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论文篇（1）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2）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成都市境内河网稠密，西南部为岷江水系，东北部为沱江水系，全市有大小河流40余条，水域面积700多平方公里。近年来，成都市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用水效率，提升水资源承载力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2008年，成都市颁布了《成都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条例》提出了“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市”的目标，并重点针对城镇和农业的节约用水管理进行了规定。2014年10月31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出台，《办法》决定以每五年作为一个考核期，对各市区县采取评分考核的办法，且不合格地区将会面临暂停部分建设项目审批的严厉处罚。

（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供给能力分析

2001-2012年，成都市水资源总量（本文所提水资源总量均为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由72.71增长至82.01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则由712.92降低至698.94m3，说明虽然水资源总量有一定程度地增加，但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幅度要大于水资源总量的增加幅度，仍然表现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降的总趋势。

（二）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需求水平分析

1.总量指标分析。2001-2012年，随着成都市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成都市的用水总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001-2012年，成都市的城镇化率由34.79%提高至61.08%，提高了26个百分点，相应的，用水总量也由430600万m3上升至644322万m3，上升幅度接近50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用水总量则会增加大约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2001-2012年，成都市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分别由270822、105617、54161万m3增长至301400、124409、77289万m3，增长幅度分别为11.29%、17.79%和42.7%，不难发现，虽然生活用水在成都市用水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增长幅度却是最大的。的数据中2001-2007年的用水总量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用水，2008-2012年的用水总量则计入了生态环境用水，为了分析的前后一致性，2008年以后也没有单独列出生态环境用水的数据，但是在总用水量中有体现。

2.单项指标分析。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用水量由422.2增加至549立方米，增加了30.03%；万元GDP用水量由288.8下降至79.16立方米，下降了72.59%；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数量由194.8下降至39.5立方米，下降了79.72%；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由497下降至470立方米，下降了5.43%。

（三）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提高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1.水资源紧缺现象显著。2001-2012年，成都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最高值为2008年的899.85m3，最低为2006年的553.38m3。根据国际公认的缺水标准，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500-1000m3区间时，为重度缺水，不难发现，2001-2012成都市一直都处于重度缺水的范围，而对应的人均用水量却在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422.2m3上升至549m3，可预见的是，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新增的城镇人口在摊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升总用水量，使水资源紧缺现象进一步凸显。

2.水污染问题突出。2012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量73120.62万吨，较2011年增加5971.44万吨，增长率为8.89%。目前，成都市境内的岷江、沱江、南河、西河等主要河流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除了地表水外，某些区域的地下水也已受到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

3.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提升空间。2012年，成都全国万元GDP用水量为79.16m3，比上年下降9.8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9.5m3，下降17.45%，虽然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成都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2012年，天津万元GDP用水量已降至20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也降至9m3。可见，成都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

三、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水资源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制约愈发显著，为了提高成都市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追求享受、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对水资源无节制的使用便是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缓解水资源对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约束，需要积极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在全社会中树立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增强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具体来讲：第一，采取多种形式的节水宣传教育，包括在特定区域悬挂和播放节水标语、展板、横幅、LED短片等，全方位地宣传成都市水资源情况和节水带来的好处；第二，政府有关部门向居民免费发放节水宣传材料、指南和小贴士等物品，使居民了解日常节约用水的各种途径，增强居民在节水方面的常识，为节水工作的顺利展开打下基础；第三，在各种评奖评优中，突出对节水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和宣传，真正在社会上形成爱惜水、节约水和保护水的风气；第四，节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辖区内的中小学、普通高等院校等开展节水教育实践活动。在以上环节中，尤其要发挥宣传部门及各类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使节水意识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加强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

各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节水工作的领导，以《成都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全面推进节水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需将节水工作纳入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去，推动建立由市水务局、发改委、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对全市范围内的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利用行政手段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提供支撑；第二，明确领导小组的评估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应紧紧围绕“三条红线”的控制目标，针对用水总量、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方面来设计考核指标。在考核目标的制定中，要注意目标的设定需要立足于成都市的现实状况，一方面，目标不应设定过高，脱离本地区的实际，另一方面，目标也不能设定过低，以防止无法形成足够的激励，另外，考核指标的设计还应注意需要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第三，各级政府需要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情况作为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第四，明确考核结果的奖励惩罚措施，从评优评先、项目审批等方面对考核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完善节水管理工作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大力提高用水效率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生态环境用水外，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是水资源需求端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大力提高用水效率，也应将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第一，农业用水方面，作为水资源需求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占据着成都市用水量40%以上的份额，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需要实现农业技术、基础设施、作物结构等三方面用水效率的提高，首先，在技术环节应积极推广高效输配水、生物节水、膜上滴灌等输配水技术，其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防渗、喷灌、微灌工程，从用水末端减少水资源的损耗，再次，立足区域实际，大力发展低耗水作物的种植，优化农产品结构来降低农业用水量；第二，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我国近年的节水实践经验表明，工业用水领域的高效循环利用是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成都市需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工业用水的节水潜力，譬如，通过加快节水型企业的建设，借助技术创新、节水改造等措施，淘汰高耗水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水平；第三，生活用水方面，主要有赖于公民节水意识的提高［4］。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3）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4）

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尊严和文明的象征，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的语言工作者应充分意识到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地位，提高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城镇化建设中，我们的语言文字环境还处在比较复杂的阶段，语言文字应用监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从教育部语言文字发展来讲，应该从现在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进一步强调或者深入分析语言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今后城镇化建设中。加大力度宣传语言文字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让人们知道语言文字是我们生存、生活、交流必需的一个基本条件，它有着更深的文化底蕴，是国家民族的象征。

一、语言文字应用监测的含义及城镇化进程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一）语言文字应用监测的含义

本课题中“语言文字”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就是指在语言文字的应用中的对于表达的一种监测方式.这种方式包含了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使用的规范以及语言文字用法的基本规律和常识。一定程度上是对语言文字包括的语法、词汇、修辞、结构、句式等有了一个规范的方式。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个深度理解和推介，规避了因为一点语言文字上的误用而因小失大的麻烦。这其中包含着语言文化的认同感，语言认同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常会被分为主动认同或者是被动认同，但是在语言文字应用监测中，是要去主动认同的，只有主动去认同。才会使正确或者错误的观点获得相应的反应和收获。

（二）城镇化进程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从有关资料来看，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建设非常快速的时期，从2012年起，城镇化率就达到了52.57%，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大体齐平。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未来还将继续的工程建设，所以，对语言文字的影响也相当大，我国大力推广全民普通话，普通话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在生活和工作中普通话也能更好地发挥其沟通交流的作用。当然也有很多人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来选择说普通话还是方言。在自己所归属的地方，或者自己长期生活的环境中是选择方言居多的。但是从城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普通话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它更多地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语言认同显得极其重要，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现代化的语言建设。没有和谐的语言环境是不可能有现代化城市的。对于普通话的认同，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认同。也是产生对国家整体的认知和国家归属感的过程。

二、城镇化进程中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

（一）准确认识城镇化进程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现状

我国早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表明，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与规整。我国整体的语言生态环境还算是比较和谐的，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对于地方语言文字应用的监测工作也算是到位的。但是政策的落实好坏并不能完全说明事实的真相，对于语言的认同感。地方城镇化建设做得还不错。但是对于语言文字监测并不是理想状态。拿湖南方言和推广普通话来说，尽管国家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论述，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一部分湖南人认为只允许普通话的存在。认为法律规定的推广普通话。所以公民就必须有义务维护法律讲普通话。但是这一观点是偏激的，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每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和方言习俗，而方言在文化传承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所以这种只允许普通话存在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另一部分湖南人一提到普通话就会认为是消灭方言，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对于湖南方言是很大程度上的威胁。可能会导致方言的消失。这也是一种很荒谬的观点。湖南语言文字的应用监测就表明了，在城镇化建设中，不管是湖南方言的保护还是普通话的推广。都不会妨碍两者的发展，相反还会相得益彰，共同进步。要想消除湖南人民以上分歧。正确处理好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的关系。还有待于建立一支规范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并进一步发挥其宣传作用，加大其监管监测力度。

（二）建立湖南Z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意义

在接触普通话的过程中。湖南方言也在发生着变化。怎样的变化以及变化原因都是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在新老派湖南方言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规律。以此克服学习普通话的难发音，难使用，让普通话走进乡村，走进人们的生活。从而达到湖南城镇化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这也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需规划和研究的问题。湖南正在实现“四化两型”的关键战略时期。如果没有和谐的语言环境。就不会有和谐社会的发展，所以对于语言文字应用的监测问题，关系到湖南整个的城镇化建设，语言文字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才会实现共同繁荣。

其实城市化进程中。真正对语言文字伤害比较大的就是对于语言文字没有很好的监测和管理，造成类似“假太空”的语言以及很多暴力、低俗的语言方式，所以，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语言环境一直是我们的前辈所提倡的.我们党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改进学风和文风。赋予语言生命力，强调语言文字对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湖南方言整体朝着普通话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这并不妨碍保护当地语言文化。湖南很多地方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能和大城市相比，人口流动速度较慢，当地语言的交际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环境。普通话的普及趋势较为缓慢。因此可以推断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农村地方方言依然是主要的交际工具，不会退出历史的交际舞台。

必须说明的是。在农村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取消湖南方言，方言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需要记录和保护，我们的目的是要求村民除方言之外还会说普通话，能够用普通话促进和推动经济、文化的进步，从而利于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积极贯彻双言制，让普通话和方言能在不同层面实现它的功能。普通话能带来比湖南本地方言更大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普通话是辅的语言，面对自己一直熟悉的生长环境，或者亲戚邻里之间，都是可以用方言进行交流的，一方面也保存了方言文化的韵味。普通话是对外地人。或者工作学习的一种要求。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你说话.我说话，会说普通话。”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期的语言生活实际的。也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

语言监测是掌握语言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对人们生活的语言文字环境、有关行业领域的语言文字工作、政府职能部门的语言文字管理等方面进行监测。有明确监测的对象和监测的领域。我国城镇化道路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这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湖南语言文字是湖南人民生存交流的基本方式，湖南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记录着湖南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建立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组成以及该队伍正确规范的监测方式

城镇化进程中。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应该由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为引领，以湖南省语委语言文字测试中心为核心，以各市州、高校语委为基础，由广大测试员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为骨干，成立一支领导监管到位，成员专业素质扎实、工作能力出众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

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成立后应该更加完善和注重系统的监测方式：

首先，使用传统的方言学办法，对湖南进行传统的田野调查法，通过《方言调查字表》《汉语方言词汇条目调查表》结合，对湖南新老派地方方言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方言调查和总结。能够得到新老派语言文字的不同之处。并且进行综合传承。其次，对湖南语言文字进行抽取样本与定量统计法。在研究城镇化过程中普通话对当地方言影响时，选择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的工作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群。通过录音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对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语言记录和分析。对所调查到的语料按定量统计法分析，然后进行整理、录入，最后对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进行统计。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5）

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为新时代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吴江自1992年撤县建市以来，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进程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或者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人文环境的同步发展。文化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加强文化建设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江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根据目前的文化现状，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文化措施，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

一、培育文化意识，切实加强政府督导

（一）加大文化宣传力度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文化宣传。比如利用公交车、公交站牌、广场、公园等地点，进行吴江城市精神、文明城市标语等宣传，以增强广大新市民的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利用LED电子屏、流动车等进行文化动态、文化知识的传播，使广大市民在潜移默化中认知、了解，从而提升市民文化建设。

（二）举办各类讲座

开辟《吴江文化讲堂》，充分利用本地资源，邀请学校、本地知名人士、民间文化传承人等进行讲课，授课内容包括名家经典讲座、文化艺术栏目、群众文化普及等等。随着《吴江文化讲堂》品牌服务的深入打造，讲座走出了吴江文化馆有限的服务场地，相继走进了各乡镇和城区的小学、社区，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三）提供培训就业

利用总工会职校、职业培训中心等教学资源，对新吳江人、新市民进行免费集中培训学习。使他们学得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同时也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

二、丰富文化形式，全面搭建交流桥梁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弘扬地方特色文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文化逐渐淡出现实，为此，吴江不断加大非遗的普查、申报和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非遗保护方面，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保护措施并举。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名录体系建设、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保护制度进一步完善；宣传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同里剪纸在校园开设“传习班”，芦墟山歌在国内外屡获大奖；成立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为市民普及非遗知识，传递非遗信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吴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已日益深入人心，文化软实力极大增强，有效地提升了吴江的城市形象。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建立吴江区文化产业统计平台，每月公布各镇区实际投资额、主营业务收入等两个指标的完成情况。统计平台的建立全面提升了统计工作的效率，并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分析。在搭建文化产业统计平台的同时，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依托盛泽旺盛的丝绸产业，大力协同发展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建成形态、业态、功能独特的丝绸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此外，还依托丰富的古镇资源，深化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提高吴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整合提升、品牌运营能力，加强对文化旅游的创意、策划、组织、集散、运营和延伸开发等。

（三）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吴江是一个外企、民企众多的经济城市，新吴江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主要地点就是所供职的企业，因此，开展好企业文化尤为重要。在吴江的很多大中型企业，都有配套的文化设施，员工俱乐部、健身房等等，同时还举办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全国百强企业亨通集团，不仅组建了亨通文学社、书画社、摄影社和亨通足球队、篮球队，还不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各类征文、书画摄影及体育比赛，职工文艺晚会和爱心帮扶活动等。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尊重，提高了员工的归属感，从而构建起和谐的劳动关系。

三、开展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部门优势

（一）文化惠民，举办各类常态化活动

为了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服务的使命，让广大市民更加便捷地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享受到艺术带来的魅力，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常态化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变被动为主动，广泛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例如，已经举办十六届的区域文化联动，“民星闪耀”系列活动，吴江“百姓戏台天天乐”等惠民服务项目，不仅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也为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双服务”功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并且还带动了全区各镇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和文艺节目作品的创作，优化整合全区文化资源，繁荣了全区的文化活动，展示了江城人民良好的艺术才华和风采。

（二）整合资源，开展文化志愿者活动

成立文化志愿者队伍，通过整合多种文化资源，为艺术人才发挥专长提供阵地和载体。在有效弥补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不足的同时，拓宽公共服务渠道，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如文化志愿者“春风行动”----服务到基层，文化送春风项目，通过开展送戏下乡、戏曲惠民巡演、区域文化联动、各门类艺术免费培训班、戏曲示范学校、戏曲传习所等系列活动，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到全区每个行政村，把重点放在基层，把对象瞄准面广量大的新吴江人、外来工子弟、中老年人和中小学生等，把内容和形式定位在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使广大基层群众特别弱势群体，共享文化成果，共创文化产品，增强对社会、对吴江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觉，共建和谐美丽吴江。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6）

（二）社区矛盾日益凸显经过在3个县域城镇的调研发现，城镇社区矛盾日益凸显。1.社会管理松散无序。在县域小城镇的社区领域，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于楼盘建设速度，很多楼盘住宅小区的户籍、计生、治安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业主的子女就学、公共医疗等社会服务得不到相应保障。望城区某些小区的邮件投送、学区划分及就学资料统计，由于没有基层管理单位承接工作，只能依靠物业公司来开展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与市场不分”、社会管理缺乏依托的表现。迫在眉睫的是，望城区2014年乡镇、社区两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无法正常进行，业主可能无法实现公民政治权利。2.社区纠纷层出不穷。调查显示，大多新建的楼盘小区出现了物业公司侵占或擅自出租公用部位牟利、以业主欠缴物管费为由限购水电的问题。业主因房屋质量等问题拒缴欠缴物管费、堵门堵路非理性维权，类似的由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物管企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呈现出物管费用难收取、违章建筑难禁止、车辆乱停难控制、环境卫生难管理的局面。3.管理隐患滋长丛生。有的楼盘建筑质量低劣，电梯事故频发，消防设施虚无，安全隐患令人堪忧；有的楼盘小区入住率低，居住人员成份复杂，治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楼盘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超生游击队”、犯罪嫌疑人、组织、传销组织成员在楼盘内租住或从事非法活动，而望城区和湘潭县某些小区则出现了农民带着鸡鸭进小区的现象，这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隐患。

（三）社区管理问题丛生的原因分析1.行政管理严重缺位。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中，土地征收和旧房拆迁是一项难度较大、地方政府又极力推动的工作，基层政府依靠社区来承担行政工作和征拆任务，社区干部身兼数职，没有精力对楼盘小区特别是商业楼盘进行系统管理，街道与职能部门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难以延伸到部分楼盘住宅小区，楼盘住宅小区出现“难管理、无人管”的情况，行政管理严重缺位。此外，社区经费下拨及社区用房监督的责任缺失也比较明显。调查显示，三地社区经费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社区内部单位的支持，这样不稳定和非正式的资金来源，给社区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安定因素。社区工作不受重视、政府对社区行政化干预的倾向也十分突出，例如，“醴陵市的社区用房监督在规划局规划结束后就没有部门接管，建设情况如何，具体使用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与此同时，因为社区被要求参与全国卫生城市评比，政府每月一度的社区联合卫生评比给社区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工作负担与压力。2.社区业主自治能力不足。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县域小城镇中，因为楼盘建设过快，可能导致楼盘小区入住率过低，很难达到组建业主委员会的条件。调查显示，这样的楼盘占据了三地社区的大部分比例。在望城区，全城的小区入住率在50-60%左右，甚至有一些外籍人士在此购房，人户分离加剧了社区管理难度。此外，部分楼盘小区虽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但业主委员会成员缺少履职时间，缺乏维权法律常识，缺位沟通协调职责，业主委员会自我管理和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并不大，业主自治能力严重不足。这些情况的存在，很容易导致业主对业委会的不满，业主们反映“业委会无法胜任业主维权的职责”，业委会内部也普遍存在着委员工作动力不足，服务意识不强的情况，这更加加剧了业委会生存和参与治理的难度。3.市场组织侵权严重。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是社区管理中最重要的市场组织，但是调查显示，越是在较小的县域城镇，市场组织越容易发生“侵权”行为。部分物管企业定位不准，服务意识不强，倒置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制定霸王条款，侵犯业主合法权益；违法违规收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部分物管企业独立于社会管理，不积极配合街道、社区的楼盘管理工作。醴陵市及湘潭县甚至存在小部分物管企业因为管理效益较低，不履行服务合同，“逃出”社区、逃避责任的情况，这也促使一部分小区成立业主自治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将业主自治与小区管理两项职能合二为一，其治理效果还有待观察。部分房产开发商缺少社会责任感，重利轻责，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到楼盘交付使用后的物业管理工作、在房屋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忽视甚至逃避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物业管理用房等相关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一些房产企业在房屋交接完毕后，就注销公司单位，致使业主维权时难以找到责任方。因而，在不少小区出现“房屋漏水、开裂找不到房产企业只能诉诸物业公司”的现象。

二、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新建楼盘的无序化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按照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业主自治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新体制，充分发挥社区的办事服务功能，切实提高业主委员会的自治能力，严格规范物业企业行为，实行社区化管理模式，确保楼盘的各项管理和服务规范有序。

（一）推进“行政工作社区化”的管理改革提升社区管理的行政层级，推进“行政工作社区化”。国家组织的创新和政权的活力在社区，各级政府行政工作只有扎根社区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因而应提升社区管理的层级，在县级层面构建社区建设的协调机制，总体协调和推进社区管理工作；此外应该整合各类行政组织的职能和工作内容，推动“行政工作社区化”，将社区打造为行政工作的桥头堡，将公共服务和社区管理工作向社区扎根，直接面向社区居民，由社区自主承担治理工作，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二）建立“无缝对接”的社区管理制度体系首先要科学设置社区，实现社区制度的全覆盖。综合街道（乡镇）原村（社区）历史形成因素，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当前区域楼盘规模、人口数量，将城市中心按照每个社区住户3000户左右的标准，由市、县（区）民政局统筹，街道（乡镇）提出方案，报市、县（区）人民政府审批，科学设置社区。除了划分区域外，还要对原有小区的社区归属进行合理调整，在新旧小区的搭配组合问题上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其次，完善社区管理制度，推进部门之间的衔接。由城建部门牵头制定《楼盘质量监管办法》，实行“商品房质量保证金”制度，建立房屋质量保证体系；由民政部门牵头合理设置社区、明确社区职能职责，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公益、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制定《业主委员会管理办法》，指导社区和业主委员会编制《物业委托合同》，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企业签订《物业委托合同》，提升居民自治水平；房产监管部门负责制定《物业企业管理办法》，建立物业企业准入机制和行业管理体系，在源头上堵住社区管理出现的漏洞。

（三）建立社区管理“三位一体”新体制推动社区行政事务与自治事务的分开，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居委会为居民自治载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承担公共服务职责的新型管理模式。社区两委成员实行居民化、义务化，不领取薪酬，同时可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工作，实现同酬同劳。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实行聘用制、薪酬制。在村改社区的一些经济情况普遍不好的地方，具体负责社区公共服务专项工作的人员可从社区内部的低保或者低收入家庭聘请，给予少量的薪水。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208-01

一、绪言

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具有双重的作用，不仅关系到城镇化本身的质量，而且关系到边境的安定团结。广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在了解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来搞好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助推城镇化健康发展，维护边境地区安宁。

二、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一）关系到边境地区的安定团结

边境一线与内地相比具有特殊性，那里的居民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保护国家安全，这就离不开民族凝聚力。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因为，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边境一线，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以广西为例，壮族、瑶族、彝族、京族等十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守卫着生活的土地。这样，在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

（二）关系到边境一线的城镇化进程

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还关系到城镇化本身的质量问题和速度问题。在近几年，城镇化速度加快，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也被形容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城镇化本身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还伴随着人口的城镇化。而人口的城镇化就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了，相对来讲，边境一线因为客观的原因，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简析

越南政府对中越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和文化都高度重视，通过免费诊治患病、免费供应种子、化肥和农药、免费用水和电等一系列优惠措施来吸引居民到边边境地区生活。在此基础上，越南政府加大了对边境地区文化建设的力度，对边境一线的县、镇等建设娱乐室，配备书报、、游戏、音响等。同时，边境地区的居民可以免费看电影。从2001年开始，边境5公里的边民实行初中以下的学生免交学杂费，考上大学的政府给予资助，政府还鼓励省级艺术表演团体到边境10公里演出，每场政府都给补贴。越南政府对边境一线的政策不仅改善了边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其文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边民的文化生活，这对于调动越南国内居民到边境一线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措施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四、广西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高度重视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

从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可见，越南政府对文化建设工作是高度重视的，这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广西边境在城镇化进程中，在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文化建设工作不仅关系到广西边境一线各民族人员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还关系到边境一线的安定和国土的安全。

（二）以人为本 围绕着当地居民需求开展文化建设

广西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还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方针，紧紧围绕着当地居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来开展工作，切忌大而空和不着边际。在开展文化建设时，要深入实际了解居民的需求，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制定总体的建设计划，建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紧紧围绕着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来开展。这样才能增强文化建设的吸引力，也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建设的凝聚作用和生化作用。

五、结语

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相对于其他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对这一工作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不仅要学习内地城镇化进程中的经验，还要借鉴越南政府的边境文化政策，更要结合边境一线民族文化的特色，坚持不懈地抓好文化建设工作，推动边境一线城镇化的稳步发展。

城镇化进程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b）-0170-02

党的十之后，“新型城镇化”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意义重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落实，发展乡村旅游，已不单纯是为发挥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三农”发展绩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在新时期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可能与机会。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1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正式确定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2 互动

“互动”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意。《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互动”的定义是：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有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3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是行为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且年代较早。

Marc Antrop（2004）通过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城镇人口已达到80%，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主要城市，较小的定居点，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并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评估了城市的生物质加热、教育设施、定居点、娱乐、旅游、就业的需求对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种压力。

国外关于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内部分学者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一定研究。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城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选取了一部分文献进行了分析。

蒙睿，刘嘉纬，杨春宇（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影响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且二者的互动发展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者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亟待解决，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

2.3 研究述评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旅游不良影响方面，还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益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少数学者虽然对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二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证不够深入，没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互动的机制不够系统，互动的模式和路径不够有针对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鲜出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总之，国际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特色浓郁；而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研究还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研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

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论证

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L.Ullma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运输的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基础》中，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所需的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达性等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补性指当两地之间一方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另一方对该商品或服务有需求，两地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传输的可能性。中介机会，是指当商品或服务在两地间流动时，可以提供该商品或服务或是消费该商品或服务的第三地的出现，就称为产生了中介机会。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实际意义，强调了空间作用的可选择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为空间作用的载体，不是所有动力都可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华德的“三磁铁”模型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的人远离乡村，渴望重返自然，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具备丰富的乡村风貌、风俗、风情及风物资源，能够吸引城镇居民产生乡村旅游需求；其次，乡村旅游地一般社会化程度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高规格的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地的社会性；总之，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供需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至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可达性，即能否实现资源传输的可能，在霍华德“三磁铁”模型中，田园城市的构想兼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美丽景色，将农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相结合，将城市和乡村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及和谐发展，必将既兼顾城镇居民的生态需求，又关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求，选择最佳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路径。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补性、可达性及中介机会等互动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适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能够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必将在有效路径的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3.2 利益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源于管理学，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没有它们的支持组织就不能存在的团体"，此后该理论之后被应用于企业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方面，集中为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实践方面，在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评价。国内研究刚起步，包括在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运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来城镇居民、建设参与企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周边乡村及农民、旅游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将影响或者被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效果，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他们有的是新型城镇的使用者，有的担负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责任和风险，有的是新型城镇建设的实施者，有的决定着城镇化建设效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朝着多方同存共赢的目标前进，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环保组织等，政府部门是乡村旅游的引导者，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的执行者，旅游者是乡村旅游的体验者，旅游环保组织是乡村旅游的监督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现阶段对实现我国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兼顾乡村旅游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交叉与重叠，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二者利益的兼顾必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二者存在互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4 结语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基本特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它与乡村旅游提高“三农绩效”，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目标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本文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积极论证，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在新时期必将实现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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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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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赖娟，陆梅，刘立刚.城镇化进程中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研究.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改革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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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论文篇（10）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建翠.川西民族地区旅游业推进城镇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2] 刘嘉汉.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3] 王格芳.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4] 李敏飞.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5] 王佳.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6] 潘加顺.城市体系结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