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区域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3 15:04:59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1）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出现非均衡性，农村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不管在区域金融发展的效率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在各个地域之间，区域内部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因素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分析。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影响因素主要有发展制度上的弊端、发展环境方面的弊端以及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对其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制度上存在弊端

在我国农村金融区域的发展制度具有非常浓重的政府色彩，各农村金融区域在各地政府的统一强制安排下正在进行金融改革。这是一种垄断性的做法，对地区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非平衡性。这种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是由政府执导的，脱离了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需求为基本点的原则，是一种为政府利益而制定的金融制度，

（二）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的影响

虽然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整体环境来看，还是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是因为西部农村地区没有完善自身的农村信用体系，贫困地区人们的诚信意识也较为薄弱，再加上信息的获取成本较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也较为落后，导致了农村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得不到完善和进化；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较低，且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比较单乏，落后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不能较好的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时间一久，这样的发展环境会对农村金融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区域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从我国区域整体结构来看，也可以看到地域差异也是较大的，可以看到东部沿海的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相较于西部地区占据明显优势。

（三）政府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

在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对其差异性的形成有着关键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在对各个区域的扶持过程中，因为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经济优势，所以扶持作用较为明显。政府也在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实施相应的扶持，但是扶持力度较弱，这是中西部农村金融区域至今仍然还较为落后的主要原因，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化不断加大。

二、平衡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

我国普遍存在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状况，为了能使区域和内部的发展差异尽量缩小，政府应该将自身的作用和优势全面发挥出来，对各地区金融性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为了能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进行金融中心的培养，并提升其引导性作用，然后以金融中心作为基础，向四周进行引导性辐射，实现完善金融机构的目标。

（二）实施差别化调控政策

因为有地域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源条件较为丰富，发展水平也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国家对各个差异化区域实施了统一金融政策，造成一些地区的发展条件受到限制，这并不利于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据于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先对各地区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充分考虑，再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能满足各地方区域发展需求的经济金融政策，使政府的市场经济调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金融调控的弹性化，最大限度缩小金融发展差异。

（三）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

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市场化程度差异。所以，应该加快中西部市场化建设，通过对中西部资源优势的利用进行市场开拓，以此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市场观念意识。另外，为了使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力得到加强，应该实现股权结构的多样化，并鼓励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个人私有制经济、基金经济等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多元化竞争主体。同时，为了能使各群体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应该对市场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合作金融思想观，使农村信用社对金融发展的正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总结

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出现会对其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各地区政府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各个区域进行相应金融体系的构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机构，使周边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得到带动，以此来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这样一来，就能使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得到减小，并促使农村金融区域而得到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作者:郭栋张雨佳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梁富华,陈业海.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业信息(上半月),2014.

[2]谢玉梅,徐玮.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30-02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是农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然而，虽然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力度不如农村经济建设的力度大，但是我国农村确实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内涵，然而，在农村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时，却忽视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国的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应放在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建设上。

一、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导向性；第二是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是资源的优化分配。

市场导向性。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必须依据市场导向性，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在市场上的具体定位进行分析，以便积极有效地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开发的多样性，拓宽农村文化的传播途径，确定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模块的优先性，才可促使文化资源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地位。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必须依据市场的方向进行农村区域文化产业市场导向性的确定，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中市场动态的跟进，实践农村文化建设的创新形式，丰富农村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所以，以市场导向性为原则，才可促进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效应性。

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必须以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思想。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目的是经济效益的产生，所以，对具有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产业实行优先开发的制度，在文化资源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开发的创新，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如不能进行效益可持续发展，就失去开发的价值和意义，遵循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仅仅是权衡农村文化资源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保障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创造近期利益的同时，做好长期创造经济利益的工作。

资源的优化分配。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要依据资源的优化实行分配开发，依据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之间的优势顺序，实现资源的优先分配，进而带动经济优势的产生，促进文化资源产业开发转变为农村经济不断上升的主要动力，遵循资源优化分配原则的原则下，保证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有效开发，促使农村区域文化资源成为市场、产品、企业和生产上的基础和优势，同时在农村文化资源的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生态环境资源以及成本资源优势的发展，结合开发的具体实践，提升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中的经济和生产的动力。

因此，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不仅可以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而且在农村文化产业的建设中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为农村实现小康生活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体现了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特殊意义。

二、制约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因素

目前，我国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状态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多数地区的农村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仍然处在原始状态，例如区域文化资源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缺乏法律方面的依据，主要制约因素为以下方面。

（一）文化资源产业人资力量的缺乏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涉及领域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度比较高，如与旅游、体育、教育事业的紧密联系，所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需要综合性、复合型的人才，组建专业的文化资源开发团队。但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中缺乏具有针对性的人资团队，缺乏从业的素质和专业能力的重点培养，尤其是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导致农村区域优秀的文化资源不能被开发，无法利用独特的农村区域文化产业开发魅力吸引众多的人才加入到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队伍中。

（二）观念转变上的落后

农村本身与外界的沟通就欠缺，形成自我封闭式发展，造成农村文化思想建设的落后和脱离，更是缺乏农村文化资源的创新能力和开发活力；同时，忽视了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正确认识，不仅不能够弘扬农村区域原有的文化资源产业，而且也不能够引进外界先进的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策略，拉大了农村文化资源与现代文明思想建设的距离，此为外在的观念落后，其内在的观念落后主要是农民观念与思想上的落后，缺乏文化资源方面正确的认识。

（三）产业开发无保障政策

国外的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非常大，而我国文化产业的占据力被工业化的发展潮流覆盖，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虽然目前我国重点提高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力度。但是仍然缺乏合理的政策和法规，只是存在宏观意义上的体系构架，其具体操作上的准则并没有明确指出，无法在法规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三、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问题的解决措施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问题的解决措施是农村文化资源建设工作的重点，从根本意义上促进我国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力度。

（一）加强人才资源建设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人才资源应是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团队，首先需要具备高水平的文化资源知识，发挥自身创作技能的优势，利用合理的技能和合适的手段，将可用的信息转换到文化资源产品中，体现最具有价值的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同时，人才资源的建设为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和基础平台，所以发展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最主要的是加强人才资源的建设。为此，在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中，可专门组建一支专业性比较强的人才团队，进行文化建设的特殊培训以及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使人才团队致力于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也促进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顺利进行。

（二）合理利用农村文化资源

我国农村区域文化资源是丰富多样的，悠久的历史文明为我国积累了诸多不可估量的文化资源，而且文化资源是产业开发的根本，所以农村文化资源的优势非常明显；对农村区域经济文化资源产业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可促进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同时将农村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现代化的信息产业进行有机的结合，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开发经济型的转化，根据农村区域文化资源结构制定不同类型的产业开发策略，使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以不同层次不同姿态的趋势发展。

（三）提高政府在产业开发上的作用

通过政府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政府制定与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相关联的产业政策体系以及文化方面的政策，促进农村文化资源的发展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农村文化资源政策性的关系为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提供有力的环境支持，政府的支持是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有力保障和后盾支持，加快了产业开发的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力度。

综上所述，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是一项重要的农村资源利用方式，而且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实际价值带动农村经济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农村经济发展中注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发展的动力。同时，通过对农村文化的建设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农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四、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意义

农村建设是以社会、自然、文化、经济为主体的多项综合发展项目，尤其是农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其在农村人口的密集程度、农村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地位上都具有极大程度的不同点，所以，不论是国度上的差异还是生产水平上的差异，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细致化分工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最直接的表现和最内在的要求。农村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其在实质上的意义是将农村文化建设中可实行产业化运作的一部分，以经济市场的作用为发展手段，利用市场经济作用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产业的调配和整合，通过对农村文化实行产业化的运作方针，为社会创造更多有价值的财富。所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在不断的建设与发展中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组成，实现农村文化从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是具有社会通性的，与社会上的其他产业的开发是相类似的。但是，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同时也是一项兼顾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产品，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本质而言，基于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作用下的农村文化产品可以丰富农村的知识内容，拓宽农民的知识视野；同时，对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促进了农村文化资源之间的相互流通和相互共享，便于农村经济后期的二次开发和深层次开发。

结语

现代社会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现因素，片面性地理解造成农村文化建设的落后，农村区域内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不协调发展，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在未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应摆正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建设的位置，加强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力度。

参考文献：

[1] 常平凡.产业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2] 杨雍哲.农业发展新阶段与结构调整[J].农村文化与经济问题，2011，（10）.

[3] 熊澄宇.区域文化产业研究战略与对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 冯子标，焦斌龙.农村产业结构传统产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孙安民.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献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2]伍艳，余兼胜.中国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农村经济，2009，（1）：63-66.

[3]黎翠梅，伍蔷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J].财经论丛，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3）：45-48.

[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田霖.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差异比较与模糊曲线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6）：8-15.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4）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

[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V：《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5）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四、从区域调查

到分类研究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五、结语

--------------------------------------------------------------------------------

[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

──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6）

“文化经济”是以人的智慧成果即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开发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贵州发展文化产业，应通过对广大农村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适度技术化、组织化，直至加以知识产权专属化、生产资源资本化，实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产品(产业)的自主开发。贵州广大农村的发展，已不大可能再走沿海农村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却很有可能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开发文化含量高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源资本化开发的文化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贵州农村文化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贵州农村文化产业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农村群众文化的时代表征

所谓农村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是指一定区域的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的农村文明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的心理结构的反映。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的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明开化的程度。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的精神状态、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程度、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农村文化在积极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境遇。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审视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不良现状，这是“三农”建设必须面临并要解决的问题。

广义的农村文化是指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载体的文化，是指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特定民族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特定农村区域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社会生活规范、文化发展模式以及由之产生的功能机制。当代农村文化强烈地反映着农村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区域特征，它除具备区域文化的一般性特质如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悠久性以外，还彰显着鲜明的时代表征。

第一，农村文化的原生性形态与当今的经济技术形态一体互动。与传统的农村文化不同，如今的农村文化不仅凸现其原生性形态，而且也显现其经济技术形态。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力”和“文化资本”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农村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大批的文化资源转为文化产业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技术财富，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一体互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

第二，农村文化的个性化特征在多元文化格局竞争中凸现整合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速，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也日益频繁，农村文化与现代文化区域不断互动，农村文化的发展视野不再是独立的、小范围的行政区划单元，而是超出地域限制，纳入了现代文化区域的交流圈甚至更大的范围之中。农村文化一方面传承其独特的优秀文化，彰显其地域的个性化特色，同时又不断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过去单一的、传统的农村文化逐渐退缩。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大量的农村文化在不断吸纳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资源得到了更为合理的配置。在文化经营上，农村文化也从分散、自发状态，经过联合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农村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出现了新的整合和创新。

二、农村群众文化的涵义

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改造和丰富人的主观世界。因此，群众文化事业建设实质上是在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软环境”及和谐共存的“精神生态”。在价值层面上，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文化发展的归宿;在技术层面上，要坚持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保持文化自身的创新能力，使农村文化发展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解放，最终推动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方法措施上，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坚持先进文化发展主旋律的前提下，形成多样文化的和谐发展。转贴于

三、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对策

新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是指农村文化产品创作、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文化产品的创作。文化产品在表现形式上有：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戏剧、音乐、歌曲、舞蹈、绘画、雕塑等。优秀的农村文化产品是对农村新风貌的反映，体现着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的善恶判断和理想追求，体现着农民的政治倾向、道德理想、宗教信仰、审美趣味和哲学观念。当前，农村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必然使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多样化。

第二，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农村文化工作者是农村文化产品生产的主体，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新时期，农村文化工作者应加强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是努力学习，提高思想理论修养；二是树立精品意识，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三是要有奉献精神。文学精品凝聚着文化工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不付出代价和艰辛，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的。

第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指：广播站、电影放映队、有线电视、乡村图书馆、文化馆（站、室）和其他文化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指广大农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涉及饮食、服饰、医疗卫生、体育、娱乐以及人际交往、家庭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地积极地参与，文化活动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7）

1、具有创新创业能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新常态”时期。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将此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面对这种形势，非常有必要对农村与区域发展人才加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如何从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和师资培养等方面构建农村区域与发展领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对高校提出了新要求。

2、掌握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知识。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绿色化”建设，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理念，现代农业正在进入生态化、循环化、低碳化的可持续农业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人才需要掌握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掌握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及规划设计等知识，更好地服务于“三农”。

3、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趋势。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协调推进。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减少农村居民数量，促进更多的农民“进城”，在城市工作并安家落户；通过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现象、新问题，而这些应该是农村区域与发展领域学生当前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二、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1、生源结构多元化，专业基础较差

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硕士生的本科专业学位结构比较复杂。根据郭时印等（2009）调查，农业推广硕士考生主体是行政人员、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为例，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学生占大多数，但还有很多其他学科（如教育学、文学等）的学生，而且具有农林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占的比例很小，专业基础比较差。

2、师资队伍比较缺乏

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发展多年，但师资力量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高校长期以来单一地采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现有学校专业领域的科研优势和教学资源主要围绕科研项目运转，倾向于相关学术研究，致使许多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重理论、轻实践，专业面窄、知识结构单一，不能根据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合理安排教学。尽管配备了第二导师队伍，但第二导师实际参与度不够，尚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3、实践能力培养较难

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专业学位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非常重要。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看，注重实践教学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共同特征。而我们的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研究生普遍对农林发展缺少感性认识，迫切需要直观、生动的实践机会。但目前实践教学机制不完善，在实际人才培养过程中，仍然以课堂理论课教学为主。尽管制定了实践教学方案，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条件限制，难以开展课程实践观摩、调研等活动。

三、提高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

1、提高生源质量

对于应届本科生，可以利用学校的校园网、广播、校报、论坛和各类学习讲座等途径与场合，宣传现代农业，激发青年学生投身农业的热情，传递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报考与培养信息，引导具有农林学科和农林经济管理知识背景的本科生报考；对于从事农林经营管理的在职人员，则可以通知互联网、农林行业通讯和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传递研究生招生信息，扩大领域的社会影响力。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吸引具有农林学科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人员进校学习，提高生源质量。

2、建设师资队伍

加大对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的支持，培养一支熟悉研究生培养规律的导师和任课教师队伍；要完善“第二导师制度”，充分发挥第二导师作为实践导师的作用，并增加第二导师的权利与责任，为研究生实践研究提供指导与帮助，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第一、第二导师的互补作用，共同培养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可以建立课程组，落实教学任务，积极探索教学方式和方法，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稳定任课教师队伍。

3、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在农业推广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重视实践教学，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将实践研究教学方法纳入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并渗透到专业课教学工作中。要增加实践参观考察环节，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并重；开设实践类课程，由外聘实践单位的专家以专题讲座方式授课；建立与实践教学相适应的导师、任课教学队伍，更好地发挥第二导师作用；尝试改革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制度，硕士学位论文可采取论文之外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工作报告等实践研究成果。

4、教学和研究要紧跟形势发展。专业硕士是应用型人才，教学和研究的内容要紧跟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鼓励学生积极申报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农村绿色发展的途径与技术手段等，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环境和提高农民收入服务。

参考文献：

[1]陈碧芬等.以农科大学生创业为导向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5，9（6）：87-91.

[2]林建华、沈月琴.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思考----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J].2012，30（2）：52-54.

[3]郭时印等.农业推广硕士生源问题调查及分析[J].中国农业教育，2009，（3）：33-36.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8）

1、具有创新创业能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新常态”时期。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总理提出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将此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面对这种形势，非常有必要对农村与区域发展人才加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如何从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和师资培养等方面构建农村区域与发展领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对高校提出了新要求。

二、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1、生源结构多元化，专业基础较差

2、师资队伍比较缺乏

3、实践能力培养较难

三、提高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

1、提高生源质量

2、建设师资队伍

3、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参考文献：

[1]陈碧芬等.以农科大学生创业为导向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5，9（6）：87-91.

[2]林建华、沈月琴.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思考----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J].2012，30（2）：52-54.

[3]郭时印等.农业推广硕士生源问题调查及分析[J].中国农业教育，2009，（3）：33-36.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9）

一、引言

区域创新是指一个地区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相结合形成新产品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众多领域。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企业是该区域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创新的推动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中央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落实，河南省在实施“十二五”计划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求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这在全省农村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河南省农村地区一方面在努力脱贫，另一方面也在寻找跨越式发展，无论是脱贫还是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需要结合全省农村地区实际开展区域创新。

二、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背景及意义

河南省是中国农业大省，农村居民占全省人口的60%。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04.03元，低于全国6977元的平均水平，同样低于全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194.8元，农村恩格尔系数为36.1%。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居民的吃穿花费占比高，这些都是省内各地区存在着的事实。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村地区必须探索区域创新对策。同时，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战略，对落实中部崛起战略和更好的实施全省“十二五”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三、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阻力

（一）农村有效需求不足，市场范围较小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并且对于多数农户，衣食方面支出占了绝大部分，其他娱乐性支出甚少。河南省农村产品消费对象是农户自身和周边县区居民，国内和海外市场对本地本村某些特色产品的需求，由于信息交流不畅、交通不够发达、远距离运输保鲜技术差等原因不能成为有效需求。

（二）生产要素水平仍需提高

现在河南省多数农村及农业劳动者基本上是靠祖传及自身积累的劳动经验从事简单农业劳动或简单建筑、搬运劳动。农村地区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仍然偏少，2011年河南省农村地区平均每百户农民拥有收割机1.43台，农用机械12.64台；技术人才的短缺，使农村生产率水平难于提升。

（三）缺乏先进的产业组织

2011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512.24亿元，占GDP的1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6218.6亿元，占全国的7.65%。2011年，河南省的农业劳动力为5353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60%以上，过多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事低效的农业；河南省多数农村地区没有农民创建自己的企业，已有的农村或乡镇企业多数都是家族企业，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河南省农村企业多为小食品加工和简单的手工制作等初级阶段生产组织，缺乏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四）软硬环境有待改善

河南省农村地区的软硬环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缺陷，硬环境可以从农村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软环境又包括行政制度、组织方式、法制环境等方面。

从基础设施方面说，村镇建设普遍缺乏全面规划，绝大多数居民住房杂乱无章，乡镇道路、废水垃圾处理、公用文体设施和商业设施等等几乎都处于无序状态。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严重，主要包括使用化肥、农药而致的土壤污染和生活、生产垃圾乱倒乱放而导致的居住环境污染。

在软环境上，从行政制度来看，河南省农村基本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自行改造住房，使得乡镇缺乏统一规划，并且很多村干部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办事过程中显现官僚作风。从土地承包制度上来看，缺乏对高度分散的承包农户的有效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工商组织未能发挥力量。从社会保障制度上看，河南省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等已具雏形，但是由于这些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实施效果不是很理想。从法制环境上来看，多数农村居民迷信守旧，观念落后，缺乏创新精神和法制观念。

四、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对策

河南省农村地区由于存在产品需求、生产要素、产业组织和软硬环境等方面的阻力，决定了河南省农村的区域创新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在对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地区的特殊条件，需要实行差异化处理。比如，对于大中城市的远郊农村、小城市的近郊农村以及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心乡村等重点区域，需实行优先创新。整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创新对策：

（一）市场需求方面：开发城市和外地需求，扩大农业产品市场范围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对当地农产品的需求；优先发展连通城乡的交通，比如河南省每个乡村都要保证到达就近市区的公路里程数达到一定标准，政府应该承担乡村公路的维护和修缮；积极扩展农产品、农村特色产品、农村手工艺品的外地市场，盯紧离本地区较近的大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生产和及时供应城市居民所需的新鲜农产品和农业休闲服务；在当地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可以举办和参展农业、农产品博览会，及时将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推向全国和国际市场。

（二）生产要素方面：培养农业高级技术人员，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使百户农民拥有的农用机械数量更多；保证在每个行政村都能够有就近的技术推广中心和良种供应合作社等，大量引进国内外成熟的农业技术，引进优良的生物和作物品种；积极发展面向农村和农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大专层次的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从根本改善农村劳动力质量；鼓励本土高学历人才和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为这些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在重点农村地区率先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和提高这些地区的大学入学率；建立与附近城市的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密切联系，创办流动大学，开展高水平文化及新技术的培训；采取多方出资方式，在新城区率先建立现代农业基地。

（三）产业组织方面：发展特色优势农村产业和与城市配套的延伸产业

积极发展利用当地资源的加工业，特别是特色农产品、特色中药材和特色矿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本地资源产品附加值；积极发展针对城市居民需要的观光农业、体验式农业，根据河南某些农村地区的悠久历史，开发文化旅游村落或特色乡镇；对重点区域，率先全面规划建设具有中原特色、人文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城区。

在重点区域，将已有基础的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做大做强，做精做细，以适应本地、外地、海外的市场需求；同时，积极发展都市农业，为附近的大中城市服务，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建成工厂化农业。主动建立与本地区及外地大中城市的经济合作关系，发展大中城市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从而形成配套产业集群。

（四）软硬环境方面：合理规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规范农村法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系统

政府投资建设和改造河南省农村生活用水管道工程，保证农村生活用水安全；进一步改善农村电网、路网改造，使农村居民在用电高峰期不至于拉闸限电；统一规划乡村排水、排污设施，建成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站，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农村一个或多个行政村建设城镇标准居住小区，配套建设相应的文艺、体育、教育和娱乐设施。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农村乡镇政府的管理权威和管理质量。鼓励和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增强乡村干部服务意识，用所学知识为当地寻找创新发展道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

建立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制度、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为村民的生存解除后顾之忧；维护农村治安管理，向村民宣讲法律，鼓励村民树立法制观念。

参考文献

[1]黄志亮.区域创新阶段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12）：1-4.

[2]杨凤阁.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分析与发展策略[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01）：24-29.

[3]黄志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8（08）：21-25.

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篇（10）

新农村即乡村（村镇），它包括建制镇、乡以及村庄。早在20世纪中期，我国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再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议题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虽然提法一样，但内涵更为丰富与全面，同时，提出了新农村的建设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进行。显然，新农村的建设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物质方面的建设，而是建设与管理、政治与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全方位的建设。而村镇规划体系作为指导新农村规划的依据，不仅包含了法规标准、相关政策，同样还包含了规划编制与技术方法等内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村镇体系趋于不断完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不仅使村镇规划走上有法可依的道路，同样标志着城乡统筹规划的到来，促使我们用区域整体发展的眼光来关注新农村的规划，改变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规划模式。

一、我国村镇规划工作现状

目前，我国村镇体系为镇总体规划的内容，是村镇体系的一部分。然而，专门针对镇域镇村体系研究较少，其中对于小城镇镇域村镇体系层次与规模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主要研究了影响我国小城镇镇域村镇体系层次与规模的要素，提出了我国小城镇镇域村镇体系层次与规模规划标准建议的原则、体系规模的分级，在人口方面的建议标准规模规划的相关问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划我国不同地区小城镇镇域镇村体系层次的分级标准和村庄规模的合理化指标，并论述了我国不同地区区域村镇体系性质的界定和村镇体系组织结构的主流模式。我国村镇规划工作整体相对滞后，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1规划意识不强、法律观念淡薄

在规划过程中，一些村镇规划没有标准的编制规划，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极不适应。

1.2编制的规划质量相对较差

编制规划质量较差主要表现为：编制乡、镇域总体规划和村镇体系规划时，在空间上，缺乏区域的、整体的观点，存在就村镇论村镇的现象；在时间上，对规划的动态连续性把握不够，规划缺少应有的弹性；规划文本和图纸较简单，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村镇规划在与上一层次的规划衔接方面存在不协调，或缺少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村镇体系规划的指导。

二、新农村规划与村镇体系矛盾的分析

2.1与镇域、村镇体系划分

依据矛盾的产生，分析指出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只要有：一是乡村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空间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镇域内既存在一个中心也存在多个中心，这就使只存在一个乡镇村体系的，不能适应因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行政级别方面出现明显的不合理性，难以适应新农村规划实践的需要；二是对新农村规划实践与镇域镇村体系层次结构的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诸多问题，特别是与城镇化目标相违背，不能引导农村城镇化，而建设新农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它需要规划先行，这就导致了新农村规划与镇域镇村体系层次结构的矛盾。

2.2村镇规划中村镇矛盾的解决思路

首先，针对镇域镇村体系空间呈现多中心的情况，对具有支持乡村腹地作用的村镇进行明确定位，建议将其规划标准提升到镇区的高度，促进城镇化，并对这类村镇的选取提出可行性的评定标准；其次，针对中心村存在的诸多问题，对镇域镇村体系的层次结构进行优化，提出层次结构由镇区及村庄组成的构想，并建议选择一批具有乡村腹地作用的村庄与集镇作为副中心，进行重点建设，从均衡发展走向重点建设；再次，在总结上述两个矛盾的基础上，对新农村规划提出相关的建议与对策；最后，上诉两个矛盾看似独立，却存在内在的联系，镇域镇村体系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其自身处于不断的组织与再组织的过程，因此，无论是其划分依据还是层次结构的组成，均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综合我国现有国情，选择适用于各区域的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矛盾，和谐发展。

2.3我国乡村建设的经典范例

在我国，存在节地效果不明显、物业管理观念淡薄、农民市民化进展缓慢等问题，农村居民对居住地选择的优先次序大致为本村―城镇―农村集中居民点，农民对于迁村并点的认同度很低。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现有政策下，农民居民点归并到新的居民点在实际推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如农民即使搬到中心村，也不愿意放弃老宅，土地集约化难以实现，宅基地复垦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上述的实践经验来看，人们己经开始对中心村建设进行反思，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最早开始进行中心村建设实践的区域，但对大都市边缘山区的中心村建设情况缺乏研究。

三、构建新型村镇体系的必要性

3.1构建新型村镇体系，目的在于避免犯西方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错误。

西方国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先集中、后分散、再城乡一体化的三部曲，为此西方发达国家曾经为城市中心的复兴付出巨大代价。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完全可以避免先集中、后疏散的曲折发展过程，应当建立以区域综合发展为基础的城镇化模式，在区域范围内合理配置城、镇、村，构建高效的城乡一体化体系。

3.2我国面临解决农民就业难的问题

有选择的发展一批具有潜力的村庄、传统集市所在地，实现一部分农民就地或就近转移。总之，村镇体系应当以区域综合发展为基础，构建强有力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各个节点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四、结束语

村镇规划体系作为城镇体系的延伸，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由于村镇体系不仅对新农村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财政的投放。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因此，构建合理的镇域镇村体系，不仅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更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万年庆，吴国玺.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河南省土地资源优化配置[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04：521-524.

[2]申建勤，王利娅. 关于我国村镇规划若干问题的探讨[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29：12.

上一篇: 通信电源发展论文下一篇: 学生安全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