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艺术论文篇（1）

从某种意义上讲，桥梁美学理论涉及建筑学、美学、物理学、材料学、色彩学、艺术学等学科，是一项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一座完美的桥梁，不但要讲究其实用性和科学性，而且要讲究艺术性；既要满足功能要求，又要满足审美需求。桥梁建筑的艺术意蕴，就是将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与桥梁造型和技术等方面完美结合起来，表现桥梁作为一种结构，一门结构造型艺术，所承载的蕴涵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本文将通过对桥梁建筑艺术、桥梁建筑艺术的美学原则、桥梁建筑的风格以及桥梁建筑造型要素的分析，揭示桥梁建筑意蕴的深刻内涵。

1.桥梁建筑艺术

从人类以天然的石头垒起简单踏步，利用倒塌的树木架起独木桥，就开始在上面留下了美的胎记。随着时代的发展，桥梁建筑愈加强烈地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向建筑艺术的方向发展。桥梁建筑师以人类所知道的最难于表现的语言，也就是功能的、力学的、施工技术的语言来解决具体问题。

建筑艺术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它一方面受着物质技术水平和实用功能的制约；另一方面，它的形式和风格的演变又受着人们精神生活，特别是社会审美意识的影响。桥梁建筑艺术是建筑艺术的一个分支，是桥梁建筑师在熟练地掌握艺术媒介物质(色彩、线条、形体等)的自然属性及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物质手段创造出来的，为了使人感知和认识，从而发挥其社会影响，体现一定生活内容的结构艺术形象。桥梁作为一种建筑艺术，是科学和艺术精神的建筑，融汇造型艺术的一切要素及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古朴典雅的中国赵州桥，精致美丽的圆明园十七孔拱桥，气势磅礴的金门大桥．它们同古老的金字塔，蜿蜒的长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等这些伟大的作品一样，都闪烁着不朽的光彩，构成了建筑的美。

桥梁建筑艺术，它一方面反映出结构物的空间跨越所体现出的美感，另一方面，桥梁的造型，尤其是栏杆和桥头堡等附属设施的形式也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意识流的影响。赵州桥的蛟龙栏板(图1)雕刻精美，寓神话传说与当地文化于一体，充分显示了当时人文风俗与技术水平Ⅲ。卢沟桥石狮(图2)，活灵活现，双目凝神，注视桥面，酷似桥梁的守护神，给行人及当地居民以充分的安全感。

不过，桥梁建筑艺术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优美的桥梁，均融入了桥梁建筑师个人的感彩和艺术手段。实用和美观的双重特性，决定桥梁建筑艺术往往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醒目的见证之一。完美的桥梁建筑，既有功利性，又不能缺乏美的属性，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

2.桥梁建筑艺术的原则

桥梁建筑艺术是桥梁建筑师的审美意识物态化成果，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桥梁建筑师在进行桥梁设计与艺术构想时，通常都综合考虑权衡了下面几项艺术原则。

2.1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

桥梁建筑艺术与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及造型艺术不尽相同，它还是一种实用艺术。一座优秀的桥梁，应该实现实用与美观的统一。只有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真正的美的桥梁。在处理桥梁建筑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时，通常有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用功能而把桥梁建筑之美置之不理，这在我国解放初期表现最为明显；另一种是只注重桥梁建筑的美观而忽视其实用性值，出现的许多桥梁伪结构。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桥梁建筑艺术的协调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功能和形式，偏颇任何一方都不会产生好的作品；只有功能和形式做到完美统一，桥梁艺术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2.2满足民众审美情趣

首先，桥梁所提供的便捷的交通服务功能，是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然而，老百姓有自己的审美观，该审美观必须同社会功利、国计民生相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桥梁的美已经从实用中分化出来，但仍表现了它的社会功利性。

2.3体现桥梁建筑艺术的时代精神

与其它艺术一样，桥梁建筑艺术也并非一成不变。古代桥梁多以装饰华丽为美，而现代桥梁则以简洁大方为美。桥梁建筑能够以其巨大的空间形象来显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桥梁建筑风格、艺术和技术具有较大区别。在中外桥梁建筑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形成其独特的桥梁建筑风格，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色。各个时代的桥梁建筑师在设计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受时代精神的影响，西方建筑显得尤为明显。威尼斯水上世界的桥梁，桥面上集市密布，融休闲、购物、观光、交通于一体，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2.4展现桥梁建筑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

世界上没有规定审美建筑一定要有审美标准，但一定的民族，必然有一定的建筑特色。反映在桥梁上，中国的桥梁多具有地方特色，如江南小桥优美多姿(图3)，西南部的桥梁则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如程阳风雨桥(图4)。不同民族在习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基于此，不同民族对桥梁建筑艺术提出各自不同要求，也就不足为奇。

3.桥梁建筑风格特性

桥梁建筑风格是由桥梁形态所体现的在设计构思上所具有的特色的表征，是桥梁建筑各种要素的总和，是结构内在规律在外在形态所表现的一种美的格调，是形式的抽象或升华，犹如人的风度气质一样，有时是一种可意味不可言传的特征表现。风格是文化艺术中的高层次问题，它被社会、传统、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制约，反映出一个综合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3.1时代性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一定历史时期技术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力量与人们的生活条件，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想、美学观念与技术水平，留下了时代永恒的烙印。桥梁建筑在机械工业化和手工业生产时代，在选用材料、施工工艺、生产手段上截然不同，其选用结构形式、艺术特点也自然而然有所差别。如古希腊时代的优美柱式结构，罗马时代的半圆拱结构，欧洲哥特式尖拱，中世纪流行的有浓厚宗教色彩及军事防御功能的桥头堡(图5)，文艺复兴时代铁桥上繁琐而精细的巴洛克风格雕塑，现代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结构所带来的现代桥梁简洁纤细的形态等，如法国某城市中承式外倾拱肋拱桥(图6)。这些都无不折射出建筑(当然也包括桥梁建筑)风格的时代性。

3.2民族性

各民族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背景，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也产生了带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它与某一民族的共同语言和心理特点及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紧密相关。人类生活与桥梁建筑密切相关，因而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例如古代桥梁建筑都有借助“神物”的力量与自然作斗争的美好愿望。西方桥梁上的雕饰以神话人物或伟大文物为多，如维尔茨堡美茵河上的古老桥梁(图7)，意大利的十二天使徒桥、美国华盛顿州的阿林顿纪念桥、法国塞纳河上的桥等，桥墩或桥头望柱上均有一座座雕像。而在我国石桥上的雕饰以狮、龙为主，这些“神兽”曾起着制胜镇邪的作用，如苏州香花桥栏杆艺术(图8)，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形式的装饰，不仅给桥梁建筑艺术添姿增色，也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一种偏爱与情趣，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景观。

3.3地域性

即使是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域，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不同，在审美标准上也会有很大差异。但是，某个地区的桥梁，应有自己较为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一座桥梁都标新立异，甚至要“一座桥梁一个样”，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也违背了美学规律，大败“胃口”。

然而，桥梁建筑毕竟不同于房屋建筑，其在功能上的单纯性制约了桥梁形态。古今中外均以拱、梁、吊为基本形态，由于现代化信息交流的频繁与便捷，桥梁形式受民族、地域的影响并不似古时那么突出。而且较能显示桥梁民族风格的大部分都是桥梁附属结构，如桥头建筑、栏杆、灯柱、雕饰等。在法国巴黎市中心，桥梁密布，具有浓郁的法兰西民族文化特色(图9)。罗纳河上的古老桥梁，同样也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的灿烂文化(图10)。因此，在桥梁建筑中体现地域风格，创造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特色，就没有个性，从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风格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是有机的统一。桥梁建筑的杰出作品从来都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及某一地域进步的审美理想的美好体现，也是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之所在。显然，现代桥梁建筑应该表现出积极的、正面的、令人精神振奋的格调，体现出良好的时代、民族与地域风格。

4.桥梁建筑造型要素

形式是由点、线、面、体构成。桥梁建筑艺术通过其艺术语言——空间组合、比例、质感、尺度、体型、韵律、色彩及象征手法等，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矗每体系．{奉现-种形态的美：在形态美学里．点是有造型意义的，一点在画面上．成T视线集中之处：两个大小一样的点，视线来回这两点间，而产生“线”的感觉。线的形态不同，体现不同意义。不同形态的直线和曲线，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粗直线表现坚定、有力、厚实、稳定、粗壮、笨拙、顽固等特征；细直线则体现敏锐、脆弱、纤细等特征；折线具有节奏、运动、焦虑、不安等特征；圆弧线给人以充实、精神饱满的感觉；椭圆形弧线除具有圆弧线的特征外，还具有现代感；流线型是抛物线的自由审美创造；双曲线具有曲线平衡的美，也有较强的时代感，变径曲线具有丰富而变化的特点；自由曲线具有丰富的感情。

面是由线的运动而形成。通常认为，平面有安定、确定的感觉；三角形给人以冲动、刺激的感觉；圆形给人以温暖、流动的感受；梯形富于很强的稳定感；斜梯形具有一种倾斜方向的动感或力感；正方形使人感到整齐，端庄，有一种均齐美；球面、圆锥面、圆环面等曲面的形态，给人以亲切、饱满、柔和、流动的感觉。

立体是由面的运动形成的。建筑的立体美感，由角度的变化、艺术联想、虚实关系等来产生。金门大桥桥塔(图11)，其竖直方向线条顺畅而富有规律，且有合理的变化，使桥塔的大体积的形态得到了纤细化，给人一强烈的力的美感；大红的涂彩，使大桥又增添了一份明亮和活跃。法国某公园人行桥(图12)则是曲线与直线的完美结合，其在水中的倒影优美绝伦，令人浮想联翩，过目不忘。

桥梁建筑的形态美，产生综合的审美效应。点、线、面和体的彼此依赖、对立统一，构成广阔、深远、多姿多变的艺术境象，丰富了人们的美的感受。

5.结语

古今中外，桥梁建筑艺术形态各异，丰富多彩。桥梁建筑艺术的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结构艺术。其艺术意蕴的流变，总是在深层次影响着桥梁建筑的发展。深入考察研究桥梁的艺术意蕴以及形成的内在机理，对提高专业人士和大众的艺术修养会有所裨益；对桥梁发展史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建筑艺术论文篇（2）

二、吊脚楼的艺术价值

（一）静态美

吊脚楼依山水而建，以带状或片状群居分布，有的也独自屹立山腰。从横向上看，它们似等高线一般分台而筑，虽不够整齐划一，但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给人以层层相叠的感觉。它们不拘一格，和村寨山上的树木混为一体，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天人合一”的特点，表达了人们顺应自然向往自由的愿望，放眼望去，整个村寨就像一幅高低起伏、行云流水般的画卷。走近一幢吊脚楼，抬头便可感受到它的俊秀、挺拔和修长。远处观望而产生的那种高耸山腰，风雨飘摇的感觉荡然无存，吊脚楼粗壮的立柱直接插入地面，台基扎实，房梁厚重，以至于不得不让人相信它已经完好地与山坡镶嵌在一起。从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吊脚楼是长方形与三角形的组合，这种几何形体稳定而庄重。仔细看，可以发现窗户上的雕花或者是多样的几何图形，或是神灵活现的动植物，抑或是龙飞凤舞的文字等，雕工非常精细，整个可谓是艺术佳品。而映入眼帘的由小木块平行排列而成的“美人靠”又给吊脚楼增色不少。远看如画、近看所呈现的精雕细琢的画栋和厚重感赋予了吊脚楼以一种静谧之美。

（二）动态美

钻进苗族村寨林立的吊脚楼群中，踏在青石板砖铺成的弯曲小道上，傍着晨曦迷雾，借着太阳洒下的一缕光，走过一个个拐角，看到一幢幢飞檐翘角和三面环廊的吊脚楼，大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走近山坡上的吊脚楼时，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根粗大的吊脚，接着是正屋及惹人眼球的“美人靠”，然后整座房屋的全貌才为人所领略。在楼下、进屋的台阶以及正屋内观看户外的风景，因角度发生变化而感受各异，园林设计中的“借景”手法在此巧夺天工，颇给人一种“人在画中游”的动态之美。空间紧凑，开合随意，分割自然，布局灵活，在“道法自然”中变化万千，形成多样化风格，给人以一种静态的精致和厚重之美，同时也给人一种动态的流动美。吊脚楼不仅彰显了其建筑技术和艺术的高超和美妙，还自然而然地展示出一种静态的婉约之美和动态的灵动之美，如诗如画，如痴如醉，显示出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三、吊脚楼建筑艺术保护和传承的观点和实践

吊脚楼固然有以上的特点和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现今却也面临被破坏甚至被摒弃的危机，许多人认为吊脚楼已经“过时了”，将其改造为钢筋混凝土样式的洋房，或者外表为吊脚楼样式，室内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有的在吊脚楼中间耸立起一座楼房，显得十分突兀。吊脚楼建筑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需加以保护和传承。

（一）学界的设想

学术界有许多学者对吊脚楼建筑的保护和传承做过思考，有人提出从法制上需要各地方政府加强立法和行政，出台保护的规章和政策；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坚持“以政府资助为辅，个人保护为主”的保护模式，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上要将吊脚楼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本土化，还有从工艺传承人角度上需要加大对吊脚楼建筑工艺传承人的保护资助力度。有人指出要将吊脚楼当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文物来看待，加强登记和保护，抓住机遇以建筑旅游业的方式推向市场。从学术界所做的众多研究中可以发现，针对保护和传承吊脚楼的措施和方法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其一是将吊脚楼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在这里，政府、吊脚楼主人以及工匠们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二是将吊脚楼建筑推向市场开发旅游，这是借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和调控吊脚楼的保护和传承。

（二）保护和传承的具体行动

实际上，国家和政府已经注意到吊脚楼建筑所面临的危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政府牵头将吊脚楼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资金进行维修和保护并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保护条例，规范吊脚楼的建筑风格，防止对于吊脚楼的破坏。2005年3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被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火如荼地发展旅游业，吊脚楼及其营造工艺因此而成为一个优秀建筑技艺“符号”，这种“符号化”举措一方面提升了吊脚楼的作为一种文化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开展的旅游业促进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是学者们关于保护吊脚楼思想的现实应用。西江千户苗寨的成功，给其它地区树立了榜样。

四、吊脚楼建筑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应放到文化的高度

（一）保护和传承遭到挑战是文化问题

吊脚楼文化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有学者指出其原因在于造价高、实用性不强以及吊脚楼建筑艺人转行导致了传承的断层；也有学者认为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造成了吊脚楼文化生境与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现代建筑或许真的更牢固实用，然而，笔者认为，吊脚楼作为一种民族艺术景观，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体现，吊脚楼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民族地区的吊脚楼是目前所剩不多的以木质结构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建筑，许多人放弃吊脚楼而建造钢筋水泥材质的洋房，实质上意味着对于以石为基本材料的西方石构建筑和现代文化的接受，意味着对木构建筑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摒弃。诸多学者指出当前吊脚楼建筑艺术面临着诸多问题，它以源于西方石构建筑传统的现代建筑取代吊脚楼为表现，他们提出的各种诸如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制定法律限制人们的破坏等举措都并未真正触及最为根本的问题——中西文化碰撞和较量问题，吊脚楼建筑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是两种文化交锋的一个表现。

（二）保护和传承的根本在于提高文化自信

人们放弃传统木构风格的吊脚楼选择现代风格的非木质建筑，本质上是西方建筑理论话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胜利。因为，从西方建筑理论出发，区别了两种类型的建筑：“‘伟大艺术’的主流建筑（architetturamaggiore，意大利语）和无名氏建筑（architetturaminore）。”其中前者涵盖了那些陵墓、教堂、神庙和宫殿等反映君权、神权的尊贵建筑空间，是鲁道夫斯基（B.Rudofsky）所形容的“贵族的建筑和建筑的贵族性”（Noblearchitectureandarchitecturalnobility）；而后者所涵盖的是民间的、原生的人类居住场所。从这个理论出发，吊脚楼建筑艺术自然被列入了“无名氏建筑”的范围。高楼大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现代化的表现，居住在楼房中才能彰显身份的尊贵和思想的前卫和潮流。显然，楼房样式的建筑占据了当前建筑的主流，这就是许多人说吊脚楼“过时了”的原因所在。

建筑艺术论文篇（3）

1.视觉传达的直观化

视觉传达的直观化，是指造型艺术具有运用物质媒介在空间展示具体艺术形象的特性。造型艺术运用物质媒介创造出具体的艺术形象，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感官。这种直接具体的形象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意蕴，把具体可视或可触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引起观众直观的美感。

形体主要由线、面、体组成。线是点移动的轨迹，它是构成物体形状的基本因素。线条具有独立的审美意味，比如，直线显示坚硬，横线显示平实，斜线显示有力，折线显示生硬，曲线显示流畅。倘再细分，垂直线给人以高耸感、严肃感，水平线给人以稳定感、安宁感，折线则包含着骚乱感、危机感。线条的这种审美意味广泛体现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美的领域，尤其在艺术创造中，它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在建筑艺术中，线条成为建筑风格的主要因素。朱光潜说：“建筑风格的变化是以线为中心。希腊式建筑多用直线，罗马式建筑多用弧线，‘哥持式’建筑多用相交成尖角的斜线，这是最显著的例子。”

2.空间布局的风格化

空间布局的风格化，也体现在空间表现的差异性。在建筑艺术上是指在空间表现上具有彼此不同的特性。中西方建筑有着各自的特点，中国古典皇室建筑中讲究对称美。例如，中国故宫是典型的完全中轴对称，而西方建筑则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风格，但在空间布局上都综合同构联觉进行了充分的考虑。联觉是指一种感受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心理现象。建筑师不得不考虑多方面因素对建筑的影响。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距离除受日照时间长短影响之外，还有很多风水学之说。从著名建筑师高迪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其建筑风格的转变。之所以空间表现会出现差异性源于人们不同时期的审美标准及当时视觉、听觉、嗅觉等因素对其的影响。总体来说，是同构联觉在无形中发生着作用。

3.形式美法则的凝练化

凝聚的形式美，建筑艺术上是指具有在艺术形象中凝结和聚合形式美的特性。形式美法则对于造型艺术具有普遍性，因而运用形式美法则对物质媒介进行加工，便可以整合出凝聚着形式美的艺术符号。可以说，形式美的法则（如对称、均衡、节奏、韵律、对比、比例、主从、尺度、明暗、虚实、多样统一等）运用在各门类艺术中，又凝聚成美的千姿百态，而这些都是同构联觉的体现。从抽象到具象，同构联觉如同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深入到艺术的各个方面，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有形和无形的魔力。比如，比例的匀称、变化的节奏韵律、明暗对比、多样统一、虚实相生等，都是形式美法则在各种门类艺术中的集中呈现。

有人说“建筑是凝聚的音乐”，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它说明了建筑艺术中的节奏美与韵律美。美的建筑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而是人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方位立体式的感受的享受。如北京颐和园的长廊，就具有古典音乐里的那种规则式的重复，这些流动的曲线不仅功能性俱佳，观赏性也颇高。这种二次创作的美也是观赏者同构联觉的体现，是建立在共同联觉与个人联觉之上的。伟大的建筑师正是利用了共同联觉以及个人的联觉创作出来的。一座伟大的建筑，表现出的不仅仅是空间的场所，而是一种让时间静止的美的凝聚。

二、同构联觉对建筑视觉审美特征的作用

每一种感觉都有特定的感觉经验。换句话说，一种感觉经验是不能连续地转变成另一种感觉经验的。同构联觉表明，各种感觉间又会发生相互影响，当视觉出现时也同样会伴随着另一种或多种感觉而生的情况。最常见的联觉是色听联觉，即对色彩的感觉能引起相应的听觉，现代的“彩色音乐”就是这一原理的运用。色觉又兼有温度感觉，如红、橙、黄色会使人感到温暖，所以这些颜色被称作暖色；蓝、青、绿色会使人感到寒冷，因此这些颜色被称作冷色。还有一种色觉称“光幻觉”，可伴有味、触、痛、嗅或温度觉。语色联觉是指某些词汇引起的色觉。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甜蜜的声音”“冰冷的脸色”等，都是一种同构联觉。

1.色彩对建筑视觉的影响

无论是有色还是无色，都有自己的表情特征，每一种色相当它的纯度和明度发生变化，或者处于不同的颜色搭配关系时，颜色的表情也就随之改变了。例如，2008年奥运场馆——水立方的设计。颜色上运用了水的蓝色，造型上结合了水分子的外部形态，整个建筑极具识别性。

色彩与形状是绘画与设计中满足视觉需要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互相补充，色彩赋予感情，形状赋予精神表现，(转第31页）(接第27页）使我们获得整体的信息，这二者的阴阳耦合也都是同构联觉的作用。好的建筑会引导人们的共同联觉，使之向设计师希望的方向想象，最终和设计师保持基本一致的角度。

通常情况下，暖色使人产生温暖的感觉，如红、橙、黄等色，类似于太阳和烈火；冷色使人产生寒冷的感觉，类似于碧空和寒水。不同的颜色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理感受，色彩是抽象的表象符号。色彩抽象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抽象与具象、感性与理性、普遍与特殊、个性与共性的复合。表意和表象有时同时存在，色彩表象性构形和色彩情感效应，与人类内在的情感等主观经验形式和联想有关。在一定条件下，以文化现象为基础，使得色彩有了某种系统价值。例如，北京香山饭店的总体布局，因考虑到饭店地处幽静、典雅的自然环境和众多的历史文物，建筑师有意将建筑物设计得比较低矮，不破坏四周的景观，并在外立面上设计了三层玻璃窗，利用视错觉造成建筑物只有三层的高度，从心理上进一步增加了建筑的低矮感觉。它的空间布局采取中国建筑传统的中轴线布局、多院相连的区分和联合方式。散发着浓郁现代民族气息的香山饭店，色彩配置运用中国传统抹灰墙面的白色、灰砖线脚为基本色调，素雅、干净、洗练，与江浙民居和园林建筑相照应。浑厚素朴的风格，朴拙单纯的传统工艺，视觉化的色彩形象，均散发出淡淡的乡土气味和思乡情结，表现了对乡本论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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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化的深切眷恋。

2.造型对建筑视觉的影响

不同造型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建筑通过其特有的空间结构关系和艺术表现力传递建筑的情感。比如，上海金茂大厦的造型，有意识地借鉴中国古塔的变化韵律，给人以中国古塔的定位联想。强化造型透视的逐层急促加快的节奏伸展，增加了塔楼的固有高度感，高峻威严，挺直雄健。银色基调的塔楼与天空背景融为一体，同时红色花岗石组成的红色基调房又增加了它与大地的关系，并衬托了银色基调的塔楼。该设计舍弃了具象形式的模仿以及机械僵硬地照搬重复传统，而是以明快、醒目、凝练的抽象形式表达了中国传统塔结构和塔文化的概念。再如，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候机楼的外观造型，比例优美的折线形架空斜脊，同雄壮、两端向上微翘的正脊结构成屋顶形制，使得中国传统屋顶的神韵油然而生。逐层退台、升高的架空结构性语汇既符合这个建筑的构造逻辑，又自然地作为了造型的视觉元素。本土的传统建筑情感意念与现代设计审美思想，通过简约的塑型和空间序列的有机整合，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话语转化成现代感的设计语汇，保留在特定的结构之中，从而展现出华夏雄厚的建筑文化和气度非凡的精神。这些都是造型对建筑视觉所产生的不同感受。

结语

同构联觉是审美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人自身无意识产生的心理联想及想象。它在艺术的创作和欣赏过程中融会贯通起着桥梁的重要作用。它的运用像一只无形的手，在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过程中，时刻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建筑艺术之美离不开同构联觉的作用与影响。

参考文献：

建筑艺术论文篇（4）

【关键词】教会大学/传统建筑/中西合璧建筑式样

【正文】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之时，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处于相对高势能状态。伴随着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着强行移植和殖民输入。从“交流”一词的本意而言，真正谈得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实在是少之又少，具有表象效应的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成功的特例。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迄今，建筑界的理论和实践所纷纭不休的“神似与形似”之争，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渊源关系。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来看，众多矗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的这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效应。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指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中国教会大学起始的，采用当时西方建筑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平面设计符合西方建筑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国宫殿寺庙建筑构图元素并与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建筑式样，一般也简称为“大屋顶建筑”。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建筑自身的使用价值，因此，褒时被誉为民族精神之体现，必全国效之方罢休，贬时被斥为历史倒退之逆流，必全国讨之而后快。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建筑新式样在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其生硬也罢，成熟也罢，失败也罢，成功也罢，这类建筑新式样毕竟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文化混合成了一个有形的实体，并进而演变成绵延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无疑值得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加以探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之起点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作一初步分析。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交汇，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建筑形式引入中国。传教士们普遍地抱有西方本位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起了西方中世纪式样的教堂。引入的西方其他建筑形式很快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唯有教会的建筑遇到了麻烦。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会相关的建筑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

教堂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表象特征，在历次教案中屡屡被毁，这一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被解释成反帝爱国运动的行为体现。如果从建筑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另一层意义，即对中国人来说，自此之后改变了以“道器分离”的思维习惯来看待建筑，终于将建筑视为了一种文化参照物。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作为一种姿态，他们也很自然地想到建筑的文化参照物的表象效应。因此，原本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建筑文化观念，终于有了一处朦胧的共通点，即需要创造一种能满足各自不同的文化动机并具有表象特征的建筑形式。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创造新建筑形式的早期尝试是由传教士零散地进行的，多是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筑体之上作为装饰构件，模仿的部位与手法亦无定势，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妥协。极端的案例也有完全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做法。这些早期的尝试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缺乏相应的一贯性、独特性和稳定性，因此影响也比较小。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建立仿照西方公学制度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使教会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种种迹象显示，外国教会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在华的教会学校也开始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各校的报告说明申请入学的学生已多得无法接受，教会上层为此都兴奋不已，办学热情日益高涨并着手筹划建立较大规模的正规大学，此时，有关教会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形式的问题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20世纪的前30年，许多在华教会都将所属学院和书院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成立之时，大都购地迁址并兴建了大批新校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批新校舍的兴建算得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也给教会大学提供了创造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历史契机，可以说是教会大学的建筑实践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艺术复兴的序幕。

教会大学一般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17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5个区域，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天主教大学3所：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协和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

上述各教会大学的情况相差很大，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规模宏大、兴旺发达，有的又小又穷、挣扎维持，但多数教会大学最终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教会大学还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教会大学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校园的规划和建筑方面，今已成为继承者引以自豪的学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样式，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少数租界外，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当属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兴盛期。教会大学的建筑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建筑的规模大、数量多，往往组合成群，成为学校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主要景观。从1894年到1949年，教会大学建筑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对此，来华传教士们似乎是既自信又茫然。传教士理想中的大学，是像19世纪美国大学那样的僻静学术区，应位于市郊，有教学区、办公区和宿舍区之分，唯一不同的设想是希望建筑形式能表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外部特征，以此来表述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

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希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即使是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形式，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金陵大学等。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程式化的程度。

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出现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实践作品。圣约翰大学是建立时间最早，一度发展最快的教会大学。校舍建设始于1879年，第一幢校舍是两层楼的外廊式建筑，正面宽220英尺，深度130英尺，外部样式采用了具有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西洋味道甚少，其后又照样建了三幢宿舍，可能还参照中国四合院平面进行了总体布局。1892年，圣约翰大学募捐到26000元建新校舍，因无地皮便拆除原有房屋重建，1894年新楼竣工，取名为“怀施堂”，这是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两层砖木结构，中式的歇山屋顶上铺传统的蝴蝶瓦，囗字形平面布局，墙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构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怀施堂”的钟楼处理。以两个横向歇山顶教学楼夹住竖直的钟楼，体量组合关系更像是勉强拼接而成。钟楼采用了双层四角攒尖顶，檐角夸张地飞扬上翘。或许是“怀施堂”设计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将江南园林的亭廊造型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瓜皮帽”的说法可能由此而生。至于何以选择这种建筑形式，可见以下文字：“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约大(圣约翰大学之简称)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1](p.3)从此记载中可推断，“怀施堂”的设计是隔洋造车之作。圣约翰之所以要保存“中国房屋之特质”，其本意是表现本校历史的延续，却不曾料到做了一件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开创性尝试。事实上，在所有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以最强硬的姿态抗拒中国民族主义趋势的，实行的也是最彻底的基督化教育，甚至不惜付出学校分裂和停课的沉重代价。但中国教会大学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产物，某些关键性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Pott)是一个既顽固地坚持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信仰，同时又把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也不乏对中国的某种感情因素。在他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一直注意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以此作为该校的建筑特色，用卜舫济的话是“外观略带华式”。纵观圣约翰大学的建筑演变过程，早期完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样式，后来的发展从“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再至“外观略带华式”，反映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完全可以推断，如果教会大学建筑没有附加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因素，所谓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是不会摆脱这一过程的基本程式的。

三

从义和团运动到1920年之间是教会大学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由于教会大学实际享有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保护，也使其与中国社会或多或少有些脱节。不管是慑于19世纪末的教训还是出于纯粹的文化偏爱或其他什么原因，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而已，只要能大致传达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换句话说，“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来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史的一个方面。”[2](p.194)1920年以后，教会大学的命运不得不与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结在一起，迫使教会大学走上了主动寻求中西方文化结合之路。

20年代的序幕是以为标志揭开的，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反帝涉及到西方在华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由反传统儒教而起的反封建竟将教会大学也席卷进去。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主要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已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都使教会大学面临着能否继续生存的严峻问题。如果教会大学希望能在中国长期办下去，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来顺应中国的时代潮流。为了迅速回应急剧发展的中国政治局势，美国基督教会于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大会”，决议倡导“本色教会运动”。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称：“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2](pp.323-324)何谓“中国本色教会”呢？正式的解释是：“一方面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注：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诚静怡，中国籍基督徒，1922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该团体是外国教会在华各差会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本色运动”落实到教会大学的具体措施，首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地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样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新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之基本导向，对建筑样式的表述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宫殿式建筑，杂芜多样的地方特色逐渐消失，组合手法趋向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建筑风格基本定型了、纯正了，也更加优美了，只是趣味性似乎降低了许多。从这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较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一般来说，在建筑技术和材料没有重大突破之前，建筑学领域的创新方式与其他艺术领域有所不同，所谓特定样式不可能因主观臆想而出现，而是通过对原已存在的建筑风格进行修改，甚至是对原有的某些手法进行模仿来达到的，因此，重组和异化是建筑实践创新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建筑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注重文脉的原因。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就是通过同一形式或同一构成方式的大量工程实践作品体现出来的。教会大学在建校前后，大都购置了土地，新建了校舍。在校舍建设中，采用中西合璧式样的教会大学有12所，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另外还有原属教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教会大学的校舍建设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譬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和科学馆，几乎与上海外滩租界建设同期进行，建筑的规模也相当。在华中，湘雅医学院的建筑群当时被誉为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在华东，金陵大学的北大楼宏伟而古雅，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华西，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毫无疑问是成都近代建筑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在华南，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和地位。在华北，辅仁大学主楼曾号称当时北平的三大建筑之一。至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典雅校舍和优美环境更是全国闻名。由此来看，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特色反映在足以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批建筑物上，尽管它们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的细部处理手法方面还有某些差别。

附图

这些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欧美完整建筑教育的职业建筑师，他们接受的是当时欧美盛行的古典折衷主义的严格训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未必有传教士那种欲使“中华归主”的宗教热忱，也没有传教士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认知，他们也很少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开始时也谈不上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偏见，这就决定了设计者只可能以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为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依据的是以下三点：(1)业主(传教士，教会大学创办人)对建筑式样选择的建筑理念；(2)业主提出的建筑基本功能要求和建筑设施的标准；(3)当时所能利用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

当西方建筑师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建筑时，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造型该有多么惊讶和困惑；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短时期内就产生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兴趣。因此，他们很习惯地将自己业已熟悉的建筑语言和设计方法与业主所特别要求的建筑理念结合起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通过建筑实践来表述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建筑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敏锐，却能够忠实地记录着现实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的演变过程，建筑师是相对客观的执笔人，虽无意也无能力倡导某种时代潮流或社会时尚，但其建筑实践的设计作品却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时代局限性。

四

教会大学在时机上顺应了中国人引入西学的大趋势，同样，教会大学在大规模筹划和兴建过程中，正值基督教的“本色运动”和天主教“中国化”计划的实施展开之时，许多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在华西方教会的世俗化、本土化，为促进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仅从建筑学方面来看，教会大学的中西合璧样式实际上还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与建筑理念形成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

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理应谴责，但对从事某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传教士活动则应具体分析。有些传教士的在华工作生活经历，培养了他们热爱东方艺术的感情，从而促使他们能够较客观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持有较公允的建筑艺术评判标准，并为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说服教会上层接受这种新的评判标准，他们不仅特意强调了中国古典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将其与教会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联系起来，刚恒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8月9日，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X.D)委派刚恒毅枢机主教(MostRevConstartini)担任第一任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在职的8年期间，将自己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建筑理念。1923年，他到任不久就致函教皇，对西方教会过于热衷在华修建哥特式教堂提出批评：“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二、保留外来建筑风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当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3](P.12)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她特殊而定型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藉着她历史性的建树，通过民间与社会的艺术品，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各种不同艺术特征都是基于文化、习俗、兴趣、历史与宗教的史绩、建筑用材、气候、地势等等不同因素。将欧洲的形式，无论是罗马式或哥特式，加诸中国均属错误。”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民族极具象征性价值的宗教建筑方面，何不最好也来一套‘中国装’呢？”[3](pp.21-22)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传教士的赞同和支持，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AdelbertGresnigtO.S.B)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4]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4]

何谓“中国装”或“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传教士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建筑理念：“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4]刚恒毅认为，西方建筑师完全模仿中国式的塔或建筑的外部形式并不成问题，比较困难的是掌握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和装饰手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领悟中国建筑的精神，并将这种悟性运用到这套“中国装”的裁剪中去。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刚恒毅还是一个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修养的传教士，他反对盲目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并指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术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拼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元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天主教的思想。”[3](pp.23-24)格里森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建筑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互相适应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庙宇和塔的形式。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4]如果除去其中的宗教狂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上述观点与中国建筑理论界的有关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创新和继承问题的共识并无质的差别。

1925年，庇护十一世捐赠10万里拉供辅仁大学改制之用，这一机会使刚恒毅有可能将自己的建筑理念付诸实践。1929年，辅仁大学在北京购得兴建校舍的用地，刚恒毅特意聘请了格里森担任辅仁大学新校舍的建筑师。辅仁大学校方按照刚恒毅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对未来新校舍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5]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刚恒毅应邀发表了有关辅仁大学建设方针的演说词：“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6](p.40)这段演说词清楚地表明：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构成并不是出于对某种建筑风格的形象特征的偏爱来考虑的，其设计思想是由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

五

关于教会大学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的文化意义，似乎在美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可见，其建筑作品也更多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会利用战争的机会迅速扩展了在华的教育事业，从1914-1918年之间，在华新设立的教会学校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2](pp.247，210)由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学术水平，从国外和国内都争取到了新校舍的建筑经费，教会大学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而促使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9月，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了“中华教育调查团”，该团在华访问了36个城市和500多所各级学校之后，正式表明了教会学校的建校方针，即“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在性质上彻底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务，而如果缺少这些特征，那就将一事无成。”[2](p.349)所谓造就“气氛上彻底中国化”和教会大学的形象“特征”，其主要手段就是将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相融合，是一种西方人所理解的“中体西用”，也是中西建筑文化双向流动的有益尝试。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教会大学建筑出现复古主义倾向的早期实例，也是传教士的建筑理念与建筑师的审美意识达到默契配合的实践作品，其主要建筑竣工于1921-1925年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沙特克与赫西(ShattuckandHussey)建筑师事务所负责设计。当时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尽可能在外貌上采用中国形式，以使建筑得以和北京之建筑古迹相互彰显和谐。”（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分为教学区和医疗区，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用汉白玉栏杆回廊连结，围成半封闭的院落布局，建筑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标准，外部造型以故宫太和殿为其模仿原型，优美舒展的凹曲线屋面上，各种瓦饰也仿造得相当标准，加之平直的檐口，微微起翘的檐角，绿琉璃筒瓦，可以说是一个纯净的中式大屋顶型制。围成院落的建筑群全部坐落在汉白玉的台基上，栏杆、扶手以及台阶等建筑细部也是中国古典式的。可以看出，设计者确实是在非常认真地捕捉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外部特征，但在建筑处理手法上有点力不从心，中式的屋顶和台基与西式的墙身及开窗方式这两者之间缺乏一种中介过渡因素，而且建筑整体比例与中国古典建筑相差甚远。但总体来看，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的体量集聚，屋顶庞大，复古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

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致词，他进一步阐述了采用这种复古主义建筑形式的原因：“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是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职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合。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更明确地说，沙特克和赫西的设计是西方式的内部功能和中国式外部造型的混合体。可是这一混合体太过于注重外部的模仿复制，刻意复古就不可能摆脱古典程式的衡量标准，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了“像”或者“不像”这类最直观的问题之争论中，并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批评，颇有点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实，如果抛开某种固定的模式来客观地评价，在20年代初期能达到如此水平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其中也不乏主动进行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是教会大学对中国新形势的对策和反应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其不成功之处，仍可视为中西合璧建筑样式转向复古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

教会大学建筑在兴盛期的复古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建筑师墨菲·亨利·基拉姆(MurphyHenryKillam)。墨菲1877年出生，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开办建筑事务所，1914年起开始在中国活动，1928年以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并主持完成了首都南京规划的制定工作。到中国来寻求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墨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2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无独立开业的本国建筑师，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建筑业的局部繁荣，给西方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墨菲抓住机遇，及时地将设计重点从西方式的殖民地风格转向探索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方面，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设计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墨菲也因此在中国取得了超出其他西方建筑师的成功和地位。

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学校扩建工程。他制定了清华第一个校园总体规划，并主持扩建了清华学堂(东部)，设计了被誉为“清华园”四大建筑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东部)和体育馆(前部)。清华校园的总体规划和主体建筑都沿用了美国大学建筑的模式，属于欧洲古典折衷主义的作品，可见，墨菲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并无区别。墨菲不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最早尝试者。此时已有司斐罗(A.G.Small)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及东大楼，荣杜易(Fred.Rowntree)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怀德堂以及合德堂、万德堂等，柯林斯(A.S.Collins)的岭南大学马丁堂以及格兰堂、怀士堂等，佚名建筑师的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科学馆，可能还有济南齐鲁大学的某些建筑。此时，赫西(Hussey)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造也已进行。但清华学校的设计任务使墨菲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之能有较长时间在北京亲自观摩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精粹所在的皇家宫殿。这一经历无疑增加了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偏爱。自1920年后，他先后主持设计了福建协和大学(1920年后)，长沙湘雅医学院(1920年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1-1923年)，燕京大学(1921-1926年)，岭南大学惺亭、陆佑堂、哲生堂(1930年后)，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堂，1929-1930年)，北京图书馆(1931年)等建筑。墨菲的这批建筑作品不但在数量上十分浩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大都市，且大都是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地位，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墨菲被聘任主持首都规划的制定工作时，他所倡导的这种教会大学建筑的复古主义倾向已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蕴和民族精神之含义，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范围。

在有关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对墨菲的作品一向评价颇高。且抛开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以往的西方建筑师多将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生硬拼接，缺乏必要的过渡，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顶不适宜的帽子。墨菲的高明之处不在屋顶的处理，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渗入到西式墙身。或许他是第一位能理解斗拱在中国木结构建筑艺术造型中魅力的西方建筑师。如果墙身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额枋和红柱，斗拱的造型将失去构图的意义。换句话说，墨菲以斗拱作为中介，将其他中国古典元素糅合进西式墙身。墨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认识的。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曾出现结构与装饰不相吻合的瑕疵，而其后期的设计就熟练得多了，很少能挑出大的毛病，但也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即：墨菲以众多有影响的建筑作品给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模式，最后连自己也陷入了无节制地盲目复古的误区之中。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南京首都规划，连江轮和街灯都盖上了中国古典式的大屋顶。30年代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活动，虽有其深刻的民族主义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以建筑设计手法而言，则明显可以看出墨菲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西合璧样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1920年，燕京大学选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园作为新校址。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StuartJohnLeighton)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我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7](p.66)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其中第三项就明确了新校园建设的建筑理念：“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7](p.66)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使得这一种建筑理念能够很好地贯穿于建筑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燕京大学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筑形式的设想，要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要采用宫殿式样的教学大楼，庙宇式样的学校大门，校园里要点缀一些华表、石狮之类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品。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燕京大学陆续建造了88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再加上当时中国最漂亮的校园，燕京大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典范作品之一。“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8](p.108)在中国教会大学或国立、私立大学中，燕京大学的建筑群堪称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整体性最完美的校园建设工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很得意地说到：“燕大新校址完成后，很多年来，凡是来参观的人，都夸赞燕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后来我们自己也几乎相信了。”[7]

墨菲担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在燕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麦斐(Henry.K.Murphy)，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9](p.66)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墨菲最初的设计就采用了复古主义式样。由于建筑数量多，墨菲乃将中国宫殿型制的各种式样和装饰手法加以灵活运用。1926年，燕京大学建成迁校，司徒雷登在落成仪式上说：“最初我们就决心把中国建筑应用到建造校舍上，房屋的外表具有优美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而主要的建筑全部用钢骨水泥，兼有现代电灯、暖气及自来水设备。因此，这些房子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教育宗旨是要保全中国固有的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切，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注：转引自董鼎主编：《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从这段演说词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1)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是将当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相结合，以此来作为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的手段，其建筑构思的着眼点是意欲展现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的融合。因此，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征。

(2)就校舍建筑本身而言，其主体结构及其他当时先进的配套设备，本可以依其功能采用多种其他形式来自由表现的，只是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象征作用，才使得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转换成一种特定的建筑语言。因此，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形式与功能相脱离的特点，也是源自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只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才能客观地认识其中包含的积极意义，如果仅仅从民族感情或单纯的工程技术标准来评判，其看法自然偏颇。

燕京大学建筑现已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理由为：“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10](p.229)

六

在华传教士们寻求中西合璧建筑形式的设想，在时机上恰逢西方建筑界盛行折衷主义思潮之际，摹仿或糅合各种不同时代的历史风格，甚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是时髦的设计手法。很难说建筑师在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起因方面有过什么促进作用，不难推断，西方建筑师了解到传教士的设想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古典建筑那造型丰富而又奇特的屋顶。日本建筑师伊东忠太曾评论说：“屋顶为中国建筑最重要之部分，故中国人对于屋顶之处理方法非常注意，第一欲使有大面积大容积之屋顶不陷于平板单调，宜极力装饰。……中国人对屋顶之装饰，煞费苦心，全世界殆无伦比。”[11](pp.8-9)格里森还以浪漫的笔调形容道：“屋顶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优美曲线的屋面就像精心编织的巨大华盖，……柔和曲线是中国式屋顶最独特的表现方式之一，许多重要建筑的屋顶构成就如同专业音乐家演奏的动听乐章一样，……柔和的曲线，宏伟的尺度，和谐的比例，都足以使人们领受到那种庄重和高贵的屋顶造型所具有的极强的艺术感染力。”[4]然而，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建筑外部形象的捕捉，仅仅是力求达到一种总体艺术效果的相似性目的而已，他们无法也无意去探求中国古典建筑的内涵。西方建筑师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古典建筑和西方建筑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范畴，从建筑手法、建筑材料到审美情趣都差之千里，要运用建筑学的方式将其糅合起来绝非易事，还得取决于建筑师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解深度和自身建筑素养的水准了。

19世纪后期，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鉴于历次教案的教训，有的传教士也曾尝试过在教会所属的建筑中添加中国色彩，但很少是专业建筑师所为，而且这些零星的尝试为数甚少，规模太小，还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力。20年代的教会大学建筑则不然，其建筑规模之大，建筑数量之多，建筑功能之繁，建筑质量之高，建筑形式之新，建筑设备之良，建筑材料之异，建筑环境之美，都在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在一批欣赏中国文化并具有一定地位的传教士和一批建筑专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创建之始就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建筑层次上。

如同勉强发起的教会学校最终发展成高等学府一样，教会大学建筑也在建筑师的努力实践中最终演进成延绵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和建筑形态，成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以建筑表现某一文化思潮或某一时代风尚，在西方似乎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笔者认为，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建筑文化观念引入了中国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关键点。

还需要强调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起点而非终点，也是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开端而非终结。试图融合两种异质建筑文化的趋向至今仍在中国延续着、进行着，所谓“教会大学建筑”不过是这一趋向起始时期的代名词而已。

西方传教士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环境条件下，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2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广泛地运用在政府行政办公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外部造型之中。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范文照和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徐敬直设计的中央博物馆、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一大批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中西合璧式的优秀作品，不但表明了这种建筑式样已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的应用范畴，从而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复兴的象征[12](p.354)，而且也表明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已取代了外国建筑师，成为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主要设计者。如今，这种建筑新式样在几代中国建筑师的不断努力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形式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但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以及在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却在有意或无意中被漠视和淡化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外文化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课题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及其后来的演变结果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考察和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和建筑文化内涵，从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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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M].阎人俊译，出版者不详，北京图书馆藏.

[8](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9]董鼎.私立燕京大学[M].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建筑艺术论文篇（5）

安徽因地处中国东部的内陆，地形幅度变化小，大多数地形为平原、低山和丘陵。长江淮河跨省而过。处于温带与亚热带交界的安徽，受东部季风影响，形成了四季分明，湿润的气候，徽州地区又处于安徽的南部，因其山清水秀林木茂盛，占主要面积的为山峰与丘陵，河流与盆地散布其间，人口聚集的盆地只占全域的一成，以“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著称。因其温和多雨的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房屋营建中会因湿润性气候降水多而考虑雨水排泄功能的需求。徽商的起源是因山多地少的徽州，耕地空间很少，无法全部从事传统的农业，所以较多数的人从事山地种茶与商业。徽商衣锦还乡后大兴土木，并将经商所见的各个地域建筑与当地地域环境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徽派建筑。

1．2社会因素

自古以来徽州地区人民重视教育，尊崇儒家思想与文化，有尚读之民风，曾经出现过“父子宰相”“四世一品”“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盛景。徽州商人被广泛称为儒商，他们重视道德礼仪，认为在生活和商业上传统的道德礼仪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商人民居空间和建筑的设计中充分的体现了对传统道德礼仪的尊重。明代中期到清代前期(乾隆时期)是徽商的兴盛期，且在清朝中期成为了中国商帮的翘楚，商路遍天下。有几方面原因促使了徽商产生与兴盛:在地理上，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具有占大部分面积的山地，大面积的山地拥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态资源，使得徽州盛产木料与茶叶。在历史背景上，徽州地形复杂，而且居住在山间盆地中，难攻易守，很多在战乱中的中原人口迁入徽州，使徽州更加无法在农耕上自给自足，进而促使徽州人民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徽商是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徽州人多从事手工业，并且走出故土谋生而产生的。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沉淀的徽州地区，受儒家的礼仪教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徽商乡土观念浓厚，在外经商取得成功后多“衣锦还乡”，回到徽州兴建宅舍，留下了在中国民居建筑与装饰艺术上都大放异彩的西递、宏村等建筑。设宗族祠堂为家族建筑群中的重中之重，宗祠是为后世族人提供祭祀祖先、传承家族文化、谨记等级礼法的场所。在建设期间不仅在建筑选址、构造以及布局层面上非常注重，而且装饰层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追求奢华和过度修饰，仅在匾额和碑刻上有基本的装饰，有劝勉后辈勤俭持家本分做人之意。在伦理礼教上的教化和约束，是对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在徽州的建筑、书画以及手工业等等多方面有所体现的刚柔并济并且兼容并包的审美特征，是因为避乱的中原百姓与土著居民的混居，形成的多元文化与徽州的自然环境完美的结合而形成的。

2徽派建筑装饰艺术的特点

徽商民居的典型特征与建筑色彩便是“青瓦出檐长，马头白粉墙”。黑、白、灰三色是徽商民居建筑的色彩，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建筑，与环境融合为一体，显得分外质朴与优美，徽派民居建筑单色调的色彩使人产生宁静和释然的情怀。内部空间的装饰色调，要比外部丰富很多，主要以古朴天然的木材材料本色为主，并配合精彩的木雕，布局疏密有度，雕饰形成的肌理和阴影效果表现自然的肌理，豪华宅邸为显示主人的经济实力在重要装饰部位还施以金粉，以显得富丽堂皇。

2．1木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木雕艺术的顶峰时期是在明清时期，木雕的精品不胜枚举且出神入化。木雕在民居装饰艺术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且成就最高，因木材的质感相对柔和且带有生机，加之木材质地柔软、可塑性极强，不仅可以刻画出复杂的图案而且在层次上也可以达到玲珑剔透的效果。因此木雕的题材也最为广泛。在地理环境和工艺水平上所存在的差异，使得民居木雕装饰图案的造型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徽州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徽商民居中所体现出的木雕艺术，在明代开始广泛使用，并且在清朝时进入了鼎盛时期。徽商民居能充分体现木雕艺术的繁盛，木雕装饰大量运用在徽商民居建筑的结构和装饰材料中。古拙朴美、造型饱满、神态生动夸张是徽商木雕在造型上的特征。木雕浅、深、透三种技法结合使用，不仅仅体现出工匠们精湛的雕刻工艺，而且充分表达出木雕层次丰富分明，并且处理出前后虚实各种效果，艺术性观赏性极强，可以在木材上构造出许多精美的造型。富有张力的形态，流畅细腻的线条，将硬质的木材雕刻出柔美的缠枝造型，且脉络清晰，立体感极强。在充分的写实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抽象加工，使得纹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并富有强烈的自然气息。如同儒学教育课堂的徽派木雕，每一个木雕都是在述说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人在耳濡目染中学到理学的思想精髓。一件件木雕的精品，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传承的载体。总体来说，木雕的装饰艺术性在徽商民居中运用的最为广泛，不仅拥有繁多的品类，各异的题材，徽商民居木雕装饰从整体来说，繁复细腻是清代木雕的主要特征，整体上的感觉“谋篇”不足，但对于细节的刻画往往游刃有余。只要目光所及的厅堂内皆是木雕，整体处理的过于繁密，失去了重点，但是局部观察却完美无痕。流传至今的徽商民居木雕装饰艺术，仍然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

2．2石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在工艺上和技术上都有很高成就的石雕艺术，因石质材料具有坚硬耐磨、经久耐用、防潮防水等特质，多用在建筑中需要防潮和受力的构件中，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如柱础、台基、石鼓、石狮等，但石雕相对木雕和砖雕难雕，因此在民居建筑中不如木雕、砖雕装饰运用的广泛。远远不及木雕的装饰范围广的石雕因受限于石材本身的特质，徽商民居中石雕常出现于台基、柱础、石狮、漏窗和牌坊，石材对雕刻工艺的要求很高，相对难雕，其中透雕最为精美和绚丽，因此一些制作工艺复杂精彩的透雕只有在财力雄厚的商人民居建筑中才能欣赏到。无论是华丽还是朴素，精巧还是古拙的徽商民居石雕艺术，都显示出了雕饰工艺的精湛以及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装饰图案也是以民间最为朴素的表达吉祥幸福寓意的题材最为广泛，表现出了强烈的乡土情结。

2．3砖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以砖为原材料的雕饰艺术是砖雕，它模仿石雕，却远比石雕经济和易雕刻，而且具有石雕坚硬、耐磨、防腐等特性。选题包罗万象的民居砖雕内容，主要为吉祥寓意的图案，不仅有几何纹样、花草鸟兽还有神话传说等等。其中，最经典也最精美的代表性作品是以人物为主要刻画对象的砖雕。徽州地区重要的民间工艺形式是徽商民居中运用的砖雕装饰手法。徽州的民间匠人，不仅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赋予其装饰美感，运用了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却创造出精美装饰的艺术表达形式。表达形式非常灵活的砖雕，达到了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美学价值的装饰效果。出现在徽商民居中最早的砖雕，简单不精细的表达形式，有着其独特的艺术趣味;随着徽商的崛起，其财富也在飞速增加，对工匠酬金成本没有了约束，砖雕的艺术向着内容复杂多样、线条华美、层次感丰富的方向发展，成为了最具典型的徽州砖雕艺术形式。在清代徽商成为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家宅建造的资金充沛，砖雕技艺则向着更复杂和细腻的方向发展。工匠砖雕精巧的技艺可以塑造出更为丰富的情节和层次上的变化，远近景的表达更加的细腻，最多时有八九个层次。现代，因其地域性的审美传统和砖雕本身的观赏价值，徽州地区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仍是砖雕。很多的徽州民间艺术家至今仍掌握着这种精湛的技艺。便于取材、形态精美的砖雕，深受人们的喜爱，已经彻底融入了徽州人的生活。总的来说，徽州民居建筑中的砖雕艺术，不仅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刻的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高超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建筑艺术论文篇（6）

二、从“附庸风雅”到文化资本

建筑艺术论文篇（7）

（1）都反对维多利亚装饰风格，旨在重新重视和热衷于传统手工艺；

（2）都喜欢采用以植物和动物为中心的装饰手法；

（3）影响范围广泛——这场装饰艺术运动在当时影响之深之广，以至于美国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均卷入。

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几个有意义的设计中心。第一，巴黎六人团体。此团体于1898年成立，自然主义是其设计风格，并提出设计要回归自然的口号，曲线和植物纹样是其进行设计的特点。其中最优秀的设计师吉马德，在20世纪初期，在巴黎市政府的委托下，对100多个地铁入口进行设计，所用原材料基本是青铜和其他金属，将其自然主义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第二，比利时新艺术运动。比利时作为欧洲新艺术运动的中心之一，涌现出了大量的杰出设计。霍塔旅馆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此建筑无论外观设计，还是室内设计都曲线流畅，色彩协调，形象堪称完美。第三，西班牙新艺术运动。安东尼•高迪是此运动的杰出建筑设计师代表，米拉公寓这一极至作品则出自此伟大的设计师之手。该公寓特点是自然美观，整个设计避免使用直线和平面，以混凝土模具成型，内部家具、门窗等大范围模仿动物和植物的造型。将建筑设计打造成为一个完全的有机形态。

二、建筑装饰艺术的繁荣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装饰设计出现，是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设计的发展。后现代主义主张恢复装饰性，并强调装饰性，以形成装饰的多元化。

第一，符号性古典主义。具有装饰细节丰富、大量采用古典建筑符号等特点，如由查尔斯•穆尔设计的美国新奥尔良的意大利广场，以古典拱门为广场装饰，拱门重复、交叉，形式交叠，风格冲突，有冷嘲热讽之感。广场大水池中的半岛，正中有一个空框，以及三长方形门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罗马的凯旋门。

建筑艺术论文篇（8）

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建筑中绘画构图的差异

莫高窟壁画为了传达宗教情绪，不断创造出新的壁画内容，这不仅丰富了壁画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构图形式。莫高窟壁画所表现的内容往往决定了其构图方式，根据不同内容会呈现不同构图。如对称式构图大多是以经变画为主要表现题材，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对称构图，中轴线两侧人物和场景都相同或相似，形成有规律的排列方式；长卷式构图则重在描绘隋代、唐代故事画及盛大的宗教或出行礼仪场面；并列式构图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体现在石窟千佛洞中的千佛图案上，佛像大小、形态、动作基本相同，横成行，竖成列成并排式排列。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结构布局依照一定的形式法则来绘制，如此多样化的构图，不仅富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同时也体现了佛教艺术的意境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构图宏伟壮丽、气象庄严，属于满构图类型。人物并肩接踵，按对称仪仗形式进行排列组合，八位主神高达近3米，在画面突出而醒目的位置，其余270多尊神祇都在2米以上，均被整齐划一地安排在一个气势磅礴的画面中，众仙们手持的各种道具使画面人物灵活多变，头顶部的祥云和脚下的云气烟雾拓展了画面空间，让人仿佛置身于道教仙界的圣境之中。整幅画面构图饱满，严整而生动，群像组合动静相参、疏密有致。可见在永乐宫壁画中，画家既采用了疏密相间、统一中求变化，又采取突出主体，弱化次要部分的构图法则，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人产生敬畏之心和崇拜之情，从而体现了画家高超、纯熟的构图技巧。伊斯兰教绘画艺术中的构图法则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清真寺建筑装饰构图的特点是繁复致密，几乎不留空白，这与汉族传统建筑装饰纹样在布局上喜欢运用疏密相间的法则大不相同。因为伊斯兰教认为，构图中是不能有空间的，空间是魔鬼出没的地方，世间的空白并不存在，而真主却无时无处不在。所以伊斯兰教的画师们在构图形式上采用繁杂的装饰纹样来反映伊斯兰建筑艺术崇尚繁琐、不喜空白的审美特征。如宁夏中华回乡文化园，其门楼顶部的几何装饰纹样，以密集性、连续性的花纹组成整体的图案，通过经纬线、对角线的巧妙应用，利用格子式、回环式等构图的交叉重组、循环变换，形成了繁密华丽的视觉效果，使人获得视觉上的审美愉悦。

建筑艺术论文篇（9）

1.1土楼建筑体量巨大、极具雄伟之美

一般的土楼，圆者直径大多数在30~50m，楼层3~4层，高者5层，高度在12m左右[1].方楼是福建土楼中数量最多的，其长宽大多数在40m左右[1].现在所知直径最大的福建圆土楼是平和县云巷斋，二层圆楼，其直径为147m.建于1851年的永定高陂镇上洋村的遗经楼[1—2]，方形楼，外墙东西宽136m，南北长76m，占地10336m2，其后座主楼五层高17m.平和县庄上大楼[1]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土楼，为异形土楼，南北最长处约230m，东西最宽处约180m，周长700多m，内院建筑众多，还有一座小山，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最小的土楼是南靖的翠林楼[1]，被称为“袖珍土楼”，是目前所知土楼圆楼中直径最小的1座，但它的直径短径也达13.72m，长径14.25m，高3层.福建土楼大者可装下足球场，小者亦可放下一个小四合院.相对于一般民居单体建筑的体量阔不过10m左右，进深约为5m，高约5m，这种体量上的差距就是巨大的.可以说福建土楼是民居建筑中体量最为庞大的，既高又大，极具雄伟之美.

1.2福建土楼简洁独特而又丰富的外部造型

福建土楼主要有方楼和圆楼2种，这种方形、圆形和巨大的体量，共同形成了土楼与众不同的独特造型.当我们实地观察福建土楼时，土楼的独特造型会更为突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汉斯·安德烈称之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对于圆楼也有人称之为天上掉下的“飞碟”或地下冒出的“蘑菇”[3].实际上，福建土楼除了方形、圆形这2种简洁独特的造型外，还有很多由方形和圆形产生出的变异形态（异形），尽管数量上无法与方楼、圆楼相比，但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土楼，丰富了土楼的造型，形成了土楼多姿多彩的形象，是土楼中极其珍贵的部分[1—3].永定县高头乡高头村的顺源楼是1座五角形的土楼，坐落在溪边的陡坡地段.全楼平面是不规则五边形，沿溪一边为弧形.平和县庄上大楼为土楼中的巨无霸，平面不规则，近似前方后圆的形式.诏安的在田楼是八角抹圆形.平和县的淮阳楼南半部是抹角的方形，北半部是圆形.诏安县的半月楼就是一个村落，由四圈马蹄形土楼形成一个半圆形土楼群.永定富紫楼平面按“富”字形状设计，平面是一个“富”字.而广东饶平的道韵楼为中国最大八角形土楼.饶平还有一座土楼叫紫来楼，平面是正多边形.

2福建土楼与环境的融合

福建土楼散落在闽赣粤群山绿林和河谷盆地中，数量众多、姿态万千，或一楼傲然独立，或群楼争辉，如群山中的颗颗明珠，与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闽赣粤山区的土楼，或依山傍水，或矗立在田边地头，与自然融为一体，都充分说明建造者在建造土楼时，利用建筑周围的自然空间，合理安排土楼的布局和造型.如南靖的长源楼[1—3]（建于1732年），临溪而建，原址是“溪洪石仓”，属溪水洪患的险地，不宜建造，且用地紧张，高低落差大.该楼建造时，为了解决不利条件，从溪底干砌了一道高5.2m，长46m的卵石护墙，并用卵石填出长46m，宽14m的地基；后墙利用山坡包坎，建成长方形土楼.该楼南面是溪流，沿溪流一层为餐厅；靠山的北面是3层楼房，两边依次跌落，中间围合为长方形天井，形成前低后高，造型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富于变化的长方形土楼.其卵石干砌的墙基，使整个建筑好似从溪流中自然生长而出.造型高低错落，配以巨大出檐的屋顶，优美、活泼、富于变化，与周围的环境很协调.独立于山巅的华安县雨伞楼、永定不规则五边形的顺源楼、华安县的二宜楼也是建筑融于自然的著名典范[1—3].福建土楼成群的很多，土楼本身和周围的环境一样成为其他土楼的环境.因此建造土楼布局要考虑与环境的问题，也要考虑与其他土楼的关系.无论是云水谣古镇、河坑，还是田螺坑的土楼群，土楼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散落在田野山川之间，阡陌纵横，楼宇相接，蔚为大观.土楼之间，道路、桥梁、围墙巧妙布局，与周围的山川、溪流、树林、田野相结合，形成了优美的民居聚落，“小桥流水人家”随处可见.身处其中，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令人流连忘返.河坑土楼群[1—3]共有14座土楼，7座圆形土楼，位于书洋镇曲江圩河坑自然村，距南靖县58km.土楼群分布在“丁”字形的小河流两岸不足1km2的狭小地带，是福建土楼中最密集的土楼群，有仙山楼阁、北斗七星之称（方、圆土楼各形成2个相套的北斗七星）.河坑土楼群最早建于明代（1553年），最迟建于1972年，前后相差400多年.这14座土楼大小不一、方圆错落，在青竹绿树掩映下、在溪水小桥边极其和谐地自然分布在山岚之间.国际专家、学者对河坑土楼群赞叹不已.1987年，日本建筑资料出版社、建筑艺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三期《住宅建设》画刊，就是以河坑土楼群作封面.上海同济大学路秉杰教授高度评价了塔下侨乡和河坑土楼群，称这里的土楼居民与青山绿水的大自然如此协调，不愧为“世外桃源”.田螺坑土楼群[1—3]是福建土楼群中最为著名的土楼群，位于南靖书洋镇上坂村，在海拔787.8m的湖岽山半坡上，主要由1座方楼（步云楼）、3座圆楼（振昌楼、瑞云楼、和昌楼）、1座椭圆楼（文昌楼）组成，它们同样是与环境相融合的代表.

3建筑空间富有节奏，内外对比强烈，内部空间丰富有序适宜

3.1建筑空间富有节奏，内外对比强烈[1]福建土楼给人的第一印象：高大的土墙，小小的外窗，像一个个城堡，外部空间尺度很大.当人们走进土楼时，这种与人体尺度差异很大的土楼外部，会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然而当走进门厅，进入一个较小的建筑空间，出了门厅来到内院，又是一个很大的开放式空间.如果是单元式土楼，进入单元门，通过一个很窄小的过道，来到一个小天井，由小天井到室内，室内的空间尺寸与人很适宜.整个建筑空间由很大小大小较大小，富有节奏的变化.由外入内，外部巨大的尺寸，到内部适宜的空间，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内外空间对比强烈是所有土楼都具有的特点，而空间富有节奏的变化，单元式土楼体会更为明显.

3.2内部空间丰富有序适宜总体上，福建土楼内部空间按交通安排讲可分为2类：单元式和通廊式，其各有特点，但也有许多共性.

3.2.1外闭内开放的内向性空间[1]内向性空间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的一个特点，土楼则更为突出.福建土楼的确高大且外封闭，外墙坚实，一二层不开窗，大多数土楼只开一个大门出入，对外十分封闭.通廊式土楼内部是完全通畅的空间.门厅、天井、大厅、楼梯等是全楼的公共部分，各层走廊相通，楼内住户来往便利.所有的房间都朝向楼内，各个房间都从楼内庭院或天井采光，在层层叠叠的瓦檐、持续密布的廊柱、整齐一致的间面包围之中形成了内向的建筑空间.这种外闭内开放的内向性空间，形成了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独立小天地，维护了内部安全居住、生活的需求.

3.2.2向心性内部空间[1]福建土楼空间特点不仅表现为内向性，其向心性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圆楼，空间向心性一目了然.有祖屋的，无论你在楼廊上，还是屋内，向内院看，祖屋就是视觉的焦点，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心.对于方楼，祖屋也是布置在内院中心，连半月楼一圈一圈马蹄形的土楼也是围绕祖屋布置，呈现明显的向心性.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方位是具有伦理性的，代表等级，它赋予了中国传统建筑强烈的可识别性.居中是至尊，祖屋居中，成功地以建筑形象表达一种意念，强调了封建礼制的中心地位，表达了宗法制度的至高无上，达到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特别强调的“尊祖敬宗”的目的，表达出土楼人家对家族团结的珍视与传承.这种以“象”求“意”的建筑表达方式是中国传统建筑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3.2.3对称性、均匀性、统一性、完整性[1]对称性也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具有的特点.无论是圆土楼还是方土楼，除了少数特例之外，无不是采用规整的对称布局.土楼内部所有的空间都对称：厅堂的排列、卧室的配置、楼梯的分布、边门的开设.其公共空间也是对称的，并且都集中沿中轴线布置，通过对建筑和庭院空间的形制规格、尺度大小、主从关系、前后次序和抑扬对比等，使这些公共空间严格遵循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并形成对称完整的空间序列.这样环楼建筑空间的严格对称和公共空间富有变化的对称，共同形成了土楼完整的对称空间，展现了土楼建筑空间既严肃、方正、井井有条，却又不失变化的特点，并在其中表达出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土楼公共空间是一维对称的，而私有空间却是多维对称的.私有空间的多维对称是由于其私有空间大小一样，其组成的整体是圆形或方形造成的.这正是福建圆楼和方楼最大的特点：均匀性，土楼中卧房大小一律均等，呈线性环周布置，环绕一个中心.因此在土楼中，除了祖堂和其他公共空间有主次外，家族内部一律平等.这与中国其他传统民居建筑会严格体现家族内部的尊卑秩序完全不同.土楼的均匀性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中是绝无仅有的.土楼的完整统一性在客家圆楼中更为明显，从进入土楼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圆形内向性空间，完整巨大的圆形空间给人的震撼无与伦比.简单的圆形空间，明确的范围和边界，无不突出其完整和统一.层层屋檐、层层回廊，更强调了土楼空间的这种特性.当登上回廊，沿着回廊漫步，可以一圈圈重复，没有尽头.而廊柱和门窗的不断重复，使人会体会这种空间完整统一中，又是那么流畅、富有节奏.圆楼的建筑空间契合圆满、团聚、和谐的审美理想，是客家民系思想观念最理想的表现形式.

3.2.4居住空间的竖向分布无论是单元式土楼还是内通廊式土楼，居住空间是按竖向分配使用的，每户占1个或2个开间，底层作厨房餐厅，第2层作谷仓，第3层以上作卧室.对于通廊式土楼讲，这种空间使用是很不方便的，因为全楼只有2个或4个对称布置的公共楼梯，户内联系不方便，小家庭的私密性缺乏.而单元式土楼每户独立有楼梯，这种空间使用就很先进了，私密性好，使用方便.

3.2.5单元土楼的空间私密建土楼整体讲，空间使用不方便，空间私密性很差，但是土楼中单元式土楼空间使用很先进.土楼空间分配是竖向的，通廊式土楼由于各楼层交通只有几个公共楼梯，每户人家到自己的楼上房间，只能通过公共楼梯，通过通廊做到.这样就意味要从别人家的房间门窗前经过，交通路线较长，私密性较差.优点是公共空间较多，使用空间也较多.单元式土楼空间也是竖向分配的，但每户相对独立，内廊也隔断，每户楼层上下设独立的楼梯，因此每户空间使用方便，相互不影响，私密性好.

4福建土楼装饰古朴自然、丰富多彩，工艺高超精湛

福建土楼的装饰手法丰富，以古朴自然、细腻为主，但也不乏装饰华丽、精致者.一般装饰主要集中在土楼的公共部分或显眼的地方，凸显主人的文化涵养和身份地位，美化土楼的环境.有少一部分的装饰极为豪华，主要集中在祖庙这一块.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土楼几乎没有装饰.福建土楼外部墙体基本上是没有装饰的，以材料的本来面目出现，突出了夯土结构的质感.由于建筑工艺和建筑材料的关系，墙体上会形成一些细微的裂缝和墙体肌理，使得巨大墙面不再单调.墙体以土黄色为主，与周围的山坡、土坎的颜色一致，形成了福建土楼古朴自然的形态，凸显了土楼的乡土气息.福建土楼外墙上的窗户不多，主要在三层和四层，窗框和窗扇以木本色出现，突出了土楼自然古朴的特色.大门是福建土楼外部装饰的唯一重点.入口大门用大理石做边框，有内外2个层次：外框长方形、内用圆拱，这是土楼入口大门特有的构图形式.石门框既为了大门的坚固，又形成与墙面的对比，突出门的重要地位.大门上方用楼匾装饰，有的楼匾用石刻，有的仅用白灰粉刷，或直接用红纸贴在门框上方，书写楼名.门两边张贴巨大的对联，有的还在门周边刷上白灰粉，在上面画一些简单的装饰，凸显大门的重要性.由于强调了大门的重要性，土楼外部立面有了中心，使得立面有了变化，从而土楼外立面变的既古朴自然，又生动活泼，既统一又有中心.土楼内有大量的木雕[5]，其中有的门窗屏风有精湛的雕刻，雕刻手法多样.雕刻的内容也丰富多彩，有花鸟虫鱼，有山水楼台，更多的是人物活动，刀工流畅细腻，人物栩栩如生.还有不少土楼的门厅、中厅等处梁柱间装饰木雕.有的雕饰还敷以浓墨重彩，显得更加鲜艳夺目.永康楼、振福楼和奎聚楼的木雕就是其代表.土楼中还有石雕饰物，这些石雕雕工精致，种类众多，如振成楼、振福楼等许多土楼的大门、中厅等处的石柱高大雄伟，柱上镂刻对联.在门柱前的石鼓（门枕石）、大厅的柱础上，一般都有浮雕，而且富有深刻的寓意.如振福楼中厅柱础的浮雕有麒麟、书卷、仙鹤等；坎市的业兴楼、葆善堂的门枕石、中厅石柱础等处的浮雕，人物形象生动，打磨得光滑而细致.永豪楼、永隆昌福盛楼，下厅扁平的“凹”字形天井的两边，各立着1个石柱石条构成的精致花架，上有大理石的花盆，把天井点缀得十分雅致.一些土楼中还有泥塑和彩塑.这些泥塑、彩塑形象逼真、色彩艳丽，彩塑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给凝重的土楼注入了活泼与光彩.土楼中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大大增强了土楼的文化氛围.其书法精湛，寓意深刻，有如家训等；其绘画色彩鲜艳，描绘风景人物生动，古朴美观.此外，有的土楼还有一些极具个性的装饰.如古竹五实楼前土墙上的镇煞雕塑———衔剑狮头，威风凛凛；振成楼内环二层的铸铁雕花栏杆，典雅高贵；振福楼外大门的铁制拼花门扇，美观实用；福裕楼内的绿色釉面琉璃花格屏风，文雅大方；永豪楼、永康楼的天井用规格的石板拼成图案，粗犷豪放而不乏优雅；还有许多大楼的门厅、天井、门坪等处，全用小鹅卵石砌成图案，或圆或方，极具观赏价值.

建筑艺术论文篇（10）

1．2建筑设计建筑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艺术表现的主要形式之一。黑格尔就曾在《美学》中指出:“建筑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表现方式上都是地道的象征性艺术。”建筑就是这样一个集时空、自然、人文于一体化的综合性艺术表达空间。因不同地区、民族的建筑功能与审美的差异性，风格迥异的建筑遍布大江南北。建筑设计需要考虑的方面也就有很多:如物体的形状、平面场景的布置、框架结构造型、材料的长短比例、色彩的质感与空间感及建筑的装饰、雕刻、花纹等多样，且需要随时更新科学的技术与设备来保障实施安全，满足人体工程学的各项要求。艺术文化在建筑中的“文”与“质”，就如同《文心雕龙》中提到的一样:“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内在的实质往往需要外在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一类型的建筑，都很难形成内外的完美契合，将艺术文化的内涵深入到建筑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中，再由整体表达出来。建筑设计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将艺术文化完美的融合到设计理念中，达成建筑物内外合一的完美境界。

2建筑设计与艺术文化的发展渗透

2．1早期艺术文化的参与在建筑的早期设计中，实际用途占据较大的比例，就像原始人寻求山洞的庇护，最初的建筑也是人类为了自身安全与舒适考虑而建造的居住活动场所。对于那一时期的建筑来说，实用性是最为主要的，审美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在物质基础不断满足中，对于情感的需求也随之上升了。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与建筑设计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艺术文化为建筑带来了视觉享受，也带来了建筑在造型、选材、构想方面的美学逻辑思维，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将建筑物作为某种信仰文化的代表，成为某类思想的识别标志。如我国北魏时期兴起的寺庙建筑，融合了中国特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功能，选用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的建筑群体，且根据所供奉的佛像的不同，大多数寺庙都有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或布局，这些差别大多体现在大殿装饰、门窗雕花、寺庙院落布局等，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当地的地形来修建，如山西省的恒山悬空寺，就是一座凌空架起的寺庙，上载危岩，下临深谷，处于金龙峡谷西侧绝壁的山腰上，造型与选址都十分具有特色。

2．2中期工艺结合工业革命的兴起，为建筑的修建带来了新材料、新能源，也促使了建筑设计方向的转变。工艺美术运动的开展，为设计提供了“美与技术结合”的新标准，尝试用新方法来诠释设计与环境、自然、人文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初期，绘画艺术与雕刻艺术成为建筑设计实现理论创作的基础，将艺术活动中的文化内涵输入进来。反之，建筑设计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表现舞台。艺术文化与建筑设计已经逐步渗透，在工业革命后的新环境下逐渐的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亦或是生活方式。但就初期的经济状况来看，我国大多数民众对建筑设计要求还是停留在实用性要强的阶段，这是当时生活条件并不富裕所造成的，过分的追求建筑的功能作用，对审美方面的装饰物品却有着较为简单的要求。在建筑设计的工艺结合中偏向重视“工”的比例，增加物品的工业数量，实际是对物体本身的精神性的分离。

2．3现代新关系从工业文明开始，建筑设计与艺术创作渐渐被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或领域，认为建筑设计中的科学性、严谨性与艺术创作的随意性、开放性是不能归为同类的。其实不然，建筑设计与艺术文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建筑设计的造型、布局、装饰中需要考虑到美学规律，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建筑相关知识计算、测量，保障建筑的安全合理性。没有艺术构想参与的建筑设计是缺少真正核心力量的模仿品，只是冰冷的建筑，难以完成人的情感流通活动。而艺术文化也需要通过建筑设计来完成与时俱进的时代任务，从应用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对美的认识及表现手法，设计中的技术与艺术相互作用，在传承古代智慧结晶的同时也在供应着新鲜血液的流动。文明的发展推动着人们思想的进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技术、设计、艺术几者相互的关系，并了解到它们在内在本质中就是一个总体，是可以互通的。但需要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能从中剖析出它们的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