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临床论文篇（1）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2014年6月内蒙古边防总队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78例经病理证实为原发性胰腺囊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患者的年龄及性别分布状况、肿瘤的位置分布情况、病理结果、各种影像学检查的检出率、术前肿瘤标志物水平与术后病理结果良恶性的关系、不同术式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等。因胰腺囊性肿瘤中的交界性肿瘤被认为是癌前病变，本次研究将病理为交界性肿瘤的患者归为恶性组，按病理类型将患者分为良性肿瘤组（良性SCN、良性MCN、良性IPMN，良性SPN，简称为良性组）和恶性肿瘤组（恶性SCN、交界性或恶性MCN、交界性或恶性IPMN，恶性SPN，简称为恶性组）进行分析。肿瘤类型：SCN为31例，占39．74％，其中恶性1例；MCN为40例，占51．28％，其中恶性或交界性11例；IPMN为5例，占6．41％，其中恶性1例；SPN为2例，占2．56％。78例患者的平均年龄（57．4±8．2）岁（32～76岁），其中男24例（30．77％），平均年龄（55．6±7．9）岁，女54例（69．23％），平均年龄（54．1±10．6）岁。良性组患者（n＝65，83．33％）平均发病年龄为（53．7±5．8）岁，恶性组患者（n＝13，16．67％）平均发病年龄为（63．4±6．2）岁，两组患者发病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

1．2就诊原因分析

42例（53．85％）因上腹部不适、间断性腹痛就诊，其中良性组为28例（35．90％），恶性组为14例（17．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8例（10．26％）因不同程度的黄疸就诊，其中良性组为6例（7．69％），恶性组为2例（2．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7）；4例良性组患者（5．13％）因恶心、呕吐的症状就诊；24例（30．77％）因无意中发现腹部肿块或体检时发现腹腔内有占位性病变而就诊，其中良性组为20例（25．64％），恶性组为4例（5．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出现进行性体重下降的患者共17例（21．79％），其中良性组有13例（16．67％），恶性组4例（5．13％），统计学分析无意义（P＝0．053）。

1．3方法

本组78例患者入院后均行常规检验，肿瘤标志物CA19－9、CEA检验以及影像学检查等。术中根据肿瘤位置、大小、与周围邻近组织关系、术中快速病理结果决定具体手术方式，常见的手术方式包括：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胰体尾部切除术或保留脾脏的胰体尾部切除术、腹腔镜胰体尾部切除术或腹腔镜保留脾脏的胰体尾部切除术、胰腺部分切除术、单纯肿瘤切除术等。术后均于内蒙古边防总队医院病理科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1．4统计学

处理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单因素分析后的可能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α＝0．05为检验水准，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变化

与良性组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水平相比较，恶性组患者的CA19－9、CA242水平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高龄、出现腹痛、肿瘤体积大、囊内出现实性成分的患者数目以及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水平与胰腺囊性肿瘤恶性均具有相关性（P＜0．05）。对这些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分析，得出高龄和CA19－9、CA242水平的P值均＜0．05，故高龄和CA19－9、CA242水平升高是肿瘤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2．3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症

本组78例患者均在完善术前化验检查、进行充分术前准备后，接受外科手术治疗。31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3例行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11例行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6例行腹腔镜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8例行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7例行胰腺部分切除术，2例行内镜下胰胆管支架植入引流术。术后共有17例（21．79％）发生不同程度的并发症。9例发生胰瘘，4例发生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3例发生在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行超声引导下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通畅引流并根据积液细菌培养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

3讨论

3．1胰腺囊性肿瘤类型与发病率

3．1．1黏液性囊腺肿瘤（MCN）：又称为大囊性腺瘤，约占胰腺囊性肿瘤的45．50％，是胰腺囊性肿瘤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MCN患者占51．28％，与文献报道比例略有增高，可能是由于区域发病差异或样本量较少所致。有研究报道，上腹痛为MCN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约占全部患者的50％；其次，约15％的患者表现出腹部肿块，体重下降，除此以外，也有少数以糖尿病、胆道出血、门脉高压、腹泻和梗阻性黄疸为表现而就诊。本研究中显示，我院就诊的40例MCN患者中，20例患者表现为上腹部疼痛，7例表现为腹部肿块和体重下降，均较先前的报道偏高，考虑为本组纳入患者以出现症状而来院就诊者居多，无临床症状而在体检时发现者较少。

3．1．2浆液性囊腺瘤（SCN）：名富糖原腺瘤，占胰腺囊性肿瘤的20％～40％。临床上多见于60岁左右的女性（75％），多数无症状，部分可有腹痛表现，但此类肿瘤较少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症状，如消化不良、黑便、黄疸、体重下降等，常因与胰腺无关的症状进行影像学检查时偶然发现。本研究中，31例胰腺囊性肿瘤患者为SCN类型（39．74％），与文献报道一致，且临床症状隐匿，大多数通过影像学检查时发现。仅1例为大囊型SCN患者，其肿瘤直径为12．5cm，在国内外已报道的SCN案例中，如此大瘤体比较少见。

3．1．3胰腺导管内状黏液性肿瘤（IPMN）：由分泌黏蛋白的胰管上皮细胞状增生而形成，伴或不伴有过量黏蛋白的产生。IPMN占胰腺囊性肿瘤的7％～35％。大部分无症状，有症状者以腹部不适为主。本组5例患者中4例表现为腹痛、体重减轻等症状，仅有1例无任何不适，考虑与患者数目较少有关。

3．1．4实性假状肿瘤（SPN）：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囊性病变。目前认为SPN是一种少见的潜在低度恶性的胰腺肿瘤，仅占胰腺肿瘤的0．17％～2．70％。好发于青春期及青年女性。SPN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主要为不同程度的腹痛和腹部包块，常被延误诊断，越来越多的无症状SPN者，仅在常规体检时由影像学检查发现。本组2例患者无任何不适出现。

3．2胰腺囊性肿瘤与年龄

胰腺囊性肿瘤患者可分布于各个年龄段，而KosmahlM等研究发现胰腺囊性肿瘤的发病率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升高的。本研究总结的病例中，SPN多见于中青年患者，MCN、SCN和IPMN患者则以中老年为主，中老年患者肿瘤恶变的几率明显高于中青年患者，该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

3．3胰腺囊性肿瘤与肿瘤标志物水平

研究报道称，大多数囊性肿瘤患者血清淀粉酶、血糖和胆红素均在正常范围内，并无临床诊断意义，而囊腺癌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CA242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对区分该病的各种类型并无特异性。本实验中患者CA19－9、CA242在良、恶性胰腺囊性肿瘤表达存在差异，恶性胰腺囊性肿瘤患者血清学检测CA19－9、CA242呈现高表达，其表达率高于良性胰腺囊肿瘤组患者。这提示CA19－9、CA242表达程度与胰腺囊性肿瘤恶性程度呈正相关。同时，通过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CA19－9、CA242水平升高是肿瘤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在术前诊断无法定性时，可测定血清CA19－9、CA242水平，以辅助肿瘤定性。

3．4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

症胰腺位于腹膜后，血供丰富，周围毗邻肠系膜上动、静脉，脾静脉等大血管以及十二指肠、胃、脾脏、胆总管等重要器官，因此手术难度比较大。手术方式的选择需要根据肿瘤位置、大小，与周围组织、血管、脏器关系以及术中对良恶性的判断来确定。在本研究中，位于胰头部和胰颈部的肿瘤主要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少数位于胰颈部的小肿瘤行胰腺部分切除术，位于胰体尾部的肿瘤行胰腺体尾部联合脾脏切除术或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是否保留脾脏需要根据肿瘤与脾脏或脾动、静脉的位置关系来决定，而能否在腹腔镜下完成这两种术式则与患者体重、年龄、腹部手术史以及术者腹腔镜下操作技巧等因素有关。另外，有2例胰头部的肿瘤因患者高龄无法切除，行ERCP植入支架解决患者黄疸症状。胰瘘是胰腺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本研究中，共发生9例胰瘘，4例发生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3例发生在保留脾脏的胰腺体尾部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1例发生在腹腔镜胰腺体尾部切除术联合脾切除术后，行超声引导下腹腔积液穿刺引流术，通畅引流并根据积液细菌培养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

肿瘤临床论文篇（2）

选择2006年8月至2012年2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42例MOGCT患者，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诊断证实。按照肿瘤病理分型包括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16例(38.1%)、未成熟畸胎瘤12例(28.6%)、无性细胞瘤6例(14.3%)、卵黄囊瘤4例(9.5%)、绒毛膜癌1例(2.4%)、胚胎癌1例(2.4%)、多胚胎癌1例、左侧卵巢成熟性畸胎瘤鳞状上皮癌变1例。临床资料包括患者年龄、主要症状、体征、病理诊断、分期、手术方式、化疗方案及随访情况等。该研究得到四川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手术方式

所有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有生育要求的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仅行患侧附件切除术或患侧肿瘤切除术;无生育要求的根据肿瘤分期、组织学类型及转移瘤大小范围等行卵巢癌根治术或肿瘤细胞减灭术，全面探查盆腹腔，行全子宫加双侧附件切除术、大网膜阑尾切除术及盆腔淋巴结切除术，肿瘤细胞减灭术则尽最大努力使残存瘤灶直径＜2cm。

1.3静脉化疗方案

BEP方案:博来霉素15～30mg/d，5天方案中第1天(d1)及第3天(d3)静脉输注;依托泊苷100mg/m2•d，第1天至第5天(d1～d5)静脉输注;顺铂20mg/m2•d，d1～d5，28天为1个周期，共1～8个周期。不能耐受BEP方案的采用BVP方案:博来霉素15～30mg/d，d1～d3;长春新碱1.5mg/m2•d，d1;顺铂20mg/m2•d，d1～d5。含有滋养细胞成分的给予EMA-CO方案:依托泊苷100mg/m2•d，d1～d2;放线菌素D400μg/m2•d，d1～d2;甲氨蝶呤100mg/m2+200mg/m2，d1;长春新碱1mg/m2•d，d8;环磷酰胺600mg/m2•d，d8。

1.4随访

所有患者均在术后开始随访，生存期为患者开始治疗至死亡或最后随访的时间。失访患者生存期计算至末次随访日。随访资料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诊疗过程、生存状态、化疗毒副反应及生殖内分泌情况等。

1.5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Fisher''''sExactTest检验，全组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

2结果

2.1临床特征

2.1.1临床表现

患者发病年龄6～52岁，中位发病年龄13.4岁，25岁以下患者占57.1%(24/42)，26～35岁占33.3%(14/42)，超过35岁患者约9.5%(4/42)。临床表现为腹痛(16例，38.1%)、下腹胀痛(23例，54.8%)及腹部包块(23例，54.8%)。以腹痛就诊的16例患者中2例出现卵巢囊肿蒂扭转;以腹胀就诊的23例患者，B超检查均发现有盆腔包块，其中有5例初诊时发现有腹水;此外有1例以发热就诊，2例体检时发现卵巢囊肿就诊。42例患者均予手术治疗，术中发现包块最大约30cm×20cm×20cm，平均肿瘤直径为11.5cm。

2.1.2手术方式

初次手术，42例患者中有30例保留生育功能。

2.1.3FIGO分期

按FIGO手术病理分期(2000年)，Ⅰ期18例(其中ⅠA期12例、ⅠB期2例、ⅠC期4例)，Ⅱ期6例(其中ⅡB期2例，ⅡC期4例)，Ⅲ期11例(其中ⅢB期1例，ⅢC期10例)，Ⅳ期2例。Ⅰ期+Ⅱ期占57.1%(24/42)。此外，尚有5例为外院行单纯囊肿剥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发现恶性肿瘤于我院化疗，未行再次分期手术。

2.1.4化疗情况

42例患者中有6例(包括1例无性细胞瘤ⅠA期、3例未成熟畸胎瘤ⅠA期、1例卵黄囊瘤ⅠA期及1例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术后未补充化疗。31例患者接受BEP方案，3例因不能耐受BEP方案予BVP方案化疗，1例绒毛膜癌及1例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左侧卵巢卵黄囊瘤伴灶性滋养细胞分化)给予EMA-CO方案化疗。

2.2预后

截止2014年3月，随访时间25～91个月，中位随访时间43个月，2例失访。

2.2.12年生存率

随访2年，2例失访，1例死亡，无瘤生存24例，2年复发及带瘤生存15例。2年生存率97.5%(39/40)，死亡者为1例Ⅳ期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的2年生存率(93.8%)与其他类型肿瘤患者2年生存率(100.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2年复发率37.5%(15/40)，而在15例复发及带瘤生存患者中，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占66.7%(10/15)，未成熟畸胎瘤、绒毛膜癌、卵黄囊瘤及胚胎癌各有1例，各占6.7%。

2.2.25年生存率

42例患者除2例失访外，40例中随访满5年者17例，死亡2例。5年总生存率88.2%(15/17)。Ⅰ～Ⅱ期患者5年生存率(100.0%)高于Ⅲ～Ⅳ期(66.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ⅢA期以上患者6例，2例Ⅳ期和ⅢC期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分别于术后18个月和26个月死于肿瘤进展或全身转移。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60.0%)低于其他类型肿瘤患者(100.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例死亡的患者均为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其肿瘤成分中均合并有卵黄囊瘤成分。

2.2.3生育功能影响

保留生育功能的30例患者中，1例失访，随访至今1例复发的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死亡，其余患者均存活。12例复发患者二次手术有7例再次保留子宫及一侧附件，4例卵巢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及1例胚胎癌患者二次手术予全子宫加双侧附件切除术。对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进行随访观察，23例患者中有5例为，尚无月经来潮，18例青春期后患者化疗期间予曲普瑞林保护卵巢功能，化疗结束后3～6月复潮，月经周期规律，经量正常，复查性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

3讨论

3.1临床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

MOGCT好发于年轻女性甚至，主要包括卵黄囊瘤、未成熟畸胎瘤、无性细胞瘤、胚胎癌、原发性绒毛膜癌以及混合性生殖细胞瘤。在本研究中，患者年龄最小6岁，中位发病年龄13.4岁，35岁以上患者仅占9.5%。虽然MOGCT卵巢卵黄囊瘤可产生甲胎蛋白(AFP)，含有绒毛膜癌成分的肿瘤能产生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并以此作为肿瘤标志物作为病情监测的依据。在发病早期，因发病年龄小等因素，往往被忽视，待到有症状就诊时肿瘤多较大。在本组资料中最大肿瘤约30cm×20cm×20cm，平均肿物直径为11.5cm。故而我们认为应加强对青春期甚至青春前期女性生殖系统疾患的关注，力争早诊断、早治疗。既往研究表明，MOGCT中除无性细胞瘤预后较好外，其他各类非无性细胞瘤恶性程度较高，其肿瘤成分中混合有卵黄囊成分可作为一个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混合性细胞肿瘤中卵黄囊瘤成分所占比例相对较高。Kojimahara等报道，33例卵黄囊瘤中，单纯型18例，混合型13例，25例予BEP方案化疗，5年生存率87%。在本组资料中，虽然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5年生存率(60.0%)与其他类型肿瘤(100.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我们发现2例死亡患者均为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其肿瘤成分中都合并有卵黄囊瘤成分，且2年复发患者中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占66.7%。因此，我们认为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预后相对较差。然而，目前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的化疗，除了合并有特殊成分如绒毛膜癌，其化疗方案较为明确地选用EMA-CO(依托泊苷+放线菌素D+甲氨蝶呤+长春新碱+环磷酰胺)等针对滋养细胞肿瘤的化疗药物取得较好治疗效果外，其他仍然以BEP(博来霉素或平阳霉素+依托泊苷+顺铂)或BVP(博来霉素或平阳霉素+顺铂+长春新碱)为主，但其治疗效果远不如单纯生殖细胞肿瘤，故而对混合性MOGCT应给予个体化治疗，针对其肿瘤成分不同选择不同的化疗方案。Al-Jumaily等报道，1例12岁的混合有高度恶性肉瘤成分的生殖细胞肿瘤，其肿瘤成分合并有20%卵黄囊瘤、30%成熟畸胎瘤、40%胚胎性癌、5%绒毛膜癌及5%的肉瘤成分，在给予经腹盆腔包块切除+右侧附件切除+大网膜切除+淋巴结取样术后，随病情调整化疗方案，总共给予了6疗程的BEP方案和4疗程VAC(长春新碱、放线菌素D和环磷酰胺)方案化疗，患者获得了32个月的无瘤生存期。据报道，肿瘤病理分期、肿瘤大小及彻底的减瘤术也与MOGCT的预后密切相关，MOGCT的早期患者预后明显好于进展期，而残存瘤灶直径≤2cm者预后好于减瘤未彻底的患者。在本研究中，不同病理分期、肿瘤大小的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是否与研究中病例数较少等因素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2手术治疗

MOGCT患者绝大多数未婚、未育。至20世纪70年代起，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已使大多数渴望生育的妇女经治疗后获得了妊娠。在本组资料中，42例患者中有30例保留生育功能，除1例复发的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死亡以外，其余患者均存活。保留生育功能手术与子宫切除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既往报道中，我们曾对生殖细胞肿瘤患者保守治疗后进行了追踪随访，有生育计划的20例患者中，13例患者有15次妊娠，9次足月分娩。本研究中，30例患者大多年幼，至随访结束尚未了解到有正常妊娠分娩的病例，目前所有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患者均在继续随访中。在Zanetta等的研究中，回顾性分析了169例MOGCT，尽管其中有58例患者病变范围超过卵巢，仍共有138例实行了保守手术，81例术后进行了辅助化疗，总存活率达到94%，保守手术与子宫加双侧附件切除术患者存活率无显著差异。故而，多数学者认为，保留生育功能对MOGCT预后影响不明显。MOGCT的子宫和卵巢复发相对少见，即使肿瘤复发也多不累及子宫及对侧卵巢，切除对侧卵巢及子宫并不改善预后。年轻患者有生育需求，不论肿瘤期别，只要有正常卵巢组织存在，均可行保守手术治疗。

3.3化疗及卵巢功能保护

MOGCT对化疗药物高度敏感，目前化疗方案首选以博来霉素为基础的BEP方案或BVP方案，另外还有VAC及VAC/EI(VP-16，异环磷酰胺)等针对特殊类型的二线方案。BEP及BVP方案作为MOGCT目前最为有效的一线化疗方案，化疗毒副反应相对较小。在本研究中42例患者中，30例接受BEP方案化疗，3例因不能耐受BEP方案，予BVP方案化疗，1例绒毛膜癌及1例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左卵巢卵黄囊瘤伴灶性滋养细胞分化)给予EMA-CO方案化疗。本组资料42例患者2年及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7.5%及88.3%，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但是因博来霉素、多柔比星类和长春新碱等有终生剂量，且化疗药物的毒副反应如顺铂的肾毒性，博来霉素和平阳霉素的肺纤维化，多柔比星和表柔比星的心脏毒性等问题，对于年幼不能耐受化疗的患者及晚期复发已达终生剂量的MOGCT患者，更理想的化疗方案尚待进一步探讨完善。化疗药物对性腺及生殖功能的副反应常表现为卵巢功能早衰、闭经。部分患者化疗结束后2～3个月恢复正常月经及生殖功能，但也可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损伤。对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的年轻患者，化疗期间应考虑保护患者的卵巢功能，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Gn-RHa可耗尽垂体促性腺细胞上的GnRH受体，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或直接阻断卵巢雌、孕激素的合成，使卵巢在化疗期间处于静息状态，从而起到保护卵巢的作用。有正常月经来潮的患者在化疗期间予曲普瑞林保护卵巢功能，化疗后均恢复正常月经。本研究中，18例保留生育功能的青春期后患者化疗期间予曲普瑞林保护卵巢功能，化疗结束后3～6个月复潮，月经周期规律，经量正常，复查性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

肿瘤临床论文篇（3）

2结果

2.1神经上皮组织肿瘤508例神经上皮组织肿瘤中各亚型分类情况。

2.1.1星形细胞肿瘤

包括九小类共390例，约占神经上皮组织肿瘤的76.8%。其中①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共计16例，年龄4～41岁，平均18.63岁，肿瘤位于幕下者12例，占75%。②多形性黄色瘤型星形细胞瘤：2例，男、女各1例，平均年龄22.5岁，肿瘤位于顶叶和颞顶叶。③弥漫性星形细胞瘤：共计140例，男：女约为1.63：1.00，平均年龄36.96岁，＜40岁59例，占65.56%，肿瘤位于幕上82例，占91.11%。④间变性星形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各141例，（各占31.38%）。间变性星形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构成比在各个年龄段的分布不相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0岁以后发病人数逐渐增多，呈上升趋势。

2.1.2少突胶质细胞肿瘤

66例，（占13.0%），平均年龄36.9岁，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26例，平均年龄40.19岁，＞40岁者14例，占53.85%，2.1.3少突-星形细胞肿瘤49例，（占9.6%）。其中少突-星形细胞瘤38例，平均年龄41.90岁，＞40岁者27例，占71.05%，间变性少突-星形细胞瘤11例，平均年龄47.2岁。＞40岁者6例，占54.55%。

2.1.3脑膜肿瘤

共492例（占49.2%），脑膜皮细胞肿瘤共432例，占87.8%，其中良性各型脑膜瘤404例，占92.87%，不典型脑膜瘤25例，间变性脑膜瘤6例。女：男约为2.18：1.00。脑膜瘤男性和女性总体分布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对于男性。其他脑膜相关的肿瘤血管母细胞瘤44例，位于小脑者36例，占86.36%。

3讨论

按照2007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新分类重新分类后，本组1000例病例中神经上皮肿瘤仍居首位，占全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50.8%，高于文献报道37.64％。其中星形细胞肿瘤是起源于星形胶质细胞的肿瘤，是神经上皮肿瘤中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占神经上皮肿瘤的76.8%，高于国内外文献报道58.93%～60%。少突胶质细胞瘤是颅内起源于少突胶质细胞的肿瘤，是胶质瘤的一种独立类型，占神经上皮肿瘤的13.0%，与文献报道的结果接近。脑膜瘤居第二位，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49.2%，高于文献报道34.64%～38%。本组病例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发病部位以幕上占优势。幕下最常见的部位是小脑。小脑好发肿瘤共36例，主要包括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18例，占50.0%；脑膜瘤18例，占50.0%。了解和掌握各种肿瘤的好发部位，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通过1000例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复习，对2007年版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的新认识，与2000年WHO关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相比，2007年版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对各个肿瘤的发病率、患者的年龄和性别分布、部位、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大体和组织病理学形态、免疫标记、细胞增殖状况、遗传学和分子改变、预后因素进行了细致的修订和更新，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对部分肿瘤的WHO的分级进行了修订，如2007年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标准“小脑脂肪神经细胞瘤”由原来的WHOⅠ级变为WHOⅡ级。有文献报道，该肿瘤复发率约为50％，一般进展较为缓慢，偶有较快复发者。同时增加了有关遗传学研究进展，如血管母细胞瘤，免疫组织化学标记α-inhibin和D-240对其诊断及鉴别诊断有一定的意义。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的定义中增加了1p和19q杂合子缺失。本组病例虽然未见小脑脂肪神经细胞瘤，但在2007年版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中对其预后的变化值得注意。

肿瘤临床论文篇（4）

1．2方法

1．2．1对照组单纯采用香菇多糖治疗，将20mg香菇多糖针剂溶于250mL浓度为0．9％的生理盐水，静脉滴注，2周治疗1次。

1．2．2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艾迪注射液（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52020236）治疗，将100mL艾迪注射液溶于400mL浓度为0．9％的生理盐水，静脉滴注，1次／天，3个月治疗1次，连续治疗28天。两组患者均进行2年的跟踪调查。

1．3疗效评定按WHO标准评价治疗效果，疗效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进展。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毒副作用与生存质量。

1．4数据处理实验数据录入Excel数据库，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珚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临床疗效经治疗，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48．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2．0％，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毒副作用治疗过程实验组共出现13例胃肠道反应，其中Ⅰ级11例、Ⅱ级2例；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低于对照组的56．0％。

2．3患者生存期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平均生存期为（16．32±2．29）个月，明显优于对照组的（8．66±2．61）个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0．122，P＜0．05）。

3讨论

肿瘤临床论文篇（5）

2如何培养和提高临床思维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需要带教老师放弃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营造开放自由的学习气氛，鼓励学生大胆反思，提出问题，探查假设，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要让学生乐于独立分析判断，不再盲目接受别人的观点。通过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在教学活动中，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智慧，让不同的观点进行交锋，在发现问题———试验性解决———批判性检验———产生新发现的过程中，不断锻炼、提高思维能力。

2．1改进病例讨论的形式和内容病例讨论不能选择单一的病种，不能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到治疗方案的顺序，按照教科书重复课堂上已经讲解的内容。这种“正向”思维并不符合工作实际，因为大多数患者事先并没有明确的诊断。应该按照临床工作需要，由症状体征、检查结果开始，最后到疾病的方式，“逆向”分析和思维，综合以往所学的知识，并从中做出筛选，提出合理的诊断和处理。例如:在病房选取“淋巴瘤合并发热”的病例，以病例讨论的形式，安排学生进行分组，分别针对肿瘤、呼吸、心血管、风湿免疫、感染性疾病等学科进行文献学习和深入地分析，然后提出各自的诊疗意见。通过准备，可以引导肿瘤组发现淋巴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淋巴瘤本身可以导致发热，但也常合并细菌感染，并结合文献阐述该病的病理特点、疾病转归预后和治疗方案;呼吸组可以分析发热的热型，提出淋巴瘤患者发热，可能合并肺结核、支气管内膜结核、肺炎、霉菌感染等情况;心血管组可以针对感染性心内膜炎，败血症等病变进行鉴别诊断;风湿免疫组应该排除红斑狼疮、成人Still综合征、干燥综合征等结缔组织病;感染性疾病组可分析合并伤寒、副伤寒、非典等可能。每个小组都进行发言，每个人都从别人的观点中得到新收获，使得整个讨论充满活跃的气氛，扩宽学生的思路，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退热处理和化疗，将多个学科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使学生对疾病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器官或一个学科，诊断和鉴别诊断的能力得到提高。在讨论结束后，通过追踪病情的转归，还可以进一步验证讨论的结果，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临床工作的成就感，更加热爱医学工作。

2．2改变教学查房模式教学查房是培养临床思维的典型模式，但是在传统的教学查房过程中，老师讲得多，学生忙着记;老师提问的少，学生主动提出疑问的更少。教学查房应该以学生为主导，老师可以先提出诸如“胃癌术后患者出现呕吐的原因”等开放性问题，让学生进行分析讨论，自由发言，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不同的外科手术方式有何异同，是否有术后并发症;手术是否完全切除，是否有残留，是否复发;术后影像学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梗阻可能;有没有药物影响;有没有脑转移;有没有合并糖尿病，电解质紊乱等等。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后，分析不同情况的判断依据，寻找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依据，通过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和实验室器械检查，来验证自己的观点，并给出处理方案。

2．3加强文献学习文献学习绝不是就某篇文献是否读懂为目的，而是要通过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了解学术观点不断演变的过程，发现专家学者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如何创立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不仅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发展，也为今后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通过检索webofscience数据库，组织学生探讨“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kinaseinhibitors，TKI)治疗的由来”。指导学生在文献检索中追溯TKI药物的研发过程，对比不同时期临床试验的研究目的、实施方案和研究结果，分析其中的局限性和创新点。学生可以从中发现TKI治疗的机制，TKI应用的局限性，如何筛选优势人群，如何确定优势人群是由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引起的，如何应对TKI治疗耐药，EGFR突变检测手段的优劣性等等。还可以让学生比较不同年份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关于TKI治疗策略的变迁，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临床研究如何影响并改变临床实践，如何给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益。

肿瘤临床论文篇（6）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与国际文化出现更多的接触，并且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我国发展，但是，由于文化冲突造成的矛盾等不良现象也不断发生。因此，在临床疾病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需要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化，了解不同患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道德信仰等各方面的事情，掌握跨文化护理理论［1］，本文针对外国患者的实际特征，采取跨文化护理理论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取得良好的护理效果，提高患者对医院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摘取2009年12月至2012年6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外国肿瘤患者20例进行观察研究，其中，男性患者14例，女性患者6例，患者的年龄在29岁至5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5.2±3.8）岁，患病时间为6个月至3年；所有患者都为白种人，并且都信仰基督教，所有患者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都超过3年，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运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其中，有3例男性患者与4例女性患者为留学生，另外，有8例患者的妻子为中国人。

1.2护理方法

1.2.1文化维持医护人员要多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在交流的时候，要注重东西方文化差异会对语义理解造成的歧义，按照医生规定的叮嘱对患者进行给药以及个体化的护理，运用跨文化护理理论贯穿整个护理过程，由于所有患者都信奉基督教，因此，不能再患者面前提到“13”以及“星期五”等基督信徒忌讳的字眼；另外，西方人比较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因此，医护人员在进入患者的病房以及进行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征得患者的同意；禁止向患者提问涉及隐私的问题［2］。

1.2.2文化协商可以针对患者的信仰，在患者的病房布置耶稣的画像等，还可以在患者的病房放置《圣经》，让患者能够在空闲时间阅读；另外，每逢周日，可以请牧师到医院集中为患者做祈祷，使患者能够放松心情，缓解治疗导致的不良情绪。

1.2.3文化重塑医护人员要多与患者及其家属讲述肿瘤治疗的进展，使他们能够清楚知道病情变化，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医护人员还应该向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灵上的关怀，引导他们述说心中的焦虑、悲观以及抑郁等消极情绪，通过“吐苦水”的方式，从而有效舒缓患者的不良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接受治疗，充分体现肿瘤护理中应用跨文化护理理论的有效性。

1.3统计学处理采取卡方进行检验，以P＜0.05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经过对肿瘤患者进行跨文化护理理论的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治疗配合度，从护理前的50.0%上升到护理后的95.0%；另外，患者对医院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有所提高，从护理前的20.0%上升到护理后的90.0%；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跨文化护理理论来源于实际的护理经验，在本质上强调护理工作的内在逻辑性，指出护理理论的各项概念之间的相辅相成性，在目前的护理研究与教育以及临床护理工作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以及更进一步的发展，促进护理事业的不断进步，有效提高护理效率［3］。

本文选取的20例外国肿瘤患者中，在肿瘤护理工作中采取跨文化护理理论，能够更好地提高患者的治疗配合度，提高患者的肿瘤护理效率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肿瘤临床论文篇（7）

1.2手术方法根据患者情况应用双腔气管插管或者是单侧支气管插管来建立肺通气，患者行全身麻醉，食管终端、上段行左侧卧位，下段行右侧卧位，胸部需垫高。中上段肿瘤患者行右侧胸部手术，下段给予左侧胸部手术。右胸手术双侧麻醉，行左侧肺通气，以右侧中线约第6肋间切口，切口处插入套管针，胸腔镜经套管进入胸腔，检查胸腔粘连情况，选腋前线3～5肋之间为第二切，腋后线上定位三切口，将肺牵拉钳经第二切口置入，根据食管镜的配合，确定肿瘤位置，在第三切口处实施剪开纵隔胸膜，分开肌层实施钝性分离至剥离出肿瘤。若出现肿瘤不规则或者食管有粘连，可将肿瘤进行贯穿缝合后采用内镜进行抓钳提起，以便更容易分离粘连。左胸手术同右胸步骤，但胸腔镜置入切口高于右侧约2肋间。术后食管镜拔出后，置入胃管，胃肠减压。

1.3统计学分析对全部患者年龄、性别及手术时间等数据均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t检验。

2结果

本组30例患者行胸腔镜手术成功29例，1例因平滑肌肿瘤较大，转开胸手术。术后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无死亡病例；手术时间为40～138min，平均61.5min；手术中出血量为50～220ml，平均92ml；术后拔出引流管时间为2～8d，平均3.5d；患者术后进食时间为1～6d，平均3.2d；住院时间为6～20d，平均8.1d；术后6～20个月随访，无复发和死亡患者。

肿瘤临床论文篇（8）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2013年12月行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检查的32例恶性肿瘤患者的影像资料。其中肺癌7例，肝癌3例，结直肠癌4例，胰腺癌2例，乳腺癌10例，食管癌2例，胃癌、肾癌、前列腺癌、胸膜间皮瘤骨髓瘤各1例。男21例，女11例，年龄42~69岁，平均56.2岁。检查前根据临床表现、传统影像学（CT、超声、MRI等）和实验室检查，临床诊断无转移者12例，有转移者20例，所有患者未进行抗癌治疗，准备行手术治疗者11例，放疗和（或）化疗21例。

1.2检查方法

仪器使用GE超导型1.5T光纤核磁共振，采用内置体部一体化线圈。受检者自由呼吸状态下选用翻转恢复平面回波弥散序列（SE-STIR-DWI-EPI），参数为TR：5100ms，TE：100ms，TI：180ms，b=0、600s/mm2，层厚：7mm，层间距：1mm，FOV：40cm×40cm，矩阵：96×128，NEX：6次，每段层数：30层，全身共分8段完成。扫描时间180s，全身扫描共需20min。首先进行第1段和第3段的预扫描，记录下每段的中心频率，算出两段的中心频率平均值，然后应用于其余各段的中心频率。同时采集4段和全身弥散加权像对应的T2WI脂肪抑制序列图像，用做解剖对比，更准确地对病灶进行解剖定位，利用工作站IVI和MIP软件重建出全身冠状位图像，同时对三维数据做多角度重建，获得多方位的重建，图像反转黑白即可获得类似PET-CT的整体图像。

2结果

2.1WB-DWI检查基本情况32例受检者图像对比度和分辨率均达到诊断要求。32例患者中，正常组织结构的WB-DWI表现：颅脑、脊髓、甲状腺、前列腺、淋巴结、前列腺、脾、双肾、椎间盘、子宫及膀胱等组织结构呈高信号，类PET图像上呈低信号，ADC值在正常范围。

2.2WB-DWI检查评价经传统CT/MR等检查显示共97个病灶，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检查共显示病灶145个，在WB-DWI图像上均呈高信号显示，ADC图为低信号，每个病灶ADC值与正常区域比较明显降低，并且恶性程度越高ADC值降低越明显。上述32例145个病灶均经过临床证实为恶性肿瘤，其中转移灶113个：骨转移瘤18个；肺转移瘤5个病灶；脑转移瘤13个病灶；肝脏转移瘤16个病灶；淋巴转移瘤61个病灶。新增病灶中骨转移灶及淋巴结21例，说明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检查在骨转移及淋巴结转移方面较传统检查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还发现19例63个病灶DWI图像及ADC图高信号，每个病灶ADC值均在正常区域，经过临床证实均为良性病变，其中，肝血管瘤18个；肝脏囊肿20个；肾囊肿25个。其中2例患者常规CT/MR图像显示血管受侵而WB-DWI未能显示，2个肺内转移灶因小于0.5cm，WB-DWI未能显示。

2.3WB-DWI检查分析11例检查前无转移的患者，经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检查后有6例发现了转移，46.8%（15例）的患者肿瘤分期发生了改变。27例患者转移病灶数增加了48个，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检查后淋巴转移与脏器或其他转移分别提高了36%和22%。WB-DWI检查前后两者差异均有显著性差异。

3讨论

3.1核磁共振全身弥散成像技术的原理及优势

MR是目前能在活体上进行水分子弥散成像的唯一方法，MR弥散加权成像（DWI）可以显示水分子的布朗运动，近年来，随着核磁共振设备的不断进步，已经可以较好的完成核磁共振全身弥散成像，较高的梯度场和切换率可以大幅度提高成像速度，明显缩短TE，显著提升图像信噪比；使用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成像技术可在极短时间内一次采集一幅图像，明显降低了呼吸运动所造成的误差，能在自由呼吸下采集较高信噪比的MR图像；短T1反转恢复序列（STIR）技术能够抑制脂肪信号，降低背景噪声，增加图像对比，提高3DMIP重建图像的质量，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在DWI的基础上，采用短时间反转恢复序列（STIR）技术，明显抑制脂肪等组织器官的背景信号；突出病灶DWI高信号的作用。弥散加权成像对于水的弥散非常敏感，扩散速度越快，则信号越弱；扩散速度越馒，则信号越强，因而在图像上形成对比。自由水（如脑脊液、胆汁、尿液）具有较快的扩散速度，正常组织因为有细胞膜的限制，细胞内的水扩散受到限制，扩散速度明显慢于自由水。正常组织之间弥散速度有差异，最明显的是神经组织，因为轴突结构内水的扩散速度明显慢于其他组织。

3.2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在恶性肿瘤分期的临床应用价值

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既能较早发现病灶，对所发现的病灶准确定位，又能对恶性肿瘤及转移灶进行ADC值测量，相对于传统检查在图像上进行淋巴结大小测量及特征描述有更高价值，在弥散加权成像中，ADC值来代替真正的扩散系数能反映整体组织结构的特征。一般认为，恶性肿瘤实性部分组织、细胞生长活跃，细胞排列紧密，生物膜结构对水分子弥散的限制明显，ADC值降低，DWI上显示为高信号。而良性肿瘤细胞密度低，ADC值相对较大，DWI上呈相对较低的信号，良、恶性肿瘤ADC值存在显著差异，因此ADC值有助于初步判定病变的性质。对110例淋巴结转移患者行WB-DWI检查，共发现淋巴结260个（其中转移性淋巴结168个，非转移性淋巴结92个），转移性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的ADC值、长、短轴差异显著，相应的灵敏度分别为93.8%、75.4%、90.8%，特异度分别为30.3%、61.6%、38.4%，认为在核磁共振上行ADC值定量测定可以鉴别转移淋巴结。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与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ECT）在体部肿瘤筛查中的对比，WB-DWI对体部肿瘤具有较高的显示率，李烁等对20例骨转移瘤患者研究发现，WB-DWI检测显示214处病灶，ECT显示197处病灶，与ECT比较，核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对发现颈椎、腰椎、骶椎、骨盆、肋骨及股骨的病变较ECT敏感。此外，WB-DWI可以发现更多的转移病变。Antoch等报道WB-MRI与PET/CT诊断远处转移灶的准确性分别为93%和94%，结合常规MRI检查进行图像综合分析能够提高诊断的准确性，WB-DWI对发现恶性肿瘤的原发灶、局部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灶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与PET/CT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由于WB-DWI具有PET/CT相似的效果，但又不需要像PET检查一样接受电离辐射，因此可作为一种恶性肿瘤临床分期的新方法。

肿瘤临床论文篇（9）

2方法

2.1手术方法

在总体的研究对象治疗中，在正式进行手术治疗之前通过细胞血影像学的检查，可以大致得出其中的22例是乳腺纤维瘤，10例可能是乳腺囊性增生症，剩下的6例则大概是乳腺叶状肿瘤。对全部的患者进行手术治疗,34例进行局部肿块的切除,4例进行切除加肿大淋巴结的摘除手术。经过详细的病理检查，可以确定29例是分叶状纤维腺瘤,另外9例是叶状囊肉瘤。对于所有的患者，在进行手术治疗之后没有增加辅助治疗。

2.2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软件对拥有的信息进行差异统计处理，如果P＜0.05，就说明是有差异意义的，否则就没有意义。

3结果

3.1病理结果

所有选择对象在进行了严格的病理检查之后可以确定,其中良性肿瘤有24例,交界性则是8例,另外的6例则是恶性的肿瘤。其中，有6例患者进行了全切加腋淋巴结清除手术,在经过手术之后没有出现腋淋巴结转移的现象。

3.2随访结果

在进行治疗之后对研究对象进行了随访,得知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形十分良好,没有出现并发症、死亡案例的情况。随访结果显示,有15例患者进行肿块切除术出现复发的情形,经过再次的肿物扩大切除手术（9例）、乳腺全切（6例）手术之后,出现复发的患者均得到治愈。

肿瘤临床论文篇（10）

1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优势与特色

数千年历史的积淀为中医防治肿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科学的进步为中医药防治肿瘤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中医药防治肿瘤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采用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通过中药复方，在干预癌前病变、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预防转移复发、抗肿瘤多药耐药、减毒增效、带瘤生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整体调节的优势和特色[2]。大量临床实践和基础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肿瘤防治过程中，能够配合正规中医药长期治疗的患者，其生存期和生活质量能得到明显改善[3-4]。中医药防治肿瘤的效果正引起全球医学界的关注，并越来越成为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潜力巨大，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中医药防治肿瘤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科发社字〔2007〕77号）确立了我国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突破中医药传承和医学及生命科学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争取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突破口之一；应用全球科技资源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新贡献。2010年在澳大利亚中医孔子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2015年公布的新一版全球疾病代码中，新增传统医药章节，中医药获国际社会认可。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始创新潜力的学科领域，凝聚着历史的智慧，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急需用现代科学语言诠释。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药现代化带来契机，为全面揭示肿瘤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和生物体复杂生理生化功能的分子基础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策略[5-9]。

3基于本学科特点和学术研究方向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3.1学科内涵

中医肿瘤病学是中医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科理论体系研究的延续和深化，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各类肿瘤性疾病的源流、病因、病机、临床特点、辨证论治规律、预防、康复及保健等的一门临床学科。其涵盖了中医肿瘤病因学、发病学、病机学、辨证学、治疗学、护理学及预防学等多学科领域，系统反映出中医肿瘤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规律。

3.2学科外延

中医肿瘤病学是肿瘤临床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发挥巨大作用。依据学科建设需要与肿瘤病学术发展特点，中医肿瘤病学在充实和完善学术内涵建设的基础上，外延至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等相近学科，以及分子细胞生物学、临床流行病学、临床药理学、系统生物学等相关学科，运用中医理论，结合现代肿瘤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阐释肿瘤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的理法方药规律，揭示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理论与方药的科学内涵，确立中医肿瘤疗效判定标准，建立规范的中医药防治肿瘤新模式，创新中医肿瘤理论，促进抗肿瘤新药研发，形成全新的中医肿瘤病学科体系，提高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疗效，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4学科发展建议

4.1以“融合、创新”为切入点

“融合、创新”是当今医学发展趋势，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也一定要走“融合、创新”创新之路。融合包括队伍融合、技术融合和方法融合。队伍融合指肿瘤领域的临床队伍、科研队伍和教育队伍的融合，即医、教、研融合，如三级教学医院的队伍下沉，肿瘤医务人员走进基层，基层医生走进教学医院参与肿瘤的临床和科研，中医与西医相互交流，立足肿瘤研究，互相启发、共同发展，以开放的心态共同攻克肿瘤难题。技术融合主要指中医与西医的融合，中西医防治肿瘤互有优势、各有不足，单独依靠中医方法或西医技术都难有突破，临床上，中医与西医外科、内科、放疗科的有机结合，可大大提高肿瘤的防治效果。方法融合主要指中医顺应时代的趋势，与媒体、网络的融合，宣传中医的亮点与优势，让国际肿瘤界更多地听到中国同行的声音，关注中医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使中医院肿瘤科室不再是临终关怀科室，而是肿瘤患者愿意就诊的地方，更好发挥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包括思维创新、技术创新和学术创新。肿瘤的不同治疗阶段，包括肿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以及对肿瘤患者的人文关怀和支持，都要依靠思维创新。如整体治疗同时加强中医局部治疗，即是思维创新；面对肿瘤患者白细胞与血小板水平低下、食欲不振、癌痛、胸腹水等问题，采用外敷、灌肠、熏蒸等中医药独有的治疗方法，即是技术创新。病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病机研究是中医理论创新发展的突破口[7]。中医肿瘤学科团队要从古籍文献和名老中医及民间经验中吸取精华，传承创新中医肿瘤病机理论与辨治方法，丰富和充实中医肿瘤的科学内涵，这就是学术创新。以“融合、创新”为切入点，坚持全身与局部治疗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应用结合、临床与基础结合、研究与产业化结合，必将提高肿瘤防治水平，推动中医肿瘤学科的发展。

4.2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是学科发展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