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生德育论文篇（1）

师范教育事关今后我国的教育教学质量，是当前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现今师范生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我国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师范生的综合素质中，师德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正所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当今90后的师范生思想开放、接受力强、个性突出，其思想特点也比较突出。如何结合90后师范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师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一、90后高校师范生师德教育现状

通过笔者对90后师范生的调查访谈、问卷分析，可以看出90后高校师范生对于将来从事教师这一行业的愿望不是特别强烈，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师范生将来不太愿意从事教师行业，究其原因与90后师范生更强功利性追求有关系，另外也与学校对于师德教育方面的引导有所欠缺有关。在对为何选择师范类专业时，有近半数的师范生并非真正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有不少学生是从教师职业的稳定性的角度考虑的。调查显示，高校师范生对于教师职业的认同度不高，对于教师职业的热爱程度不够。近半数的被调查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相关的道德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在对师德相关内容的调查访谈中，有相当一部分师范生认为自己并没有主动地去看一些师德方面的书籍，在学校中此方面的教育也较少。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下90后师范生师德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实效性有待提高。

二、提高90后高校师范生师德教育实效性应坚持的原则

1、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师范教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所以对师范生的师德教育要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需贯穿整个师范教育体系中，既包括公共政治理论课中的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样的课程，也要针对90后学生的特点，根据各院系的特点，开设一些相关的理论课程。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高校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来开展师德教育收效很大。在师德教育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也是很突出的，尤其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中，道德是这门课的重要内容之一，教师在上这门课时，应有针对性地对师范生的师德教育进行着重探讨，这才是因材施教的应有之意。在此门课中，有专门章节探讨职业道德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根据90后师范生的特点，使他们能够从理论角度对师德有一个较高层次的理解。师范生的实践性很突出，大多师范生到高年级都要进行实习，在实践中，指导教师应充分发挥作用，能够使师范生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感知师德，更加认同教师职业，对教师职业充满感情，关爱学生，敬业奉献。

2、显性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在师德教育方面，学校既要在相关的课程设置上凸显师范特色，注重对师范生师德教育课程的开设，优良素质教师的配备，而且还要注重课堂以外师范生师德教育作用的发挥。学校可通过各种活动为载体，探索师德教育的新途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学校的做法，比如通过专家讲座、征文、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方式，开展师德方面的主题教育，取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90后高校师范生价值观多元、思想开放、自由，自小又接受了各种新鲜事物，所以只是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课程来进行师德教育很明显是远远不够的。师德教育中显性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三、提高90后高校师范生师德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师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刻的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体现了当今中国的时代性。学校是育人的最重要的场所，良好育人环境的营造，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对高校师范生进行师德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无论是何种灵活的形式，都将体现师德教育的灵魂、核心，就不会偏离其正确的轨道。

2、紧抓高校教师的师德，充分发挥高校教师的示范作用

对师范生的师德教育中，高校教师的示范作用当然不容忽视。师范生在学习的学校是学生，其价值判断当然受教师的影响。因此，其对于师德的理解也将直接受高校教师各方面的影响。高校对于教师师德方面应该有有力地引导，通过不断完善考评、监督机制，不断提升高校教师的师德，并推举出师德典型，形成良好的风气，在学校形成重视师德的良好氛围。让师范生以教师为学习典型，让师范生能在良好的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3、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师德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长期的文化积淀，最能体现一所学校的气质、品格。学生在高雅的校园文化中自然会受到良好熏陶，产生积极的影响。师德教育应通过高校校园文化来进行。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在师德教育方面可通过学校的标语、制度建设、各种师生活动、讲座等来对师范生进行师德教育。

4、加强网络师德教育资源的开发

90后师范生对网络都有较强的依赖性，学校应注重加强网络文化师德教育资源的开发。可通过学校网页加强此方面的内容，利用论坛等方式使师生能交流互动，及时捕捉师范生的思想动态，根据师范生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师德教育，将会有助于提高师德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陈永明.教师教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7－0061－03

“生活德育理论即通过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或者说真实有效的德育必须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中。”[1]虽然生活德育研究已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们对于生活德育研究的追捧并没有能够很好的促进生活德育理论体系的完善。

一、生活德育研究阶段划分[2]33-34

（一）生活德育研究的试探阶段(1997—2001)

1997年刘铁芳发表题为《现代德育的困境和德育向生活的回归》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德育生活化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有关“生活世界”概念的理论成果被引入我国的教育领域，引发了研究德育生活化的兴趣，加之当时学校德育模式遇到困难，无法适应社会思想的冲击，德育生活化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关注点。随后出现了一些关于德育生活化的论著基本上都是从论证德育生活化在中国的可行性和价值性的角度出发的，强调生活世界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少量的研究德育生活化具体操作模式和方法的文章，提出了一些策略、模式，但是仍处于较初级的研究阶段。

此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于引进生活世界理论，论证德育生活化的价值性和可行性。由于此阶段并没有真正提出生活德育的概念，其研究范围也局限在论证德育生活化的问题之内，所以我们称之为生活德育研究的试探阶段。

（二）生活德育研究的展开阶段（2002—2004）

2002年陈善卿发表了《陶行知的道德教育理论实质上是生活德育论》，在此文中首次使用了“生活德育”的完整概念。此阶段新课程改革的施行也促成了大量研究生活德育文章的出现。张忠华将此阶段研究重点概括为“此阶段的研究重点已经从价值追问转向了研究生活和德育的关系上。”[2]33即此阶段的研究重点已经不是追问德育生活化的价值问题，而是在承认德育生活化价值性的基础之上探究生活与德育之间的具体关系，从两者的关系分析入手发展生活德育的理论体系。

此阶段的研究除了从价值追问展开到对生活和德育关系的探讨外，还出现了大量研究生活德育内涵、生活德育实施范式、生活德育理论基础的文章，将生活德育的研究全面展开，所以我们称之为生活德育研究的展开阶段。

（三）生活德育研究的繁荣与反思阶段（2005至今）

2005年出现了一批研究生活德育的专著，包括高德胜的《生活德育论》（人民出版社2005）、唐汉卫《生活道德教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和汪风炎等的《德化的生活—生活德育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等。这些专著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生活德育研究的开展，出现了大量的文章，使得生活德育的研究日益成为教育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繁荣发展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学者对生活德育热的冷静反思。此阶段发表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活德育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为生活德育研究的开展指明了突破点和前进方向。

较上一阶段，此阶段研究的文章数量和研究范围都大为丰富，同时也出现学者对生活德育理论应用局限和逻辑问题进行的反思，这是生活德育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生活德育研究的繁荣与反思阶段。

二、生活德育研究重心的变迁及反思

（一）重心由介绍论证走向策略应用

为了能够更加清晰的分析出每个阶段生活德育研究的重心我们将生活德育研究的种类按照研究的内容大致划分为介绍论证型、策略应用型、内涵研究型和现状分析型四类。介绍论证型研究是指主要目标在于向理论界引入、介绍生活德育理念并加以论证的研究；策略应用型研究是指目标在于具体操作实施生活德育理念的研究；内涵研究型研究是指目标在于辨析清楚生活德育真正涵义的研究；现状分析型研究是指目标在于分析生活德育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的研究。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试探阶段（1997-2001）的研究重心为介绍论证。此阶段阶段发表的文章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介绍论证型和策略应用型两类研究中，其中介绍论证型占据了最大的比例。展开阶段（2002-2004）的研究重心转变为介绍应用和策略应用。此阶段虽然历时较短，只有两年时间，但是发表的文章数量远远超越了试探阶段，同时研究的范围也涉及到生活德育的内涵研究。繁荣与反思阶段（2005至今）的研究重心转变为策略应用。此阶段的总量为158篇，较上一阶段有了很大的增长。现状分析型的文章从无增长到28篇，这是生活德育理论研究范围的扩展也是研究程度深化的表现。数据中，策略应用型研究占77篇，远远超越了其他研究类型。因此，此阶段的研究重心已经转移到策略应用型研究，学者们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实现生活德育理论在现实中的有效应用。

（二）发展趋势的反思

根据十五年来生活德育研究重心的转变我们可以认识到生活德育研究的规律，通过对这些规律进行分析来实现对生活德育研究趋势的判断。根据表1中的数据，生活德育研究发展的规律可以通过图1来表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内涵分析型研究稳中有升，在成熟期的研究中所受到的重视不足，其特点为发展平缓。内涵分析型研究是对生活德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属性的研究，是对生活德育概念进行研究边界划定和研究对象的规定的研究，其对生活德育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的是奠基性的作用，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图中所示的发展趋势表明研究者对生活德育内涵研究的重视程度尚有欠缺。

策略应用型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发展速度也是四类研究中最快的，其特点可以概括为长盛不衰。策略应用型研究是实现生活德育理念与德育实践相联系的关键研究类型，其受相当的重视理所应当。但是从表中看，策略应用型研究在生活德育理论起步阶段便呈现出势不可挡的态势，在基本概念尚未明确、研究边界尚未划清的阶段，便将研究重点放在生活德育的策略应用研究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缺乏理论基础支撑的应用策略研究导致其提出的大量的应用策略都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

三、生活德育研究开展之建议

（一）基础性理论研究匮乏，应加强内涵研究

生活德育研究进行的如火如荼，每年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却少有人关注什么是生活德育，什么是生活这样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内涵研究总的来说落后于其它几种研究，而且发展的速度缓慢，发展趋势并不明朗。而在缺乏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对理论应用研究的热潮，这样的应用研究是否真的能够为生活德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研究热情，仍是个问题。在将来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生活德育内涵的研究，避免给生活德育下一些规定性的和描述性的定义，以免使得生活德育概念模糊化，外延不明、内涵不清。只有在基础理论研究得到巩固之后才能保证其它类型研究的顺利、有效和长效的开展。

（二）实施策略缺乏可操作性

生活德育策略应用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势头，其发展的潜力也很大，在近期发表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为丰富的。但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无法有效实施生活德育理论的困境，这与应用策略研究的火热形势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应用研究已经出现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大量的实施策略，但是这些策略大多是理论上的要求，无法应用的实践中去。如，德育理念：以人为本，以生活为基础；德育目标：从培养“圣人”走向培养现实人，从单一目标转向多层次目标；德育内容：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突出生活性；德育过程：突出道德体验，通过生活体验理解社会道德要求；德育评价：规范化与特色化，促进学生发展。[3]这样的实施策略更像是理论上的要求，要投入到实践操作中很难。现在的策略研究热情高涨，发展迅速，但是研究成果的实施效果并理想。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克服困难，突破障碍，提升策略研究的质量，提出一系列能够有效实施的策略和方法。

（三）及时反思已有研究成果，保持正确研究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生活德育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中都受到人们的追捧，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繁荣与反思阶段生活德育的研究进入了高潮。但是在繁荣背后，我们面对的是生活德育理论研究的顽疾，如，生活德育概念界定有待提高；生活德育研究模式贫乏；生活德育不是万能的，知性德育是必须的；生活德育实施策略空乏且缺乏可操作性。[4]除了对生活德育研究顽疾的反思，也有的学者甚至站在了生活德育的对立面去反思生活德育研究的价值性，如，从哲学的角度看，“生活德育”论的提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而具有浓重的形而上学色彩；从教育学的角度看，“生活德育”论否定学校教育在青少年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因而严重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从德育社会学的角度看，“生活德育”论企图在幻想中摆脱社会对德育的政治影响和价值引领，因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德育主张。[5]虽然学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甚至有的观点是与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相悖的，但是正是这些反思性的观点使我们在对比和反思中对生活德育研究的价值性和发展方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应该重视反思性研究，不盲目跟风，及时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反思中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高德胜.生活德育简论[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3）：1.

[2]张忠华，李明睿.生活德育：我们研究了什么[J].现代大学教育.2009，(4):33—34、33.

[3]宋艳.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校道德教育[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4，（4）:39—41.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3）

一、德育答辩的实施过程

德育答辩是指应届本科毕业生将自己在大学学习生活中接受政治、思想、品德、法纪、心理等教育的效果，按照规定的格式，以总结报告的文体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形成个人德育状况论文，并以班级为单位，通过答辩会的形式，向班级的同学、答辩委员会成员宣读，同时接受提问，回答问题，由同学和答辩委员会就其德育表现作出评价。

（一）精心组织、严格要求，确保德育答辩教育效果

为了上好德育答辩这堂“课”，理工学院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了德育答辩实施方案，成立了由院领导、学工部（团委）负责同志、学部书记、辅导员、“两课”教师为成员的毕业生德育答辩委员会。按照学院的总体部署，德育答辩分为撰写论文、审核评阅、现场答辩三个阶段。

撰写论文阶段。学院要求每个毕业生认真回顾自己四年的学习、生活，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寻找并弥补不足，调整发展方向，达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目的。

2010届2196名毕业生全部撰写了德育论文。

论文评阅阶段。学院专门安排了德育答辩论文导师，对毕业生德育论文进行指导、审核、评阅，并写出评阅意见。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实际，从思想认识、道德品质、人际关系、未来发展等方面做了认真总结，写出了有质量的论文。

现场答辩阶段。在德育答辩会上既有毕业生们的真情告白，也有献给学校建设发展的合理建议。学院毕业生德育答辩委员会成员分组深入各学部，听取学生陈述，进行现场提问，根据德育答辩评分标准评定现场答辩成绩。

（二）根据学生在校思想政治表现，评定德育答辩教育成绩

学生德育答辩的成绩由现实表现、书面总结、现场答辩、毕业离校期间表现四部分成绩组成。其中，现实表现的成绩占50%（辅导员打分）、德育论文的成绩占20%（指导教师打分）、现场答辩的成绩占30%（答辩评委打分）。

德育答辩的成绩分为四个等级：优（90分以上）、良（75分以上）、合格（60分以上）和待考察（60分以下）。对于成绩评定为待考察的学生，指导教师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进行二次答辩；二次答辩不及格的，按结业处理。

2010届有2196名毕业生，其中有248名毕业生因工作需要（顶岗实习）不能回校答辩（但均提交了德育论文），在校答辩1948人，占毕业生总数的89%；有81名学生第一次答辩成绩不合格，进行了二次答辩。

（三）发动低年级学生参与，延伸德育答辩教育效果现场答辩阶段，学院鼓励低年级学生旁听。对于毕业生本人来说，这是对自己大学四年的总结和人生的升华，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这是最好的心灵鸡汤，为他们的大学之路指明了方向。答辩结束之后，德育答辩委员会评选出优秀德育论文，将其集结成册，提供给在校学生阅读，进一步扩大德育答辩的影响力。同时，学院围绕德育答辩成果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使毕业教育和入学教育首尾相连，把优秀毕业生在德育答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感悟传递给新生，进一步促进了学院优良学风、校风在高低年级间的传承。

二、德育答辩的实际成效

实践证明，德育答辩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德育工作的有效方式，是对大学德育实施效果的全面检验，是对毕业生在高校学习阶段的最后一个综合性、总结性的考核评价环节，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思想状况的全面考核，是大学毕业生德育状况评价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德育答辩成为加强毕业生离校教育工作的有力方式

相对于专业答辩，德育答辩形式更加灵活，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因此更具吸引力。这种新颖的毕业教育方式在毕业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毕业生的感触颇具代表性：“在离校前夕，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与教育、帮助、关心我们四年的老师进行一次坦诚的沟通，实在是很难得。老师们不仅帮我分析了优缺点，还给了不少中肯的建议，对我走向社会大有益处。”

通过德育答辩，学校全面考核了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进一步掌握了学生的成长轨迹，全面检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学校德育答辩工作还吸引了其他专业课教师和“两课”教师，德育答辩的过程成为师生真情话别共叙情谊的过程，进一步密切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及时疏导了离校前学生中存在的各种不良情绪，2010届毕业生成为历年来毕业离校期间表现最好的一届毕业生。

（二）德育答辩成为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为学生提供一个量身定做的教育环境是德育答辩工作的出发点之一。按照教育规律，大学教育是通过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相互作用，最终以学生自我教育来实现的。而毕业生德育答辩活动的形式特点是，它从毕业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出发，充分反映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体验。答辩会的时机、内容及形式为毕业生的思想教育提供了一个个性互动的教育环境。学生有机会自我总结、交流、答辩、阐述，使学生在浓郁的人文氛围中自觉地投入。经过学生入脑、入心的理智思考获得的心灵体验、思想升华的效果是任何灌输式、说教式的教育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学校注重将德育答辩理念加以推广，发动低年级学生现场旁听毕业生德育答辩，以德育答辩成果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使德育答辩成为贯穿所有年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纽带，成为学校德育教学和学生德育实践的载体，成为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有效途径。

（二）德育答辩成为构建大学生德育工作体系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专业答辩是学生完成学业的检验，那么德育答辩就是对学生思想品德的综合考核，是学习期间思想状况的展示和总结。通过德育答辩，学校增加了一道“出口”检验关，改变了以往学生重专业、轻德育的思想。与专业答辩相比，德育答辩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与实践的总结和展示。通过这种“出关”，更增强了大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更增添了大学生毕业走向社会的信心。

按照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的安排，在2010年毕业生德育答辩的基础上，已组织新生结合入校以来的所感所想，在辅导员和个人成长导师的指导下，撰写德育论文开题报告，认真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为自己4年的大学生活打下基础，也为学习4年后的德育论文答辩积累资料。从入学教育时的“德育论文开题”到毕业教育时的“德育论文答辩”，毕业教育和入学教育首尾相连，同时辅以二、三年级德育论文的阶段答辩，一个完整的本科生德育工作体系正在该校逐步形成。

事实表明，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以德育答辩为载体，以学校德育理论教学和学生德育实践活动为核心，以学校教师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为支撑的模式，成为评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平台，“下得去、上手快、用得上、留得住”，成为学院毕业生的普遍特点。学院2010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4%，受到社会、同行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广泛肯定。

三、德育答辩的实践启示

科学合理的德育评价对于高校优化育人过程、提高育人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目前不少高校的德育评价缺少人性化、动态化和多元化，影响了评价结论的客观性、全面性、合理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了德育的实效性，高校德育评价体系亟待改革。河北科技大学德育答辩工作的实践表明，德育答辩正是实现高校德育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

（一）德育答辩能够实现德育评价的人性化

重视人的差异性，突出人的主体性，这是人性化评价理念的基本要求。德育答辩认可了个体的差异性，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德育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期答辩、毕业答辩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评价过程。这个过程立足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通过评价前、评价中、评价后的全过程跟踪管理，激起学生的主体参与积极性，提高他们自我检查、自我分析、自我教育的能力，促使学生由对德育的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动力，促使评价活动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调节的有效载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德育评价的导向功能、调节功能、启动功能和激励功能，实现德育评价育人育才的真正意义。

（二）德育答辩能够实现德育评价的动态化

长期以来，高校德育评价注重静态取向，重视的是评价的判断和鉴定功能，并进一步异化为片面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作用，以终结性评价结论来区分学生道德素质的高低，而忽视了大学生的心理与生理还处于成长的动态过程中。因此，教育者必须以发展的目光、前进的观念来看待每位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与行为表现，对学生的评价不能只看最终结果，而应关注其成长过程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指引他们看到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成功方向。通过对学生阶段的、单元的和局部的道德发展水平评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全面发展，也能对德育工作进行不断调整，改进德育体系及其手段方法，甚至重新构建。这样，在学生自我发展和学校德育评价的互动中，学生不断取得进步，德育工作目标也能够最终实现。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4）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5）

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的德育教学存在不少问题，其突出表现是中职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滞后，在职业道德教育和学校德育方面都存在。造成中职德育教学内容滞后的原因：

首先，是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跟不上实际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人员还拿不出多少成熟的理论成果来指导和影响学校教师的道德教育活动。因此，在中职学校的教育活动中很多教师只能生吞活剥国家的道德教育指导方针和写在文件里的德育基本原则及其规范体系。

其次，是教育者的形象不佳。按照教育规律，没有教育者的为人师表形象，教育者不能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就没有教育，德育教学更是这样。一种成功的道德教育，教育者应始终是主导，被教育者是主体，主体是否愿意被主导，跟着主导走，重要的不是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形式，而是教育者的“教育形象”。这就是我们说的以身立教、言传身教。

再次，是学校里的道德教育，特别是中职学校的道德教育，管理机构和制度都不大健全，职责不明，人员不足。作为道德理论教育，中职生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中职德育必修课程进行的。这些课程由于其课程目标和标准的限制，涉及德育的内容实际上不很全面，并不能解决中职学生应当掌握的德育理论知识。从实际情况看，还存在脱节的现象。一般来说，德育教学的课程形式都存在一定弊端，仅靠单独开设专门课程进行德育教学，容易让学生感到德育问题是脱离其他理论和实践内容的附加的内容，仅靠在各门课程中穿插德育理论内容，容易因教师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欠缺而无法将问题深入。

二、提高德育课程教学实效的对策分析

学校的德育教学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作为改造学生的一种活动，不仅需要教师有强烈的责任感，坚持和遵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原则，而且要求有科学的教育方法。有了好的方法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德育课程的教学除了课堂讲解的方式以外，还必须提供更多的让学生参与实践的机会，可以尝试在如下方法的结合中提高德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第一，教师演讲和客座演讲。教师可以用演讲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向学生介绍有关德育课程的基础理论及其历史发展概况。例如，职业道德价值观、人生价值和自我价值在社会实践中的伦理困境、价值抉择的框架和模式，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等。教师也可以邀请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和管理者以及职业教育机构专职教师来给学生做专题报告或联合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所学的德育理论与实际工作的密切联系，提供给学生一个接触实践情况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本校德育教师本身在抽象的德育理论方面的不足，让学生了解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的相关理论。

第二，讨论和辩论。教师可以在德育课堂教学中，将学生分为小组，就某个德育主题进行讨论，每个小组推举一名代表记录讨论的情况并在全班做反馈报告。也可以将学生分成辩论小组，设定一个辩论题目，让学生有时间收集相关的材料、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观点，然后做一个正式的辩论。讨论和辩论都可以从某一个具体的案例开始，例如温岭虐童案折射出新形势下幼师职业道德面临的挑战，让学生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讨论和辩论也可以安排在每一部分政治理论的讲解之前进行，这样学生可以不受约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教师讲解了德育理论以后，再让学生回顾以往的讨论、检讨和对照自己的观点，可以增强讨论的实际效果。

第三，角色扮演的情境训练和个人示范。教师可以提供学生一个实际案例，通过多人组合创式情境模拟训练，让学生分别扮演案例中所涉及的角色，像警察、肇事者、旁观路人、调查员等，从表情、服饰、姿态、礼貌用语、热情接待服务等多方面考察和训练，并通过分组互相点评、教师点评等方式，纠正其不足之处并演示正确做法，是学生感受职业礼仪规范。教师也可以只提供案例事实的一个大概情况，以便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学生想象和设想在不同的场景之中可能出现的不同伦理问题，并大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方法，这样的角色扮演可以既是生动形象的，又是富有创意的。在德育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教师自身的表率作用和受教育者所在集体内的相互影响，是两个不可忽视和偏废的方面。凡是要求学生应当有的行为，教师本人应该首先具有这种行为，并且做到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所以，教师在进行德育教学的过程中，“与其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人格才能影响到人格的发展和规定”，“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人只能用人来建树”。活的最有影响的道德教育只能是教师、家长等人的全部生活和一切言行举止。

第四，日志和课外活动。教师可以让学生用日志的方式记录他们在实习或社会志愿服务中遭遇的伦理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实际处理情况，定期安排时间讨论这些日志中的记录。教师也可以指定一个案例或让学生选择一个案例，以论文的形式写分析报告并作为课外作业提交。在这些论文中，教师不应当期待学生对某个问题作出清晰的、无误的结论，相反要鼓励学生承认存在的困惑和两难，大胆地提出自己创造性的观点并为自己辩护。同时，可以在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增强德育实效性。例如，我校以民族结对子班形式开展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增进民族团结；开展“文明校园行”活动，让习礼仪、讲文明深入人心，让学生们树立“万事皆从礼”的观念，养成文明礼仪的习惯，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劳动服务态度。这样的德育课外活动，贴近实际生活，浅显易懂，寓教于乐，学生不仅积极参与，而且记得住做得来，从而使德育的实效性大大增加。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6）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号角。以此为契机，高校德育也迅速实现了思想认识领域的拨乱反正，并由此展开了全方位的建设。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推动了高校德育的变革。30年来，高校德育在观念、内容、形式、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前高校德育状况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学校“统、包、管，。高校德育也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封闭状态，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唯命是从”，缺乏多样性、灵活性。但综观建国初期以及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德育内容与措施，总的来说是好的，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当然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和影响，尤其是“”时期，德育遭到了严重破坏。

建国初期(1949年--1956年)。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研究探索，高校德育功能得到较好发挥，德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总结、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优良传统的墓础上，确立了建国初期高校德育的基本任务；取消了“党义”和“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三好”的要求开展大学德育工作；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1966年)。这一时期高校德育在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当时强调“向科学进军”，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加强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教育，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开展学雷锋活动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充分肯定。同时，由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华逆流，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过度地强调“阶级斗争”，要青年学生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导致大学德育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挫折，大学德育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党和政府在总结、研究教育规律，反思教育失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德育的正确原则、途径和方法。但由于当时的学校德育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影响，其发展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期间(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中，高校德育受到灾难性破坏，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工作方针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一伙在高等学校推行极“左”路线，全面否定建国以来高校德育的优良传统，取消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和热情，鼓吹“停课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用大批判开路，煽动红卫兵起来冲击党政军机关，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这使得高校党的组织被冲垮，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彻底瘫痪，高校德育受到严重破坏，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改革开放30年来离校德育观念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并轨，社会价值体系由一元化价值向多元化价值转化。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嫂变和价值多元化的趋势，高校德育改革首先是德育观念的更新与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德育观念迎接着时代的挑战，经历着以下五个转变：

第一，从封闭观念向开放观念转变。在过去的“闭关自守”时期，高校德育工作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西方文化、西方思潮被拒之门外。封闭的教育显然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大学生与外界的接触更加广泛和频繁，高校德育再也不可能封闭在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内。因此，德育工作根据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树立起“开放式”德育观念，加强对学生进行世界经济、世界贸易、比较教育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并把学生引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建设大潮中，让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坚定信念、明确责任，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从只强调德育的政治功能向同时强化德育的育人功能转变。政治功能是德育的首要功能，偏离政治功能，德育将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过分突出德育的政治性，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有害的。“”中，过分强调政治，大搞“突出政治”，只强调提高学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造成的恶果是有血的教训的。改革开放以后，德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体现在育人上。要通过大力强化德育的育人功能，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风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全面素质的提高。

第三，从“对象塑造式”观念向“主体参与式”观念转变。传统教育采取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教室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即对象塑造式)，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理，受教育者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下被“塑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这种“塑造式”的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呼唤着“主体参与式”的现代德育。“主体参与式”德育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德育，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学生在“主体参与式”德育模式中，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亲身的、直接的、民主的参与活动以及自我教育，不仅很好地认识与学习了社会生活，而且为以后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准备了良好的态度、意识、经验、品性、方法与能力。

第四，从偏重显性的德育教学向显性与隐性课程并重转变。传统的学校德育实践和以往的德育改革，过于强调有计划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对忽视学校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等隐性课程因素的设计和运用。隐性课程相对于显性德育课程而言，它包括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校风教风等学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强调显性与隐性课程并重，使有意识的课堂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熏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的德性培养从显性的德育课程的知识学习，扩充到学校的整体生活，促使学生形成更为完整的知、情、行彼此关联的总体经验。确立显性的德育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的观念，对于高校德育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第五，从他律况念向自律观念转变。他律与自律，既是个体道德成长过程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人的道德、思想的不同要求和影响。“他律”是指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是由主体自身之外的、未经自己理性思考的、被迫接受或考虑的各种规则和原因支配的。“自律”是指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是依据主体理性思考后所选择的道德原则自愿作出的。使教育对象成为道德自律的人应该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和成功的标志。而长期以来，我国在德育方面实行的是“听话”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即使毫无独立思考、判断与行动的能力，只要是“听话的”，就是“好学生”。改革开放对人们的竞争能力、创造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约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能力决不是“听话”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的。因此，许多高校强调培养学生道德上的自律能力(或自律素质)，把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列为高校德育的重要任务。三、改革开放30年来离校德育变革的突破

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德育在党的领导下，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和社会背景，结合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德育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反复、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刮目的成就及突破。

第一，高校德育地位农目标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冶，高校德育排除和肃清“左”的影响，抵制右的干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德育工作在恢复过程中得到发展，既抛弃了“左”的“突出政治论”，又排除了右的取消论、无所作为论，确立了德育相对独立、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确立了高校德育“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地位，强调德育的主导作用、方向作用，并同时确立了德育目标，即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第二，学科体系的完善。30年来，高校为实现德育工作的科学化，在德育学科建设方面作了不懈努力。1983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试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招收本科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生；198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之后也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如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已追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形成了从本科、双学位到硕士、博士等结构层次合理的学科人才培养格局。与此同时，在学科研究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已被作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思想性、政策性、综合性强的科学正式列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

第三，德育形式的多样化。以前在封闭状态下，德育形式单一化、简单化，改革开放以后，学生接触社会面广，受到社会思潮以及各种文化的冲击大，所以德育形式必须多样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一批新的德育形式应运而生，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发挥着愈来愈明显的作用。高校德育形式从横纵方面、宏观微观领域不断拓展，建构起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实施的综合育人体系。在德育形式的多样化中，具体地说，包括以下要点：

(l)校园文化的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1990年代备受重视。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年原国家教委发出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都提出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途径。许多高校通过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建设以及开展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校园文化发挥着独特的德育作用。

(2)社会实践的开展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青年学生只有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更多地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才能树立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信念，逐步锻炼成为有用的人才。”针对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历而影响他们素质全面提高和健康成长的实际情况，许多高校重视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参观历史博物馆等，使之成为生动活泼地进行德育的又一重要途径和形式。

(3)心理健康教育的兴起

“”时期，心理学曾被作为“伪科学”受到批判，把学生中出现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清理“左”的思想，随着心理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心理学科理论在教育领域的不断运用，心理咨询作为高校德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0年代开始兴起。1990年代以后出台的教育文件中不断地强调对高校学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全国各高校广泛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把心理咨询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来开展。

(4)高校网络德育的启动

2000年，同志作出了“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的指示，成为高校开展网络德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大多数高校建立起德育工作网站，设计思想道德建设专题主页，整合校内网络信息资源，把网络德育纳入高校网络建设体系中。同时，许多高校纷纷推出高校网络论坛(BBS)以加强网络德育，如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BBS)、北京大学“未名”(BBS)等。

(5)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加强

1995年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的《关干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说：“提高文化素质是德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拓宽了德育的内涵，有利于加强德育。”显然，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与高校德育，无论是在目标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一致的。许多高校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使学生具备专业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的有关基础知识和基本修养，德育的目标也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得到体现和实施。

四、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和德育队伍建设的孟要进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德育的主渠道，而德育队伍的建设又直接关系到高校德育的质量及效果。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中央、各级教育部门以及高校的努力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德育队伍建设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1.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要进展

“”结束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基本沿用“”前的模式，课程也基本沿用“老三门”(即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只是在内容上作了一些修订。这些课程虽然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社会变化很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老三门”已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有较丰富的知识、较强的思维能力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过程中，来自国内外、社会各方面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的精神，198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通知》，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开设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从而改变了高等学校思想品德教育长期“零敲散打”、“有实无名”的局面。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的通知》。据此，原国家教委于1987年10月《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在已有课程基础上增设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两门必修课，另外各校还可有选择地开设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等课程。

1998年4月，中央批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设置新方案，即“98方案”，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为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规定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心内容，使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中宜部、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号)。这些文件对每一门必修课的学分和基本内容作了原则规定，也对教材编写、教学研究、教师培训和学科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志着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7）

建国初期(1949年--1956年)。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研究探索，高校德育功能得到较好发挥，德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总结、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优良传统的墓础上，确立了建国初期高校德育的基本任务；取消了“党义”和“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三好”的要求开展大学德育工作；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1966年)。这一时期高校德育在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当时强调“向科学进军”，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加强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教育，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开展学雷锋活动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充分肯定。同时，由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华逆流，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过度地强调“阶级斗争”，要青年学生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导致大学德育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挫折，大学德育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党和政府在总结、研究教育规律，反思教育失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德育的正确原则、途径和方法。但由于当时的学校德育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影响，其发展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期间(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中，高校德育受到灾难性破坏，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工作方针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一伙在高等学校推行极“左”路线，全面否定建国以来高校德育的优良传统，取消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和热情，鼓吹“停课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用大批判开路，煽动红卫兵起来冲击党政军机关，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这使得高校党的组织被冲垮，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彻底瘫痪，高校德育受到严重破坏，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改革开放30年来离校德育观念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并轨，社会价值体系由一元化价值向多元化价值转化。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嫂变和价值多元化的趋势，高校德育改革首先是德育观念的更新与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德育观念迎接着时代的挑战，经历着以下五个转变：

第一，从封闭观念向开放观念转变。在过去的“闭关自守”时期，高校德育工作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西方文化、西方思潮被拒之门外。封闭的教育显然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大学生与外界的接触更加广泛和频繁，高校德育再也不可能封闭在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内。因此，德育工作根据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树立起“开放式”德育观念，加强对学生进行世界经济、世界贸易、比较教育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并把学生引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建设大潮中，让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坚定信念、明确责任，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从只强调德育的政治功能向同时强化德育的育人功能转变。政治功能是德育的首要功能，偏离政治功能，德育将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过分突出德育的政治性，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有害的。“”中，过分强调政治，大搞“突出政治”，只强调提高学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造成的恶果是有血的教训的。改革开放以后，德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体现在育人上。要通过大力强化德育的育人功能，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风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全面素质的提高。

第三，从“对象塑造式”观念向“主体参与式”观念转变。传统教育采取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教室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即对象塑造式)，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理，受教育者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下被“塑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这种“塑造式”的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呼唤着“主体参与式”的现代德育。“主体参与式”德育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德育，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学生在“主体参与式”德育模式中，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亲身的、直接的、民主的参与活动以及自我教育，不仅很好地认识与学习了社会生活，而且为以后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准备了良好的态度、意识、经验、品性、方法与能力。

第四，从偏重显性的德育教学向显性与隐性课程并重转变。传统的学校德育实践和以往的德育改革，过于强调有计划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对忽视学校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等隐性课程因素的设计和运用。隐性课程相对于显性德育课程而言，它包括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校风教风等学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强调显性与隐性课程并重，使有意识的课堂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熏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的德性培养从显性的德育课程的知识学习，扩充到学校的整体生活，促使学生形成更为完整的知、情、行彼此关联的总体经验。确立显性的德育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的观念，对于高校德育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第五，从他律况念向自律观念转变。他律与自律，既是个体道德成长过程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人的道德、思想的不同要求和影响。“他律”是指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是由主体自身之外的、未经自己理性思考的、被迫接受或考虑的各种规则和原因支配的。“自律”是指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是依据主体理性思考后所选择的道德原则自愿作出的。使教育对象成为道德自律的人应该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和成功的标志。而长期以来，我国在德育方面实行的是“听话”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即使毫无独立思考、判断与行动的能力，只要是“听话的”，就是“好学生”。改革开放对人们的竞争能力、创造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约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能力决不是“听话”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的。因此，许多高校强调培养学生道德上的自律能力(或自律素质)，把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列为高校德育的重要任务。

三、改革开放30年来离校德育变革的突破

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德育在党的领导下，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和社会背景，结合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德育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反复、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刮目的成就及突破。

第一，高校德育地位农目标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冶，高校德育排除和肃清“左”的影响，抵制右的干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德育工作在恢复过程中得到发展，既抛弃了“左”的“突出政治论”，又排除了右的取消论、无所作为论，确立了德育相对独立、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确立了高校德育“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地位，强调德育的主导作用、方向作用，并同时确立了德育目标，即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第二，学科体系的完善。30年来，高校为实现德育工作的科学化，在德育学科建设方面作了不懈努力。1983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试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招收本科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生；198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之后也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如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已追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形成了从本科、双学位到硕士、博士等结构层次合理的学科人才培养格局。与此同时，在学科研究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已被作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思想性、政策性、综合性强的科学正式列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

第三，德育形式的多样化。以前在封闭状态下，德育形式单一化、简单化，改革开放以后，学生接触社会面广，受到社会思潮以及各种文化的冲击大，所以德育形式必须多样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一批新的德育形式应运而生，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发挥着愈来愈明显的作用。高校德育形式从横纵方面、宏观微观领域不断拓展，建构起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实施的综合育人体系。在德育形式的多样化中，具体地说，包括以下要点：

(l)校园文化的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1990年代备受重视。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年原国家教委发出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都提出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途径。许多高校通过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建设以及开展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校园文化发挥着独特的德育作用。

(2)社会实践的开展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青年学生只有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更多地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才能树立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信念，逐步锻炼成为有用的人才。”针对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历而影响他们素质全面提高和健康成长的实际情况，许多高校重视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参观历史博物馆等，使之成为生动活泼地进行德育的又一重要途径和形式。

(3)心理健康教育的兴起

“”时期，心理学曾被作为“伪科学”受到批判，把学生中出现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清理“左”的思想，随着心理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心理学科理论在教育领域的不断运用，心理咨询作为高校德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0年代开始兴起。1990年代以后出台的教育文件中不断地强调对高校学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全国各高校广泛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把心理咨询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来开展。

(4)高校网络德育的启动

2000年，同志作出了“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的指示，成为高校开展网络德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大多数高校建立起德育工作网站，设计思想道德建设专题主页，整合校内网络信息资源，把网络德育纳入高校网络建设体系中。同时，许多高校纷纷推出高校网络论坛(BBS)以加强网络德育，如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BBS)、北京大学“未名”(BBS)等。

(5)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加强

1995年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的《关干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说：“提高文化素质是德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拓宽了德育的内涵，有利于加强德育。”显然，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与高校德育，无论是在目标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一致的。许多高校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使学生具备专业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的有关基础知识和基本修养，德育的目标也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得到体现和实施。

四、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和德育队伍建设的孟要进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德育的主渠道，而德育队伍的建设又直接关系到高校德育的质量及效果。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中央、各级教育部门以及高校的努力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德育队伍建设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1.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要进展

“”结束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基本沿用“”前的模式，课程也基本沿用“老三门”(即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只是在内容上作了一些修订。这些课程虽然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社会变化很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老三门”已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有较丰富的知识、较强的思维能力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过程中，来自国内外、社会各方面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的精神，198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通知》，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开设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从而改变了高等学校思想品德教育长期“零敲散打”、“有实无名”的局面。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的通知》。据此，原国家教委于1987年10月《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在已有课程基础上增设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两门必修课，另外各校还可有选择地开设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等课程。

1998年4月，中央批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设置新方案，即“98方案”，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为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规定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心内容，使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中宜部、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号)。这些文件对每一门必修课的学分和基本内容作了原则规定，也对教材编写、教学研究、教师培训和学科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志着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德育队伍建设的巩固和加强

过去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上政治理论课和参加政治运动来进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工干部和辅导员多数为退伍军人和留校本科生，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缺乏正规的专业训练以及系统的德育方面的理论修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高校加强和巩固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为主的德育队伍建设，在稳定队伍、扩充力最、优化结构和提高队伍人员素质等方面作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1987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作出了明确规定，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员，是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应列入教师编制，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决定》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受到了高校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拥护，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从1989年开始，原国家教委陆续选派200余名优秀思想政治教育骨干，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进修或作短期考察，增进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吸收和接见国外的有益经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素质不断优化，工作水平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自身的建设。德育工作者在德育研究和实践中迅速成长，工作实效不断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和发展的趋势是：“从小德育队伍向大德育队伍转变”，“从‘管理型’向管理者和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转变”，“从‘单肩挑’向‘双肩挑’转变。”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1-0099-02

道德发展是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怎样促进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更是道德心理学领域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和学校道德教育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传统。本文从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出发，对当前学校德育改革以作初步思考。

一、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简介

道德形成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最初由瑞士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后由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继承与发展。他们俩的共同之处是都采取心理发展的观点来解释人类道德的形成，他们分别设计对偶故事和道德两难故事，让儿童作出道德判断，根据不同年龄儿童道德判断基础的思维结构，来划分儿童道德观念发展的阶段，强调儿童的道德发展与他们的年龄及相应的认知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皮亚杰通过观察儿童游戏及验证的结果，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0岁以前，儿童对道德行为的思维判断，多半是根据别人设定的外在标准，称为他律道德。10岁以上儿童对道德行为的思维判断，则多半能根据自己认可的内在标准，称为自律道德。柯尔伯格经过12年的研究，以社会习俗为标准，提出了道德发展的三级水平六个阶段理论。三级水平为前习俗水平（9岁以下）、习俗水平（10～20岁）和后习俗水平（20岁以后），每一级水平包含两个阶段，共六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服从与惩罚定向、朴素的利己主义定向、好孩子定向、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定向、社会契约定向、普通的伦理原则定向。

柯尔伯格认为，道德判断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前一阶段在本质上不同于下一阶段；第二，每一阶段代表一个新的更综合的心理组织系统；第三，它们出现的顺序不变；第四，阶段的出现与年龄有关。柯尔伯格通过跨文化研究表明，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环境和种族等因素各不相同，但文化和环境只能影响发展速度，或改变其内容，不能改变发展的顺序。

柯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的顺序不变，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进度发展着，个体与个体之间有差异存在。研究表明，多数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水平处于习俗水平，少数青少年尚未达到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一般要到20岁以后才能出现，而且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

根据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判断水平的高低虽然不能完全决定道德行为的选择，但对道德行为选择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即一般说来道德判断水平愈低，选择非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愈大；道德判断水平愈高，选择非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愈小。同时，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是儿童通过与其环境积极地相互作用而实现的[1]。

二、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对学校德育的启示

（一）学生的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同学生的思维水平的提高是平行的

学生的思维水平的提高是通过主体同环境相互作用，认知结构不断同化与自身的结构相适应的信息并不断改组而实现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是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其发展遵循与思维发展相同的规律。因此学校教育中一切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的教学策略，同样都有利于学生的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教育实践中将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人为地割裂开来的尝试，或者另辟蹊径，脱离学生思维水平培养而寻找提高学生道德判断水平的捷径，都是有悖于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

（二）学校德育应遵循先他律而后自律的原则

学生品德的形成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它经历了外在准则规范不断内化和内在观念外显的复杂过程。根据皮亚杰的研究实证，人类的道德认知发展遵循先他律而后自律的原则。在学校的德育中，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如想使学生形成某一品德，必须先教他遵守既定的行为规范，教他在适当的场所表现适当的行为。从这一角度上说，学生的道德认知是“告知”的，而非“自知”的；是外化或外铄的，而非内化或内发的。因此对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制定明确可行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都是必要的。等到儿童认知发展接近成熟程度(到达具体或形式运算时期)之后，他将会因思维能力的提高而形成其是非判断的自律性道德认知。根据这一原则，家庭和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告知”学生道德行为规范，这样学生才有可能把这些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成自己的道德观念，继而表现出道德行为。如果没有教师和家长最初的“告知”，如果学生没有形成道德观念，即使学生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也不能称之为非道德行为。这不是学生本身的错，即所谓“不知者不为过”。同样，如果学生没有形成道德观念，即使其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也不能称之为道德行为。

（三）学校德育应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柯尔伯格研究认为，一般人的道德认知发展都是处于前两级水平(1～4阶段)，少部分人达到后习俗水平(5～6阶段)，且阶段与阶段之间只能渐进，而不能跳跃，只能顺进，却不能逆转。根据这一研究结果，学校德育工作给学生“晓之以理”时，此时的“理”一定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即不能脱离学生的接受能力。如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处于第二阶段，教育者不顾其发展现状提前给他讲解第四阶段或第五阶段的大道理，学生可以将这些大道理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不能被他们的认知结构同化，自然也不能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价值而付诸行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行不合一”。为了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柯尔伯格曾建议采用“加一”原则，即在提出两难或道德情境时，在六阶段中提升一段让学生去思考判断，但如提升一段以上，问题的难度往往超过了学生的认知能力，对其道德学习不利。例如，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处于第三阶段，我们则向他们讲属于第四阶段的道理，这样以促进其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2]。

（四）学校德育应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告诉我们，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顺序是不变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其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处在同一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可能会有不同年龄的学生。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学生，及时了解和确定学生所处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在现有班组教学的条件下，德育的内容和方法既要照顾大多数学生的发展水平，又要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通过个别谈心交流、咨询等方式，对学生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五）学校德育要让学生主动参与，提倡生活德育，反对知识德育，反对以简单的道德说教来达到品德教育的目标

皮亚杰和柯尔伯格在研究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时，结合儿童的实际生活，强调要让儿童主动参与。他们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是通过与其环境积极地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如皮亚杰就是通过观察儿童的弹珠和雪球游戏及讨论对偶故事来研究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的。柯尔伯格则是通过与儿童讨论两难情境的故事(如海因茨偷药救妻的故事)来研究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的。通过对我们的学校德育实践的反思，就会发现我们的德育太重形式而欠缺实际；重视道德的教条，而忽视在实际生活中实施品德教育；注重道德的灌输，而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因此，要想使学校德育工作真正有效，我们必须：

第一，提倡生活德育。生活德育可以扼要表述为：通过具体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也就是说，生活德育是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人的德性发展与智性发展有着本质的不同：人们可以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集中学习知识经验，却不能与社会生活相隔离去学习道德。道德是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准则，真正的学习必须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进行。学校德育与社会生活以及学生生活的隔离阻断了学生德性发展的源泉和渠道，理论说教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二，反对知识德育。所谓知识德育就是用道德知识的传授与习得代替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人类的学习可分为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学习和道德的学习三种类型。相应地学校教育中也存在三种不同方式的教育，即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和道德教育。道德的学习分为道德知识的学习，道德规范的学习和价值、信念的学习三个层次。相应地，道德教育也有道德知识教育、道德规范教育、价值和信念教育三个层次。不幸的是，在知识中心主义的教育大潮冲击下，由于道德知识教育与知识和技能教育都具有“知识性”这一“近亲性格”而获得了广泛认可，代替了道德教育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层次，道德教育就变成了道德知识教育。专门化、知识化的德育在学校德育中的表现为德育课程化、课程知识化、教学灌输化等方面。德育课程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开设专门的课程，如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作为实施德育的主渠道。二是将所有重要的教育主题都课程化知识化、体系化，如心理教育重要就开设心理教育课等。德育课程与灌输式教育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将道德缩水为逻辑严密的科目，也就斩断了道德与生活的血肉联系，道德成了与学生生活无关的客观知识对象，教师也只能将这些当作对象性知识来教授灌输，只能借助背诵、考试和其他教师的权力来进行强制性学习。

灌输式的教学是知识化德育课程实施最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对人类认识道德的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对当今学校德育工作的启示也可从本文中略见一斑。但我们知道，道德不仅包括道德认知，还包括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道德教育具有多端性，即可从知、情、意、行任何一个切入点入手来培养学生的道德，从道德认知入手，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切入点而已。本文讨论的正是如此。因此，我们绝不能只采用皮亚杰与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作为学校实施德育的唯一根据，否则，就会窄化甚至误解学校的品德教育。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9）

随着1950年底我国接收了第一批来自东欧的3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事业开始起步，初步建立了来华留学生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达746所，来华留学生人数从1978年的1200多人增加到2013年356499人，增长了290多倍。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相关的研究也获得了发展，学术界开展了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管理工作和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一批高水平的成果相继发表，如于福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董泽宇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但是，目前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注重专业技能教育轻人文教育，特别是轻思想道德教育的问题，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研究的领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内涵研究。关于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探讨和论述。曹亚红率先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她认为：“对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主要是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院校，通过知识的传授，文化的传播等对来华留学生的思想、观点施以一定的影响，以达到教育目标。”李本义，刘荣山认为：“加强来华留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就是要在留学生教育中，坚持把道德素质教育的内容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学有所用人才。”可以看出，理论界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用什么名称来形容，怎么下定义存在很大的争议，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2.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研究。国内理论界，充分认识到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刘世伟指出“: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是实现我国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是发展我国经济与科技的需要，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需要”。关秋红从国际政治局势、培养国际化人才、高等教育发展等方面指出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王春刚认为加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建立留学生教育大国、强国、营造和谐社会和校园氛围、完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提高留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

3.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基础的研究。对于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的学者主张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其理论依据，也有的学者从更广范围进行探讨。刘庆委主张儒家言语道德文化特别是礼、仁、忠、信之说是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吕萍认为，用陶行知德育思想指导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王春刚认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政策依据、学科依据、研究依据、现实依据和历史理论依据。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对此问题研究刚刚开始，存在分散、不系统、不全面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外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

4.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研究现状。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研究较少，相关文献只有三篇。王吉芳认为：“包括如何做人教育、关心他人教育、与人交往教育、享受人生教育和合作精神教育。”韩晓明指出：“应包括勤奋学习教育，团结友好教育，中国国情教育。”刘本义、刘荣山认为“：包括法制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过三位学者的认识，可以意识到学术界对此问题分歧很大，认识还不够清楚，甚至存在一些偏差，缺乏一定的理论高度。

5.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的研究现状。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通过查询只有两篇。刘世伟率先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应坚持积极影响与不强加于人原则；严格管理与思想教育原则；平等信任原则，针对性原则。应采取感染法，冲突缓解法。”王凤丽认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应该运用渗透的教育方法，将其渗透到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看出，此问题是理论研究的难点，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需要更科学更完整的阐述。

6.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研究现状。目前，国内相关文献较多，该问题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崔永日，崔亨龙最先提出此问题，他们认为：“应从教学和课外活动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金春花指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应依靠思想教育课和班主任”。关秋红认为：“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要从重视课堂教学，丰富业余生活，克服文化差异三个途径进行教育”。从几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国内对此问题研究相对较多，较深入。但是观点都趋同，缺少突破，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研究。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人员相对较少，组成相对单一，成果较少，研究深度和广度有限，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研究人员相对较少，组成相对单一。目前，我国从事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工作在留学生管理和教学第一线的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其他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寥寥无几。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进展。其次，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中国文献总库和其他文献上可查阅关于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文章只有20余篇。最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限，大部分的研究还局限于对策研究，一些问题还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内部，对基本理论的阐述较少，研究的视角有待扩展。虽然，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刚刚开始，但随着国家对留学生教育问题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必将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必将成为留学生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也必将向纵深领域进行。第一，研究的内容将更加广泛，将突破原有领域的限制，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从应用研究向基本理论研究拓展，从关注来华留学生总体人群思想道德向关注个别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转移。第二，研究方法将多样化，从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到定量法、定性法等方法，改变研究过程中单纯依靠一种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样化。第三，研究范式将更加广泛，实现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的有机结合。

二、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价值

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它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高我国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理论意义

1.拓展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领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是我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领域，形成了许多成果，并且有些成果已经开始在教育实践中运用。目前，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思想道德教育应用研究等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新的课题，要求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进行。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实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由单一关注本国学生向关注生活、学习在中国的留学生领域开展，推动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向前发展，开拓了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有利于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快速发展。

2.深化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留学中国的热潮，世界各地的学生纷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求学。在来华热潮的推动下，国内理论界也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目前，国内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学历史的研究、管理的研究、教学的研究、招生的研究等方面。在思想道德领域则相对落后，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通过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推动留学生教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3.推动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研究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问题虽然较之其他方面处于相对落后，但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留学生思想道德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相关教育机构和学者的关注。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发展缓慢，其原因在于受困于基本理论。

（二）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构建留学生教育强国。目前，来华留学生逐年增加，2008年我国接受了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5万留学生，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留学生教育大国。我们在为这一成绩欢欣鼓舞之时，也要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此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还不是留学生教育强国。这种差距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忽视了人文教育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国内外教育家一致认为，没有思想道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从这个角度分析，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深入研究，能够唤起人们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推动思想道德在实践中开展，从而促进我国留学生教育水平的提高，加快留学生教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2.便于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将是盲目的。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顺利进行。对来华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特点、内容、重要性、原则和具体途径等理论的研究，将为来华留学生的具体教学和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后进生德育论文篇（10）

网络道德作为道德教育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网络道德是网络行为主体在使用网络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具备的道德素质，以及由于使用网络而形成的伦理关系，是网络空间的社会公德，是调节网络空间中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大学生网络道德是评价、规范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空间的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养成教育遵循养习成德的教育规律，推崇尚行习动的教育模式，通过行为习惯的培养使道德实现内化和升华。亚里士多德说过：“德性基于天性，成于习惯。”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德性的培育和德行的塑造，在于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是一种道德教育方法，它是由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者，根据大学生道德发展规律进行的网络道德和网络素质的教育，并通过对大学生网络行为进行反复训练，使之形成稳定的网络行为习惯，从而将网络道德规范内化为大学生的道德心理结构，并最终形成稳定的网络道德品质。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养成教育的特征

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养成教育，重点在于网络道德意识的养成和良好网络行为习惯的养成，解决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知行分离或者知行背离的情况，做到“知、行、信”的统一。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规范性。网络道德规范包括网络道德认知和网络道德行为的规范，明确网络道德标准；通过对网络行为的规范，不断强化网络道德认知；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认同网络道德规范的约束，并将其转化为自身行为。二是实践性。网络道德养成教育把大学生网络行为教育作为开端，遵循了个体道德从行为经习惯至品德的规律，使大学生在网络道德实践中积累道德品质。三是复杂性。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决定了他强烈的自主意识，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包容性、隐蔽性、信息的海量性等特点，使网络道德养成教育面临多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冲击，网络行为难以实时性地监督和约束，使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的复杂性增加。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存在认知偏差

“在网络等新媒体空间里，大学生多以匿名或化名的方式交流，言行无法规范，真实性无法保证，甚至可以公开承认和认可交往者的虚假言论。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存在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教育理念缺位、错位或重视不足。有的高校教师本身对网络道德认知缺乏，对网络道德养成教育重视不足；有的高校往往将网络道德教育简单地归于思想政治教育，忽略了网络道德教育的特殊性；有的家庭长期以来重视学生的成绩而忽视行为习惯的培养，对学生的网络言行或置之不理或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有的学生存在着“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与道德不沾边”，“网络与道德无关，网络使用是技术问题，无关道德”等错误认识；社会的网络道德体系正在构建过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清晰的道德规范，传统道德观念、社会文化习俗等影响了网络道德的形成和发展。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实际效果较差

当前，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效果较差，主要表现是大学生道德认知模糊，意志不强，知行脱节。一些大学生对某些道德是非认识模糊，如有些学生对于“人肉搜索”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有些认为“黑客”的行为“很酷”；有些大学生虽然对网络道德形成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降低了对自己的道德标准，表现出知而不行，知而错行的知行分离现象；如大学生认为“使用不文明语言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些人在受到语言攻击时难以自制，经常以不文明的语言还击。目前有些高校开始进行网络道德教育，但是很多学生仅仅把它作为学习的另一种知识或者一门课程来看待，没有认识到在网络活动中要践行道德规范，塑造良好的道德行为。大学生崇尚自我和个性表达的心理特征，是大学生心理发展的必然，但是网络世界并不存在“完全”的自由，网络行为同样要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大学生网络不道德行为折射出的是大学生追求个性表达而欠缺自律精神的不足之处。

(三)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环境不如人意

良莠不齐的社会教育因素制约了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的开展，首先，网络环境急需净化，我国网络空间的法律监督不到位，网络行业的自律机制还未完全形成，对网络违法行为的处罚缺乏可操作性，网络执法效果不明显。其次，家庭对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缺失，父母与孩子之间沟通不畅，对孩子在网络上的言行教育引导不足，监管不到位。最后，侧重功利教育的学校教育环境影响。西方的品格教育理论就认为校园文化氛围是构成道德养成教育的重要内容。某些高校对学生网络不道德行为说教多，考核落实的少，比如对学生日常作业的网络抄袭行为，学校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由功利主义而衍生出的道德相对论、道德功利论影响了校园文化氛围，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意向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的对策

(一)深入促进大学生网络道德内化

网络道德意识通过内化为道德主体的道德结构，才能对道德主体形成持之有效的行为指导和精神支撑。首先，树立大学生正确的网络道德认知。教育者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通过组织学生讨论、辩论，培养大学生对正确道德价值观的追求志趣，使学生在全方位的互动交流中加深对网络道德的理解；通过对网络道德事件进行案例分析，组织大学生进行讨论，就特别有助于澄清道德认识，养成正确的网络道德意识。其次，强化大学生网络行为训练，要依据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和心理特征，多采用主体式、引导式的训练方式，即在一个创设的良好情境中，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进行自主、自发、自我的行为训练。对于已经形成的不良网络行为习惯，可以通过惩罚和负强化的方法进行训练，达到矫正不良行为的目的，使网络行为习惯向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如利用新媒体交互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交互平台包括论坛、专家点评、师生话等互动性较强的栏目，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要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抵制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还可以通过创设网络聊天时发生冲突的情景，引导大学生学会宽容对待，并且采用适合自己的文明方式解决冲突，避免使用不文明语言。最后，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修养水平，大学生提升自身网络道德修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促进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实践的重要活动。大学生已经具备了自我评价的能力，在网络道德养成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启发大学生运用“慎独”、“省察克治”等自我修养之道，提高网络道德修养水平。

(二)构建大学生家庭网络道德教育模式

构建科学的家庭网络道德养成教育模式，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首先，转变教育理念。父母要正确处理网络与网络道德的关系，父母不能因为害怕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浏览黄色网站而禁止孩子接触网络，而是要注意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网络，培养孩子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能力。其次，要注意教育引导的方式。对学生网络行为的监管要形成常态化，父母应经常与孩子沟通，与孩子共同分析交流对网络不道德行为的看法和认识，要主动关注孩子网络行为，当发现网络行为有偏离时，不能简单粗暴地制止，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仅要指出存在的问题，还应监督孩子纠正，当发现孩子浏览一些不健康的信息时要及时制止，指出行为的危害及后果，教育孩子如何抵制不良信息的侵扰，必要时，在电脑中加装不良网站过滤软件，建立绿色屏障。最后，家长要建立与学校主动沟通交流的新模式。家长要变被动地“被告知”为主动地“去了解”，对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孩子的表现，要及时反馈到学校，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

(三)提升学校网络道德养成教育能力

首先，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形式的探索。高校应增设与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相关的课程，如开设计算机信息伦理课等，在现有的课堂教学基础上，增加相关的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内容。如在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引入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的新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改变以往德育的传统方法，灵活采用价值澄清法、故事判断启迪法等多种方法启发、诱导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的认知学习，如对某些热点网络道德问题进行师生讨论，或展开课堂辩论，引导学生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使教学行为更加有的放矢；采用课堂情景剧模拟网络失范行为，使学生在接近现实的环境中真切感受网络行为失范带来的困扰和麻烦，培养学生强烈的道德情感。学校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网络道德规范阶段教育活动。教育内容可以包括网络礼仪教育、网络诚信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等。如对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要注重网络安全教育，防止学生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做出有违道德和法律的事。其次，推动高校网络道德教育实践途径的多元化。要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实践活动要进行统筹规划安排，网上活动和网下活动相结合、学校活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多方位进行网络道德养成教育。重视大学生校园实践活动。高校通过开展网络道德方面的讲座、辩论赛、演讲、讨论会等活动，开通多个渠道，培养大学生理性使用网络、自觉抵制不道德的网络行为。要注意发挥大学社团等学生组织的辅助作用。通过朋辈之间的正面影响和带动，营造良好行为养成环境。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参加网络文明公约宣传活动、走进社区、中小学宣传网络道德的相关知识，既锻炼了大学生的能力，又强化了大学生的网络道德认识。最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队伍建设。高校要加强网络道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专职教师、班主任和辅导员、专业的网络人才、网络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他们的所长，互相协调合作，发挥合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