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1）

FTA的最初表现和基础模式是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有时，FTA和RTA也表示基于相应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或准自由贸易区。世界RTAs和FTAs的基本目的都是推动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众所周知，WTO的基本使命也是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关税税率降减，WTO促使关税税率降减的方式表现有二：

一是在某一历史时刻，WTO既定成员间形成新协议。协议会要求所有成员的某些具体贸易品关税税率一同变小或者趋向于零。在实际操作上，税率降减的幅度、时间、产品类别等要求只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表现出某些程度不大的差别。

二是接纳某一关税主体成为WTO的新成员。此前，这位关税主体要与原WTO成员之间就加入条件，主要是关税税率削减的步骤和程度进行协商。如果最后由WTO老成员投票决定同意加入，则经过这一过程，这一关税主体与原有老关税主体之间的贸易关税税率会得到降低，最终也是趋向于零。

就以上第一个谈判过程而言，现在的WTO已有147个成员，要让这147个谈判主体达成一致或准一致的协议交易成本比较高(根据WTO章程，关税削减协议要求全体一致；其他协议有的只可最低降至2／3同意)。WTO多边框架在协议形成上面临“人多嘴杂”的麻烦。1999年西雅图回合谈判没有达成共同协议，2003年9月14日WTO墨西哥坎昆谈判的失败都是这种困难的表现。就第二个谈判过程而言，目前大约还有26个关税主体在申请加入WTO。WTO接纳新成员的历史表明，特别是当一个关税主体经济地位重要并且还与某些重要老成员之间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战略利益瓜葛时，入世谈判会显得旷日持久，比如我国入世进程就显得相对较长。

既为了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同时也是为了另外开辟途径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逐渐从实践中探索出了FTAs。FTA是由若干个关税主体相互结合，在世界局部，面向全部或大部分相互贸易的商品，规划和实施关税削减以及贸易便利化。由于谈判成员数比WTO成员数目少得多，谈判进入更加自愿，因此谈判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RTAs和FTAs的数目不断攀升。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进入实施阶段的RTAs(如果按下文概念方式，应该说是FTAs)数目不过27项，但在1990—1994年、1995—1999年、2000—2002年这三个时期，全世界进入实施的RTAs数目分别为29、60和30个。截至2002年12月，总共有259项RTAs在GATT／WTO登记备案，其中有176项已处于实施阶段。

就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说，FTAs与WTO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相互“竞争”和替代的关系。WTO成员达成协议的困难促使人们更积极地从事FTAs的工作；而一旦FTAs的形成使相关成员的贸易促进目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利用WTO框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强度和精力投入都会受到削弱。反之，人们也不会立意通过FTA来解决那些能很容易在WTO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FTAs兴起会促使与WTO相关的各方行为主体更加积极地利用WTO解决FTAs解决不了的问题，如知识产权、技术标准、非关税贸易壁垒等问题。而且FTAs促成的世界贸易自由化新水平也可能为WTO工作的开展提供新起点。这样，FTAs与WTO之间最终会形成共存、共促关系。

二、FTAs及相关经济工作兴起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进程的影响与意义

首先，FTAs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通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推动新FTAs产生，最终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税是国际贸易进行中发生的一种特殊交易成本。RTAs和FTAs会使这种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并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趋向于零。RTAs和FTAs还使贸易者与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物理距离拉近，由此节约了运输费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FTAs能够大幅促进内部成员之间的贸易。这种促进作用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上都得到了体现。

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1968年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一直是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意大利六国。1959年1月，欧洲经济共同体首次实现降低内部关税。1968年7月，共同体内部关税完全取消。在1958—1968年期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间的内部贸易额增至原来的四倍，年均增长17%，大大高于当时各成员国的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率。以法国为例，这一时期全部国际贸易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9%左右，全部资本主义体系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大致也处于这一水平。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形成历时较短。NAFTA于1994年初启动第一轮关税削减。有关研究表明，1994年前9个月与1993年同期相比，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增长率大约是与非NAFTA国际贸易增长率的2倍。1980年，北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中区域内部出口占34%，1996和2002年分别上升至49%和56%。

当然，成员间贸易可能会对成员与非成员间贸易发生替代效应并在短期内使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减少的倾向，人们一般称这种影响为贸易转移或贸易替代。然而，全球贸易总成本毕竟得到降低，由此全球贸易量整体上有望增加。不仅如此，这种贸易替代效应会促使贸易受替代关税主体也积极地与贸易伙伴尽快达成FTAs，由此促使世界贸易总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且，如果受替代者应对积极，替代效应影响并不大。有关人士曾经针对NAFTA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EU对美国的出口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影响很小，受到较大影响的产品种类非常少。

其次，FTAs促进了国际投资，并且起到了优化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效果。

RTAs和FTAs对国际投资的促进和对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也是明显的：(1)影响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无关税市场规模的大小。与无FTA时由多个关税区组成的市场格局相对比，FTA会使自由市场规模大为扩充，这无疑会促进某一FTA非成员国跨国公司对FTA成员的投资。(2)FTA使得区域内企业在区域内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投向的地理选择决策再也不会受关税因素拖累。FTA实施时，区域内企业会重新从成本最低化的目标出发，考虑通过再投资对劳动力、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进行再选择。由此，FTA实施会促使区域内FDI有所增长。(3)FTA形成后，取消关税保护促使企业在产品市场、要素资源方面重新布局，提升了企业素质，改善了产业组织形态。

以上促进作用在EU和NAFTA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欧共体(EC，EU前身)。1981—1987年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FDI流入量的比率一直稳定在28%左右，但在1993年初形成统一市场的预期下，1987、1988、1989、1990、1991各年欧共体各国FDI流入占世界总流入量的比率分别为28%、36%、41%、49%和50%，呈持续、大幅增长态势。1993年及以后，欧盟所占比例下降，1996年后维持在27%左右。1987-1991年间，欧共体FDI流入比率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跨国公司，特别是欧洲内部的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新的大市场预期，它们要按照大市场要求进行产业组织优化，FDI实现的主要方式是企业并购，而欧共体FDI的流入量主要来源于欧共体内部。

当然，由于欧共体原有成员国(1986年前欧共体有10个成员国)之间很早就实现了零关税贸易，1993年初，欧共体主要是在共同要素市场建设上取得成就。因此，1981—1987年间，外部对欧共体和欧共体内部的FDI加速上升相当程度也是因为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便利化的作用，而并不完全是FTA影响。但是，FTA作用不可忽视：(1)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于1986年新近加入EC并逐步与EC原成员国实施FTA的。(2)1990年两德统一也扩充了欧共体FTA的范围。(3)当时欧洲各国都知道，欧共体还会逐渐吸纳原来EFTA的成员加入，事实上原EFTA成员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后来也确实于1996年加入了EU，在当时，这至少意味着EC的FTA成员规模将会得到扩充，这种预期还特别导致瑞典等原EFTA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在1985-1991年问在EC各国掀起并购高潮，其目的是要趁早在EC大市场内部建立企业发展基地。同时，EU各国也在积极开展对原EFTA各国的投资。在1985—1989年间，当时进出EFTA各国的FDI总流进／出量中有51%是来自／去往EU各国。(4)在1993年以前，EC就已经在和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展接纳谈判，由此，国际社会当时出现了一种对欧洲经济区(EEA)的预期，而欧洲经济区首先是一种比EC范围更大的FTA区域。

北关自由贸易区。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NAFTA对其FDI流入量的影响难以分离和辨识；我们可从1994年前后流入墨西哥的FDI数量变化上一窥端隅。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和其他非NAFTA经济体系相比，墨西哥人均FDI流入、FDI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前后均有大幅上升，其中美国作为FDI来源地的份额有所上升，但来自NAFTA以外经济体系的FDI增长程度也非常可观。从NAFTA形成后对区域内FDI流向和数量的影响上看，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棉纺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墨西哥，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再度得以深化这两个方面。

第三，FTAs是实现全世界产品贸易自由化、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过程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尽管FTAs推动世界产品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路径形态难以精确预料，但我们可以判断出一个大致的过程。目前，全球大型RTAs已经初步确立，即EU(欧洲圈)、ASEAN+3(亚洲圈)、AFTA(美洲圈)三足鼎立的架构，而这三个顶点之间也已初步建立“RTA+RTA”的联络机制或合作设想。

——就亚洲圈与欧洲圈的联系而言，目前ASEAN与EU已经提议谈判建立自贸协议。

——就亚洲圈与美洲圈而言，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推动亚美自贸区的良好架构机制。

——至于欧洲圈与美洲圈的联系，早在1998年3月，欧盟委员会就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该计划提出最终形成囊括欧美两洲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

可以预见，世界几大自由贸易“山头”也被自由贸易“桥梁”连通起来后，世界自由贸易的最终实现也就为时不远了。世界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全球产品市场完全一体化。正如EU、NAFTA的经历所表明的，产品市场一体化还会促进跨国公司按照新市场格局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区域生产过程一体化。

第四，FTAs能够推动成员间经济合作关系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深化，由此可能对区域共同货币、世界共同货币的产生，对世界各国经济利益共同性的强化，乃至对世界政治以和平方式实现一体化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从EU发展进程中看到这样一种过程路径：部分产品贸易自由化一全部产品贸易自由化与共同产品市场一关税同盟一资本、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和共同要素市场一共同货币一对成员国外交政策进行必要协调。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国际社会还是普遍认为欧盟最终会向政治深入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从主体意愿上看，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反映出欧洲各国，其中主要是德法两大国对战争和敌对所带来的痛苦的反省。反过来看，一旦行为主体基于这种反省态度转而产生通过新合作框架开展互利互惠活动的动机，他们一步步进入如上合作步骤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步的迈出都有未来利益作为动机基础。对所有成员而言，这既是一个合作博弈局面的形成，也是一个帕累托改善实现的过程。

如上所述，当今世界的FTAs方兴未艾；对照欧盟发展历程，如此众多的FTAs也有将世界各大区域引向更深入经济合作关系的趋势。如果当今国际社会也普遍具有通过经济合作而不是战争过程来谋取利益的共识，那为什么不能由此推论，FTAs以及以FTA为基础的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兴起最终不仅会导致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产品市场，而且还将进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形成，乃至再对世界统一政治架构的产生和完善产生积极影响呢?反思这两年FTAs在全球兴起，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实际上正开始“启动”这种共识。

目前，全球各RTAs和FTAs的短期目标还是在世界局部推动形成共同产品市场，这是世界近200个关税主体之间在产品交易上的复杂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和表达。综上分析，在这种多局部“产品市场单圈”格局的基础上，正启动发生着以下3种运动进程：

第一种，局部“产品市场单圈”之间的边界在消解和扩张。

第二种，在这些局部“产品市场单圈”基础上形成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

第三种，局部“要素市场单圈、货币单圈、政治单圈”之间的边界消解和扩张。

其中，第三种进程只是“态势微露”，因为我们除了看到EU货币联盟通过吸纳新成员扩张外，还没有看到两个货币联盟合并的提议。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当前格局基础上将整个世界融汇形成一圈产品市场、一圈要素市场、一圈共同货币、一圈政治架构，这一过程会花费多长时间，将取决于全球所有关税主体之间在所有产品交易、要素交换、货币选择、政治互动等过程上面种类更多、联系更复杂的彼此消长和相互关联，取决于各种当事主体对这种消长和关联的感受和反应。

因此，我们既从FTAs兴起中看到世界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曙光，也感受到它的艰难，并体会到它形成的可能路径的多样性和难以预见性。

三、中国应对FTAs兴起的战略与对策

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启动RTAs和FTAs的动作相对较迟。在对FTAs发展趋势和重要意义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要重视FTAs的有关工作。应该将FTAs当作一项新的外经战略来规划、开展和实施。

首先，积极通过有关合作架构，与周边国家缔结RTAs。从我国利益出发，促进我国所在的RTAs和FTAs通过与其他FTAs合并或通过增加成员而得到扩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继续开展的工作包括：(1)促进ASEAN+3尽快达成协议。(2)促进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的“中亚自由贸易区”尽快达成协议。(3)在适当时机，推动ASEAN+3、中亚自由贸易区、南亚自由贸易区合并谈判，或通过其他途径，促使“亚洲自由贸易区”早日成形，注意在亚洲自由贸易区中发挥我国应有的影响力。(4)积极关注亚洲与欧洲之间、亚洲与美洲之间大型FTAs协议动态，发挥我国影响力。按照对我国有利、时机恰当的原则，积极促成“亚欧自由贸易关系”、“亚美自由贸易关系”的形成。(5)在亚欧、亚美两大世界自由贸易协议尚未形成之前，积极促成亚欧、亚美有关关税主体之间的局部自由贸易框架，推进亚欧、亚美相互联络。

其次，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多项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相结合，积极开展与有关FTAs和关税主体缔结“单对多”、“单对单”的FTAs。

就与其他外经、外交、政治战略结合而言，我国应注意的事项包括：(1)与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相结合。我国目前还未和任何中东、非洲等关税主体缔结FTA，若世界FTAs继续蓬勃发展，我国和这些区域的外贸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这些地区中挑选某些对我国外贸地位重要或具有一定国际经济地位的关税主体，如中东的以色列、非洲的南非等，进行FTAs提议和商谈。(2)与国际资源战略角度相结合。我国有必要选择某些石油、特殊金属矿生产地关税主体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自由化谈判。(3)与引进来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我国要置身于更大规模的无关税市场，以提升引资区位优势。我国产业有必要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无边界”市场，以实现素质提升和组织优势。因此，在承受能力得到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选择恰当时机，尽早与EU、NAF-TA或美洲自贸区等大型RTAs以单对多的方式缔结FTAs。实际上，这多项工作的实际意义、事前规划、具体操作和我国加入WTO不无类似之处。

第三，从我国利益出发，基于我国经济实力，积极引导我国所在的RTAs和FTAs的合作方式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政治合作的方向转变。

欧元的诞生便利了欧盟各国的货物交易和要素流动，同时也开始显现出与美元分庭抗礼的趋势。亚洲各国如果不以FTAs为起点逐渐在共同货币这一点上组成同盟，它们将面临诸多挑战，如相互之间产品与要素交易成本高昂；继续使用美元或欧元作为相互交易的国际货币，也就意味着还要向美国、欧洲“缴纳”铸币税；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势必还会经常面临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因此，在亚洲地区实现共同市场和货币同盟应成为我们的工作目标。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亚洲各关税主体的政治分歧、情况差异、独立意识、领土矛盾比欧洲各国大得多，将FTAs向货币同盟推进面临的阻力也更大，要解决的问题更棘手。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2）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ropeanUnion—EU)是由欧洲共同体(Europeancommunities)发展而来的，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至今已经进行了6次扩大，现拥有27个成员国，人口达4.8亿，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欧元，成为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盟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欧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

1.完善的机构设置，为跨界治理提供制度基础

当今世界组织间网络合作的成功典范莫过于欧盟的区域合作。在纵向上，欧盟区域合作的组织体系形成了超国家、国家、跨境区域、地方等多个等级层次，实现了各个层次的权利平衡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畅通。就横向看，欧盟的区域协调组织名目繁多，在整个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日益彰显出公共部门、私营机构与第三部门的“合力”作用。在这些组织群体中，区域协会、银行、利益团体、政策联盟、政党、公共舆论等形成几股重要的力量。这一系列区域合作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制度基础。

欧盟是一个“特殊政体”，一种远远超过国际组织，但又不符合联合国国家思想的政治体制。这一“特殊体制”显示了欧盟在协调跨界行政主体方面的能力，其能力是由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目标和工具以及执行政策目标和运用政策工具的组织形式所构成。欧盟共有5个主要机构，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其他重要机构还有欧盟审计院、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区域委员会、欧洲警察局和欧洲军备局等。

2.坚实的法律基础，保证了合作组织与政策工具的合法性

政策是行为主体制定的，而且还需要由行为主体来运用，行为主体制定和运用政策工具还要有相应的合法性。因此，组织机构及法律框架构成了欧盟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是欧盟的法律基础，它规定了欧盟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行为主体的组织架构。根据这个法律，欧共体的行为主体形成了主要由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及区域委员会等组成的组织架构。欧盟的区域合作取得的重要进展，与其合作的法治文化和健全的法制规则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起初的《欧共体共同体条约》还是在后来的《欧盟条约》中，区域合作法制化的思想一以贯之。欧盟及成员国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对法律法规的制定，且文本内容非常详细，操作性很强。据欧盟官员介绍，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的规划和法律法规文本，能够充分反映企业、居民和政府的意愿，并能使企业、居民和政府有章可循，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欧盟各项政策实施的每一方面和每一步都遵循严格的定义、规范和量化标准，以保证政策实施的科学性、高效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由定义、规范和标准构成的机制指导援助决策可以避免长官意志，避免地方与决策机构间的纠纷，以及避免由此造成的决策拖延，同时也有可以铲除腐败的根源。

3.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

1962年1月，在统一市场、共同体优先和财政一致的前提下，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的欧洲委员会建立了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最大的特点是：对内实行价格支持，对外实行贸易保护。同时，欧盟部长理事会确定的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单一市场原则；共同体优惠原则和共同财政原则。共同农业政策的运行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市场机制、货币补偿金机制、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EAGGF)和共同市场组织来实现的。

欧洲共同农业政策从成立之初就成为日后欧盟建立包含商品、服务、人员、资本均能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的基础，并因农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成为协调共同体内政治、经济情况各不相同的各经济体的黏合剂。回顾共同农业政策的演变，欧盟农业政策目标在过去40多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促进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产品自给率水平转变为减少过剩、提高产品质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发展和维护农村社区等。综观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变迁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在各个阶段针对不同经济形势而制定的农业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共同农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农业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的复兴，推动了欧洲一体化事业的进程。

4.欧盟推行区域政策，缩小成员国间的差距

早在欧共体成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地区差距会威胁到一体化的进程。1958年的《罗马条约》前言强调，“切望通过缩小存在于各地区间的差距和降低贫困地区的落后程度，加强各国经济的一致性和保证它们的协调发展”。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欧盟区域政策两个重要的举措。

问题区域的确定。“有问题地区”包括为了形成一种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而需要提供长期援助的不发达地区；为了通过生产性投资来调整产业结构，抑制夕阳工业的发展，促进新兴工业的建立而需要短期或中期援助的地区；受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或受共同体政策影响以及预计要受到影响的地区；边境地区。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确认的“有问题区域”能够得到区域政策的支持和直接的财政援助。

协调成员国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涵盖了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RDF)、欧洲社会基金(ESF)、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EAGGF)、结构和聚合基金(StructuralandCohesionFunds)以及其他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来源于欧盟共同财政预算，主要是通过欧盟内经济区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3个级别之间互协商，以长期区域发展项目形式或专门计划的形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实现的，用于援助成员国贫困地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5.实行共同社会政策，逐步实现欧盟社会聚合

欧洲联盟是由世界上一些社会政策体系最为完备的福利国家组成的，但欧盟没有把成员国中发展完善的社会再分配制度统筹起来，根据欧洲统一大市场的需要，通过成员国和欧盟的双重努力，逐步建立独特的社会政策体系。在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欧盟逐步建构了一个“社会政策区域”，以解决其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所面临的诸如失业、贫困等重要社会问题。这个“社会政策区域”是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签署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1994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社会政策白皮书》，1997年通过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将社会政策的发展导入了一个更新更广的领域。2000年，欧盟《社会政策议程》提出了社会欧洲的建设目标：实现欧洲社会模式的现代化。

欧盟的经验就是，把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与消除社会排斥结合起来，使欧盟的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把原有的不同国家的社会政策粘合起来，并通过欧盟的作用，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在一体化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整合。

6.重视科技发展战略，实施科技一体化

自1984年欧共体实施《第一个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1984-1987)》以来，欧盟已经落实了六个科研总体规划，它们在促进共同体范围的科研合作，克服成员国间重复研究、浪费资金及势单力薄等弊端，发挥欧洲整体科技优势方面，做出了贡献。科技框架计划从共同体出发，指明未来4年或5年期间共同科技研究总的发展方向，通过整体规划，确定共同体的所有研究与开发行动，包括这些行动的科学技术目标、优先领域、项目安排、经费预算等。科技框架计划的具体执行方式主要包括3种，即由共同体研究中心进行的直接行动、由共同体资助并在成员国的研究中心进行的间接行动、可以超越共同体范围的所谓联合行动(如在成员国间或在成员国与有关联系国之间展开)。显而易见，由于共同体的大力介入，欧洲科技框架计划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成员国间的科研活动协调，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以提高研究项目的效率，并最终对提升欧洲科技水平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因此它在共同科技政策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欧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教训

欧洲联盟仅仅是一个国家邦联，但它不是一个联邦国家。过去50年里，它的政治制度不断演变，建立在一系列条约基础之上。在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欧盟的决策机制问题。欧盟的决策机制是首脑会议和欧盟理事会。首脑会议实行共议制，如果在某个问题上一时无法取得共识，则推迟到下次首脑会议再议。这种决策机制虽然降低了大国操纵的机率，但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出现了无法兼顾的两难境地。此外，对欧盟委员会(欧盟的执行机构)的大小和席位分配、对欧盟议会席位多少和分配也都存在着争议。随着欧盟的扩大和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欧盟在政策协调上难度增大，甚至出现僵持局面。

二是利益分配问题。成员国内部经济差距大，扩大后机构和协调更加困难；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各项开支，2004年初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今后十年的年度预算框架，预计预算额将从目前的1，000亿欧元增加到2013年的1430亿欧元，即占到欧盟生产总值的1.15%。这一建议遭到净摊款国的反对。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基础不同，受惠国和净受惠国之间就存在无法避免的利益分配问题。

此外，欧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存有一定困惑，这在目前的制宪问题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欧盟是在摸索中成长的，今后究竟是走向邦联、联邦还是其它形式的超国家联合，欧盟领导人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意见。

参考文献：

[1]卓凯，殷存毅.区域合作的制度基础：跨界治理理论与欧盟经验.财经研究，2007，(1).

[2]韩喜平，李罡.从价格支持到农村发展——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演变与启示.理论探讨，2007，(2).

[3]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赴德国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培训团.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启示与借鉴.中国经贸导刊，2004，(10).

[4]赵昌文，Swain，N.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3）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4）

【论文摘要】 亚洲金融危机后， 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东亚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10+3 东亚自由贸易区 1964年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设想，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迟缓。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各经济体认识到了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18%以上，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2001年11月16日，中国在“10+1”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建议，并与东盟领导人达成共识：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从总体上确定了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架构。该《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中国和东盟带来互利双赢的局面。 2003年10月，东盟系列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同意一项大幅度削减关税的计划，以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根据这项减税协定，从2011年1月1日起落实“早期收获”计划，每年举办中——东贸易博览会。自由贸易区从2005年1月1日起开始落实，6个东盟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同意在2010年与中国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其他4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延至2015年落实。同时，中国还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国家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互利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计划已于2005年7月启动。中国与东盟将开始按照2011年11月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时间表，逐步调低7000种产品的关税，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将关税减到0或至5%。这意味着，一个人口超过17亿 、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渐成型，将有力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如期全面建成自贸区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其他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进展 (1)日本与东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了名为《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02年4月起生效。同时，日本希望以日新协定为模式，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希望以日本与东盟建立“共同体”关系为基础，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即从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扩大到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10+3），并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2003年10月东盟峰会期间，日本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日本和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决定双方从2005年4月开始谈判，到2012年落实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2)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2年3月，日本与韩国领导人在汉城会晤，同意由高层人士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就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展开研究，该自由贸易协定提案将适用于两国1.7亿人口、共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但由于农民及受保护企业的强烈抗议，此协定的落实将耗费时日。 (3)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年报，新加坡在2011年于约旦签定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同时与科威特、卡塔尔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计划与巴林、斯里兰卡进行磋商。而韩国则同新加坡、东盟、智利积极进行磋商。 3.“10+3”合作走向正常化的 轨道 “10+3”经济合作机制是指东盟10个成员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合作。1997年底，当时的东盟9个成员国首脑与中、日、韩领导人进行了首次会晤，东盟希望通过更有效的地区合作，促进东亚的经济增长。此后，每年年末，在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期间都举行“10+3”的非正式首脑会议。 1999年11月，“10+3”领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了进一步保持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各个成员国应加强彼此间的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建立区域资本流动监控机制，强化资金自我支持的相互援助体系，增强区域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这可以视为东亚经济区域联合的发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0+3”合作框架凸显了“东亚意识”，将有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使合作走向机制化进程。 二、东亚经济合作的前景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新一轮周期增长的进程之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数据，2005年、2006年、2007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4.9％、5.1％、4.9％。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还有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和国际投资的明显复苏。2006年全球贸易增长8％。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并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2006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高达8.7％；日本经济出现良好增长势头，200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了2.6％，比此前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提升1.7个百分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东亚也必然要汇入其中，顺流而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一种构想，而是切实看得见的区域经济合作，而首先就可以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东亚国家建立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性很高，各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建议、措施和外交活动层出不穷。在东亚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至少有四种组织形式：“10+3”、“10+1”、“1+1”、“3”，即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中日韩同东盟的双边合作、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中日韩之间的合作。 从当前的实际情势推断，在上述四种组织形式的共同磋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中，东亚地区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1.三个“10+1”自然融合为一体，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日韩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会削弱日韩对东盟的出口，并加剧日本、韩国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导致日本、韩国的所谓“产业空洞化”。日本、韩国还担心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和营运中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可能导致日本、韩国在世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被“边缘化”。由于这样的担心，日本和韩国政府在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后，积极行动，谋求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东亚地区主要国家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以东盟为中心，最终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2.若干东亚国家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区交叉统一，最终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当前，东亚各国对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颇感兴趣，试图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指导，影响将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在区内建立或正在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将近10个。这些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非常容易达成统一目标，从而形成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这两条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同时存在于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进程中。它们不是彼此孤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一种途径对东盟内部加强合作产生了更大的压力，驱使东盟成员国为应付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加强内部合作，也驱动中日韩三国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同样，第二种途径的发展促使该地区成员国为本国经济利益、经济主权和安全而寻求更强大、更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地区成员国同区域内外经济体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不仅不会影响成员国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努力，还会推动它们积极促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会带来更高层次的合作——成立东亚共同体。 曲如晓闫庆悦编著:《新编国际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11月 Annual Report 2005，Printed By the WTO Secretariat-680.5，P5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 2005， Building Institus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Washington D.C.20431.P205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5）

一、理论基础

（一）规模经济理论

所谓规模经济，实际上就是机会成本递减的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单位要素投入量所耗费的成本比由这种投入所带来的产出量或收益少。规模经济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外部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于产业或行业的规模大小。即当一国的某个产业或行业规模比较大时，相互在技术方面的影响和节约成本方法上的影响比较容易传播和推广，因而可以起到规模经济的作用，其结果是在同样单位要素投入的情况，得到更多的产出。内部规模经济则产生于某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主要指的是外部规模经济。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是自由贸易区后，可以使产业或行业规模大大扩大，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同时由于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比较优势的作用，也可使某国的某一强势工业或某一企业大大扩大内部生产规模，产生内部规模经济。

（二）区域相互依赖理论

这一原理的基本点是：（1）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2）这种相互依赖、日益扩展到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扩展到各个方面，而不只是哪两个国家、哪两个民族的相互依赖，也不是在某一领域内的相互依赖，既包括物质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3）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单方面的；（4）经济上这种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结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促进了某些民族隔阂和民族利益对立的消灭，有利于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相反，孤立的状态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

相互依赖的本质原因是：（1）生产力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力；（2）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冲破分散、狭隘、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在广阔的空间内代之以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3）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各自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形成各自的经济社会特色；（4）在加速率的作用下，技术的空间推移规模大大扩大，推移的速度大大加快，技术的更新期大大缩短；（5）资本的国际化。

（三）地域分工与贸易理论

地域分工与贸易理论经历了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等一系列的演变阶段。

马克思主义地域分工理论要如下几个要点：（1）社会生产专业化以至商品生产各个阶段的专业化，在空间上就表现为地区专门化，导致地域分工。地域分工是在广阔的区域内，按商品分工实行生产的专门化。这种分工，把一定的生产部门固定在一定地区；（2）地域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3）地域分工的性质及其进步意义；（4）地域分工的作用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性与阻力

（一）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性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外部环境开放性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

1．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多边贸易谈判的艰难推动了开放性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

2．经济发展多样性和互补性，推动了开放性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3．APEC的阶段性成功，推动了开放性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

4．社会文化上的亲和或联系以及地缘关系促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结成区域市场。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阻力

1．目标定位的模糊。东盟合作首先是从政治层面上起步的，至今为止，仍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但“10+1”却要求从经济层面上展开合作。

2．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在东盟内部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甚至对立。

3．主导力量的错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有经济上占优势的强势国家或联盟来主导，但“10+1”模式框架下，因为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却在相当程度上由东盟来主导，但东盟各国却经济上和中国有相当的差距。

4．政治关系的滞后。在中国东盟的合作中，政治关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经济上的迫切要求合作却遇到政治上的领土纠纷、“中国”等的阻挠。

5.．美国、日本等的干扰。东盟的联合和发展，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控制了以及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东盟和中国的合作更加会削弱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会加剧与日本在资源争夺、产业扩张方面的对立和竞争。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由来

（一）区位优势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亚和中国大西南的结合部，面积2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5亿，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农业资源、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人文资源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充满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深入一点看，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腹地涉及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大约拥有20亿人口，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地，有望成为21世纪世界和亚洲新兴的巨大市场。

（二）亚洲开发银行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GMS）自1992年起开始实施，提出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与投资和农业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该合作机制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部长级会议，其二是司局级高官会议和各领域的论坛和工作组会议。

（三）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

1996年举行了第一届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了东盟倡导的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每年召开部长级会议和高官会。其目的是将东盟与湄公河流域地区经济联系起来，以老东盟成员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带动新东盟成员的经济发展，形成扩大的经济增长圈。确定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农业、矿产资源开发、工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和科学技术等合作领域。

（四）湄公河委员会（MRC）

新湄公河委员会是在1957年成立的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湄公河下游的泰、老、柬、越四国于1995年在泰国青莱签署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强调根据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整个湄公河的水和相关资源以及全流域的综合开发制定计划并实施管理。

四、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政府对策

1．建立澜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利用好有关国际协调机制，编制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的发展规划，研究和制定次区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简化贸易程序，减少非关税壁垒，简化签证手续、货币兑换方式等。应把这一地区建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一个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经济政策一体化。

2．加大投入，尽快改善和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彻底改善交通现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快建设我国进入东南亚、南亚陆上国际大通道，重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形成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加快疏浚澜湄水上通道、建设泛亚铁路等工程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把重点放在旅游、环保、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与投资等领域。

3．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高科技。在发展边境贸易、互市贸易以及易货贸易中，非国有经济发挥了轻便灵活的优势，扩大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新增长理论创始人罗默说“一些亚洲国家的增长主要得自于他们从工业经济国家中得到相关的技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用于国内经济，以提高生产率”。

4．更新观念，进行区域创新，加强生态环保，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应跳出梯度转移和资源的约束，以创新要素积聚为核心的区域创新理论来指导区域经济的发展。培育区域网络，建立区域创新系统，积聚品牌企业，发展“产学研”三螺旋模式，重视环境保护和保护生物多样化，建立自然保护网络，保护珍惜物种，有效治理环境污染。

5．开展跨境“科技示范区”、“自由贸易区”试点，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在政治上，消除次区域国家间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消除对抗和冲突。建立经济特区以促进边境贸易应该是澜湄次区域经贸合作的一种有效形式。

6．建立次区域信息网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应大力建设区域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可首先集中于旅游和物流。

（二）企业对策以基础设施建设的TOT项目方式为例

1．TOT项目方式简介

TOT(Transfer/移交Operation/经营Transfer/移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兴起的一种最新的项目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领域中正被广泛的应用。中国企业以TOT项目方式把大湄公河次区域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五国（项目的拥有者）已经投产运营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一定期限内（特许经营期），以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现金流量为标的一次性从缅、老、泰、越、柬五国获得其经营权，特许经营期满后，再把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无偿移交回缅、老、泰、越、柬五国政府。

2．中国企业以TOT项目方式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中国企业通过TOT项目方式应用，可直接参与解决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速度慢、管理落后、技术滞后、资金短缺等的问题；可以为其引进资金；可以为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改善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营管理水平，帮助中国企业可持续的在该区域占据领导地位；巧妙地回避了缅、老、泰、越、柬五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控制权，易于满足缅、老、泰、越、柬五国特殊的经济及法律环境的要求，易推广使用；有利于盘活缅、老、泰、越、柬五国现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缅、老、泰、越、柬五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高速发展；可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中国的劳务输出和技术贸易发展；可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培养“中国导向”人才；可为中国实现“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和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对策以云南为例

云南拥有多样性资源和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在中东自贸区的进程中，云南可以与东盟国家开展广泛的合作。

1．建立贸易通道和边境贸易区。可利用中国与东盟国家良好的经济互补性，以澜湄次区域合作开发区、昆明曼德勒发展走廊、昆明河内发展走廊等“一区两走廊”为依托，沟通中越边境水运通道和口岸通道，为双方创造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条件。

2．建立金融中心。1998年12月东盟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99年1月起，外国投资者可在投资范围、资本货物进口、出口配额、经营税收、审批程序等方面，在不同东盟国家中所有行业向区域外投资者开放，并给予新的投资优惠。

3．建立信息平台。在昆明和河口、磨憨、瑞丽三个主要边境口岸城市分别建立技术先进、信息全面、内外相通、能够便捷交流的信息枢纽，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4．产业合作开发。利用云南和东盟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实施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跨区域、跨国界合作，提高双方经济层次和产业水平，促进贸易的良性发展。积极引导国内资金、技术、人才、管理通过云南参与东盟国家开发，加大基础产业发展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5．开发生物、边境旅游资源。加强云南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加快退耕还林还草和污染治理步伐，为中东自贸区建设提供生态屏障。充分利用云南和周边国家的旅游资源，推出边疆风情、原始森林、独具民族文化的旅游精品路线，共同构建世界级“中国大西南与中南半岛”黄金旅游圈。

6．开发水电能源。云南边境经济区具有地质地理条件好，水库淹没区人口少、耕地少、电站建设投资少、效益高的特点。因此，应积极争取国家、国际的投资规模，实施水电能源综合开发。

7．在昆明构建国际公共事务办事机构及商贸交易中心。

（四）次区域局部自由贸易区对策以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自由贸易区为例

1．建立次区域局部自由贸易区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扩大对外开放，把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是建立与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合作机制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发展。

2．建立战略

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实施四大战略：

（1）大经贸战略。即边境贸易和大经贸、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一起上，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

（2）走出去战略。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对越南及东盟国家的投资，以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

（3）发展特色经济战略。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树立新的发展观，改变过去有什么资源就开发什么产品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发展本区域内有比较优势、有特色的产业及产品。

（4）“内外合作”战略。通过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把大西南联合起来，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及东盟合作开发。

五、结束语

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是在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成为必然而又在现阶段无法迅速实现的情势下，由各方努力而所作的先行试点，同时也是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现时期政府要经济扮演“铺路者”和“先行者”的角色，开展对话、磋商协调、编制规划、放宽政策、加大投入、示范拉动、更新观念、信息共享等；企业也应积极介入到次区域合作中去，尤其是抓住前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的契机，以TOT或BOT项目方式参与并占领次区域合作中的经济领域制高点；在地缘上有得天独厚优势的西南省份更要立足西南，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将“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积极开展传统意义上的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合作；局部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试点和必经阶段，各方应慎重把握机会，更新观念，制定宽松的政策环境，积极争取局部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和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开展。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6）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越来越广泛地被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新疆和中亚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交接地带，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寻求一条适合新疆和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互补性

从资源禀赋看，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大的互补关系，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再配置的空间。中亚地区及俄罗斯是世界上至今未被大规模开采的最后一块资源富集区，这里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全球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宝库，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是最大的亮点。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石油消费大国，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7.6%，每年有40%左右的石油需要进口。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达1.2亿吨，预计到2020年，中国年石油进口量可能会在3~4亿吨左右。据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需求量的74%。而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的程度，已由1993年的5%上升到2001年的30%，200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35%左右，且总体走势是上升的，预计2020年将达到60%。①新疆与中亚各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无疑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经济合作中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之一。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新疆与中亚各国处于同一层次，但是双方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关系。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基础比较好，素有石油、天然气、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基地之称。但是，受到前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片面发展资源型重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食品加工和轻纺工业方面几乎是空白。新疆的农产品、纺织品、家电、棉纺等轻工业产品是中亚各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新疆和中亚各国已经形成从中亚各国进口初级工业品，出口轻纺产品和食品的贸易格局。到2006年为止，新疆向中亚各国出口贸易额占全部出口贸易额的82％，并且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新疆的轻工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一批知名的龙头企业。正是由于双方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多层次、不同程度的互补性，为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优越的地缘优势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我国面积最大、边境线最长、邻国最多的省份。新疆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不毗邻，但也是近邻。因此，与中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目前，新疆面向中亚各国拥有开放一类口岸12个（包括2个空运口岸），二类口岸11个，这些口岸成为我国向中亚各国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新疆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天横贯新疆的新亚欧大陆桥是连接亚太地区和整个欧洲地区最便利、最廉价的运输通道，同时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之一。乌鲁木齐空港可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新疆有与哈、吉、塔相通的公路，已初步形成了与中亚各国相互交流的立体交通网络。对于中国来说，新疆是向西发展的重要基地；对于中亚各国来说，中国的新疆是这些国家走向世界的东大门。

（三）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政治保障

2001年7月1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共同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多国领导人在谋求区域稳定的同时又寻求经济上的紧密合作，相继签署了多份有关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签订为新疆与中亚各国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合作方向和可靠的政治保障。

二、中亚各国经济合作对新疆的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亚各国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合作的领域日趋广阔。尤其是在2000年欧亚共同体成立以后，中亚各国都注重区域整合，建立以关税同盟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原有的经济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中亚各国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

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进一步推动其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至此，除土库曼斯坦以外中亚国家均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当中。2005年9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上，塔吉克斯坦总理阿基洛夫宣布：从2006年起，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将开始实施统一关税制度。实行统一关税制度将为该组织成员国之间最终形成统一商品市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降低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成本，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新疆与中亚地区的传统贸易优势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很大差异

新疆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而且又是连续多年来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中亚各国的内陆边境省份，中亚各国的经济整合必然对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产生排他性不利影响。从中亚各国与新疆的贸易额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来看，中亚各国占新疆对外贸易的比重远远超过新疆占中亚各国对外贸易的比重，2006年，中亚各国的进出口总额为925亿美元，其中与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74亿美元，占中亚进出口总额的8％；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91亿美元，与中亚的进出口额占其总额的81%，这说明相互贸易的依存度很不平衡，新疆更依赖对中亚各国的贸易。②而且，随着经济整合的不断加深加快，这种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

（三）新疆作为向西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受到挑战

中亚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为加强与国际经贸关系，中亚各国在与周边国家加强联系的同时，也逐步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设计全方位的经贸合作新途径。与此同时，在中亚各国中，新疆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逐渐认为，虽然两国贸易的80%是在新疆完成的，但是新疆属于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疆每年出口的商品有70%以上是由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即使是新疆本地生产的商品，与内地生产的商品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都有很大的差距。③因此，更多的哈国企业与商人开始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直接进行贸易联系，这严重影响了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的发展。对新疆来说，这种贸易形式增加了贸易转移，减少贸易创造效应，使新疆仅成为一个中亚与内地的商品物流中转基地。

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优势，但是，伴随着中亚各国产业格局的调整和优化，区域整合进程的加快，这种优势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当务之急，新疆必须制定一条能够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自由贸易区是新疆与中亚各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必然选择

根据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一些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具体可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向高级所经历的一般过程：从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到资本、货币市场的金融系统整合，再到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形成，直至形成产业改造、经济体制、司法秩序等方面的一体化，从而最终实现名副其实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④

优惠贸易安排是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低形式，只需在协定国之间签订有优惠关税安排即可。优惠贸易安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合作模式，不足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⑤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已经在优惠贸易安排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中国与中亚各国已经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达成了共识。2004年4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四国在乌鲁木齐达成协议，按照四国政府签署的《过境运输协定》规定，对过境运输车辆各成员国免征政府规定的过境费和通行费。

哈、吉、塔和乌虽然已经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并且向“一体化”的目标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达到共同体要求的目标还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首先，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各成员国的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不具有竞争优势，即使在区域内也面临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和冲击。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国际商品可以通过贸易转移冲击本国内的民族产业，对本国传统产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其次，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中亚国家的国内产业多以能源、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品产业为主，各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和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难以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使各成员国难以分享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最后，2005年，中亚各国GDP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每个国家的GDP和人均GDP都不大，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无法大量吸纳其他国家的商品，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商品市场。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各国仅有有限的产品能在区域内得到关税同盟带来的收益，而大部分产品仍然要参与国际竞争。

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建立关税同盟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所以，关税同盟这种合作形式更不能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的合作目标模式，基于关税同盟之上的更高级的合作模式就更是无法实现。

目前，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其主要特征为：成员国之间相互完全免除关税，并大幅度削减乃至完全消除非关税壁垒，使商品得以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但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并不规定共同关税，成员国可自行确定对区域外国家的税率。新疆与中亚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在区域内部实行互惠关税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通过设定科学的原产地规则有效地避免区域外商品通过区域内其他低关税国家流入本国市场，对本国市场造成冲击和损害。建立一种外向型、制度化的自由贸易区，将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最优形式。

四、采取渐进策略推进新疆与中亚各国的次区域合作

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开展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具有十分可行的操作性。采用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区域内自由贸易区，这种渐进式的合作模式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是最佳选择。

（一）借助地缘优势，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

在中亚各国当中，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影响力来说，哈萨克斯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方有7个一类贸易口岸，而且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占新疆对外贸易的82％以上。为了提高经济合作的层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哈经济的互补关系和地缘优势，优先设立和扶持边境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地区。阿拉山口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桥头堡，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铁路、公路并举的国家一类口岸，设立阿拉山口边境自由贸易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应该给予充分的论证和政策扶持。喀什是新疆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在喀什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不仅能提升喀什综合性城市的功能，而且能促进南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鉴于喀什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制造中心。

（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同，各国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障碍也就有所不同。在今后一段时期，消除贸易投资障碍是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

中亚各国均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对内实行互惠关税的政策。所以，关税壁垒主要存在于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消除关税壁垒是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促进商品流动，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应该把标准一致化、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和交通运输等确定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便利化的主要领域。在投资环境方面，加强合作软环境建设。建立以更高层次的“乌洽会”为主的多种经贸交流平台，设立边贸发展和对外开放专项基金，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开展双边和多边协商和会晤机制，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完善法律机制，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提供良好环境。

（三）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区

在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通过多方磋商，适时地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促成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以消除贸易和投资的障碍为前提，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区域内的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达到跨国界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的最佳配置，促进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也会提升本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注释：

①何一鸣、刘广慧.加强中印能源合作的可行性研究[J].2006，（06）.

②王海燕.新时期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的地位[M].新疆社会科学，2005，（03）.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7）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8）

经济协作带是由跨区域的地理上相互连接的经济单元组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基础和内在经济联系的经济区域。一般具有四个特征:

(一)它是地理上相互连接的带状区域。不同区域在空间上具有多样性,由此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域,比如经济圈、经济带和经济区等。在地理上相互连接的带状区域既是各种经济带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也是经济带区别于经济圈和经济区的重要方面。(二)拥有相互联系的便利通道。经济带上的不同区域之间能否进行经济交流和联系,不但取决于是否具有交流和联系的内在要求,还取决于实现交流和联系的可能性及其成本。包括交通、通讯在内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跨区域交流的制度保证等,对于经济协作带的形成及其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带内地区之间具有垂直分工的现实和可能的基础。经济带不同区域之间具有不同的经济优势,并且在产业链上分居于不同的环节。垂直的产业分工也同时意味着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通常是有差异的。

(四)彼此之间以互补性经济结构和协作性经济联系为主。同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通常是以竞争为主的,而异质区域之间则以协作为主。经济协作带的不同区域之间基本上属于异质区域,彼此之间以互补性经济结构和协作性经济联系为主。

二、中国正在形成四条横贯东西的经济协作带

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加强,全国由南到北正在形成珠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和京津———呼包银经济带,四条连接东西部的经济增长轴线将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这种以经济带建设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新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促进地区经济在更高的程度上协调发展。

(一)珠江经济带

珠江是中国南方连接东部和西部的天然纽带。珠江经济带是沿珠江干流形成的连接粤、港、澳、滇、黔、桂6省区的经济区域。珠江经济带将流域内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核心区、华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等有机地连为一体,对于加强粤港澳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腹地的建设、对于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内陆的转移和市场的纵深扩展、对于加快西南地区经济的国际化步伐和资源优势的转化等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良好前景和切实步伐,使得深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省区一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连接东盟地区的前沿阵地。而泛亚铁路建设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又使得这种前景正在成为现实,这一外部条件的巨大变化为西南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整合区域优势,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局面,成为珠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容。新的形势也使得加快珠江经济带建设步伐更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二)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是沿长江干流形成的横贯中国东、中、西部7省2市的经济区域。长江干流西起四川,经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至上海入海。沿途与8条南北向铁路干线交汇,流域内公路网密布,是沟通中国华东、中南和西部四川盆地的天然纽带(福建省不在长江流域，在现有的长江经济带区域性合作中参与也较少，但由于该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交流和联系比较密切，属于长江经济带的主要辐射范围，这里在四带划分中也将其列为长江经济带的范围)。由于黄金水道提供了发达的内河运输通道,该经济带各区域之间的合作较早,也较为密切。同时,该经济带集中了中国40.8%的人口和48.6%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区较多地集中在该经济带,其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扩大。上海取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将进一步带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将为沿江地区之间的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三)陇海———兰新经济带

陇海———兰新经济带是依托欧亚大陆桥,东起江苏省的连云港、沿陇海兰新铁路经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到达中国最西端的新疆所形成的经济区域。该经济带是贯穿中国东中西部的跨度最长的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和贯通(目前欧亚大陆桥共有四条，一条是东起俄罗斯海参崴，穿越西伯利亚至西欧的铁路，一条是东起中国江苏省连云港，沿陇海—兰新铁路出乌拉山口，穿越中亚地区至西欧的铁路，一条是东起中国天津，沿京包铁路出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穿越蒙古国至欧洲的铁路，一条是东起中国大连，出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口岸，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至欧洲的铁路),形成了构建经济带的相对完整的点———轴体系,又因为陆桥在连接欧亚两大洲方面的特殊地位,沿线各中心城市之间采取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形式,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和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合作为畅通这条经济带向西开放的通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该经济带所经地带长,欧亚大陆桥过境国家多和受中亚地区局势影响深,以及带内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小,东部的龙头作用尚没有形成,西部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尚未显现,带内各地区之间协作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还不甚牢靠。

(四)京津———呼包银经济带

京津———呼包银经济带是以京包———包兰铁路和110国道为主轴线,以北京、天津、唐山、大同、呼和浩特、包头、银川等节点城市为依托形成的经济区域。该经济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6省市和陕西的北部地区,是横贯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中国北部地区的联系纽带。该经济带腹地是中国著名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晋北、陕北、蒙西是中国最主要的煤炭和石油天然气产区。东部包括京津唐在内的大北京地区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并称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北京申奥成功和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带动信息、知识和资本密集的大北京地区的腾飞,加快以北京、天津为龙头的京津———呼包银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

各经济带的基本情况、相关指标和主要辐射地区如表1和表2所示。

三、建设四条经济协作带的重要意义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东、中、西部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建设上述四条经济带是落实“十六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

四条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

表1四条经济协作带及其主要辐射带动地区的范围、人口、土地面积及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表2四条经济协作带的主要节点城市及联系通道

大。比如位于珠江中上游的云南、贵州、广西3省区,与社会经济发达的广东省相比,差距就相当大。2001年,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广东是广西的4.8倍,是贵州的9.8倍,是云南的5.1倍;人均GDP,广东是广西的2.9倍,是贵州的4.7倍,是云南的2.8倍;进出口商品总值(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广东是广西的98.2倍,是贵州的273倍,是云南的88.8倍;外商直接投资额,广东是广西的31.1倍,是贵州的421.8倍,是云南的184.8倍;固定资产投资,广东是广西的5.3倍,是贵州的6.5倍多,是云南的4.7倍。其它方面彼此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的缩小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依靠国家政策性支持外,更需要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协作。因此,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合作。抑制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

(二)有利于促进全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7%以上。长期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生产要素的巨大投入和对能源的大量消耗为条件的。这在对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很高要求的同时,也意味着能源工业将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将继续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东部地区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有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市场支持。中国的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滞后和较低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意味着这里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潜在市场需求。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四条经济协作带内部跨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正在进一步改善。同时,西部地区也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的地区,包括长江源头、黄河源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内蒙古沙地等在内的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然在加剧,并日益影响到东中部地区,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因此,加强东西协作经济带的建设是实现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客观需要。

(三)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

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生产要素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东部在自然资源方面相对处于劣势,但在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社会资源以及工业基础、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省份在自然资源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且中西部省区有些重点城市的工业基础也相当雄厚,但在无形资源方面却存在着相对劣势。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存在,为经济带各地区开展经济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整体优势,提供了可能。目前,经济协作带的东部地区在经过多年以来的经济扩张以后,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原来支撑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正在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而有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的要求。相应地,与之毗邻的中西部地区则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产品的条件,也具有接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能力和需求。同时,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经济带上下游地区之间在农副产品、旅游产品和能源产品等领域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等合作正在有序实施。因此,经济协作带的建设有利于推动各地区在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构筑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结构,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协作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四)有利于建立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目前,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体制保障已经基本形成。第一,在全球体制方面,中国是WTO成员;第二,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是APEC的积极推动者;第三,在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正在与东盟进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同时,中国还参加了东盟与中日韩的定期对话机制。因此,中国对外开放正在迈向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崭新阶段。从空间上看,一个由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省会城市直至内地各开发区所组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沿海和沿边的对外开放边境环带也初具规模。向东、向北、向南和向西全面立体开放的总体趋势也基本明确。在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四条经济带的建设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珠江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加强向南开放和实现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带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交流和实现与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陇海———兰新经济带的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向西开放,推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京津———呼包银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实现向北开放和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四、政策建议

———把加快这四条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21世纪中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

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区域政策的首要任务,而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尽管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带内各地区之间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内在动力,但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将受到政治、财税、文化、体制以及交通、信息等方面的制约,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依然需要中央政府从宏观上进行协调和推动。因此,应当将加快这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作为中国21世纪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

———做好国土开发空间规划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资源约束将存在于其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方面要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各类资源。做好国土开发空间规划,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顺利实施,有利于各经济带之间以及经济带上下游之间形成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分工格局,有利于克服资源开发的盲目性,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和突破现代化建设的资源约束。

———加强经济带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整体规划

经济带的建设要求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应当从城市群和经济带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这就需要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这就要求在规划上实行联合编制,共同构建经济带产业发展和布局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整体框架,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合理分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沟通区域间联系的网络型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电力和通讯等的规划与建设。要统一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对重大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区域协调和配合,使经济带形成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整体优势。

———引导和鼓励带内的产业分工、转移与调整,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应当进一步加强经济带内各地区之间的协调,根据各地区的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通过制定一些共同的政策,鼓励和引导要素流动,促进带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为充分发挥区位和经济优势,加快区域性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要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协同整合产业优势,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及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各地区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区域性的产业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各地要着力于发展特色产品,提高某些重要的优势产业的竞争力。

———消除地区封锁和贸易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在中国具有深远的传统和现实的基础,是制约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因素,长期看对地区发展是一种损害,更不利于全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带。

———建立上下游之间的生态建设利益补偿机制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9）

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起并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区域发展：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为主题，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响应。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应邀接受了包括《财经界》在内的媒体采访。

问：我们知道，当前关于区域经济的组织已经有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成立“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曹文炼：经济区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和重要热荨G域经济研究主要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研究如何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首先由范恒山、杨开忠、金碚、肖金成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倡议提出。我们各自在不同岗位，都长期组织参与有关区域经济的大量研究工作。后来，经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机构共同发起，邀请长期从事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和中青年新锐加入。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嘉宾合影

这一论坛将打造一个研讨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深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问：论坛成立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曹文炼：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十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定实施我国深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同时加大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政治新形势，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态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许多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举措。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成立，旨在更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进一步助力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水平，为促进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问：“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特点是什么？

曹文炼：论坛成员由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组成，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论坛倡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自由讨论、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论坛工作机构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负责论坛成员的推荐、研讨会议的组织和涉及论坛的有关事项的研究审议。论坛成员在论坛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均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论坛成员中如有违法行为受到法律追究的自动除名。

我们与目前国内其他50人、40人论坛的不同特点，主要在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专注致力于区域经济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此外，我们不像其他论坛设立领导机构或和学术委员会，论坛成员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不论级别和职称高低，均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由上述五位论坛倡议人组成论坛工作执行小组，履行论坛召集组织等职责。论坛工作执行小组秘书处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发起单位都派人参加，负责论坛日常工作。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篇（10）

引言

产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好的经济政策成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区域经济研究这一领域，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将从五个层面阐述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从区域经济政策的共性与个性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一）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区域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由于气候地形的差异，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为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快速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都正对自己国家区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学界对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几个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进行研究。刘建芳（2002）分析了二战后美国为缩小区域差距而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李亚琴（2011）分析了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三个不同时期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区域经济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阐述了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地区振兴与开发政策、区域产业布局政笨、缩小地区差距政策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政策，日本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进行统一规划协调指导，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推动和法律法规保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区域经济政策；[1]李晓辉（2013）分析了统一后的德国为减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经济差距所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步骤。而我国更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平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更是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众多的学者从各方面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观的区域经济研究

在对各国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微观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分析各种区域经济政策发挥的具体作用，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体系构建、实施细则、取得的成绩等；二、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区域经济政策与金融业、环境、民生以及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例如区域经济政策法研究（绍跃，2008），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研究（楼海鹏，2007），区域经济政策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系统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产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础理论与运用具体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博弈论上。

（一）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对现存的各种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对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事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支持，挖掘区域经济政策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周毅（2003）在《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及其误区超越》一文中阐述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论：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孔舒、李伟红（2007）从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经济中的内在机理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出发，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铸（2013）阐述了区域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二）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演变外，一些学者还用个别理论深入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罗辰宇（2012）运用增长及理论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马丽、庞效民（2001）针对传统区域政策只基于目标区域利益考虑的缺陷，应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区域分工的动力机制，以及区域政策对区域竞争和分工过程及结果的影响。[3]葛新蓉（2009）运用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三、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从区域的大小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第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国际合作组织，现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国际合作组织是欧盟；第三、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当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级。

（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下，各国加强了彼此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现今世界，成立了多个跨国经济组织。规模最大、发展成熟的是欧盟（EU）、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TTA），其中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跨国经济合作组织，学术界关于欧盟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例如现行制度框架中欧盟基金的分配机制问题（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欧盟多层系统内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负担问题（Arthur Benz，2011）；欧盟经济结构调整中结构政策和结构基金的设计与完善问题（周淑景，2002；马颖，2000）；欧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布局与空间规划问题（刘慧，2008）。[4]

（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例如，关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区域就业保障政策的效应评估（BarryMoore，1973）；国家区域政策成功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沈建法，1996）；国家区域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魏后凯，2010；汤学兵等，2013）；国家区域社会经济政策绩效的评价（淦未宇等，201l；贾彦利，2006）；国家区域政策对生产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刘可文等，2012）；国家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及其原因等（杨爱平，2007）。[4]

（三）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相比于学界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对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存相对不足。但是随着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一些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成果。促进京西南区域发展的地方性区域经济政策趋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区域经湫的存在雠与形成原因――来自苏北的经验证据（徐龙字、黎欢，2013）；湖南省粮食主产县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研究（江红梅，2009）；试论东南亚因素与中国发展战略作用下广西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1950――2006）（吴永威，2008）。

四、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层面看，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个案实证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一）个案研究

就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言，学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体个案的实证分析。大量的论文都是阐述各国家、各地区的某个或某些区域经济政策。例如，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王怀新，2006）；南太平洋区域经济政策、体制和渔业开发（李令华，2003）；战后日本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分析（张洁中，2013）；试论治理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孟元新，2007）；论区域经济政策中的政府干预―― 以江苏省苏北区域为案例（魏晓锋，2005）等等。

（二）比较研究

相比个案研究，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集中在国外与国内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上。例如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颉雅君，龚勤林，2002）；中外区域经济对比（吕允英、刘慧，2006）从欧债危机救助机制看中欧区域经济政策的差异（时雨田，2011）。

五、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和针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从研究的对象的目的层面来看，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以研究成功区域经济政策案例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的启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国内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现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区域问题，如区域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所产生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竞争过度、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5]而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区域经济政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学界很多学者也致力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启示。例如，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路径建构与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欧盟区域经济政策学习与借鉴（张志强，2005）；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秉福，2006）；美、日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陈涛，2008）；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张力、夏露林，2010）等。

（二）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对国外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是为我国制定更完善的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而学界对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更倾向于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区域经济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机制（沈培科，2008）；我国区域 经济政 策重心转移及效应分析（李光德，2009）；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解读（戴绍波，2010）；中国区域经济政策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分析（姚敏，2011）；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与展望（刘名远，2014）。

结语

研究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文献，梳理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能够清楚看到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高度关注，也能够深刻认识到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衣保中、任莉.论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特色[J].现代日本经济2003 （5）：18.

[2] 孔舒、李伟红.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J].现代商业2007（2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