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论文篇（1）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建立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为了社会效益的实现,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刻不容缓。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责任会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也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相应的保障。

(三)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运用其行政力量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这就要求我国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会计。要想让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准确、全面的评价企业的业绩和企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同时让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披露的信息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配置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积极构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求企业要对股东负责,还要求企业对员工、客户、顾客、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负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可,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希望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能够包括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从而形成社会各界人人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推进和谐社会的加速发展。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中，社会责任会计的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则起步比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还比较落后，存在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一)披露内容不全面根据一些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充分。在我国的所有企业中，能够披露与自身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企业进行披露，披露的也仅仅是企业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对于一些负面信息则避而不谈。在近年的信息披露中，与社区有关的信息披露是最多的，而关于产品和职工方面的信息披露则一直较少。在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有关社会责任的披露也只有员工的数目和构成等相关情况，几乎不存在对于其他有关员工的详细披露。这样做会大大降低社会对企业所有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忽视企业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且缺乏法律保障在我国企业中，信息披露的形式很少用数据来表现，大多数都是用文字来描述的，也没有统一的格式来进行信息披露，使得企业所披露的信息失去了一定意义上的可比性。除此之外，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还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还有太多的漏洞，对于自己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所逃避。虽然我国某些部门对此问题起到了一定的重视，并且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我国自2003年实行《企业会计准则》，此后又陆续了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并于2006年了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修订了《公司法》、《刑法》等相关法规，出台了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有关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仍然不够充分，企业的信息披露大多是采取自愿的模式，所以相互之间可比性欠缺的问题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此外，除了企业自身对社会责任不予披露外，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和企业的内部审计也都没有对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相关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企业不具有独立报告意识，也不单独编制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因此，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监管将无法开展。

(三)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欠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本身起步就比较晚，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因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西方，很早就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法国从1975年开始建议各上市公司每年对外公布其社会资产负债表，到1997年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便正式出台。在法国政府出台的这些法律中，明确规定那些职工超过250人的企业必须每年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并向外界公布。在法国政府采取措施规范社会责任会计的披露内容之后，英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比如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必须包括员工状况、社会捐赠等与社会责任有关的信息。其次，社会责任会计自身具有一定的特点，比如社会性、模糊性、复杂性以及间接性，这些都会导致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会计之间的差异。另外,由于交叉学科的存在,它们的滞后性也给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三、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不充分是阻碍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所以必须对其内容进行相应的补充与完善，使其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披露，具体应包括工资报酬、企业文化、福利待遇和职工结构等等。其次，企业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也应该得到披露。这就意味着各利益集团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会从企业内部获得相应的报酬。此外，企业还应该披露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因为它是对传统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最后，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安全方面的信息也必须进行披露。与此同时还要使产品的安全指标和服务性能得到强化，以使社会各界对企业的信息能够得到全面、充分的了解。

(二)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社会责任会计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所以很多方面都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使得一些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社会责任会计的作用就很难得到切实的发挥。所以我们逐步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并配套以相关的法律保护，让社会责任会计的开展能够有法可依。这样不仅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更可以带动全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社会论文论文篇（2）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社会论文论文篇（3）

（一）变动主题社会实践教学

所谓变动主题社会实践教学，是指根据时代特征、国家生活主题及“概论”的学科属性，“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确立每年社会实践教学的主题，然后围绕该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教学主题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能够推动“概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时代化、生活化，调动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年度社会实践教学主题的选择必须符合三个原则：其一，与国家生活主题密切相关，也即近期党和政府倡导、宣传的，攸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性、创新性、战略性思想、路线、政策；其二，与课程内容高度相关，也即紧扣学科属性和特点，与“概论”课教学的重点内容有机结合，集中反映社会实践教学的目标和要求；其三，与学生生活高度相关，也即是不宏观、不抽象，让大学生觉得熟悉、亲切，有参与的兴趣和期待。“概论”课教师可以根据以上原则，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最终确定本年度的社会实践主题，然后围绕该主题确立社会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操作规范、考核办法，并在对学生座谈访谈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实践教学方案。比如，2014年“概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主题可以是“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实践教学形式可以是社会调研。围绕该主题、结合“概论”课教学重点，可以设计一些体现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具有可操作性的调研方向或题目，鼓励学生以个体或者团队形式展开调研，并写作主题明确、著述规范、格式统一的调研报告。鼓励学生在调研报告中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表现形式，丰富社会实践教学成果形式。最终，通过变动主题的社会调研活动，一方面，深化大学生对课堂理论教学内容的认识，提高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各类社会现象；另一方面，用中国梦构筑学生的共同思想基础，激发广大学子的历史责任感，增强他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恒定主题社会实践教学

恒定主题社会实践教学是指根据本校所在区域的人文地理特征、学校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学科特点以及学生的学历层次等，确立相对固定且有特色的社会实践主题，每年组织学生围绕该主题开展深入、持久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一所学校“概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具有特色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继承性、连续性和创造性，由专业老师带队，由具有创新意识、探索勇气、合作精神的学生组队参与。通过组织持续的恒定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地方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区域生态保护、校园文化营造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具有一定品牌和特色的社会实践教学成果。要发挥恒定主题社会实践教学的作用，必须注意：其一，主题必须是与国家战略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且这些问题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体现他们自身的特长和价值；其二，角度、内容、方法等必须具有一定创新性，既有对以往工作的继承，又有新的推进和发展，体现所学有所用并且有所成；其三，成果必须有精品意识，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学术素养。比如，地处东北的高校，可以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主题，确立若干调研题目组织学生深入企业、社区和政府管理部门，全面了解东北工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对策。可以根据学校自身的学科特点，调查学科相关行业企业的情况，具体调查对象可以是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调查内容可以涵盖产业结构升级、清洁生产、企业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可以制定中长期调研计划，持续多年围绕该主题进行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研究，力争全面、深刻地反映调研对象，为地方决策提供服务。再如，有些高校在革命老区，可以以留住活历史为题，组织学生采访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重大事件的参与者，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下来，并结集出版。这有利于大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精髓，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更加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教学

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是保证“概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稳定性、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根据“概论”课教学的内容和要求，联系具有代表性和具有教育意义的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以及城市社区、新农村、现代企业等，设立“概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到基地参观、学习，可以增进他们的认知、增强他们的认同、升华他们的认识。社会实践基地的选择不能随意化，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名气越大越好，而应该是从“概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要求出发，坚持三个原则。其一，典型性。企业、社区以及博物馆众多，不可能都挂牌作为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必须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其二，相关性。即与课程教学内容、教学要求高度相关，能够通过对社会实践基地的参观、学习，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其三，互利性。既要发挥社会实践基地对教师研究、学生成长的积极作用，也要发挥教师和学生对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的扶持作用。

二、正确处理三组关系

发挥“概论”课“三板块”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作用，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学过程中的三组关系。

（一）处理好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关系

“概论”课包括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两部分，二者密切联系、互相补充。课堂教学偏重于理论的阐释和演绎，旨在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是基础；社会实践教学是理论的应用和拓展，旨在让学生深刻理解理论的内涵，并运用其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是升华。二者统一于“概论”课教学过程中，推动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转化。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具体问题。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概论”课体系宏大、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诸多内容，教师必须按照详略得当、主次分明的原则，着力讲授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理论问题，做到“少而精”。“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深化学生对重点问题的认识，还必须在教学中将年度社会实践主题与课堂教学的重点内容结合起来，围绕其设计若干社会实践题目，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切身体验、深刻领悟，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并由对理论知识的记忆转变为对之的认同并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品格、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外化为行为习惯。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是教师课堂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阐释该问题，教师可以搜集、整理各种资料，通过横向比较法描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距，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并通过组织学生课堂讨论的形式分析出现差距的原因，让学生认识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增强忧患意识。同时，也通过纵向比较法描述建国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让他们领略到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成就，增强自豪感。与之相配合的是，在社会实践教学中，围绕该问题可以设计若干调研题目，指导学生深入农村、企业、社区以及山川、田野等，通过所听、所看、所问、所想，深刻领会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深化对课堂理论教学内容的认知。

（二）处理好课程社会实践教学与学生组织

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关系社会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概论”教学的基本环节，也是提高“概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途径。目前，在高等学校中承担社会实践组织和管理工作的还有团委、学生处等学生组织。那么，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首先，二者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包括：第一，在目标上，立德树人，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人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在内容上，都面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生活，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覆盖农村、城市社区、企业、政府、博物馆、展览馆等多个层面；第三，在形式上，都包括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都以调研报告、考察报告、心得体会等形式展现社会实践成果。然而，作为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和学生组织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是有不同之处。第一，性质不同。前者是课程教学体系的一部分，后者是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二者不属于同一个范畴。第二，侧重点不同。前者主要通过开展与课程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侧重于增强“三个自信”；后者主要是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增加大学生对国情的了解及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侧重于综合素养的提高。第三，管理方式不同。前者主要由任课老师负责组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展开社会实践活动，后者则主要是以学生自发的形式为主。第四，考核方式不同。前者作为课程教学的一个环节，学生的表现计入成绩，后者则是学生培养的一个环节，不以成绩计。明确了课程社会实践教学与学生组织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区别，“概论”课教师应该加强组织和管理，从源头的方案制定、过程中的协调指导到末端的考核评价，都要时刻注意把握“概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基本立足点和预期目标，在课程教学体系内彰显社会实践的价值。

社会论文论文篇（4）

当前的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1]制度背后凝结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元素。一般认为，文化包含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其中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明确善恶，指引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面对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交流融与对抗冲突并存的状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现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党的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四中全会也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从而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上的深厚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需要透过理论分析、历史考量与现实依据这几个维度来理解。

一、理论维度

（一）价值系统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理解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式样，比如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怎么样活着才是有意义？认知理解方式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知识系统、审美系统与价值系统。知识是认识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作为知识，这样的认识是被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的并且被人们相信的。审美是人类理解、感知与评判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既有每一个审美主体主观的情感与知识结构，也基于世界与对象的客观存在，表现为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对价值的理解不能把主客体割裂，即单方面考虑客体属性或者主体需求，价值应当是对主客体相互關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2]基于这样的理解，价值系统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起着指引作用，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正确引领，战争贩子掌握的科学知识会成为战争武器，犯罪分子掌握的科学技术会成为犯罪手段。在二者的关系中，价值观对处于基础作用的科学知识、技术手段等作出判断，从而引领正确的行为方向。同样，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积极引导，审美就会变成简单的对于感官的刺激和满足，而缺乏内涵与深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体现出的价值目标与价值追求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面临多元化多样性的思想文化潮流冲击下，由指导理论价值、共同理想价值、精神价值与道德价值等方面所构成的多层次的价值体系，以最大限度地达成价值共识。其次，二者相互联系。在时间上前后承继、内容上紧密联系、目标上高度一致、功能上相互促进。[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中首次提出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党的十八大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作出了理论上的准备。二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反映，都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呈现。其目的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价值支撑，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作出价值引领。

二、历史维度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没有体现自身属性与符合时展潮流的核心价值观将面临真正的社会危机！

（一）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

1.苏联解体——抛弃了核心价值观

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因素共同结果，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民族的文化内核与基本思维中去寻求。正如雷日科夫在《大国的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提到，“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失去了苏维埃价值”“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所以，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指导思想多元化所造成的混乱，核心价值观被抛弃，导致一系列历史信仰的丧失等是其根本原因。

2.美国称霸——核心价值观

美国称霸靠经济与军事实力，同时美国依靠核心价值观输出所达到的价值渗透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称霸手段。美苏争霸时，美国就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渗透对苏联的打击是致命的，正如尼克松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写到的那样，“开展意识形态竞争”。先是通过养成一种消费方式，再形成文化认同，逐步实现美利坚精神的灌输，最终实现价值渗透，以达到意识形态阵地的占领。

3.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在德国兴起，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社会根源，同时也基于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政治特性与军事力量等客观条件。《我的奋斗》这本书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所主张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书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制度及对犹太人的仇恨，系统地阐述了希特勒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可见，法西斯主义所强调的民族侵略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反人类的，最终被世界人民所主张的“和平与发展”主流价值所抛弃，全世界掀起反法西斯的浪潮，纳粹德国的灭亡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

4.非州的混乱——核心价值观的分裂

价值观的简单移植，不融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血脉，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非洲原本的价值规范和殖民者输入的强制性价值规范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分裂，这也是导致非洲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非洲土生的价值观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这种社会以大家庭、宗族和部族为管理结构，缺乏国家控制。欧洲殖民者输入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人权、法规制度等，这些价值观念虽然在一些市场交易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原来的不成文规范和习惯准则等在生产生活领域仍占主导地位。所以独立后的非州国家期望形成新的价值观，以助推非州民族国家的崛起。正如同志讲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追求。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的思想、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自然无為”的思想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还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关于信念、劝学、立德、廉政、正风、笃行的修身治国思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历史来源。如“修己安人”“仁爱兼爱”的修身文化；“克己奉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奉献的责任感、使命感；“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意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因素，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价值追求与价值目标，表现出其科学性与先进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滋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时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才形成了最有生命力的价值文化。

三、现实维度

作为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用价值系统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就必须要正视在价值领域存在的困惑。

（一）道德选择的茫然

现实中存在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比如因追逐利益、以营利为目等容易导致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因理想信念丧失、信念动摇等容易导致政治领域的道德失范；因是非观念被颠覆等容易导致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等。同时还面临一些道德两难问题，无论如何选择，都有可能是道德的，也有可能是不道德的，都有利有弊，都无法尽善尽美，都有可能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往往是茫然的，甚至是漠然的。

（二）生命意义的追寻

人生是一段旅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存在即有意义吗？那么评定生命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每个人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视角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式。有些人想的是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的活着，有些人是希望大展宏图、有所作为，有些人是在为实现人类共同的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中奋斗。

（三）自我定位上的尴尬

有时候我们有远大的理想，有高尚的追求，志存高远；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非常无助，孤立无援。这实质上是在检验我们的内心是否真正地强大。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内心强大的人？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不是遇不到困难，而是纵然遇到困难，依旧可以不被打败。因此，人们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能正视各种困难与挫折，成为真正的强者。

（四）人际关系的脆弱

鲁迅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你眼中的世界，有时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很多事，你能看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你无法感同身受，是因为不曾经历过，你所谓的真相也只不过是你以为。简单来说，人际关系的脆弱实质上是来源于同理心的缺失，你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而是习惯以自我想法去猜测事物本身。因此，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才能更友善地对待他人，融入这个社会。

社会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我对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点认识论文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文明进步，国家的发展壮大，靠的是经济总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而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更是不可或缺。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它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和灵魂。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融入和传播，我国民族文化自信受到一定的威胁，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本体渊源

所谓的本体渊源，指的就是为何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自信的根本原因，通过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进而解答这个问题。在国外的哲学概念里，本体指的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即研究问题背后的机理，它不存在于问题表面，而是隐藏在其中的本质。在我国的哲学概念里，认为本体指的是问题能够存在并继而发展，一定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本体。因此可以说，不论是一件事物，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甚至是整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解决本体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我国不断进行探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经久不衰，不断强大与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精神支柱。有了文化，人类才能够受到熏陶，进而发展为高素质的人才。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人民群众，都处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受到文化体系的约束与影响，在文化体系的熏陶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人。换句话说，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文化基础和价值理念。文化的缺失将导致个人、国家和社会处在混乱的动态中，进而缺乏系统的发展理念，最终导致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受阻，国家和社会出现落后甚至衰亡。

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定是属于且适合中国的，其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内涵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在构建祖国文化的过程中，倘若一味地照搬国外文化，国家文化将失去自己的特色，缺乏独特的文化标识，成为他国文化的复制者。失去灵魂的人就是一个空壳，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失去灵魂的民族，更不会处在时代的前端，甚至还会被时代所抛弃，而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其灵魂所在都是文化。具有反映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文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外来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不少国家都实施了相应的文化改革，文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于一些新兴国家来说，西方文化仍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在最近几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传播本国的文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惜采取各种恶劣手段，表面上宣传和平、民主的思想，暗地里宣扬本国文化的优势，“文化侵略”手段更加隐蔽。

其次是西方文化产业的对我们的渗透与扩张。当今西方国家不仅借助文化教育来实施文化传播，还发展出众多产业进行文化传播，例如影视产业。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崇尚外来文化，追韩剧已成为一种潮流。在娱乐圈方面，众多国人追捧韩国男团女团，这些都给中国文化自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不断进行产业扩张，侧面提升了外来文化的竞争力，进而给中国文化造成威胁。

其三是市场机制引发传统道德文明的失范。市场机制追求市场效益，这是市场得以发展的要求。但众所周知，市場的功利色彩往往比较严重，这对长期处于贫困境况的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道德的规范与要求，各种道德缺失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扶老人被诬陷、食品安全等各种问题。我们将这种过于追求物质而丢失道德素养的现象称为“物化效应”，该效应使中国文化不再具备权威性，中国文化自信出现危机。

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对策

社会论文论文篇（5）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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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论文论文篇（6）

社会稳定，是指整体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政府、社会或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协调而达到的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要素构成的系统，社会稳定包含了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稳定等内容。因此，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秩序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并且产生相关影响，都可能会造成社会系统的震荡甚至无序状态。而在这一系列影响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思想文化中的社会舆论因素对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

社会舆论，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民众对社会发展或社会现象的共同意见和态度，是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和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的思想产物，是社会系统中重要的精神生活现象。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是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反映的是人们现实的生活要求和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倾听到现实的社会呼声。社会舆论往往会对公众个体形成强大压力，导致公众心理趋同倾向，成为公众看待问题的规范和行为规范，并进而影响部分或整体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甚至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无形的社会力量，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点、观念、情绪和行为，而且对社会权力、政府公共政策形成某种约束和制衡，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和形式。马克思认为，舆论是社会中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近现代文明社会以来，反映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舆论之间的斗争，往往是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先导。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等，社会的变迁、发展无不以进步的社会舆论作先导。而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以后，社会舆论就成为统治新的社会制度和维持其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几十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等看法上，由于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及现代网络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看法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社会舆论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一定、甚至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此，应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舆论，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一、要重视社会舆论

正因为社会舆论对社会行为有很大的控制力，对社会发展和稳定起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社会舆论，尤其是在某些重要社会问题或事件发生时的社会舆论。

相传我国周代就有采诗制度，目的就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子产很重视街谈巷议这种自发的社会舆论，把它作为巩固政权的条件。他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并因才任用，采用“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些都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政治统治而观民风、察民政，重视当时的社会舆论。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同样要重视社会舆论。各级党和政府部门要倾听下情，倾听民意。特别是要充分了解、重视群众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和反应。在进行某些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实施的时候，更要密切注意公众的意见，认真对待群众的呼声，尽量使我们的改革及政策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由于现代网络媒体及网民数量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自身的开放、迅速、虚拟、复杂等特点，使得通过电子网络传播的社会舆论变得更加复杂化。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来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网络的“舆论场”作用，日益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和肯定。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二、开展社会舆论调查

社会舆论调查主要是采用有组织、有系统的、科学的调查方法对公众意见进行集合和传导，分析和描述社会舆论状况与变化趋势。社会舆论调查作为社会运行的报警器，对社会发展或事件走势进行预测，了解社会舆论动态，倾听民众意见、群众疾苦，反映民情、民声、民意，突出社会矛盾、热点。社会舆论调查可以为政府决策机构反映舆情，提供决策依据，让决策更趋科学、合理，减少社会摩擦，降低改革“成本”，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比如，对“中日关系”进行社会舆论调查，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中日双方民众在对待中日关系上的大体态度。通过分析问题，了解引起分歧的原因，谋求恰当地解决途径，积极、正确引导民众的态度向正常、有益的方向发展，达到消除分歧、增进两国人民互相理解的目的。同时，政府进一步修改或完善外交政策，促进中日关系良好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政府在进行社会舆论调查、重视民众呼声的同时，要加强民众呼声和政府政策的变动，使民众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和民主决策中来。这样，社会舆论调查既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和政府执政能力，又传达了社情民意，凝聚人心，激发活力，增强了社会保障和治理，维护了社会稳定。当某种社会舆论兴起时，政府相关部门就应该快速做出反映，对此社会舆论开展调查，分析引起此种社会舆论发生的原因，社会舆论流传的时间、范围、类别，辨别真伪，并及时给出对策。只有这样，各级政府才能更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掌握主动权，维护社会稳定。

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由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组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维方式、情感心理，即使对同一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因此，社会舆论复杂多样，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同时，社会舆论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有时又是隐蔽性的。特别是群众中自发产生的社会舆论中，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非理性的成分，他们在表达公众意志的同时，也掺杂了种种私见和偏见。社会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及其自身具有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使得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执政者都高度重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政府通过对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舆论环境，形成有利于增进社会团结和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舆论导向。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个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宣传舆论工作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实现社会稳定各个环节中重要的一环。也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当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事务，网络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网络舆论中既有许多健康向上的内容，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西方敌对势力把互联网作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国内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助论坛或聊天室等多种方式散布错误思想观点，传播腐朽落后文化；有人利用网络宣传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及过分的政治言辞；一些网民有时会出现偏激言词、非理性言论，甚至对他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等等。这些有时会对网络媒体的舆论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形成良性网络舆论环境，有时会引发负面效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甚至给我国外交决策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等等。因此，为了促进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让其对社会舆论产生正面的引导，就必须积极强化对网络媒体的引导和管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必须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党对媒体的领导，又要适应现代传媒的发展趋势、内在要求、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不断完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执政党要利用新闻媒体和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导引信仰追求、示范道德典范、倡导观念潮流、促成价值认同。同时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坚持唱响主旋律，不要盲目模仿西方社会所谓的“新闻自由”。要大力宣传和弘扬一切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和精神，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着力营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良好氛围，营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营造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良好氛围。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四、正确开展舆论监督

社会论文论文篇（7）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

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

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

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

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

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

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

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

想一一列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

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

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

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

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

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

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

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

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

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

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

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

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

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

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和各级各部门的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

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

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

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

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

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

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

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

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

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其各部门职

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

偿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

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将领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

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

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

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

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

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

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

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

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

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

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

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

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

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

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

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

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

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掩护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

囊；

——………

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

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

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

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

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

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

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

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

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

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的提

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

以报道。

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资源，因而人们都

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

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

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

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

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

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

局面，或者利用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

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

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

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

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

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在打天下时，也

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

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

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

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

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

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可

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

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

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结论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

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

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

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已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

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

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

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贪污受贿、权

钱交易。

第六，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

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

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

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

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

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

社会论文论文篇（8）

2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随着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执政基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党执政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无论是从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来看，我们都必须要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抓。致力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倡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应对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需要。我们目前正处在21世纪头二十年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改革与矛盾并存，发展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顺利渡过关键期的必然选择，也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其次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不和谐”现象的需要。我们应该在社会发展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忽视一些社会发展中的诸如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城乡发展差距大、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利益矛盾尖锐等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很好的解决途径。最后构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关于社会和谐的真正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他们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断追求社会和谐的运动，共产主义是最高阶段的和谐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大同”、“小康”就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构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应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3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异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之所以能够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结合，主要是它们之间有一些深层的契合之处，当然我们在看到二者存在的共通之处的同时还要清楚二者的区别。首先，和谐社会中的和与古代社会和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和谐社会中的和强调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种状态，包括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而传统文化中的和，无论是重人和，还是人与自然相和谐，都没有超越阶级的局限。和的思想只是当时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目的在于使人做封建专制制度的奴隶，在这种和谐思想的氛围下，人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更谈不上发展了。其次，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有很多共通之处，包含着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不仅包括现代文化还包括传统文化，不仅包括西方文化还包括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思想的结晶，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论述相当丰富，使得它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直接的思想资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内省修身的人际和谐思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均平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在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协和万邦、仁者无敌的思想；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和为贵的思想，追求的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厚德载物的境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思想与和谐社会所提倡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很多的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挖掘出来，唤醒人们久远的记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和作用。

社会论文论文篇（9）

一段时间以来，瑞典模式或瑞典经验随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升温，在国内备受一些人的青睐。他们推崇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瑞典模式获得了成功的实践。他们认为，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的瑞典经验具有普适价值，它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又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超越它们的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有人甚至还断言，我国改革开放后走的就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瑞典模式很值得中国效仿。因此，正确看待瑞典模式或瑞典经验，澄清是非，对于我们领会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一、瑞典社会实质上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

瑞典社会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党，始建于1889年。党的创始人亚尔马·布兰亭早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总体上属于改良主义，并热衷于议会道路。1896年，他为该党赢得了第一个议席。1899年1月，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的任务》一书出版，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呈泛滥之势。同年6月，法国机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加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布兰亭把争取普选权和议席作为党的主要任务。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党的影响的扩大，社会在议会中的席位增加。1905年，该党与自由党联盟取得下议院的多数席位。1917年的大选赢得31%的选票和86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并与保守的人民党联合执政。1920年联合政府，布兰亭出任首相，由此拉开了社会执政的序幕。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社会有过三次短暂的组阁，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执政地位趋于稳定。1932年到2006年这74年间共执政65年，尤以1932年至1976年连续执政44年为最长，成为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因此，社会作为曾拥有100多万党员的瑞典第一大党，在国内民众中影响很大，在瑞典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受世人瞩目，成为西方社会吹捧的典范。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讲，擅长于议会道路的瑞典社会，仍然属于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在该党于2001年11月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八份党纲中有鲜明的体现。新党纲的某些理论观点与政治主张虽不同于旧党纲，但其基本主张沿袭了过去的精神，没有原则性的变化。

党纲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该党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即要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来自先辈的文化遗产，经过后代人经验的改造，它已成为该党当前和未来政治斗争中的推动力。自由、平等和团结是瑞典社会人的价值观。所谓自由，包括不受外界的强制和压迫，免受饥饿、无知和对未来的恐惧的侵扰，也包括有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和个人发展的自由，有生活在安全的群体中、有控制自己生活和选择自己未来的自由；所谓平等，是对人的价值等同、尊严和权利等同的思想的表述，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有着平等权利来控制自己生活，来影响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对所有人来说，团结都是争取保障以及与周围社会和谐的前提，团结要求人们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和劳动生活做出贡献并承担责任。自由、平等和团结一起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使自由、平等和团结成为现实。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观的基础。

从这里可以看出，瑞典社会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实践。其主张与其他社会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都是在脱离具体的、现实的条件，抽象地谈论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团结。民主与自由实质上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有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则处于受资产阶级支配、奴役的地位，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更谈不上平等的民主与自由。所谓自由只不过是受剥削、压迫的自由，所谓的平等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为反对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维护自身的统治，统治者总要打着团结的旗号。社会宣扬的这些超阶级的价值观，实质上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也因而成了麻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

在经济制度上，党纲认为，“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是对经济的民主控制”。[1]就是说，通过社会为企业制定规则、调整经济政策、签订劳动集体协议、制定劳动权立法和消费法规、推动消费合作运动以及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等经济、法律、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限制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希望组织生产劳动和生产成果的再分配的权力，由所有者转移到公民、工薪者和消费者方面。党纲还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实行国有化导致经济缺乏自由、没有保障和公平的结果。因此，“决定性因素是民主控制而不是所有权”。[1]这表明在所有制问题上，该党并不认同无产阶级政党普遍遵循的理论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承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与经济制度。同时，也否定生产决定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认为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所有制。以为通过分配领域的改良，就能使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经济成果。

在经济政策上，该党主张经济民主，即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平等地存在和发展，并把这种制度称之为“混合经济”。党纲明确指出，要在瑞典建立“一个建筑在社会干预、市场机制、强大工会组织与活跃的、有觉悟的消费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并得到强有力的消费立法支持的混合经济”。[1]这里需要指出，瑞典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且主要为大资本家所有，国家或集体（合作社）所有的企业的比重很少。所谓的“混合经济”制度，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元经济”，其他经济成分只不过是所谓的“经济民主”的点缀。而且，即便是国家或集体（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也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因为国有企业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性质。很难把为资本主义国家及私有经济服务的国有企业，看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经济也是如此。

在政治制度上，该党提倡政治民主。党纲直言不讳地提出：民主要求多党制和大选；民主以权力的分散为基础。民主是“全民的民主”。民主进程的基础是公民的力量、他们的社会参与和行动的愿望，他们对创造的需要以及知识的增加和个人的责任心等。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只有符合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反之，实行一党制、实行阶级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被斥为“暴政”、“专制”。认为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走向强权并最终走向失败，就是它拒绝选择这种民主的结果。殊不知，原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推行了这些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而导致了共产党、制度演变甚至国家解体的悲剧，其严重后果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

党纲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鉴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党纲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理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分析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但党纲接着指责马、恩创立的“理论的其它部分已被证明是不完全的，或者包含有错误的解释，并从辩论中消失了”。[1]认为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在现代科学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是被社会民主主义早就抛弃了的“宿命论”。[1]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问题如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产物”。[1]

这些观点根本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首先在于它的科学性。剩余价值理论科学揭示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唯物史观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主义者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而瑞典社会包括其他国家的社民党向来是不愿承认并竭力否定的。他们知道，否定了这两个最核心的理论，也就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与主张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本。因此，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宿命论”，是要抛弃的。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团结等抽象理念。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这些脱离现实制度的空洞的价值理念。而且，他们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如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政治上的过度集权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性，这也是他们惯于使用的伎俩。

党纲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十九世纪的政治辩论，但是他们的历史发展理论不是一个政治行动纲领。他们的理论停留在这一阶段：一个变化将会发生，但没有讲它将怎么发生，也没有对新的无阶级社会的具体描述。其理论总的来说更接近于非政治性的”。[1]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对未来社会还不知的理论流派。这个结论严重背离历史事实。革命性与实践性如同它的科学性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是其创始人在亲身参加革命实践、实现世界观与立场的根本转变，并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又在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发展，逐渐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离开了革命实践，离开了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产生与发展；缺乏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科学性与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这部被誉为共产党人的第一部“周详的理论与实践的党纲”的光辉著作里，马、恩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科学的阐明，指出首要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可见，早在1848年2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以公开宣言的方式，明确而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体是按照这些理论原则实践的。怎能说马、恩没有讲未来社会“将怎么发生”？至于未来社会的具体纲领则应由实践去回答。

社会人攻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采取妥协的路线，同其主张议会道路是唯一的观点是密切相关的。选择走议会道路的前提，首先要承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承认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否则，居于统治地位并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决不允许其合法存在。这样，议会道路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它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只能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作若干的改良。但社会人却竭力掩盖这一本质。他们一方面大力赞赏“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所谓种种好处，另一方面歪曲甚至攻击暴力革命道路。瑞典社会党纲认为，改良主义路线是“建筑在民主参与和受到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基础上”，而选择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派则是反民主的。“他们实际上就放弃了人人具有同等价值的思想，因为他们不给每个人参与和创造未来的同等权利”。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争得真正的民主自由、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不得不运用暴力夺取资本家的政权和他们的生产资料，是侵犯了这部分人的权利。殊不知，资产阶级如一切剥削阶级一样，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对革命实行暴力镇压，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而资产阶级运用暴力机器残酷镇压革命的时候，他们对革命人民是从不讲人道、人权的。

二、社会执政并没有改变瑞典社会的性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衡量一个社会的性质，主要看生产关系的性质，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是一切剥削社会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握生产资料的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了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及国民经济命脉，进而由经济领域的统治阶级上升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为便于选择合适的者，也为了欺骗民众的民主诉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确立了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成为资本家阶级打击异己、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文化，也始终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反映下层人民利益的呼声与主张，则处于非主流的边缘。以《美国人民史》一书驰名的美国学者霍华德·津恩教授曾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实质。他说：“……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这个社会里思想观念的选择是有限的，某些思想观念却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从学校里，从教堂里，从报纸上，从广播电视中，听到这些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从我们开始学习走路和说话时，这些观念就充斥在我们周围。这些观念构成了‘美国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这些观念的流行并非某个阴谋集团穷凶极恶地谋求把某种观念强加给社会的结果，也不是人们真正自由思考后做出选择的偶然结果。实际上存在着的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正统观念受到支配我国文化的那些最强大的机构的鼓舞、财政支持和促进。”[2]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以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瑞典社会虽然长期执政，给瑞典社会带来很多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瑞典社会的性质。这主要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性质决定的。从经济领域看，私有经济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据瑞典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各行业的私有成分比重：钢铁业86%，化学工业92%，森林工业89%，食品工业84%，汽车工业100%，零售商业89%，银行91%，土地及农业生产100%。[3]私有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总数的85%左右。私人垄断程度也很高。100个大家族控制全国经济的95%，其中15个家族控制全国工业的1/3。垄断公司势力雄厚。2006年，瑞典宜家家居集团创始人、时年79岁的英格瓦·坎普拉德，以280亿美元的总资产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四。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瑞典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两极分化非常明显。瑞典5%的富豪占有全国50%的财富。据官方的材料，瑞典贫困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1984年为14.4%，1985年为14%，1986年为16%。90年代后，还有扩大的趋势。[3]

对于这种高度私人垄断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瑞典社会自己也是承认的。2001年的党纲明确认为：“民主和福利国家已经减少了阶级差别。但由劳动生产条件所带来的巨大差别在人们中仍然存在。九十年代经济危机使得这一阶级差别又开始重新拉大。不平等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工资和工作条件，健康，儿童教育，居住环境，参与文化和业余活动的可能等”。[1]“在劳动市场上被边缘化的群体与最有特权的群体之间鸿沟很深并且还在深化。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庞大的而且还在增长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着稳定地位的阶层和集团。这些群体中有的人不仅拥有在今天极为重要的、以知识为形式的资本，而且拥有部分金融资本。”“决定性的差别存在于那些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资金的人与那些仅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的人之间。”[1]不仅在2001年的党纲，在以往的党纲中，社民党也都有类似的表述，承认由资本统治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的事实。

从政治制度看，瑞典实行多党制与议会民主。瑞典的多党制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目前，在瑞典，除了瑞典社会外，还有温和联合党、中间党、人民党、基督教、左翼党和绿党等。这些党要取得执政或参政地位，必须通过议会选举，由得票的多少来决定。尽管瑞典社会标榜多党制与议会民主是“政治民主”，但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看，瑞典的基本政治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为经济上处于垄断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有效工具。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必须遵循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这一原则，否则将不可能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执政的瑞典社会试图推行“基金社会主义”的流产。因为这种改良方案涉及到生产资料私有制，触及了资本家的根本利益。根据1983年12月21日瑞典议会通过的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相关法令规定：各类企业税后超额利润的20%要无偿交给政府设立的基金组织。这些法律如果得以推行，按照“基金社会主义”者的设想，雇员投资基金可以逐渐控股资本家的企业。虽然发生这样的情况一般要在20年甚至30年后，但资本家无法容忍这种状况的实现，更谈不上让步了。于是雇员投资基金方案遭到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及其人的激烈反对。瑞典雇主联合会的领袖扬言，将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这种基金系统。该联合会还组织了有7.5万人参加的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大游行。[4]面对资本的压力，社会只好让步。1991年瑞典社会后，便不了了之。所谓的“基金社会主义”的试验最终以失败而收场。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瑞典的主要政党按其政治观点与纲领，可以划为左中右三派。但无论是激进的左翼党（前身为瑞典共产党），还是保守的温和联合党，都承认并维护瑞典社会的基本制度，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政策上也有共识。当然，各政党与派别的见解与主张也有区别，更多的是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分歧。这是由各党派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比如有的党主张高福利，也有的党主张减税；有的党主张有调控的市场经济，也有的党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而且随着瑞典社会政策日益成熟，多数党的看法越来越趋同。比如都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崇尚自由、民主，保护环境，等等。从表面上看，瑞典的意识形态似乎是多元化的，党际之争有时也显得激烈，但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各政党的根本立场与基本纲领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当然，由于社会执政时间最长，该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主导着瑞典社会的思想。虽然该党的领导人在执政期间，也会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新主张，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有新的变化，但其改良主义路线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社会长期执政未能根本改变瑞典社会性质的思想意识上的根源。

总之，从社会的基本制度层面看，社民党的执政并没有改变瑞典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而且相对于执政初期而言，它使瑞典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称瑞典搞的是社会主义，甚至认为瑞典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道理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打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而绝非介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社会经济制度。它所讲的社会主义，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显然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在当今世界上，有各种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组织与政党，可谓五花八门。但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随意粘贴的标签。在历史上，有许多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人，往往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做出过深刻的批判，并指出了它们的阶级实质。认为，有代表没落的封建贵族利益的“封建社会主义”，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假的冒牌的社会主义。他们对“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肯定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了“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另一方面指出它“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用“幻想的条件”来取代“解放的历史条件”，陷入空想。空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处于自发阶段的产物，它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它逐渐失去任何实践意义，甚至走向工人运动的反面。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在瑞典乃至西方，并没有把瑞典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

三、要辩证地看待社会的政策与经验

社会之所以在瑞典能够长期执政，主要的原因，在于该党推行的政策既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改善了民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使瑞典的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展。“高税收、高福利”是瑞典社会推行的主要政策。即通过向企业与个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然后以高福利等形式将其转移支付给低收入或困难群体，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这套社会政策，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一定时期内也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在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政策在推行初期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执政初期的瑞典社会能够长期得到民众的支持，同时经济与社会能够有较大的发展，原因主要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裸地服务于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而言，社会还有兼顾劳动群众利益的进步性的一面。当然，这并不是社会的恩赐，而是瑞典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因此，当国内还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加上右翼政党力量不强，多数劳动人民还只能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左翼政党身上，瑞典社会容易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支持。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福利政策的实质及其局限性。首先，这种政策并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性质上讲，福利政策只是调节国民收入的一种形式，属于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而在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初次分配领域，依然是按要素分配，资本等生产要素可获得较高的甚至超额的利润。在瑞典，为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同时避免一些公司为逃避高税收而迁出国外，政府还不断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实行“企业低税负”的政策1991年税制改革时降为28%，企业所得税率为欧洲国家最低。这也就能够理解像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仍然产生了像爱立信、ABB电气、沃尔沃汽车、SAAB汽车、伊莱克斯家电、宜家家居等一批成功的大型跨国公司。就再次分配而言，瑞典对个人虽然实行高税收政策，但拥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企业主并不是纳税的主体。在2003年瑞典中央政府的税源构成中，增值税占中央总税收的33%，消费税及关税占16%，个人及企业所得税占8%，其他收费占26%而由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只占到17%。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在这些税种中，增值税（指对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社会保险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虽然表面上由企业负担或雇主缴纳，但企业主并不实际负担这笔税，而是把它计入成本或附加到商品、劳务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或劳动者承担。也就是说，承担国家税收的主体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换句话说，福利政策实际上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再调节，是中高收入人群的一部分收入，以税金以及福利转移给低收入人群。它不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再调节也不是绝对地拉平收入差距。正因为生产资料依然私人占有，福利政策也并不伤及资本家的个人财富，瑞典依然存在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福利政策的改良性质由此可见一斑。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更不可能实现有人提出的所谓“同向分化、共同富裕”。

其次，高福利也带来财政赤字惊人、通货膨胀严重等“瑞典病”，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瑞典社会是靠向选民许诺福利以拉拢选票的议会党，因此，执政后不得不兑现承诺，由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由于社会福利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为取悦选民，新政府只能推行比以往更高的标准，社会福利支出额就会越来越多，远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尽管高福利有高税收的支持，但入不敷出的现象仍不可避免，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战后，瑞典福利支出的绝对额及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大大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此后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1993年，社会福利开支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38.6%，而公共开支则占到GDP总量的67.3%，而其中有90%以上都用于了个人和集体的消费。高福利与高消费所造成的巨额的公共开支，形成了愈加沉重的税收负担。据统计，瑞典国民平均每人每年要承受3.1万克郎的经济负担，大约相当于1980年人均GNP的56%，这在整个西方都是极为少见的。同时，高福利政策也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与通货膨胀。瑞典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20世纪50年代为3%，70年代为7%，80年代则上升至12%。长期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迫使政府大量举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80%。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在1971年、1972年、1974年和1975年，瑞典的通货膨胀率曾分别达到11.4%、10%、13.7%和12.1%。在这个背景下，执政长达44年之久的社会于1976年下台。

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还形成全社会的过度消费，严重削弱了社会资本形成的能力，生产与投资相对萎缩。由于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企业产品成本随之全面上升，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大大衰退，1973年以后连年出现外贸逆差，失业问题日渐严重。这样，源于高福利与高税收带来的种种问题，导致瑞典经济增长放缓，竞争能力衰退。1960—1965年，瑞典经济增长率年均为5.7%，达到鼎盛时期。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974—1994年这20年间年均只有1.5%的增长率，其中1974—1979年仅为0.3%。1995年，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再次上台执政。经过改革，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但截至2006年社会下台，GDP年增长率也不到3%。瑞典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下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资料，2001年瑞典国际排名是第8名，2002年降至11名，2006年则为14名。高福利政策越来越成为阻碍瑞典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负担。

第三，看似公平的福利政策，也隐藏着不公平的因素。福利政策希图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国家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通过办社会福利事业，给低收入阶层以及弱势群体以补助，促使社会各阶层主要是劳动者阶层收入差距缩小，应该说，在劳动者之间较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但也要看到，这种看似公平的取得，往往伴随着效率的缺失。一方面，福利政策并没有触及私有制，社会福利的投入主要靠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人为地割断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与劳动的联系，削弱了工作与创业的激励机制。一些人靠政府救济生活而不愿出去工作。同时，缺勤现象相当严重。据调查，瑞典职工平均每天缺勤率在20世纪60年代不到10%，到80年代上升到25%。请病假的人（一年中连续请假超过30天以上）在1980年时不到10万人，而在2001年达到27万人左右，占到总劳动力400万人口的近7%。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提供的福利过于慷慨，降低了缺勤、休假的机会成本，瑞典的病假津贴高达原工资的80%。另外，要求提前退休的人数也在增多。瑞典提前退休的人员，可领到工作时工资的80%，在经济危机期间可领到70%。

当然，贫民的救济、公民的休假以及退休等制度应当建立，公民的正当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但过度的福利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正因为有了以上种种问题，改革福利政策与制度，削减和控制社会支出，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经济与社会效率，也成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共识。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高福利政策的始作俑者——社会也开始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推行福利政策的改革。1995年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上台后，一方面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执政后期沿袭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导致经济滑坡与恶化的沉痛教训，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继续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降低税率、紧缩福利的政策，全面下调疾病、失业、事故等社会保险补偿率，以及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补贴，打破了社会对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历史传统。这表明社会与右翼党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同，其拓展社会福利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尽管采取了非传统的措施，佩尔松的第二个任期也没能使经济形势好转。2001年、2002年的GDP只分别增长1.2%和1.5%，失业率也较高。2006年的第二季度创下历史记录，达到5.6%。2006年9月，社会再次失去执政地位。高福利政策越来越不被选民所认同是该党下野的主要因素。

应该说，社会也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福利社会的挑战，采取了削减福利等应对政策，但这种调整毕竟是有限的，瑞典的税收在欧盟国家仍然是最高的。面对批评者说“福利制度使人们丧失责任感，侵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而费用之大又削弱了国家经济”时，社民党的回答竟是：“这种批评是强权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和缺乏实际依据的支持。资本主义制造出这样的神话：困境催人强”。[1]这种过分迷信福利政策以及不切实际的自信心态，与已经变化的形势相冲突，从而使社会的政策越来越僵硬，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实际上社会已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勇于适应变化，改革福利政策，去面对沉重的历史包袱；要么坚持自己的传统，以僵化、保守的面目出现。冷战结束后，社会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执政的周期越来越短，恐怕就是在这两难选择中徘徊的结果。

总之，所谓瑞典模式，从广义上讲，应指瑞典社会执政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体制与政策。它包括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制度，这是瑞典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共性的方面。我们在谈论瑞典模式时，不能忽略这个决定瑞典社会性质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一是为基本制度服务并作为其实现途径的具体制度、体制与政策，这是反映瑞典国情而使瑞典区别于他国的特色，集中体现为在社会领域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因此，当人们谈到瑞典或瑞典模式时，总要提及它的高福利政策，就是这个道理。应当看到，瑞典的福利政策，是为瑞典的社会制度服务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缓和国内矛盾而实行的一项社会政策。那种认为与社会制度完全脱离、仅指福利政策的狭义瑞典模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谈论瑞典模式总是回避不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即使作为社会政策的福利，在瑞典的实践中也有利有弊。社会福利制度有利有弊，总体适合瑞典的国情。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瑞典的一些经验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完备的福利体系、注重保护劳工权益、规范资本的行为等，但反映其本质的基本制度决不能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更不能走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教训应牢牢记取。

参考文献：

[1]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党纲——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1)

社会论文论文篇（10）

二、增强文化和价值观自信，需要从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精华

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价值观曾经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是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而不断形成的。作为反对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它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严格的封建等级制价值观的超越。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以往所形成的一切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一方面，体现在它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使得它的实现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这种社会理念以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特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公平、人权等价值观念，已经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了切实可以实现的制度根基和保障。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任何一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民族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需要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也体现在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正如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独特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民族的“根”和“魂”。我们的价值观的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坚持的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它所创造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一方面造就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也为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来源。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价值观自信来自于文化自信，今天我们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如前面所言，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了许多具有当代意义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一定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可以引领世界主流趋势，融入整个世界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和谐”的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做出的独特贡献。“和谐”不仅为中华民族所追求和向往，在当代，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一种价值理念。西方社会讲人权，但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人权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在维护个人人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的相互冲突甚至是战争。“‘和谐’则是一个能够超越西方‘人权’概念的更加上位的价值理念。”[2]80和谐的社会理念尊重个人人权，但也规范人们的权利诉求，从而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谐”的传统价值观，今天还可以运用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之中，可以成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舆论的总体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立足当代，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增强对外话语的公信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需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当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思潮和矛盾接踵而来。为了应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应该说，目前我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好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反动的社会思潮也传入中国。这些错误的思潮，虽然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反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所以，如何正确引领多样化的思潮，尤其是如何有效反对错误的反动的思潮，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评价各种社会思潮的根本标准。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方向引领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一方面，要立足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批判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分析各种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现在是历史的延续，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态度坚决地反对的倾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文化观念上的西强我弱的现实，中国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历史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抵制西方社会的和平演变，最终走向了解体。今天，吸取苏联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观。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我们要发扬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是，对于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把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念特别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看作是永恒的“普世价值”，则是我们应该根本反对的[3]。“普世价值”论的本质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其真正目的是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破坏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种价值观可以说是“普世”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观。所以，划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界限，化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