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论文篇（1）

二、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让学生感悟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各类体裁无所不有，所选篇目从先秦两汉到近代文学无所不包。尤其是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古典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和传统文化。在进行这些作品的学习时，教师一定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向学生讲解语言文化知识的同时，及时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将教材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及时地讲解给学生，让学生真正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比如，学习《颐和园》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了解古人的智慧，体会我国建筑风格的独特性，领略华夏文化的富丽堂皇。又如，学习《黄河》《三峡之秋》时，我们可以让学生感到中华大好河山的壮美，欣赏祖国的旖旎风光。再如，学习《清明上河图》《拉萨古城》等课文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代去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了解各具特色的风土民情。学习诗文，可以让学生了解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厚与仁慈；了解《汉乐府》《乡愁》等诗词文化及名人轶事，杜甫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那强烈的爱国思想。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引导学生挖掘作品的内涵：在导入新课时，介绍有关的文化常识；在解读课文注释时，补充必要的文化常识；在叙述故事情节时，挖掘作品的内涵；在提炼主题时，挖掘作品的传统美德等。教师要以不同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并渗透传统民族文化。

传统文学论文篇（2）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传统文学论文篇（3）

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富民强

与日本重视国民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文明却与之不相匹配地出现倒退现象。尤其中国教育并未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更全面、更完善地发展，造成国进民退、国人素质不高的问题。这表现在中国人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旅游、移民时，出现文明、公德心和遵守社会秩序方面的冲突和摩擦，因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现在的教育以大学教育为最高等教育，自中国近代化以来，大学教育都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知识分子一直是国家建设的栋梁和精英。但是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学术腐败，大学教育功利化、职业化，缺少人文精神和学术信念。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自古就将受教育看做修养身心、提高道德素养的过程，学习儒学经典，明志明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古人以道德为教育之本，古今对照，读书人应有的德行我们是否有所传承？从教育角度分析社会道德问题，思考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讨论社会文明是否依靠重振中国人传统道德保持，已经是当务之急。

传统文学论文篇（4）

1.坚持翻译救国的理念

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自涉足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以来，周桂笙翻译的西方外国文学作品甚多。与其他所谓的“正宗”文学家相比，周桂笙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翻译童话、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为主，这似乎与近代社会爱国文学作品如潮的历史背景不太相符，这也是周桂笙后来一直不被文学界和翻译界认可的重要原因。但从现有的文献来考量，周桂笙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却有一定的爱国成分。周桂笙平生对中外小说喜爱有加，至于为何会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他自己曾如此描述了翻译的宗旨“：觉世庸民之作，堪备开智启慧之功。洋洋乎盛矣，不可谓非翻译者之与有其功也。”不难看出，周桂笙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开启国人之智慧，警醒世上的普通百姓。在周桂笙的《译书交通公会序》中，也对自己翻译的宗旨做了说明。他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图新弃旧”，这在本质上表达了他期望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先进之文化，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据此分析，周桂笙走上翻译之路是具有一定的爱国成分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他从事翻译工作只是基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的观点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跟。从体裁上来看，周桂笙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有寓言、民间故事、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等，体裁颇为丰富，其中童话故事集中在《新庵谐译》一书中，小说主要有《左右敌》、《海底沉珠》、《失舟得舟》、《含冤花》、《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等。由此可以看出，周桂笙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较多，其中以侦探小说为主。在中国本土侦探小说极为缺乏的清末时期，周桂笙能够翻译大量的侦探小说，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2.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以新的理念引入中国

清末时期，大部分文学家在评价我国传统小说时，都认为我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具有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都先定宗旨，阅读时，只要读其精华，明其宗旨，便能预料全书所述事迹。但西方小说不同，其情节曲折，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让读者摸不到头脑，直到全文阅读结束之后，才能知晓结局。对此，周桂笙曾经说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逼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在周桂笙看来，本土文学与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上基本上是相悖的，这对于中国文学家和翻译家来说，要翻译西方作品，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清末的很多文学家和翻译家都不愿意涉足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而周桂笙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不是简单地以中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改造，而是以欣赏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的译介。这种做法，将西方小说文体中的新理念引入了中国，为中国的文学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在翻译侦探小说《毒蛇圈》时，周桂笙在译文中描述道“：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基于此，周桂笙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对其叙事方式极为赞赏，这对我国传统小说中以平铺直叙为主的叙事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后来吴趼人在创作小说《九命奇冤》时，就大胆借鉴周桂笙在译文中的叙事手法，使他在当时的文学表现手法上别具心裁。后来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时也常常借鉴周桂笙译文中所提及的突兀起笔和悲剧结尾，增强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力，也推动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

3.开创白话翻译之先河

清末时期，由于“西学”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热潮。在此背景之下，当时很多并不懂外文的文学爱好者为了迎合社会潮流，依靠与别人的合作进行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虽然也产生了少许佳作，但周桂笙却认为此举是对西方文学作品的亵渎。他指出，让不精通外文的人从事外文翻译，难以做到忠实于原文。由于早年的求学经历，周桂笙的外语功底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此周桂笙对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程度要求很高。但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让中国的读者能够读懂，如何化解中西方文学作品中语言表达的矛盾，成为了一时困扰周桂笙的重大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周桂笙认为，利用白话文的风格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就可以化解中西语言表达差异的问题。因此，在翻译《毒蛇圈》时，他便开创了白话文的翻译形式和翻译风格。比如在《毒蛇圈》中就有这样一段译文“：暖，那是什么话儿呀，你可要好好地记着，你爹爹没有答应，你是不能嫁的呀。”从这段简短的译文可以看出，在语言风格上，与中国的白话文并无差别，这极大地方便了中国读者对原著内容的理解。

传统文学论文篇（5）

二、师资知识结构的改善

声乐教学是主要是运用声乐技术方法让声音去演唱实践的教学模式，声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教师不仅要传授声乐技能，还要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来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所以教师教学文化素养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效果。教师作为现代声乐教学的领跑者，首先要加强传统音乐文化学习，不断调整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理念，完善民族音乐文化知识结构，合理地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到高师声乐教学中，保证学生更好地学习传统音乐文化，加强对传统音乐文化学习的积极自主性，丰富自身的音乐文化素养。

传统文学论文篇（6）

二、“新”教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及其批判

（一）“新”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融合

吴康宁教授认为，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教育社会学逐渐繁衍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形形的学派，从而使教育社会学进入一个学派争鸣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教育社会学虽然存在多元化发展，但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渐渐少了，出现了多元共存共融和形成教育社会学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米歇尔·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将教育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作为传授知识主要渠道的学校课程纳入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学者也参加了“新”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如阿普尔作为课程论领域中的政治———社会派激进主义的“重构概念论者”运动的领袖出现的，他是从课程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他在《新教育社会学：分析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一文中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的教育社会分析概括在“新”教育社会学之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传统文学论文篇（7）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1个“吾道1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1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这句话蕴涵着这样1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1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1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1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1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3大原则。第1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3种意义：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1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1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1切的思想”（3）[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1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4]

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1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1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1”，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1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1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1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2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1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1的。”（7）仅进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1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1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1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的出发点。”（8）[5]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1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1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1”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3点重要含义：1是思想、概念，2是实体、本体，3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6]（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1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5大论证”，进1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1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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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1个方面；另外1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1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1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1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7]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1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1种潮流。近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1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1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1”——1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1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1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1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1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1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1回事。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1；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1。而此“同1”，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1”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1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1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1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1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1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1回事。”（14）[8]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9]；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1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1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1的”实出1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1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1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1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1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3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1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1起，这1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1方面是1切事物的基质，另1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1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1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1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1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1”，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1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1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1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1时期的1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1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1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1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10]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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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1点吗？进1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1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1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2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1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1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1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1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1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1种3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1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1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1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11]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1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1个妙例。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1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1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1旦接受了1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3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1个值：(x)(x是张3)。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1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1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1种情况下，它是1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1种情况下，它是1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1片了，或曰混为1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1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注释：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1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1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1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1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10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108世纪末棗109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之著作名DerLogischeAufbauder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第309节。

：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3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10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108世纪末——10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传统文学论文篇（8）

（一）载体不同

传统的文学作品主要通过竹简、书本、杂志等予以承载，基本无法更改，而且载体的容量相对有限。而网络文学则以符号的形式存储于电脑甚至是云端中，这样就使文学创作本身更具随意性与开放性，且可随时对内容进行更改。

（二）创作模式不同

传统文学的作者要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感悟，经过长时间的磨砺以及艺术构思，才能打造出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不仅是为了抒发作者对生活与境遇的一种感慨，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向人们传递一种观念。如曹雪芹历经10载，批阅5次，才写出我国4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还有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更是经过三十四个春秋才得以完成。网络文学则不然，它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文学层面上都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只要有想法、会使用计算机，人人都能成为“作家”，而且写作具有随意性。

（三）传播方式不同

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是线性的,也就是作者将作品通过媒介传递给读者。由于在网络中传递信息具有即时性及方便性，因此网络文学的信息传播方式是环形的，作品在将作品传递给读者之后，读者又将自己对于作品的感悟反馈给作者。甚至有些时候，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二者通过在网络上的交流，读者将对作品的欣赏变成了创作，而作者又变成了新作品的欣赏者。

（四）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

传统文学特别注重情感的表达、景色的渲染以及气氛的烘托，受作者生活背景及文化传统的影响比较大，用词上文学气息浓郁，时代感强烈。而网络文学由于受众面广，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更加追求简单、直观，一些用语的缩写以及符号的运用逐渐变成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

（五）方式不同

在文学创作中,以往那种伏案疾书的写作方式已经逐步地被轻松自由的网上写作所代替。当作品需要发表时,作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将作品通过网络发送至对方的邮箱或者网站特定栏目下，而不必再像以前一样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既方便又快捷。对于这种变迁，美国的保罗•利文森认为“:计算机以及它对写作的影响可以被看成是写作缺陷的一种补救。”

（六）结构不同

网络文学的娱乐性、随意性更强，注重的是作品能否给网民带来愉悦与放松，因此在结构上常常显得松散、不规范。而传统文学注重作品结构的层次性及合理性，因此在结构上显得更加紧密。

（七）创作的目的不同

传统文学作品或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是作者所处年代的缩影，亦或是鼓励人们与罪恶进行抗争，所要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期望。如诗圣杜甫的《春望》，诗人以长安城内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来衬托国家残破的景象，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又比如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意欲借诗歌来抒发一种忧国忧民的思绪。而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绝大部分的创作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营利、渲泄和自我娱乐。

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发展

网络文学虽然与传统文学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网络优势的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的人都转向了网络文学的创作。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传统文学的发展，其实则不然，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模式，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继承和丰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一样都还属于文学的范畴，二者只有融合发展才能促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网络文学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学的表现方式

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以往根植于我们思想里的传统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网络中的类型多种多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的类型进行了拓展。例如在关于爱情的网络小说《火星之恋》中，作者在描述故事的同时，还加入音乐、图像等，这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一种拓展。同时网络文学还有其它表现形式，比如超文本链接：传统文学是一种平面展示，而超文本链接则在平面显示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多种平面文本叠加，呈现立体化开放性网状结构。

（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方式的融合发展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方式上虽有不同,但二者各有特点，相互间取长补短才是文学发展的关键所在。传统作家在不断地将自身作品按以往方式的同时,也通过建立博客,在网上进行作品的宣传以及与读者进行交流；而一些网络作家在将作品放到网上的同时,也将作品印刷成书或者期刊,以此来获取传统文学的认可。因此，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这种改变都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了加强。

传统文学论文篇（9）

（1）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交际。

即学习者能够通过语言学习达到交流的目的。打破过去传统英语教育环境下一般学习者的通病——无法自如地让英文脱口而出。读写的能力突出，而听说能力欠缺。培养一定的交际能力已经是新的英语课程改革后喜人的变化。当然，有效的交际涉及的范围就很广了。语言知识：学习者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面对口语交流时瞬间的反应，是否是直接的英文对英文的反应，还是有一个翻译的过程；“脱口而出”的能力，是否能第一次时间便组织出正确的语句运用在日常交际中；认知能力：则是学习者对周遭事物的认知水平、智力水平、反应能力和有关英语国家风土人情的了解程度；语言技能：则是常说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情感因素：则是学习者进行交际的动机，面对人事物的态度，个人的性格、品格、习惯以及面对新环境的心理变化和适应程度；文化知识：则是学习者对英语国家世界的物质文化、人文的了解及理解的程度。

（2）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则是获得优秀的交际能力的必备条件。语言是一个需要大量积累，才能不断输出的过程。如果学习者缺乏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那么其在听、读的输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理解的障碍的问题。而这样的话，在表达的过程中，则很难确保语法正确性以及输出的流畅性，甚至影响表达含义的合理性。

（3）认知能力：一个英语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往往影响交际者对语言的理解，以及对所学语言的输出效果。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所进行的交际必然流于表面，甚至词不达意。所交流的内容不仅缺少一定的深度，同时也会缺少一定的内涵。

（4）文化意识：每一种语言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语言文化既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风土人情，同时也是知识的一部分。语言的文化既是影响语言交际是否得体的重要因素，也是语言交际过程中的内容组成，因而也对交际的深度有一定的影响。

（5）情感因素：情感因素是影响学习的效果，交际的成效的重要因素。语言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能力得以提高，你会惊奇地发现，其他能力和素养也在逐步形成。比如学习者的文化素养、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这些素养和能力将对学习者终身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时应该着重发展其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帮助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有效地利用语言进行交际；二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2教育方式

而传统的学校英语教育又是如何展开一系列的教学措施来确保达到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所确定的课程目标呢？课程设计：根据语言学习整体性、连续性、渐进性的特点，以三年级开始设置英语课程为例，传统学校的英语教育者在课程安排上以短时高频的方式，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规定安排每课次40分钟，每周3至4次，每周课时必须大于或等于80到90分钟的课程。上课方式：各传统学校由于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度不同，在上课方式有一定差异。仅针对所调查了解的小学为例，上课模式均以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在传统的教学方式里，老师是课堂的主角，多数孩子只能扮演接收者的角色。大部分是以中教老师为主。个别重点校在中高年级，会适当加入外教以加强学生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

1.3学习成效

调查过程中，在传统非国际学校内，只依赖传统学校英语教育输入的学生所占比例，根据传统学校所在区域及级别划分不同，呈反比例增加。即经济越发达区域，学校级别规划越高，在校学生中单纯依赖传统学校英语教育输入的学生比例越低。在对这部分只依赖传统学校英语教育输入的学生的学习成绩追踪观察后发现，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学习难度的增强，学习成效呈下降趋势。即在低学年段时，学生之间的学习成效没有大幅度的落差，呈趋势较缓的曲线。而随着年级增加，学生间学习成效的曲线有明显的曲度变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呈现两极化。

2校外培训机构英语教育现状

2.1教育理念

大多数引进的教育机构均确立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探索适合中国儿童的专业英语教育。以教学研究与发展为主轴。具有较新的教育理念。确立的“直接沟通”的教学思想，要求教师要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努力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在课堂中，要求教师要由教学的主宰者、操作者变为引导者、激发者，鼓励学生大胆发言、提问，充分发表个人见解，营造互动的教学环境。同时课堂上以全英文进行，在进行教学的同时便创造全英文的环境，充分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改变过去那种强调整齐划一的教育观念，努力探索现有条件下的分层次教学，根据学生的年龄段特点，以及各学生的差异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

2.2课程目标

培养学生英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使其运用于实际生活之沟通。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方法与态度，以便有效地自发学习。建构以英语文进行逻辑创新思考、分析、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对本国与外国文化习俗的了解与尊重，以拓展本土意识与国际视野。

2.3教育方式

2.3.1课程设计

校外培训机构学时相对集中。一般课时安排为一周两次，200分钟到240分钟不等。属于短频长时的集中教学。而学龄分制又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及不同能力的学习者有不同的课程设计。1~2年级：一二年级额学习者一般的学龄在6~8周岁，而6~8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学习者属于“小儿童”。课时通常为每周两次，合计200分钟的集中教学。这个阶段是儿童右脑开发的黄金时期，根据这一特点，这个学龄段的学生通常以量身打造的有利于右脑开发的课程为主。以知名童话故事的精髓，融入生活化、实用性及趣味化的主题、句型与沟通功能，激发学习动机，并认识多元的文化。以大量“听”的输入，促进孩子“说”的输出，配合字母拼读，为拼字及读写能力打下稳固的基础。3~6年级：3~6年级的学习者本身的在学习能力发展方面正处于突飞猛进的阶段，属于“大儿童”。在培养这一阶段的“大儿童”方面，校外培训机构主要以培养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英语能力，并使其运用于实际生活和沟通中为主。根据“故事导入英语教学”这一理念的优势，来开发和培养学习者对于学习英文的兴趣、方法掌握以及学习英文的态度。对于这以阶段的学习者而言，学习者必须掌握课程设计中的必背单词量2400字左右。所学习的语法、时态涵盖初中至高一课程。在课程设计里能够广泛阅读5600字左右的各主題、题材及句型架构的文章，并通过各主题及句型架构来引导式的培养写作能力，在“大儿童时期”便培养学习者扎实的写作能力。初中阶段：初中阶段的学习者位于义务教育的最后阶段。校外培训机构针对这以阶段的学习者，会根据学习者先前的学习经历来安排合适的课程。学时为每周一次，每次120分钟到180分钟不等。对于已经具备一定的英文能力，基础扎实的学习者，以进一步的规划、提升为主。所设计的课程内容保罗万象，涵盖科技、地理、历史、运动、艺术和本土及外国文化等各领域的内容。不仅能够开拓视野，更有效地提升英文阅读能力。

2.3.2教学方法

以“沟通式直接教学法”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使用“沟通式直接教学法”使学生成为课堂活动的主导，教师扮演“伙伴”的角色，而非权威的指导者。此外，由于课堂要求“全英文”，当被禁用母语的老师在学生提出疑问时，会尽量以示范代替翻译或解释，这就要求教师在创意、想象力、肢体语言和表达能力上要有一定高度，才能有足够的活力随时满足学习者多课堂学习的需求。

2.4学习成效

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的使用，所调查的校外培训机构中能够系统完成整体课程规划的学生所掌握的单词量超过2400个，其掌握程度涵盖并超过初中毕业，也就是英语课程标准中所设定的英语五级1500~1600单词量的要求。在这一部分学生中的90%以上具备并超过英语7级的要求，也就是学习者能够精熟高中的课程。

3传统学校英语教育与校外培训机构英语教育优势比较

（1）教育理念：远景的教育理念一致，同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校外培训教育机构的教育理念上更趋向洋派，更追求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传统学校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更注重整体性。

（2）课程目标：二者的课程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学习上，学习者不会有因校内与校外的课程目标不一致而出现课程衔接上的问题。

（3）教育方式：传统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的英语教育最大区别体现在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上。受教育大环境所限，传统学校多以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校外的培训机构大多数采用“沟通式直接教学法”，在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力、主动思考力方面的效果卓越。所以常常出现虽然越学越难，但学习者却越学越“轻松”。对于被激发了学习热情、已养成自主思考习惯的学习者而言，知识深度的增加是其渴望的而非强迫的。由被动灌输变为主动吸收。

（4）学习成效：就义务教育阶段而言，校外培训机构的学习成效明显超前于传统学校教育。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①受高考改革及教育大环境的影响，致使学生家长对学生英语教育的投入热情极高，同时期望极高，促使校外培训机构的学习成效主动超前传统学校的英语学习。②校外培训机构受市场因素制约，会主动加强自身营业能力、教学能力及服务质量，使自身学员的学习效果必须超出学员在传统校内所接受的英语教育。

传统文学论文篇（10）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各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即不仅要求专业高技能，而对非专业技能的人文素养要求也越来越看重。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13年的企业评教反馈中显示，企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职业素质要求，以10分为满分，排在前几位的依次是团队精神(9．4)、诚实守信(9．2)、敬业勤奋(9．2)、沟通能力(9．2)和学习能力(9．2)。这些职业素质无不是人文素养的具体体现和实质所在。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则会有高尚的精神情操、丰富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道德责任感，并可化为精神力量而成为解决问题的内在综合品质和前进动力。我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茅以升、李四光、钱伟长、邓稼先等均能熟记“四书五经”、《全唐诗》等，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而蕴育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才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因此，不可否认，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与事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成为事业走向成功的催化剂。

1．2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一个国家能否稳定发展并不断地走向繁荣富强须有主流意识形态既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而能被人们普遍所认同且具有引领作用的核心价值观的生成，绝不是水上之浮萍，它是根植于历史长河中不断孕育而沉淀的沃土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还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层面的要求，无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和宝贵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传统文化的爱国精神、和谐思想、讲诚信、重礼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核，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它承载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和追求。

1．3继承传统美德、净化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讲礼仪、倡和谐、守诚信、尚友善、求大同、崇正义、讲仁爱，这是中华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为之自豪的传统美德。但不可否认，现实中诚信缺失、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崇洋等现象丛生，而很多人将其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带来的冲击。虽固然有之，但反思自问，我们有多少人已将自己的传统美德忘却并已抛弃?一个民族的良好风尚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体现在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而认同是建立在对事物的了解，对内涵的把握。因为种种原因，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淡忘，因而何谈对它的认同和传承。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社会存在的道德滑坡、各种不良风气的存在等，就是对优秀传统美德的背叛。“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孔子把“礼”作为衡量举止修养的标准。要想立身处世必须从礼仪开始学习。“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礼记•中庸》)“诚”是事物的根本，没有诚，就没有万事万物的存在，也就谈不上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立足。“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淮南子•氾论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正是有了这些优秀传统美德，才架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桥梁，成为中华民族和文明唯一没有中断而屹立于世界的根源所在。传统文化是财富，维系着我们的社会秩序，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并成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净化剂和思想道德防线的守护神。

2以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养成的途径

2．1提高教育者自身的人文素养

教师的人文素养不仅包括其在本专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包括对本民族积淀的人文精神的理解把握和行为的高尚与否。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是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提升的关键。如果教师自身的人文知识匮乏、人文素养低下，学生便难以在他的教育活动中获得人文精神地提升和熏陶。因此，作为师者，无论从学识还是做人都应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表帅。首先，要言传身教，以德树人。要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以良好的师德去熏陶感染和塑造学生。其次，要勤读书。不断学习人文科学知识，用丰富的传统文化等人文知识武装头脑，从而具有充沛的思想感情、多元的文化知识结构，要培养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才会游刃有余。再次，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摒弃糟粕。教师应自觉传承和弘扬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坚决抵御腐朽落后的思想，并按时代新要求，创新性地将人文素养贯穿于整个学生学业教育的全过程。

2．2加强人文学科课程体系的建设

课程体系是实现育人活动的培养目标和指导思想，它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将构成课程的各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是保障和提高教育目标的依托和关键。高职高专院校人文学科相对欠缺，需通过不同课程体系的构建来弥补，特别是“要加强文化基础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足、开齐、开好文化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同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在相关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各地、各职业院校充分挖掘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第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解决高职院校人文学科相对欠缺、学时短等现实问题。可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选课情况，有的放矢的通过经史子集、传统礼仪、优秀典型历史人物等的学习“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第二，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提取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相贴切的结合点，以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养成。如以“概论”课、“基础”课的“构建和谐社会”、“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等章节专题内容为载体，通过补充运用传统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例进行拓展，使学生在学习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以提高自身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第三，各科教师要深刻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意义，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中的人文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渗透，自觉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2．3大力开展校内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文化活动具有凝聚功能、激励功能、推动功能、认同功能。开展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各种活动，可以创设实实在在的情境，使所弘扬的精神和价值观从抽象到具体得到激活并创新，从而产生共鸣。大学生思维活跃、精力充沛，热衷于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者应适时引导，各部门要大力协同开展以传统文化与时展相融合的系列主题活动，不断强化校园传统文化的氛围，并以生动、活泼、有趣的形式，如读书报告会、文化沙龙、论坛、征文比赛、国学知识竞赛、诗歌朗诵、书画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公益劳动等，使大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学到知识。同时感受到了美的享受、无声的启迪，潜移默化地升华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也激发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