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论文篇（1）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1993年我国消耗11亿t煤,1.4亿t原油,人均0.9t标准煤。而美国人均10t,日本4t,德国5.6t,中等发达国家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14～1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2)提高人口素质。为此必须增加教育投资,改善教师和知识分子待遇,普及初等教育,努力提高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关键词：人口;人口问题;持续发展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人口问题论文篇（2）

1.他们流向的地区也是乡村，仍然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经济也不发达，并不包括流向已经城市化的小镇进入工厂上班的这部分流动者。

2.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多是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事手工业和个体工商的“乡———乡流动者”。

3.他们多以整个家庭或是熟人一起的方式流动，流动呈现季节性稳定（农业劳动者）或常年稳定（手工业或个体工商）的特征。

4.不包括婚姻迁移者。

5.他们所缴纳的社会保险应为农村保险，而不是城市保险。

二、“乡———乡流动者”的数量估算

从现有的统计数据中很难找到这部分流动者的数量。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流动者为13181万人，流动到“乡外县内”的比例为19.2%，流动者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为2.8%。如果我们用流动到“乡外县内”和流动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两个数据进行估算，“乡———乡流动者”数值肯定大于从事第一产业的流动者，而流动到“乡外县内”的有多大比例是在乡镇而非县城、流动到县外的又有多少比例是在其他省市的农村，这两个数据很难得到。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数据间取一个中间值，即10%，可以估算出2006年全国“乡———乡流动者”为1318万人。根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外出劳动力为16336万人，按10%来计算即为1634万人。根据安徽省2012年统计年鉴显示，外出半年以上劳动力的流向构成中，16.77%的劳动力流向本县其他乡镇街道，而这部分人群多为“乡———乡流动者”，还没有包括流向县外的那部分，如果按照20%进行估算，安徽省的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全国比例。因此，“乡———乡流动者”的具体数值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分流动者占我国总流动者的数量并不少，至少约10%左右。如此庞大的人群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是需要我们反思和重点关注的。

三、“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

正如上面所说，“乡———乡流动者”一直游离在政策视线之外，并不是他们没有像“乡———城流动者”那样存在问题，而是他们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重视，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我国的城镇化分为两条道路：大城市向周边乡镇的扩大和农村自身的城镇化，如果说“乡———城流动者”是第一条城镇化道路的贡献者，那么“乡———乡流动者”就是第二条道路的贡献者。正如我国现今城镇化关注大城市的扩张，而忽略农村内生的城镇化道路一样，“乡———乡流动者”也被忽略了。笔者认为，“乡———乡流动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一）“乡———乡流动者”的收入较低他们的流向是农村，农村由于经济发展较慢，因此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较低，特别是从事农业劳动流动者，他们的流动往往是季节性的，工作较累，收入也不稳定。而从事手工业和个体工商的流动者，他们依靠自己的技术和勤劳获得的收入相比当地农民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当他们与“乡———城流动者”相比时，收入却较低。

（二）“乡———乡流动者”的家庭矛盾较多“乡———乡流动者”多是举家流动或是与熟人、亲戚一起流动，特别是从事手工业和个体工商的流动者，大多数在当地稳定下来后，都会呈现妻子、孩子一同流动的举家流动状态。但由于身在他乡为异客，在外乡遇到种种困难，收入水平也不高，又缺乏良好的人际社交网络，因此多呈现家庭矛盾突出，夫妻争吵较多，孩子性格孤僻等问题。

（三）“乡———乡流动者”创业资金来源有限很多“乡———乡流动者”面临资金紧缺的问题，一旦发生资金紧缺，他们仅能够通过亲戚朋友筹措资金，由于没有当地户籍和土地，他们很难获得银行的小额贷款。因此，这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也限制了农村内生的城镇化步伐。

（四）“乡———乡流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不论是农村养老保险还是农村医疗保险，其缴费的前提是在户籍所在地进行缴纳。即使有的省市政策文件允许在居住地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将外地户籍人口拒之门外。而从事手工业和个体工商的“乡———乡流动者”多常年在流入地，很少回到家乡，因此很多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农村养老保险而言，由于享受的年限较长（15年），因此他们可以通过亲戚在户籍所在地进行缴纳；而对于医疗保险而言，我国规定所有农村居民都可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般采取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条件不具备的地方，起步阶段可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这就阻断了“乡———乡流动者”参加医疗保险的途径，由于户籍的限制，他们不能在流入地缴纳；而由于统筹标准过低，多数为县级统筹，因此县外的“乡———乡流动者”不可能一生病就回老家，影响了他们的缴费积极性。

（五）“乡———乡流动者”的孩子入学问题“乡———乡流动者”的孩子如果跟随父母一起流动，那他们在流入地上学也需缴纳择校费，中考和高考也需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试，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不适应，往往被动将孩子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其实农村并不存在学校紧张的问题，流动儿童在流入地上学是完全可行的，跟随父母一起往往会给孩子的心理和生理上更多的关心，但是择校费和考试户籍的限制，很多家长不得不重新抉择。

（六）“乡———乡流动者”的社会融入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农村是非常重视血缘关系的，大多数的社会网络是由血缘关心所搭建的。“乡———乡流动者”作为一个外乡人，很多被排斥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之外，很难融入到当地的圈子，造成他们身在他乡的落寞。

（七）“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问题“乡———乡流动者”多为常年在流入地定居，且多以家庭的方式外出，按理说他们迁移到当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现有政策的限制，往往使他们的迁移难以如愿。一方面是户籍问题，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因此户籍迁入到当地农村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的出售和流转制度不完善，使得他们老家的土地处置不善，不利于他们的迁移。总之，“乡———乡流动者”面临着诸多问题，使得他们很难迁移和融入到当地农村，影响了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四、促进“乡———乡流动者”迁移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政策对“乡———乡流动者”的重视尽快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合理流动；允许外地人口以非农户口的方式将户籍迁入农村（可以规定相应限制：如常住当地3年以上）；农村社会保障的缴纳应以常住地为缴纳前提，而不是户籍所在地，允许农村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2012年的农村养老保险新政允许城乡异地转移，但没有允许农村异地转移）；允许外地户籍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学，取消择校费，如果父母在当地工作满五年，可以允许孩子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人口问题论文篇（3）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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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论文篇（4）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人口问题论文篇（5）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鹫倏?肆酱喂?驶嵋椋?础爸泄?偈?褡迦丝谟爰苹????跹刑只帷庇搿?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6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5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2．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6.4%；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1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3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6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37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1998）。

在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雎省⒀映て骄?倜?吞峁咚刂世投?肆Α⑻岣卟?挡棵诺目萍己?坑刖?眯б娴绕鹆嘶??饔茫坏谌???Ψ⒄姑褡寰?茫?罨?谐【?檬敌锌?耪?撸?岣呷司??盟?剑??⒄菇逃?⒖刂迫丝诠ぷ骱蜕缁嵫?系仁乱堤峁┬酆竦奈镏驶?W苤??叭丝凇?逃???谩钡男?鞣⒄鼓J剑?厝坏贾驴刂迫丝谑?俊⑻岣呷丝谒刂省⒄裥嗣褡寰?玫男?饔肓夹匝?罚?梢运凳鞘迪窒执?兔褡宸比俚挠行?揪丁?/P>

（十二）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达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人口事实，不断编造人口谎言。因此，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分册》（刘瑞1989）、《人口的变迁》（张天路1989）、《当代中国人口》（孙兢新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1993）；《中国简况.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卷》（晋美多吉等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藏族人口》（李永胜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张天路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2.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9%和0.8%。

3.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75万人、266.51万人和209.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00万人、443.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9.9%。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1993）。

5.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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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论文篇（6）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节约了9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年，大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025年达到13.59%;2030年达到16.59%;2035年会20.13%。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⑤5.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但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6,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⑥6.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岁以上人口中的盲率达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达到44.84%,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1997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⑧另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受累家庭达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3%、44.1%与39.8%,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54%,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13%;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46%,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初中平均为23,2001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31,初中为16.99,农村小学仅为10.19,农村初中仅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为2.89亿人，2004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万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25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7%,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2%。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年相比，小学（1991年）为2.72倍，中学（1997年）为1.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人。l|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年，我国15岁至19岁人口为1.03亿人l~,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2]胡鞍钢《：聚焦中国人口国情》《，学习月刊》2007年15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义《：13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

[5]王惠诗《：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当代经济》

2008年第5期。

[6]陈俐《：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页，第315页，第61、317、318页，第299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11]沈百福《：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年第2期。

[12]陈钮芬《：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2期。

人口问题论文篇（7）

目前，北京旧城内有3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占地面积16．1平方千米，居住人口约30余万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护区内危房多，设施差，老百姓居住的条件仍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保护区更新的难题最突出的是人口问题．保护区内多数房屋面积狭小，基础设施陈旧，私搭乱建严重，存在着大量的结构隐患和消防问题，此外，保护区内产权方式复杂，有公产、私产、军产、集体、宗教等多种产权形式，这种现象阻碍了单位个人购房、修房的积极性．这些都与保护区内人口密度过大、人口构成不合理等因素有关．因此，解决人口问题是保护区更新的关键．人口问题包括人口疏散、人口结构调整等方面，以及应采取的方法和步骤．妥善解决保护区人口问题关系到加快保护区更新的进程，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对于调整城市功能、实现总体规划目标、建构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国内外相关经验

1．1关于吸引资金的经济优惠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采用了多种经济优惠政策．在美国，利用开发权转移的方式进行更新，即开发商在历史街区所建项目的亏损，可由城市其它土地上的项目予以补偿．在德国，旧城更新项目依据《特别城市更新法》获得政府资助，更新中无盈利开支费用60％由州政府负担，40％由地方政府负担．在日本，1968年设立了日本观光资源保护财团，基金经审批后可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1．2关于居民自助参与1日城更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被称为“社区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由居民参与对居住区进行改造的做法．公共参与是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重要环节．法国地方议会确立保护区后要进行三项重要工作：发表公告、公众调查、公众投票表决．日本民间成立了，通过调查向行政当局反映民意。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美国社区保护遍及各州，基层社区和居民积极参与保护活动以达到改善居住状况，争取环境公平与提高社区品质的目的．

1．3关于人口外迁

日本东京周边地价较低，人们为了更经济，纷纷迁居到城市，形成了城里人的外流，减轻了市区拆迁的压力，这是东京旧城风貌得以保留的最根本原因．西安调整城市结构，在建设11个组团疏散市中心过于密集的人口；苏州古城区1986年开始在古城的西面和东面开辟新区，经过近l0年努力。苏州古城人口已减少了10万人．这些方法都要依赖便利快捷的交通．

2北京旧城四城区保护区更新实践

近年来北京旧城四城区在探索保护区更新方式和疏散人口的对策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现将典型个例简述如下：

2．1东城区

东城区以交道口“微循环”改造为试点，该地区占地1．47平方千米，共1940个院落，其中平房院1600多个．自2003年起，采用“引入社会投资人，群众自愿，街道组织，产权人实施”的方式，对50多个院落进行了改造．在危改过程中，社会稳定，“微循环”渐进的更新方式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是引入社会投资人，包括开发商、私有企业等．区政府搭建平台。提供相关服务，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吸引社会资金．在决定哪个院落可以改方面，采取“群众自愿”的原则．居民的安置以货币补偿为主，也有定向提供经济适用房、购买二手平房或租房等措施．“街道组织”主要体现在街道办事处入户进行摸底调查。了解不愿搬迁的居民的诉求，进行协商，争取做到全院同意．在产权方面，微循环改造的起步阶段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院落中的直管公房承租户，但私房院落、单位自管房经产权人(单位)同意，也可以提出改造申请．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对产权进行公开拍卖，完成产权转换，可以吸引更多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2．2西城区

西城区保护区更新以什刹海烟袋斜街为试点，该地区现有居住院落140个，950户，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其中私房197户，建筑面积0．48万平方米；公房753户，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5～10平方米居多．对于保护区人口的去留，一是政府采用降低人口密度、鼓励外迁的政策。用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方法．外迁居民货币补偿参照文市政府87号文执行，外迁居民需要异地安置的，安排购买经济适用房。

对困难户采取廉租房政策．二是落实保护和修缮责任，愿意留住的现住房人，必须接受保护和修缮规划的要求。按保护和修缮原则进行保护修缮，独院落私房产权人应根据保护规划要求，拆除院内违法建设，按规定进行房屋修缮或更新，非独立院落私房产权人应当服从整体院落的保护更新要求参与保护与更新，私房产权人如修缮资金不足，可申请协助办理银行贷款．

烟袋斜街地区保护更新的成功经验是以深入调研为基础，更新速度快、风貌保护得好．

2．3崇文区

崇文区前门地区危改试点已实施三年，目前仍处在外迁人口阶段．该地区占地105公顷，现有居民20417户，人口61600人，人口密度4．38万人／平方千米．前门地区人口稠密，房屋危旧，文保单位多．针对这些问题，该地区在危改过程中提出了“人房分离”的模式，即采用货币补偿的方法，将保护区的人口全部外迁．人口全部迁出后，以便对建筑进行认定和维修．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和办法为：房屋拆迁补偿款=(5400k+1000)元乘以房屋建筑面积+重置成新价，k=1。3(容积率修正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乘1．33；居民在奖励期内搬迁可奖励5．5万元；签订协议后在三环至四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一万元奖励，在四环至五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二万元奖励，在五环以外购买住房的给予3万元奖励；对于外迁居民，全市7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可提供定向供应．

崇文区“人户分离”成功的方面在于调整了城市用地性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2．4宣武区

目前宣武区正重点进行大栅栏地区的改造，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是2008年奥运人文项目和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该地区占地79公顷，居民约4万人，2003年12月8日，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正式启动．现已完成了一期月亮湾地区环境整治工程，该项目占地2．2公顷，需拆迁居民107户、单位40家，预计总投资约3亿元，其中拆迁费用约2．2亿元(居民拆迁费0．3亿元，单位拆迁费1．9亿元)，目前，区政府已投入8500万元，居民拆迁率完成了75％，政府投入巨资，是危改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

3存在的问题

根据各区的情况，保护区外迁人口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速度慢．保护区绝大多数居民赞成改造。但难以做到人口疏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能够把握的房源较少，现在有房源大多房价过高居民即使得到拆迁补偿也买不起；二是即使部分居民想外迁，但又怕外迁居住生活条件不完善，存在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因此对外迁产生抗拒心理．

2)整院实施难．东城、西城均采取“居民自愿的方式更新，一个院落内70％居民同意外迁少数居民不愿外迁而延缓整个院子改造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院内有一户居民不愿外迁，整院的更新也难以实施．

3)资金紧．对保护区居民实行搬迁，重新安置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而且，由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改造模式改变为政府组织动作，势必要求政府先期加大投入，用于居民拆迁补偿、外迁专项住房建设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如前门、大栅栏地区居民外迁的资金缺口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4)无“法”依．由于保护区外迁人口无法律依据，对于“钉子户”办法不多．另外，对保护区的土地转让政策、拆迁补偿政策、居民安置政策、税费减免政策等，还没有完整统一和可操作的明确规定．

5)市场乱．相关政策的发展和市场发展不配套．比如在货币补助环节上，一些开发商出高价外迁院落居民，开发商自行决定每一户的补偿安置情况，政府部门不清楚，居民相互之间也不清楚．如此既不向居民公开，也得不到社会监督，容易出现补偿安置标准不一的情况，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混乱．

6)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即原有居民的保留问题．尽管北京市也专门出台了，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四合院，但基于原有居民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承担改造修缮后四合院的购买费用，所以回迁率很低，这在保持旧城传统文化的无形资产方面很不利．

4措施与建议

4．1统筹兼顾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点”与“面”的关系

所谓“点”上的工程指以前门、大栅栏地区为代表的奥运人文项目，其范围大，任务急，政府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尽快外迁保护区的居民，推动保护区更新工作的顺利实施．目前，其他保护区多属于“面”上的项目，可采用交道口“微循环”的模式，渐进更新．在具体的措施上，应灵活对待，对于院内少数不愿外迁的居民，可集中在一个区域，建普通四合院，在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就地安置；或可考虑将原有院落重新划分，其改造的资金缺口主要由投资人补偿，此项工作需政府、开发商、居民共同协商解决．见图1、图2．

4．2加快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活跃“二级市场”交易

“政府引导，社会改造”是保护区更新的长久之计，为此应理顺现有平房的产权关系，推动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鼓励平房上市交易，使平房、四合院出售，购买，转让，租赁等行为规范化、合法化，让社会资金通畅流入．鼓励有条件的业主修缮房屋，对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项目政府予以补贴．同时研究军产、单位产权房屋的私有化政策．

4．3划定专项用地，建设经济适用房

建议政府在四环周围划定专项用地，为保护区外迁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交通便利的经济适用房，用补偿政策和较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保护区居民外迁．经济适用房宜选择小面积户型以适应保护区人口外迁需要。保护区居民享受经济适用房优先购置权，政府可对低收入家庭予以一定的补偿，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引导保护区居民的外迁．

4．4配套相关法规，规范市场环节

建议政府制定保护区人口外迁的相关法规，对于影响城市重点工程的“钉子户”，应采取有效的办法，制定相应的法律标准，以便拆迁工作有法律支持，对于人口外迁过程中住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应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同时，政府应规范保护区外迁人口的补偿标准，避免补偿差距过大的现象，使保护区人口外迁工作顺利实旌．

4．5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

人口问题论文篇（8）

青海新闻网2010-08-26 10:49

青海新闻网讯 由省人口计生委负责组织实施的《统筹解决青海人口问题系列课题集》获第五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

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的中国人口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每四年评审一次，是中国人口学界最高级别的科研成果奖项。第五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今年3月启动，通过专家评审、公示，评出153项优秀成果，《统筹解决青海人口问题系列课题集》获得论文类三等奖。《统筹解决青海人口问题系列课题集》针对青海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并就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保持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作者：马海仙)

人口问题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4－014－03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与和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恩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的新的阐释。在《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解决人的基本需要上，然后才能成为工具供人使用，也就是说生产物质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各种需要，包括基本需要，也包括解决生存问题以后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发展，也决定着人自身的生产发展速度和数量，以及人口的质量。“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生产原有事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能够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事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物质资料的决定作用还体现在生产者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因为这一过程既是从自然环境提取生产资源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物质资料的最终决定作用要求人口的生产必须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一致。从一个家庭来看，家庭的收入调节该家庭的人口生产，但是从整个社会看，由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应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劳动年龄人口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而且必须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使两者能够相互协调发展。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否则，“劳动就得不到利用”，进而存在过剩人口。可见，人口的生产必须考虑到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要与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满足“使劳动力人均产出达到最大化的劳动力需求总量”这一真实需求。

二

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但是，人类自身生产反过来对物质资料生产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方面，人通过他人生命的生产为社会创造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另一方面，人自己生命的生产所产生的需求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又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者、使用者和变革者，没有人的生产，就没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人的需要和消费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数量、质量和发展方向是与人的需要和消费分不开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社会生产概括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在消费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物质财富，生产出劳动力。生产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人类自身生产不能得以实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如果人口的生产超过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物质产品，那么人口便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它会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会停滞不前。

从这一认识出发，188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也有必要以及如何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的思想。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不可能协调发展，可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社会对人口的调节，一方面要使“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则要控制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使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协调。 　人口质量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其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都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智力发展状况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指导因素。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由于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主体的形成，才日益做到将那些客观存在的、但又不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或者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改造成为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充分需要的自然，“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于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参与生产的能力的生产，还包括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的生产，于是，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的提高，就表现的极为重要。 三

人口问题论文篇（10）

一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变动的趋势。

从1999年到2007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与此同时，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北京市近年来人口变动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1.人口保持增长态势。

从过去的几年看，北京市2007年常住人口为1633万人，相比1998年的1245.6万人，9年间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3万人，人口增长仍然呈现较高的增长水平。

2.外来人口保持较大规模增长。

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主要是由外来人口引起的。

数据显示，9年间，外来人口由1998年的154.1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419.7万人，每年新增29.5万人，占常住人口新增量的68.6%,即每三个新增人口中就有两个是外来人口……这体现了外来人口的常住化趋势，故控制外来人口的增长规模是北京市人口管理的重要课题。

3.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

目前，人们对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的增长上面，对户籍人口的增长尚关注不够。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近9年来户籍人口也呈大幅上升的增长趋势，每年新增13.5万人，占新增常住人口的31.4%,相当于每三个新增人口中有一个是户籍人口，户籍人口增长的90%来源于机械增长，且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增长固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也应有相应的对策。

4.区域人口增长格局分化明显。

近五年来，人口变动的区域差距性最为显著也最具有代表性。核心区人口大幅减少67.1万人，拓展区人口大幅增加190.9万人，发展新区人口增加86万人，涵养区人口整体增加2.3万人。核心区和涵养区的人口变动数量符合北京市人口发展目标，但拓展区外来人口增加幅度过大（每年增加人口为47.7万人）,发展新区吸引中心城区人口能力相对不足，每年仅吸引7.6万人。

二存在的问题。

1.人口快速增长使北京市面临巨大压力。

按现在每年净增43万人口的规模，北京市到201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1762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2192万人，大大超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规模。而且200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新增52万人，相当于国外一个大中城市的规模，是历年来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人口增长呈现出加速膨胀的趋势，如不加以合理解决，未来人口比上述预测数字还要庞大。这对北京市的资源、能源、环境、城市服务等方面造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2.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

拓展区目前已经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聚集地。2002-2006年，拓展区新增外来人口56.1万人，占北京市新增外来人口的58.1%,拓展区良好的投资环境、教育水平、发展空间（就业吸引、置业吸引、学业吸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造成了人口分布也呈“摊大饼”式发展。这种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的趋势不利于北京城市的整体发展。

3.新城承担中心城人口疏散功能需加强。

目前，新城地区承担了大约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外来人口增加量占整个新城地区的83,3%。应当说新城的人口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但作为未来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重点区域，其产业集聚能力还较弱，其人口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4.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据《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显示，2006年，京津冀区域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这说明尽管北京市自身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弱。周边地区发展的落后，导致这些贫困区域的人口不断地涌向北京市，致使北京市的人口出口不畅，人口只进不出，难以疏散。

这也是近年来北京市外来人口（较低素质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5.户籍管理及人口统计工作需加强。

户籍的多头管理和政策放松是人口机械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央、市属和军队三大系统均握有进京户口审批权（涉及26个单位的41个部门）,小城镇、房地产外销、高校进京指标等方面的户籍管理政策也较为宽松。同时，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人户分离现象比较严重。据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已达228.6万人，占户籍人口总量的19.4%,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人户分离。人口管理的松散，造成人口统计工作不清，人口政策指向不明。

北京市人口增长应该主要吸引高端人才，以实现“高端、高效、高辐射”产业发展，但目前的人口管理现状难以做到这一点

三对策建议。

在全国快速城市化、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实现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应该多措并举。一要靠管理，采取市场经济措施，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引导人口自由、合理的流动，而且满足吸引高端人才的需要；二要靠疏导，从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人口疏散，把更多的人口放到新城、周边地区及全国各地去。

1.优化北京市人口增长空间结构。

按照北京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应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逐步形成按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发展趋势，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核心区人口比重有所下降，拓展区人口比重基本稳定，新区人口比重明显增加，涵养区人口集聚水平提高。

一是优化各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控制功能区人口的相应比例，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转移到新城，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动。

二是调控户籍政策，适当限制城八区的外来人口规模，积极引导外来人口流入发展新区。用鼓励外来人口在发展新区入户籍的制度，减少城八区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实现北京市人口空间的合理布局。如新增机械迁入人口，户口优先落在新城；由中心城迁入的人口，其子女可优先进入新城优质中小学就学等。

三是加强房地产业的调控与管理。房地产业在全市范围内合理布局，在发展新区和轨道交通站点附近，采取积极措施使其成为中心城区人口的主要疏散地，控制新城商品房外销比例，避免成为外地流动人口的“新城”。可以对符合城市空间布局要求的居住区采取低生活成本的政策。

四是加强新城的优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着力解决新城在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现象。建设若干重点项目，鼓励中心城优质公共服务设施整体搬迁到新城，以提升新城的人口吸引力。

2.加强区域合作。

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协作，从区域的角度平衡资源和产业，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引导人口在大区域空间上的合理流动。

一是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实质性的开展，以产业就业引导人口转移疏解，减缓北京的人口涌入压力。

二是应特别注重与廊坊等周边中小城市的合作，提高其承载力，通过经济适用房、老年公寓、高校转移等方面的合作，引导人口向外疏解。

三是加强人口异地疏导政策研究，探索异地养老的医疗、社会保障政策，鼓励人口跨区域流动。

3.加强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应该在传统户籍管理手段与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供需与城市承载能力、完善各项服务与有效控制人口规模的现实矛盾中寻找平衡，立足现有条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提高人口管理与服务水平。

一是成立由国家有关部委、驻京部队和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首都人口管理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实施和修订工作；清理户籍迁入政策，变“多支笔”审批为“一支笔”审批，提高户籍迁入人口素质，确实为首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建立标准一致、互为补充的全市人口综合动态信息管理平台，及时掌握全市人口信息，提高人口管理效率，降低人口管理成本。

三是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常态化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劳动监察，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如保障最低工资水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严格限制大量使用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四是对外来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务。依法加强对居住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如清理整治“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城市地下空间等聚居地，防止形成“贫民窟”；合理调整水、电、气等生活要素价格，提高北京市居住、生活成本，以此控制和减少“三无”人员等寄居型人口的盲目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