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论文篇（1）

1.1目前各西医院校一般都存在着课时少、内容多、教学难度大的问题，这几乎成了中医学教学的瓶颈。现行的《中医学》教材包含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针灸及中医内、外、妇、儿等多门学科，几乎是中医专业课的浓缩版，这些课程中医专业的学生至少要学700多学时，而在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学时仅为51，其教学内容之多，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2中医学课程安排在第三学年，也就是西医各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和西医的内、外学科同时进行，这时的学生已具有较系统的西医理论知识，习惯于用人体解剖和生理、生化的知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很容易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对中医学产生抵触心理，难以理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中医理论；并且西医课程多，分量重，使得学生必须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从而挤占了中医课学习时间。

1.3再有就是教师和学生对本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学用处不大，因此教师存在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多采用全部为理论内容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就学生而言，虽然一部分学生认为中医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效果不错，特别是一些西医疗效不好而中医疗效卓著的疾病，或者在养生保健方面值得提倡，意识到中西医可以优势互补因而对中医学有兴趣，但大部分学生对中医学缺乏认同感，上述各方面原因导致中医学教学质量不高，效果不理想。

2、中医学的教学意义

2.1通过对一些综合医院的门诊药房的了解，我们发现当前门诊使用中成药的概率，西医各科并不低于中医科，也就是说西医临床各级医生正在广泛地使用着中成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成药治疗疾病可以弥补西药的一些不足，成为西药的很好补充，中西药配合使用能够大大提高临床疗效。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由于一些西医大夫中医知识不足，不能很好地对临床病症进行准确的辨证论治，这就难免有给病人用错药的时候，基于上述原因，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这门课程让未来的西医专业人员在学习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兼学一定的中医知识是临床工作的实际需要使然，因而必须重视西医院校中医学的教学，为他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准确使用中医药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2.2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还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医学科研领域，有许多西医大夫正在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工作，而西医工作者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懂得中医，因此，西医院校开设中医教学也是科研工作的需要，为今后有志于从事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学生提供一个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发展的平台。

3、中医学的教学方法

3.1首先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教育家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任何一种学习，只有感兴趣了才能学好。通过认真备课，精心做好教学设计，包括安排授课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制作多媒体课件，对课堂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使用的语言、肢体动作等环节都进行仔细琢磨，尤其是第一堂课非常关键，在绪论部分通过介绍一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例，告诉学生学习中医学的重要意义；通过介绍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各自的优势，中医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临床进行授课。任课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博览群书，提高理论水平，而且要加强临床实践，努力做到对中西医知识融会贯通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样讲起课来才会使课堂内容充实，气氛活跃，深受学生喜爱，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

3.2积极开展教学手段改革：改变过去单一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努力提高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质量，通过动画、视频、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体手段将临床上一些典型病例的诊治经过播放出来，把望闻问切四诊融于一典型病例之中，变抽象为具体，让学生更近距离的接触中医临床，增强教学的形象性、直观性和趣味性，弥补他们没有临床见习的缺憾，同时亦能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积极开展网络教学，在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上充实、完善中医学网络课程，丰富网络教学资源，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答疑、布置作业与网络指导学习、网络测试等，做好网络辅助教学工作，充分保障学生的课外学习，丰富了教学手段，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西医学论文篇（2）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

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 。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 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 fever指的是“infection ofthe intestine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 in food andw 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

3 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 is 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 als，to the fish—es．’’(L．A．B．一orradaile) 。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 — 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 — 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 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 54．

西医学论文篇（3）

2现代西医发展概况探究

现代西医即近代和现代医学，是区别于中国传统旧医而产生的新式医学。在现代西医的疾病诊断与治疗中，医生首先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嗅诊等方式，或利用听诊器，体温表和叩诊锤等工具进行对病人的病情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测，再以诊断结果为基础，借助先进医疗设备和实验室治疗，以实现对患者病情的有效治疗。从发展历史角度进行分析，西医的发展要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多名医学家的研究与探索为其赋予了实验医学的又一医学内涵，而这也为西医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西医科学研究中实验的逐渐兴起，高精度、多功能的医学实验仪器应运而生，这把人们的对西医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知水平。发展至今，现代西医的诊断治疗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其对医药企业的投资数量也在日渐增加，而这都有力促进了现代西医与科学研究间的交融并进，也为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的创收提供了必要前提。在现代西医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医院的规划建设逐渐形成了监视仪器记录病人生理指标，计算机存储和检索病案记录，人工智能技术和专家系统开展诊断，治疗和判断预后的综合治疗机制，这都是西医发展为我国医学研究应用带来的重大贡献。

3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探究

3.1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的桥梁作用分析

我国中医内科学的开展是以承接中医和现代西医临床治疗为导向的，而由于中医内科学自身被囊括在中医医学治疗的范畴内，所以其与现代西医的结合便显得尤为重要。分析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的关系可知，中医内科学起着中医基础和西医临床衔接的桥梁作用，这也是中医基础病理融入西医临床实践的有效保障。在中医内科学的桥梁作用下，中医科学中的病因病机，辩证规律等都能够与现代西医治疗中患者的临床表现，病症特点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医护人员和医学研究者得以从理论和临床实践中进一步开展更为深入的医学探究，进而提高我国的中西医学诊疗技术水平。

3.2现代西医治疗中中医内科学重要任务探析

随着现代医学领域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发展的推进，中医内科学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要，现代医学教育的开展更是对中医内科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医学教育开展的背景下，现代西医治疗和中医内科学的结合与发展中，中医内科学所承担的首要任务即临床实践研究与教学开展。为更加有力的促进中医内科学和现代西医的结合发展，中医内科学所负责的任务要求医学工作者要注重对自身基础临床实践水平的提升，并且能够进一步完善现代医学教育，使得现代西医的临床医学开展不仅能够稳定顺利的进行，还能够整体提升我国的现代西医教育水平，为今后我国的医学研究与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在现代西医和中医内科学的结合发展中，中医内科学的临床研究与教师开展任务可以在巩固中医内科学桥梁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西医诊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这对于我国医学领域科研创新精神的培育与形成也是有至关重要的培养意义的。

3.3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的有效途径探究

为实现中医内科学和现代西医的有机结合，要首先注重对我国中医内科理论的进一步强化。作为中医医疗开展的主干，中医内科理论在医学研究和治疗中的强化不仅能够突出我国医学发展中“中西结合”的发展特点，还能够有效保持我国中医医学的发展特色，使我国的医学研究与发展能够在稳固的医学基础上得以有效实实施。其次，现代西医与中医内科学的结合还要注重对临床医学的实践与探究。随着我国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医学中的实践认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所以两类型医学的融合中临床实践对医学基础巩固和医疗技能的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临床医学研究的开展也为我国的医学教育提供了新的教学思路，医学教育也逐渐成为了中医内科学与现代西医结合发展的主流趋势。

西医学论文篇（4）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西医学论文篇（5）

（一）中、西方医学概念

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其理论基本特色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学即西方国家的医学，其相对于中国医学而称。现今正发展的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是近代西方国家学者否定摒弃掉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之后，发展出的一门全新医学体系。其基础学科有解剖，生理学，细胞学，组织胚胎学等等，而且其理论学说都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有较密切的联系。

（二）中、西方医学思想发展及差异

中西医均起源于远古时代对人体的基本认识[1]，在发展过程中，中医融入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而这又成为影响中医诊治指导思想的主要因素。而西医自文艺复兴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指导，很快摆脱神学、宗教的束缚，从古代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在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观察实验方法，通过自然科学反映对象。可以认为，中医诊疗起源于朴素的人体认识，丰厚的哲学内涵，内容上属于经验科学，传承形式上是人文科学；而西医诊疗源于淡化的哲学影响和精细的人体认识[2]，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研究对象。中西医存在着技术差异，文化差异，自西医传入中国，便逐渐开始了结合，清末民初就有所谓中西汇通派，至今这种思潮从未停止，并且不断寻求获得更大的突破与结合。

二、中西医两方面学习方法

（一）以扎实中医基底为前提

中医理论，来自于临床实践，并借用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进行系统阐释总结，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临床经验形成了一系列中医思维，如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取象比类思维等。[3]这些思维经临床检验，有成效便留在各家手中丰富传承。但其缺少自然科学对形体结构的深入了解，带有主观思辨的模糊性。

由此，对中医院校而言（尤其对于未接触过中医，国学功底差的学子），教会学生树立全面深入的中医理解力，培养深厚的中医文化气质，扎实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诊疗能力，是中医教育的重中之重。可加强下面几个方面的投入。

1.信仰

对中医学有热情、恒心和信心，无热情，便没有动力，无恒心，也就没有毅力，而缺少这些，必定难以学好中医。历代名医学医的原因主要有：因疾学医，因孝学医；世代学医，继承祖业；诟世从医，厌世行医；热爱国医，济世救人[4]。并不是说有段沧桑的经历才能对中医了解透彻，想参透中医奥妙，非得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做为一生的信仰去跟随、创新。

2.刻苦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一方面要熟读入门课本和经典，博览各家医注，岳美中金寿山，彭履祥，刘渡舟等人传记中，每个人的阅读书目都是长长的几号，更有台湾国老张步桃，伤寒论读3000遍，黄帝内经抄了50遍。另一方面背诵，历代名医，都有起五更睡半夜来背诵中医书籍的经历，背诵熟练，信口拈来。并不是所有的名医都有自己的技巧，只不过不了解他背后的心酸罢了，现在，许多中医学生得到些皮毛，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思进取，安慰自己还不错，但离开了乌托邦，什么都不是。若肯下足功夫，想不成为一本行走的医学百科全书都难。

3.思考

善思之人善学，更是善自学学之人。学习理论知识时善于整合归纳。金寿山、李金镛等多位医家坚持写写资料卡片的习惯，将有用的知识类比对比的东西，听到看到的各种观点等等都写在卡片上，后分门归类，便于回顾查找，学习中医经典，任应秋强调，逐字读经，弄懂每个字在句中段中的意思，勤写笔记，深思归纳。没有什么是一看就懂的，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更需要有计划目的的思考。

4.使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医是靠临床不断实践得来的，尽管现阶段各体系都已日臻完善，但对于较抽象的思维理论，不通过临床检验总结，很难在心中有深刻印象。也很难在以后工作中，轻车熟路的放开手去做，但其前提是将理论基础，熟记于心。

（二）积极借鉴西医成熟的人体认识系统

随着西医自然科学的不断渗透，中医加强对人体、结构、组织等的认识，但并不意味着中医理论思想是错误的。营造能使中医学生在西医精细的人体生命认识体形象，充分理解中医传统思维和哲学方法的氛围[5]是现阶段中医发展的出路。

西医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58-02

一、引言

历史悠久疗效奇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来护佑了中华子民世世代代的健康和幸福。中国医学历史上出现的伟大医学家常常德艺双馨为后人称颂，而不朽的中国医药著作更传承着中国医学的精神。目前，一方面希望通过中医进行保健和治疗的人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有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持怀疑和贬抑，评价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不可信。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发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经中国医界人士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原始系统论医学理论。今天，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现状，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和貌似复杂的悖论，值得研究。本文拟以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作为理论框架，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二、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内涵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科学假说指“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的一种猜测性陈述。它是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科学假说并非科学认识的目的，而是人们认识自然界事物本质和规律常用的理论思维方法和手段。

任何科学理论确立之前，往往有一个“建立假说”的阶段。人们常常通过大量的观察并积累一定的事实材料，对研究对象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作出假定性的说明和判断甚至预见。

三、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视角下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分析

科学假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科学假说是建立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并经过一定实践验证的理论。二，具有相当推测性。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不够完善的科学知识和不够充分的事实材料推想出来的，还不是对研究对象的确切可靠的认识。三，具有明显过渡性。科学假说是科学性与推测性的对立与统一，是真与假的对立与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转化条件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假说的唯一客观标准。中医基础理论在整体上符合科学假说的定义和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原则，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经验医学，由中医药从业医师经过几千年临床实践总结出来。就像剧毒的砒霜在中医里可以入药，但它的用量是由严格限定的，这正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以大量医案、医方等方式把结论记载留传下来。

第二，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具有一定推测性。张方，李炜芳指出，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如系统论和演化论思想等。根据其“天人合一”理论，发展了丰富的象思维模型和方法，在人体生理、病理方面掌握了一定事实材料之后，根据以往掌握的确定知识，推测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总结病因病机理论，并在诊断治疗中加以验证。但这些认识仍有一些思辨成分，还不是人体生理病理方面完全可靠的确切知识和理论。但是，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迷信”，因为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原先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可能在未来经过验证成为科学理论；

第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与现代科学概念下的科学理论相比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差别很大。倪培民指出，中医里面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公理和检验知识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郑子新[4]认为，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医学， 两千多年来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包括宇宙观、自然观、整体观、辨证观、论治观和平衡观及其治疗作用顺应人体生理病理规律而不干扰生命活动的自然性。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技术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很多原始形态的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发生了接轨和融通，因此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从假说到科学理论明显的过度性特点。

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先师们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基本的系统论的理论思想，几千年来从诞生一直到今天还在指导着中医医师进行临床诊症治病的有效的医疗实践。同时，中国传统医学是典型的经验医学，其诊治原理、原则和方法是中医药从业医师几千年来反复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些数据也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中医药以经方的方式把最精华的结论记载留传了下来，而把几千年来中医药从业医师亲自尝试各种入药的原料的实验和配伍实验过程和患者服用的效果观察资料遗失了。不能因为这些历史资料的遗失而简单粗暴的认定中国传统医学是没经过实验而总结出来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中医基础理论没有经过实验验证”。

中医基础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假说现象，这和其他任何一门学说并无二致。假说与科学理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科学的理论都是先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在经过试验验证，经过试验验证的假说就是科学理论。对于一个科学假说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理论的问题，我们分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种情况，在“科学”或说“实验科学”不断发展的时空框架下，肯定有一些假说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理论来检验。这种理论上的检验包括假说的逻辑完备性、假说的逻辑简单性、假说的解释和预见功能。第二种情况，我们既可以理论检验，又可以进行实验验证，包括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实验医学的手段可以完成这样的验证和论证。最终，那些经过理论和实践双重检验的假说，有的直接成为科学理论，有的经过修正、补充发展成为科学理论，有的被淘汰。

科学假说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相反，假说的作用十分重要。论者贺新华、刘奇研究认为，首先，假说是通向科学理论的桥梁，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科学研究就是沿着“假说-理论-新假说-新理论”的路径不断前进发展的。第二，假说是激发思维创造性的媒介。假说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它在科学思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第三，不同假说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繁荣。最后，错误的假说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我们把中医基础理论基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看作假说。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的综合程度现代实验科学还无法验证，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未知领域，有待于今后不懈的探索。但是，五千年来中华医学的诊疗实践证明，依据这些理论进而产生的藏象理论、病因病机理论、治则治法理论等在逻辑上的确具有完备性、简单性以及极强的解释和预见功能。而且，这些具体理论目前正在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在临床上，研究者从整体观念出发进行辨证论治，从“治未病”到“治已病”，诊疗活动都在日益深入开展。在科学研究中，从脏腑经络到器官组织，到细胞水平，到基因分子水平，其中很多都已证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假说确实是“科学理论”。

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尽善尽美，她也是需要不断发展前进的。假以时日，中国传统医学将日益朝着更深入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如果今天，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中国传统医学轻易否定或贬疑，那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好的”，即“真”与“善”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医学问题，这一点我们尤其需要讨论。十七世纪以后，在西方实验科学框架下，飞速发展起来的以生物医学为核心、以科学实验为手段的现代西方医学，虽然目前全球普遍接受，但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静止状态。因为医学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作为具有生命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生物体，既具有生物学属性，又具有社会学属性。所以西方现代医学的“实验科学”或“还原医学”模式也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因此，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

中国传统医学，在继承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的过程中，应在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立体框架下全面快速发展，更高效更精准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因此，言说“中国医学不科学”有其合理成分，因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所有原理不可能全部认识完成，这个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传统医学诊疗的有效性，是这门学问值得深入研究的根本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她的发展。而言说“因为中国医学不科学，所以它不可信”的人，则是对二者双重的误读与误解――对中国医学的偏见，同时对“科学”的迷信。

四、结语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经过现代实验验证。但根据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的内涵，这些理论应该具有学术价值。显然，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已经满足了科学理论在形式上的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概念、模型和规律表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先将之看成科学假说，再经过不断实验验证，其中一部分理论将成为未来的科学理论，成为由科学概念、命题判断和命题系统组成现代言语体系。当然，这一认识的达成也需要中国人早日建立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作者希望，在中国医学新兴的科学技术和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再次腾飞、复兴之前，希望国人包容、自信心态的养成过程早一天完成，对“中国传统医学”与“科学”的关系也能更好地认知。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3-ZD-105）：中医药文化国际价值及其对外翻译传播研究。作者为项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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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论文篇（7）

gton等［1］1980年报道了4例患者，他们都有可测得纯音听阈，但引不出听性脑干

反应（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此后，又有学者报道相似病例［2

，3］，其中Kraus等［3］最早注意到这类患者的言语识别率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

听阈，后来进一步发现这类患者耳蜗微音电位和诱发性耳声发射多正常。1993年B

erlin等［4］首先在2例患者中发现诱发性耳声发射对侧抑制消失，并提出了一个

“Ⅰ型传入神经元病”的概念。1996年Starr等［5］首次将其命名为听神经病，1

998年Doyle等［6］报道了8例听神经病患儿。这种病变表现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

注，顾瑞等［7］于1992年报道了16例中枢性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减退，根据听觉

电生理检查结果，应有部分患者符合听神经病的诊断；1999年梁凤和等［8］报道

了17例。

临床特点

听神经病发病率较低，且多自幼年起病。1999年Rance等［9］在5 199例新生

儿期有听力损伤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中检出109例ABR异常，其中12例引不出

ABR，但微音电位正常，即听神经病在这组高危婴幼儿中的发病率约为0.23 %。St

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患者均为散发病例，虽然就诊时患者年龄跨度较大，但

都是自婴幼儿或青少年期起病。听神经病发病率无性别差异。

1．病史：大多数患者主诉双耳听不清说话声，存有不同程度的言语交流困难

，少数病例伴有耳鸣等，且多自幼年起病。均无耳毒性及噪声接触史，可有耳聋家

族史。

2．纯音及言语测听：听神经病患者的纯音听阈呈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并

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听力图可以是以低频损失为主的上升型，也可以是为以高频

损失为主的下降型，还可以为平坦型曲线，但以低频感音神经性聋较多，Soliman

等［10］和顾瑞等［7］分别报道了一组病例，其纯音听阈都以低频损失为主。言

语听力差是听神经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患者言语识别率常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听阈

，Starr等［11］和Zeng等［12］推测言语识别能力差与听神经非同步化放电有关

。Rance等［9］则认为是到达更高位中枢的听觉信号发生语音畸变所致。

3．ABR：ABR引不出反应是听神经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ABR无反应的原因包括

：①没有神经活动；②神经传导阻滞；③听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或同步化放电遭

到破坏［1］。从听神经病患者存有可定量测定的听力，即有一定的神经冲动传入

来看，第3种情况可能性较大。而导致有髓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最常见的原因是

脱髓鞘。

4．诱发性耳声发射及对侧抑制：这里主要指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ransien

t evoked otoacoustic emission，TEOAE）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 pr

oduction otoacoustic emission，DPOAE），在听神经病患者中，即使纯音听阈表

现为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诱发性耳声发射仍然可正常或轻度改变，同时微音电位也

多正常，这是听神经病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正常人的诱发性耳声发射存在对侧抑制

，在测试中给对侧耳加一定强度的白噪声，TEOAE的振幅一般下降2～4 dB［4］，

但在听神经病患者中这种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等［4］比较了1位听神经病患

者与普通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TEOAE对侧抑制结果，两人虽有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

，但听神经病患者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认为可能的解释有：①Ⅰ型听觉传入

纤维非同步放电不足以激动耳声发射对侧抑制；②仅仅依靠Ⅱ型听觉传入纤维维持

某些频率区正常的纯音听阈；③初级听觉神经元同步化放电受听觉传出系统调控，

即传出系统的功能障碍是疾病的首发因素。由于白噪声并不能使听觉通路神经元同

步化放电，说明耳声发射对侧抑制反射弧的激动并不需要听觉传入系统同步化放电

。听神经病患者在有足够声刺激传入的情况下对侧抑制现象消失，提示脑干听觉通

路或听觉传出系统存在病变，第3种可能性并不能轻易排除。另外还要注意可能出

现的继发性耳声发射引不出，所以必要时应同时检测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13］。

5．中、长潜伏期反应：听神经病患者中、长潜伏期反应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Starr等［5］报道的成人病例中约半数可引出，这可能是由于中、长潜伏期反应

的检测并不严格要求神经元的同步化放电。

6．声导抗测试：听神经病患者的鼓室导抗图均呈“A”型，提示中耳功能正常

；镫骨肌反射引不出。Berlin等［4］ 2例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比较发现，他们有

着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都为2 kHz处正常，但听神经病患者镫骨肌反射引不出，

其对照则可引出，而按一般理解，其至少应在2 kHz处可以引出。与耳声发射对侧

抑制相似，镫骨肌反射的激动并不依赖于听觉传入纤维的同步化排放，听神经病患

者在有一定听觉传入信号的情况下仍引不出镫骨肌反射，提示听觉脑干通路存在病

变。

病变部位

听神经病的病变部位尚未确定。由于ABR的Ⅰ波是由耳蜗内听神经纤维发生的

，Starr等［5］根据听神经病患者ABR引不出反应推测病变可能发生于听神经的远

端部分，包括内毛细胞，螺旋神经节细胞，两者之间的突触连接及耳蜗内的听神经

纤维。

Harrison等［14］利用卡帕损伤灰鼠(chinchilla)耳蜗内毛细胞而外毛细胞基

本不受累的特性，以期建立听神经病的动物模型。他用纯音诱发的下丘单细胞电反

应阈值代表纯音听阈，将其与ABR相比较，发现ABR阈值不成比例地高于纯音阈值。

这与听神经病患者纯音听阈与ABR不协调相似。但该模型毕竟引出了ABR波形，与听

神经病不符，但可以说明仅仅有内毛细胞的损伤不足以解释听神经病的所有表现。

Ⅰ型螺旋神经节细胞与内毛细胞连接的解剖结构特点有利于神经元同步化放电

［11］。在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由于细胞连接结构的破坏而使神经元放电丧失了时

间锁定(time lock)，进而导致ABR引不出和言语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另外，两者突

触连接的病变，从理论上分析，同样可以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内毛细胞合成及释

放递质的非同步化，必然导致神经冲动排放的非同步化。

外毛细胞是产生听力所必须的，但其与内毛细胞的关系，及与之相连的Ⅱ型传

入神经纤维功能至今未明，故它在听神经病中扮演的角色还难以定论。虽然诱发性

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提示外毛细胞微机械活动和发生感受器电位功能正常，但并不

能排除其他诸如神经递质合成、释放、外毛细胞与Ⅱ型节细胞突触连接等的异常。

但目前这些都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

St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病例中，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外周神经病表现；有人报道［15-17］患有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的家系中，

部分成员出现听神经病表现，提示病变累及听神经。以上说明听神经病可能是一种

全身性神经病变在听觉系统的表现。Rance等［9］报道的12例听神经病患儿中均未

发现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可能是病变发展需有一个过程。

另外，根据听神经病的临床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特点，不排除同时存在两

处或两处以上病变的可能性。有些部位的病变为所有听神经病患者所共有，而另一

些部位的病变则为不同的患者所特有。

病因和病理

听神经病只是一个功能性诊断，迄今尚未确定其病因。由于听神经病多于婴幼

儿和青少年期起病，故患者新生儿期及婴幼儿期曾出现的疾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目前认为可能的病因有：①遗传性疾病如Charcot - Marie - Tooth综合征(包括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Ⅰ型及Ⅱ型)和费里德赖希共济失调；②免疫性疾病如格林

-巴利综合征；③感染性疾病如麻疹、脑膜炎；④毒性物质代谢性疾病如新生儿期

高胆红素血症；⑤各种原因如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肺炎等造成的缺氧；⑥无明显诱

因。这其中以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尤为引人注目，Rance等［9］普查的12例听神经

病患儿中，6例曾出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血清胆红素浓度超过350 μmol/L，另

外Berlin等［18］报道的5例听神经病患儿也均出现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ABR既可以表现为反应阈值的升高，也可以表现为Ⅰ-Ⅴ波

潜伏期延长，提示胆红素可以同时影响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Gunn大鼠是一种极好

的急性高胆红素血症的动物模型。高胆红素血症的Gunn大鼠表现为ABR异常，微音

电位正常，耳蜗核和斜方体的体积和细胞均明显缩小［19，20］。但胆红素导致听

觉系统损伤仍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如胆红素能否损伤听神经纤维？是作用于雪旺

细胞还是轴索？对内、外毛细胞和螺旋神经节细胞是否有损伤作用？对耳蜗支持细

胞和血管纹作用如何？胆红素对听觉系统的损伤到何种程度会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

？

部分听神经病患者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平均10年）出现外周神经病表现是本

病的又一令人费解之处。可能导致听神经病的病因除遗传性和免疫性疾病外，其他

致病因素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控制的，如高胆红素血症、缺氧、感染等，那么它

们为什么要在若干年后才引起外周神经病变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①除部分遗传

性和免疫性疾病先后累及听神经和外周神经外，其他听神经病与外周神经病无相关

性，发生于同一患者纯属巧合；②听觉系统对上述致病因素更敏感，病变发展更迅

速。究竟如何解释有待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积累。

由于缺乏相应部位的病理活检，故对听神经病的病理改变知之甚少。目前认为

听神经纤维发生不均匀脱髓鞘的可能性较大，其根据有：①听神经纤维不均匀脱髓

鞘可以解释ABR引不出，及言语测听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测听；②患者伴有外周神

经病表现，且都以脱髓鞘为病变基础；③某些以脱髓鞘为主要病理表现的外周神经

病累及听神经可出现听神经病的表现［15-17］；④某些中枢性原发性脱髓鞘疾病

如多发性硬化累及听觉通路可出现类似听神经病的表现。Starr等［5］报道的10例

成人病例中，有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

其中3例是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另5例仅有外周神经传导速度和腱反射异

常。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的病理变化以神经脱髓鞘为主要表现，神经传导

速度下降及腱反射减弱也是神经脱髓鞘的表现。但Pareyson等［21］报道了对81例

脱髓鞘性和21例轴索性外周神经病共102例患者ABR的研究，其中44例出现异常，主

要表现为Ⅰ波潜伏期延长，Ⅰ-Ⅲ间期延长，少数为Ⅲ-Ⅴ间期延长，未发现引不出

反应的现象。如果听神经病仅仅是听神经纤维脱髓鞘的表现，那么这与脱髓鞘性外

周神经病累及听神经的病变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不同的ABR表现？听神经纤维脱髓

鞘到何种程度方引不出ABR，到何种程度只引起ABR波潜伏期的延长？听神经脱髓鞘

是由于雪旺细胞内髓鞘成分降解，还是由于雪旺细胞死亡所致，或着两者兼有？由

于雪旺细胞属于稳定细胞，可以通过增生修复损伤，如果脱髓鞘是雪旺细胞死亡所

致，不可逆性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某种机制抑制了雪旺细胞的再生？

治 疗

目前对听神经病尚缺乏十分有效的药物治疗，对于是否适合佩带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植入尚存有争议。Starr等［5］认为佩带助听器对改善听神经病患者的听力无

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负面效果。Rance等［9］的报道则积极得多，在15例佩

带助听器的患儿中7例在使用1年后无改善，另8例患儿的言语识别和一般听觉反应

都有明显的改善，这至少表明听神经病患儿存在通过佩带助听器改善言语识别技巧

的可能。因此Rance推荐所有行为听阈异常的外周神经病患儿都应该佩带助听器，

但这是否适用于成年人，尚待证实。

人工耳蜗植入可以明显改善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但听神经

病大多数只表现为轻或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其预后较难预料。在听神经纤维脱髓鞘

的情况下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如何？Shepherd等［22］报道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

神经，产生了可传导的动作电位；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神经纤维也可引出ABR［

23］。但髓鞘缺失与不均匀脱髓鞘是不同的。Rance等［9］报道1例听神经病患儿

人工耳蜗植入1年后，其言语识别能力没有任何提高。该患儿未引出电刺激诱导的

ABR，提示听觉脑干水平存在病变，但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出现于每位听神经病患者

，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听神经病是人工耳蜗植入的禁忌证。

值得注意的问题

听神经病的出现提示对于一些听觉检查结果矛盾的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及在高危

新生儿听力筛选中，有必要同时进行ABR、TEOAE和DPOAE（和/或耳蜗微音电位）检

查，以免漏诊。

听神经病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的产生是由于病变不同还

是由于同一病变而程度不同，目前还无法确定。但这提醒我们在临床中对于不同的

听神经病患者应根据其各自独特的表现综合分析，并采取不同的处理。

听神经病的命名是否恰当，其病因、病变部位、治疗及预防等都是尚待解决的

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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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论文篇（8）

一、西医内科学在中医教学活动中的表现分析

1.知识讲解内容较为复杂，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效

针对于西医内科学的教学是每一教师都需要面对地问题所在。因为西医内科学每个疾病的讲解内容包括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与其他检查、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等7大部分，有的用1学时，最多2学时讲解，同时要针对重点有层次地讲解，易造成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没有时间思考。

2.课程设置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在课程设置方面，我国大部分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西医内科学在课程设置方面，从课时到内容，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就西医内科学的课时而言，连中医课时的二分之一都没有占到；而旧西医内科学的教材《西医内科学（第三版）》来讲，内容繁复，重点不清，导致教师在讲课的时候都不得不在有限的课时内将繁复的内容讲授给学生，从而导致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效率也不高，致使临床实践的过程中，不仅知识不够用，动手能力也非常欠缺。

3.学生无法在短暂的临床见习中实现对书本知识的融会贯通

因为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不少学生的见习单位往往是中医院，这也就使得学生难以在短暂的临床见习中，加深对西医内科学认识。大多数中医院的分科不细，病种有限，加之医院的水平参差不齐，不能满足临床见习带教的要求

二、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加强西医内科学教学方法实践建议

1.加强实践教学内容与模式的重构以提高临床诊治能力

相较于其他专业来讲，医学专业不仅需要具备充足、科学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求有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因此，中医药告知高专院校在改革和优化西医内科教学模式时，必须对实践教学加以高度重视。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资格证考试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重点进行实践教学内容与模式的重构，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理论，再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在反复的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中，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同时还能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

一是开展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阶段性实践教学，可以分别在课程前一学期、课程中、课程后一学期进行临床相关实践，形成创新的阶段性实习模式。课程前实践主要增强学生对临床疾病的感性认识。二是可以实行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中心的实践教学模式在临床实践中，由带教完成，先对学生展示疾病的典型病例，提出问题，然后去病房接触患者，先问诊再进行体格检查，然后再进行辅助检查及相关诊断技术，提出诊治方案，书写病历及开具医嘱，带教老师总结及指正。

2.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革教学内容

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需求。因此，在改革西医内科学教学内容时，应当充分了解市、乡、镇的中医药、卫生所等单位对高职高专院校中医学专业岗位的相关需求，包括理论和技能。在充分了解之后，在根据具体的需求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从而确保培养出适合社会需求的西医内科学专职毕业生。

一是开设西医内科学的导论课使学生早期接触临床疾病，理论学习后组织学生深入病房进行4学时的临床见习，使学生早期进入医生角色，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及自觉性。

二是理论教学内容与模式重构提高基础理论知识的水平及利用度。我们建议优化课程结构，调整授课顺序，例如考虑疾病发生的季节，按照季节的不同，讲授相应的疾病，如脑血管疾病在冬季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季节，为让同学们见习到更多的典型病例，我们打破原来按照教材和教学大纲编排的授课顺序，冬季安排脑血管疾病的教学。

3.改革教学方法以提高授课质量

西医学论文篇（9）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教学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教学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教学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教学

  　[1]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4-13.

[2] 刑玉瑞.中医思维研究与中医思维方法学[J].中医药学刊，2003，21(11)：1832.

[3]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10-12.

西医学论文篇（10）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