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篇（1）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井，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政治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政治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二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倒成了。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们都已识趣的闭起了嘴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推脱歌功颂德的责任呢？苏格拉底的存在对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适的，于是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在浩大诗篇中对革命的伟岸和领袖的阔大作了由衷的赞美。如果你对他说，几年后，他将作为深藏在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会以胜利者的自负不屑一顾。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解放战争的胜利，时间跨度上为一百余年，百年动荡、百年苍茫，在这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九死而无悔。求富求强的路上阅尽人世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在他们品尝了最多的荣辱欢乐，体味了最深刻的伤痛折磨，经历了鲜血淋漓和死亡纷纷后，义无返顾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现实的压抑和心中激情的碰撞、上层统治的腐败和无能、保守势力的强大，却使他们只能选择以暴抗暴的方式，统治集团对革命的残酷镇压和政权更迭游戏规则的缺失使暴力更以加速度的方式加以推演，暴力意识被无限扩散、复制、膨胀，直到形成本世纪最大的图腾：革命图腾。二十世纪历史单薄纸页被革命的烈焰烤焦。本世纪最大人数的死亡，最为惨重的破坏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革命的净化和理想的纯洁；大部分人死亡的理由不是法律的惩办，而是被革命的巨轮碾碎。

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旧有政权一无是处，必须把整幢大楼全部推倒重建。为了革命的胜利和纯洁，原有的统治阶层必须被处死或放逐，他们不配享有人民的称号，新社会的光泽是不会照射到他们身上的。与此相适应，革命者眼中时间不是线性不可复的，他们相信在时空的起点有那么个辉煌的开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时候，它是完美无缺的，只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它在渐渐在变质腐化；或者相信有那么个终点，旧有的丑陋东西总是无可避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涤荡一切虚伪、邪恶和腐朽以达到光明的顶峰。与我们相比，西方哲人眼中的时间是线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他的意思是：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旧的恶去了，新的恶也来了，河里的水变了，但只不过是换了些水，水里多了些少了些垃圾都无助于改变它作为一条流水的河的定义。我们时间是圆环状的，可以循环轮回。旧的扫荡光了，美丽新世界才可以破土动工。新建的开始就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其实，当伟人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一个诗人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许多人正跪倒，许多人尽管肉体依然强健，然而精神也已跪倒。三1969年4月1日，此时距开国已正好二十年。二十年时间在史册上只是可有可无的几页，对微不足道的个人来说，二十年里却是沧海桑田。胜利的激情已退却，新世界的阴暗面已显示无疑，民主缺失那个暗淡的光点已如洪水泛滥一样不可收拾。革命运动已一波三折，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我们据说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虽然有55万作为异已力量被揪出，但并不妨碍我们其它方面的进步，原子弹已经爆炸，卫星已经上天。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家属、好友的人悲痛已化为细微尘埃，人的记忆毕竟有限。但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还没有结束，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宣言依旧激动人心。这时，已进行了三年，老舍跳了太平湖，反对喊万岁的元帅已被打入冷宫，经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重新定义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叛徒、内奸和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此时，全国数千万红卫兵、红小兵怀着比辛亥革命时狂热百倍的激情把一切封资修的东西捣毁，有些已冲出国界，去营救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的受苦难难的群众。

如果我们再把眼界放大一点，我们会看到退守到台湾岛的的残军败将忙完了打土壕、分田地，和新加坡等地一道实现了经济上腾飞，号称"亚洲四小龙"。日本从战败恶梦中苏醒过来，经济飞速发展，美国此时已造出第一台电脑，这些在当时毫不起眼的黑旧铁件、电子管、电极等正蕴酿着世界上最伟大技术革命的到来，最终使黑格尔坚信的理性世界变成网络世界。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着，当然我们也没闲着。在此以前，在全国除台湾（这是个叛逆的省份）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报纸上都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论以及革命实现了"新突破、新进展"的喜报。我们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这时中共九大姗姗来迟。新通过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五年召开一次。在1956年召开，到1969年已整整十三年过去了。这样做的理由不是因为战争或者自然灾难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根据的讲法是：会议的召开应该有利于以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已经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一长串人，如果九大在以前开的话，这些人都将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某些人还将进入核心领导机构。

说得够爽快的，她抹去一切道貌岸然"阳"的修饰物，毫不讳言革命最终也是涉及权的需要，也要有动物人"阴"的私欲。当其他人唱着道德的高调，出格的言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千万不可忘记，女人是编故事的行家里手，曾有人笑谈如果女人有权对自己编的故事抽税的话，每个女人都会成为百万富婆。何况，伟人已逝，死无对质。有种理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任何世代，对草根阶层来说，历史只是天上卷舒自如的暧昧云彩，我们看上去只是一团迷雾。可有人揭杆而起，用剑指着云彩说你们看，那是头狮子！我们一看，剑上还残存着热气腾腾的血滴哪。对，我们说，那不就是狮子吗？如果后来人有更粗壮的手臂和臀的人提出疑问说那哪里是狮子，分明只是小猫而已嘛，你们怎么一点眼光都没有。我们一看，果然那些云彩就是小猫而已。

中共九大代表的选取是很有特色的，出席九大的代表没有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让我们看看当事人眼里的九大开幕式是怎样的激动人心。迟泽厚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回忆了那个激情似火的岁月：1969年4月1日下午五点，宣布会议开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选举会议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面带微笑说：什么人合适啊？我提议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赶紧把嘴向扩音器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当主席团主席。又说，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手臂，高喊：通过。

温情脉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方式杜绝了机械而无人情味的民主程序，从而也就根除了民主程序安排的可能，这也许是战争时期的恶劣环境的反弹和对同志之情的弥足珍贵的自然应对。然而政治不能指望人的善，革命者亦是有欲望的人，有根深蒂固人所共有的恶。革命战争时期，"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哪"心理形成根据地的聚光灯效应，它和理想主义一道形成的道德约束使恶隐得很深。和平时期来了，就要建立一套完整有力的制度来约束权力，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总是让人感叹万千，对帝国入侵的憎恨让人们对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恨之入骨，我们选择了抵制和排斥，不惜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这样，就形成了把情境逻辑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反过来指导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的情况。然而当革命道德理想失去旧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时，无法挽回走向灾难。四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的发展历程。如果以乐观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历史流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历史是宽容和自由渐次战胜暴政和专制的过程，对民主的追求更是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之中。民主的本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直接掌控国家的权力。第二是按照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开选择来做政治决定。不过，和许多人想像的相反，在人类初级阶段，比如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他们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者至少是接近于最糟糕的政体。理由简单而明了：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而穷人总是不可信的。问题还在于多数人并不总是对的，对多数人的崇拜会顺理成章演变为"少数人总是有罪"，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的浪漫主义尝试是个极好例证。基于此，就有了托克维尔的"多数暴虐"，以前我们知道有独夫暴政，不想多数暴虐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福楼拜说得直截了当：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现在人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法国大革命的惨烈经历，使有产者对大众民主闻风丧胆，群氓以民主的名义进行财产掠夺、暴民政治，让人们初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然而正如穆勒所说：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历代先贤对民主制度进行更完美的设计的安排，发展出议会民主、自由民主、民主等一系列概念来抵制民主与身即来的浓浓血腥味。尤其是更是从根本上控制国家的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概念，根据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发展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模式，他们否认契约的一维性，坚信契约论的两元性质，即民众让渡的权力只是部分权力，不是全部。交出去的权力组成国家机器，为了秩序和种族的延续作为妥协，国家可以收税，维持治安、抵御外敌，那些留下来的权力组成社会自治。交出去的小，留下来的大，交出去的是为保护留下来的，以此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对国家如此不放心是因为国家起源于一种必要的祸害。波普尔说：国家是种必要的痛苦，它的权力不应增多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因此，国家不能给予道德化的要求，我们不能指望国家能带我们到天国去，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恶的产物，国家的道德，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一般被认为是低于一般人的道德。

近代史论文篇（2）

二“、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程度如何？围绕这一问题，近两年来我们通过电话、网络、走访等形式，与贵州省多名高中历史教师进行了沟通，重点对高中历史新课改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搜集了全套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对“纲要”和高中历史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此外，利用学习培训的机会，和省内外高校“纲要”教师交流，就教学衔接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调查显示，“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教材内容的简单重复仍然存在，课程内容渐进性不够。高中历史教材突出了内容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但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介绍不够系统。现行“纲要”教材是在区别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且编者要顾及“纲要”的课程性质及教材结构，致使“纲要”教材存在和高中历史教材内容重复度较高的现象，课后学习思考题的设置也存在对大学生的思考和认知能力估计不足的问题。第二，教学方法脱节。当前高中历史教学基本上能综合运用教师讲解、学生自学、提问等教学方法，但研究性教学方法管理不科学，教学过程中有探究之形，无探究之实。“纲要”课堂的教学形式比较呆板，不够灵活，理论讲述占据主导地位，师生之间互动较少。第三，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高中历史在教学上是基于学生初中阶段扎实的历史学习，已经形成初步的通史构建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对初中历史学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许多学生初中历史基础没有达到专家的预期要求和水平，进入高中以后难以适应专题史的学习，影响了学习积极性。高中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生不再学习历史。文理科学生对历史学习投入的时间、精力的差异，导致理科学生进大学后“纲要”课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二）“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问题出现的原因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现行教育管理机制的影响。“纲要”和高中历史的教材内容分别由教育部的社会科学司和基础教育司负责编写，这种教育管理机制难免会限制高中历史与“纲要”教学的衔接,包括在教材编写人员的协调沟通,专业科研等方面的联系合作等。二是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和学生最关心的都是怎样快速地掌握知识要点，正确解答各种考试题目，而对高中历史与“纲要”的教学内容衔接工作关注较少。进入大学以后，学生觉得“纲要”没有什么新意,激发不出学习兴趣，纯粹是为了获得学分而在考前死记硬背“考试重点”。三是“纲要”教师衔接意识淡薄。当前高中历史调整了课程设置，但绝大多数“纲要”教师并不关注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革，很少有教师去主动研究高中历史课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与学生交流不多，对学生上大学前学习历史课的情况不了解，过多地依赖教材体系来开展教学活动，缺乏衔接的主动性。

三“、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基本思路

（一）整合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衔接，是实现“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教材编写不太可能做到使《纲要》和高中历史既不完全重复，又不产生脱节和错位。要实现“纲要”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首先要求任课教师在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方面下功夫。具体而言，任课教师需要将高中历史教材与“纲要”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全面了解其中的重复部分、待深化部分和脱节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调节内容的渐进性，强化理论的探索，加强对一些疑难问题的专题分析。对于高中历史已经讲清楚的内容，《纲要》教学中可以少讲，甚至不讲。即使是同样的知识点，也可以通过选取一些有广度和深度的史料，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等加以补充，让学生感受到历史是丰满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以避免简单化、概念化。这样，任课教师就能做到心中有数，繁简得当，恰如其分。

近代史论文篇（3）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三、学科建设的成效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近代史论文篇（4）

一、近代史上的两种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以降，面对飘洋东来、以新型工业资本社会形态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本土文化能否继续延展其几千年来不绝的生命，曾是思想界长期纷纭不决的一大公案。文化保守主义便是在这场争论中对此始终持肯定态度，并身体力行地为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魂而呐喊的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流派。

说到保守主义，人们总不免将落后、守旧的贬义与之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决不全面。因为它还常常用来指对于社会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稳健的某种观念或意识。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便是依据这一含义界定的。

在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有人认为这一思潮在我国发端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建立孔教之说，[1]也有的将其上溯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2]甚至还有把近代早期的封建正统派直到“五四”以后的新儒家同作为“文化传统主义”思想脉络在各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加以综论的。[3]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各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标准尚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前，自应先对其略作说明。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两字，按照我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时段概念，即指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或1949年建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一是社会形态概念，即指封建社会结构遭破坏而进人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时，对于后一概念的把握显然更为关键。广义地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或思想，各个时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极为悠久的国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不仅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意态。进人近代以后，那种以维护封建制度为目的，深闭固守传统文化的一切，拒绝任何变革，或者坚持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性质和主体不可变的保守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但由于这类观念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方式看，都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尽管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觉的近代意识或以这种意识为主导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段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种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不但主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固守一切传统，拒斥各种异端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加人，还极力要求在政治上保持旧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体。从近代前期视一切洋货洋物为“奇技淫巧”而深恶痛绝的封建正统派、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屡屡掀动复辟浊流的封建遗老，都是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血脉相承的思想代表。至于洋务派的文化观，虽然反映了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较为务实一派的思想，并且最初还是以顽固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因其基本立场仍在于维护封建制度，故本质上，也只能流为一种封建保守文化的变形。在其所设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体现封建制度根本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精神的“中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具有近代意义的西学或新学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和补充，且这种有限的西学吸纳，也是以不损及封建秩序的稳定及其统治利益为绝对前提的。因此，自到二十世纪初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先前的对手顽固派，思想上实已合为一流，《劝学篇》在当时受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劣绅叶德辉、苏舆等顽固派人士的交口称誉，便是一种明证。

另一种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不仅能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有的还积极投身封建专制和建设现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实践。即使对于所钟爱的传统文化，也不一味偏祖，而是有所反思和批判，其文化观的内涵和关切目标都已显露出一种背离封建的近代文化建设意向。从章太炎到“五四”以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学者史华慈(B. Schwaitz)所谓“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存下来的文化要素。”[4]指的正是这类文化保守主义。

依据这样的界定，可以看到，自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可明显地划为二个阶段:十九世纪末之前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时期。

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所以在近代前期的思想界仍能保待主导的地位，不仅在于凭藉其原先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还在于中国社会的进人近代，本非其内部诸近代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运动中被裹挟卷人近代化潮流的。这种被动的过程，不但使之在封建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的同时，未能直接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其近代文化的酝酿发展呈现出一种滞后状态。加之当时社会上下因普遍憎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对近代西学的输人亦往往连带而生防范之心。以致在进入近代社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文化因素还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封建文化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以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渐次展开和新文化观念在学术、教育、社会习俗诸领域的传播渗透，使整个封建文化秩序的权威大为衰落，纲常名教也遭到抨击，以至于谭嗣同激烈地发出了“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5]的呼声。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步步失败的实践，也使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戊戌至庚子间保守派疯狂镇压维新、盲目排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种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其昏态毕露，人心尽失，并直接导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影响一落千丈，不复可振。、当然，这并非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从此已告绝迹。事实上，直到“五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遗绪依然存在，只不过因声名狼藉，在思想界已说不上有什么公开的号召力了。此外，在考察近代史上的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和文化思潮演变超乎常态的速率，使置身其中的该派人员构成、运思模式前后也不无一些变化。大抵说来，到二十世纪初年，整个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实际上已成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完全合流之势，朝廷中最为顽固的一批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等，经过庚子事变，或死或关或杀，剩下的迫于时势，在观念上遂向洋务派靠拢，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新政”，便是这种保守政治的实际运作。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一阵营又加人了部分原先有立宪倾向的人物，显得流品更杂，甚至对晚清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也有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并不意味着它的封建保守主义基本立场有所改变，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在时代大潮一往无前的冲击下，旧文化势力无可奈何、步步退却的窘态。

在中国，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于二十世纪初年。这是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观，细审其政治倾向、运作目标和价值观念，都与前述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和形态的差异。故在考察和评判这一文化现象时，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形派生物，因为它本非这根藤上结的瓜，它的产生实在是别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时下有些人谈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喜欢用“中体西用”几个字来概括其文化观的基本倾向，甚至说他们仍未脱出洋务派的思想框架，并以此来确认洋务派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我以为，用“中体西用”的词义来概括某种思想结构的状态未尝不可，但因此而将这种思想结构与晚清洋务派一律划上等号则大可不必。因为“中体”两字的涵义本可作不同的理解，洋务派的“中体”指的是政教合一，即以君主专制为载体的政统和名教纲常为核心的道统相结合的封建文化体制;而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所肯认的“中体”，则更注重于体现民族历史精神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将中国文化的道统与旧政统分离出来，还极力赋予其非封建性甚至现代意义的诊释，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学者陈寅倍自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

间”，[6]便将其思想完全等同于洋务派一样。

诚然，由于这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所凭藉的基本思想资源都是传统文化，其语言的表述、概念的使用乃至某些观念，常不免有相似之处，以致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往往被进步学者一概视为封建文化的余绪而加以斥责。近年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则又有另一种倾向的出现，即将某些本属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范畴的思想或人物混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加以评判。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固然是由文化保守主义本身所具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要对这一近代文化现象进行更为深人细致的分析，我们便不能不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

二、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

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的考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几乎是与“现代化”观念并生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它的身影。在亚洲，这种以“反对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其重要性”。[7]就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这一思潮的形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依恋外，还与以下二个因素的刺激直接有关。

一是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虽然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产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纪，但在此之前，这种危机感至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察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不过其最初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术方面，以后才逐渐注意到经济及某些政治制度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依然十分自信，以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丁此。”即西人对此，亦未尝尽废。故法制、器械、工艺可变，而伦纪、圣道、心术皆不可变，“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疚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8]连持维新观点的郑观应也主张:“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9]然而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的空前加剧和西学输人潮的急速涌起，不但极大地打击了这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还使一些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特别是西方列强利用其文化优势实行侵略扩张的“灭国新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其时充斥在《国粹学报》上的各种“保教存学”言论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在他们看来，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屡经衰乱，但文化上却始终一脉相承，从未遇到过强有力的对手，“故自三代以至今日，虽亡国者以十数十，而天下固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观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萎靡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此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10]更有甚者，一些人震于西洋的发达，竟“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正大光明之语言文字废之不用，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而庸诅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晌而国将无与立钦!”[11]须知近代以来，西方英、俄等列强侵灭某些弱小国家，就是采用变乱其国学语言，进而灭其种性的手段来实现的。强烈的民族文化整体危机感，激发了他们试图以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保国保种”的文化保守意识。

二是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种种弊端引发的文化回归情绪。由于历史机缘的凑合，当二十世纪初中国刚开始大规模输入和学习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因本身暴露的不少弊端，正在遭到人们的批判，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近代工业资本的发展，固然促进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内在矛盾。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英国首先爆发。十九世纪中叶后，又波及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其体制内的各种矛盾渐趋激化，由此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满，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抨击。如英国的飘锦(A. W. Pugin, 1812一1852、纳斯钦(John Ruskin, 1809一1900)与莫理斯(William Morris, 1834一1896)便都指责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丑恶、非人的种种影响—工人退化成为机器而没有表达自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一鄙地商业化—包括宗教与艺术;自然美的破坏与艺术的狠琐化，他们攻击现代都市的种种病态、贫病、丑恶与无情。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个人主义的放纵与物质主义之中”。[12]法国的蒲鲁东(Piuudhon, 1809一1856)、俄国的巴枯宁(Bakame, 1814一1876)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 1842一1921)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作了否定。在此风气的鼓荡下，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效法西方资本社会的改革前景表示疑虑。如刘师培在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后，便认为:西方立宪共和之国制定法律的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所谓议员选举，皆贿赂公行，全靠财力运动，毫无公正可言。而“振兴实业，名日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胺削贫民计耳”，结果只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除非将来实行无政府主义，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连西方物质文明亦有不如无。“至于西人之政治，一无可采”，“若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13]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按川托尔斯泰的主张，回到中国农业社会去。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同样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回归的倾向。这一现象，正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刘、章等人在政治上一度接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时，文化上却依然不改其国粹主义的保守立场之故。

从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看，虽然这二个因素的影响力度会因各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却是一直存在的。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作为西力东渐和“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

在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探源中，不少学者都把康有为作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这是可商榷的。康有为的文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保守势力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理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趋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发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倡导的“保存国粹”，尽管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判和取舍，尤注重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开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大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人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做过不少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不少西学的成份。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初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不少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严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士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纷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政治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睿、梅光迪、胡先骄、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人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致在社会整体文化的理论建设方面也未能留下更多的东西。

东方文化派本是人们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站在维护东方传统文化价值一边的学者总称，其人员包括《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及章士钊、陈嘉异、梁启超、梁漱溟等。这些人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子，但他们都比较关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宏观进路，在论战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都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想界影响也最大，其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从这一派中直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国粹派山于受到瓜分危机的深刻刺激，其文化思路突出的是民族主义这一主基调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似更具一种开阔的世界主义倾向。此种思潮流变的动向，除了受到时代进步和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支持外，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信仰危机”和企望以东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偏失的意识，使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而世界文化价值多元论的则获得了相对活跃的空间。学衡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观便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他们不但能以较为理智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还极力主张民族文化应走出国门，贡诸世界。这种立足于文化多向互动的世界主义意识，不独表现为他们的西学素养乃至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从整体上已进入一个较高的认识层面;更在于他们对民族文化未来命运的思索，已开始注意从世界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中加以判定，故无论其结论正确与否，实际上都应视为推动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自觉表现。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他们的中西文化讨论，虽然深度仍嫌不足，对不少问题的认识，亦不免失于宽泛笼统，但已逐步确立起基本的运思方向和理论构架，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都对后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进人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是在二十年代末以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建设方向依然为整个社会尤其是思想界所关注。1935年1月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宣言)所引发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从基本内容看，虽然只是“五四”以来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余波，且《宣言)本身所论亦并无深刻之见，但却引起了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响应。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讨论中，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字达一百五十余篇，[14]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前有所推进。通过讨论，“全盘西化论”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评价亦渐趋全面，并从学理上加深了人们对中西文化差异及“现代化”内涵的总体认识。不难看出，“中国木位文化”论者以折中调和姿态打出的“不守旧，不盲从”，反对“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旗号，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人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间题。

最能显示此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流色彩的，则是现代新儒家的活动。该派代表人物为梁漱溟、张君动、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五四”时期，梁漱溟首先在思想界公开打出现代“新孔学”的旗号，鼓吹复兴儒学，将全世界都引导到“孔子的路上”。在随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动复极力倡导以宋明理学的道德精神涵养现代人性，以救时弊。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界部分人士的响应，这些人互通声息，有的还结为学社进行团体活动，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宗旨甚至学术传授系统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三十年代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活动集中体现在二个重要方一面。一是社会改造的实践尝试，这主要以梁漱溟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二是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为代表。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和实践，前后长达九年，虽然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却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章。而熊十力等人持久不懈的思想耕耘，则为这一学派构筑起了日趋深密精致的文化哲学体系，并由此奠定了其日后运作的基本方向。

综上可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显示r一种逐步深化的趋势。大致“五四”之前，其运作多局限于一般文化主张的阐发;二十年代中叶以后，则开始进人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建设阶段。这种演变，既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不断积累衍化的自然结果，也与整个社会乃至各种思潮的互动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从它身上映照出的，决不止是文化保守主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特征。

三、如何认识现代文化史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互动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是近年来学术界时常论及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对两者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近代文化建设本该遵循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这种看法，确乎是折衷至当之论，但毕竟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迟来的一种冷静判断。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体察一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曲折历程，便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化思潮间的左右震荡和冲突，不仅客观上很难避免，而且还存在着某一方面的历史合理性。

按照旧时中国人崇尚“中庸”和尊古恋旧的一般社会心态，本是最易安于保守路线的。是以在进人近代社会的最初半个多世纪里，上自朝廷，下至间里，无不谨谨以“保守”为务。即使是主张改革的，也不得不极力从旧经史中发掘“变易”、“维新”的训条，或者编织出“西学源出中国”的故事，以减少革新的阻力。然而，这种保守举措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头地赔款和民族耻辱。在几经失望到绝望的痛苦仿徨之后，激进主义才开始找到了其发酵的社会土壤，并在“五四”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最具社会感召力的时代思潮。

以今日的眼光视之，“五四”时期的激进派力倡“根本排斥”传统文化和“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新法子”的现代文化建设路向自然不见得都妥当。但对此，一些当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胡适就说过，他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乃是因为新文化建设“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网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15]这可以算作他的“全盘西化”论正解。陈独秀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摆诸当日中国的情势，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它多少应验了文化变迁史上“矫枉难免过正”的常态。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恰恰是在客观上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人格力量。

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界的崛起，看似对激进主义不满而起的反动，实际上却自有其更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文化演变的态势而言，现代化潮流的急邃推进，在不断拓展其进步空间的同时，必然会因新旧体制的大转换而伴生难免的阵痛。这中间，不仅包括陈寅惜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16]而在部分文化人中勾起的怅惘失落之情;更主要的，还因“破立”之际的剧烈震荡和文化改造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粗浅欠缺，势必使社会产生种种疑虑、焦灼不安乃至抵触，尤其是当现代工业资本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和弊端而难以自解时，更是如此。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并长期影响不衰的社会思想基础所在。

在现代文化的建设路线上，“西化”或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模式的更新主张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但由于更多地迎合了整个社会体制以“变革开新”为主题的大趋势，因而得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而文化保守主义却时运不济，一直受到社会的相对冷落。即使在三十年代以后统治集团有意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改变此种颓势。

文化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从根本上说，乃是其总体文化思路与“当下”时代使命间的某些脱节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结构变动。由于该过程是在强敌频侵和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历史使命的催迫，使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问题成了这一变革年代最为激越悲壮的主旋律，任何文化思潮、流派、主张与运动，只有当它和这个主旋律的节奏合拍时，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或呼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对十民族救亡这一方面的时代主题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并能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如晚清和抗日战争时)形成特有的影响，但在推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显得步履滞缓，对于当时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国强兵，也缺乏有效的应变之术。而是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传统社会固有的“伦理本位”精神，来抗衡和避免这类现代病。这样的主张，理所当然地不为历史所认可。正是这种与时代进步主脉或即或离的状态，框定了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格局。

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并不表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是树立了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形象。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大多是深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文化主张，容或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但却无不浸透着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其对新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弱点和将文化更新简单化做法的批评，也足以启人深思。故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趋势看，这种激进与保守间思想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客观仁实起着推动其不断由表层拓向深处，由粗率走向精微，由幼稚趋于成熟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是，他们中不少人文化上虽主张保守主义，政治上则并不与当时的保守政权为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都采用过笼络或威逼手法，试图令其服从于当局的保守政治，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三十年代“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17]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1946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专字吃紧)，纯是民问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一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了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18]这种现代学人的独立不倚品格和清醒的在野社会批判意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探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方面，他们的工作尤有不少建设性的贡献。他们认定，人类历史是一条从不断流的长河，精神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极强的延续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离不开前人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正须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新局面来。鉴此，其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但十分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意义”的成份，如人生哲学、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本”思想、科学观念与方法的挖掘，还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互补、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重构，以及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形式民族化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结继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是名家辈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并拥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惜、柳治徽、钱穆等一大批现代国学大师。因此可以说，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特别是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学术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确有其独到的一面。尽管他们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一也并不都可取，但对于今日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启示和可观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见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见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见罗福惠《概论近代以来我国文化传统主义的演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4]史华慈:《论保守主义》，《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3页。

[5]谭嗣同:《仁学》上八。

[6]陈寅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烙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7]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一1927)》(下册)1984年版第1025, 1079页。

[8]张之洞:《劝学篇)“明纲”、“循序”。

[9]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

[10]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一期。

[11]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政艺通报》1903年第24号。

[12]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前引本第1067页。

[13]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六、七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4一956页。

[14]此据罗荣渠《从“酉化”到“现代化”》(载1989年2月2l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统计。

[15]胡适:《独立评论》142号《编辑后记》。

近代史论文篇（5）

1.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16世纪—19世纪初）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人类社会走向融合统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及海外殖民和贸易，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走向瓦解，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首先在西欧明显表现出来。16世纪尼德兰革命后，出现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潮流。英、美、法三国先后用革命的手段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革命成果，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俄、普、奥等国进行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美洲。美国独立战争首先打破了英国的殖民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推动下，拉美人民进行了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独立，基本形成了今天拉美的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国家间进行着激烈竞争。英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18世纪建立了世界殖民霸权。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援美抗英，英俄等国组织“反法同盟”和拿破仑对外战争，都体现了欧洲争霸的特点。

2.资本主义的蒸汽机时代（19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

18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美国、俄国、德意志、日本等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基础。

欧洲封建势力打败拿破仑之后，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恢复了旧的统治秩序。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彻底瓦解了维也纳体系，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德意志、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走上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

工业革命也是社会关系的革命，它使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工人运动非常激烈，但最终都失败了。为了适应时代和工人运动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新的历史潮流发展起来。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走向世界范围的联合。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伟大尝试。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为代表的、争取民族自强和振兴的运动。这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范畴的运动。其二，是反对异族控制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如1848年的东南欧革命；有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民族运动，以19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最为典型。

3.资本主义的电气化时代（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19世纪70年代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把人类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

随着生产与资本的越来越集中，垄断组织应运而生。垄断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以攫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表者，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紧侵略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俄、日等国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使各国加紧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时期，国际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明显提高，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会广泛建立，工人运动主要以合法斗争、政党斗争为主，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在增长。20世纪初，列宁主义诞生，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俄国。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世界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为了抗击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亚非拉人民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其中“亚洲的觉醒”尤为突出。

二、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世界进入现代史时期。世界现代史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共处，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世界现代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1.世界现代史第一时期（1917-1945年）

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国家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是世界经济在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以192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历史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高涨。其中，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影响最大。由于十月革命鼓舞和亚非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下的苏联，成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整体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势力，德、奥、俄、土四大帝国崩溃，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建立，英、法、意等国的经济也遭到破坏，只有美、日两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膨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在全球推行“金元外交”，日本则成为东亚的霸主。战后，协约国集团按其实力对比，调整它们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低落，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被镇压。资本主义进入短暂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其繁荣发展的背后，却隐伏着严重的危机。

在第二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销售的矛盾日益尖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采取了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缓和了阶级矛盾。德、日两国则相继建立了法西斯，实行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策，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

由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中国、朝鲜、西班牙、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但是，英、法、美推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终于使局部战争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2.世界现代史第二时期（1945年至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今是当代世界史时期。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冷战共处和激烈竞争的和平共处时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腐朽趋势共存的时期，是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时期，也是民族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兴起和困扰同在的时期，它还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对全球影响的深化和扩展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40年代末，亚洲、欧洲出现了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初，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成效不大。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加剧，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瓦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中国在经历了十年“”的劫难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以推动社会发展。

近代史论文篇（6）

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它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拟对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一

就俄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一世无疑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便于考察，我们从17世纪的俄国开始。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尽管如此，俄国近代化进程仍很遥远，因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毕竟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制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由化以充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更不可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性质。

二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思想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欧洲先进国家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封建制度在人民革命和启蒙运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危机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各主要封建国家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接受伏尔泰开明专制的建议，对腐败的封建制度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俄国也不例外，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即提倡发展工商业。1762年叶卡特琳娜杀夫篡位后，更以开明专制相标榜，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以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通信，还邀请《百科全书》编辑狄德罗到圣彼得堡作客。被伏尔泰歌颂过的叶特琳娜二世承继和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为改变在其篡位前大贵族争权夺势的混乱政治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好一方面以加强农奴制来安抚贵族的情绪，对身边的贵族官员大量赏赐农奴;另一方面于1763年发组中央政权，消弱元老院和教会势力，消除他们偕夺君力的隐患。并亲自掌握军事外交大权。

1767年夏，叶卡特琳娜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谐询会议，称“立法委员会”，吸收贵族商人和自由农民代表参加，并为此发表了充满启蒙运动自由词句的诏书，大谈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示要取消农奴制等，但仅限于空谈，没有实际的行动纲领。叶卡特琳娜二世改革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重视工商业方面，为此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工业专利法，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提高商人的地位，这些为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趣了推动作用。同时，好与彼得大帝一样，对教育在近代化中的地位比给以足够的重视，创办了各阶层子弟都可以人学的初等和中等普通学校，到18世纪末，这类学校发展到331所，这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社会经济，推动社会文明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叶卡特琳娜的改革毕竟是有限的，“她的国内政策的最后效果，除去做了若干鸡毛蒜皮的改革外，就是偏袒半欧化的贵族制度，在人民中扩大农奴制”4;432。作为沙皇专制政体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开明专制”，具有明显的贵族专制性质，在叶卡特琳娜统治期间，正值东欧“再版农奴制”盛行，俄国农奴制也空前加强，贵族对农奴的权力日益扩大。她不仅颁布法令对付农奴，残酷镇压农民骚动，而且大兴文字狱，摧残进步思想，迫害拉吉舍夫、诺维柯夫等启蒙思想家。可见，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又有利于俄国“再版农奴制”和贵族专制政治的加强以及欧洲封建秩序的维护，具有反动的一面。

三

近代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I206

纵观中国历史，稳固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纽带。自秦汉以来，儒家文化系统维系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近代后，中国封建专制走向没落，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强烈冲突，中国文化被迫开始了近代的转型。然而，中国文化转型历经一百多年，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符合当前历史发展的核心价值文化体系。在新的关键历史时期，文化不仅仍然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重要纽带，而且日益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软实力。所以探讨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问题，同时也是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来，历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大一统，经宋明理学，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儒释道传统文化，注重精神上的满足和内在的修养，道德的约束，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文化，这种文化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特性。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封建社会的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中国社会文化有一种转型的迹象，这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轨迹，是历史前进的表现。但是由于满族的入侵，大清强大的封建专制帝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转型就被打断了。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最早出现的时期，有些研究者认为应该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但是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转型形态。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应该从鸦片战争后开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半封的社会，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先河。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之下，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士人在思想上也开始转变，开始向西方学习；冯桂芬“采西学、制洋器”，经洋务运动30年实践，中国物质文化也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洋务运动破产，知识分子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物质技术，是不可能实现“自强”、“求富”，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因而，时人又开始转向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积极谋求制度上的变革，自上而下的实现中国自救。当然，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但中国开始具有西方制度文化的视野和深度，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变。由技术近代化，到制度上的近代化，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国成立，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律的形式规定在民，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胡适、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武器，向传统文化发起进攻：打到孔家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等。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人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念，从此之后，人们开始抛弃原来的儒家为首的文化价值理念，文化开始走向近代化的深层次发展。

二、中国核心文化理念的近代转型特质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呈现出中西矛盾、内外结合的双重特征

中国传统经过由鸦片战争之后到新文化运动这完整历史阶段的变化。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转型的特点及其缘由，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其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内在的诉求以适应时代精神要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里更加强调中国文化内因的作用，在中西文化矛盾下，在中国民族、国家危机之下，中国人仍然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尊的文化系统中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西方外来文化仍只不过是一种补充，是一种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剂良药而已，西方文化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人谋求的是一种把西方文化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内，而这一特点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实践，以魏源、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最，其中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系统的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这种典型的“中国中心”文化发展模式，不得不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谋求近代化的历程，是一种内在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根本上是一种西化的过程，是一种所谓“冲击――反应”的模式运行。这种文化转型模式，极力强调西方文化的刺激作用，把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仅仅看成是中国固有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剌激的一种消极反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复杂的文化变动过程，看成是用西方文化逐步取代中国固有文化的过程”。“中国中心则认为，文化变动的真正动力是在中国文化的内部。因此他们致力于从中国文化的内部发掘新质因素。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有时过分高估了传统文化内部某些变动的程度及其意义。”①然而这两种观点，正如耿云志在其《近代文化转型导论》中所说“这两种模式都存有‘片面性’，“都不免有些‘隔’”。

事实上，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近代化，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专家郑大华教授如是把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比喻成一种类似“鸡蛋理论”，形象的说明了中国近代化转型需要借助一种外在的力量的敲打，两相结合才是其发展的合理解释。中国文化的转型也是如此。

（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从传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封建文化专制转为一种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平民主义的文化个性

两千多年，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儒家伦理成为封建统治者维系国家统治、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虽然历经朝代的变化，但是儒家文化也能适时传承和演变，适应时代需求，宋明理学的产生就是政治发展的需要，因而，纵观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王朝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大一统的文化系统来维系，这也说明文化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儒家文化为主导的这种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的最为本质的核心价值理念，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国家的核心纽带。这种的核心文化理念，毕竟是农业经济时代、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这种封闭的、单一的、专制的文化系统已经无法满足时代、近代化的需求。“就物质条件而言，近代文化是以近代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没有一定发展程度的近代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出近代文化的，最多只可能产生某些个别的不太明确的含有近代的观念而已，从长时段观察，近代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与近代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应的，或者可以说，经济的近代转型没有实现之前，一般地说，文化的近代转型也难以实现”②，由此看来，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的社会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近代经济开始发展，为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也是传统文化转型的内在根据。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由单一转向个性多样，由文化专制转向民主、科学，由统治上层转向平民大众，各种各样的文化团体，文化主张、文化学说竞相呈现。魏源提出“师夷”，冯桂芬“采西学、制洋器”，郑观应仿效西方倡导“议院”，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胡适、陈独秀等人发动“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同时，在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学说、救国学说非常之多，其中典型的有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主义都是与西方社会文化主义相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文化现象混乱局面的产生，恰恰是中国文化近代历史发展的一大典型特征。传统文化强调天朝上国，主张“华夷之辨”，主张伦理道德……而到了近代，西方进化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文化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到了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基本价值文化理念。然而，这种文化价值系统并不稳固，也并没有成为社会实践的核心理论，传统的儒家文化系统仍然以一种无形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尊重并信任孔子的思想，在学者有识者之间日渐变淡，这是事实。不过涉及中国方方面面的一般思想，都不能脱离孔子的信念③，因此，这在当时历史发展环境来看，近代文化的转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种局面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完成，文化发展并没有到质的改变。文化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文化的更新，文化的转型，只有新质的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④。

三、总结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发展，自然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两千多年来，对地域相对独立的中国而言，文化发展更加具有其独特的个性，随着近代中国遭受外来文化入侵，中国文化才开始了它特有的转型和变化。然而，中国人的这种骨子里的历史延续的传统文化内涵与近代西方文化存在着矛盾冲突以及融合，这二者贯穿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过程。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力图把文化建设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中来，中国文化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然而，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期十年的爆发，使得中国文化发展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挫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化再次转型，正如耿云志在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曾指出“文化的发展进步，最基本的事沿着两个路径，一个是世界化，一个是个性化”这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近代化的特性，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中国文化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个性文化的同时，也开始了世界化的过程，这两个文化发展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目前的发展趋向。

注释：

①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耿云志先生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安徽史学.

近代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7-0005-02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教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矛盾。一是教学内容与中学有不同程度的重复，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针对全国通用教材，如何搞好国史与地方史的结合问题。特别是对后者的处理和把握，是上好“纲要”课的基础和关键。而了解和学习作为河南地方史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州文化，更是河南本土高校教育引导学生提升爱国爱乡情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成果

河南古称豫州，因位居九州之中，故别称“中州”，又称“中原”。今言中州者，实为河南省之谓也。[1]古之“豫州”，今之河南，是中国九州和大中原的中心地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1840年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而来的欧风美雨渐入中原，在其影响下，中州文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阶段，有徐万年、刘纯仁、张钟端等一批民主革命家参与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也有杨靖宇、吉鸿昌、彭雪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艺术专家，他们对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1907年12月，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在信息闭塞、民众思想落后的河南，她犹如春雷响彻天空，惊醒了中原大地上浑噩奄然的人们。时有粤籍党人评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杂志之力为多焉。[2]1919年9月，在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文化运动很快在进步的知识界引起共鸣。中州学人邓肇清，留法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负责《新青年》杂志的海外发行工作并担任进步报刊《北大学生周刊》主编。嵇文甫和冯友兰等人在开封出版《心声》杂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经过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观都得以传播和发展，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州文化的复苏和发展。

中州的科学技术，在近现代开拓了新的领域，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勃勃生机。数学方面，曹丹文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河南等地高校教学，并著有《椭圆函数数论》等学术专著，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地质学方面，地质学家冯景兰于1918年赴美攻读矿业矿床学，回国以后完成《探矿》等多部名著。地质学家潘钟祥，1945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他对陕北三叠纪、侏罗纪地层植物化石做了系统研究，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勘探油矿的先驱者之一。文学方面，近代河南的小说已经以现代题材进行创作。女作家冯沅君，在20世纪初创作了一批小说，出版了《》等小说集，反映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于庚虞是20世纪早期诗歌运动中有影响的诗人，其出版的诗集《孤灵》等，采用现代派的诗歌形式表现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对人生的悲叹。诗人李季的代表长诗《王贵和李香香》，以陕北信天游的形式，热情歌颂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事迹，标志着我国新诗歌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州史学在近现代也有了显著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家逐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让史学面貌为之一新。尚钺著有《中国史纲要》等，并与尹达等人创办《史学译丛》，介绍外国史学研究成果。尹达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曾参加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所著《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新体系。考古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州地区首先兴起的，是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州考古在全国占有一定的优势，有一批著名的考古学家，如董作宾、郭宝钧、孙海波等。诚然，针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述总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对近现代中州文化的总结也肯定不尽周翔和全面，但从文化的载体和地域性而言，也基本上反映出中州文化近现代以来发展的大致理路和核心成果。

二、运用近现代中州文化资源开展教学和实践的方法

近年来的“纲要”教学中，笔者通过开展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拓展指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方式，将中州文化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课堂教学中补充穿插中州文化内容。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熟悉的知识点可一带而过，讲授的重点放在学生现有知识层次难以接触到的、与时代进步和发展相关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上，激发其学习兴趣，满足他们对新知识的需求。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丰厚，高校学生大多是本省生源，课堂上把中州历史文化资源视为“纲要”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可结合大学生特点，充分发掘中州文化遗产，将其融入穿插到课程中，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地域性，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激励学生努力进取，回报家乡，报效国家。

2.利用课外实践活动加深对中州文化的认知。课堂教学之余，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一定的实践教学活动，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利用中州文化遗址、旧址等，让学生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图片，亲身感受历史。

3.开展学习研究中州文化为主题的教研活动。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3]“纲要”课的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利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等时机，引导学生研究地方文化，通过开展“追寻红军鄂豫皖苏区足迹”、“走进广阔天地知青园”等主题调研活动，让学生自己收集相关资料，进行自主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调研小论文呈给大家分享，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本领。

4.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丰富中州文化知识。在教育教学中，适当插入与中州文化资源相关的人物传记、历史图片、影视资料等，拓展丰富中州文化知识。特别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光、电、声、图、音的渲染中，让学生走进历史、走进社会，了解家乡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发现历史，辨别真伪，为学生提供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和舞台，提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时，应处理好四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教材与中州文化资源的主从关系。鉴于当前“纲要”课教学中存在的覆盖面广、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在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着重解决好主次关系，不能为凸显中州文化而淡化正常的课堂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发与利用中州文化资源时，要先熟悉和掌握中州文化的具体内容，寻找与教学重点的结合点，对中州文化加以取舍，避免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其次，处理好课内与课外的关系。运用中州文化资源是一种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社会实践进行适当补充的学习活动。运用该资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正常教学。只有做好内功，苦练外功，才能够以外促内、共同提高。一般专题学习的要求、方案的探讨、成果的交流可在课内进行，而大量的调查、考证等活动，则放在课外开展，特别是要利用学生的寒暑假时间，以补充课堂教学之不足。再次，处理好中州文化和其他地方历史资源的关系。中州文化是河南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作为一个重点而不能视为全部。在对中州文化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要对近现代河南的政治、军事、经济进行综合研究，并有的放矢地进行讲解介绍，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讲文化而忽略其他，尤其是对近现代河南政治史、经济史的介绍更是不可或缺。最后，在教学中恰当运用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增强“纲要”课的教学效果。在实际操作中，要妥善处理好与大纲要求、实践教学、其他河南历史资源、综合考评等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顾此失彼、主从颠倒的现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纲要”的教学活动中，中州文化资源可以充当“调料点心”，而不能将其视为“主食正餐”。只有合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才能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培养爱国爱家情怀，起到以史育人的作用。

参考文献：

近代史论文篇（9）

（2）兴起——工场手工业时期(17—19世纪初期)：重大事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三大革命)、欧洲封建国家改革、启蒙运动

（3）发展——蒸汽时代(19世纪初～1870年）：重大事件：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运动(美国内战、日俄改革、意德统一)、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诞生、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革命风暴)

（4）成熟——电气化时代前期(1870年—1917年)：重大事件：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产生、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狂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导致一战爆发。

（5）相对稳定发展——电气化时代后期(1918～1945年）：①战后初期(1918～1923)，一战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

②二十年代(1923--1929)，经济复苏，相对稳定繁荣

③三十年代(1929--1939)，爆发世界经济大危机，法西斯上台并对外侵略扩张

④二战时期(1939--1945)，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6）进一步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1945年～至今)：①1945－1950年，西欧、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并达到战前水平，美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

②1950—197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强(西德、日本经济崛起)，经济格局由美国独霸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

③1973－80年代初，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相互交织(“滞胀”阶段)

④1980初－90年代初，经济回升并增长

⑤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加强、知识经济兴起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1）形成过程：①开始形成：新航路开辟后

原因：新航路开辟后，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早期殖民扩张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②初步形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工业资产阶级对外强占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和地区被沦为列强的经济附庸,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其标志是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③最终形成：二十世纪初

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强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掀起瓜分世界的高潮,世界被瓜分殆尽,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2）世界市场的作用（评价）

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并使世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②列强对世界其它地区国家的侵略、宰割，使亚非拉国王地区陷入长期落后状态，但客观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冲击了当地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

③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知识归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括经济体系（世界市场）、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和殖民体系三大部份。其形成可分为工场业时期（萌芽）、蒸汽机时代（初步形成）、电气时代（最终形成）三个阶段，贯穿着整个世界近代史。

3、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格局的演变

（1）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①确立原因：a、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经济实力最强；b、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

丧失原因：a、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过程中，资本家不愿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b、美德经济的迅速发展，超过英国

（2）二战后初期，美国确立了世界经济霸权地位，日本、西欧受控于美国

原因：a、美国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b、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大发横财；c、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在战争中被削弱

（3）20世纪六七十年年代以后，出现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原因：日本、西欧经济崛起，开始冲击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美国经济实力则相对衰落（经济危机、侵越泥潭）。

（4）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形成

原因：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强

4、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四次快速发展（原因、特点、影响）

（1）第一次：19世纪中期

原因：①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②新兴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更为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特点：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影响：①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浪潮掀起，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②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最终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促进社会进步，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农业文明；④三大进步潮流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相继而生。

（2）第二次：1870～1913年

原因：①第二次工业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②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世界，促进经济的发展；③欧美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④资本主义产生了垄断组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特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美德经济迅速发展,英法相对缓慢,英国丧失世界工厂地位，俄日发展较快但保留大量封建残余。

影响：①列强疯狂瓜分世界和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殖民体系最终形成；②帝国主义矛盾加深，最终引发“一战”。

（3）第三次：1923～1929年

原因：①欧美各国重视技术的革新，注重调整政策；②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对殖民地进行瓜分；③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形势相对和平

特点：美、日发展突出，美国掌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权。德国经济重新崛起。

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最终爆发1929－1933年经济危机。

（4）第四次：20世纪50～70年代

原因：①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②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经济旧秩序，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掠夺；③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在一定时期内使世界局势相对安定；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

特点：日本、西欧发展迅速，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动摇。

影响：①70年代，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形成；②西方大国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③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科教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5、列举世界近现代史上三种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经济思想，简要指出它们的核心内容，实践措施，并分析它们兴衰的原因。

①重商主义（非考点）

②自由主义：

核心内容：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

实践措施：资本家自由经营工厂，国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消除关税堡垒，各地正常贸易。

兴衰原因：为各私营企业发展消除了限制，自由资本主义盛极一时，但无法调整各企业间的无政府状态

③凯恩斯主义：

核心内容：政府从信贷、投资、生产、销售各方面干预经济

实践措施：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鼓励资本家按照政府的计划进行投资。政府直接投资高风险工业，不同程度地推行国有化政策。

兴衰原因：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经营和良性发展，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6、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脉络：

（1）英国的兴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曲折与反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并通过1689年《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英国率先进入大机器时代和蒸汽时代，成为“世界工场”。与之相适应，在对外关系上实行“光荣孤立”政策。19世纪末，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下来，英德矛盾激化，为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英国调整了对外政策，与俄法协约。一战后，英国工商业衰退，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政党政治随之发生变化，殖民地独立运动高涨，国际地位下降。二战使英国削弱，以后逐渐恢复，但很快就进入了“滞胀”状态。

（2）欲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路易十四改革客观上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大革命确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中期法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国家。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元气大伤。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工业生产退居第三。一战中损失惨重，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才逐渐恢复。对外竭力恢复欧洲大陆霸主地位。二战后，追随美国，由于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力量大大削弱。

（3）美国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美国独立战争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政治上建立了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主的联合，称霸美洲的野心也迅速暴露。19世纪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南北战争，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取得胜利，19世纪末美国工业上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则走上了海外扩张道路。美国是一个托拉斯帝国主义。一战中，美国大发横财，战后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并妄图凭借经济实力支配全世界，但遭到英法抵制。20年代，出现“柯立芝繁荣”，但这种经济繁荣是暂时的，1929年就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减轻了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破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遏制美国法西斯势力。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对外企图称霸全世界，积极推行“冷战”政策，在美苏争霸中最终取胜。但霸主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动摇。

（4）德国三落三起：维也纳体系建立后，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中。19世纪中期，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实行“铁血政策”，通过王朝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经济长足进展，成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野心增强，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于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战败。《凡尔赛条约》使其政治、经济、军事受到严格限制。国内爆发了十一月革命，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在美英等国扶植下，迅速成为经济、政治大国。为了摆脱1929年经济危机困扰，希特勒纳粹党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建立了法西斯。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战败投降，被英法美苏分区占领，后来形成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分裂局面。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迅速，6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80年代末，民主德国合并于联邦德国，德国再次统一。

近代史论文篇（10）

除了综合性探讨外，还有学者分别对近代史家、史体和专史从转型角度进行了研究。卢毅的《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汉《史学月刊)21106年第10期)，对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从学科体制方面致力于近代转型的作用作了肯定。舒习龙在《典志体勃兴影响近代史学转型汉《中国社会科学报冲16年3月21日)中，指出受到高官和学者重视的典志体史书在史学转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陈永在《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汉2010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中从专门史的角度探讨了史学的转型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人，学者们开始对近代史学(晚清民国)转型中的“新史学”和“新汉学”的关系子以探讨。王学典在《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中指出，中国现代史学同时循着两条不同路线发展而来。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新汉学”;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新史学”，两条路径从齐头并进变成此起彼伏。杨念群在《“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中，指出民国初年的新史学主流，强调科学地无限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忽略对历史进行宏观或规律性的解释;而传统史家则坚持史学应该传承文化精神，洞悉“世变”走向与实施道德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