在于保证证券市场的公正与秩序。其内容主要包括: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对全美证券市场的监管;对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商实行注册制度并要求证券交易所对证券市场实行自我监管;上市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制度;严禁内幕交易等。

3、1935年公共服务控股公司法

针对公共服务业的控股公司而制定。目的是防止一些公司利用控股方式垄断公用事业，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该法要求任何一个从事公共服务业的控股公司都必须到SEC注册，提交定期报告，其内容包括公司组织结构、财务状况、经营活动、子公司状况等;控股公司发行证券必须经SEC的审核和批准;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所进行的公共服务资产和证券的收购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等。

4、1939年信托合同法

该管辖的对象为:金额超过750万美元，根据信托合同公开发售的债券、债据或其它类似的借贷性证券。另外对信托合同的担保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5、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

该法规定了投资公司的行为规范，要求投资公司必须公布其财务状况和投资方针以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活动的全面资料，使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有充分的了解。该法规定，不论个人或公司从事有关证券投资咨询业务，都必须向SEC登记注册，在SEC的指导下经营业务。

6、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

证券监管论文篇（2）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燕洪，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市场纪律———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的模型解析特区经济

证券监管论文篇（3）

论文摘要:目前，在我国对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作用越来越重视，本文在分析自律监管的优势，以及我国证券交所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对我国完善证券交所的自律监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思考。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10多年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现行证券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市场自律监管为补充的监管制度。但由于现在政府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致使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同时自律监管的作用发挥很小，所以大力加强自律监管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主要有三方面组成，即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笔者认为我国的自律监管应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为主要力量，本文将主要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必要性和优势

首先，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具有更高的监管效率。证券交易所直接贴近市场，熟知市场变化，能够及时的了解证券市场中的股票的交易信息、股价的波动，发现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可以强制上市公司进行持续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对自律监管及时作出调整、改变规则和措施。

其次，自律监管在作用空间上更为宽泛。法律具有刚性，政府监管必须依赖法律规范对市场进行管理，而法律不能完全调整到市场中的全部间题，由于这种性质就决定了政府监管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市场中的每个角落，肯定会存在政府监管的灰色区域。所以在这些政府监管与法律规范无法调整的领域内，政府监管的效果不言而喻。而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在政府的刚性管理之外，施加道德、行业和伦理标准的约束。

再次，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专业性。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前线，要有效迅速的处理市场的各种情况，就决定了自律组织必须储备着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必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的证券市场操作经验，同时要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对市场中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能够熟练的运用证券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决定了自律组织相对于政府监管更具有专业性。

最后，自律监管还更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第一线，可以迅速及时地随市场作出反应，采取行动，从而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具体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独有的自律监管，把证券交易所作为我国证券自律监管的主导力量。然而现实中的证交所的自律监管职能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且存在很多阻碍其有效发挥的障碍:

(l)由十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很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2)由于股市的发展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巨额的税收，可以大力推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沪深两地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相互抢夺上市公司的现象相当严重。

(3)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实行会员制不利于证券交易的公正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随之加大，容易形成市场垄断，这些都导致证交所的很多自律监管职能到不到有效的发挥。

(4)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三、关于加强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作用的思考

正如由上所阐明，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使之成其为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将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和谐构建。具体来说可以作以下方面的尝试:

(1)要强化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必须从监管理念上人手，从根本上消除证监会把证交所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的监管理念，树立证交所是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力量。

(2)完善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组织形式，对证交所的权利实行法定授权，进一步明确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职能分工，明确证交所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真正将证交所作为一层独立的监管主体。

(3)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权力。证券交易所自主决定其人事安排，比如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由其理事会选择后再报证监会批准;给与证交所更多收益方面的自。

(4)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境外的先进经验，改革我国证券交易所现行的组织形式，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

证券监管论文篇（4）

利用证券进行投融资活动，资产证券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证券投资活动具有规模大、流动性强、涉及面广、交易环节多、高风险与高利润相伴且同样难以预期等特点。而证券投资安全问题则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证券投资安全、金融风险防范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而为世界各国所关注。199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从立法宗旨、价值取向、法律调整范围到具体制度的设计，都突出了对证券安全的维护。

1.《证券法》中维护证券投资安全的价值取向

作为一部调整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法律，应确立下列价值:一是证券投资安全。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交易安全，其含义不在于消灭证券市场的正常商事风险，而在于将市场风险限制在一定幅度内，提高市场风险的可预期性。我国《证券法》第19条专门进行了风险提示。证券法所努力追求的就是消灭证券市场正常风险之外的系统风险和道德风险。二是交易效率。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效率主要表现为成交速度、资金流转速度和交易频率。三是市场广延度。即市场主体能够利用证券这一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投资活动的可能性，通常表现为证券品种的多寡，企业发行证券条件的宽严程度。若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条件宽、证券品种多，则不仅能满足大企业、而且还可满足中小企业的证券融资需求，满足不同层次的投资需求，这样市场广延度就高。

上述三个价值中，证券投资安全、交易效率和市场广延度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我国《证券法》突出了对证券投资安全价值的强调。首先，我国《证券法》没有像多数国家证券立法那样给“证券”下定义，而是在第2条里有限地列举了股票和公司债券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规定其发行和交易适用《证券法》。而政府债券的发行交易不适用《证券法》。“国务院依法认定”，为国家限制《证券法》适用范围提供了依据。其次，第10条规定了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目前，实践中证券发行尤其是上市交易的额度管理仍十分严格，证监会通过控制证券发行上市额度进而控制股市容量，控制证券市场的广延度。第29条规定境内企业境外发行或交易证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对国际证券融资进行了限制，这虽不利于利用国际资金，但却有利于避免国际资金、尤其是国际游资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冲击，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再次，第32条、第33条，规定了证交所公开集中竞价的挂牌交易方式，排除了我国目前尚不成熟、不易管理的柜台交易方式。

另外，《证券法》第35条规定现货交易，排除证券期货(包括期权、期指)的交易。第36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第106条规定了T+1的交易方式，而没有采用T+0的交易方式。上述这些规定显然与证券市场已经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的证券制度不同。我国《证券法》的这些规定虽然在局部、短时期内有损交易效率，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2.信息披露制度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法》的“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中，公开原则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是证券投资安全的保证。其含义不仅是证券市场的每一个参加者，即证券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还包括对证券市场能够有影响的其他主体，如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政府行为的信息公开。也就是说，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每一主体的行为，都应当是公开的，每一主体都可以依法得知其他主体的行为信息，并根据信息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只有在充分完全信息下，才能展开公平的博奕。《证券法》的公开原则表现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信息披露制度。

(1)发行核准程序公开(证券监管行为公开)。《证券法》第15条规定: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6条规定: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申请作出决定的期限为三个月，不予核准或不审批的，应当作出说明。上述规定结合行政处罚法听证会制度，对公开政府证券监管行为提出了要求。

(2)发行前的信息披露。《证券法》第17条规定:发行人应当在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或者经审批后，在证券公开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3)证券上市交易公告。依据《证券法》第45条、第47条、第48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股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经核准的股票上市的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这些文件包括:上市报告书，申请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公司营业执照，经法定验证机构验证的公司最近三年、或者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证券公司推荐书，最近一次的招股说明书。并公告下例事项:股票获准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日期，持有公司股份最多的前十名股东的名单和持股数额，董事、监事、经理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及其持有本公司股票和债券的情况。

根据《证券法》第54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人应当在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公司债券上市报告、核准文件及有关上市申请文件，并将其申请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4)持续信息公开。《证券法》第60条、第61条、第62条分别规定了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的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重大事件临时报告制度，第59条、第63条规定公告的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有责任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信息披露。《证券法》第41条规定了股东大额持股报告制度，第79条进一步规定了股东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报告、公告制度。投资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以后，通过证交所的证券交易，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增加或者减少5%，应同样进行报告和公告。报告和公告的内容包括:持股人的名称、住址，所持有的股票的名称、数量，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在报告期间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3.中小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的特殊保护

对中小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的保护，是《公司法》、《证券法》的重要内容。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侧重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形成、小股东自益权和共益权的赋予和行使方面。如小股东通过累积投票权的方式推选董事、小股东对董事会决议瑕疵的异议权、诉权的享有和行使等。《证券法》对中小证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则侧重于证券市场的交易环节。

首先，《证券法》禁止通过单独或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其次，《证券法》还将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视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非依有关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定，不得买入或者卖出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证券，并且不得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这些规定有利于克服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证券交易中的不公平竞争，从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另外，在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中，也强调了对中小证券投资者的保护。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可能侵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主要有三:一是大股东主宰收购过程，迫使中小股东放弃股权。二是大股东与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代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串通，侵犯中小股东股权。三是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代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从自身职务利益出发，不管收购的“善意”1与否，违背中小股东意志，以种种反收购措施抵制收购，从而侵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致使资金不能自由流动，资本得不到有效配置。

我国《证券法》在上市公司收购一章中关于中小股东的保护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针对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前两种情形。至于抵制收购制度，目前西方各国的规定差别较大，有的国家较为宽松，有的国家较为严格2，而我国《证券法》对此问题尚无规定。因此，对抵制收购操作实务中的违规现象、争议纠纷，就很难给予合理合法的解决，极易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如1993年我国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事件——“宝延风波”中，“延中”以“宝安”犯规为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1995年“北旅、江铃事件”之后，深圳发展银行针对收购，在公司章程中对增持股份新制订的报告、批准条款，虽有利于阻止“恶意收购”的情况，但却阻止了“善意收购”行为3。为了切实保护中小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广大小股东的利益，我国法律有必要对反收购的原则、范围以及方法加以具体规定。

在论及抵制收购制度中对中小证券投资者的保护问题时，就不能不涉及到联合收购4问题(或称为联手收购)。我国1993年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8条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30%时，就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该条立法意义是说计算某个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是否达到强制性收购要约的法定比例，不论其是“直接持有”的、还是通过其他相关公司“一致行动”“间接持有”5的，都应视为一人持有、合并计算。显然，该条规定有利于防止某些收购方为节约收购成本，规避执行强制性收购要约的法律规定，采取联合收购的情况，更有利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尽管“这一规定对于执行强制性收购要约及大股东的报告义务，防止联手收购行为非常重要”，但是，对联合收购行为“用‘直接或间接持有’等表述方式加以规定，这不利于证券管理部门对此类行为实施准确有效的监管。因此，在未来的《证券法》中，应对这一行为的概念、范围及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6。遗憾的是，我国新颁布的《证券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却在第81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该条与《暂行条例》相对应的第48条相比，使人不能不感到是一种倒退。

4.强化对证券机构的监管与证券投资安全

证券市场最大的系统风险源自于证券机构。亚洲金融风暴离不开金融证券机构的炒作，巴林银行的破产曾引起欧洲经济的震荡，而银行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内部风险管理的薄弱。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证券公司等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把它作为防范金融风险，保护证券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首先，我国《证券法》第6条规定了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的金融体系制度。并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这一作法虽然与当今世界各国全能银行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却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业务刚刚起步，内部管理和政府监管经验不足的现状。

其次，为加强监管，《证券法》规定了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业协会等特殊法人制度，其中与保护投资安全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1)风险基金制度。证券交易所应当从其收取的交易费用和会员费、席位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设立风险基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设立结算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应存入银行的专门帐户，不得擅自使用。证券公司应从每年税后利润中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证券交易的损失。

(2)经纪类证券公司与综合类证券公司分离，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与经纪业务分业管理制度。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帐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按户分帐管理，如实进行交易记录。

(3)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证券公司的对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的规

定倍数，其流动负债总额不得超过其流动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其具体倍数、比例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这一规定要求证券公司能够以一定金额的自有资产作为债务的担保，防止证券公司因资产状况恶化而危及证券投资安全。

随着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深入进展，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我国证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范围越来越广，参与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投资意识、金融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是，我国的证券业发育尚不成熟，立法也不够健全，对证券投资安全的保护无疑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实践证明，在我国证券业高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涉及到证券投资安全。作为证券法核心价值之一的证券投资安全，无论是从证券投资的专业技术性，还是对各阶层利益影响的广泛性，都愈来愈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认真审视社会主义特定条件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与发展，对证券投资安全规范、完整的立法、司法保护亟需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注释:

1上市公司收购就双方的协商一致与否，可分为“善意”与“恶意”两种情况。“善意收购”一般指被收购方接受收购方提出的收购建议，并就收购条件、出售价格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平和完成收购的情况。“恶意收购”一般指被收购方反对收购方的收购意图，或双方对收购条件、出价等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发生收购与反收购争夺的情况.

证券监管论文篇（5）

证券市场监管目标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所谓证券市场的监管目标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目的和任务，是监管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效率，营造一个高效和公平的市场环境。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市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从而实现公平和效率。

证券市场本身固有的特征使其同其他市场相比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首先，证券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负外部性。在证券市场上，由于资本被高度抽象化和虚拟化，资本交易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价格变化和交易速度极快，市场风险会很快殃及货币、外汇等其它金融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其次，证券市场存在着竞争和信息的不完全性。证券市场极易产生垄断，从证券供给的角度来看，一家公司仅能发行本公司的证券，而不能发行其他公司的证券，证券的发行过程排除了竞争。从证券交易的角度来看，只要证券发行和上市交易的数量是有限的，某些势力强大的投资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大量的购买或抛售某一公司的上市证券，影响或控制某一证券的交易价格。证券市场又具有信息不完全的特征，其表现为：信息不充分，由于信息具有共享的特点，不付出任何成本的市场主体也可以通过“搭便车”分享信息的收益，因此市场本身必定不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处于信息弱势者的地位，容易遭受到信息优势者（上市公司、券商）的欺诈。

虽然负外部性或不完全性在其他市场上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证券市场的负外部性和不完全性同其他市场相比不仅表现得更为强烈，影响更为严重，而且仅仅依靠市场本身也无法解决。比如，由于个别行为主体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使得证券市场的负外部性，不能象其他市场那样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加以补偿，所以政府必须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管和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限制和消除市场失灵的不利影响，从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由此可见，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和干预具有普遍性，不仅不成熟的市场需要监管，成熟的市场同样需要监管。然而，正如矛盾的普遍性并不排斥矛盾的特殊性一样，证券市场的监管目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也将具有不同的特点，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目标

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时间较短，同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其市场缺陷更加明显，市场的效率水平较低，克服市场缺陷，提高市场效率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主要任务。同时，我国证券市场所面临的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除了必须完成上述一般的目标以外，还应兼顾其他一些特定的目标和任务。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由于投资者处于信息弱势者的地位，所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券市场监管中带有共性的问题。1998年9月，国际证监会组织在其制定的《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中指出，证券监管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护投资者。然而，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保护投资者的意义显然也是不一样的。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完善，投资者比较成熟，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较强，他们的合法权益较不易受到伤害和侵犯。近年来，买者自行小心，投资者应对自己的买卖决策负责的观点在西方较为流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上，情况则大为不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投资观念的不成熟，使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伤害。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正是这样，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一股独大、大股东放肆侵占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以及上市公司弄虚作假、投资机构坐庄造市的重大事件，已充分证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己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实现公平和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只有将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才能够保证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完善。

推动市场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容量较小，市场中介组织的数量有限、服务层次较低，市场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投资者不成熟，市场参与者行为的规范程度和自律能力较差。上述一切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成分较浓，市场风险很大，市场功能不能够正常地发挥。所以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重大，任务繁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市场缺乏充分发育的必然结果。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不断地推动市场的发展，引导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之外，是没有其他的途径可走的。对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来说，监管和发展是相行并重的两大任务，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够将两者对立起来。故此，推动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也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不但要坚持严格执法的原则，而且还要考虑按市场的发展进程来制定规则，注意保持市场的相对稳定，营造一个有利于市场发展的良好环境。

当然，证券市场的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既包括规模的扩张，也包括市场体制的健全，既包括数量的增长，更包括质量的改进。故此，我们在实施监管、促进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不断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更要注重提高市场的质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推动市场发展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下力气促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

促进市场的诚信建设和市场自律功能的完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没有诚信的、参与者缺乏自律的市场，就肯定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市场参与者的诚信和自律，是监管有效率的基本前提。如果市场参与者普遍缺乏诚信和自律能力，必将大大地提高监管的边际成本，降低监管的边际收益，再加上法不责众的压力，监管很可能会流于形式。长期以来，我们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政府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一种家长式的父爱主义，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证券市场诚信和自律的普遍缺失。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失信的成本很高，充分的市场竞争和信息传播，将使失信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由于竞争的不充分、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市场本身对失信的惩罚力度很弱。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大投资者弄虚作假、欺骗中小投资者不能够受到及时和有效的惩罚，中小投资者用手或用脚投票的权利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故此，我们必须将促进市场的诚信建设和市场自律功能的完善作为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大力培养市场主体的自律能力，加强对失信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的违法犯罪活动。

培育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

由于特殊的历史的原因，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政府的一手扶植和推动下形成和发展的，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也或多或少的带有国有企业的色彩，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们在实际上也是将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筹集资金。这种情况，使得大多数投资者的主体责任意识淡薄，许多人甚至认为，政府应该对他们的投资后果负责。这种情况，已经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功能优化造成了巨大的障碍，隐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在实施证券市场的监管过程中，也必须将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培育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提高投资者对证券产品、投资风险的认识，使投资者清楚地了解市场各个层次参与者的功能和责任，以增强其主体责任意识，自觉自愿地为自己的投资行为和投资后果负责。

证券监管论文篇（6）

基金关联交易的产生

一、基金交易中的三个主要关系人及其法律地位

证券投资基金起源于信托，是专业机构汇集资金为受益人利益進行专业理财的一种方式，美国称其为“共同基金”，英国和我国香港称之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我国台湾称之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国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统编教材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通过发售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集合投资方式”，下文所称“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从基金的定义来看，基金涉及四个关系人，但由于基金投资人和基金持有人往往是同一人，因此，基金涉及的主要关系人实际上只有三人，即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一般认为，由于基金持有人享有基金收益权，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益人；基金托管人持有基金财产，根据信托依附于信托财产法律上所有人一一受托人，无财产即无信托的原则，托管人即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托人；但是对于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论断。

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自愿建立的一种私法关系，由于基金管理人均在契约中（公司型基金是顾问契约，契约型基金是信托契约）承诺为了投资者利益从事投资活动；并且，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基金持有人不得不接受基金管理人投资行为的任何后果，因此，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信赖义务，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即法律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对基金管理人苛以自愿关系中最严格的当事人行为标准—被信任者标，基金管理人必须无私地、忠诚地为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行事。大陆法系继受了英美法系中的信托法，但是没有引入被信任者法，对于基金的三个主要当事人的关系，大陆法系主要是从信托法的角度进行定义。日本引入了二元结构论，认为基金管理人具有双重身份。从信托法上讲，基金管理人相对于基金托管人是委托人；同时，相对于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又是受托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平行受托人。

虽然大陆法系中未提到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但是，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也对作为受托人的基金管理人提出了履行信赖义务的要求，如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在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时要恪尽职守、诚实信用。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应当为证券投资信托受益人之利益，忠实执行有关证券投资信托之指示“。虽然在不同的法系中，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但是，无论是从被信任者标准还是从对作为受托人的特别规定中，都可以看到，基金管理人由于其是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均被施以信任，并被要求在管理基金财产中以基金持有人利益为先，不得牟取私利，也就是要求基金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

二、关联交易的引出：利益不一致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是理性的，孜孜所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所有权及其派生权没有分离时没有利益冲突，一旦所有权与其派生权分离，则权属占有方由于利益不一致必然产生冲突。在基金交易中，基金持有人是基金财产的真正所有人，谋求从基金财产中获取最大利益，基金管理人是专业资产管理者，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经纪手续费收入、承销手续费收入等其他收入；即便其只进行基金管理，其收入可能来源于正常的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其他灰色收入，如回扣收入。既来源于甲基金管理费收入，也来源于乙基金管理费收入。因此，在基金财产的管理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利益不一致，当基金投资交易既涉及到基金又涉及到基金管理人，即出现关联交易时，基金管理人可能为图私利而令基金持有人遭受损失，如基金管理人可能通过二级市场操作向股东输送利益、进行不必要的交易为经纪商制造交易量指标和创造收益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投资基金资产的换手率曾达到东京股票市场平均换手率的2倍，高换手率就曾给按股票交易量固定比例收取佣金的证券公司带来巨额利润。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忠实义务，在基金运作中必须以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资产管理，但由于对基金财产权属的不同，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不一致，因此，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即关联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动机和条件……为维护市场的公正、公平，防止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管理和规范。

实践中，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侵害不仅表现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也表现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的间接交易，因为其他可以影响基金管理人的人士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也可能通过它自己影响或控制的公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也属于基金关联交易，也属于监管者的监管范围。

关联交易监管之比较

简单地讲，所谓关联交易即是指关联人士之间的交易。通常根据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将基金关联交易分为三种“：（1）本人交易（principaltransacnon），即在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互为对手方，且前者以本人身份出现。（2）共同交易（joint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处于同一方，与第三方进行交易，且前者一般以本人身份出现。（3）交易（agency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以基金人的身份参与交易。

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它既可能产生正面效益，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相对于外界，关联方之间的信息相对充分，关联方之间可以根据彼此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达成协议，促使供求平衡，节约谈判成本和寻找成本，产生“生产剩余”或“消费剩余”；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外界与关联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关联方可能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即产生道德风险。正是由于关联交易的双重性，在监管中不能将所有的关联交易都禁止，而应区别对待。

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成熟市场国家（地区）主要是通过纵向确定关联人士范围和横向列举限制性关联交易进行规范的。

一、关联人士范围的对比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为：（1）直接或间接拥有基金管理人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2）被基金管理人拥有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3）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人、被基金管理人控制的人或与基金管理人共同被第三人控制的人；（4）基金管理人的管理人员、董事、合伙人或雇员“。

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将关联人士限定为：（1）直接或间接实际拥有基金管理人普通股本20%或以上的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基金管理人总投票权20%以上的人士或公司；（2）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3）任何与该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4）上述所界定公司及该公司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香港与美国对关联人士的定义框架较为相近，二者都是围绕与基金管理人有关的法人和相关自然人来确定关联人士的范围。相对来讲，美国更强调股权和控制权，从对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支配能力方面来界定关联人士，并分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级（控制基金管理人的法人）、同级（共同被第三方控制的法人）、下一级（被基金管理人所控制的法人）关联法人；但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限定较窄，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中的重要工作人员。香港对基金管理人的定义偏重股权概念，但是不强调对股权的所有权，而是注重对相应股权表决权的运用；在关联人士层级方面，香港虽然仅特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层级和同级关联人士，但是将与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均作为关联人士，而不管此关联人士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关联法人范围较宽；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香港的界定依据定义的关联法人范围也较宽。

日本对关联人士的界定主要是限定为法人或团体，不包括自然人。《关于证券投资信托之委托公司行为准则的大藏省令》规定关联人士指：（1）该法人等的原任高级管理人员（指董事、监察董事，含理事。监事及其他相当此类职务者）或雇员，以及现任高级管理者或雇员担任该委托公司高级管理人，且持有该委托公司的股票者（仅限附带议决权的股票）；（2）属于上述法人之母法人者及子法人者。日本从由自然人引起的关系来定义关联人士，主要是缘于日本的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

台湾法受日本影响较大，对于关联人士的界定也是仅限于法人和团体，没有自然人，并且范围较窄：韩国的企业虽然也以家族企业为主，但其定义的关联人士主要指自然人（如公司管理层、经理或雇员等）而非法人。

二、关联交易限制的比较

对于关联交易的限制，不同国家（地区）规定迥异。相对来讲，各个国家（地区）都非常注意防范本人交易和交易引发的不公平交易，但对于共同交易的监管则限制相对较少。

1.本人交易。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将禁止性的本人交易分为买人、卖出和借贷三类，原则上禁止以下交易：（1）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出售证券或其他财产；（2）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购买证券或其他财产；（3）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借人资金或其他财产。立法上特别强调主观要件——故意（knowingly），因为多数情况下证券交易是通过电脑系统撮合成功的，不知道对手方是谁，但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由于拥有信息优势而主观故意作为，则很难证明交易价格对于交易标的是适当的（如交易标的可能存在瑕疵）、对于交易双方是公允的（如一方可能被蒙骗）；美国的基金主要是公司型基金，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公司（或其控制的公司）借贷则会造成资金抽逃或占用，致使其他股东——基金持有人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对此行为予以禁止。由于《1940年投资公司法》对禁止性本人交易规定得较广，本人交易受到较大限制，基金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率受到损失，因此法律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本人交易可以申请豁免。但由于市场时机稍纵即逝，申请豁免的程序却较为冗长，因此，SEC又规定了可以免于申请豁免且不受《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限制的本人交易的条件，即：（1）证券卖方收到的惟一对价为现金；（2）交易价格是“独立现行市场价格”；（3）不必支付佣金；（4）交易符合基金政策；（5）基金的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的多数，采取合理设计的程序以保证对本规则其他条件的遵守；（6）董事会每年审查该程序，每季审查这种交易；（7）基金保存这种交易的书面程序和记录6年以上。其实质就是在交易内容合法的情况下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得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同时发挥董事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可以看到，美国基金监管方式是由禁止到部分行政审批再到部分内部审批的变化过程，其目的是在防范风险、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下，尽力维护交易的经济效率。

香港在基金发展中更注重市场作用，行政监管较少。对于本人交易，香港没有特别的禁止性规定，只是对部分本人交易进行了有条件限制，即本人交易需获得受托人同意才可进行，并且强调进行信息披露。具体来讲：（1）代表基金认购承销股票，须经受托人同意，若基金管理人因此获得任何报酬，须归还基金；（2）如基金资产存放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一般商业存款利率；（3）基金进行的所有交易必须按照正常的交易关系进行，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必须事先得到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所有这种交易须在基金年报中公布。

日本虽然在关联人士的定义中没有包括关联自然人，但是在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中还是考虑了关联自然人。对于本人交易，日本法基本上分三个层次：全面禁止、部分禁止和不禁止，《证券投资信托法》禁止基金与基金管理人及其特定关联人士、董事和主要股东之间发生证券交易或证券借贷（前者向后者出借）；对于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下的两个基金之间的交易，大藏省确定仅是禁止其间的不公平交易或操纵市场的交易；除此之外，大藏省未规定禁止或有条件禁止的本人交易一般不受限制。总体来讲，日本法律对本人交易的限制区域较窄。

2.共同交易。

对于共同交易，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主要是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SEC要求所有涉及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的共同交易只有得到SEC的事先批准才可以进行，否则一律禁止。在此规则出台的初期，SEC曾禁止了大量的共同交易，但后来SEC对共同交易的监管采取了与对本人交易监管同样的方法，即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共同交易可以豁免。SEC对可豁免的共同交易的要求主要是，当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时，二者应当获得同样的交易条件，并且这种交易应由独立董事审查或批准。在实践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并非一定与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才有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只要是二者存在同向的利益关系，就可能出现利益争夺或厚此薄彼的现象。因此，为全面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法院和SEC均从广义角度解释共同交易。

共同交易中更为典型的交易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两只基金同时购买同一只股票的情形。此时，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是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两只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具有共同利益，基金管理人面临如何在两只基金中分配所购股票的问题。对此，通行的做法一般是按比例平均分配，美国SEC也基本上持此观点，即采用所谓的捆绑指令（bunchingoforders）。但是SEC强调对捆绑指令的事前书面披露，并需获董事会批准，同时，SEC并不排除采用其他分配方法。对于其他类型的共同交易，各国（地区）规范的比较少。

3.交易。

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直接充当基金人角色，也可能充当为基金选择人的角色，亦或是担任交易对方人的角色。对于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典型的如经纪商的选择，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自己做基金的经纪商，直接从基金财产中收取手续费，也可能代基金选择经纪商，并应经纪商要求进行某些操作以从经纪商处获得好处。经纪商的佣金收人与佣金费率水平和基金买卖证券的交易量正相关，因此，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约定相对较高的佣金费率或者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从而图利自己，或者在选择经纪商时，将上述的高额佣金收人让渡给经纪商，自己从经纪商处获得回扣。这两种做法都违反了基金管理人所负有的忠实义务，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一般国家（地区）对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的这种行为都进行了规范，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e）规定，对于在集中式交易所进行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通常的和惯例的水平；对与次级分配有关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卖价的2%.日本则更关注不必要的频繁交易，但实践中对于不必要交易的频率的判断很难。香港从价和量两方面进行限制，一方面规定佣金费率需符合惯例，并须披露；一方面要求非经主管机关核准，每个经纪商负责的交易不得超过基金年交易价值的50%.台湾《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明确规定基金买卖有价证券时，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不得收取经纪商退还的手续费或其他利益。

另外，美国法特别考虑了经纪商向基金提供研究服务或其他优惠条件的情况。出于对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的遵守和防止价格恶性竞争，经纪商通常都会保持交易佣金水平，但是为了吸引客户进行交易，往往私下里为客户提供一定的优惠，如提供研究报告及其他优惠等。这种优惠一般采取非现金形式，因此，被称为“软美元”（softdollar）。在“软美元”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以利用经纪商提供的研究报告等服务于其他与此基金无关的交易，从而令自己受益，并且也可能为图利自己而没有为基金寻找到具有最优价格的经纪商，从而相对增大基金持有人的成本，违反信赖义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软美元”交易都是不合理的，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正常的基金“软美元”交易提供了避风港。《1934年证券交易法》认为，当基金管理人是善意的，并且经纪商的佣金比率相对于其提供的经纪与研究服务是相符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免责。

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交易对方的人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担任证券承销商的情形。为防止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倾销滞销的证券，《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0（f）一般性地禁止这种关联交易，但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关联交易，SEC根据该法的授权对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之间的关联交易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豁免。简单来讲，豁免条件是：（1）所发行的证券必须是根据《1933年证券法》注册的证券、合格市政证券、合格海外发行证券。这些证券通常需要对外披露大量信息，信息透明度高，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利用这种证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的概率较小。（2）基金必须在承销期开始的第一天结束前购买，购买价格不得高于其他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承销商业务相比，主承销的佣金、价差或利润必须公平合理。（3）该证券的发行方式必须是包销。（4）这种交易的操作程序及其修改必须得到基金董事会和独立董事的多数批准，基金董事至少每季应对上述交易进行检查。（5）这种交易每半年以FormN-SAR形式向SEC报告。豁免条件的初衷主要是从信息公开和交易公平的角度来规范，减少禁止性规定对正常交易的遏制。与美国严格的条件豁免不同，英国和香港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定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需获得基金受托人或代管人的事先批准，否则，承销商从关联交易中获得的任何报酬归基金所有。日本法对于承销商关联交易的管制较为宽松，一般不禁止，只有承销商向基金出售滞销证券时才予以禁止。

从上面对基金关联交易监管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各国（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松紧不一，监管方式也不尽相同。这与这些国家（地区）法律环境、监管理念、基金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相对来讲，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以判例法为主，偏重根据法律原则，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较为细致、灵活；大陆法系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主要依靠成文法，监管线条相对较粗。但是，即便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内部，由于监管理念的不同，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具体监管手段也不同，如美国除了法律限制之外更多地依靠SEC的行政监管——审批、豁免；英国在监管中更主张自律监管，更多地倚重董事会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检查，或者是充分尊重当事人——受托人的意愿，多数关联交易只要事前获得受托人许可，法律不予禁止；香港法律和监管理念传承英国较多，因此，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中与英国有类似之处。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基金业越发达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越细致。美国是基金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基金监管最细密的国家。基金监管政策的制定受制于监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对于基金业不发达的国家（地区）来讲，监管经验少、监管成本高，因此，一方面不可能对基金关联交易做细致的区分，监管框架较粗，一方面为了促进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维持经济效率，也不能够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过多、过细的限制；反之，基金业发达的国家（地区），监管者积累的经验较多，监管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细致区分，同时，为了促进市场效率，也有必要对关联交易进行区分，实行分类监管。

完善对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

我国基金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1998年到现在短短的6年时间已发展至300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规模，但是相对于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我们仍处于发展初期，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方面，我国的制度建设仍然比较落后。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系统的制度规定，只是在《基金法》“和《证券法》‘牛有所涉及，但都限于非常明显侵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并且规定得比较粗糙，随着基金业的发展，基金的关联交易会越来越频繁，对于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保证基金业健康、稳定地发展，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系统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现有的监管方式要么对于监管的范围定义得较为宽泛，并对具体关联交易予以区分，如美国；要么采用禁止性限定，并尽可能地缩小管制范围，如日本、台湾。就监管手段而言，则要么倚重行政审批，要么自律为主，但都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就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而言，由于现有法律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管制较少，监管部门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采取行政审批的监管方法，由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和审批。这是一种“个案分析”式的主动监管，“冤假错案”相对较少，在投资者（基金持有人）不成熟的时候，监管者类似保姆一样，尽可能地替投资者进行关联交易的判别，可以较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现实情况是监管者尚缺乏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的经验，且行政审批带来的必然时间成本，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把握证券市场上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可能会造成基金持有人利益损失；此外，这种做法需要配备大量的监管人员，而现有的监管人力却严重不足。第二种监管方式是尽量依靠自律监管，除对个别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予以限制之外，其他关联交易均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受托人或基金持有人）认可的基金关联交易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放手”式的被动监管，行政干预少，市场效率可以发挥更充分，这对于发展中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由于监管成本转移给了当事人，监管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但是，采用这种监管方式的困难是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缺少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判断能力，并且存在“搭便车”现象。对于此，我们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予以完善，建立必要的代替和保护制度。第三种监管方式就是将第一种与第二种合并。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笔者更偏向于第二种监管方式。

采用第二种监管方式，笔者认为，为防范不合理关联交易，有效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在制度安排上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方面考虑，具体如下：

1.事前：明确关联人士范围。

由于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作为保护投资人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应该对可能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人士做出限制，提醒投资者哪些人士与基金发生交易可能会损害其利益。由于采用被动监管，基金关联交易可否发生主要由当事人意志决定，因此，可以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得宽泛一点，由当事人对不同的关联交易按照不同制度规定进行审批。

在确定关联人士时，关键点就是关联人士能对基金管理人形成实际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而不应单纯地局限于股权方面，如与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公司，虽然与基金管理人之间不存在股权关系，但它可能受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的支配而与基金发生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此外，在实践中，为了规避监管，可能有部分关联人士（法人或自然人）通过以他人名义出资，以达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目的。对于这类关联人士，监管者应该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将其作为“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人士范围。

2.事前：明确关联交易分类。

采用被动监管，不是一切关联交易推由当事人进行审批，而是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不进行具体的实质性审批，监管者充当制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的监督者。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大类予以区分，首先，对于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行为的予以禁止，特别是本人交易和交易，如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进行的恶意证券买卖行为（如对敲、操纵基金协助锁仓等），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销售滞销证券等；第二，对于其他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监管部门可制定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对相应的审批程序做出规定，或者由基金持有人或其人（目前可由托管人或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来担当）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协议，明确对于不同的关联交易，采取不同的审批或许可方式，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应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获得基金持有人（或其人）许可后方可进行。监管者不需要审核每一笔关联交易，但是应该对基金持有人（或其人）与基金管理人签订的有关关联交易审批或许可的制度规定进行基本审核，防止出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或其他违反监管政策的情形，并且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制度执行的有效情况，对于存在缺陷的制度约定责令改正。

在建立当事人监管基金关联交易的制度过程中，首先，监管者需要对各大类关联交易做出详细的、可描述性的划分，以便于基金管理人制定出详细的有关关联交易的审批或许可制度，相关当事人按照制度进行执行。其次，应该明确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的当事人。一种方式是由基金受托人——托管人履行此职责，因为托管人对投资者负有受托义务，并且对基金管理人有监督职；由托管人履行该职责执行成本相对较小，必要时还可以外聘专业机构对关联交易发表专门意见。第二种方式是强制由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来担当，因为我国在基金管理公司引入独立董事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基金投资人的利益代表，当然也应看到，由于我国目前的基金均为契约型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不能完全等同于美国公司型基金的独立董事，其独立性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三种方式是由基金持有人进行审批或许可。我国《基金法》中规定基金持有人可以对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且规定了持有人大会自行召开的程序。，但是，规定只有当代表50%以上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时，持有人大会才能召开。若由基金持有人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即便不采用持有人大会的形式，采取如网上投票的方式，时间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并且基金持有人众多，“搭便车”的现象非常普遍，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持有人。第四种方式是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即仿照公司型基金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如基金董事会，该董事会由独立的第三方担任，对基金持有人负责，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否履行各自职责进行监督，并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这种方式中代表机构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在基金交易中增加了链条，也相应地增加了成本，其间的委托成本主要依靠外部监督（如行政、媒体）和声誉机制来约束。再次，建立回避制度。为保证交易公平，无论采取哪种审批或许可方式，在表决中均应建立回避制度。

3.事前与事中：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提高投资者保护自身的能力。

监管者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不仅需要制定规则对基金关联交易的主动方进行规范，同时，需要加强与基金关联交易的被动接受方——持有人的沟通，让持有人了解基金运作规则、基金投资风险、基金的各项收费及其合理范围等，让持有人具备基本的知识，一方面可以加强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基金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误解。对投资者的沟通，不仅需要监管者的努力，也需要自律组织和基金管理人的共同努力。

4.事中：充分信息披露。

在监管者明确了关联人士、基金关联交易的概念之后，虽然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和监督，但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广大基金持有人仍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基金管理人应该将基金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向基金持有人进行充分披露。“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充分的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满足基金持有人的知情权，而且可以发挥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和其他专业分析人士的监督作用。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进行关联交易时，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

5.事后：建立救济制度。

证券监管论文篇（7）

论文摘要：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不成熟的地方。通过回顾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为进一步促进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提出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进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并随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体制变迁及其特征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格局相适应，并与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的政府监管目标相吻合。我国政府对监管体制的选择和调整决定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1981—1985年，无实体监管部门阶段

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萌芽期。除了国债发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虽然于1984年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试点与股票交易仅限于极其狭小范围。该阶段不存在真正的监管体制或明确的管理主体。

2．1986—1992年，监管体系雏形阶段

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规模极小的“婴儿期”，与之相对应，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出现了若干监管上述证券市场领域的部门主体，但未形成统一、有序、通畅的集中管理体系。监管体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和自律组织等若干因素已出现，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初创特征和摸索性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管理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被正式法规确立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但监管职责不明确，实践中的管制权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权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体现出监管框架中的分权性和非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门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见雏形。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尚未担负实质性自律职能。

3．1992一l998年，初级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

1992年l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人了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场取得飞速发展，无论是日均成交金额还是日均开户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呼应，集中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中央监管机构，一部分权力根据证券活动性质和归口的不同划分给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当程度地介入证券市场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首次确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证券主管部门，摆脱了依附于财政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旧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规范进程中所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仍表现出权力分散、独立性和权威性弱、缺乏覆盖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的动态特征。总体上，这个阶段表现出多层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门分工协作的中国特色，且明显地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惟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在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2．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3．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具有集权性和一元化、权威性和独立性高、两级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虽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但这个体制框架与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高速发展相适应。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原体制存在的内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来证券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必须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强证券监管体制的自身建设，逐步健全与完善

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树立科学监管理念。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

(2)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了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的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不能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应减少证监会在监管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增强其对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市场的各参与者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监管过程中，要加强对行为和过程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结果的监管，对监管者而言，行为本身比结果更值得关注。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3)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监管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自身监管机构的组织建设；第二，要尽快完善自律管理规则；第三，要理顺证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监管，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与现有政策和法规相矛盾的条文，法律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其次是要加强执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证券监管论文篇（8）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证券监管论文篇（9）

一、安然事件的处理机制及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

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不仅与上市公司现有业绩相关，更与投资者对市场发展的未来预期以及由此确立的投资信心相关。为确保这一信心的稳定，通过强化监管保证证券市场诚信力至关重要。投资者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证券市场能够促进资本形成和有效配置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心理支撑。夯实这两个信心基柱是各国证券市场监管共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作为证券市场的主体，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决定着证券市场能否有效健康、可持续性地发展，因此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确立信心的基本动力。

支撑这两个基柱的关键是信息披露问题，即披露的信息必须确保证券价格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每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基本面情况和整个证券市场的风险状况。只有在此基础上，投资者才能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期，进而作出符合自身风险容忍度的投资选择、购买自己偏好的企业的证券；企业进而从投资者手中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与其风险和经营业绩的前景相符合，达到了证券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也是在此基础上，监管机构和政府得以及时地发现问题，有效地保护投资者权益，并能防范市场系统风险。所以说证券市场实际上是信息市场，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准确，信息披露的全面性是建立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基础。在监管体制建设中，保证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和全面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证券监管机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是否完善，更有赖于公司治理结构改进是否强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会计师和律师等中介机构是否能保持中立和诚信地履行职责，投资银行或券商是否尽职尽责，以及证券市场监管立法是否完备，能够保证公正有效行使司法监督，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是否有效及时，政府和企业关系是否清晰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安然事件之后的美国改革正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

目前处理安然事件并推动改革的部门有关国联邦直接负责金融监管机构的关联储、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由这4部门的首脑组成的、直属总统办公室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基于1987年股市崩溃教训而设立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其目的就是要加强金融交易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防范整个金融系统危机发生。小组当前任务就是应总统要求对安然破产涉及的政策缺陷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思路。目前，白宫、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形成了三个改革思路。

第一，白宫的改革思路。

白宫改革思路集中反映在总统“十点改革”方案中①，方案着眼点就是要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向投资者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信息披露，促使公司执行人员对自身行为承担更密切的责任以及加强审计体系的独立性。总统建议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皮特(HARVEYLPITY)先前已经提出并由SEC大力推动的。计划明显强化SEC的权力，特别是对审计人员的监管力度。此外，SEC还力图通过引导证券执法人员没收公司虚报利润时所获得的公司分红和股票收入强化对违规企业的惩处力度。从运作程序看，除第五点外，其他措施并不需经过国会立法程序，SEC就可依照现有法律框架进行实施。虽然“十点计划”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大体表明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改革的基本趋向。本来，证券交易委员会现任主席哈维—皮特是作为布什放松政府管制的得力人选入主SEC，从去年夏季布什就期望皮特放松证券市场的监管。但是安然事件爆发后的政治压力，使布什和皮特已经成为这10年里最强调政府监管的政府官员，并主持这10年来最庞大的强化证券市场监管的系统工程。

第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改革设想。

证券交易委员会是美国政府机构里专业精神最强、决策受政治因素干扰最少的机构。通常情况下，白宫对证券交易委员会运行没有直接影响力。但这一次两者之间达成默契，总统10点建议已成为证券交易委员会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直接监管部门，对推动这次改革负有重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路强调对现有的公司信息披露进行制度性改革，但没有把重点放在加强稽查和司法惩处力度和效率，在短时间内严惩违反现有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上，人们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的稽查工作和司法力度已运用得相当充分，所以仅限于要求国会增加经费以便雇佣人员强化稽查力度。SEC主席皮特在参议院3月21日听证会上提出了三项改革措施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

改革目标主要是致力于改善上市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重和及时性。在及时性方面，要求上市公司年报的提交时间从90天缩短到60天，季报由45天缩短为30天。在提高质量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有关“公司管理层的内部讨论和分析”部分是这次改革的关键部分。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揭示那些能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如表外财务安排，上市公司要对历史业绩和发展前景提供重要线索，以使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能够更全面评价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和经营业绩以及发展前景。这一改革措施就是要使投资者能以“管理层的视角”来观察其投资的公司并识别公司收益和现金流面临的风险。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准备提出4个提案。

其一，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应简明扼要，以便投资者发掘出所需要的细节信息。安然公司2000年年报就是利用文字游戏把重要交易信息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中以把财务状况健康程度等重要信息掩埋起来分散投资者注意力，即使细心的投资者看到也难以读懂全部内容并了解交易的背景。

其二，通过强化总裁(CEO)个人责任追究来改善信息披露的质量。现行规定虽然要求CEO要在该公司所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的信息披露材料上签字，并对注册申请书中的虚假陈述和漏遗负有个人责任。但CEO通常可以诉诸“克职尽责”来为个人责任进行辩护，并以他不相信或者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让他相信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有实质性的虚假陈述或遗漏来推脱责任。

其三，要求增加一项及时公告上市公司管理层各项交易，包括管理层与公司关联交易的义务。管理层的问责和管理层个人交易的透明化十分重要。从安然事件中可以看到，据指责，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交易方只要是本公司就可推迟13个月披露股票交易信息的规定，一方面以虚假信息诱导公司员工和其他投资者继续购入公司股票，另一方面他们则可将自己持有的价值11亿美元的股票借机抛售而转嫁损失。此规定导致公私利益冲突和内部人交易的问题。

其四，要求上市公司在季报和年报之间增加应披露事项和范围。新规定要求公司必须于一个重大行为发生后第5日或15日内公告披露信息，其中包括职工福利计划、企业核心官员离职、违约及其它能引起直接负债或造成负债快速增加的事件、某些企业道德准则和管理层、董事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的放弃。所谓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放弃含义，就是董事会消极履行监督职责，对一些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司集体利益冲突的问题采取不积极阻止的做法。根据新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董事会也要负相应的责任。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措施。

新的公司治理准则核心手段是增进公司管理层个人的责任和诚信，就是要通过管理层个人责任约束促使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皮特指出，由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个方面不能积极或监督不力，或者有意规避规定而造成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问题。从安然事件就可看到，据指责，公司董事会允许AndrewS．Fastow(安然公司的CFO)成为LJM2Co—Investment和LJMCayman等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与安然公司进行大量关联交易，随后董事会又未能对这些交易行为给予认真关注，从而使Fastow从中赚取了3000万的收益，这些交易行为最终使得安然公司在2001年11月对其财务报表进行重大调整。同时，安然的审计和协调委员会以及财务委员会，尽管其负有对安然公司财务报告最终监督职责，以及对Fastow的LJM交易的定期检查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深入调查，因为这些部门片面听信安达信的审计和监督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该独立于被其监管的公司以保持其中立性，但安然审计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或在安然赞助的机构工作，或直接担任安然公司一个部门的咨询人员，这种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委员难以保持其独立性。

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推进，2002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纳斯达克(Nasdaq)配合其改革措施，即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上市前达到其所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标准。其中涉及到公司独立审计委员会的有关政策，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持股情况，股东的选举权安排，以及其他一些能影响到股东持股利益的事项。证券交易委员会现要求NYSE和Nasdaq重新审视他们对公司上市标准中的重要事项的规定，其中涉及到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任职资格问题，以及上市公司的行为规范。

——关于公司会计制度改革措施。

SEC认为会计制度改革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会计制度是改善公司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准确和全面性的基础。其改革措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师行业，二是制定会计标准的程序。

其一，推动成立公共责任委员会对会计行业进行业外监督。SEC建议成立新的民间会计管理组织公共责任委员会(thePublicAccountabilityBoard简称PAB)，其职责是从业外定期审查会计企业的会计和审计工作的质量以及处罚那些不称职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业组织和个人。目前，美国会计行业自律组织是公共监管委员会(thePublicOverseeBoard简称POB)，其主要职责是监管全关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自律活动。其中包括同业互相审查制度，通过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评估成员企业对自己的审计失败行为所做解释的合理性，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制定相应措施改善会计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目前，提出成立PAB的原因是公众认为POB的监管活动直接受制于它所要监管的行业，POB成员都得听命于AICPA而难以保持独立地位。另外，皮特认为，POB经费来源于监管对象而使组织的独立性大打折扣。由此，皮特设想，新的行业管理组织绝大多数成员要由非会计行业成员组成，并且为了保证组织的独立性，其活动经费应来自于接受财务审计的公司客户。上述措施能否有效解决会计行业业已存在的问题，目前仍有一定争论。沃伦—巴菲特认为，问题不在会计审计方面，而在公司董事会中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发现不称职的审计师，一般情况下，审计师非常清楚其客户的情况。问题是如何使那些审计师在应该说“不”时必须说“不”，巴菲特认为仅此目前的审计委员会足以胜任。SEC前任主席阿瑟·莱维特(ArthurLevitt)则提议，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应每5—7年更换一次，不是仅在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内更换合伙人来保证审计师的恪尽职守。

其二，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能力。1990年代以来，荚众多会计事务所为增加收入和咨询服务丰厚报酬的驱使，在向客户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开展管理咨询服务，鉴于两者兼顾造成目前审计工作独立性受到影响的弊端，SEC力图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不过，究竟是对咨询服务进行一定的限制，还是把两者完全分开，现在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三，改进会计标准的设定。当前SEC将实施有效措施确保会计标准能以更有利于市场和投资者方式予以执行。SEC虽然拥有为上市公司制定会计标准的法定权力，但SEC一般倾向推动由代表投资者、工商人士和会计人员组成监察实体的财务会计标准理事会(FASB)中介组织来制定，并由其推荐标准报经SEC评估认可。FASB标准确立了能被用于财务报表编制工作的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及信息披露等原则。鉴于安然事件，SEC拟议中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支持中介组织进行标准设定同时，SEC要运用现有权力加强标准制定过程的监督，以确保FASB按照投资者最大利益行使其职能，具体措施包括：(1)拓宽资金来源，(2)富有建设性地参与FASB成员的选择和FASB办事处的设立工作；(3)对已采纳的标准行使复查权力；(4)确保FASB颁布以原则为基础，而非以规则为基础的新的会计标准。

二是强调会计标准要以会计原则为基础，而非以规则为基础。安然事件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标准为安然财务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了钻制度空子的机会。2001年11月安然公告中相当篇幅把有关1997年度发生的5100万美元的审计调整一事视为不符合重要性原则而不予披露。如果这些调整入账，会使得1997年度的报告收益由10500万美元缩减至5400万美元。这些调整将使得收益下降将近50％，但是审计机构的安达信认为这些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并不重要而予以删除。安达信的首席执行官JosephBerardino在国会的证词中说，作为不符合重要性原则来处理是因为安达信将净收入视为“会计人员所谓的‘正常性收入’”。这是一个扭曲规则的明显案例。

三是SEC现在呼吁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加快会计标准的修订、以适应近20年来金融衍生工具、金融交易和实体的发展需要。

目前，SEC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贯彻皮特提出的改革方案。首先，SEC提供了正确使用和限制使用模拟公司财务数据的指导意见。并在此后SEC进一步的警告性建议，第一次表述了对上市公司披露主要会计准则的义务的要求和指导意见，并宣布2002年其工作人员将监督所有《财富》公布的500强公司提交的年报。这一措施将加强SEC对公共公司的财务和非财务披露的复查程序以便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管。2002年初，SEC初次宣布要建立全新的民间监管实体对会计行业进行业外监督的理念。随后，SEC圈定了2001财政年度有关表外财务安排的年终报告中需要经理人员内部讨论和分析的问题。根据这一要求，证券行业及其自律机构在SEC的指导下，宣布了推荐规则来增加分析师(投资)推荐的透明度。随之SEC宣布其计划公布在公司披露方面亟待提高的各个方面问题。同时，SEC要求纽约证交所和Nasdaq关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由于对安达信的司法指控，SEC进一步了旨在保证面向投资者和美国资本市场的连续有序的信息流的命令和临时规则，并着手对资本市场评级机构的活动和影响进行正式的准司法调查。2002年3月，SEC对上市公司IGIInc的前首席执行官提起法律诉讼，旨在追回其因为虚报的财务业绩而获得的分红、期权和薪资。这是?被崂锍瘫降墓ぷ鳌?月11号，SEC投票批准了提出的关于加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周期和增加披露内容的两个相关议案。

第三，国会的改革设想。

就改革措施国会已提出35个议案，总的来看，主要措施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证券监管论文篇（10）

证券监管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在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中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证券监管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证券监管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证券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监管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和授予，离开了法律，不仅证券市场将失去控制、规范、指引、和保障，而且证券监管机关也失去了监管的标准、权威、手段和基本前提。

一、证券监管的涵义

从广义上来说，证券监管指的是立法机构、行政机关、行业组织等证券监管机构，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公平、效率，消除证券市场价格扭曲、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保障其有序运行，利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对证券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及各市场主体实施监督和管理的行为总和。狭义上仅指的是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即法律意义上的证券监管。当今世界，证券监管的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主导型，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中间型监管模式。我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

证券监管的主体广义上包括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行业组织，立法机关制定监管法律法规，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法规，而行业组织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对自己行业的成员进行自律监管；狭义的监管主体指政府行政机构。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特点，授权不同的政府部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

证券监管的对象是证券的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和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各国对证券发行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和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而对证券交易则通过证券上市制度和上市公司信息持续披露来实施监管；同时采取禁止操作市场、禁止内幕交易和禁止欺诈等禁止性规范来规制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一般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投资人(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中介(证券承销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信息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证券监管的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减少市场风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保证合法的证券交易活动，督促证券经营机构依法经营，禁止违法行为，防止少数机构垄断操作和扰乱证券市场，从而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

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主要体现在经济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的思想中。

1．经济分析法学派。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奠基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其结论被人归纳为科斯定律。科斯定理的第一律是假定交易无费用，不管怎样选择法律、法规，权利分配的最终结果与规则无关，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到达理想的有效益的结果。这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第二律是交易成本为正，有效益的结果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每种权利配置方式下发生。这种情况下，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效应减至最低的规则。这些效应包括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避免这种交易成本而做出的无效选择即机会成本。科斯定律无疑表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是实施监管必须考虑的，而且对不同的市场要应用不同的调整方式。在零交易成本的市场中，法律没有必要以任何特殊的方式和措施来配置资源，仅需要民法调整；在正交易成本的市场中，为了把交易成本减至最少而获得最大的效益，政府必需实施其他行政和法律监管措施。证券市场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市场。发行者需要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承销机构等各种中介费用，投资者需要交纳交易佣金、印花税、交易税等费用。因此，应用科斯理论，证券市场不仅需要一般的民法调整，而且需要实施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监管，以降低交易成本，保证证券市场效率。

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的宗旨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一切法律的最终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资源配置的激励环境来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公平即是效率，判断行为、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首要标准在于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最大化，但也容许效率、自由、平等等价值原则之间相互协调；法律必须是具备可行性、公开性以及与其自身目的相适应的规定权利和义务的者命令，所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归根到底是通过法律提高利用社会资源的有效性，增加社会财富。_3从波斯纳的观点来看，市场需要制度上的效率和公平，效率比公平优先；制度(主要是法律)ife用于权利分配，从而影响效益。由于证券市场自身的弱点和复杂性，如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往往致使投资者受害；存在着垄断和操纵行为从而导致不良竞争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过度投机现象扭曲价格信息、抑制资源有效配置等等，市场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受到极大制约，权利和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往往背离社会效益与公平。因此，制定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依法实施证券监管，合理分配权利和充分利用资源，是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信息公开与交易公平、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必然要求。

2．社会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应注重的是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的内容，而法律的作用在于承认、确认、实现和保障利益。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以政治生活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主张、要求和愿望。这些利益都是应该由法律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制裁方法来得以承认和保护。三种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时是重合的，当三种利益存在重叠或冲突时，更应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我国证券市场中显然也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如发行人不及时披露信息造成投资者受损，机构投资者、庄家操纵市场损害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掌握内幕信息的人通过内幕交易捞取不正当利益等等，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起整个证券市场的混乱，扰乱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当道德的手段不能调整和协调这种冲突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作为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法律，于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产生了。通过制定和执行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制裁各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行，从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目的。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本质

一般来说，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调整国家在实施对证券业的监督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法，即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产物。私法公法化是指公法对私人活动干预的增强，从而限制了私法原则的效力，并导致私权自治范围的缩小，实质是要求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干预、协调并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对权利滥用、契约绝对自由等所产生的弊端给予矫正，以谋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公法私法化则是指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直接作为私法主体的身份出现或者通过国家控制的企业按私法的原则来执行公共职能。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和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大特征。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结果，使得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法律部门，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有学者把这些法律法规称为社会法，证券监管法就是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融合的产物，是社会法的一种。它所调整的证券市场关系是市场关系的一种，原本属于私法调整的对象，而它的调整方法却主要是公法调整方法，如命令、禁止、许可、查封、冻结等。当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包括私法调整方法如自律监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的范畴。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宏观调控的重要领域。对这个领域实施宏观调控即监督和管理其法律规范就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因此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宏观调控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一个重要的部门法——证券法的分支。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法律本位，是指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务或基本功能，反映了法的基本观念，昭示了法的逻辑起点和存在意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之一。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各国证券立法中几乎无不把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立法的目的和宗旨。(2)证券监管的各项法律制度如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有序状态，从而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3)证券监管机关的一切监管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证券监管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得侵犯证券市场中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

对于法的价值，众说纷纭。但秩序、自由、平等、公平、效益、正义、人权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价值的组成部分，无不得到认可。而最能反映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本质特征的价值是秩序、效益、公平。

1．秩序。秩序总是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_6与秩序相对的是无序，也就意味着杂乱无章、难以控制、无法预测的状态。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所蕴含的秩序价值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和维护证券发行秩序、证券交易秩序，预防和制止无序状态的出现，实现证券业的稳定、健康和良性的发展。具体体现为通过法律明示证券市场上的各种合法和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设定证券市场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模式，发挥法的指引、强制、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把人们的证券行为纳入合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