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篇（1）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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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经济地理学篇（2）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经济地理学篇（3）

（一）人和海洋的关系研究

在国家的资助下，我国学者对海洋经济地理学展开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洋资源研究，二是陆地和海洋结构的差异性，三是海洋和人的关系等。海岸带是人类和海洋相互交汇的地方，也是海洋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海洋带的环境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口数量的逐渐增多，人类活动给海岸带的环境带来很大影响。很多人类生活垃圾流向海洋，严重污染了海洋环境。海洋经济地理学可以为治理海洋环境做出一定的贡献，减少外界因素对海洋的污染。

（二）海洋结合和产业布局的研究分析

如今，海洋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分析：一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二是海洋经济地理学的自由分析研究。海洋经济地理学先从海洋结构和海洋产业入手进行分析研究。该学科首先研究了海洋结构的变化规律，海洋结构的特点以及海洋结构的变化方向。其次，该学科把海洋结构的特点和当地的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研究分析海洋结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海洋经济地理学结合海洋结构的特点，分析研究了海洋结构的优化对策。虽然我国已经展开了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和分析，但是海洋经济地理学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研究人员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对策。

（三）海洋产业发展的研究分析

海洋资源也是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分析的重点内容。随着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大，海洋资源也是沿海城市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海洋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海洋被过度开发，海洋资源被无度浪费，导致海洋资源开始短缺。海洋经济地理学科的开展可以更好的保护海洋资源，推动海洋产业的发展。只有合理控制海洋资源的开采，才能真正实现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海洋经济地理学的展望

（一）扩展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

吴传钧曾经指出：“我国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分析领域还需要不断扩展。”海洋经济地理学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海洋经济地理学还没有建立相对健全的研究管理体系，研究经验不足等等。海洋经济地理学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建立和完善学科研究体系，扩展研究领域，才能实现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价值。

（二）加强海洋经济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

虽然我国在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缺乏理论支持。在未来的研究分析中，该学科研究人员还应该加强该学科的理论研究，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加强该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其他学科可以为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分析奠定基础。

（三）协调人和海洋之间的关系

海洋经济地理学是新兴学科，该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对较小，该学科的研究还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随着海洋经济地理学科的不断发展，该学科应该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任美锷认为：“海洋经济地理学必须合理的协调人和海洋之间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篇（4）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核心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经济地理学篇（5）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经济地理学篇（6）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经济地理学篇（7）

但是，这种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学者反对，他们认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5]。事实上，电子通信网络的浮现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会活动，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对面的交往。这表明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导向力量，而仅仅是一种推动。尽管在跨地域进行电子交易的过程中，距离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决定着那些全球性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电子通信设施的质量状况[6]。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这造就了基础设施分布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反之，知识经济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基础。因此，地理对网络来说仍然重要，它并没有被互联网终结，相反，两者的结合似乎更加紧密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互联网有其自身的地理学[7]。

2　新的空间，新的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场所(Place)的学问，但经过抽象后，场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间(Space)、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的行为和过程[8]。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一种新的空间浮现出来，大多数学者把它称之为“网络信息空间(Cyberspace)”(或简称为网络空间)。Jiang与Ormeling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景观，即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通过网络连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资源”[9]。可见，都是用它来界定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空间和概念。

网络空间仅仅是Batty所谓的“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种空间之一，特指计算机空间经由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间[8]。另外三种空间分别是：场所/空间(Place/Space)，即地理学的初始领域，场所利用传统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间；计算机空间(Cspace)，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空间提取成为计算机空间(Computerspace)；以及网络场所(Cyberplace)，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对于传统场所基础设施的影响。其中，最后一种网络场所是最早包含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之中的，因为所有组成网络的联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设施结构之中，包括无线网络也是构建在天线和电话转接器的联接之上。

网络空间的浮现促成了一门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地理学诞生[10]。随着这种新空间的产生和繁荣，一系列有关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不断涌现，主要的专著有Graham与Marvin的《电子通信与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3]，《互联网星系》[7] 和Zook的《互联网产业的地理学》[14]，以及各种汇编文集[15-18] 和杂志专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总结了地理学家在研究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地理学时的三种主导观点[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属性和人类生活空间和场所的动力机制可以被新技术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开头所说，这种“技术决定论”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的反对；第二种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观点，认为电子空间和领土空间是被共同生产出来的，并成为正在重构中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种是“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观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进展，认为考察技术、时间、空间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观点揭示了新技术是如何卷入复杂、随机、微妙的人类行动者和技术设施的综合体，并且形成社会技术混合的行动者网络。如此，社会和空间生活变得很微妙，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复杂的新时空混合体之中，充满了随机和不确定性。

3　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

事实上，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组织，造成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错综复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将从技术基础设施、数码空间区隔、内容产业和电子商务等四个方面概述互联网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态。

3. 1　技术网络的空间分析

技术地理学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包括在各个地理区位上的光缆、路由器、转换器和计算中心等，它们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学者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它决定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互关系[20]；二是城市之间的互联网联接带宽，它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竞争性区位要素[21]。

近几年，许多文献从全球和国家的空间层次探讨了互联网的技术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主干网带宽与网络数量，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技术资源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则发现这种新的通信技术推动的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与以前形成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即一些新的“网络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关注于国家层面上的互联网城市体系。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是全球互联网天体的中心[24]，也是互联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Wheeler与O' Kelly最早采用拓扑学方法分析美国商业互联网的骨干网络，进而评价了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和通达性[20]。Townsend从节点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国互联网骨干网络空间拓展的历史进程[25]。Moss与Townsend也从骨干网容量和联接性两个方面考察了美国主要城市在互联网中的等级层次[26]。进一步，O' Kelly与Grubesic又分析了美国城市的网络通达性在1997年到2000年间的显著变化[27]。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区位在决定互联网通达性的等级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此类研究还很少见，但在近几年也开始兴起，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较早的开始了此类研究[28-30]。

随着技术的进步，无线通信用户似乎比互联网更加不受空间和场所的限制。但是，新的技术仍然受制于基础设施自身的地理格局。Gorman与McIntee比较了两者的基础设施，指出无线技术仍然依赖于通信设施(如各种塔、基站)的区位，以及对电磁波频需求的地理差异[31]。反过来，无线技术也加强了区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无线技术提供的正是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

3. 2　数字空间区隔

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会导致网络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现方面之一[32]。尽管互联网的扩散很快，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部也是如此[34]。Warf则认为互联网接入的限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为知识的电子分发方式可能会挑战已有的权力关系[32]。

进一步，在国家内部使用互联网的地理分布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市化地区都是首要的，而乡村地区在接受新媒体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时，在主要的城市区域中，那些重要的区位都倾向于大规模采用高速的互联网接入。许多世界城市的状况是数字精英阶层与大量不联网的信息贫困区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矶的一项初步调查就表明互联网技术在西班牙语和移民社区内的扩散较为缓慢[33]。

互联网曾经被预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缩小空间差异的工具。事实上，网络“拥有者(Haves)”与“未拥有者(Have-nots)”之间的差异增加了不平等的来源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基本分裂，其复杂的互动进程扩大了信息社会所承诺的状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7]。

3. 3　内容产业的经济地理学

信息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品，互联网则是这些信息交流和生产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地理学非常必要。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测量互联网内容生产状况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较不同的地理区域。国外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采用域名来研究互联网的扩散，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互联网域名指标也是分析新经济，比较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层次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生产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证据[24]。Zook通过图示互联网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依赖于全球信息网络中的少数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却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互联网域名。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对于国家层次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如Gorman，Moss与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地址的空间分布状况[14，26，39，40，41]。在欧洲，则有Dodge与Shiode对英国IP地址密度的空间分析[42]，以及Sternberg与Krymalowski对德国互联网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联网产业集群已经在全球范围浮现。根据Zook的研究，互联网内容生产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相关产业专业化程度[41]。同时，风险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新的互联网企业的地理区位[14，40]。

最近，关于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内容产业。如Leyshon检验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文件格式与互联网发行体系)对音乐产业的地理和组织影响[43]。Wilson探讨了互联网网站的区位和营运状况，分析这些活动的法律和经济地理格局[44]。Zook则将互联网成人产业作为案例，来研究电子商务的地理特征。这些产业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相互关系[45]。

3. 4　电子商务的空间战略

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趋势产生了电子商务，它的繁荣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关于电子商务的学术研究在地理学之外已被广泛关注，而地理学家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对这种新的商业形式的空间问题感兴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业领域。事实上，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与地理学都有紧密关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商品，距离和地理就会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资本的经济地理格局中，Wrigley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崛起是一支潜在的动摇力量，而且电子商务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问题[48]。Murphy也研究了网上百货零售业的配送问题，认为关键点是要解决电子零售商业对消费者的时间和区位的管理问题[49]。另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空间问题是传统商店和无店铺零售之间的关系。根据Currah的研究，传统零售业越来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战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实体零售网络之外，同时运营在线的网络商店[50]。这暗示着物理空间还是需要的，但是实体商店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商务应用的途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塑造了商业活动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发展轨迹。Aoyama比较了日本和美国零售商业的发展史，认为一个社会采纳技术的方式往往依赖于历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业特征和结构的强烈影响[51]。美国零售业采用的战略是传统商店开发电子商务销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战略是在传统商店里借助网络销售商品。后者通过邻里街角店接入电子商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接入的不平等，同时也为传统面对面零售业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52]。

4　重新审视两种空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地理学对互联网的研究集中于技术、产业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在全面理解网络空间之时，不能忽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有关网络空间和其它虚拟空间的许多地理学问题才刚刚开始被关注。当地理学家在审视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是由地理空间提供了界定原则，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的结构。尽管信息技术可以消除地理空间距离，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所谓“无拘束(Footloose)”的网络空间活动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总之，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辨证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网络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信息时代的地理关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网络本身，而忽视对网络形态、结构和关系形成因素的分析，这是相当危险的[53]。其结果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地理场所简单地理解为全球网络的节点或中心。事实上，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内在差异性，它们的形状和结构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间过程。因此，虚拟空间是由地理空间塑造的。当然，虚拟空间能够挑战地理空间的逻辑。网络空间在全球传送实时信息和数字化商品之时，很明显已经产生了新的区位形式，因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组织和边际成本销售于全球市场[5，43]。

总之，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具有历史依赖性和地理差异性，两种力量塑造着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交互态势。网络空间存在明显的柔性，支撑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没资本投入，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于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偏向于大都市区和技术禀赋国家，最终导致了目前网络空间活动的经济地理格局。如此，网络和地理空间、真实和虚拟场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赖。正如Aoyama与Sheppard所说，“这更像是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然而，我们对于它们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它们的颜色、纹理和式样还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学家更深入的研究这一快速变动中的通信技术”[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通达性研究。通达性的传统定义是着眼于地理邻近性之上的，而虚拟世界往往忽视物理空间，虚拟交互的“成本”与地理区位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因此，研究虚拟空间的通达性就需要从信息通达性的角度来考虑，其关键是如何测量互联网中的空间距离。或许我们要用不同类型的距离(如效用距离、隐喻距离和积分距离等)来替代传统的物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进一步分析影响信息通达性的主要因素。

经济地理学篇（8）

一、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目标和改革思路

学院实验实践教学的建设目标是：立足学科建设、办学特色和培养适应现代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高度，以“跨专业、跨学科、大中心和现代化”的新型实验室建设理念，跨学科交叉、资源共享，尽可能避免走低层次重复设置的老路，充分考虑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发展的历史特色和优势，坚持“地经渗透、工管结合”的发展思维，体现我院重点学科优势，坚持满足教学需要作为实验室工作的基本目标的前提下，将实验室建设成为具有整体综合优势、高效率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基地。

“十一五”期间，学院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应遵循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和整体推进的原则，分两个阶段开展工作，第一阶段（2006—2008）以教学评估和创建部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契机大力建设实验室，实现实验室建设办学条件标准化。第二阶段（2009—2010）提升经管类实验室层次和水平，达到财经类院校先进实验室水平。

二、构建协调完整、相对独立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学院根据各专业特点和实践教学要求，按照整合学科资源、突出重点、开放共享、打造特色的原则，突出地质技术与经济管理的结合、交叉与融合，突出工程与管理的结合，以工程的教育理念打造经管实验中心。构建了基本技能训练、专业素养训练、综合创新训练相结合的实验实践教学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用整合的思路重建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和结构，打破传统的实验教学依附课程理论教学的旧模式，着力构建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优化的新型实验教学体系。将实验课与理论课分离，按照基础实验、专业基础实验、专业课实验、综合实验等模块独立设置实验课，并单列学分。使不同学科、专业、课程、类型的教学实验可以在实验模块内进行内容的重组与更新。同时，进一步明确分工，规定学校主要负责总体教学体系设计，院系认真组织课程体系的建设，教师侧重抓好课程实验实践内容体系的完善。

充分利用我院多学科的优势和地矿类的院校特色，积极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渗透，重新整合实践教学系统，对不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验项目进行删减或更新，及时将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型实验项目，努力实现整体优化。

实施科研素质训练计划，建立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将创新基地设在实验教学中心，鼓励和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科技活动、创业创新活动等。将学生通过课程设计开发的实验项目以及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纳入到实践教学体系中，不断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及先进的实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实践手段、多媒体教学课件，开发运用虚拟、仿真实验技术手段，促进虚拟、仿真实验和实际实验的有机结合。

三、形成科学合理、资源共享的实验室体系

学院根据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和人才培养规格要求，不断调整并逐步优化实验室的宏观布局。坚持以服务教学科研为宗旨，以满足教学科研需要为核心，以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按照适应需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资源共享为原则，对照教育部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标准，进一步整合优化教学设备资源，打破按照学科设置实验室的传统格局。突破课程实验、专业实验和综合实验三者之间的界限，增加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的多功能综合实验室，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室的综合效能。

院校以创建部级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契机，搭建了包括学生基本素养训练平台、课程与专业实验训练平台、综合实验训练平台和创新创业性实验训练平台在内的多层次、立体式实验室教学体系，为着力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实验实践教学管理新体制

学院坚持从提升教学科研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出发，从培养地质经济复合型人才出发，按照基础性、公共性、综合性等实验实践教学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要求，逐步调整实验实践管理体制。

组建实验实践教学中心，实行学校统一管理和委托相关院系管理相结合，将原来由院系、教研室管理的功能单一的部分实验室整合为综合性较强的实验教学中心，理顺隶属管理，明确工作职责，促使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努力适应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背景和学校自身改革发展的大目标。

经济地理学篇（9）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国际间行业内贸易量快速增长、企业分布全球化、产业集聚等现象的大量出现，传统理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解释越来越无力，直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本文系统梳理了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过程，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经济学最新分支的理论脉络。

二、古典区位理论与新古典区位理论下的区位选择

将地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初期。德国经济学家杜能（1826）最早注意到区位对运输费用的影响，他指出距离城市远近的地租差异是决定农业土地利用方式的关键因素。由此他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呈六个同心圆状分布的农业地带理论，即著名的"杜能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发表了两篇名著《论工业区位》（1909）、《工业区位理论》 （1914）。他认为运输费用决定着工业区位的基本方向，理想的工业区位是运距和运量最低的地点。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区位理论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美国学者Isard 创立的“区域科学”和Alonso 开创的“新城市经济学”为大家所熟知。Isard （1949） 致力于将古典区位理论整合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建立一个完整的关于经济活动区位问题的分析范式，但其始终未能建立起关于区位的一般均衡模型。随后Alonso （1964） 提出城市土地竞租理论，以完整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分析城市居民和企业布局、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行为，揭示了城市内部空间中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

新古典区位论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均衡与空间竞争，其在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从比较静态与最优化角度分析企业区位选址问题。然而，新古典区位论的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沿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产品同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这极大的影响了其理论对于现实中企业区位选择现象的解释力度。

三、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下的区位选择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CP模型），它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在分析中，克鲁格曼将D-S模型（Dixit，Stiglitz，1977）拓展到了两个区域，在两个区域对称分布的初始状态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导致流入区域市场规模增加，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入驻；企业聚集区域的商品由于包含较少的交通成本而使得价格较低，从而产生“价格指数效应”吸引劳动者流入。这两种效应产生循h累积因果关系形成聚集力。同时，由于农业劳动力不可流动，并且一个区域内企业增加会导致竞争加剧产生“市场竞争效应”，从而产生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的权衡形成区域聚集或扩散的格局，其中贸易成本是关键参数。

1999年Fujita等人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001年Brakman等人出版了《经济地理导论：贸易、区位与增长》、2003年Baldwin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出版了《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这三部著作的出现标志着新经济地理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并趋于成熟。

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对经济学来说是把空间概念引入经济系统，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在C-P模型（1991）的基础之上，大量拓展模型相继出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也得以不断完善。Martin 和Rogers （1995） 的自由资本（FC） 模型、Ottaviano 等（2002）的OTT 模型、Forslid 和Ottaviano （2003）的自由企业家（FE）模型都是其中重要模型。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产业层面的异质性，然而，现实中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企业劳动力的异质性要明显得多。因此，借鉴国际贸易领域“‘新’新贸易理论”的思路，研究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的又一次突破。2006年，Baldwin与Okubo共同发表的《异质性企业、集聚与经济地理： 空间选择与分类》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端。

Baldwin 和Okubo（2006）将企业异质性引入了自由资本（FC）模型中，分析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文章有两个主要结论，选择效应：由于高效率企业定位于大市场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也能够应对大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大市场总是倾向于吸引高效率企业的迁入，并且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迁移至大市场的意愿越强烈。分类效应：随着高效率企业迁移至中心区，中心区市场竞争加剧，中心区低效率的企业将不得不向小市场转移以逃避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高效率企业定位于大市场和低效率企业定位于小市场的格局。

五、结论

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些研究结论与现实经济更为贴切，能够有效地说明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中国处于转型发展时期，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可以预见，新经济地理学，尤其是“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将是下步国内研究的一个重点。

参考文献：

经济地理学篇（10）

一．新经济地舆学发生的理论违景。依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1个范围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抉择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抉择经济的增长水平。但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以及长时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现出1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至关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整竞争以及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法子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迪克西特(Dixit)以及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情势化以后。二0世纪八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以及无穷增长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对于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拥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露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穷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舆钻研中的会聚现象的类似性，1下子拉近了这3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所采取的报酬递增假定及赖之而树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流动的会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然而，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中仍然存在着1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整解释的问题。譬如说，新增长理论尽管对于投资增进长时间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积累因果瓜葛的时间版本——做出了必定的解释，但它却缺乏空间维度，其实不触及要素活动，不能对于会聚现象——循环积累因果瓜葛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一九八0)尽管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1个类似的地方，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讲明出产结构上的差异——它1开始就假设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无说明为何会呈现这1大小差异，尤其是为何本来无比类似的国家会发展出无比不同的出产结构；它也并无说明为何1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1起，致使区域专业化。另外，它将工业发展描写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步且同时产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往往采用快速的波浪情势，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1个国家顺次向另外一个国家分散。

上述问题的钻研常常触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活动性和这3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扑朔迷离的互相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舆学的钻研规模有许多相重合之处。这种繁杂而辣手的问题对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形成至关的挑战。

因为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本钱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能不将钻研的触角进1步扩大到经济地舆学领域，以期重新的视角患上出1些新的启示。经济全世界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起的1些投资、贸易、要素活动以及区域政策问题也对于经济地舆学的钻研提出了新的请求。在这样的违景下，自二0世纪 九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简称D—S模型)以及新贸易、新增长理论钻研的3次波澜的强大推进，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4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一九八五)关于不完整竞争以及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以及对于外贸易》以及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一九九一)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立异以及增长》促成为了这1新的钻研领域的构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末，克鲁格曼(一九九一)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以及经济地舆》以及藤田(Fujita，一九八八)在《区域科学以及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会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法子》，则完成为了对于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舆学钻研的开山之作。

二．新经济地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采取报酬不变与完整竞争假定的传统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地舆钻研不同，新经济地舆学钻研以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理论假定为基础。依照范围报酬不变以及完整竞争的假定，传统经济地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流动终究将沿空间均匀散布。产品以及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本逐末的区位决定提供了解释。然而，不同层次的经济流动在空间上的高度会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乃至连二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经躲避这厂现象。因为范围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定之1，他只好用“外部经济”1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出产流动的会聚。这类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范围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范围报酬不变的假定下，用外部经济尽管可以在必定程度上解释产业会聚，然而，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类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其实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会聚自身，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于范围报酬不变以及完整竞争假定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1番反思的必要。

但是，在至关长的1段时代，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讲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一九七七年狄克斯特以及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情势化以后，关于报酬递增的钻研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1场实质性的革命。依照D—S模型的假定，消费种类以及出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范围。1方面，1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此，消费品种类越多，功效水平越高；另外一方面，消费品的出产拥有厂商层次上的范围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致使范围经济以及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范围或者可用资源增添，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知足消费需求履行进1步分工既能实现范围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功效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繁杂的经济地舆问题提供了1个不可多患上的分析框架。在1个引入了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的世界，经济流动的演变再也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安排的。经济流动的空间会聚所出现出的循环积累因果瓜葛，不就是1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设存在足够强的范围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1个单个的区位来为1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本钱最小，他无疑会选择1个有大确当地需求的区位。但是，偏偏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确当地需求。因而，1个产业带1旦树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1循环将会长时间延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会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会聚极可能始于1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出产以及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甚么样的产业在甚么样的区位构成会聚1般来讲是不肯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然而，无论属于甚么样的缘由，某种专业化出产与贸易格局1旦树立，从贸易取得的益处将积累循环，从而使患上这1格局因进1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而，在新经济地舆学钻研中采取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假定乃是最自然无非的事情。

2、主要新经济地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意

一．两区域模型：核心——周边模型。新经济地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

最早见于克鲁格曼(一九九一)的钻研。该模型展现外部前提本来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动与运输本钱交互作用的情况下终究演化出完整不同的出产结构的。模型假定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以及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以及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散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以及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下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活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前提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活动工人的份额加之内生，患上出区域出产结构随运输本钱变化而出现出非线性瓜葛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本钱下前向与后向联络的效应最强：1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类情况下，经济的对于称结构变患上不可延续，从制造业本来均匀散布的经济中将逐步演变出1种核心1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天赋的份额，因为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因为在这里区域 (或者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化都是内生的，由这1模型患上出的结论比1开始就假设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1步，也更为拥有说服力。

二．国际专业化模型。因为国界和语言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人动形成至关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活动性假定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会聚模型1般只合用于国内规模的空间会聚钻研。为钻研国际层次的经济流动的散布，维纳布斯(一九九六)凭仗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络假定树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依照他的假定，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尽管不存在劳动力的活动，然而可以进行贸易。假定各个国家拥有相同的天赋以及出产技术，具有农业以及制造业两个出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活动。农业部门为完整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1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整竞争型，使用劳动以及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络，每一1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终究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出产者以及消费者的两重身份使患上与传统会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进程患上以产生。

具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患上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本钱出产，这就形成1种前向联络——既有的产业会聚形成对于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偏向于在具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出产；反过来，厂商出产本钱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份形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络的来源：在1个区域出产的厂商越多，对于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前提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1个巨大确当地市场。因为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活动，前、后向联络的结果不多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然而，它们却能够致使制造业(或者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会聚的专业化进程。另外一方面，恰是因为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活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会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患上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出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定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于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1体化与会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瓜葛揭露了厂商对于经济1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本钱下，厂商将散布于天赋相同的区域以知足终究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本钱下，跟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构成——但其实不会到达完整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本钱下，会聚跟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步上升而溃散。相对于于更加工业化的区域来讲，初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念头是出于对于非活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斟酌；然后，跟着在某些部门树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沛应用前向以及后向联络。这1模型表明，全世界化违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履行高度的对于外开放，不但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以及服务(特别是出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便性以及自由度。

三．全世界化以及产业分散模型。全世界性的产业分散及其规律对于于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来讲1直是1个难以掌控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以及维纳布斯(一九九六)在模型中进1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抉择的效力水平，假定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不乱地递增，并用效力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树立起全世界化以及产业分散模型：假定存在这样1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由于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树立起1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1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跟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于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患上制造业区域的出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会聚，并使患上该区域工资上升。跟着这1进程的进1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愈来愈大，并终究不可延续，制造业厂商将追求迁入第2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加有益可图。这样，第2个区域又开始了树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晋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终究引起第3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斯周而复始。在运输本钱很高或者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遭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络(向心力)都相对于较低，劳动效力的小幅度上升致使工资本钱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络(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起投资以及出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知足终究需求。倒是在运输本钱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遭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络(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力的，上升所致使的工资本钱(离心力)的增添，因而，在运输本钱的中间区段，产业会聚更易保持。

但是，这1模型给人们的启迪更多地在于揭露产业分散相对于于劳动效力(而非运输本钱)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一九九九)用了1个包括3个国家以及7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1产业分散进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一，在国家一与国家二以及三之间存在工资差异。跟着劳动效力水平的增添，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添——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从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而而有益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分散，仍是顺次1个国家1个国家地分散呢?且考察1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此间国家二以及国家三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1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1致的，然而，跟着国家二以及国家三内部的产业联络变患上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患上不不乱。只要有1个国家稍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外一个国家将因而而后进。因而，产业分散其实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1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逐富裕国家的安稳的进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团体共存的进程，存在致使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规模的工业化将以1系列波的情势从1个国祖传到另外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1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树立1般要遵循从初级开始向高档爬升的进程。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1步考察全世界化对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以及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以及维纳布斯(一九九六)从分析1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瓜葛这1首要的投入-产出联络特征人手，树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1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变动态原理基本类似，但在基本假定方面却存在1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定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以及两个出产部门(产业 一以及产业二)，这两个国家以及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取的技术完整对于称，劳动投入为惟1的出产要素；因为所考察的经济已经完整实现工业化，范围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经从

其中退出，因而，假定各出产部门均为不完整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设产业一在本国的会聚(相应地，产业 二在外国会聚)为1均衡，当产业间联络强于产业内联络时，在任何贸易本钱下，这1产业会聚都不是可延续的，这是由于，对于于各个厂商来讲，最为首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络，因而，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络强于产业间联络，则当贸易本钱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构成地舆会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散布；只有当贸易本钱足够小时，产业的地舆会聚才是可能的以及可延续的。产业内联络与产业间联络之差距越大，使产业会聚为可延续的贸易本钱的取值规模越宽。由这1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偏向即便在对于模型引入更多区域以及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维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散布其实不是1半对于1半的。1个区域可能比另外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致使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3、新经济地舆学关于经济全世界化的理论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