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1）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和谐文化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金融企业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入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1. 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1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

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通过自身经营管理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创造和遵循的金融精神、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创新能力的总和，是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

1.2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金融企业文化是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又是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金融企业素质水平和竞争能力的综合体现，对金融企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金融企业文化是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保证。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一个企业对文化管理模式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该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制约并影响着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金融企业的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 金融企业应顺应时展要求，建设企业和谐文化

2.1从社会发展、民族发展的层面来认识企业和谐文化建设问题。纵观世界各民族发展史，民族培育了文化，文化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毁灭是一个民族致命的毁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标志。

2.2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中外企业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建设企业和谐文化，构建和谐企业，是企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建设和谐文化，处理好企业内外部各种关系，创造和谐的环境氛围，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有利于增强广大职工搞好企业的信心决心，打牢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3. 金融企业应如何做好企业文化建设

3.1人本文化

人才是企业生存之本。加速培养和吸纳知识型、专业型、复合型人才，成为具有行业特点、时代特征的企业文化基因。人本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负责；要树立“对人才培训的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的观念，培训资源既投向全体员工，又突出对核心人才的重点培养；加强管理人员专业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加强后备干部的培训。

3.2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优良美德，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3服务文化

服务文化的核心是对客户负责，即从客户需要出发，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以最专业、最便利、最规范的流程和无可挑剔的服务态度满足广大客户的现实需求和未来期望。在所有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企业，应统一对外标识，统一服装，统一服务用语，统一服务举止。

3.4竞争文化

员工在工作中应尽职尽责，圆满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衡量每位员工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因此，竞争文化的核心是员工对企业负责。只有全体员工开展互相竞争，方能使企业所创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企业应充分利用竞争机制、激励机智、淘汰机制、培训机制等，加强企业竞争机制建设，实现企业价值和职工人生价值的和谐与统一。

面对金融危机对各国众多金融行业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方位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对金融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改变过去单纯重视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甚至把它当做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这样的观点。要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金融企业价值的重新准确定位，不断凝练自己的文化特色。金融企业要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诚信立行，以服务取胜。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金融企业要想不断创新，增强自身的生命活力，是否拥有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企业文化是人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的统一。人本性特征是企业文化的本质要求和首要特征。人是活的资源，是能不断升值的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资源。企业文化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性，就是以人为本，育人为先，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发挥人的才能，使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文化需要全体员工的自觉修炼和维护，不断发展。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系统。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念、社会行为准则、社会文化心理、社会道德规范，等等，都对银行有重要影响。现代金融

企业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包含着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依赖性。金融行业的企业文化也会对社会文化发生更强烈的影响，纳入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1] 邱伟，古少伟；企业文化与我国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管窥[J]；南方金融；2002年01期.

[2] 纪文；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07期.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2）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基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按照国家工商管理局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企业资料来看，中国至少90%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而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小企业由于外部环境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更需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支持。

樊纲（2001）对国有大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加大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建设力度，才能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在现展中国家，最优的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

但由于现阶段中国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掌握在四大国有银行手中，因此，政府监管部门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力度，这一政策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长期执行下去，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值得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拟根据企业的寿命周期理论，分析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信息结构的不同和融资需求特征的差异，推断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体系与之相匹配，才能促进中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

二、文献回顾

（一）贷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

知识由被保留在人脑中的符号和关系构成，它分为两种类型，即数码化知识和意会式知识，数码化知识可通过文字、口头语言、各种符号和图表来传递，如企业会计报表、风险管理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而意会式知识无法直接传递，它高度复杂并与特定的地点、环境和时间相联系，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才能恰当获得（干中学）。

在贷款市场，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在选择人－借款者时，由于数码化知识和意会式知识的不足，会面临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银行拿着负债资金－存款去进行放贷时，无法实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尽管有些贷款存在抵押物，但抵押物的交易成本很高，尤其当市场出现危机时，抵押物还会迅速贬值。因此，银行的盈利依赖于作为借款方的企业和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这种能力是借款者的私人信息，银行无法直接观察，只能基于现有的经验，对企业或个人提交的贷款项目技术资料和财务报表进行形式性的审查和风险评估。如银行信贷人员对企业现金流、负债结构、应收账款周转率、获利能力以及销售和增长率等指标进行审查,并通过使用历史成本、特定资产和净现金流现值等会计信息来确定借款人的信用额度和抵押资产（Chungetal.,1993）。由于未来市场变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技术创新信息及人力资本信息难以量化，只能意会，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只能基于历史性和标准化的报表信息和主观预测资料作出风险评估，这很容易导致银行选择一个不好的项目（风险很高，实际净现值为负）－即逆向选择，同样，银行由于无法直接在现场观察和监督从事高风险项目投资的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或经营行为，最终也无法约束借款者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

青木昌彦（2001）发现，贷款者通过与企业家的密切接触而获得关于企业家才能和素质的知识，这类知识高度互补于项目建议书所代表的数码化知识，但它本身不能有效地以成文形式传递，具备这种意会式知识的贷款者通过与企业家保持密切关系，在必要时提供资金，启动项目，赚取经济租金。

对于一个信息充分的贷款市场来说，市场内生的声誉约束机制可有效降低贷款者的逆向选择和面临的道德风险。但如果期初存在逆向选择引起的严重信息不对称性，声誉机制对于具有短暂信用历史的借款者来说，就会太弱而不能排除委托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时间推移，信用记录增加，逆向选择的程度下降，对于还款记录历史长且没有违约的借款人来说，声誉机制就会增强，最终消除委托之间的利益冲突。反过来，如果期初不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声誉机制就能很快起作用（Diamond，1989）。

（二）贷款市场的专业化分工

从发达国家来看，在贷款市场，存在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大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中小银行主要为小企业提供贷款(JayaratneandWolken,1999)。其它金融机构则为被银行挡在门外的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借贷。这是因为大银行拥有规模优势，不仅能提供巨额贷款，还能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如外汇结算、理财、资信调查、保理应收账款等，所以可以满足大企业的需求；而大企业通常具有较长的历史和信用记录，可向银行提供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等易于传递和便于定量分析的标准化的信息(青木昌彦,2001)，同时拥有较多的抵押资产，因此，较易于获得大银行的贷款。同样，由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大银行事实上也更适合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而小企业则由于经营时间短，缺乏可用于抵押的有效资产，更无法提供大银行贷款决策所需要的可定量分析的数据，所以它通常难以获得大银行的贷款。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需要利用一些不易标准化和量化的信息，如企业家和经理的素质、品格和可靠程度以及技能的积累水平等，这些信息大多是一种意会式信息，无法进行客观的项目盈利性和风险性分析，也无法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范，而以特定区域服务为特色的中小银行由于熟悉区域文化和中小企业的产业环境，能通过关系性相机治理机制保证贷款的安全，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林毅夫、孙希芳，2008）。

其它金融机构如租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信用社等贷款项目复杂性程度高，搜集专业技术信息和风险评估信息难度大，其风险程度较银行贷款项目高，所以它通常收取的利率也较高，但他们提供的资金借贷可起到救急的作用。

三、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的

专业化分工金融与经济20__《上海金融》2010年第4期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这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系统性差异，而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性、融资需求和信息特征，因此，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林毅夫、孙希芳，2008）。

在现代的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其产品市场和所用技术都比较成熟，企业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家风险，由于中小企业相对信息不透明，融资规模较小，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在为其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区域性中小银行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现达经济中，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但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资金需求量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具有很高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的高科技企业，有效的金融体系应当包括能够为大企业提供大规模融资服务的大银行，和能够有效分散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的股票市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中小金融机构为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服务（林毅夫、孙希芳，2008）。在经济发展或转型阶段，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无法充分地以客观知识的形式（如市场分析和项目可行性分析等）提供项目的盈利性和风险估计，而不得不依赖对企业家个人才能和素质的意会知识，即使在发达国家，对尚未进入证券市场融资的小企业的监督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意会知识。这类知识对于接近企业的融资方来说可能是明确的，但对外部人来说，则很难以透明的方式传达清楚（青木昌彦,2001）。因此，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存在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小企业投资和创新所需的经济信息通常是意会式知识，而非数码式知识。

我们认为，有效率的金融结构应该是经济内生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根据企业的寿命周期理论，我们把一个企业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婴儿期、少年期和成年期。所谓婴儿期，是指企业处于初创阶段，规模较小，企业风险是人力资本驱动型的，因此，意会式信息较多，可数码化的信息较少，适合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关系融资，“贴身喂养”。当企业规模扩大，其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效应，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尤其是随着企业的跨地区甚至跨国经营，中小银行的贷款和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大企业的需要，需要营业网点分布广、信息技术平台高，能提供融资、结算、理财或保理应收账款等多样化服务的银行支持。大银行可通过一套标准化信贷程序来审核大企业贷款资料，其中以数码式信息为主，并作出风险评估，以确定最终贷款的利率、期限和总量。大企业的风险是业务驱动型或者职业团队驱动型，企业决策相对有较规范的程序。

如果把中小银行当成企业的“保姆”，那么大银行应该相当于企业人格的“导师”，大银行可以帮助和引导企业熟悉商业规则，学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道德风险。当企业已经拥有足够的客户群，并且拥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完全由职业经理人经营，拥有较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时，企业可直接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这种融资属于一种距离型融资，它要求当地社会有较好的法制和市场规则，企业决策和政府监管的透明度高。证券市场，包括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它们都是一个“赛场”，因此，能进入这种“赛场”的企业，必须具有健全的企业人格和理性可预期的企业行为（以职业经理人经营为主导），必须经过大银行的较长时期的“市场规则”辅导，才能保证向市场提供足够充分的数码式信息，以便能向分散在不同角落的投资者传递企业价值和风险信息，能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因此，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都应该在企业透明度和行为的可预期上建立较高程度的“门槛”。因为进入证券市场的企业，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共影响，其风险易向相关行业和整个市场传导。上述分析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用来分析市场发育阶段，所谓婴儿期是市场分割严重、商业规则和监管制度缺乏的状况，因此，基于当地企业的资金需求，需要大批熟悉乡土文化和风险环境的中小银行提供关系融资；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各地市场规则和风险环境日趋统一，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和多功能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提供贷款能获得较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SaundersandCornett,2007）。随着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市场规则和政府监管体系日益健全，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行为和风险具有可预期性，企业决策透明度高，能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现金流量回报的企业可进入证券市场融资。由此可知，一国金融结构由其资源要素禀赋和市场透明化程度所决定，并随着后者结构的变迁而变迁。当其市场分割严重，规则不透明、不健全，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就需要较多区域特色的中小银行提供贷款。当市场一体化程度高，市场规则高度统一和透明，政府监管较完善，就可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表示了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的关系。从我国目前的企业规模和市场发育情况来看，还金融与经济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体系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关系示意图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体系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关系。

四、结论

本文梳理了实体经济结构对金融市场结构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分析了企业成长阶段、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对于市场规则体系不完善的地区和企业处于创建阶段，产品市场主要局限在当地，融资决策所需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较少，大多是不确定的意会式信息，适合熟悉地域环境的中小银行提供融资服务。2、对于市场规则体系较完善的地区和企业处于

较快的规模扩张阶段，产品市场开始进行跨地区或跨国经营，企业品牌和声誉逐步得到社会认同，企业可向银行提供较多的可数码化的信息，用于风险评估和融资决策，企业适合具有跨地区营业网点和多功能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提供融资服务。

3、对于市场规则体系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识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并且决策程序规范，具有较为完善的企业人格和可预期行为能力，能为股东提供较为稳定的现金流量回报时，企业可为外部投资者提供充分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进行量化的风险评估和资产定价时，适合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樊纲.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J].中国远洋运输月刊,2001(4).

[4]李志辉.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J].经济学(季刊),2005(4).

6]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9).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3）

金融会计信息系统是以节约整个金融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为出发点,以充分实现整个金融企业内部的、全面及时的管理以及金融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无缝连接为目标,从而使金融企业实现管理信息化的电算化系统。但是,要实施这样一个系统需要一个良好的、规范的经济环境与市场环境,需要金融企业内、外部各方面的支持。

一、营造良好的资金结算服务环境和物流管理服务环境

资金结算服务环境是金融会计信息处理电子单据的重要来源之一。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的结算账户托管制和清算汇划体系等服务能否实现方便快捷、安全畅通,是金融会计发展重要的环境制约。

物流管理服务环境是金融会计处理电子单据的另一个重要来源。网络金融会计要发展,就必须改善物流管理环境,对商品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物流管理,包括入库、质检、出库等。

二、网络经济的崛起及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与普及

网络经济作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并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统计资料表明,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有高技术含量的经济形态,有别于传统金融与房地产经济,尽管有时可能在账面上出现巨额亏损,却同时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的效益和财富。比如,1997-1998年,美国GDP增长了4%,但能源消耗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这说明了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发展有助于节约能源。正因为如此,网络经济正处于规模效益递增时期,形成了资源、资金、人才向网络经济的转移,进而产生了使网络经济规模效益增长加速、再加速的效应。这便是网络时代的“梅特卡夫规律”——网络经济的收益与网络上的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这就是说,当传统经济以匀速增长的时候,网络经济正在加速增长,其形成的规模效益远远超过传统经济。

网络经济是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经济,是端到端的、开放的、网络化的直接经济模式,它将导致市场与行业的重构。网络经济中将会有更多的网上企业、网际企业以及虚拟企业的出现,在网络经济下,电子商务将成为企业的基本运作模式。由于电子商务需要企业有基于网络的财务系统,即采用网络财务来经营管理,因此,电子商务的迅速普及必然推动网络会计信息系统的出现和发展。

三、企业管理的信息化

长期以来,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财务上有一个一直困扰财政主管部门、会计和企业界的难题,即如何加强企业整体的内部会计控制和实现有效管理。特别对于那些子公司和下属机构多,并且子公司和下属机构从事多样化行业的集团企业来说,更是一个突出问题,所以迫切需要能解决诸如合并会计报表、分析财务状况等这些具有处理远程数据、分析存储数据功能的财务系统。此外,现代企业的管理,各部门之间、各种业务之间在分工上进一步细致的同时,相互之间的关联却是越来越紧密,运作也是更加精密,企业管理系统正向着对企业“人、财、物、时间、空间”各个方面综合的方向发展。而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往往将财务作为切入点,因为财务部门是金融企业的“心脏”,财务信息化程度完善了,才能带动其他部门顺利地实现信息化。但要实现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就要求网络技术不能单独片面地针对于各个单一部门,即金融企业所选择的网络方案中财务系统能和其他各业务部门管理系统做到“无缝连接”,以实现金融企业财务、业务的一体化。这是金融企业选择网络方案的基本前提。网络金融会计的发展首先有赖于金融企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四、质量可靠、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软件及软件商

财会软件是实施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构件,也是实施的关键所在。因为作为网络化财会软件具有投资大、风险大的特点,一旦系统运行不畅,将使金融企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另外,网络化财务是通过网络对金融企业各部门、各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管理,将金融企业整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如果软件质量性能不可靠或不稳定,将影响电子商务的正常运作,甚至会使整个金融企业运营陷入瘫痪,给金融企业带来巨大损失。考虑到软件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和可靠性的问题,软件维护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对软件商的售后服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五、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应用人才

新的环境对应用人才提出了新要求。首先,网络化会计信息的传递与处理均要通过对计算机的操作来完成,这就要求会计人员既是一名出色的计算机操作员,又是一名高水准的会计师并能熟练掌握各种会计软件的操作;此外,Internet上的公司多数是国际企业间的相互合作,涉及不同的语言、商务、会计处理方法和社会文化背景,这同样要求网络会计人员必须熟悉国际会计和商务惯例,并具有较为广博的国际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其次,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实施需要管理人员具备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管理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网络会计信息系统应用的质量和效率,为此,金融企业应培养自己的软件开发和维护力量,使应用系统更加适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并使之更趋完善,也使企业可以在应用网络系统中不过分依赖软件商。网络会计人才是复合型人才,要求既懂会计又懂管理:既有原则性,又有创造性、灵活性;既熟悉会计电算化知识,又熟悉网络知识;既会会计业务操作,又能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目前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薄弱,文化程度偏低,视野偏窄,尚不能适应网络会计的发展要求。因此,会计人员的素质不高问题是网络会计发展中面临的最大困难。要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银行必须加大复合型会计人才的培养力度,在信息时代,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是保证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所在。

六、完善金融会计制度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产生,依赖于整个社会各利益集团对于制度变迁的强大需求,也就是说,利益集团的制度需求是决定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在制度需求不足的情形下,制度主体就难以成功推行制度变迁。而金融机构对会计信息市场的改革就处于这种典型的“制度需求不足”状态中。由于监管机构、商业银行改革的制度需求明显不足,这就决定了金融会计信息市场的改革不可能采取“休克疗法”的模式,而只能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在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上逐步改善。

金融会计制度的制定模式的选择理应遵循交易费用最低原则。政府和市场行为在制定会计制度的权利安排上均有其优缺点。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某一种安排方式任何费用都最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理想的安排方式是寻找政府与市场结合与协调的均衡点。中国目前的金融会计制度的制定模式是纯政府模式,是由政府直接颁布的,而不是从中国会计实践中推导而来,它是一种通过“逆向生成”的演绎法完成的纯政府制定模式。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的制定模式必须朝着“以政府为导向,引入市场规则”的模式发展,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中国没有顺向生成的土壤,而且还在于如果随意作出制度性变迁和转移,其变迁和转移成本将是惊人的,所得出的金融会计制度将与经济运行背道而驰。政府模式有其固有的缺陷,不能成为理想的制定模式,目前存在的假账林立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逐渐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引入的市场规则更有助于金融会计制度的完善,可防止金融会计制度因市场不完善而走样。我国金融会计制度的制定模式应以政府模式为基调,适当引入市场规则,使金融会计制度的博弈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游戏规则,使出台的金融会计制度逼近帕累托最优状态。

七、有效界定金融信息产权

金融信息产权,是利益相关者所共同接受的由金融信息的存在(供给和使用)引起的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行为准则。金融信息的产权界定和安排低成本地规定了利益相关者彼此发生利益关系尤其是利益冲突时必须遵守的和与金融信息有关的行为准则。金融信息产权的内涵正在于其作为金融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和分配规则共同发生作用,影响金融企业利益相关者对金融企业产出的分享结果和导致资源的不同配置结果。从金融信息的特征进行理解,金融信息产权不能够独立存在,它依附于金融企业的所有权和金融企业利益相关者对金融企业产出的产权,但是金融信息产权会与逻辑上的金融企业产出的产权发生背离。金融企业产出的分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存在委托关系时,金融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首先,分配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个总量,这是进行金融企业产出分配的基础。金融信息的存在至少可以反映可供分配的总量。其次,分配应该存在一种社会公认的规则。金融信息虽然并不直接体现分配的规则,但是毫无疑问,不同的金融信息揭示的内容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分配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其影响了分配的过程。金融信息作为金融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必然存在着作为替代变量是否具有充分性的问题。对于金融信息及其意欲反映的关于金融产出的耦合度,出于效率的考虑,投资者并不追求完全的100%的耦合,而只追求进行决策所需的具有“充分含量”的会计信息。但金融信息的充分含量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它取决于以下几项因素:投资者的决策模型;决策偏好;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和金融企业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若将满足投资者进行决策所需的金融信息的充分含量作为契约性部分,那么与金融企业产出100%耦合的金融信息含量和“充分含量”之间的部分就可以看作剩余(residual)部分。因此,金融信息产权的界定就可以表述为“在金融信息的契约部分和剩余部分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过程”,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制约,金融信息产权并不旨在消除金融信息的剩余部分,尽管一些投资者对金融信息的需求具有“贪婪性”并希翼获取越来越多的金融信息。金融信息的契约性部分是否最佳?是否能够确保投资者的决策和利益?或者契约性部分和剩余部分的均衡是否具有稳定性?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如何恰当地进行调整,以使之向最佳逼近。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最终归因到金融信息产权问题。

八、建立信息披露监督与激励机制

在问题存在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问题,降低成本,除了对管理当局进行适当的监督外,应对管理当局进行恰当的激励,诱使管理当局的效用函数尽可能和委托方的效用函数趋于一致,降低管理当局以牺牲委托方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个人私利的道德风险。从一般意义上讲,剩余索取权是委托方进行监督的动力源泉,而监督的效率如何,则取决于委托方对金融企业剩余控制权的拥有程度。即所谓:监督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和激励(张维迎,1999,P.132),监督需要信息,而信息的搜寻、获取、消化、转化为知识都需要成本,并在某种情况下十分昂贵,但激励机制的存在可以促使管理当局披露信息。由此分析可以得出,金融信息位于“监督和激励”、“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中间环节(剩余控制权——监督——金融信息——激励——剩余索取权),金融信息应该是衡量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相匹配、监督和激励机制是否相容的一种机制,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机制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监督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而激励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对管理当局的激励意味着管理当局分享了部分剩余索取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监督是需要权威(authority)的(coase,1937),而监督的权威来自于剩余控制权(张维迎,1999,P.103),如果对管理当局进行激励,如允许管理当局对剩余索取权进行分享(sharing),即激励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管理当局在拥有剩余索取权后,遵循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应的逻辑,管理当局同时也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此通过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匹配以实现使管理当局和股东趋于一致的目的。超级秘书网

九、金融信息的完善以有效市场为依托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4）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商业银行的发展也越来越完善，不同银行提供的服务种类非常类似，银行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不管是从生活环境的变化，还是从银行未来的发展前途来看。银行都应该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提升软实力。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加强金融企业文化管理，可加强商业银行的凝聚力

尽管改革开发进程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滚滚而来。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都和以前的国有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文化依然在银行内部占据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更应该发展新的金融企业文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取代原有的思想，也是适应当前银行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这个过程中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更应该为企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未来的竞争培养更多的中间力量。新的金融文化的形成能够使全体员工团结起来，为银行未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加强金融企业文化管理，可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资产的管理依然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商业银行的员工管理和其他企业的管理没有太大的区别。当员工感觉到企业管理模式带来的优势的时候，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才能被真正的调动起来，这种体现着人文关怀的管理方式能够让员工体会到家的温暖。所以，管理层应该认真掌握心理学的知识，这样在管理银行员工的过程中能够给员工带来另类的惊喜。只有所有的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性被充分发掘之后，银行的管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能力。

二、如何最佳构建金融企业文化

（一）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应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计划

经济时代是没有商业银行身影的。在我国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运而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它的经营过程中享受自由的同时，也需要应对严格的法律和其他制度。由于我国社会性质比较特殊，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也有独特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银行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金融文化。

（二）构建金融企业文化要注重领导者观念的更新和率先垂范

对于企业来说，独特的文化来自于每位员工的努力和单位领导独特的驾驭能力，只有形成的企业文化才更具有凝聚力。领导应该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模范作用。当企业的文化内涵形成的之后，每位员工才会不自觉地去遵循，去融入到企业的独特文化中。领导作为一个单位的灵魂人物对于员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三）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应体现鲜明的企业特色

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快速增加。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逐步进入到历史的舞台。因此金融企业应该立足自身的实际情况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在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地域特色，这样企业文化的形成才更有吸引力。银行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只有为客户提供特色的服务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效的地位。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其他银行模仿，还能快速的打造成企业的名片。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5）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一个企业对文化管理模式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该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制约并影响着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优秀的金融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一、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原则

1.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

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通过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和准则、创新能力的总和，是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

2.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则

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道德培养与业务培训相结合。加强团队精神、职业道德和业务技能培训。

(2)坚持行为管理与目标激励相结合。将对员工的目标激励融入到内部管理制度中。

(3)坚持形象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

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1.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具有价值导向作用

对于金融企业而言，文化建设可以确定激励机制的基础，通过树立标杆，奖励绩优，明确企业所鼓励和提倡的行为，总结和提炼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传递金融企业倡导的价值导向，从而形成并沉淀巨大的无形资产。

2.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对金融改革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可以对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地辐射与影响。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提高部门和个人理解、贯彻、落实和执行决策的能力。

3.金融企业文化具有规范员工思想与行为的约束作用

金融企业文化是管理制度的升华，使员工在观念上形成自我约束的行为标准，进而自觉地以企业规章制度来要求自己，实现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转变。

三、当前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不够清晰且执行力欠缺

一直以来多数金融企业较为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很多金融企业视思想道德建设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是金融文化深层次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有的从金融产品创新角度出发，有的从诚信文化角度出发等，这些固然都非常重要，但是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而且贯彻执行很不到位，流于形式。重视金融企业经营，轻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甚至认为员工培训和文体活动就是金融企业文化的全部。对塑造金融企业形象、强化职业道德建设等深层次的领域重视不够，没有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与自身经营融为一体。

2.价值观念定位不适应经济形势

一些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念明显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比如业务服务对象的重心始终放在大中城市的大中企业上，反而忽略了经济改革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及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影响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大量金融机构设在城市，在广大农村设置较少的金融机构网点，使农村客户面临着非常大的融资难题，使非正规民间金融大行其道。

3.道德规范问题较多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但是很多金融企业的内部人员存在利益驱动和，一些内部人员违背职业道德，如国内曾经有一些银行擅自挪用资金进人股票二级市场，一些员工不遵守业务操作规范等。此外，信息披露不充分，例如商业银行对外信息披露的数据多以财务信息为主，缺少对自身经营状况、经营质量、经营效率和经营风险程度等的披露，尤其是表外业务风险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更是少之又少。

4.金融创新环境不理想

我国金融企业金融创新的主动性不够，创新意识不足，战略意图不明显，缺乏金融创新的系统性设计。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金融工程方面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没有认识到金融创新对金融企业的重要意义。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在各行各业均是如此。但是美国存在着与过度金融创新不相适应的金融监管，这就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中国的情况又是金融创新不够，创新的进程太慢，这就使得金融业务开展受到影响，大量资金云集到银行，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巨大压力。

四、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

1.金融企业要全方位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面对金融危机对各国众多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方位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对金融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改变过去单纯重视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甚至把它当做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这样的观点。要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金融企业价值的重新准确定位，不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要进行形象塑造，企业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要从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方面进行。要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全方位开展金融企业文化建设。

2.重新定位作为金融服务型企业的价值观念

金融企业要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诚信立行，以服务取胜，因此，金融企业在品牌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员工在价值观上与市场接轨，树立“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的营销理念，自觉为客户服务，树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质量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标准。目前融资支持的重心应该适当向民营以及中小企业转移，给效益好的民营及中小企业注入急需的资金，支持它们发展，解决更多人就业，以便使中国经济更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3.端正金融企业道德规范

金融企业道德规范建设要围绕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规范、行风作风等内容进行，弘扬新的金融队伍风尚。重心是围绕“至诚服务”和“以人为本”进行。对客户开展“至诚服务”，要把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作为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金融员工行为管理的基本点，竭尽全力地为客户提品安全、业务高效、服务优质、办事便捷的金融服务。“以人为本”，是指金融企业在客户服务中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经营管理的目标，也很难维护和壮大客户队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了。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6）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具有导向、凝聚、约束、激励、调适和辐射的功能，是保证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实现的重要思想保障，是企业制度创新与经营战略创新的理念基础，是企业活力的内在源泉，也是企业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

1、我国金融企业企业文化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金融企业的企业文化至今仍处于转型升级的起步阶段，各种理论极其零碎。而近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我国金融企业的很多不足之处，这也要求我们更加重视金融企业文化的建设问题，通过金融企业文化引导、约束、凝聚、激励企业成员，调试矛盾，辐射社会大环境，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促进金融企业健康发展。

1.1、金融企业对企业文化重视不够，金融品牌缺乏保护

金融企业对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它作为一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作整合到企业战略中，认为企业文化可有可无，只要抓好经营工作就行，致使金融企业都普遍存在短期行为，在企业文化的组织管理方面主动投入少，被动应付多，从而使企业文化传播力度不够，影响了企业文化的建设步伐。

目前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个性化名称屈指可数，而注册商标更是寥寥无几。据报道，我国申请商标并已获得初审公告的个案已超过123万件。其中，金融服务类仅占500件，这说明我国金融企业的品牌保护意识不强。

1.2、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相分离

金融企业企业文化说到底也就是金融实践的文化，它产生于经营管理实践，又指导经营管理实践。但是事实上，有些企业却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某个专门部门的职责，这种想法割裂了企业文化与经营管理的联系，使企业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工作变成两条平行线，没有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没有在深层次上挖掘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文化建设与实践相脱节，不仅影响了企业文化建设，也使经营管理工作失去了正确的导向。

1.3、企业文化内容陈旧，产品定位同质化

创新是制度管理的必然要求，如果企业形成了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精神，发展战略及管理理念，就能产生强大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企业经济实力持续发展。打造金融品牌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产品同质化，可事实上国内金融企业市场定位大同小异。不论金融企业如何定位，最后似乎都只停留在一句口号上，在服务人群、业务提供上并没有本质差别，而在品牌认知上，中国对外资企业的认知度正逐渐上升。

1.4、企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金融企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个人品质修养参差不齐，金融企业的员工没能达到“干一行，爱一行”的理想效果，企业人员无法融入企业中，团队就变成一团散沙，企业各部门之间就得不到协调发展，再恶化下去就形成企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再加上部分金融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错误认识，使企业对员工的教育形式单一且枯燥乏味，不仅没能让员工认同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反而还产生了排斥心理，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亦不容忽视。

2、完善企业文化，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

2.1、建立企业文化理论体系，完善金融企业制度，强调金融企业品牌意识

整合各种金融企业企业文化理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积极培育企业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建立符合自身企业的企业文化，积极建设金融品牌，重视人才培养，创造客户价值。以上乘质量支撑品牌建设的同时也要培养文化创造力，对金融产品文化进行细化、丰富、美学设计、个性化和民族时尚化的同时要注重文化的创新，构建金融企业文化理论体系，树立金融企业品牌意识。

2.2、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与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和营销理念相结合

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和经营目标等具体情况确定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理论，这种理论要体现企业的经营思想，并得到员工和社会的共同认可，形成企业核心价值观，并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始终，可以让人从中获得一种健康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发起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科学的金融企业价值观的指导下，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为手段，客户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以及建立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为主的考核体系，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改进金融企业管理和服务，进而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2.3、增强企业文化创新力度，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

增强企业文化创新力度不仅需要创新人才机制，形成能够吸引、留住并发挥人才潜能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又要创新竞争机制，在金融产品开发、客户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还要创新教育机制，加强理想信念和法律法规教育，提倡和谐发展，更要创新经营机制，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缩小与其他金融企业的差距，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2.4、建设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企业文化认同感

金融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因此金融企业要在企业价值观的指导下制订招聘要求，在招聘过程中选择对本企业文化认同度较高且具有职业道德的人员，对被聘者进行严格的培训和企业文化的传播，同时也应改革用人机制，反对用人唯亲，支持用人唯贤，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品味，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金融服务。

企业文化在我国的发展虽然仍存在重视不够、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进行有意识地改革，金融企业将在优秀金融企业文化的指引下，必将走向差异化竞争力的道路，最终求得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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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少峰.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4]陈青.浅谈企业文化建设[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2.01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7）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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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 金融发展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引 言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大崩溃（Trade Collapse）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2009 年全球GDP 下降约为1.98%的同时，贸易下挫幅度却高达23%，全球贸易依存度随之大幅下降约33%，表明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事实证明，金融发展不仅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2]对一国对外贸易的流量和模式也具有重要影响。[3][4]金融部门的效率高低是决定国际分工模式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上更具有比较优势。随着以Melitz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更多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问题。[5]Chaney将流动性约束纳入到模型中，发现融资约束是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企业的出口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6]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有着紧密联系，[7][8][9]然而对两者相关性方向上却存在着较大争议，即到底是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更容易出口，还是出口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10][11]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反映融资约束的外生变量，其结果本身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外生的区域金融发展变量，探讨地区层面的金融发展因素与企业自身特征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可以有效回避融资约束内生性问题的争议，另一方面也能从微观企业角度透视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的冲击。考虑到我国目前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抑制，还存在基于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信贷歧视，并且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一研究无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外贸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出口增长分为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 growth）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 growth），探讨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集约边际实现的。[12]出口的扩展边际表现为新企业的进入、出口种类的增加新的出口市场的开拓；出口的集约边际表现为已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的扩张。从企业生产成本的角度，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通常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催促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形成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可变成本则更多地决定了企业生产商品的价格，可变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是集约边际的增长。Egger研究了2001―2005年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存在负向影响效应。[13]陈琳和何欢浪利用世界银行企业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均有显著影响，且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比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对外源约束的敏感度更高。[14]雷日辉、张亚斌借助各省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所处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越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越强。[15]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区域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究竟体现在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金融深化在不同规模、生产率、所有制等异质性企业层面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计量方法的设计，主要包括样本的来源与处理、计量模型的设定与构造以及变量的选择与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理论模型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本国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提供可自由贸易的同质产品，价格为1，ω为本国劳力工资；另一生产部门提供差异化产品Χ，每个产品的生产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企业生产率为φ，差异化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为σσ>1。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量为qφ，对同质产品的需求量为q0。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q01-γ∫Χqφσ-1σdφσσ-1

垄断竞争下DixitStiglitz需求函数qφ：

qφ=Αpφ-σ （Α为垄竞争行业的市场容量）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差异化产品出口，企业必须支付预付固定成本（upfront fixed cost）Cf以及可变冰山成本τ（τ>1）。可变冰山成本表示在国外市场卖出单位产品需要国内输出τ单位对应产品。

参照Manova的研究，假设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可外部融资获得，融资比例为d（0

此时，企业出口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p，q，Fφπφ=pφqφ-q（φ）τωφ（1-d）-ωCf（1-d）-λF（φ）-（1-λ）μωΩ

s.t.p（φ）qφ-q（φ）τωφ（1-d）-ωCf（1-d）F（φ）（1）

-dωCf+λFφ+（1-λ）μωΩ0（2）

下面讨论三种情况：

（1） 金融市场完备，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即为：

maxp，qπφ=pφqφ-q（φ）τωφ-ωCf

此时企业出口的最优价格p*φ为：p*φ=σσ-1ωτφ；出口收益为： r*φ=A（σσ-1τωφ）1-σ；利润函数为：πEφ=r*φσ-ωCf。

令πEφ=0，则得到一个出口临界生产率φ*（πEφ*=0），当企业φ>φ*，则会选择出口。该种情况的讨论和结论与Melitz相同，生产率高低是企业扩展边际增长的决定因素，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支付预付固定成本，因此越有可能出口。[5]

（2）外部金融市场不完备，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将约束（2）代入约束（1），外部融资预付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则此时企业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p，qπφ=pφqφ-q（φ）τωφ-ωCf-1λ-1 dq（φ）τωφ+dωCf-μωΩ

此时，企业出口需要满足的生产率条件是：

πEφ-（1λ-1）dq（φ）τωφ+dωCf-μωΩ0

该式显示，当dq（φ）τωφ+dωCf-μωΩ>0即企业遭遇融资约束困境时，企业需要支付额外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1λ-1）dq（φ）τωφ+dωCf-μωΩ，所以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φ*'>φ*。这表明融资约束的企业需要满足更高的生产率要求方能发生出口行为。生产率、融资约束（与Ω方向呈反向关系）共同作用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越少，企业出口的概率越高。

与此同时，此时企业出口的最优价格为：p*'φ=σσ-1ωτφ（1-d+dλ）>p*（φ）， 出口额为： r*'（φ）=Aσσ-1ωτφ（1-d+dλ）1-σ

（3）加入金融发展，企业出口情况：

金融发展意味着融资约束的缓解。[3][16]根据Harrison，金融发展可表现为上述模型两种形式的变换：一是μ的增加，由原来的μ0转变为μ1=μ0+Δμ0；二是Ω累积分布均值的增加：由原来的G0（Ω0）转变为G1（Ω1）=G0（Ω0+ΔΩ0）。[17]

金融发展将推动融资约束（dq（φ）τωφ+dωCf-μωΩ>0），生产率介于φ*和φ*'的企业因为融资约束的缓解而实现出口扩展边际增长，推动融资约束（dq（φ）τωφ+dωCf-μωΩ>0）、生产率高于φ*'的已经出口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因此，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金融发展将更加凸显生产率对出口的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容易实现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金融发展与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其次，不管金融发展程度如何高，金融发展带来的μ或G（Ω）均值的提高都只会惠及那些Ω接近dq（φ）τφ+dCf/μ的企业获得更多融资。因此，金融发展将扩大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阻碍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越有可能出口，出口得越多，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应该显著为负。

再次，企业规模、年龄、劳动者工资、所有制性质这些企业特征也是银行发放贷款考察的重要指标。企业规模越大、存续时间越长、劳动者工资水平越高以及国有企业，越有可能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标准，金融发展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越有可能惠及这些企业，使其dq（φ）τωφ+dωCf-μωΩ

计量方法的设计

（一） 模型的设定

在出口的扩展边际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反映企业是否选择出口，模型为二元选择模型，采用probit方法估计。probit模型是假设事件发生概率服从累积正态分布函数的二分类因变量模型，其假设每一个体都面临两者择一的选择且其选择依赖于可分辨的特征，旨在寻找描述个体的一组特征与该个体所做某一特定选择的概率之间的关系。在模型设定上根据Roberts和Tybout构建的动态模型，[18]同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同步性问题 ，采用影响企业出口的滞后一期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 （Bernard and Jensen ， 2004）。[19]基本思路如下：当一个企业现有和预期收入大于现阶段的成本加上出口的沉没成本，企业选择出口（Xijkt=1）：

Χijkt=1，假如π-ijkt>Cijkt+F（1-Χijkt）

0，否则

其中，π-ijkt是产业j中的企业i在年份t的即期和预期收益，k是该企业所在的省份， Cijkt是当期成本，F是出口的预付固定成本，基本模型如下：

p（Χijkt=1）=αi+αjt+αkt+ηFDktΖijt-1+δΖijkt-1+εijkt

p（Χijkt=1）表示企业出口参与的概率，αi代表企业固定效应，αjt代表产业固定效应，αkt代表区域固定效应，FDkt反映金融发展水平，Ζijkt-1是反映企业特征的向量集，比如反映企业异质性的生产率、融资约束、规模、年龄、工资水平等变量。

在出口的集约边际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参照Gugamelli（2008）的处理方法，[20]用企业的出货值占销售收入（EX）表示，采用OLS估计，计量方程如下：

EXijkt=αi+αjt+αkt+ηFDktΖijkt-1+δΖijkt-1+εijkt

（二） 变量的选择

（1） 解释变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我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金融机构到现在门类较为齐全的金融机构，都是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股票市场对投资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非常微弱，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规模较小。因此，要度量我国区域层面的金融发展程度，应该重点考察银行体系方面的指标。现有文献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度量，大多沿用金融相关率指标，即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的价值之比。在衡量国家层面金融发展水平时采用广义货币存量M2与GDP之比，而地区层面由于缺乏金融资产方面的数据，一般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比例来表示，本文同样采用该指标作为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15]

（2） 控制变量：企业的特征向量（Z）。在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相关实证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具体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包括：① 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克服贸易中的成本约束问题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从而更可能参与国际市场。对于企业规模的度量指标，有销售收入、总资产和雇员人数三种规模指标，本文根据Buckley和Clegg，采用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的度量变量。[21]② 工资水平（WAGE）。工资水平是反映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尤其重要。本文采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除以雇员人数。③ 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出口“学习曲线”的实现，管理、生产技术和营销手段的成熟以及企业声誉的建立，出口能力也会有所差异，本文计算从企业成立到当年年份的时间段。④ 企业的融资约束（FR）。融资约束使用1-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度量。[22]⑤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在Melitz的模型中，生产率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决定因素。[5]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克服出口市场的障碍，并在国外获取额外的利润，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甚至有可能因为贸易开放导致的竞争压力而被淘汰。本文基于LP法，选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企业的产出值，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研究的样本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2007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最全面的企业数据库，其中既包含企业的基本情况也包括翔实的财务数据信息，涵盖本文研究需要的各种数据。鉴于该数据库所存在的偏差与错漏问题，本文借鉴聂辉华（2012）方法，对数据进行了筛选。[23]

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以1999年为基期，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价格指数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平减。宏观方面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统计数据汇编》等。其中，相关价格指数、地区GDP、人口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地区金融机构存款额、地区金融机构贷款额来自《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统计数据汇编》；金融业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市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初步的估计结果

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显著正向影响，对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而后在heckman修正模型检验中证明生产率对企业集约边际影响亦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Melitz模型的判断结果一致，贸易能够促使高生产率企业发生出口，而低生产率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或者被市场淘汰。[5]李春顶等人认为的“生产率悖论”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与本文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情形有关。[24]第二，企业规模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具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越大，出口沿扩展边际增长的可能性会提高。事实上，大企业相比较中小企业而言，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投资，而且，大企业在中国在银行融资、政府关系等各方面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而，企业资产规模扩大，出口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而企业规模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却为负向影响，这似乎有悖客观事实，而后拆分样本的实证结果亦是如此。这可能源于中小企业是我国对外出口的中坚力量的事实。第三，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与韩剑运用2003―2007期间样本得出的结论相同：中国出口企业存在“融资约束悖论”。[11]与Manova理论和实证证明的融资约束阻碍企业出口的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结论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竞争不完全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现实情况使我国企业不得以转向“出口”来缓解企业内外部的融资约束，为企业发展寻求出路。[7]这样的现实情况并非只存在于中国。Greenaway运用英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实证证明企业健康的内外部融资情况不是推动企业出口的原因，而是企业出口的结果，即出口的自选择行为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10]第四，工资水平对企业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即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越高，其出口的可能性越大。一般情况，较高的工资反映了企业的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素质越高的企业生产率越高，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五，企业年龄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却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相关。企业的存续时间越长，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得益于学习曲线的实现。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管理、生产技术和营销手段的成熟以及企业声誉的建立，使得资深的企业相比于年轻的企业更有能力进军开拓国际市场。但企业年龄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相关，这可能意味着年轻的企业相比于老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更加追求市场份额的增长。第六，外资的所有制性质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增长均有显著正向关系。外资企业可能从其海外关系企业获得融资，且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相比于内资企业具有信息、经验等多方面的优势。[25]因此，外资企业更可能出口，且出口份额增长更快。国有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影响均显著为负。事实上，国有企业因长期享有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不愿走出去承担国际市场的风险。因此“国有”的标签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上提供很多“便利”。据统计，2001―2008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约为50%以上。

在对金融发展与企业特征的连乘变量考察中，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叉项的相关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地区金融发展通过生产率途径作用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的效应并不明显。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悖。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交互项的相关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多推动地推动了大规模企业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长。事实上，企业规模越大，资产越多，抵押物（collateral）也越多，从而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能使其优先受益，原来不出口的变得有能力出口了，原来出口少的变得出口多了。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交互项的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同。该结果表示金融发达地区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金融发展带来的μ或GΩ均值的提高都只会惠及那些Ω接近Cf/μ的企业获得融资。因此，金融发展将扩大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阻碍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越有可能出口。金融发展与工资水平的连乘项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集约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高工资企业比较倾向出口，但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更容易实现出口份额的快速增长。这为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现实情况提供了经验证明。金融发展与企业年龄的交互项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集约边际模型中显著为正。该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容易推动年轻企业走出国门。但是对于已经出口的企业，金融发展对资深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的正向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存续时间长的企业，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商业经验更加丰富，客户资源更稳定，更有可能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条件，从而金融发展带来的流动性增加能优先惠及该类企业，从而为其提供出口集约边际增长所需的可变成本。

由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得出，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均有显著的影响。它可通过企业的规模、融资约束、工资、企业年龄等多因素作用于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具体作用效果表现为：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工资水平高、存续时间短的企业出口沿扩展边际增长；利于拉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工资水平低、存续时间长的企业出口沿集约边际增长。这一结论，对于我国外贸转型，防止贸易贫困化增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出口沿扩展边际的增长，即更多企业、更多样化的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维持出口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也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质量，防止贫困化增长，提高整体国家福利。因此，推进金融深化改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意义重大。

（二） 按金融制度分地区的回归结果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辅之以开放的市场化的金融制度，才能使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平公正地惠及市场的各个主体。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市场的深化对贸易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欲直接比较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发展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差异化影响。按照如下处理方法将全样本拆分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两个子样本：将樊纲指数中“各省份金融业市场化指数”2000―2007年的数据算术平均，从小到大依次排列，排名位于前16位判定为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剩下的15个地区判定为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有：安徽、陕西、宁夏、天津、河南、福建、河北、辽宁、山东、重庆、江苏、海南、广东、上海、浙江；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有：黑龙江、青海、新疆、内蒙古、吉林、甘肃、贵州、广西、江西、湖北、云南、湖南、四川、北京、山西、。。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2，比较分析如下：

第一，在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不显著。而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地推动低生产率企业成为出口者。第二，无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还是低，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一个地区金融制度如何，金融发展均首先推动规模大的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第三，在金融制度好和差的地区，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推动作用不因金融市场开放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无论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还是相对封闭的地区，金融发展均首先使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受益。第四，无论在金融制度好还是差的省份，金融发展与工资水平的交互向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制度能更快地推动劳动报酬低的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这一机制与金融制度优劣关系不大。第五，在金融制度好和差的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年龄的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中均显著为负，在集约边际中均显著为正，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第六，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金融发展的连乘项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更容易带来非国有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即地区金融越发达，非国有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而更有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扬帆起航。而国有企业虽然也会得益于银行贷款的荫蔽，但因其满足于国内丰厚的利润，并不愿走出去承担国际市场的风险。而这一机制与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制度优劣无关。第七，无论金融开放度高的地区还是低的地区，外资企业所有制性质变量与金融发展的连乘项的相关系数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所有制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力越大，金融发达的地区，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这一结果与外资企业可能更少得到国内资本市场的支持的想法相悖。发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外资企业更多地分布在我国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产业，这一产业得到国家的信贷支持比较多；外资企业被认为有较低的经营风险和较高的增长可能性，所以也使得其更容易地获得贷款，从而推动其出口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途径差异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最先的受益者都是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唯一有区别的是，在金融制度较好、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从而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三） 稳健性检验

在集约边际模型中，使用OLS估计直接将非出口的企业剔除，只对出口企业进行回归。事实上，企业是否出口并非随机的，而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直接忽略非出口企业可能造成样本选择误差，得到有偏估计。因此，本文欲采用heckman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修正，考察OLS估计结果的质量。Heckman两步法将企业出口贸易模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probit出口选择模型估计，即首先考察企业是否选择出口；第二阶段为修正的集约边际模型，加入第一阶段估计中得到的逆米尔斯比（inverse Mill’s ration），克服样本的选择性误差，重新估计集约边际模型。估计结果对比如下：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Heckman和OLS的估计结果比较显示：第一，生产率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由原来的不显著变为显著为正。第二，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交互项系数由OLS中的不显著变为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修正了OLS估计结果的偏差，与理论预期相符。事实上，企业遭受的融资约束越少，拥有的固定资产越多，抵押物也越多，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能使其优先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等融资，用于支付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可变成本，从而推动其较快的扩大市场份额。除了上述两点差异外，heckman估计相关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OLS估计的结果一致，说明前述OLS估计结果是大体稳健可信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数据，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问题。通过引入外生的地区金融发展变量与企业自身特征变量的交互项，透视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的冲击。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全样本497 499家企业进行了初步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均有显著的影响，金融发展能最先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困境，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然后本文对不同所有制和金融制度的子样本企业出口情况进行分别考察，发现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途径存在所有制的差异，但不存在制度的差异。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并不显著，无论是生产率、规模还是融资约束、企业年龄、工资等途径都难以实现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通过以上几个因素传导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不管是在金融制度较好还是较差的地区，金融发展最先的受益者都是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唯一有区别的是，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最后本文运用了其他计量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原来的回归结果是大体稳健可信的。

这一研究结论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基于所有制和规模等因素的严重信贷歧视现象，即将更多的流动性给予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国有企业，而亟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则难以实现出口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发展。因此，深化发展中小企业金融和小微企业信贷，推动金融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创新，对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推进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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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截止到2009年10月底，我国中小企业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59%，上缴税收占50.2%。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和实现就业的重要基础，并继续以其灵活的运行机制和市场应变能力金融论文，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突出的是融资问题。融资困难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资金缺乏，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创业和持续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了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信用缺失、企业整体信誉不佳；二是融资方式比较单一，缺乏直接的市场融资渠道，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总量中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占到了50%以上；三是借贷期限较短且数目普遍不大，主要是用来解决临时性的流动资金，很少用于项目的开发和扩大再生产等方面；另外现在整个社会包括许多商业银行信贷观念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中小企业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足够的重视，普遍认为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风险高、成本高、工作量大且收效不大。

目前金融论文，我国尽管有了一些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的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但并没有从根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现阶段来看，我国中小企业要获得自身发展所急需的资金，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中小企业自身层面

1.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关键还在于中小企业本身

首先，中小企业要想方设法扩大人力资本以克服中小企业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不足。人力资本的丰富，一方面，可以提高其他资产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能够保持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又对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加融资的知识﹑信息以及提高企业成长的期望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其次，中小企业要想取得银行的支持，一方面固然必须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金融论文，加强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还款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牢固树立借债必还的思想，增强自身的信用观念，建立完整的信用体系。诚信乃立业之本，信则立，不信则废。实践证明，凡是信用好的中小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过程中同样能够享受国有和集体企业一样的待遇。为此，每一个中小企业要像经营自己的产品一样维护和提高自身信誉。在生产经营和向银行贷款过程中要做到“讲规则，讲信誉，讲效益”，切实杜绝各种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和恶意欠息的行为。

2.努力拓展融资渠道，开辟融资新方式

中小企业在充分利用传统渠道﹑方式的同时，要努力拓展融资视野，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在融资渠道方面金融论文，企业既要依靠银行资金，而且还要利用好非银行资金，甚至大胆采用采取成本相对较高的私募基金和个人闲散资金。在融资方式方面，企业也要大胆开辟新途径，比如可以采用典当和商品融资新方式。其中所谓典当就是将企业暂时不用的物品到有资金的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团体和个人进行质押，到期赎回的方式；所谓商品贸易融资就是给基础商品的贸易提供金融服务，通过这种服务向商品生产企业或者消费者融通资金的新型融资方式。

（二）金融机制层面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金融抑制

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要进一步将已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另外还要加快金融创新。第一，激励商业银行向优质中小企业发放信贷款。在考察和发放贷款时，不分企业性质和规模，只要企业有充足的偿债能力就大胆支持，确保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中“两个轮子一起转”；第二，适当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如不能则应从利率补贴入手金融论文，政府有责任为此垫付改革成本，给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以支持；第三，扩大基层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权限，固定资产的贷款权限因为风险较大可以适当的向上级集中，而流动资金贷款风险相对较小，要下降；第四，完善和健全商业银行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贷款营销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基层银行贷款的积极性；第五，加快发展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同时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小企业领域进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探索；第六，大胆尝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形式，及早建立创业板市场体系。建议政府适当开办中小企业股票小盘交易，允许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发行地方企业股票，并允许在地方小盘上市交易。

2.尽快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信用担保制度及机构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主要现实障碍在于中小企业在贷款担保方面缺乏制度性保障金融论文，而信用担保制度是提高中小企业融资信誉度的有效方式，也是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贷款担保机构可以采取多层次﹑多途径来建立。一方面可以由政府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的永久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实行市场化公开运作，接受政府监督，不以盈利为目的，对共同体提供再保险业务和资金支持，分散担保共同体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由中小企业联合组建互助型的担保共同体，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这可以是中小企业根据自愿原则，自发组建担保机构，以自我出资﹑自我服务﹑独立法人﹑自担风险为特征，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中小企业按规定缴纳一定的会费，就可以获得数倍于入会费的贷款担保额度。除上述两方面外，也可以由政府﹑社会中介机构﹑企业和银行四方共同参与设立非盈利性担保基金，专门用于为中小企业向银行借款时提供担保。

（三）政府层面

1.加强政府的制度支持力度

要加强中小企业经营和融资的法律法规建设金融论文，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首先，国家要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下大力气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新市场，从客观上逐步理顺相关机制，适当降低新市场中小企业发行上市的门槛，简化程序，便捷服务，提高效率，并尽可能减少筹资成本，这是提高政府有关法律法规“法力”力度的基础；其次，政府要重塑社会信用体系，强化《合同法》、《破产法》等法规的执法力度金融论文，硬化企业还贷机制，严格保护并落实中小企业转制过程中的金融服务，坚决抵制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消除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用障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再次，政府在税收方面要给中小企业（尤其是在创业期）以适当支持，还要加大新《会计法》实施的检查力度，使企业会计信息的失真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保障贷款人的利益，实现社会信用的良好循环。

2.扩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应大力发展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以援助中小企业。这些专门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并且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优惠于其他金融机构。除此之外，还应该鼓励建立更多的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地方商业银行，当然前提是资本安全。其次，政府应适时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项基金贷款。目前金融论文，除开大型企业，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就大多局限于少数“特”、“优”企业，但是非“特”、非“优”企业却毕竟占现实多数，他们才是真正缺乏资金，需大力进行金融扶持的对象。所以，政府必须对中小企业实行“非歧视性贷款政策”。根据国外的经验，除了银行贷款外，国家有必要单列资金拨出一定经费，作为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这笔钱并不是说放出去不要回来的了，要是得要回来的，只是由国家来承担出资风险而已。此外，政府还应鼓励设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多渠道﹑多形式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范围。

总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金融论文，这个工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中小企业自身，金融机制，政府。核心部分在于中小企业自身能力提升，基础部分则在于金融机制的改进配合相适应和政府积极且恰当的引导和支持，而信用问题始终贯穿于这三个方面，是它们的交集。解决这一课题，不仅仅是资金量上的支持，更要提高企业自身融资能力和信誉度；注重金融体制创新，消除金融抑制；改善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加强制度供给和金融扶持，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都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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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篇（10）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高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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