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域经济论文篇（1）

（二）新型城镇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1．新型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通过工业化将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镇居住和就业，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原来相对分散走向集中，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生产资源向城镇聚集，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保障。同时，农村人口在向城镇的迁移致使农村人口减少，这又为农民集中耕种、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的资本和技术集约程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有力地促进着本城镇经济增长，又带动着县域其他地区经济发展。2．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县域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城镇区域，这势必会带来生产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工业生产效率会随之提高，同时，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规模经济的效应也会逐渐显现出来。3．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从中国县域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看，大部分地区都是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以促进土地资源的相对集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来保证土地规模效益的形成。第一，通过城镇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可使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向一部分人集中，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程度，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第二，随着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如增加牛奶、肉食、蔬菜和水果的需求，这又会带动县域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提高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加速农业的资金积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4．新型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首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通过加强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可以显著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只有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效益才能充分发挥，县域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由传统的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深层次转变；由依靠第一和第二产业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依靠消耗能源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及管理机制创新转变。最后，从需求增加的角度分析，中国30%的城镇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的70%，70%的农村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的30%。一个农民的货币购买力和一个市民的货币购买力的比例是1∶3~1∶3.5。因此，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0%），将会使县域市场需求有一个较大的增加，进而推动宏观经济增长。

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注重特色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突出区域特色，充分发挥和利用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加快形成优势明显、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区域板块经济，进而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立足县域实际，根据自然条件、资源票赋和产业基础，选择具有特色的优势项目，努力培育出一批特色产业群，促进内部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优化配置，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县域特色，有较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生机和活力。

镇域经济论文篇（2）

作者：张辛雨 单位：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要创新精简思路，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的“改造”优于“撤并”，把县域相应的分支机构逐步改造成以经营微小企业、小企业和个体户业务为主的专业零售支行，或者将所属县级支行整体移交给当地农村信用社。此外，央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商业银行处理好“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的关系，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为县域经济服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一是结合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与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郊区农村信用社，改造成农村股份制或合作制商业银行。二是进一步强化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符合“三农”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三是积极发展多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适当降低门槛准入条件，通过加强培训确保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四是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县域分支机构，进一步丰富服务县域经济的金融机构体系。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明晰产权关系，完善股权设置，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满足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强化约束机制，严格风险监控考核，建立健全风险校正和市场退出机制；同时增强服务功能，根据不同地区发展不同模式；适当采取国家扶植、地方政府负责制。积极拓展县域非银行金融体系随着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县域经济对金融服务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更高要求，因此，要积极拓展县域非银行金融体系。一是要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建立健全县域农业保险体系；二是要拓展县域资本市场，建立信托、租赁、信用担保、咨询等机构，以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强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县域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连续出台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定向费用补贴、农村金融业务税收优惠等一系列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的扶持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大县域金融服务创新力度金融创新是金融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只有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金融才能与经济同发展。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县域金融也要不断创新，以增强其服务功能。要主动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切实加大县域金融开放度，实现金融机构类型多样化创新服务。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建设，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可考虑适当降低税率扶持。二是发挥货币政策的扶持功能，加强支农再贷款的力度；三是发挥农业银行主力军作用，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四是农业发展银行在大型农产品的流通和加工领域适当发挥其政策性作用。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工业主导型产业模式，即农村工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产值比重较高，工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已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工业主导县的金融支持应侧重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优化县域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采取一些特殊的扶植政策。例如，县域金融机构可以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宽贷款准入门槛，完善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等。服务业主导型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是我国服务业主导县呈现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应注重对旅游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首先，县域金融机构应支持旅游产业链的发展，综合考虑旅游产业链的资金投向，合理分配贷款资金。其次，县域金融机构要改进和创新服务方式，满足旅游者的金融需求。例如，实现各银行的联网和拓展针对旅游者的消费信贷。最后，大力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现代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鲜明的特征就是经济金融化，这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县域经济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县域金融作为执行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环节，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杠杆作用。本文从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匹配发展视角，探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金融对策分析。面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县域金融等突出问题，构建合理的金融组织体系、大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并针对县域经济中不同产业模式进行金融支持。

镇域经济论文篇（3）

乡是国家设立在农业区域的地方基层行政区域，一般有集镇。镇是国家设置在具有一定工商业基础、文化教育条件比较好、人口比较集中的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地方基层行政区域。乡镇是我国基本的行政单元和经济单元，乡镇是个行政地域概念。乡镇在我国存在面广量大，是中国行政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经济代表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代表中国行政区划经济板块的基本特征。对乡镇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区域竞争力评价理论

（一）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DM）的定义是，一国或一个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较其竞争对手获得更多财富的能力，模型将区域竞争力分解为八个方面，包括企业管理、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国民素质、政府作用、基础设施和金融环境，其核心是企业竞争力，关键是可持续性。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定义是，一国能获得经济（以人均GDP衡量）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波特在其《国家竞争力》一书提出了区域竞争力模型，波特认为国家经济竞争力是指该国产业创新和升级能力，即该国获得生产力高水平及持续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四大要素是企业战略、企业组织、企业群体内竞争对手及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1998年波特又进一步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区域争力是指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竞争中，通过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相互配合而形成的能为区域的整体绩效带来实质性功效的竞争优势（周群艳等，2008）。区域竞争力为经济区域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有效配置资源，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其他同类区域）更多的财富、占领更大份额的国内外市场，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芦岩等，2006）。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指某个特定区域在国内经济竞争中形成并表现出来和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并由此获取收益的能力，是利益主体之间比较生产力的竞争，是该区域在国内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实力的强弱程度。其主体和核心是产业竞争力。同时受辅助或潜在竞争力的影响，通过区域之间的竞争过程，最终形成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综合实力。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包含对核心竞争力、辅助（基础、潜在）竞争力、现实综合竞争力以及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徐承红，2007）。区域竞争力是指在系统分析区域现状的基础上，一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在资源环境、经济实力、产业市场、对外开放、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管理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的综合能力，是一种通过比较所具有吸引、争夺、转化资源和控制、占领市场的能力，亦即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资源配置和市场导向功能的能力（高志刚，2006）。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区域竞争力是研究一个地区，主要是行政区域范围内，通过对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相比较其他地区更有优势的经济实力。

（二）行政区域经济

1.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国外有一些学者也在关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如澳大利亚学者奥德丽・唐尼索恩于1972年用“蜂窝状经济”概念分析中国经济的分割化趋势。美国学者托马斯・P・莱昂斯从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分割化，但他们没有提出关于中国行政区域经济的科学范畴和系统理论。在中国最早对行政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君德教授。刘君德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行政区经济（即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还有一些学者如鲁勇（2002）、朱舜（2003）、舒庆，周克渝（2003）等也提出了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由此可以把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简单概括为：受行政划分及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的特殊经济区域经济类型。对于行政区域经济理论的认识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拓展了区域经济理论研究领域。行政区域经济既是中国国民经济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类型，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界提出的一个新范畴和新理论思维。在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分为四个等级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乡镇经济。

2.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许多学者对行政区域经济研究时，都对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进行描述，如刘君德（1996），朱舜（2002），鲁勇（2002），舒庆，周克渝（2003）等学者，他们对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由此对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第一是行政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行政区划板块的特征。行政区域经济是受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具有明晰界面特征的区域经济。行政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行政区划体制的规定性。行政区划以政治因素为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所以一旦行政区划确定下来，行政区域经济的界面也就非常明显的确定下来。

第二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着行政区域经济的运行。行政区域经济是受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的区域经济。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都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且这种政府行为也强烈地渗透到企业的竞争中，重复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竞争的一种表现，但政府的参与往往扰乱了市场信号，各地竞相追逐价高、利大、税收高的产业。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企业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措施，这极大地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公平性，某种程度上维护了重复建设的原有格局，难以实现市场竞争下的规模经济。

第三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各行政区域经济的中心大都与行政中心是一致的，行政中心是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则是一国或某一区域的经济中心。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封闭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中心往往是一个地区性的经济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即发生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内的偏离现象。商品经济越发达，两个中心的偏离程度也越大。这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中国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却表现为高度的重合性。

第四是行政区边界经济的衰竭性。我国的省会乡镇一般都相对处于行政区偏中心地位，非省会的大乡镇、特大乡镇也大多远离边界地区，按空间相互作用原理和行政区经济运行下经济中心跨行政区作用的摩擦力原理，中心乡镇“经济能量”在辐射到边界地区时，已被大大削弱，边界地区往往成为区域经济的衰竭带；再加上边界地区地形复杂，交通闭塞，生产要素流通不畅，因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最终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或者是与经济中心的差距很大。

（三）乡镇经济竞争力

乡镇竞争力是指一个乡镇在发展与壮大过程中具有的与其他乡镇相比更强的创造财富、提高人民收入、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乡镇是农村最基层的单位，对其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有助于了解农村社会经济的实况，把握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乡镇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作为乡镇竞争力研究的应用领域之一，也越来越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者的关注。它可以发现与乡镇竞争力关联性最强、贡献度最大的因素，从而为乡镇规划者和管理者提高乡镇经济竞争力提供定量的科学决策依据。

二、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理论构建

（一）构建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理论的原则

构建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理论时，尽可能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设计必须从乡镇经济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出发，科学而又系统地反映乡镇经济竞争能力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表明乡镇经济运行的特点和乡镇经济的运行规律，即指标能够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乡镇经济竞争力的内涵。而且同时，要指标概念准确、计算范围明确、计算方法科学、操作过程方便，既能系统科学地反映乡镇经济竞争力的全貌，又能在某一方面揭示对乡镇经济竞争力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即要求指标设置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突出重点，尽量少而精。科学性和客观性相结合。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遵循乡镇经济发展规律，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乡镇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态势，在设计乡镇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注意指标的客观性，要选取那些便于收集和计算分析、且对乡镇经济发展研究具有实用价值的指标。指标既不能过多过细，使指标之间相互重叠；又不能过少过简，使指标信息遗漏。同时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客观地反映待评价乡镇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潜力，以及演变趋势，揭示内在发展规律。

2.可操作性原则。各评价指标应信息集中数据容易获得，计算方法简明易懂。要求指标体系要以现实统计数据作为基础，要容易获取，易于分析计算。尽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同时尽可能选择可量化的指标，定性指标应尽量少用，对于在评价分析中确实有重要性的定性指标应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其赋值，保证其可信度，以减少主观臆断中的误差。

3.可比性原则。指标能在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乡镇之间进行比较和评价。可比性和适用性相结合评价，指标要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就没有适用性。如果指标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可比性，就无法对乡镇经济进行比较。可比性要求有三个涵义，一是在不同乡镇空间范围上具有可比性，如以货币为单位的指标（GDP、人均收入等）必须扣除价格因素；二是在不同乡镇之间进行比较时，除指标的口径、范围必须一致外，一般用相对数、比例数、指数和平均数等进行比较；三是在进行具体评价时，为了防止大数“吞噬”小数的现象发生，有时必须进行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归一化和极大化或极小化等方面的处理，使数据在无量纲的条件下可比。可比性要求评价结果在时间上能保持现状与过去的可比性，通过纵向比较反映各乡镇经济发展的演进轨迹；可比性还要求评价结果在空间上能保持不同乡镇之间可比性，通过比较反映各乡镇之间的优势与缺陷，因地制宜提出对策措施。

4.系统性原则。系统性是指在指标体系内部各个指标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罗列。因此，对乡镇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时，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把握乡镇经济竞争力系统的整体特征和性能，以期对乡镇经济竞争力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价。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统一，构建乡镇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指标体系应能反映乡镇经济竞争力的各个方面，不应有任何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孤立指标，必须全面真实反映各乡镇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各个侧面的基本特征。同时，应根据系统的结构分出层次，并将指标分类，使指标体系结构清楚，便于实施。设置具体指标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各个系统、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独立，以形成一个有机的乡镇经济竞争力体系。

5.目的性原则。指标必须与建立乡镇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的目的相一致。评价指标要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目的设置的指标体系是不同的。研究乡镇经济竞争力目的在于了解乡镇经济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能力，以及影响乡镇经济发展的各要素在促进乡镇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通过对这些指标的研究，衡量乡镇经济竞争力的状况，找出乡镇经济竞争力弱的原因所在，指出改善乡镇经济竞争力的手段和方法，最终增强乡镇经济的竞争实力。

（二）主要内容

乡镇经济属于应用经济学中区域经济学的分支，是和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综合概念。乡镇竞争力主要包括乡村经济实力和乡镇社会环境。乡镇经济应既包括乡镇中的主要经济支柱――乡镇企业，也包括乡镇中的农业及服务业。乡村经济实力主要包括人口、居民收入、乡镇可持续发展、财政收入等内容。乡镇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乡镇的教育、治安和生活等方面。

三、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

（一）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方法

目前，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有数十种之多，每种评价方法各具特点。大体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赋权，如主观权数法、特尔菲法（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等；一类是客观赋权，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聚类分析法等。

（二）乡镇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乡镇是农村最基层的单位，对其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有助于了解农村社会经济的实况，把握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系统性和目的性5项原则，参照“十二五”规划要求，选取一系列相应的指标，构建了乡镇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6个一级子系统、21个二级子系统、40个评价主指标构成，具体见表1。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指标数据的获得以及处理数据中的遇到的实际问题，比较能够体现乡镇竞争力的指标是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各项储蓄存款余额；出口产品交货额；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支出；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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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舜.行政区域经济：特征、种类与演化[J].经济学动态，2004（5）.

[3]叶琪.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综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

镇域经济论文篇（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浙江属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社会经济总量得到全面发展与升级，许多小城镇不断发展壮大，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每一个城镇建设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并成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有效载体。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是1995年被国家建设部等11个部委列为全国首批小城镇综合改革的试点镇之一。现全镇区域面积达135.8平方公里，总人口18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约8万。2003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43.3亿元，生产总值26.5亿元，财政收入2.4 亿元。在城镇化过程中突显出城镇化与区域经济的高度互动，主要表现为专业市场的确立、市场规模的扩展、专业交换组织的成长以及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织里镇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城镇化建设又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有之路，形成了以市场发展、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建设，以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升级、市场繁荣的良性循环之路。

织里镇区域经济特色

专业市场繁荣兴旺：织里市场建设从1983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经八次扩建，形成了以童装和棉坯布两大专业市场为主，以纺织印染、服装辅料、托运服务等配套市场为辅的市场体系，已成为最大的童装产销基地和最具影响力的棉坯布集散中心之一。目前，全镇专业市场总占地面积为24.6公顷，建筑面积26.6万平方米，营业摊位4360个，2003年，市场总成交额106.9亿，其中童装市场32.6亿元，棉布市场69.6亿元。童装市场日均人流量达3万余人，日销售童装30万件（套），辐射全国28个省、市117个大中城市以及欧、亚、非、美四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棉布市场年棉坯布交易量15亿米，交易品种150余种，国内100多家主要棉坯布生产企业在织里设有窗口。在专业市场的影响下，全镇房地产、仓储、运输及服务业等蓬勃发展，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市场十分活跃。

主导产业优势明显，块状经济比例提升。全镇已形成了以童装为主导产业，以其他相关产业和铝合金型材、通信电缆、纺织印染等块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局势。童装业已成为织里镇的第一大产业，全镇现有童装企业近6000家，几乎是“家家开工厂、户户闻机声”，有国内21省市和省内温州、宁波等11个城市的416家童装企业落户织里，中高速缝纫机6.5 万台，有7万多人专门从事童装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全镇童装年产量1.8亿件，产值4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21%。与童装行业密切相关的服装面料、辅料以及印花、绣花、砂洗、联托运、缝纫机销售等配套产业发达。

织里镇城镇建设

小城镇的概念：当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小城镇概念，我国也没有规范的称谓，但是比较多的观点认为，小城镇是区别于大、中城市和农村村庄，具有一定规模的、主要由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所聚居的社区，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包括国家已批准的建制镇和尚未设镇建制的相对发达的农村集镇。

小城镇的发展类型：小城镇的发展类型可以从小城镇的发展方式和小城镇的主导产业发展类型进行分析。由于各个小城镇处于不同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不同，小城镇发展的具体形式也不相同。

湖州市织里镇类型：湖州市织里镇属于建制镇，该镇以家庭工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依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按照产业结构的主要功能来分，织里镇属于商贸主导型和市场拉动型经济，在当地乃至全国有很高的专业声誉。市场、产业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加速了各种要素向城镇集聚，形成了市场、产业所形成的区域经济促进城镇发展，以城镇建设带动市场繁荣、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壮大的新格局。

织里城镇建设情况：织里城镇建设规划面积已从90年代初的0.8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12平方公里，道路框架拉大到22平方公里。全镇道路、电力、通信、给排水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有110千伏变电所2座，5万吨级自来水厂1座，3万吨级污水处理厂1座，特别是向着城乡统筹发展，全镇已有80%的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柏油路、户户吃自来水、家家看有线电视、人人居良好环境”的目标，政府职能得到高效运转，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作用机理及互动模式分析

不同利益主体的动机分析：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动机和行为。围绕主导产业和专业市场的形成，有不同的创新主体，如经商户、个体服装加工厂、基层政府（包括镇政府、镇工商所等），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如经商户和个体服装加工厂（称之为自发群体），他们的价值取向最为强烈，这是自然萌发的生存本能和肤浅的经济知识，但是也正是他们有着最敏锐的目光和经济头脑，地摊式的交易成为市场的最前沿；接着是镇工商所开始接受“自发群体”市场创新，童装市场和棉布市场开始逐渐创立；继而影响的是镇政府领导层的价值判断，作出开发市场的决定，为这些“自发群体”创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从价值取向的生成、作用及强烈程度来分析，基层的自发群体处于最底层，生成创新的欲望最强烈，但也是最无序的；而工商所和政府部门，他们属于较高层次的，市场取向相对不强烈，但是他们的行为和决策是有序的，故而只有达到无序和有序的结合，要使市场创新真正站上历史舞台，他们的合力才能影响到市场创新及市场形成。

开发专业市场的决定更为城镇建设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从最初的绣花枕套开始，利用市场的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童装、棉布为主的两大市场，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促使资本向其他行业和小镇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实现市场与产业、经济与城镇建设的同步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与城镇建设的互动发展。

聚集经济原理在区域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中利用和分析：聚集经济理论是城市与区域经济理论中的经典思想，目前在大城市与聚集经济的理论分析中用得比较多，但是大城市是在小城镇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小城镇建设也同样适用聚集经济理论。

聚集经济的内涵：聚集经济又称聚集经济利益、聚集经济效益，一般是指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聚集经济最早是由德国经济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其经典著作《工业区位论》中明确提出，并加以论述的。韦伯认为，聚集能够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的聚集经济，但是聚集经济是有条件的，只有把存在内在联系的工业按一定的规模集中布局在特定地点，才能获得最大的成本节约。因此，聚集经济是将一定的生产要素或市场要素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

事实上，聚集的经济利益并不仅限于企业或厂商的范畴，消费者或居民的空间集中同样会产生种种经济利益，节约生产成本，如人口的聚集会扩大市场需求的规模。因此，目前聚集经济一般是指因社会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入或效用增加。

聚集经济理论的应用：织里镇区域经济形成和城镇发展恰好是聚集经济理论的应用。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分工与专业化的协作，必然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的过程就是生产要素不断归集，职能不断细分的过程。

织里镇经济围绕主导产业和专业市场，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即：童装加工企业、童装销售商、原料及辅料供应商、童装加工过程合作商等，实现不同企业间的产业集聚，如童装加工企业的生产，首先依赖于原料及辅料的供应，其次是加工过程中的合作，如电脑绣花、印花等，然后是委托专业销售人进行产品销售或利用专业市场的知名度吸引全国各地的营销客户上门定购，正是合理的分工与专业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节约了生产要素，降低了工作的复杂性和管理的难度，这是同一行业的企业或有关联的企业，通过产业功能的前后联系而产生的成本节约。同时，各专业市场的形成实现了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将同类企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地区，给企业间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创造优越的条件，实现利益的最优化。

区域经济和城镇建设的良性互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城镇建设创造了条件。像织里镇是以童装生产和销售为一体、以各类专业市场为手段的小城镇，发展的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转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织里镇星星点点般的“小作坊”式童装企业，使得农民既成为创业的主体，又成为吸纳大量劳动力，创造劳动就业机会的主体。因此，织里镇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城镇建设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

城镇建设对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小城镇建设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与产业特色、公共物品的建设等，城镇的聚集规模必须达到公共物品所能承载的容量，充分利用原有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不断地完善城镇的硬件建设和公共物品建设，良好的城镇环境将会吸引更多的外来者进行经济建设。织里镇在城镇规划和建设中，对于城镇的基础设施，如供排水系统、道路修建、污水处理、环境绿化等不断完善，直接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织里镇发展的启示

织里镇的发展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双胞胎，经济发展了，城镇建设繁荣了，而小城镇建设的最终目的还是为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服务，实现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良性互动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同时更给我们今后的工作以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自觉地走上行政区域建设与区域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织里镇的区域经济与小城镇建设仅仅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小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缩影，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仅仅是建了一个小城镇的空壳，而没有经济发展来为之作支撑，如果把小城镇建设比作形式的话，那么当地的区域经济就是其中的内容，如果没有形式和内容的内在统一，那么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就不可能走上良性的互动。

启示之二，必须努力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织里镇走的是“以市场发展、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建设，以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升级、市场繁荣”的发展之路，这是找出了一条切合其自身的发展之路，每个地区在寻求发展中必须分析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特色等，真正形成“一镇一品”的优势和特色，只有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当地的特点，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镇域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城镇化县域经济城市规划

ABSTRACT

Urbanization and the County area economy develoment are the key Path to solve the questions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 and Peasnat，for in our country，to great extent，the County area economy equals to the rural economy，that is，to develop the county area economy is to develop the rural economy .Only if a great number of peasants have left their homelands and got employed in the cities, we can develop the rural areas and then peasnats can get much richer.It depends on the scale of urbanization.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state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county area economy theoretically and then tries to find the Problems appeared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our national county area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and attempts to suggest som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urbanizationthe county area economyUrban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县域经济的涵义及性质

1.1县域经济的涵义

县域经济概念的提出应该是在改革开放后，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的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的经济(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具体地说，县域经济是指以行政县为区域范围，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不同层次经济元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

1.2县域经济的性质

县域经济与区域经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点是都指一定范围的地表空间中的经济区域。区域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空间单元，一国的国民经济正是由多种类型的区域经济藕合而成。区域经济按其形成的直接缘由可粗分为两类:一类是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等等;另一类是“行政区域经济”，如省域、市域、县域，省、市、县既是行政管理层次，而其行政辖区内的经济活动，即构成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由此，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层次，它是处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结合部的位置。[8]

县域经济通常是指以县为行政区划的这样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它是一个具有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集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系统单元。对于县域经济的性质，大体可以做两方面表述。

其一，是一种行政区域经济。

从性质上讲，县域经济首先是中国经济中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中基础层次的行政区域经济。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具有层次性。就我国而言，如按行政区分类，包括四个层次:一是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如东中西三个大地带;二是省、市、区经济区域，这是基本层次;三是地、市、州经济区域，这是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聚合县(市、区)域经济，在形成特色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中负有特殊使命的经济区域;四是县域，是经济区域的基础层次。乡镇经济是县域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县既是行政的基本单位，又是区域经济的基础层次，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层次。

其二，是中观经济。

从性质上讲，县域经济还是一种中观经济。宏观经济运行是指国民经济总体的活动过程。微观经济运行指作为国民经济细胞或基本单位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进行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中观经济运行则是指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那一区间经济的活动过程，具体地说，也就是某一部门或某一区域的经济活动。

2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2.1我国的农民享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

不仅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享受不到，就是进城务工经商也不能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目前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纳入社会保障的工作刚刚起步，养老保险尚未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能也不愿意失去养命的田地进入城镇。可以说，是县域经济本身的不发达不完善遏制了城镇化的进程。

2.2把城镇化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原则绝对化

一些县简单地将城镇化等同于工业化，片面强调要在本县或本镇建多少工厂、建制造业基地。反映在工作上，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招商引资，盲目上工业项目，但却忽视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带动、互为前提的作用。还有一些县脱离本地实际，贪大求洋，只重视现代服务业，不重视那些虽不起眼，但能增加就业、吸纳农民进城的服务行业的发展。

2.3城镇化的圈地运动

目前我国土地市场混乱和土地管理失范具有范围大、涉及面广的特点，已经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这是继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热”、“房地产圈地热”之后出现的又一轮规模大、地域广、涉及面宽的圈地运动。比如许多城市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吸引外来资金发展县域经济”等的旗号，借“修改城镇建设规划“之机，大面积乱批乱占土地，借县改市、乡改镇之机，把大量农用地、甚至是国家严令禁止的耕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

3 如何协调发展我国的城镇化与县域经济

城镇化是县域经济的一个内容，城镇是县域经济的载体之一;而县域经济则是城镇化的保障、动力。所以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问题的关键就是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存在的不协调状况。

城镇不是画出来的，而只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决定城镇发展。因此，在推动城镇化的总战略中，首先要做好经济发展的规划，完善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解决阻碍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就城镇化论城镇化。同时，县域经济是一种开放的市场经济，不能一直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上，以城乡分离的状态为基础的县域经济是没有发展的潜力。所以，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要相协调，有必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3.1建立合理的县域城镇体系。

这里的合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中、小全面发展、面面俱到，不是要刻意追求城镇的数量，人为地、行政地城镇化。各地要根据现有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需要，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推进县域城镇化必须统揽全局，因地制宜，优化布局。城镇规划要有前瞻性和科学性，要与经济社会发展、交通、土地、水利、生态环境等规划相衔接，不断提高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的水平。要高标准、高质量地制定好县域城镇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加强城镇规划对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调控和指导。

县域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系统，我国县域经济经济规模小，发展腹地空间有限，一般没有完善的经济体系。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经济参与大区域的联合与合作，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条块分割”和垂直分工联系，加强县域之间以及县域与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协调和经济横向联系，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实现县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推动县域结构调整。

3.2把培养集群式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为县域城镇化提供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国传统的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程度，是通过各种资源的认为的单向度聚集来实现的，这种方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到重要的经济作用，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显然已经不可以通过那种方式发展县域经济和县域城镇化。

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把培养和扶持县域集群经济作为突破口。在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中，集群更多的是指分布在城市中的产业集群，折中产业集群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支撑和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县域经济中，集群经济特别是形成多种产业的集群成长和各种经济主体的集群成长是一种经济发展新思路。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就是培养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小规模经济和小企业，使它们在一定区域内，例如县域内形成集群经济，推动这些经济主体相互伴生、相互促进、形成产业链和集群优势，从而真正构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3.3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消除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

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此，有学者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应该取消，农民在城里只要不违法，应提供给他们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权益，而不应该歧视。另外，发挥小城镇的作用，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农民就业，同时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小城镇在减少城乡差别过大的过程中起桥梁作用。参考文献

[1]王梦奎、冯并、谢伏瞻.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2]申振东、周其华.城镇化透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镇域经济论文篇（6）

我国城镇区域差异悬殊已经成为了一个举世皆知的不争的事实。因此，尽快的缩小区域差异、努力实现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国家领导阶层的一个共识。解决区域差异首先要明确差异产生的原因，因而国内理论界对城镇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同时国内外一些学者也试着从更多的角度来解答。

一、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原因

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甚至还有文化心理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会对城镇化区域的差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其中几个因素作出分析。

首先，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影响着中国的城镇化的不同区域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发展最依赖的就是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讲，国家城镇的发展状况和水平越高，所需的资金源就更多，城镇的数量和规模也会更大，从而呈现较高的城镇水平。然而，如果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水平较低，用于城镇化建设的投资就会很有限，那么就无法做到大规模的发展城镇化，而是只能集中发展某些优势区域，最终导致发展不平衡。

其次，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不同影响着中国城镇化不同区域的发展。地区发展城镇化必然无法摆脱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的依赖。所有的自然因素对地区发展城镇化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但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海拔高度、水资源以及平地区域。任何一个城镇化的发展都需要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水资源呢。海拔过高导致平地面积有限，水资源稀缺。例如我国西部地区，由于高原与山区广布，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发展对平坦区域的需求。因此，在这里，很难发展出城市圈、特大城市或者城市带，取而代之的只能对符合条件的重点区域发展中小城市。相反，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平原广布、地势低且水资源充足，因而形成了城市带、城市圈以及众多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最后，投资环境的差异影响着中国城镇化不同区域的发展。这里的投资环境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说法，不仅涉及国家在宏观上做出的政策、制度，还包含一些外界对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遍历多国多地区的发展来看，一个稳定的宏观调控、健全的制度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之间正相关。何炼成认为西部投资环境尤其是对软环境的投资差是导致西部落后的最主要原因，要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关键是要提高对西部软环境的投资。

二、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之路的思索

城镇化发展的平衡化关乎国家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众多理论界、政界的大家也都纷纷就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目前来看，关于城镇化发展的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大城市论、小城市论、中等城市论以及“双轨型”城市等。本文认为，以上一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也在一些地区有其适用性，但是，我们更应该充分认识都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也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国情。

我国是一个二元化的社会。一方面是广泛存在的落后的农村，另一方面就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同样，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也是二元化的模式。一方面是有国家出资重点建设的大型、特大型城市或城市圈，另一方面是由地方和农民投资的农村的城镇化。因此，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应在我国实行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行的二元城镇化战略。

二元城镇化的发展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因为它充分考虑到了整个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地制宜，将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囊括在内。并且，根据我国实际存在的国情，不应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寻找发展的侧重点，而是应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寻找各自的侧重点，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各区域间的和谐、健康的发展。针对不同地区，应该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自身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因而应该将各大诚实集合，形成城市圈、城市带，以点带面、以强带弱，促进整体经济的飞跃发展。

中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应该在一些本身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且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集中城市形成强力的城市圈。而在一些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自然环境有一定限制的地区着力发展县城乡镇。因此，中部地区适合走城市化与城镇化并行的发展道路。

西部地区，由于严重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导致大城市数量有限，因此，应该重点发展县城乡镇，努力把县城乡镇做大做强，带动地方经济的大力发展，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投资，进入良好的发展模式。

城镇化区域差异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国情不可忽视也不可小视。因为不平衡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天平的倾斜，最终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阻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但是，重要国情无法忽视，现实的自然条件差异无法忽视，因此我们也应该因地制宜，制定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能够发挥各个地方的最大潜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镇域经济论文篇（7）

作者简介：姚旭兵，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从上个世纪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一直稳步推进。按照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统计口径，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快速达到2014年的54.77%，根据“诺瑟姆”S曲线对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划分，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步入“加速”的快车道，目前城镇化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促进经济增长及转型的重要动力源。与此同时，我国在“三农”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农业经济增长比较快，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117.50亿元提高至2013年的51497.37亿元。但是，城镇化必然导致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那么，这种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致使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量从第一产业流出的过程会不会最终在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却损害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增长？农业经济的增长是否一定会阻碍城镇化进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我国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我国目前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因为我国是农业大国，还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的发展与稳定对于我国整体的发展与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严重伤害，则会进一步威胁我国经济的整体安全。所以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要“促进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即新型城镇化肯定不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来推进的，而是在保证城乡统筹、农业安全、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高质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均衡增长。

关于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外已经有较成熟的研究。吉尔伯特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城镇化水平虽然与非农产业发展高度正相关，但是与农业发展负相关[1]。迈克尔斯认为区域城镇化水平是由该区域农业初始就业水平、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变的速度及质量共同决定的[2]。波普金、德尔加多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及消费能力也相应提高，直接促进了农产品需求，最终促进农业经济增长[3，4]。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就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陈志峰认为城镇化进程导致城市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5]。谢杰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会反过来使先进技术扩散到农村地区及农业，促进了农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6]。杨志海、王雅鹏基于县级区域的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且城镇化的正效应随着时间越来越显著[7]。苏发金基于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之后，认为我国的城镇化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在短期与长期存在显著的差异[8]。虽然大多数文献均认为城镇化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会产生负效应。如李魁、程名望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城镇化进程会发生劳动力、耕地等生产要素向比较效益高的非农领域转移，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地荒芜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9，10]。高彦彦则认为城市偏向政策致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流失，从而不利于农业增长[11]。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存在如下不足：第一，一些研究使用VAR模型利用单纯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是所得结果会因为时间序列的内在缺陷(如自相关、波动性大)而极不稳健，可信度差；第二，有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但是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单向回归检验，但是已有的研究已阐明二者其实是双向互动关系，如果仅进行单向回归分析可能导致严重内生性问题从而使结果失真度较大；第三，研究的假设前提把全国视为同质化的整体，但是我国各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以全国整体样本得到的结论其可靠性值得怀疑，而以此制定一刀切的政策全国统一执行实施更可能会导致水土不服，政策效果差。鉴于以上不足，本文利用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根据区域的异质性将我国客观地分为三组类型，基于PVAR模型对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得到更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研究结论，从而为我国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实证经验的支持及可信的政策建议。

二、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内在机理

(一)城镇化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

1.资源再配置效应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的各种产业也快速做大做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有力促进了农村冗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口集聚在城镇也为富余农副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有效拉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这种城镇化进程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富余农副产品等资源在城镇进行优化配置，大幅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效应。但是，如果城镇化的进程过快，城镇规模过分扩张，则会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可能使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资本及土地等资源过多地向城镇及非农产业集聚，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失血”的困境，那么，这样的城镇化进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为负效应。因此，城镇化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不确定。

2.规模经营效应

基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相比，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农业经营效率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从而为我国农业进行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现在在许多省份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通过土地流转、转租、转包等方式进行规模化农业经营的实践，提高了农业经营的效率，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有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3.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整：一个方面是农业结构内部的调整；另一个方面是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首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的调整，由于城镇化的规模扩张使城镇人口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满足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且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消费能力的增强，对农产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驱使农产品结构升级来满足城镇居民更高的品质要求，从而致使农业结构基于农产品市场的终端需求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与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之间进行内部调整，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来满足居民食品结构多样化的需要，这种结构调整效应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其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会基于比较利益原则理性选择所投入的产业，而农业为弱质产业，其生产效率比第二及第三产业要低，因此在没有政府行政干预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会从农业流向第二及第三产业，则会导致三次产业之间进行结构调整。基于前文的分析，如果流出农业领域的仅为冗余生产要素，那么这种流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为正；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从农业领域流出过多，则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肯定为负效应。

(二)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化的机理

1.农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效率高低制约城镇化的发展。如果一国的农业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也能够稳步提高，则能够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并且带来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这些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恰恰正是城镇化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物质资源保障。如果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及规模扩展是以牺牲农业经济发展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城镇化模式无法得到充足的农业物质资源支持其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2.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化的质量

以往的传统的城镇化模式着力于利用强大的行政干预使各种资源向城市集聚，这种“人为城镇化”模式当然使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速度比较理想，城镇化的空间快速扩张，但是带来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而农业经济增长停滞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致使农业经济与城镇化发展互不相容，这种不能统筹城乡发展的“伪城镇化”质量自然大打折扣。但是在现在提倡的新型城镇化模式下，要求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三者同步协同发展，农业现代化能够高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带来农村居民收入的显著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支付能力及消费能力；并且在国家积极推行我国城镇体系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下，各级政府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致使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也会快速增加，从而使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不断改善，所以只有与农业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的城镇化进程质量才是有保障的。

当然，以上关于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影响效果大小会受到所在区域具体外部环境的制约，外部环境的差异性会导致这种互动影响的实际效果也呈现出异质性。

三、变量选择及计量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我国共30个省份1997-2013年之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农业经济增长及城镇化之间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因为西藏的相关数据存在较大缺失，所以从样本中剔除)。农业经济增长指标采用各省年人均农业GDP(peragrigdp)来表示，采用第一产业GDP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而得，单位为万元/人；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误差，使用相应年度的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缩减得到实际值(以1997年为基期)。城镇化指标现在主要有两种方法来进行衡量：一种是建立一个较完整的指标体系对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此方法优点是可以更全面地涵盖城镇化的各方面特征，但是缺点是主观性强，难以操作；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单一指标衡量，由于其简单且易操作，运用更广一些。所以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即用各省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城镇化(townlevel)。同时，为了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尽可能消除时间序列带来的异方差，本文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城镇化指标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lnperagrigdp、lntownlevel来表示。本文所有面板数据来源于1998-2014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二)计量模型设定

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存在较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往的此类研究文献大多数是基于单向回归模型，即先人为指定因变量及自变量，然后通过计量模型得出结论，由于无法彻底解决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双向互动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这些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严重的偏误。为了克服这些缺陷，本文采用面板VAR模型对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VAR模型作为对传统回归方法的创新，由Sims率先在1980年创立，而后Holtz-Eakin在Sims的VAR模型再次进行创新，将其拓展到面板数据，提出了PVAR模型，此模型由于是基于面板数据，所以增加了样本观测值的容量，从而提高了计量结果的精度与稳定性，并且还允许样本个体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目前已成为具备诸多优点的成熟模型。结合本文的变量数据特点，本文建立如下的PVAR模型：

上式中，i代表各个省份，t代表年份，Yit包含农业经济增长(lnperagrigdp)及城镇化(lntownlevel)两个变量，由于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所以在模型中加入αi变量，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用来控制那些与各个省份密切相关的特征因素。β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可以用来控制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试图揭示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存在区域效应，然而区域效应受到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水平的严重制约，因此如果沿用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划分方法并不科学，所以本文采用熊启跃、张依茹的研究方法，将我国分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次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三个区域进行研究更为合理。

四、数据检验与计量分析

(一)数据的平稳性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出现，有必要对数据的平稳性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时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IPS检验及LLC检验，前者是针对异质单位根的检验，后者则是针对同质单位根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当对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及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及农业经济增长的对数水平值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除了在经济次发达及不发达地区lntownlevel指标的IPS检验显著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检验数据结果都是不显著的，即三个区域的检验结果都无法完全拒绝原假设，所以此时两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但是对其水平值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2下半部分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均在至少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而且大多数统计量值都是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所以可以认为lntownlevel及lnperagrigdp均为一阶单整平稳序列。

(二)面板协整检验

表2的单位根检验显示lntownlevel及lnperagrigdp都为一阶单整，可以依据协整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协整检验。本文采用Westerlund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Westerlund构造了四个统计量：两个组统计量Gt与Ga，两个面板统计量Pt与Pa。Gt与Ga组统计量用来判断在允许面板异质性条件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而Pt与Pa面板统计量则用来判断考虑面板同质性条件下是否协整。其原假设都是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除了组统计量Pt在经济发达及不发达地区不显著之外，其他的Ga、Pa、Gt三个指标在所有的区域至少1%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lntownlevel及lnperagrigdp两个面板数据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能够衡量随机扰动项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从而直观形象地反映出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从中判断出变量间的时滞关系。本文通过进行蒙特卡洛模拟1000次生成95%置信水平的城镇化及农业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1及图2)。图1、图2是模拟的脉冲响应路径曲线，中间的曲线表示相应脉冲响应函数值，两边的曲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一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横轴表示实验设定的响应期数(这里设定为10期)。由图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区域的城镇化及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明显的差异。

1.各区域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1是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由图可以看出，不同经济区域的农业经济增长面对城镇化冲击的响应有明显的差异。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当给城镇化一个标准差的外部冲击时，其农业经济增长在当期没有响应，从第一期开始有缓慢的负向响应，一直到第十期为止，这种负向响应在缓慢地增加，这说明长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的提升不但不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反而会在较长时间对农业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虽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对于次发达地区来说，当给城镇化一个标准差的外部冲击，稍作停顿之后农业经济增长就开始出现正向响应，到第一期达到整个脉冲响应期的最大峰值，其后开始衰退，但是一直到第十期为止，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整体上体现出“驼峰”特征，即城镇化的脉冲响应效果在整个观察期内呈现出“波峰-低谷”的周期性波动，分别在第一期、第四期及第八期达到峰值。而在不发达地区给城镇化一个标准差的外部冲击时，稍后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效果，且其后负向效果越来越大，到第六期达到最大值，在整个观察期内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脉冲响应效果都在0值以下。综合来看，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效果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在次发达地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城镇化进程都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这个实证结论是令人欣慰的。因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绝大部分属于次发达地区，所以次发达地区包含多个农业大省、农业强省，对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安全举足轻重。现在实证结果表明本区域的城镇化进程不但能够与农业经济增长相容，而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还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让那种“新型城镇化会损害农业经济增长”的担忧至少在本区域成为多余；但是在发达地区及不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反而表现出抑制倾向，并且在不发达地区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明显。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么强烈反差的区域效应？我们认为可能原因如下：在次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方面的条件都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所以城镇化的速度及质量都还相对不错，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下面三个方面的正向影响：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满足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将农村冗余的劳动力资源消化利用，剩下的农民进行新型农业经营的尝试，在农村实行土地流转、转租、转包等规模化经营，迅速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城镇化加速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满足不断扩大的城市生产及生活的需求，从而为农林牧渔业的农产品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有力地拉动了本区域的农业经济增长；另外，城镇化的发展还会产生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驱使农产品的生产质量提高及市场的扩大，也会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而在发达地区，则由于其过快、过度的城镇化进程占用了大量本来用于农业的资源，如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因为农业比较收益相对低从而农业领域大量流失到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对该区域的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至于不发达地区，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致使农业生产要素大量从农业领域流失，这个原因与发达地区类似；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原因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化率普遍偏低，城镇化的质量较差，城市规模小，既不能消化本区域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又不能为农村的农产品提供广阔的销售市场，从而使城镇化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规模经营效应及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正面影响都无法发挥出来，导致在不发达地区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大于发达地区。图1的研究结果与杨志海，王雅鹏关于城镇化对农业增长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后者研究结论是城镇化在全国范围都有利于农业增长，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只支持城镇化在次发达地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而在发达地区及不发达地区则抑制农业经济增长。

2.各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2则是三个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可见，三个区域共同特点是来自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均会对城镇化进程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效果比较显著，持续时间长。比较而言，在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力度最小，而在次发达地区的促进效果相对来说最大，其次是不发达地区。根据前文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化的内在机理的理论分析，可以这样来解释其区域差异：因为次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扩张的平均速度在三个区域是最快的，迫切需要农业领域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来满足城镇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农业经济增长能够跟得上城镇化的速度，否则城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因此在次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表现最为显著。而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速度相对于次发达地区稍慢，所以农业经济增长对其城镇化的促进效果也相对弱一点。然而，由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准，没有必要也很难再维持以前那种快速城镇化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因此不再像以前快速城镇化阶段那样迫切需要农业领域提供的物质资源的支持，所以其受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整体来看，农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差异，但是没有城镇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性那么大。这个研究结论与苏发金的研究是一致的。

(四)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分析不同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来评估各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为了更加精确地评估城镇化及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在上文所得脉冲响应函数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方差分解，进行蒙特卡洛模拟1000次生成95%置信水平下的面板方差分解结果(表4)。

表4给出了第1期、第10期及第2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综合表4的数据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到了第10个预测期之后，方差分解结果与第20期的结果已经相差不大，说明到了第10期系统已经稳定；第二，在对三个区域农业经济增长误差项的分解中，其自身贡献了大部分的解释能力，而城镇化进程只贡献了小部分的解释能力，但是城镇化对次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最大，对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第三，对城镇化误差项的分解呈现较大的不一致，只在发达及不发达地区城镇化自身贡献了大部分的解释能力，而在次发达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在第10期之后贡献了对城镇化误差项解释能力的70%以上，超过了城镇化对其自身的影响力，在发达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最小。所以，方差分解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面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利用1997年至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首先，无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二者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其次，城镇化进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次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发达及不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却阻碍了农业经济增长。再次，无论在不发达及次发达区域，还是在发达区域，农业经济增长都能起到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差异，即在次发达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最大，而在发达地区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最小。

镇域经济论文篇（8）

十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机制”，以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二元结构。十也明确提出“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和城镇化是决定新型工农城乡一体化能否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只有县域经济发展好了才能形成“以城带乡”，只有做好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形成“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因此，县域经济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具有不可忽视作用。回顾文献发现，学者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对新型工农城乡视角下县域经济发展机制缺乏研究。

一、县域经济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意义

近年来，中央重新审视我国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十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机制”，以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二元结构，党的十七大和十都明确提出“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销售，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在扩大我国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实力，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巩固基层政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城镇化质量，全面推进小康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和重要载体。

本文通过深入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县域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为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理论分析和可操作的决策建议。从县域经济的基本理论以及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的现状入手，借鉴国内外的相关成果，在充分调研中原经济区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基础上，对中原经济区城镇化和县域经济融合发展机制与模式进行创新性研究，促进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形成、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二元结构，对中原经济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为中原经济区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开展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工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竞争力不强

在农业方面：中原经济区县域农业技术普及率不高，县域的农业单位产出率低，农产品流通加工业业发展落后，农村生产的产业化链条不健全，影响了中原经济区县域的农业综合效益。

在工业方面：中原经济区县域的企业体制落后，管理水平低，使用资源的效率低;中原经济区县域的全省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124户，个体工商和私营企业是全国水平的65.4%、37.25%;中原经济区县域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均注册资金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7%和91.6%。另外，中原经济区县域的非公有制企业还存在工业化生产集中度不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缺少现代服务业等问题，中原经济区县域工业多种所有制成分比重不科学，发展需要继续推进。

（二）县域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中原经济区县域多数县政府在观念落后沿海地区有很大差距、管理水平不高：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缺乏运用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处理市场问题，对经济和市场管理得过多;中原经济区县域的经济发展中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政绩工程、形式主义。中原经济区县域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不够市场、服务意识缺乏、官本位主义严重等问题。就中原经济区县域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言，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县域的相当部分经济、在社会管理权限中原经济区县域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缺乏有效经济和社会管理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

三、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系统化的现代化模式，涉及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路径及县域经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等。因此，中原经济区县域选择发展模式还要优化设计和创新在配套措施方面。

（一）创新发展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原有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状况基本是摆设，不能担服务带领农民致富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创新发展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需要创新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创新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可坚持县域民办、县域民管、县域民受益的原则，改造传统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发展新型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二）创新发展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县域土地流转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主要是积极探索创新县域土地流转模式。和其他省相比，中原经济区县域人少地多，适合搞规模集约管理，学习发达国家大农场模式，在中原经济区县域搞土地流转试验。

（三）创新发展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产业化经营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产品加工业的关键。在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一头连接农产品，一头对连接着需求日益复杂化的市场，没有农产品加工企业，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原经济区县域农产品加工业的开展可以从根本上推动着县域经济结构的转变，农产品加工业可以领到着农业产业化开展，农产品加工业使中原经济区县域农村经济得以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海玉.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05）.

[2]陈桂枝.湖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的聚类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1（29）.

[3]闫冠宇.县域经济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

[4]王健，金浩，纪芬叶.河北省县域经济竞争力比较研究[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7（06）.

镇域经济论文篇（9）

一、专业镇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形成条件

1、专业镇起源

在国外,类似专业镇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企业集群的研究上,而对于企业集群的起源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集群是生产活动不断细化和企业分工的结果(马歇尔,1997);二企业集群是相互关联的企业为了节约运费和交易成本而做趋于集聚的区位调整(韦伯,1997)。对于我国专业镇的起源,学者们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白景坤等(2003)通过考察我国镇域区域发展现状,认为簇群经济与专业镇经济存在差异。即中国的专业镇经济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客观要求的产物,而簇群经济则是从战略的高度,对某些成熟产业进行合理的地域布局的结果;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簇群是专业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王建军等(2008)却对此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专业镇发展起源于“簇群经济”、“集群经济”、“专业产品区”的专业化区域生产组织形式,起初集聚于某个区域的产业专业化生产模式,最终发展为镇域区域专业化生产。

2、我国专业镇的形成和发展

符正平(2002)认为专业镇的产生过程大多是自发形成的,是农村里的一些能人敏锐捕捉市场机会的结果。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专业镇内部的劳动分工演化得非常细密,出现了大量的“工序”型企业,产供销之间也是以社会分工的形式出现,而这种专业市场的形成则是专业镇形成的基础。进而,方中权等(2005)将我国专业镇成长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萌芽阶段,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特征。如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陆续出现一批“专业户”、“专业村”。二是形成阶段,逐步形成“一镇一品”的发展格局。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地的乡镇按专业化、区域化、一体化要求,积极调整优化农业和产品结构,农产品加工企业、“三来一补”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三是快速扩展阶段,专业镇向多样化快速扩张。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专业镇的产业与产品结构突破“农业”概念的局限,向工业性、商贸性、旅游性等方向快速渗透。四是品牌战略阶段,专业镇逐渐向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层次迈进。另一种结论则认为,专业镇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政策导向的结果,如1950-1960年代,日本、韩国等出现了“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等专业化区域生产组织模式,这种模式与目前中国在广东、浙江等地出现的专业镇模式极为相似。根据这种观点,沈山等(2005)认为我国专业镇的成长过程如下:一是从“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专注小型、寻找特色”开始创业,逐步形成规模,迅速集聚各类中小企业;二是从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开始,逐步形成某种特定商品的专业市场,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专业镇经济,然后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三是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吸引外资或者依托外资建立生产加工基地,产业又相对集中,形成了具有不同产业的专业镇经济;四是以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区域布局为契机,逐渐形成专业化产业区和市场网络,进而形成了有关农业产业或农产品的专业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位优势结合改革开放的宏观环境是催生专业镇经济的基本前提(贾文凯,2006)。70年代以来持续的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内地的廉价生产要素、逐渐膨胀的本地需求、诱人的外资优惠政策等优势,催生了最早期的嵌入型专业镇。

3、专业镇的形成条件

王缉慈(2004)认为产业集聚是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结果,并将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归结为: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原料和设备供应商的存在、接近最终市场或原材料集贸市场、特殊的智力资源或自然资源的存在、有基础设施可共享、有政策激励。张双喜等(2004)则认为开放的环境是专业镇形成专业镇的基本前提,三个基本“诱因”是形成专业镇的关键因素,这三个因素是:原发性的专业市场、传统优势产业和跨国公司的介入;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使专业镇的形成具有了必然性。余国扬(2004)从专业镇建设出发,认为人才、交通、工业园区是专业镇形成的基本条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主导产业及配套产业的建立、专业市场的形成、品牌体系的创立是专业镇发展的重要条件。张玉梅(2007)归结了广东地区专业镇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专业镇的形成应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个是内部条件,表现为镇民的创业创新精神;一个是外部支撑条件,地方组织、中介组织、技术信息服务机构等多层次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其表征。

二、专业镇的含义和类型

1、专业镇的涵义

刘宗元等(1999)通过量化指标对专业镇进行了界定,即专业镇一般指产业或产品能带动60%以上农户参与生产,专业化的产业或产品收入占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60%以上,并成为镇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乡镇。定性来看,专业镇是我国行政区域特有的一种发展模式,即在我国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多以乡镇为基本单位来重点发展名、优、特、新产业和产品,通过开发一两个产业或产品,带动多数农户从事这些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收入成为农民和乡镇收入主要来源(王海燕等,2002);白景坤等(2003)则认为如果该镇区域的生产经营在所属产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且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了共同的竞争优势,则该镇可称为专业镇;石忆邵(2003)教授认为专业镇一般是指城乡地域中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相对集中且分工程度或市场占有率较高、地域特色明显、以民营经济为主要成份的建制镇。

2、中国专业镇经济的类型划分

(1)从专业镇形成角度划分。从企业集群的生成模式出发,普军等(2004)对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进行考察,认为企业集群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即该地区历史上曾是我国制造业的一个中心,有着较好的制造业传统,通过国家改革政策的实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二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企业集群;三是创新型网络企业集群,尤其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从专业镇形成过程中政府的参与程度出发,赵秋璐(2008)将产业集聚的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导向型集聚模式、政府调控型集聚模式、计划型集聚模式。

(2)从专业镇发展角度划分。从专业镇的经营发展模式出发,王(2002)考察了我国广东地区的专业镇运作模式,认为我国专业镇经济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来料加工型专业镇经济,即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如东莞清溪镇计算机配件生产;二是贴牌生产类型的专业镇经济,即资源在内市场在外的经营模式,如中山古镇的灯饰。从专业镇发展过程中个体所形成的关系出发,王(2002)又将专业镇分为横向网络与纵向网络两种类型。所谓横向网络就是指一个专业镇聚集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众多企业之间没有形成产业分工关系,整个区域内都是生产或提供基本相同的产品或服务;而纵向网络则是指产业集群内各企业之间形成了上下游的基本链条关系,虽然都是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每个企业只从事某一个产品的某个生产环节的活动,或者说,从获取原材料开始到产品加工组装、最终产品的分配和销售是由不同的企亚来完成的。

三、专业镇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地方的专业镇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它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起飞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专业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是广大农民致富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专业镇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我国学者也分别就专业镇推动农村经济及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证。谢军(2005)认为专业镇在以下方面对农村经济产生作用:一是专业镇易于农村经济集聚优势的形成,并在农村企业中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二是促进农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优化,其中包括支柱产业的发展壮大、服务产业的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专业市场的兴起和要素市场的建立;三是促进农村企业的经济制度创新,尤其是农村中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时,俞静等(2007)考察了1980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交通、通讯水利、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建设水平,认为专业镇经济带动了珠三角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以非农业人口为指标的城市化曲线逐步偏离全国的城市化曲线,并且斜率越来越大。随着专业镇逐渐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品牌,这时专业镇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品牌的战略意义上。专业镇通过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形成了以某一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为依托的专业化产业区,使相同或相关联产业的众多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区域空间内,并获取深度分工与专业化协作效益,从而提高了区域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谯薇,2006)。波特(1998)甚至把它上升到国家竞争优势的高度,认为簇群或专业镇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

四、专业镇发展的支撑要素

1、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和降低交易成本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产生的前提

根据波特(2002)的“集群”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有:企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的中心;企业群落内的竞争压力和潜在压力构成了企业创新的动力;企业集群能提高群落内企业的生产率;企业之间容易建立起协调机制,降低运输、谈判与履约成本;集群有利于企业间人才、信息、技术和准公共产品的共享。

2、提升专业镇经济水平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网络

中山大学王(2003)教授通过考察我国部分专业镇企业发展的现状,认为处于成熟期产业中的大多数中小企业,将会通过并购、合作实现产业整合,而专业镇经济提供了这种整合的另一种有效的途径;把中小企业连成一个合作网络,既增强了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竞争力,又降低了大企业中的管理成本;在已有的商业网络基础上,加上高新产业的信息处理手段,必然使得区域专业化市场网络运行更有效率。

3、区域品牌创建和人才凝聚是专业镇发展的支撑要素

苏植权(2007)认为推广区域品牌提高区域特色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形象,则可大大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技术问题、管理问题和经营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才问题,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人才引进和使用的科学机制,改善生产工艺,提高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拓展市场等方面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

4、专业镇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强大的科技原创力

陈佩菊(2008)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会随着集群规模的增大而减小,即集群在人才、资金、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也会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同类产业集群的模仿而消失,甚至变为比较劣势。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创新扩散的比较优势则具有持久性和不易模仿性,特别是在进入成熟和调整阶段后,产业集群如果不能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在环境变化或竞争加剧的影响和制约下,规模经济逐渐转向规模不经济,将会出现萎缩甚至消失的危机。

五、专业镇的发展现状和对策

在产业结构方面,专业镇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抗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等问题;同时,家族式管理则限制了创业精神的持续发展。对策建议有: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和多样化协调发展;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进行公司结构治理;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进行公司结构治理(谢军,2005)。

在管理机制上,专业镇发展中主要存在专业镇内部的企业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主导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者及内部的人才素质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的发展需要(赵秋璐,2008)、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专业镇内部的无序竞争和内耗严重(石忆邵,2003)等问题。对此,赵秋璐(2008)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第一,运用现论做好专业镇的发展规划,合理利用土地;第二,政府根据各个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制定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第三,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指导专业镇之间、专业镇内部和企业管理的问题;第四,加快发展专业镇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第五,增强专业镇的创新活力。

在生态环境方面,沈伟(2008)认为专业镇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量大,生态环境压力大;产业结构低,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重视经济发展,忽略生态建设。而环境污染严重,直接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谢军,2005)。沈伟提出的相应的措施有:做好整体规划,建设生态城市;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开展生态监测,加强环保意识。

在国际市场上,专业镇产品普遍面临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产业生命周期压力、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国际市场压力、以及国际贸易新壁垒的巨大压力等(徐婵等,2008)。许巍(2008)通过对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进行考察,认为纵向专业化分工、巨大的外来市场、成熟的专业市场、行业协会强大的议价能力、技术外溢效益是广东省专业镇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大支撑,但近年来却表现出企业成本优势弱化、竞争能力下降、部分产业出现向省外转移的迹象。对此,徐婵和许巍提出了通过完善职工培训、本地劳工市场培育、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品牌建设、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等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六、专业镇研究的评析

1、专业镇研究的成绩

专业镇是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伟大创举。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于90年代初,发展于90年代中后期。自2000年广东省经济理论学界正式提出“专业镇”的概念以来,学术界关于专业镇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值得肯定。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专业镇的起源、形成及形成条件、含义及类型、作用、支撑要素、发展途径、发展现状和对策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社会竞争论(代表人物:波特、贝斯特)、区位集聚论(代表人物:韦伯、马谢尔)、创新产业集聚论(代表人物:熊彼特)、增长极理论(代表人物:弗朗索瓦・佩鲁)、创新空间论(代表人物:王缉慈)、有序集成论(代表人物:魏江、吴国林)等理论,从这些理论出发形成了许多延伸性理论成果,对我国专业镇发展起了积极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针对性较强,具有很强的应用导向性和政策导向性。应用性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我国广东、浙江、山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比较典型的专业镇进行研究,基本反映了我国专业镇是市场化及专业化高度发展的结果。多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发展思路,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专业镇是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伟大创举。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于90年代初,发展于90年代中后期,而我国学术界对于专业镇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研究术语的不统一。如产业集群、产业聚集、簇群、专业镇、特色专业乡镇等,不同的概念其赋予的含义也有所不同,这充分说明对于类似专业镇形式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并没有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进行解释和预见。其次,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有三大衡量标准,即是否合理地选择逻辑起点;是否以逻辑起点为连接环,归纳理论体系应包括的内容,并进行科学分类;是否建立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确立各种理论的功能的配合与互补。依照这一标准,专业镇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专业镇产生和发展的特征及表象展开的,并没有从整体上来把握和发现其内在规律性,没有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再次,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善。相比而言,国外的研究所采用研究方法比较多样化,既有理论上的假设和模型,又有实证的详尽分析或比较研究,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研究规范。我国对专业镇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性推理、实证研究和描述性分析方法,其中多数使用描述性的分析方法,较少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缺乏深入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实际操作性不强,难以对专业镇深入发展产生指导意义。最后,学术界较多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的专业镇发展问题,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支持当地主导产业发展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对欠发达地区发展专业镇以及不同类型的专业镇(如内生型、外生型专业镇等)如何持续发展的研究还不够,对欠发达地区专业镇发展的机制、模式、规律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同时,如何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工作,从依靠成本和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向依靠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的竞争优势,如何将地方特色文化物化到特色产业中,不断增强产品的文化内涵,实现加工向设计转变,从卖产品向卖文化转变,从制造经济向创意经济转变的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总的来说,我国对于专业镇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国内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仅要在对象上要明确专业镇的研究范围,厘清专业镇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关系,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规范性,重点从整体上来探讨其演变规律和内在机制,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实践上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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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发展 协调度 重庆市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进程和水平，而城市化引起的外部性经济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二者是相互促进、彼此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区域特征、社会经济环境、历史基础的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性。近年来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的普遍看法是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亦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非协调的发展状况，城市化滞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试图对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诊断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类型，明确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纵观世界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低度城市化，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尚未起步，经济发展缓慢、水平低，与此相对应，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低，这是一种落后的低水平协调；第二类，过度城市化，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水平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于许多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类，滞后城市化，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中国上世纪末至今即是如此；第四类，耦合型城市化，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彼此推动、良性互动。四种类型粗略地反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定量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更具有实际意义。

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研究中，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设计了理论模型。他以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把1977年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按2%的间距分成40个组，求出若干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得出了40个组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和城镇化水平y，然后对这两组数据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对数相关关系，见公式。

y=40.55lgx-74.96

式中：y为城镇人口占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x为该国或该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人）。

上述方程拟合的曲线较好地反映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客观过程，本文采用该模型来测度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64美元，城市化水平应为50.8%，而实际城市化水平为41.8%，理论和实际相差约9%，说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与许多城市化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计算

我们对2003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整理得到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现状相关数据，表略。然后依据理论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水平值（本文称这类城市化水平值为理论城市化水平值）。理论城市化水平值与实际城市化水平值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差值，此差值我们称为偏离差。

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得出200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市）的理论城镇化水平、实际城镇化水平、偏离差，表略。由计算结果可知，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63美元，实际城镇化水平为23.2%，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2%，偏离差18.8，即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约19个百分点。其中，都市经济区的理论城镇化水平为55.9%，实际城镇化水平57.7%，偏离差-1.8，实际城镇化水平稍高于理论城镇化水平；而渝西经济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1.2%，实际城镇化水平19.1%，偏离差22.0，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22个百分点；三峡库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33.1%，实际城镇化水平13.6%，偏离差19.4，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19个百分点。各县（区、市）中，都市经济区各区域实际城镇化水平大多超过理论城镇化水平，但与其它直辖市或特大城市比较，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仍十分明显，说明中心城市积聚功能还是比较弱；而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各县域除了万盛区实际城镇化水平与理论城镇化水平相差不大外，实际城镇化水平都远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可见，渝西经济区、三峡库区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判识

本文采用偏离差来反映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偏离差越小，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好，偏离差越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差。重庆各区（县市）其理论城市化水平与实际城市化水平相差较大。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的实际城市化水平高于理论城市化水平，它们地处重庆都市核心，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化水平高是自然的，其偏离差值较小，我们认为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但都市经济区的城市功能对整个重庆及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弱，城市化水平尤其是城市现代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因此只是低水平的协调。除都市经济区以外的7区23县4市的偏离差值在-2.7%―27.2%之间变动，偏离差基本均为正，即城镇化都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偏离差为18.0%，据此以9%作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警戒线，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见表1。依据这一标准对重庆及各县（区、市）协调水平类型进行判断，结果表略。从判断结果可知，重庆直辖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极不协调水平，三大区域中都市经济区为协调型，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都为极不协调型，其中大部分区县为极不协调型，铜梁、南川等为强不协调型。

制约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中心城市缺少且辐射集聚功能不强

目前重庆市拥有特大城市1个，现代化水平较低；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仅万州、涪陵、江津3个，带动辐射能力弱；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后劲不足；小城镇产业结构雷同、层次低，缺乏规模集聚效应。重庆大中城市过少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以及各级城镇集聚辐射功能不强，已成为制约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特大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大中城市少、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弱，难以起到带动周围广大腹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大城市的缺失，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出现断层，阻碍了各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不高，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无法创造高的规模效应、高的就业机会、较强的外部扩散效益，因此其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有限。

传统体制和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城乡联系加强，但是导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表现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产业发展中“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城市轻小城镇”观念，表现在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的城市倾斜，小城镇、乡镇企业则受到严格限制；公共资源分配的城市倾斜，如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主要着眼于城市，而投入农村的比例低；计划经济时期从体制政策上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造成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这一系列因素使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且刚性化，严重制约乡村城镇化，因此要使城市化进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必须彻底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农业产业化发展使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从单纯的生产领域扩展到农副产品的加工及其流通领域，这就要求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区域内的农业资源优势，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形成生产专业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从而达到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与工业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农业产业化是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在“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尤应如此。虽然重庆农业产业化自1995年开始起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农业专业化、区域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农业产业化整体滞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商品率低、市场化程度低、对地区产值贡献低、效益低，比如2001年重庆农业商品率仅50.7%，粮食商品率20%，三峡库区和渝西经济区许多县农业商品率在30%-45%左右。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骨干企业少，市场开拓能力强、辐射带动面大的涉农企业很少；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规模小、缺口大；农业管理体制落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收购部门的本位主义严重、交通闭塞等等都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镇产业特色不明显产业关联度低，对农业辐射力弱

城乡要素的传递和转移必须通过城镇二、三产业的链接，但重庆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现有二、三产业还难以较好实现这一作用。从第二产业看，多为传统工业，基本为初级品生产，加工层次少而低，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特色经济不明显；同时多数中小城镇工业生产要素组合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历史形成的传统食品、煤炭、纺织等第二产业，对本地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弱，如綦江的煤炭、冶金、轻工企业效益低下，万盛的支柱产业煤炭长期亏损。再从三产的关联看，很多地区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与一、三产业缺乏有机结合，产业关联度低，特别是小城镇工业对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农副产品加工规模小、品种少、加工度低，缺乏特色、名优品牌，工业配套不力，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力弱。

促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和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必须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在发挥现有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的同时，应积极培育新的集聚中心，如加强万州和涪陵地方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其集聚功能，向大城市方向发展；在积极加快发展主城区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县（区、市）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大力推动城市（镇）化和农村产业化的结合，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

充分发挥特大城市集聚辐射作用，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积极规划建设中小城镇，形成重庆市层级分明、结构合理、互动并进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发挥都市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为此规模上应进一步扩展，规划为600万人左右的超级大城市；完善基础设施，不断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核心辐射力，增强其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地位。加快培育大城市和区域中心性城市，完善城市结构体系，逐步将万州、涪陵、江津、合川、永川、黔江建设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镇间的连动传递作用，并担负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主要从扩大规模、壮大实力、突出特色着手，尤其应该立足资源、面向市场、突出专业性、体现地区特色、增强现代经济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县域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农业产业化实质是拉长农业生产链条，把农业生产延伸到加工和流通领域，包括农业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农业产业化是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尤其是特色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而农村工业化有利于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的融合，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目前应结合“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加快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特色化、效益化和现代化转化，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积极推进特色种植、养殖基地建设，重点是蔬菜、水果、中药材、花卉、水产品、蚕桑、优质稻米、油菜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开发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成果，如配方施肥、集约养殖、农产品加工保鲜技术等的开发和引进；加快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组建，鼓励农产品生产、加工、运销企业发展，加快各区县（市）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力争在近期内建成一批辐射力较强的专业批发市场。

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特色二、三产业发展

二、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任务还比较艰巨。工业应壮大化工医药、重大成套设备、发动机、仪器仪表、数控机床等优势支拄产业，提升以汽车摩托车为代表的机械工业，着力打造汽车和摩托车名城；空间布局看，都市区搞好产业功能分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商贸等第三产业，提升重庆城市整体形象，大中城市加快特色工业园区建设，承接都市经济区“退二进三”的部分产业，着力区域优势产业产品发展，形成自己的主导特色产业，中小城镇必须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于“专、精、特、新”产业的发展。各级城镇都必须逐步建立起相适应的现代流通、金融保险、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不断提高三产比重，为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性制度障碍，促进城乡关系良性发展

加快城市化发展，必须突破体制障碍。调整地区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包括稳定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等。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当前应特别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基本条件保障、工伤事故赔偿等问题；同时农民工及亲属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生育管理等也应逐步实行有序管理，逐渐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确认城乡居民平等自由的迁移、居住、择业的权利，消除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从法制上真正保证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