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村政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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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济南市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按家庭人均纯收入由高到低排序并分为三层，每层次随机抽取1个县（市、区），分别为经济相对发达的章丘市、经济中等发达的长清区和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平阴县。2007年每个样本县按经济状况随机抽取6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6个村，根据每个村的户主花名册进行等距抽样，每村抽取30户农村居民，共调查3240户，调查人数为11543人。2009年以2007年的调查为基础，从2007年的6个乡镇中按经济状况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与2007年相同的村，每村从2007年的30户中抽取约20户左右的家庭，共调查985户，调查人数为3699人。2012年以2007年为基础，抽取相同乡镇，相同村以及相同的家庭，若被调查家庭不在，不选择其他家庭替代，共调查2174户，调查人数为8111人。本研究以2009年调查的数据为基础，确保每个个体在三年之中至少调查两次，选取三年个体水平上的非均衡面板数据为最终研究样本，共2600户，9020人。其中三年样本过去一年（2006年、2008年和2011年）住院人次数分别为155人次、150人次和113人次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住院家庭的参合率为100.00%。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入户面访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社会经济状况和医疗保险参加情况，调查前1年住院服务利用和费用报销情况等。

1.2.2费用贴现计算方法

为控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济南市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2008年定为基年）对2006年和2011年住院费用进行折算。

1.2.3住院费用模型

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对住院费用进行回归分析时，存在着严格的限制，要求线性、正态分布和方差齐。但是在实际分析中很难同时符合这些要求，住院费用的分布并不满足正态性；而且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也不一定可以线性相加。本研究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GLM）分析新农合补偿政策变化对住院费用的影响，通过ModifiedPark检验设定连接函数为Log函数，分布类型为Gamma分布。分别以住院自付费用和补偿费用为因变量，自变量关键变量为新农合补偿政策（补偿比、起付线和封顶线），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和户主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健康需要相关变量和住院情况相关变量等。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新农合补偿前三年住院费用分别为6306.91元、5764.00元和8427.07元；补偿后住院费用分别为5540.47元、5046.06元和5612.71元；实际补偿比分别为12.15%、12.46%和33.40%。

2.2新农合补偿政策变量对住院患者自付费用影响分析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新农合补偿水平因素中补偿比和起付线对自付住院费用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名义补偿比和实际补偿比与自付费用呈反比；有起付线与没有起付线相比，自付费用较高。另外，在名义补偿比模型中，封顶线与自付费用呈反比，在实际补偿比模型中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与住院相关的住院天数与自付住院费用呈正比，与住院一周以内相比，住院两周及两周以上的自付住院费用呈增加的趋势，住院时间越长，费用越高。住院机构与自付住院费用呈正比，与乡镇卫生院相比，县级医院和县级以上医院的自付住院费用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其他控制变量，经济状况与自付住院费用成正比。自评健康状况与自付住院费用成反比，住院患者的个人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婚姻状况）、户主基本情况（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慢性病患病情况对自付住院费用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2.3新农合补偿政策变量对住院补偿费用影响分析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新农合补偿政策变量中补偿比对补偿费用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名义补偿比和实际补偿比与补偿费用呈正比，即补偿比越高，补偿受益程度越高。有无起付线和封顶线对补偿受益程度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与住院相关的住院天数与单次住院补偿费用呈正比，与住院一周以内相比，住院两周及两周以上的住院补偿费用呈增加的趋势，住院时间越长，补偿越高。在实际补偿比模型中，住院机构与住院补偿费用呈正比，与乡镇卫生院相比，县级医院和县级以上医院的住院补偿费用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其他控制变量，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相比，职业为农民与非农民相比，获得的住院补偿费用较高。住院患者的其他个人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户主基本情况（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慢性病患病情况及健康自评状况对住院补偿费用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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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2.1因征收土地引起的政府与村集体、政府与村民的矛盾对抗日益激烈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是征收主体，村集体是被征收主体，村民是利益关联体，由于利益的驱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愈益突显，并且呈现出多种不同类型的矛盾格局。比如渭南市西马路赢田村状告临渭区人民政府，渭南高速东入口改造工程土地征收案等等，这些矛盾由最初的利益分配纠纷，逐步演变升级成为社会矛盾，甚至对抗。

2.2征收土地补偿政策不能有效落实

2.2.1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

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确规定，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到底谁是“集体”，相关立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无确定主体的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导致在征地补偿费的利益归属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取土地补偿费和部分安置补助费及集体提留的资金由村委会统一纳入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范围。村委会作为群众服务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成了政策的盲区，土地补偿中，乡(镇)、村克扣、截留补偿金的现象比比皆是，补偿金真正落实到土地权利人手中的所剩无几。

2.2.2征地补偿标准有失合理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征地补偿应依据何种原则并没有明确。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被征用的土地，往往是城市周边地区，如果不考虑其所在的地理区位优势，仅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唯一标准，将明显低估土地的价值。第二，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城市土地除划拨者外，已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的，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却被征地主体以较低的“计划”价格拿走，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不合理、不公平。

2.2.3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立法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土地征收补偿是政府公权力与农民私权利的一场搏弈。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流行着“官本位”思想，人们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私有财产权观念相对薄弱，我国对于私权主体人格的尊重和财产权的保护都不尽完备。笔者认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权力本位的思维模式应当让位，对于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应当置于显要的位置。

2.2.4征地程序不透明，农民参与程度低

虽然《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实上，农村集体尤其是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非农户，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也只是集体，农民往往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而所谓的集体常常不过是两、三个乡村权力人物，能不能完成征地任务，也成了这些人是否能继续居于权力位置的决定性条件。虽然国家政策法律多次强调征地过程中的各项补偿最终要落实到农民，但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征地过程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这就使得其财产权利的保障就更成为问题。

3.作为村干部如何做好土地征收工作

3.1熟悉土地征收相关的法律政策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都是国家政府在土地征收时所依照的法律依据，作为村里主持该项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熟悉和清楚相关条款，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即使自己了解掌握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又能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使村民也能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有关规定，使我们能在合法的基础上统一征收大局。除此之外，法律政策还设定了很多的救济途径，要帮助大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2做好群众征地工作，构筑起化解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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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优先首先，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明显“城市偏向主义”、忽视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转为优先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校、培育精英的学校教育模式转向重点攻坚尚未“普九”的学校;此外，中央专项转移资金较之“九五”期间投入规模更大，惠普面更广。其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逐步上提到“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层的利益———农民不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而免费义务教育被写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也标志着中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3］再次，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优先照顾了不发达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顺利完成“普九”，保证了入学机会的平等。

(二)注重对效率的探索与实践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一是“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初步实现规模办学，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二是撤销乡镇教育管理机构以利于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简化与优化，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尽管在现实中，委托中心学校代行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对乡镇中小学、学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综合协调。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当前讨论的焦点。在资金投入的回报上，最能集中体现的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在2007年底如期实现: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个攻坚县中，368个通过了“两基”验收，其余42个最困难县也按计划要求达到了“普六”标准。

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教育均衡发展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益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仅就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均衡发展”较之“公平优先”的价值有三大特点:一是范围的扩大。从纵向上不仅局限于中西部攻坚地区，而是包括整个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横向上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可见，今后对农村教育财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质量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育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翟博(2007)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追求起点公平)、初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均等)、高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阶段(追求教育结果的均衡)。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进入了初级均衡阶段和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5］可见，实现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进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鼓励因地制宜寻找发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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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税费改革以来，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后，全县基本实现了农民合同内的“零负担”。

2.农民得到了更加切实的实惠。近两年来，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积极落实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成品油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政策，大幅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06年以来，全县共兑付粮食直补资金5112.1万元，农机购置补贴255万元，优质改良玉米良种给予补贴360万元。在多种政策合力下，促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3.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新安县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公用经费保障机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积极实施国家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危房改造工程，06年以来，先后投入1018万元资金，改造和新建校舍面积达2.5万平方米；同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实施了了“两免一补”政策(即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使全县农村贫困家庭共计22.7万人次义务教育学生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基本解决了贫困学生因贫失学问题。

4.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06年以来，新安财政投入节水灌溉、人畜饮水、村村通自来水等水利基本建设资金2953万元，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和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等农田基本建设资金2800万元，投入农网改造、“村村通”工程、沼气池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9619万元，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5.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新安县以构建农村安全保障体系为着力点，初步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优抚对象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灾救济、农村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等一系列救助体系，在全县农村架起了社会救助的“网络链条”。目前，全县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100%，近19.9万(人次)农民获得就医补助，补助资金2724.7万元。

二、目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矛盾和难点

总结该县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两大矛盾和五个难点：

两大矛盾：一是资金供给量小与需求强烈的矛盾。由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刚性支出增长快，县乡两级财政无力拿出较多的资金支持农业发展，加上乡村经济实力不足，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增长有限。而与此同时，在“村村通”、农业产业基地建造以及各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较多的财政资金投入，资金供求矛盾尖锐。二是支农资金投入周期长、风险高与支农资金回收困难的矛盾。转贴于（）

农业投资无论是农业产业基地建造、各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产生效益，而在此周期内，由于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因素，使农业投资风险较高，农业投资回收较为困难，造成支农资金投资效益明显低于工业企业和加工企业，造成支农资金投入大与效益不保证的矛盾。

五个难点：一是农村产业发展缓慢。目前农业在产业化、市场化和外向化方面，与先进地区有较大的差距，龙头企业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不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民营企业发展不充分，财政支持农村建设资金有限。二是村级债务沉重。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出现了旧的债务不去，新的债务又来。三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不利于农民生活改善和扩大生产性投放。四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较大。当地就业容量有限、外出打工收益不大，城镇定居缺乏经济支撑等困难，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难。五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教育、科技、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对滞后。

三、财政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1.准确把握财政政策，争取新农村建设更多的资金、政策。发挥财政部门涉及面广、信息灵通的职能优势，准确把握上级财经政策的实质和走向，紧密结合县情实际，提出对策和措施，争取多的政策倾斜。同时，加强同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协作，用足用好省、市帮扶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共争取上级在项目和资金上予以倾斜，确保得到上级更多的政策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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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政策性金融概述

农村政策性金融，是以政府发起、组织为前提，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配合、执行政府农业和农村产业政策、区

域发展政策为主要目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在农业及相关领域从事资金融通，支持、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种特殊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形式。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农(种植业)、林、牧、副、渔业，还包括农村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其市场主体主要是农户(农民)、农村私营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国营农场等等。农村政策性金融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政府组织成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提供优惠贷款或发展资金；二是由政府部门确定使用方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必须为农业提供的政策性贷款；三是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政策受政府干预，不能自主地根据其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信贷分配。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营方向的政策性。二是经营目标的非盈利性。三是经营范围的界定性。四是资金运用的优惠性。农村政策性金融还为业务对象提供优惠条件的担保，以改善借款人的融资条件和地位，鼓励其它金融机构扩大农业贷款。

2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分析

目前在我国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尽管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非常不完善，政策金融缺位现象严重，这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政策性金融规模小、业务萎缩，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近年来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总体上讲规模比较小，政策性金融所发挥的作用不明显，业务面比较窄，支持效果不佳。目前广大农村农业产业化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人畜引水工程、环境综合治理等项目急需政策性资金支持。而对于这些项目，大部分政策性金融服务都未涉及到，部分已涉及的项目政策性贷款也在逐年减少。

（2）立法滞后，政策性金融无独立的法律依据。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有独立的法律依据，它们在政府支持的产业方向和范围内独立决策和经营，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独立法人。而我国恰恰相反，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关于政策性银行的立法却一直没有出台，对政策性银行经营范围、运行规则、违规处罚等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使政策性银行的业务经营不规范；二是监管部门监管无法可依；三是制约政策性银行职能发挥和自身发展。

（3）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开办政策性金融业务遇到较大困难。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难以承担起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重任。二是农业银行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职能错位，不能有效履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三是农村信用社因开办小额农贷造成部分经营亏损，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职能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要按照为“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大支农信贷役入。

（4）农村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性资金功能分割，没有形成整体合力。近年来中央明确了“多予、少取、放活”政策，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财政转移支付逐年增大，但未与政策性金融资金配套使用，作用发挥十分有限。一是财政转移支付支农资金通过多个途径多个部门分散划拨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二是财政直补资金未能与农村信用社开办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相结合，支农作用分散。

3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思路

（1）推进农村政策性金融立法进程。目前，在农村政策性金融方面应尽快出台《社区再投资法》，规定任何金融机构只要吸收县及县以下农村存款，就应有一定比例必须用在其吸存业务所在社区的农业贷款上，如果不用，就退出存款市场；出台《农村政策性金融条例》，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条例和章程，明确农发行的业务定位、服务领域、经营宗旨、经营原则、风险补偿机制和有关部门对农发行的监管职责；颁布《农业保险法》，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易受灾害的品种、项目和行业确定为政策性险种、由政府对其提供保费补贴免税支持。

（2）重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从现阶段农村市场需求来看，单凭农业发展银行现在的规模和实力，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对现有农村政策性金融进行重构。重构农村政策性金融有两种思路：一是继续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规模和业务，使农业发展银行成为农村市场举足轻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形成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二是细化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按照不同业务范围设立多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如设立区域扶贫银行、住房储蓄贷款银行、农业项目银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等专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并存，共同构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拓展农村金融业务范围和深度。

（3）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相对分工、适度竞争。需要明确的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以宏观经济管理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必须以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为主。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准确定位，准确界定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充分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要做好协调配合，在相对分工的基础上允许适度竞争。现阶段，要转变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避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混淆，更不能利用政策性金融的幌子来参加商业性竞争。在业务分配上，政策性金融必须立足于政策性业务和范围，为实现经济社会的特定目的，运用政府指令、财政直接补贴等方式，开展业务；在业务运作上，主要通过业务招投标方式保证政策性业务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力求政策性业务的透明，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相对分工和适度竞争的局面，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

（4）在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进行不断创新。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拓展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大力发展农业贷款再担保或农业担保信用保险等中间业务，通过引用国家信用对农业贷款担保机构实施再担保或者担保信用保险，以此提升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信用，有效分担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风险。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贷款担保体系，扩大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从而达到以少量政策性资金拉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政策性资金在更宽的范围，以更大的倍数达到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拨付、结算以及由财政部门承担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我国农村的转贷款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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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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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3(C)-0203-02

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各种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业教育呈现下滑的态势，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我国职业学校的数量从1996年的2.2万余所下降到2001年的1.8万所。农村职业中学从1994年的3681所下降到2001年的1835所；农村职业高中在校学生数从1995年的69.2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45.2万人。2005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到11611所，比2000年减少4324所；在校学生1324.74万人，招生537.29万人，分别比2000年增加251.41万人和200.92万人。在校学生和招生数分别比2000年增长比则为23.4%和59.7%。与规模发展相比，中等职业教育各项生均办学条件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使得办学质量和持续发展面临危机。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委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农业部等六部门也联合进行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管理的综合协调能力正在得到加强。

二、我国现行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转移支付不充分

据统计，2001年职业中学的教育经费投入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所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分别为2.81%、26.58%。到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538.33亿元，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2163.69元，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407.28元。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5868.53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2513.33元。如此少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改善步伐十分缓慢。

另外，投资渠道也过于单一，我国农村教育的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集中反映在农村教育仍然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拨款，民办的农村教育微不足道。农村职业教育吸引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的能力薄弱。由于“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决定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投资经费体制只能是以县（乡）为主。长期以来，中央财政虽然对职业教育有所投入，但总量偏少。特别是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就更少。由于县域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县为主的公共财政基础比较薄弱，很难满足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际需要。受这种投资经费政策的影响，各种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公共开支缺少相应的税收来源。

（二）农村职业教育面临发展模式不适的困境

当前很多地方农村教育面临窘境：办学思想“轻农”，办学模式“离农”，教育结构“脱农”。因此必须改变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模式，建立一种升学与就业兼顾、普通教育渗透职业技能教育的多元化教育模式。目前农民普遍对职业教育的科学内涵认识和把握不清，时下农村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种种原因，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不能继续升学。这部分留在农村的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如果没有经过必要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他们对农村经济建设就难以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定位应该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从改变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模式出发，把农村教育资源彻底向农民开放，加强教育与经济、教师与农民的沟通，着力破解农村学校封闭办学的难题，如何让学生学到真正有用武之地的技能，才是核心所在。

（三）师资力量薄弱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瓶颈

中等职业教师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较差。目前很难录用和挖掘到优秀人才到学校任教，已有的专业骨干教师也很难留住。在教师特别是专业教师不够的条件下，不顾实际大规模高速度发展农村职教，必然导致大批不合格教师进入教师队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然而上述关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十分落后却是现实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深蒂固的是在观念上：没有把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视为职业，由此造成农村学校未能在服务“三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村职业教育的职业性逐步边缘化甚至缺失。当今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这种认识要与时俱进。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必须适应发展要求。

三、完善我国现有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国家首先应当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将它置于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并明确国家、职业教育供给者、农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调供求双方的矛盾，制定农村职业教育的任务、目标、方针等，保证农村职业教育在稳定中发展。其次完善法律法规，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立法，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稳步发展，为规范用工、招生等提供各项政策扶持。总结国内外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根据中国现阶段实际，包括各地方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状况，合理调动农民、企业、学校的多方积极性，因地因时制宜地制定法规政策，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二）完善财力支持体系，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发展教育，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支持。为了解决农村教育发展中的经费紧张问题，国家应在逐年增加国家对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事业费的同时，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除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以外，乡人民政府可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并鼓励社会各方面和个人自愿投资在农村办学。除国家投资外，要提倡利用贷款，并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捐资助学。还要积极倡导将中央和地方农业建设资金、农村科学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的经费中的适当比例用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财力保障。

（三）改革管理体制，增强办学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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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在温县的推广，可以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范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当前，在温县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农村商品房建设(如温县南张羌镇朱沟村)的现状，当地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并一致同意让他们在本村进行商品房的规划和建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农村现有土地供应短缺、农民申请宅基地比较困难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商品房的出现可以在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将农民有效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这也将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城乡结合发展的一个雏形，对于提高当地的生产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准，以及发扬乡风文明和管理民主的新局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社会的形成归根到底要在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上推进，而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农村的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归属性和有序性问题。只有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农民按照自愿、有序的原则推进土地流转，才能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稳定及合理利用，进而真正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二)有利于推动温县“四大怀药”的发展和工农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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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实践

（一）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美国根据《农业信贷法》建立了一个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提供信贷资金和服务,并通过信贷活动调节农业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贯彻实施农村金融政策,控制农业发展规模等。主要包括:①农民家计局。其任务主要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和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②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其任务是对农村非盈利的电业合作组织和农场等发放贷款,用于架设大型电线、组建农村电网、购买发电设备以及电话通讯设备等。③商品信贷公司。其职能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借以提高农民收入。这种通过农业稳定和保护局的地方机构或生产信贷协会向农户提供农产品抵押贷款,从销售和生产方面实行政府干预,增加农场经营收入。④小企业管理局。该局的主要职能是专门为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的小企业提供信贷援助,以促进、帮助小企业发展,维护小企业利益。所谓小企业是指进行独立经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企业,如农产品收获储存,为农场管理、土地规划提供服务的经营性企业等。

（二）日本农业政策性金融

在日本的农业金融中,除存在大量的具有民间互质的合作金融机构外,还有由政府组织、推动或直接办理的政府金融机构。政府农业金融机构由政府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干预,如提供贷款资金、补贴贷款利息、补偿损失和债务保证等,确保其顺利贯彻政府的既定农业经济政策。

日本农业中的政府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资金来源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一般会计和产业特别会计历年所拨入的预算资金;一部分是向资金运用部、简易人寿保险及邮政年金等处的借入资金;还有一部分即为以贷款回收款为主体的自有资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贷款业务,主要是向森林渔业的公共事业提供低息长期贷款,贷款一般由公库直接贷放,或委托合作金融系统贷放。就其提供的农业贷款来说,有土地改良贷款、农地购置贷款、综合设施贷款、农业结构改善贷款和自耕农维持贷款等。

（三）印度农业政策性金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实施绿色革命,以推动现代化农业技术为中心,辅之以农业信贷、财政补贴、价格支持等措施支持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印度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也逐步发展和完善。主要包括:①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该行成立于1982年,是当前印度最高一级的农业金融机构,是印度有权监督和检查农村合作信贷机构、地区农业银行的业务发展,资助商业银行的农村信贷活动。②地区农业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地区商业银行不追求盈利,不是按商业经营原则办理业务,主要建立在农村金融机构较为薄弱的地区,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活动;贷款主要发放给生产急需的贫困农民,除提供与农业生产发展有关的农业信贷,还提供其所需的消费贷款;目前农业银行已成为印度不发达地区贫困农民得到开发贷款的主要渠道。③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印度1963年建立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主要向各种农贷机构提供中长期农业发展信贷资金,接受和管理国外农业贷款援助资金。该机构主要为大型农业基础项目提供贷款,其中以水利贷款为最多。其资金来源中50%以上为外资,该机构同时对农贷机构信贷活动进行监督。

（四）法国农村政策性金融

法国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其特点是“上官下民,官办为主”,既承担普通的农业贷款业务,由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规划的项目。它由三个层次构成:最高层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它是会计独立的官方金融机构,也是全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负责协调省辖基层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业务,分配管理资金,并可办理转账、投资等业务;基层是到访农业信贷互助银行,主要负责吸收和管理活期存款及储蓄基金,由个人及成员入股组成,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它主要资金来源于其在农村由机构网络吸收的存款和发行债券。资金运用主要有提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普通和优惠贷款,此外还向农业经营、乡村公路建设、农业组织等与农业有关的项目投资,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二、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经验特点

1.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广泛,主要有政府资金、发行债券、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吸收存款、邮政储蓄资金、向国外借款等方式。①政府资金。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由联邦政府出资。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是国家通过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投入财政资金组建的。②发行由政府担保的债券。如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发行的统一债券。这种做法可以适应中长期的资金需求,又有政府的担保,常被视为一种政府债券,很受欢迎,筹资能力较强。③向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做法还比较普遍。对于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一般都由中央银行直接发放或充当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作为中央银行行为规范化进程的一部分。④少数机构吸收存款。比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吸收活期、定期、储蓄存款。⑤邮政储蓄资金。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资金和邮政简易保险。

2.十分重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和政策性金融的互相补充。有的国家既重视政府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又注重利用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实行官民并列模式。如美国在全美十二个农业信贷区,都有一个由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组成的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还有由美国农业部直属的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和农业电器化管理局组成的政府农业信贷机构。有些国家甚至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互助合作性质金融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是一种“上官下民”的所有制模式,它的中央机构-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是公有性质的,由政府所有,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均为合作性质,实行自治,有自己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权力机构。

3.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和保障,如早在19世纪,法国政府就颁了《土地银行法》;1963年颁布了《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法案》。目前,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对农业政策性金融业的监管严密规范。如美、日关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法律有美国的《农业信贷法》、《农产品信贷公司特许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等。关于农业信贷、信用保险的专门法律有农业信贷法、农业信用保证、保险法等。同时,在政策上提供许多优惠,鼓励和保护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具体如减免税收、注入资金、利息补贴、损失补贴、债务补贴以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来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发挥。

4.各国都把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作为金融政策性支农的一个重要举措。各国都认识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化解转移农业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其对发展农业保险均十分重视。以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自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以来,其农作物保险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出政策并与私营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并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的四个阶段。而法国是典型的私有化主导型农业保险国家,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印度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互助合作性质,从1974年～1975年开始,印度综合保险公司试办农作物保险,推出了农作物保险试行计划。

三、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来源较为单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资本金、发行金融债券、财政支农资金、中央银行再贷款、境外筹资、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业单位的存款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实拨资本金较少,仅为10亿元,其余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划转的资产和财政退税转增的资本金。资金不足,然而其来源除资本金和吸收少部分企业存款外,主要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资金来源与所承担的任务之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二）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较为狭窄

从1998年开始,为了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专项贷款业务从农业发展银行划出,其职能变成了单一的粮棉收购银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粮棉市场全面放开,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贷款规模明显下降,业务单一的问题愈发突出,在2003年、2004年粮棉油贷款分别为6809.77亿元和7104.26亿元,占当年农发行贷款总额的99%。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的单一导致其难以扩大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对其他涉农产业如农产品科技研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三）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经营困难重重

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扶持,也离不开资金的回流。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性,地方企业对资金的挤占挪用以及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落后等原因,农发行的贷款难以回收,信贷资金流失严重。再加上农发行办公费用的快速增长及机构规模的日益臃肿,高成本与低经营利润的矛盾使农发行的发展步履维艰。

（四）农村保险业支农功能不健全，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分散风险的需要

目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国外的由政府主导、各种金融机构参与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未建立起来,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的风险也很难分散。

四、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对我国的启示

（一）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目前,我国农发行的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央行再贷款形式。央行目前正努力试图改变这种资金供求体制,以切断政策性资金需求与央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保持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提供给农发行的再贷款,已由1997年的8167.79亿元调减为2005年年初的5699亿元。从2004年7月开始,农业发展银行首次以市场化方式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截止到2005年9月,累计发行17期金融债券,共筹集资金1901.7亿元。此外,利用政府担保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获得低息优惠贷款,从而降低资金成本。

（二）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运用

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泰外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比显得不够灵活,主要还是支持粮、棉、油收购和一小部分的扶贫、开发贷款。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必要学习国外经验,随市场变化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内容,在缩减粮食收购资金金融支持的同时转而支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较大比例地提高对农业开发、生产、产业化服务等的贷款比重,对经济与生态能协调发展的农、林、渔业等一些获利能力较低的生产经营项目给予低息贷款的支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制定农村政策性金融法规，完善监管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必须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在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的同时,明确界定其与政府、央行、商行、企业等各方面的关系,摆脱外部客体超越法规的干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障资产的安全。有关法规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二是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主管部门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这类法规是国家专门法的补充和具体化,如贷款项目评估办法、贷款审批收放程序、贷款风险防范和管理办法、委托机构资格和职责规定等。要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就应建立多元化、全方位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管体系,突出中国银监会的权威性,完善中国银监会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