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篇（1）

第一，文化教学目标遭遇困境。回顾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文化因素被不断引入，也有学者呼吁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双重重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依然主要着眼语言的工具性。建国初期到1978年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语言技能，这是单一的语言培训；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语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见，所有时期的着眼点依旧是语言，即便人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不是游离于语言教学的总目的———交际，了解和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顺畅地进行交际，而非其他。”事实上，将文化教学限定在训练语言技能的范畴之内，固然可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然而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思考，不仅会削弱语言教学所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教学功能，而且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会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中丧失以语言推广承载文化传播的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教学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较为主动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就面对涉及语言交际中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人们因其诞生时间过短而来不及基于充足经验清晰界定应突出的表述内容，即人们无法较好地给跨文化交际能力下定义，无法较好确认其内涵，无法较好明晰其培养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相关的文化教学表述更多只能作为一个新观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论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竞争日益白热以及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的国际形势，外国媒体便可借中国“文化教学表述不清”之题发挥，有意指责中国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文化扩张，从而在抵制中国对外传播文化操作上“师出有名”。

二、基于中华民族软实力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对策

第一，以对外汉语教学双重目标突破现有的单一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并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外汉语工作者既要注意语言本身的教授，更要着眼隐藏在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过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而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在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同时，凸显其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是在一定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动）、媒介性（文化传播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交互性（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信息）、创造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信息加工处理进行创新）、永恒性（文化传播跨域时间、空间界限）这五大属性决定了语言作为其不可分离的媒介和符号。另一方面，作为产生教学的原动力的文化传承需要，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便是执行文化推广的任务，具体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对外汉语工作者需要自觉并自信地透过教学手段推广中国文化，从而最终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学表述突破“文化霸权论”以及“文化”。“文化霸权论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试图在文化上对原被殖民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宗主国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对方。”对于“文化霸权论”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过殖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也便决定了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具体就中国而言，因为曾经作为东亚朝贡体系核心而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强烈的影响能力，中国今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便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霸权，因此便更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清晰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形象而非意图在文化上统治别国。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中国崛起威胁世界”西方理论相伴生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以大国心态从容平和应对的同时，尽可能通过明晰文化教学表述来削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进而避免越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却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国的本末倒置现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内容定位和新颖的教学手段应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类似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要素也应该确立相应具体的内容定位。具体就内容选择而言，“首先应基于教育哲学视角，选定的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其次应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最后应基于教学理论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显示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客观选取有价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中国国情的特色艺术文化、影响语言运用的文化。与此同时，就教学手段的创新而言，我们应该采用有利于强调文化感悟的体验式教学、有利于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对话教学、有利于缩小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对比教学等模式，让文化教学更为有趣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传播的目标。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论逻辑指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战略。“全球地方化”理论由罗伯森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全球”与“地方”不断互动，“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处于彼此互补、相互合作、交叉渗透的状态，该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的外销出口，而若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日本动漫企业的营销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与地方环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中国在推行对外汉语教育时，亦应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风貌在理解异质教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改革和塑造我们自己的对外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别人愿意接受甚至认同的“中国好文化”。

对外传播论文篇（2）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提到了“文化”一词。此后，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文化”这个词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逐渐增多，大致沿用着“以文教化”的意思。当今，“文化”已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即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淀，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结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文化的支撑。

文化传播也即文化扩散，是将一个社会的思想理念、技能经验和文明创造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

人类的发展，历史的沿袭，文明的传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间相互不断地吸收、借鉴。不同民族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一定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去传播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史，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

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化传播。

1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体育等方面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增加， 因之，学习汉语的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留学中国也成为许多外国学生的选择。除了语言的训练，文化的传播亦是对外教学的重要任务， 正如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张德鑫先生所言： “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宗旨是弘扬中华文明，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结合文化的渗透，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也是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途径。

1.1 以汉字为本位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曾有四种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楔形文字、圣体字、玛雅文字，后三种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汉字虽历尽五千年沧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的音、形、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小小的方块字折射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积淀了古代的文化现象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

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 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将汉字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授课，使汉字知识与文化内涵自然、有机地融合，即可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如：结合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面貌来讲授“男”、“女”两字字形，“女”字字形，甲骨文是一跪坐的人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安然、闲适；“男” 字字形，甲骨文则是上“田”下”“力”，在农业社会中，男子多“用力于田”，而女子主要是以室内劳动为主。而“妇”字从“女”、从“帚”，封建社会的劳动分工，在字形上表现得多么清晰。

1.2 以词汇为依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有庞大的词汇系统，词汇语义丰富、深刻，融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能够直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沿革和文化的发展， 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指出的：“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因此，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就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具体指称意义，更应着重理解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留学生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对词汇望文生义而发生误会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该词的文化涵义，没有真正懂得其意思，也就影响了他们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特别注意对那些文化涵义较为深刻的词汇的讲解。而汉语中词汇的文化内涵常与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有关，如“拔苗助长”、“画饼充饥”、“滥竽充数”、“对牛弹琴”、“望梅止渴”等等，这些词汇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如果结合历史典故讲解其文化含义，即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便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词汇。

在汉语中还有大量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如中国人常用“红眼病”来表达某人强烈的嫉妒心，“羊肠小道”则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那些狭窄曲折又险峻的山间小路，又如“拦路虎”比喻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虎”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百兽之王的地位，故用其来比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的“龙”、“凤”在汉语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2 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

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

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3 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能力，而此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留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而且还要了解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和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可以促进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正确地运用汉语，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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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76-0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仅交流渠道、交流方式和交流舞台逐渐增多扩大，而且传播手段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流方向之一，对外汉语教学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掌握好中华文化的精髓，怎样理解并运用好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将我国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长久屹立于世界强国以及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在论述以上观点后，旨在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并希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者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弘扬东方智慧，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中华文化的传播——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八个字只是简单的描绘，但不足以表述其特征。中华文化的特色可以概括出若干条，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应属兼容并包，或者可以说是兼收并蓄。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这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表现得最为深刻：首先表现在中华文化非常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例如：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地被融合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并在中华文化中有了独特的意义，这对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为了强大祖国、唤醒人民，不断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力求贯通中西学，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其次，中国作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文化对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文明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一）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已不单纯是传授汉语知识的教学，而是一种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的交际语言的教学；如果要有效地、成功地实施这种教学，就必须首先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只有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成功地组织教学，有效地给学生传授这种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决不能把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解为在语言能力之外的一种辅助能力，尽管它包括了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能力，如：跨文化的心理能力、跨文化交际策略能力等等，但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能力，并且其他所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的能力上。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很难有效地、成功地实施对外汉语教学。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交际渠道的不同，交际可以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人们只注意到语言交际，却忽视了非语言交际行为。然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往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言语行为，其他则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由此可见，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它是文化的重要反映，它在一切非语言交际行为中都要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体会，如果忽视了文化背景就很可能会发生误解。非语言交际包括：眼神、手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服装打扮、身体的接触、谈话者之间的距离、时间观念等等。下面仅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非语言交际的跨文化对比。

1.沉默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沉默的态度和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奉行“沉默是金”，常常用沉默来表示思考、慎重、默许和谦让等含义，然而英语国家的人对这种沉默态度感到很不习惯，在他们看来，沉默意味着轻视、不感兴趣等，因此他们在讲话或与人交谈时最忌讳沉默不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声的反应。而中国人则重视沉默在交谈中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有时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就笔者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国内的课堂上都是老师占主导地位，整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在传授知识，学生只作为听众将老师所讲的内容记在本子上。而在国外的课堂上，学生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老师只讲重点部分，而其余大部分知识都需要学生课前自己做好预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基本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于刚来国外读书的学生来说非常难以适应，因为我们习惯了当一个听众，而非侃侃而谈者。因此国外的课堂上就会出现整节课都是外国学生不停地发言，而中国学生一直保持沉默的两种极端差异，在外国学生的眼里，我们的这种沉默或许会被视为不积极上进的体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我们就必须清楚这种非语言交际的现象，到国外深造时，一定要多多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融入国外的课堂文化氛围中，改变沉默。

2.目光语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对方保持目光接触是十分必要的。目光语的功能极为丰富，但是它的使用也因文化而异，我们就需要掌握各个国家不同的目光语内涵，在去一个国家教学或交流前，做足准备工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时候，相同的非语言行为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深入了解造成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可以总结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不尽相同，因此要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交际双方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以及非语言行为差异。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更要不断培养文化适应力、提高文化差异敏感度、有意识的培养自身非语言行为的能力。例如，可以多了解非语言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准则，以此来提高对不同非语言行为准则的敏感度；需恰当地使用非语言行为，来正确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多观察、多总结，对他人的非语言行为所表达的含义不要凭自身主观意识妄下定论；同时，在非语言交际过程中，不能为了照顾对方而丢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做到兼顾双方，以使文化得到恰到好处的融合。

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学院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汉语热”现象的出现，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深厚魅力。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来命名的“孔子学院”就应运而生了。“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用以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众所周知，孔子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用“孔子学院”来标榜学汉语的教育机构则再合适不过了，而孔子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的推崇者，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中华文化之精髓的来源。

近年来，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因素，自然也有经济动力，可以说，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蓬勃兴起，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已然占据了世界大格局的重要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当今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从世界各地来华工作的各领域工作人员蜂拥而至，而只有懂得汉语并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情者才能在中国更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因此，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本国学生和某些领域的工作人员学习汉语。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中国已经成为各国留学生留学的首选之地。笔者就读的学院与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和意大利的米兰大学有着合作关系，我们学院在这两所大学里创建了“孔子学院”，而每年都有一批批优秀的外国汉语学习者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平台，向那里输送更多更好的对外汉语教师，将我们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四、结语

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应该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中华文化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夺目的光辉，而且必将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中继续发光发热。作为炎黄子孙，每一个龙的传人都应该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弘扬中华文化，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为振兴中华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非言语交际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行跨文化对比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但可以揭示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异同，还可以增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我们应该了解并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非语言交际行为中的不同含义，以此找到运用的最佳方法，进而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冲突，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质量。对于想要成为对外汉语教师的我们，更要不断努力地学好中华文化知识，做跨文化交际的使者，提升自身素质，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而不懈拼搏。

参考文献：

[1]傅荆原.论中华文化之精魂[J].中华文化论坛，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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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论文篇（4）

一、《功夫熊猫》的文化外衣

从1998年拍摄的《花木兰》开始， 到2008年拍摄的《功夫熊猫》，好莱坞利用中国元素作为载体，成功地讲述了美国版的自我奋斗成功史。《功夫熊猫》具有非凡的视觉效果、幽默的故事情节和大量的中国元素，却占领中国市场，横扫票房，利用中国的题材和廉价劳动力大赚特赚，而中国自己的民族动画产业却在苦苦挣扎。最讽刺的是，这部“好莱坞大片”前期制作的25%是由我国深圳的一家动画公司完成的，价格远远低于这部片子全球上亿美元的票房。美国人再一次用中国文化的“瓶”装了美国文化的“酒”，成功地向中国人兜售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国精神。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功夫熊猫的成功是个成功运用模因论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对于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而言，也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功夫熊猫》的文化模因分析

（一）美国梦的追逐

在功夫熊猫中，熊猫阿宝是中国某地区一家鸭子面馆的服务生，其家世代以做面为生，是多数“人”所鄙夷的、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最终通过足够的幸运和自身的努力得到了“龙卷轴”，成为众人艳羡不已的“龙战士”，并靠着自身的聪慧和机智领悟到了功夫的“最高境界”，打败了邪恶势力，最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拯救整个村落的光荣使命。这部影片是典型的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电影，完美诠释了美国式梦想――通过自身努力万事皆有可能实现。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也能够成为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美国个人主义源于美国历史的早期。早期欧洲移民离开故乡，来到北美大陆，虽然没有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约束，但他们必须凭个人奋斗才能出人头地。后来的西进运动和艰苦的开拓生活进一步为美国的个人主义注入了自由意愿、自立、个人奋斗的新内涵。美国人相信个人能够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信条始终占据着美国文化的核心地位。《功夫熊猫》充分展示了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精神。影片充满中国元素，洋溢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却诠释着美国的文化精髓： “我信我能。”主人公阿波肥胖、平凡、笨拙、愚钝， 却做着拯救世界的大侠梦。在武林大会上， 阿波意外地成为肩负拯救山谷使命的“龙战士”，连阿波自己也质疑，但乌龟大师激励阿波说：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at once and what will be.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and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the Present.（你太在乎过去是怎样， 将来会怎样了。昨日之日不可留， 明日之日未可知， 现在却是老天爷的礼赠， 那就是为什么今天被叫做present （现在/礼物）。）这番话完美地体现了美国个人主义精神奋斗精神――把握现在，努力奋斗。当阿波打开卷轴却发现所谓的秘籍空空如也，随后阿波领悟出秘籍的真谛：There is no secret ingredient . It’s just you.（世上本无秘籍，唯有相信自己。）这种相信自己、勤奋努力，即有可能成功的信念是典型的美国个人主义――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代言。而《功夫熊猫》借由中国文化元素的外壳，以好莱坞电影为媒介成功地将美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文化模因进行复制与传播，并成功向中国观众兜售。

（三）美国式幽默的套路

影片主人公阿波是典型的美式幽默、美式搞笑风格的集中体现。他身材肥胖、好吃懒傲、爱好幻想、嘴巴总是喋喋不休的，这样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出场就给人以捧腹大笑、忍俊不禁的角色效应，与迪斯尼及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高大英俊完美的英雄套路截然不同，这样一种更倾向于对解构、荒诞、颠覆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和演绎则是好莱坞作者们常见的美式幽默套路。

三、模因论与对外文化传播

模因论（ memetics） 是在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用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韦氏词典》将模因解释为“在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散播开来的思想、行为、格调或习惯”。[1]

“模因”（ meme）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中，由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最先提出。道金斯认为： “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单位，其核心是模仿，无论是有形的、具体的建筑或制造式样（ 如搭屋建房、器具制造等） ，还是无形的、抽象的观念想法（ 如曲调旋律、想法思潮等） 都可以通过模仿进而得到自我复制与传播。” “模因对于文化复制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传递单位的模因，通过一个过程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之中。”[2]

文化是各族人民在自身劳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产品、观念、习俗等。因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历史渊源，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观念与习俗，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文化内容丰富而各具特色，复杂而多面，因此文化模因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只要有传播的媒介和合适的机会便会触类旁通、生根发芽，传播文化的因子。然而，虽然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历史发展渊源，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和、民族观念等，然而，不同民族与文化却也存在着一些相痛或相似的地方，而这些相似或相通之处，即为“文化模因 ”，“文化就是模因组合（a population of memes）”，[3]“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模因复合体，包含着许多与他文化相似或相异的模因因子”，[4]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可以通过模因的相互模仿、复制和传播来达到。

四、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传播模式――中国形式+美国精神

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美国人充分利用了中国元素的吸引力向中国观众倾销了“美国精神”。《功夫熊猫》从影片的布景、选材、构思，到富有东方浓郁格调的古典音乐，都展现出了完全的东方韵味。影片中传统中国的手推车、无处不在的汉字，诸多中文发音的原样保留、四人桥原型的保留，甚至包括针灸、鞭炮、太极、八卦等传统国粹的出现，快意恩仇、腥风血雨的似曾相识的动作设计和场面，无不显示出对于中国元素的模拟、翻版和再造。可这些都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外包装而已，好莱坞作者们所做的，不过是利用中国元素的外包装，贩卖了“美国文化”的酒。从文化的模因论出发，却成功用一种文化的形式模因推广了自己文化的核心模因。

五、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

道金斯曾指出： 构成模因复合体的诸多模因成分，在某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要是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占支配地位的模因结合，就有利于它们的生存。[2]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的变化即为最佳例子。文学作品在面临不同文化的接收方主体的选择与接受时，会根据接收方文化的需要而进行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有利于文学作品作为文化模因的跨文化交流与推广的。《赵氏孤儿》的跨文化传播与变异为例，《赵氏孤儿》早在18世纪即被欧洲传教士翻译与传播，话剧《中国孤儿》即由法国作家伏尔泰在《赵氏孤儿》基础上改编而来。法国版《中国孤儿》中，只保留了原作《赵氏孤儿》的主要情节，剧中人物、时代、结局等都被改写了。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其文化模因发生了变异，却得到了更好的跨文化传播与推广。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对传播主体文化的偏离与对传播受众文化的融合是必然的，是为了弥补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必然之举，文化模因的变异与创新，从跨文化传播认知模式的角度看，是必要的，是为了传播主体文化更易于被接受和推广。跨文化传播者的使命即灵活地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中寻找切合点，通过不同文化模因的变异与创新实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功夫熊猫》采用的是美国式幽默搞笑方式，幽默搞笑背后却实现了美国文化模因的传播。《功夫熊猫》中，中国最常见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功夫、书法、水墨山水、针灸、庙会、爆竹等被好莱坞用作吸引观众的噱头，骨子里演绎的却是美国的西式价值观，是《功夫熊猫》中“相信自己， 人人都是英雄”的自我领悟，也是“我最特别”的个人主义核心理念。中国文化的形式沦为宣传西方文化核心的外包装。

《功夫熊猫》中的中国元素成为了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丽外衣，好莱坞成功地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噱头吸引着观众，却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观众进行美国式文化观念的推销。与其徒劳指责好莱坞偷窃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如退而反思怎么振兴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大力有效地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核心模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根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将这种伟大而深邃的传统文化进行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时候，好莱坞式的做法何尝不是一种启迪呢？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是藏在影片之后的，而如何在影院的笑声中不经意间传承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每一个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中华文化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容、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都有待我们去开发与传播。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把传统的文化元素和传播接受体所喜爱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利用传播接受体喜闻乐见的文化模因进行创新和变异，以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化的核心文化模因。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6）.

[2] 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New York：OUP，1976.

对外传播论文篇（5）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分析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传统文化颇多，以“茶艺”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起，“茶”就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心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茶艺”顾名思义，就是沏茶、品茶、喝茶的艺术。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讲究氛围，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调和人间的纷解；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品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或是江畔松石之下；或是清幽茶寮之中；或是宫廷文事茶宴；或是市中茶坊，路旁茶肆等。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茶艺，有助于留学生对中国茶艺精神有深层次的了解，从以前空泛的茶印象有一个提升过程。除了茶叶，中国其他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如压岁钱、古典舞表演、花轿、护身符、灯笼、春联、针灸、书法、京剧等，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让留学生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从语言文字方面，还是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方面，都能够形成自身完善的系统，这三方面在一起，完整的支撑起了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5.

对外传播论文篇（6）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文由收集整理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对外传播论文篇（7）

2013年，中国在信息传播领域出台了宽带中国、信息消费等战略举措，并颁发了4G牌照。随着4G牌照的发放和3G业务的不断成熟，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对中国对外传播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刻。研究者对信息传播技术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影响给予密切关注。彭兰认为，整个网络传播的环境在发生深层的变革。在此背景之下，针对由“个人用户”推动的传播模式变革，外宣媒体需要深入研究海外网民的需求和心理。在全民新闻时代，外宣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能否营造人们乐于参与的有关中国事务的公民新闻和公共讨论平台。①李良荣认为，互联网和新媒体通过技术赋权改变了执政者和民众之间在信息传播、公共事务处置等方面不对称的关系，新媒体为执政者形塑了一个全新的执政环境。②姬德强认为，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践行社交媒体时代的扁平化操作路线，充分发挥普通个体在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国家的信息和宣传治理需要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这一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③

二、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维度：从国家战略、国家形象构建到民族梦想呈现

在中共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继续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积极展开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更加清晰、丰富，在此进程中，“中国梦”传播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切入点。

在对外传播国家战略层面，蔡名照认为，要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以“中国梦”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讲述中国故事、共同传播中国声音的工作格局，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④姜加林认为，国际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不仅还会继续，而且也在期待和观望中国道路的今后发展。中国未来“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是我们对外界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最好诠释。⑤在国家形象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陈力丹等认为，外国人认知中国形象是历史和现实信息的认知选择内容的拼接和重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尤其要重视给予外国人中国现实而非传统的形象。⑥李继东、胡正荣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秉承历史变迁观、超越经济价值唯一观、回归人本价值观。⑦匡文波等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印象。⑧吴飞等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互动过程既有协商，也有抗争；既有解释，也有再造。⑨在“中国梦”传播的本体论方面，程曼丽认为，“中国梦”即“强国梦”，这意味着该国能够实现边缘突破，进入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拥有与强国相匹配的话语优势。⑩孟建等认为，“中国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进行自我想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11 于运全等认为，对外阐释好“中国梦”，就是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对外描述未来中国的发展愿景。12史安斌认为，要赢得国际主流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尊重，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梦”注入具有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内容。13

三、对外传播热点维度：从政治话语构建到公共外交路径延展

2013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对外传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这年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政治话语传播方面，研究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执政话语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寇立研认为，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无疑比文化传播更富有挑战性。核心政治话语的创新与传播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14钟沈军等认为，“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应以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观为内核构建中国话语体系。15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孟威认为，美国近年连续抛出“黑客威胁”、“网络冷战”、“网络攻击论”等论调，并为之寻找企业、军方等国家层面的指控对象。对此，中国应完善多层次综合防范体系，并积极应对。16钱立勇认为，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的成因，从美方来说，在于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实现需要以及文化障碍难以逾越等因素所致。17在海洋强国战略方面，贾钊等认为，海洋战略中涉及国家和军事的层面又要受“国防建设”战略的制约，即不违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8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仍是这年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刘红认为，新疆对外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区位的独特性决定了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点。19石峰从政府主导、发挥草根力量、巧用第三方公信力、进行民间交流、提高本地媒体外宣意识等多层面提出建构新疆形象的对策。20周德仓认为，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受到正视，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也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21黄敏认为，保持地区的稳定、中美关系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应有效预防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炒作问题。22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檀有志认为，目前尚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国可以借由公共外交路径变被动为主动，使“中国好声音”在国际话语竞技场上不再缺席，努力促成“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完美对接。23胡文涛等认为，文化外交在建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传播亲善国际形象、修复受损国际形象和塑造全新国际形象的功能。24在软实力传播研究方面，骆郁廷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应更加重视在增强和发展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增强文化的外部吸引力。25钟新等认为，通行的对软实力的评估框架主要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考察，不过对公民社会及公益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评估实践也方兴未艾。26此外，这年还有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秩序、现代传播能力、国际舆论环境、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教育等等其他对外传播热点也得到研究者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四、对外传播媒介维度：从传统媒体影响到新兴媒介运用

在对外传播媒介不同类型层面，研究者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中国对外传播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媒介传播形态方面，苗棣认为，从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层面来讲，要将所有中国传媒视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一部分，进行国际传播力的打造和提升。27在对外媒体传播策略方面，黄廓、姜飞认为，中国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框架下，进行“去政府色彩化”处理，变直接传播为巧妙传播，通过主流媒体的差异化定位来提升国际形象。28韦路等认为，传统媒体使用比新媒体使用更能影响到美国人的中国知识水平，但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29在国际舆论环境方面，相德宝等认为，在2013年美国涉华舆论中，中国经济、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环境问题、社会民生新闻、中美关系成为了这年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30从以上论述可知，当前全球各种类型的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国媒介正在日益自觉、自信地在这个舆论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对外传播理论维度：从传播理论创新到未来研究趋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基本理念、总体策略等重大问题。在传播理念方面，喻国明认为，中国传媒应当跳出现有的国际传播既定格局，在传播思想、传播议题和传播主体上构建未来的国际传播基本理念。31在传播战略方面，孟建等认为，我们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32付玉辉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应该从战略传播高度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复调性现象予以特别关注。33在理论创新层面，胡正荣等认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可以立足于厘清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关注宏观外部秩序和内部变迁、更新媒介理念、淡化学科属性、加强跨领域研究等支点加以创新。34张昆等认为，在全球化、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国家需求的拉动，及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相关性，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这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将持续地成为部级科研项目的热点议题，而且意味着学界将会持续地高度关注。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心将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化取向，多学科关照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将日益强化。352013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走过了充满深刻变化的一年，中国对外传播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14年，随着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对外传播主题的进一步明确，对外传播方式的持续创新，对外传播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还将获得新的发展，并为中国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彭兰：《网络传播环境的深层变革对外宣媒体的影响》，《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12-14页。

②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第36页。

③姬德强：《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变奏：全球传播的新趋势与新挑战》，《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9页。

④蔡名照：《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第7版。

⑤姜加林：《世界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求是》2013年第11期，第47页。

⑥陈力丹、潘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微探》，《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下），第24-26页。

⑦李继东、胡正荣：《超越与回归：谈国际传播的价值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4期，第6页。

⑧匡文波、任天浩：《国家形象分析的理论模型研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第94页。

⑨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9页。

⑩程曼丽：《强国梦与强国话语》，《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第86页。

11孟建、孙祥飞：《“中国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第27页。

12于运全、孙敬鑫：《做好“中国梦”的中国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2页。

13史安斌：《“中国梦”：提升对外传播内容与效果的新契机》，《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3-14页。

14寇立研：《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系统创新》，《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7-9页。

15钟沈军、李莉芹：《中国梦与新型核心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10-11页。

16孟威：《美国“黑客攻击论”的战略图谋及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36页。

17钱立勇：《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流变与成因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第38页。

18贾钊、袁全：《“海洋强国”战略的多角度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1期，第46页。

19刘红：《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征》，《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期，第31页。

20石锋：《给西方视野一个真实生动的新疆》，《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20-123页。

21周德仓：《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页。

22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第21页。

23檀有志：《国际话语权与公共外交路径》，《对外传播》2013年第4期，第39页。

24胡文涛、招春袖：《文化外交与国家国际形象：一种文化维度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6页。

25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2页。

26钟新、黄超：《软实力的三种评估框架及其方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93页。

27苗棣、刘文、胡智锋：《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3页。

28黄廓、姜飞：《国际主流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第50页。

29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7期，第15页。

30相德宝、张人文：《2013年美国媒体怎样报道中国》，《对外传播》2013年第12期，第9-11页。

31喻国明：《构建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第89页。

32孟建、董军：《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困境与适时转向》，《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34页。

33付玉辉：《中国对外传播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变化》，《对外传播》2013年第2期，第12页。

对外传播论文篇（8）

在谈到本届大会在主题和内容设置上的考虑时，周明伟说，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半年多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对外交往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要突破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在国际舆论发生一些新变化，产生一些新趋势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将这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传播：新趋势·新媒体·新实践”。

具体的议题有一部分是延续了第一、二届研讨会的话题，但也有一些新的话题。议题包括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国家传播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舆情和国际受众研究，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等，内容相当丰富。

周明伟强调，大会议题总体来说还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重要举措，围绕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展开讨论。归纳来说，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传播。周明伟认为，国际社会在延续二三十年关注中国，特别是关注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关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关注一系列经济数字发生重大变化所体现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理念、理论、道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就，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追求，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是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问题。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理念，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达同国际社会的既定表达产生了冲突或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目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解释中国道路、理念的能力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还有很大差距。

他提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不断适应并影响原有的规则及话语体系，也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让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有多大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是新技术应用和新媒体传播。周明伟说，这是过去两届研讨会中重要的关注点，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充分、热烈的一个话题。但是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都进一步向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由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是这次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国际传播如何适应，如何运用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我们每一个传播工作者要关注的内容。”

第四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周明伟曾多次对媒体谈到，在媒体之外，现在传播中国形象的载体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和中国人所承担起来。他强调，如何提升我们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提升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系统工程来丰富中国产品和中国人在传载中国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不断创新

谈到作为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承办方——中国外文局，近年来在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创新方面的探索时，周明伟说，在过去超过十年的国际理论传播研究过程中，外文局始终围绕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来研究国际舆论趋势，研究应对策略，研究各种新的对外传播尝试。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是这些年传播理论研究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使外文局有机会集聚到国内一批优秀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形成了相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优势。

周明伟特别提到该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他说，今年正好是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这次会议也是其十年研究成果的重要巡礼。“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依托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整体实践成果，在搭建平台，形成氛围，聚集资源方面取得了成绩。”

在对外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外文局另外一个持续下大工夫做的是本土化战略。周明伟介绍说，本土化战略首先依托于外文局六十多年来多语种、多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包括10多个出版社、将近30多个网站和20多本杂志。外文局书刊本土化的历程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无论是语种、地区范围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实践证明，书刊本土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将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深入地推进外语书刊的本土化，并且依托它们延伸我们各种文化产品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好外语书刊用别人的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作用。”周明伟说。

期待研讨会形成理论优势

周明伟认为，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一项新事业，这项事业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相关联的，是从中国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

他进一步介绍，此次会议收到论文260多篇，总体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前两届理论研讨会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而言，或者是整体反映中国目前理论和实践的水平而言，都有很大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研究具体问题的深度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他也客观地提出，现在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得到专家一致公认的、整体优秀和全面优秀的论文，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成为我们办好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动力。”

对外传播论文篇（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对外传播论文篇（10）

在“我者”与“他者”分野的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武术国际传播面临着语境差异、文化误读、传媒选择等多种障碍。因此，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和对话，应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多维对话模式中展开［14］(王庆军方晓红，2010)。武术跨文化传播要注重个性，内容要具有兼容性，“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准契合点”［15］(刘沁，2010)，应寻求文化共性，消除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ABC电视网络副总裁Dzodin(2007)指出，通过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创意中国正借助武术建造连通世界的文化之桥［16］。另有学者基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和理论，对武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跨文化影响因素、受众障碍、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太极拳跨文化传播、北美的功夫电影等进行了探讨。李吉远(2012)认为，当前武术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思想尚未得到武术学术界与管理层的现实关注，要着重从技术和文化方面，上升武术跨文化传播为一种国家战略［17］。

目前，纵然武术国际交流实践频繁，但拘于语言交流的现实障碍，武术学界缺乏更多的对武术国际传播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不过，仍有学者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调研成果，季建成(2000)对英国武术爱好者的习武目的和练习模式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18］。季建成、邬燕红和王晓东(2006)对美国的武术练习者、运动员、教练员所做的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表明，西方了解武术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功夫片和英特网等途径［19］。于翠兰和吴晓红(2005)则对在华留学生、外籍教师、企业外籍员工和社区外籍人士就武术国际传播的基本状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20］。刘雅媚和郭强(2007)调查国外民众，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结果表明中国武术在国际上已有较大知名度，但也存在着普及程度低，知晓渠道单一化等问题［21］。严志钢(2011)在加拿大开馆教拳，通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调查，总结出加拿大武术传播的社会习惯［22］。另外，罗玲娜(Roblitschka)(2006)、李艳君(2011)、孟涛和周庆杰等(2012)分别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缺乏实证性和深度化的调研分析，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难免流于表面化、对策性和自我揣测型。因此，武术调查和研究亦须推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对武术国际传播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联合研究［23］(朱东Theeboom等，2010)，在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顺利实现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持续化、规模化和机制化。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评论

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相关文化、社会和语言等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交际和传播结果进行预测的过程，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对意义归因的象征性的互动过程［24］。武术跨文化传播是指在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影响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差异(如“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等跨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强化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入关注武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跨文化理解与认同;采取长远、系统、双向、针对性强的武术国际传播战略，以实现武术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非常注重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分析和实证实地调查研究，着眼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反馈，致力于推动武术国际形象构筑及传播机制、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武术跨文化传播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等现实课题。综观相关研究文献，国内外学者已就武术跨文化传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极具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跨文化的视角与理论已运用于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但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武术国际传播正遭遇文化误读的跨文化障碍。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武术跨文化传播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兼容、衔接、契合，乃至融合。然而，目前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显零碎，主观性较强，尚未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挖掘;同时，研究仍未深入至文化纵深，未能通过跨文化的测量指标和理论概念进行调研和剖析。

(2)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也研究了文化差异、文化身份、“自我东方化”等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国内武术学界对武术国际形象的现实价值和影响因素已做了深入探讨，但面对李小龙和国内外功夫影视对武术国际艺术形象所做的生动刻画或偏差演绎。武术界未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主动跟进，未能进一步深化武术国际形象这一课题的理论构成、形象构筑和实证调研。

(3)武术术语翻译研究过热，武术跨文化译介研究尚未拓展。武术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对武术术语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文本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目前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翻译只是武术译介过程的开端，对于跨文化译介这一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此类研究未能延伸至武术译介的实践译介现状、涉及产业体系和对外传播成效［25］，尚未能提出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可行机制和合理措施。

(4)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不足，且缺乏系统的跨文化测量与分析。目前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不够，尤其是实证性缺乏［26］。缺乏个案的受众群体的个体感知与传播效果。“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反馈机制，造成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传播”［27］。总体而言，目前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有明显的顺便性、零星化和偶发性。调查内容仅限于基本的武术认知和传播途径。武术国际传播调查研究缺乏跨文化的测量与分析，更未能实现持续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系统调研。针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战略和个案，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力图突破描述和设想的现状窘境，着眼于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双向性，更注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整合理论体系、微观文化剖析和实地实证调研，旨在凸显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系统性、深度性和科学性。

武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走势

武术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作为文化外交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武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之一，其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亟待提升。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既需要武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营销学的理论整合，更必须建立在武术国际传播实践及其跨文化调研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

1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为武术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学科领域。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整合跨文化传播学、武术传播学和营销学等理论，建立包括武术国际形象、武术跨文化译介、武术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在内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探索、调查和验证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与影响评估，构建并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还必须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模式和体系，提出理论设想，构建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整理、分析实地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理论设想，完善理论构建，提出武术跨文化传播相关主题的战略规划和实践措施。

2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研究

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与传播至关重要。通过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探讨、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和武术国际形象的测量与调研，构筑最有益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科学合理的武术国际形象。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主要研究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构想、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方案、武术国际形象测量、武术国际形象传播机制等问题。

3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研究

武术跨文化译介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文化系统工程，其进度取决于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成效，但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和创新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主要研究包括武术翻译的规模整理和系统研究、规范和统一武术翻译的可行方案、武术跨文化译介现状及问题分析、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

4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