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汇总十篇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
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决策结果的科学性的问题，就不仅复杂，而且还会产生歧义了。这里涉及到对实际情况的看法问题。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似乎决策的对象──包括环境和人都是纯粹的客体。他们只有在一定政策的作用之下才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反应。这样，就可以把每一项决策和客体的反应之间的联系作相关的细致的分析，并且将这一过程变成完全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的过程。只有作这样的设想时，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考察决策结果的科学性。这也就是把决策的过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这样做在一些人看来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因而是科学决策的本意。然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把决策的对象看成纯粹的客体？实际上恐怕不能这样看。因为决策的对象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或人群。他们不仅仅可以对决策者的行为做出一定的反应，同时，他们还能以主体的姿态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并且力求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总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互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过程已经不是原来人们所设想的单向的运动，而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并且是一种往复不断的双向运动了。而在双向的运动中，原来的所谓决策的科学性便不见了。第一，因为决策者通过一定的决策并不一定能从决策对象方面得到预期的反应；第二，决策者的决策动机本身便要受到决策对象反作用的影响。这样，便使得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的地位都变得相对化了。因而，决策过程便伴随着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现实的决策状况。这个问题，我是受启发于詹姆斯·不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他在书中分析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指出，经济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完全看成像自然对象一样的纯客观对象。因此，其所研究的就是每一项政策对客体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反应。而且这种作用与反应的内容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同样的政策得到同样的反应。这样，决策过程就变成了与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过程了。然而不坎南认为，这种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是并不科学的。因为作为经济政策的对象的人们，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体。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经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在把决策人当作实验的对象。他以《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当鲁宾逊开始遇到星期五的时候，由于无法进行语言的交流，他只能对星期五进行作用与反应的实验以探索交流的途径。这样看来他似乎是在进行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实验。而经济学便类似这样一种实验。但是，不坎南指出，实际上，当鲁宾逊在进行这种实验的时候，反过来星期五也在对鲁宾逊作着同样的实验。也就是说双方都在寻找交流的途径。这样便很快找到了交流的途径，并发展为语言的交流。不坎南指出，这种情况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样便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这就说明：如果说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只能有唯一答案的科学真理，那么，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却是利益的交易。这就是不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不坎南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研究决策问题显然是有很大的启发性的。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中情况是如此，那么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领域就更加如此。所以，政治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过程。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易的过程。因此，虽然基本上说来决策是在政治管理的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也就是说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其中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渗透进了交易的内容，从而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关系。面对这样一种实际的情况，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就有可能走人歧途。因为科学性所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并非唯一正确的答案当作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自认为自己已经真理在握的人，就会把其它的可能答案当作谬误去排斥和打击。因为真理是从不妥协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一定要碰壁的。正如不坎南在上述的书中指出的，不注重利益交易而只注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很容易变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学。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对所谓科学决策的评价。名义上追求科学性的决策，很可能变成专制主义的决策。这样，所谓的科学决策不但不等于正确的决策，而且还同民主决策完全对立起来了。如果说真理是决不妥协的，那么利益却是可以妥协的。交易就是利益妥协的最经常和最方便的办法。所以，对科学决策这一提法需要慎重对待，应该仅仅从前一种意义上即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而不应该将其意义延伸到决策的结果方面来。同时，我们在研究决策的结果时，则应把决策的结果看作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围绕着利益问题的互动过程的一种合力，也就是双方反复进行利益交易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并不存在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性的问题，而是追求利益的协调，即追求双方都能或都愿意接受的结果。这才应该是正确决策的最后的衡量标准。这样一种认识应该始终贯彻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来，使公共决策真正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关于决策民主化的问题与上述问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也就是在政治管理权力运行的框架之内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权力而存在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权力。因此，民主的实质在在于制约。而一般所理解的民主决策一个是指采纳群众的意见；另一个是指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决策。然而采纳群众的意见，完全可以是单向地即自上而下地实现的，而并不体现自下而上的制约。也就是说收集意见的过程很可能是上级提出要求，而下级提供材料，而与广大群众没有直接的联系。至于按程序决策，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直接联系的。所以，按照民主的精神，民主决策应该体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制约，而人们对于民主决策的习惯看法却与这种制约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在认识上便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为了要真正实现民主决策，首先便需要使人民对决策过程发挥制约的作用，体现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双方的互动关系。其次，作为民主决策来说，一般地、笼统地指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的互动还是很不够的，而是还必须解决如何互动的问题。因此，所谓民主决策问题就是要解决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互动的内容、方式、程度、幅度等等问题。那么，在民主决策中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第一，在民主决策中人民与政府互动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双方的利益交易上。当政府从国家或政府某一部门的利益出发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必然会触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人民群众便会针对这个利益问题对政府提出要求。从而引起双方的利益博弈。如果政府不顾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强行贯彻自己的政策时，就会形成零和博弈的局面。相反，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那么就会形成正和博弈，也就是形成交易的局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被政府所承认并对政府产生实际的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人民群众要有足够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并有相应的机制使政府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实现双方的利益交易，形成正和博弈的结局。
第二，在民主决策中，人民群众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同政府之间实现利益的交易呢？首先，人民群众应该在不同的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果人民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从而他们的利益要求也就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被政府所采纳。这样便提出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任务。也就是在政府之外，需要形成多种多样的群众的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从而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强有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使得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其对民意的态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政府官员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一般地说，这种机制是来自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制度。再其次，在上面两点已经实现的基础上，如何进行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易呢？这方面的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代议机构向政府施加影响；可以是某种具有制度性的协商方式；可以是群众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某种个别的接触；可以是非制度化的某种压力行动；可以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对政府施加影响；以及人们能够想到的其它一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归纳到一点，就是要使决策过程贯彻民主的精神，使决策过程本身实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利益交易，这样所产生的决策，就能既符合于政府的利益，又符合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2）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 发展 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 现代 各民族发展 规律 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 历史 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 自然 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 政治 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 历史 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 参考 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 科学 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 发展 、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 规律 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 自然 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 艺术 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3）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 发展 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 现代 各民族发展 规律 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 历史 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 自然 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 政治 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 历史 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 参考 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 科学 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 发展 、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 规律 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 自然 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 艺术 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4）
在新疆高校大学生中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与宣传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关乎到能否切实抵制“”的反动阴谋以及能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科学无神论”教育从2002年在新疆各高校开设以来，已经走过了10年的年头，尽管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客观而言，新疆各高校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从事诸如“乃玛子“宗教活动的情况仍是屡禁不止。部分学生宗教思想仍很活跃。因而，如何切实提高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一、影响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实效性的因素
第一，文化的固守性导致文化的不适应性。新疆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决定了新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新疆偏于西北一隅，地理上远离中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的衰败愈发疏远了新疆与内地文化间的交流。相离甚远的小块绿洲与牧场加之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对外往来，使新疆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只是一代代言传身教，承袭着本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均促成了新疆地区文化的固守性。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近几十年来，交通的改善密切了新疆内部以及其与内地的联系，但文化的固守性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这一点在新疆南疆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
文化的固守性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及与之相连的伊斯兰文化有着较高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前一方面的影响，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时会有着一定程度的文化不适应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思想与其头脑中深藏已久的宗教思想以及浓厚宗教环境氛围的相互矛盾会造成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不适或一定程度上的排斥。
第二，“”及非法宗教活动的存在加剧学生思想认识的混乱。“双泛”，即“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鼓吹与利用的两大思潮。“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往往以长期潜伏的方式，通过对民族文化的逐步渗透从而企图达到文化上分裂祖国的目的。20世纪以来，文化、教育领域是泛突厥主义对新疆渗透破坏的首选领域。因此这种方式更加危险，也更加难以铲除。因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总是以民族主义为幌子同民族意识、、民族语言以及民族历史纠缠在一起，从而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双泛”否认文化是一开放的、不断更新的体系，蓄意夸大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一味宣扬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一致性。试图将维吾尔族文化拉入泛伊斯兰教主义的深渊，将维吾尔族群众拉进对伊斯兰教的盲目认同世界之中。与这一目的相联系，“”不仅大肆宣扬所谓“维吾尔族都是穆斯林”，而且借用一切机会如帮贫助困等方式拉拢在校大学生从事宗教，甚至分裂行径。
第三，高效科学无神论课程的设置及教学未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目前，新疆高校“科学无神论”课程的设置及其教学存在的以下问题，影响着“科学无神论“教育的实效性。
首先，科学无神论课程、课时设置弱化。2001 年，针对““及组织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尤其是对新疆高校的渗透情况，自治区教育厅于2022年专门颁布《关于在我区高校开设“科学无神论”课程的通知》，对‘科学无神论’的课程设置、教学时数都做了安排，指出‘科学无神论’的课时数不少于36 学时，作为新疆高校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程，从2002 年秋季开始陆续在新疆各高校开设。”但是，2008 年，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改革，新疆高校实行“三课合一”，将原有的三门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政治思想理论课，即《新疆地方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概论》、《科学无神论》整合成一本教材，即《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取消了《科学无神论教程》这门课，科学无神论的学习内容从一门独立的课程缩减为《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中章节目中的一节，课时最多不超过4学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科学无神论教育。
其次，教学内容简单，教学方法僵化。如前所述，科学无神论课程进行了两次调整。这两次调整带来的同样是教材与教学内容的改变。在第一次调整时，各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是新疆教育出版社的《科学无神论教程》。在三门课程合并后，科学无神论内容仅是在《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第九章中出现。通过对上述教材、章节内容的阅读。笔者发现，两者虽有差别，即作为教材的《科学无神论教程》明显是较为系统与完备的。但是两者共同点在于未能将科学无神论与宗教学相关知识联系，过于围绕着“无神论”、“科学无神论”的历史发展与认识态度。但是，就现实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更应是通过对于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揭示宗教的虚伪性。而离开宗教学的基本知识，空谈认识宗教本质，形成正确态度无疑是不奏效的。这也是我们在教学中面对的两难问题。一方面，出于学生思想教育的考虑，在课堂中尽量少谈或避谈宗教。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深受宗教影响，学生希望了解宗教知识。当他们的需求在正规课堂或学校教育中得不到满足时，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甚至一些非法的思想趁虚而入。面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在教学中避而不谈宗教，仅谈科学无神论是无益的。在教学中，教师既需要讲述宗教的历史发展，也需要运用正确的态度看待、评价宗教的历史及其发展。
另外，主要受课时限制，部分教师教学方法相对僵化。很多时候科学无神论教育流于空喊口号。当然，上述因素的存在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学无神论教育的能力有密切关联。
第四，学生自身科学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影响其辨别宗教真假的能力。由于新疆，尤其是乡村地区义务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落后性，加之高校专业划分的日益精细，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知识面相对狭窄，科学文化的总体水平不高。在日常授课中，笔者通过与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攀谈发掘其对于一些基本科学知识认识不足。如部分学生提出新疆丰富石油资源是否与伊斯兰教有关，换句话而言，是否为的赐予？印度尼西亚海啸，摧毁了众多建筑，但为什么海边的一座清真寺屹立不动？久治不愈的病人为什么一到巴合齐家里马上痊愈了呢？……这些例子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学生对于奇异现象的好奇之心。另一方面也明显反映出学生对于基本科学知识认识不清，对于石油的形成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认识不足。这也说明学生缺少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不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一些奇异现象，从而导向对于宗教有神论的坚信无疑，与之相联系，其容易被““的虚假宣传所左右。
二、提高新建少数民族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的途径
第一，充分挖掘与运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缓解文化不适应性并以牙还牙抵制“”的反动宣传。文化固守性加之“”借用民族、宗教进行分裂行径的现实性要求高校科学无神论教育必要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资源，尤其是“无神论”思想的挖掘与用，以达到以牙还牙的对““展开斗争。
事实上，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做多的“宗教批判“思想，可以补充进科学无神论教育内容之中。这种”宗教批判“思想具体表现醉心于酒肆的纳瓦依发出批判宗教的最强音。纳瓦依坚决否定了中世纪的梦寐思想，尊重了人的尊严，把人民置于一切、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反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反对遁世思想。在许多诗篇中他召唤人们摒弃对虚无缥缈的天国的向往和对火狱的恐惧，面对现实，热爱生活，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民间故事——《阿凡提的故事》借用阿凡提诙谐、幽默的语言与行为对自欺欺人、自以为是的封建社会宗教上层如阿訇等人物给予了无情批判。巴巴拉赫木·麦西来甫高呼爱人甚于爱神，“我上过七层天，看了上帝宫廷，我在那里叫，还往上踏了一步，再往下看，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人（上帝）。”“我因爱的缘故抛弃了乃麻子，变成了流浪的麦西来甫。”并称“你是仙女、天仙或是人，我都不知道，但你有这么一种美，我怎么能够舍得跟你分离。”阿不都·哈立克·维古尔提倡摒弃宗教，崇尚科学。他旗帜鲜明的反对无知和社会黑暗，反对宗教宿命论。他不无悲观而又清醒地看到：“我的民族在无知和黑暗中，然而又把它吹得那么神”；“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都是一种病态，可还在那里粉饰它。”“那里有乃玛孜，那里有婚礼，那里有好吃的，那些地方，我们天天都到。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各种宗教事业，我们拼命去献身，而对科学事业我们却毫不关心。”
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为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民族与宗教、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进而抵制“”，提高大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实效性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第二，以公共选修课方式开设科学无神论教育课程增加科学无神论教育比重。积极鼓励教师专门开设科学无神论或宗教学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一方面可以弥补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既满足大学生对宗教在文化层面上的浓厚兴趣， 又让大学生了解宗教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把握宗教的实质和社会作用。用唯物主义观点说明的根源， 在大学生中培育起实事求是、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的科学精神， 才有可能使他们理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自觉地防止和抵御宗教观念以及各种有神论的侵蚀。当然科学无神论教育在新疆高校不应是《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一门课程的任务，除此外的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与之联系的其他学科教学都可以加入这一知识，
第三，提高教师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教学能力增强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深入性与趣味性。笔者认为，作为从事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教师，应具备“三种知识、两种态度、多种方法”。所谓“三种知识”，即从事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教师应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具备良好的知识储备。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无神论知识。这也是所有知识储备的根基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基础。不了解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无法从理论上宗教有神论思想。二是宗教学知识，如前所说，宗教学作为科学无神论教学的必要补充，更有利于教师讲清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也有利于结合诸多宗教的产生、发展历程批驳宗教有神论；三是生物学、天文学等知识。这类内容作为科学无神论理论的有益补充，必不缺少。不清楚这类知识不仅不利于课堂教学，也无意于针对学生头脑中的疑问答疑解惑。
“两种态度”是对科学无神论教育教师在思想、认识上提出的要求。一是教师应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认识与评价宗教及其作用。这种态度会为学生客观认识宗教做好榜样。如果教师不顾及学生的情感，一味否认甚至贬低宗教，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引发学生的反感，于教学无益。教师需要做的是正反两方面看待宗教的发展及社会作用。当然着重于从发展的角度及宗教与科学关系上批判宗教有神论的消极性。二是教师要经常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了解其对于与宗教有关问题的疑惑，并及时对学生错误思想有理有据地进行纠正。
“多种方法”，即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种教育形式，如视频教学等。视频教学避免完全说教，而是可以播放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如司马南揭批伪科学的视频材料、甚至《我爱我家》、《武林外传》中揭批封建迷信的部分表演。通过寓教育于故事、娱乐之中，让学生在轻松之中接受一些道理。
第四，积极建设健康校园文化，多途径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10月14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 “大力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坚决抵制各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侵蚀和影响。”高校可以通过开展校园拒绝的活动， 通过举办科技节、文化节、讲座、展览、知识竞赛等积极向上的科学文化活动， 把无神论教育融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充分利用校报、校园广播电视、网络和宣传栏等阵地， 形成浓厚的科学舆论氛围。
总之，新疆地区特殊的实际决定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坚定不移的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既意义重大又任重道远，只有不断强化课堂教学并突出校园文化建设才能切实做好科学无神论教育。
参考文献：
[1]李建生.科学无神论教程[M].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
[2]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5）
民主化浪潮的推动
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民主化相伴而生，民主化既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亨廷顿曾概括近代以降民主化的历史：“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第一次回潮：1922－1942；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第二次回潮：1958－1975；第三次民主化：1974－。”〔8〕政治文化理论伴随民主化潮起潮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起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探究，对民情的研究实质是对民主产生的文化土壤的探求。德国是近代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康德从晦涩的文化哲学角度阐述了作为民主必要条件的个人主体意识，韦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托克维尔、康德和韦伯用各自的理论方式对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作出回应。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直接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二战的胜利使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当时美国实施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援助的同时向外输出民主，民主向欧洲、亚非拉等国扩展。美国政治学者的兴奋点离开本土保持着向外进取的态势，比较政治学兴起。学者们以政治文化为路径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另外，二战后对产生法西斯根源的探究，对自由民主前途的展望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阿尔蒙德认为：“在50年代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中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和英、美民主制明显的反抗独裁的能力。历史经验中的区别，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而进行的批驳，为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9〕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是一个短波，政治文化理论在兴起之后由于现实动力不足而短暂沉寂。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政治文化理论强势复兴。这次民主化浪潮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上，它首先潮起于南欧，70年代末浪潮涌向拉丁美洲，之后波及亚洲，80年代末吞没“”国家，直到今日，民主化浪潮还在继续。在深度上，先进工业社会进入后物质主义，民主化程度更加深入。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相对应，“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1．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2．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3．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文化在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中的作用”。〔9〕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期间，经济、技术、社会政治的变化以深远的方式已转变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10〕他把这种变化称作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从注重物质的幸福、身体的安全转变为对归属、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的追求。后物质主义对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民主化浪潮在发达国家深入发展的产物，民主制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追求生活质量的平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波及南欧、亚非拉和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些地方，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对民主的制度化运作水平出现差异的疑虑；在亚非拉国家，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各个国家民主的运行差异甚大的疑惑；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成功与失败的拷问，这需要学术界抛开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而寻求一种文化解读。政治文化理论为民主化提供了理论上的解答，民主化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四、科技发展的支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离不开作为物质后盾的科学技术的支撑。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逐渐向社会科学渗透。这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出现了以行为主义为先导的“科学化”浪潮。与此同时，统计学、信息论、系统论、数学等自然科学为政治文化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政治文化理论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成果，采取问卷调查、计量计算、数量运算、逻辑分析等研究手段，使政治文化理论进行了一场“科学化”的革命。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学、数理模型、数据学、概率论是常用的方法。问卷调查、民意测验把人们的态度、评价、情感具体化为经验数据，建立科学模型，并对其中数据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数据背后的规律。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对调查对象进行划定和分类，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特例进行具体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过程中，用统计学方法把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得出的结论转化为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类，归纳。在分析过程中，统计学与数据学、概率论相结合，各种政治态度、情感数字化，各种指标、指数被设计进入政治研究中，各种数学模型被应用于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理论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与当代科学技术潮流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这场数字化的革命中，计算机技术成为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研究所涉及的庞大数据信息依靠计算机强大的储存、处理功能。从数据的采集、模型的建立、数据的统计、概率分析到结论的导出都由计算机操作完成。因此，自然科学的运用和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支撑。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6）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部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著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展望”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无数学界大家成功的学术经历明白地昭示我们，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其他二级学科所获得的新成果，能够很好地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7）
2、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14年，我国共有15所民族院校。随着民族院校的蓬勃发展，以民族学为特色学科的学科专业体系越来越健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由原来的学科发展体系不健全，小规模（专业教学和科研人员不多，学生人数不多）、单一专业（分支体系不完善）、培养模式断层（大部分民族院校本科、硕士、博士断层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地改善。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员人数不断增多，科班出身的师资队伍所占比例提升。如大连民族学院通过设立自主科研基金重点项目，以项目为牵引组建了人文社会学科的12个科研团队，围绕中国文学、应用经济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民族院校集聚了一大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的专业技术人员，研究队伍的壮大对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
3、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科研成果。随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优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2000年以来，西南民族大学共承担部级项目200余项，省（部）级项目80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万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800余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近300项。特别是在古典文学、民族文化研究（藏、彝、羌、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彝、藏、傣）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为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民族院校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需要。民族院校优势和特色学科推出的重要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家在新形势下确定发展战略、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依据，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2]
4、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科学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学者之间的交流探讨与相互启发。随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国内的学术交流，还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学术氛围日益浓厚，开放程度逐渐提升。如在广西民族大学的倡导下，2004年以来先后在国内和东南亚举办六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不仅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开放发展进程与繁荣发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扩展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对我国的民族团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思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民族院校哲学科学发展的因素：首先是学术研究中的浮躁之风。部分科研人员理论功底不扎实，田野调查不充分，在写作时多用二手材料，脱离实际做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会对政策制定和实施形成误导。其次是对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关系认识不清。表现在做学术研究时，把自己束缚在“纯理论”之中，脱离了民族地区实际，这样就失去了“学以致用”的研究初衷。再就是学者和决策者的链接不够。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思路体现，应该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引导。但很多官员和学者的研究思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学者和官方在思想链接上的误差。
二、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努力
推进民族团结哲学社会科学一直以来是我国民族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学科，民族学及其相关学科一直以来对于传承与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民族院校开设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民俗学、人类学等课程都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形成了我国民族院校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民族团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作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对我国的民族团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平等是处理一切民族关系的首要条件。民族平等是不同民族在相互联系与交往中，处于同等地位，具有同样权利；同时，民族平等也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地位、待遇和权力、利益的平等。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深刻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推进我国民族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院校还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融入民族团结教育，构筑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3]
2、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我国的民族院校大都设立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很多学科诸如民族学、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正是我国民族院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这些院校的师生有很大部分来自民族地区，对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国的民族院校本来就肩负着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重任，因此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担负起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神圣使命。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仅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引导，更是一种接地气的实践上的操作。通过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可以激发起各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民族团结打牢基础。
3、为国家的民族问题决策提供咨询。我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社会服务。民族院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通过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在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熟知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最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获取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新信息，洞悉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发展过中的困难与问题，为各级党政部门献言献策。同时，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为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赋予理论升华和鲜活的生命力。
4、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国家统一。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大都地处中西部和边疆地区，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周边地区所面临的矛盾也很多，这也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很大影响。民族院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历史源流、族群关系、经济交流、文化互动等层面可以为当地民族关系和社会治理等提出参考建议，以供政府采纳，从而为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出谋划策。比如，广西民族大学近两年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就是关于中国边疆地区边民问题方面的研究，该项目成果对于研究如何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国家认同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族团结是个动态的历史的范畴，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其终极目标之一就是要高擎科学民族观的旗帜，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安排。
三、发展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科学民族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作为一种科学的民族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观点和态度，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科学分析的产物，是长期以来人们了解认识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我国的民族团结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民族团结教育又要以科学的民族观教育为基础。具体到高校的层面上，则需要民族院校及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致努力，共同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民族观教育，为我国的民族团结注入不竭的动力。
1、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我国的民族院校都普遍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这是学生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建设总体不容乐观，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大多数民族院校的民族理论课程属于指定选修课，学生从思想上认定了其“副课”性质，而且课时开设偏少，给教学质量的提高带来困难。从教学内容上来说，广义的民族观教育并不仅仅包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相关知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还包括对祖国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教育。这是培养科学民族观的重要前提。同时，关于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相关的时事政策的学习也是民族观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充分发挥这些课程学习的作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教师也应该针对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民族问题进行讲解和介绍，为学生答疑解惑，变换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科学民族观教育与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于校园文化氛围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渗透着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的民族院校经常性举办民族文化周活动，在一些重要纪念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民族观教育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大学生参与广泛的校园文化活动，有益于充分展现我国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风情，体现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谐共融的精神风貌。现代大学生与网络接触频繁，他们从网络获取信息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进行民族观的教育，如开辟专门的民族观教育网站、微博、微信，向同学们宣传民族知识、民族政策。同时，宣传栏、广播、校报等媒体对大众也有着强大的引导作用，在民族观的宣传教育上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从而使学生受到科学民族观教育的熏陶。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着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可以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强他们的民族团结意识。[4]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8）
2013年8月，由南京出版社推出的陶思炎教授等著述的《民俗艺术学》一书，填补了学科的空白，以其特有的创新性、学术性、体系性，解析相关民俗艺术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体系，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上，又从民俗艺术的创作、传承和应用着眼，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
《民俗艺术学》确立了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与“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但它不再以二者的相互关系为研讨重点，而是把“民俗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旨在建立它的理论体系，构建艺术学总体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使其具有独立学科的性质。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任务，就理论领域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它自身的学科体系，并形成符合我国民俗艺术存在实际的基本理论、应有理论、批评理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基本理论的建构中，需要确立理论的支撑点，形成学术概括与理论阐发的基础。理论支点是学科理论系统的支撑点，也是一定学科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来说，其理论支点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和“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理论建设，民俗艺术学的建设任务还包括实践的诸多环节。就主要实践领域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在乡土教育和国情教育方面、在民俗艺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群建设方面、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方面，民俗艺术学也负有建设的使命，并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学》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民俗艺术作为物质化的艺术形态的存在，其研究从一开始便遭遇到一种矛盾，即视觉的审美思考与历史的观看方式之间的冲突，进而产生研究者所面临的物质性要求与精神性要求相对立的矛盾选择——是以事项本身的现象历史为主，还是以事项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为主。如果仅仅以艺术对象自身的形态历史为唯一目标，会在理念层面上削减艺术史研究的有效性；但若过度指向艺术之外的社会文化问题，则易导致背离本体只注重艺术社会功能学的庸俗化倾向。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研究事项形态发生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求关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指向。因为，民俗艺术并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更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一定社会精神总和的纯粹物质方式。它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与文化、社会景况的联系，比以往人们所普遍相信的远为紧密，能够“引发并强调这种作为一个整体，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包罗万象的、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整体的性质”。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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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2）06-0022-03
20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而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引发了许多吸引大量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科学——社会问题，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专家之间的纷争，让这一过程充满政治性，科学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众传媒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对其进行选择、强调，并在它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对其进行修整[1]。从近几十年发生的核能、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问题来看，当今的科学民主化仍缺乏对冲突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并将担当其应有的角色。
一、科学民主化讨论
科学民主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当科学以客观、可信的面目示人，以专业知识造福人类的同时，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的一种专有权利，从而威胁民主进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是“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不被看作是更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和不完全的。在科学内部，科学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家们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可能只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科学理性遭到怀疑，民主参与成为一种选择。
“对技术统治的批判”，是对科学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自然延伸[2]。技术统治论或专家政治是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特殊运用。技术统治论者认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群体，才有能力在与科学有关的政治决策中发表意见，承担政治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妨碍科学决策的形成。事实上，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除了专业素养以外，也许并不具备超常的政治判断力。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对科学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信用问题的出现，使得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愿望不断增加。而近年来，由科学引发的社会风险，甚至出现了所谓“风险的风险”，科学家也产生了焦虑，唯恐被投入到民主的暴政之中。
科学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可能，科学民主化的实践已经在开放社会中萌动。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科学传播为这种自由交往提供了条件，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一种介质。科学技术体系和公众的互动在科学传播的空间展开，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主战场。
二、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
科学传播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开始出现。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90年代，则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等新议题，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
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也即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强调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缺失模型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强调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民主模型则被认为是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3]。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却也都具有科学民主化的内涵，或者说对科学民主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其中的“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20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4]。民主模型倡导对话和协商，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众讨论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学传播模型来源于科学传播的实践，打破知识鸿沟和权力鸿沟同样需要实践的空间。从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实践的空间看，除了科学机构、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政策领域外，还有明确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空间，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尤其是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互动平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范式在于它不仅是展示科学的平台，而且就此形成了科学的公众形象。
三、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大众传媒角色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是有着不同旨趣的两个群体，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工作，创造知识，接受同行评议。大众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新闻记者用新闻的语言转述科学知识。基于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需要，新闻性是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就科学的一般性质和媒体的需求而言，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不是新闻的最佳来源。此外，也还存在着媒体对科学文化的偏见、科学家和记者在时间尺度、优先次序和客观性等问题上的差异[5]。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当科学成为新闻时，专业媒体或许还可以从提供战略性专家知识入手，大众传媒则往往采用“轰动性”和“骇人听闻”模式。然而，大众传媒的角色并非只是“猎奇的”和“肤浅的”，在科学传播理论日益成熟和丰满，科学传播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下，大众传媒的视域变得广阔，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传播，比如从教育背景来理解的知识层次；从商业和政治背景来理解的实用层次；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实在和资源的文化层次；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使用科学的公民层次。大众传媒在不同的传播层次和科学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一）科学情景视窗角色
就大众传媒的新闻、宣传、教育和娱乐的内容属性来看，科学情景视窗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也起到通报信息的功能，向社会报告科学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中心广播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国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我国公众从不同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统计如下：电视85.7%；广播24.6%；报纸59.1%；图书刊物34.6%；网络26.6%[6]。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渠道在2005年的数据为6.4%，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大众传媒在时间、内容上加强科学传播将是有前途的做法，比如增加版面、设置专栏、打造品牌等。另外，以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期刊为代表的专业科学媒体是科学信息的可靠来源，大众传媒有效利用和新闻化这部分内容，将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发挥传播科学信息和培养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因此，大众传媒应加强与科技期刊的沟通，西方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建立的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提供的EurekAlert!系统，每天都会向免费注册的记者们提供30~40篇各种科技期刊即将发表的重要论文的新闻稿。欧洲则有类似的Alpha-Galileo系统[7]，科技方面的事件、图像和背景资料。
（二）科学—社会媒介角色
有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自默顿以来，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中，科学呈现了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娇儿”、创造了巨大社会生产力“阿拉丁的洞穴”到威胁人类的“潘多拉盒子”的多种面目[8]。在科学与社会分离，以及科学呈现日益严峻态势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有必要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赋予科学与社会互动以新的视角，促进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强化科学与公众的对话，拉近科学与社会的距离。
对科学界来说，大众传媒依然是其确立合法性的首选，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缺失模型虽然不断遭到诟病，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传播模式。例如，作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发起者，英国是公众理解科学方面领先和极富创新的国家，在发展大量与科普有关的各种组织、技术和活动方面居领先地位。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大众媒体需要的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努力。提出要对培训科学家利用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给予一定的关注。相关的行动包括媒体工作室计划，培训科学家有关媒体沟通的艺术；奖学金计划，保证科学家们能够与媒体一起工作等。皇家学会设立了让专家与记者接触的科学媒体中心。这些举措也为媒体建立客观公正的科学形象提供了条件。
（三）科学讨论广场角色
在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9]。在大众传媒创立的科学讨论广场的空间，科学家、政治家、媒体的新参与者、厂商、新闻记者、公众展开科学议题的讨论，形成争议性科学的有效管理机制。
公众参与讨论的科学内容，来源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商业化支配与本地化知识运用等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英国《每日邮报》和《快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转基因争论”提供了讨论空间，正式建立起“英国转基因国家工程”[1]讨论机制。尽管政府对媒体的“骇人听闻”模式满怀抱怨，但终究于2000年年初在《星期日独立报》上做出让步，并表示了国家实现政府管理体系公开、透明和全面性的决心。2002年夏天，英国政府正式批准转基因国家工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转基因问题大讨论，工程涉及一系列的研讨会、问卷、审议及科学评估，仅公众讨论就包括了大约630个地方性讨论小组、40个郡县委员会讨论小组和6个区域讨论小组，大约有参与者20000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利益机构网站在内的媒体则担当了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也成为观点碰撞的舞台。在此基础上，2004年的一场共识会议把大讨论推向高潮。
（四）政策议程推手角色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10]。在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看来，媒体掌握着民意的制造过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建立起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角色[11]。科学政策也不例外，在一些重大的具有争议和社会风险的科学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时，大众传媒或将成为政策咨询的主战场，扮演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化实践走向规范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在媒体的推动下，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PM2.5事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PM2.5事件为例，从2011年10月美国大使馆自测空气质量PM2.5指数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开始，PM2.5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线。11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第二次征求意见。12月，环保部公布了各地实施监测PM2.5的时间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开始监测并PM2.5数据。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在整个事件中，微博这种新兴媒体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12]，设置了环境政策讨论的议程。大众传媒把科学危机置于争论的风暴眼，促进了正式决策的形成。而这种决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科学模式和政治模式，走向了协商主义模式，走向了民主。
在分析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时，不可否认大众传媒还存在着负面的角色和功能，比如为单一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狭窄性、扭曲事实的出发点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的新型参与和传播方式将更加丰富。作为内容和技术的组织者，大众传媒在解决好开放空间还是单一管道，客观优先还是主观臆断，编辑方针和商业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把科学传播和科学民主化带进引人瞩目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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