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医学论文篇（1）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2.1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2.2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2.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2.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2.5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2.6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自然医学论文篇（2）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自然医学论文篇（3）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医学现象的相互贯通和紧密结合，使得传统中医在阐述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具有模糊而不具体、系统而不周密、广泛而不精确的哲学性思辨特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淫七情、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式典型地体现出东方文明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推断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原则和方法模糊性的由来。哲学性的建构范式确定了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涵义、基本结构和标准形态。同时，我们可明显感到传统中医所兼备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双重特性。从其内涵的自然属性来讲，其科学性是不容忽视和无可厚非的。而哲学含义基本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中医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为逻辑开端，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制约着诊疗思想揭示生命运动中同一思想的内在差异;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诠释和分析，体现了辩证逻辑对立统一思维规律的本质特性，从而有根据的，在大量临床经验效验下，建构了一个中医辩证逻辑体系。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自然医学论文篇（4）

1蒙医学基本特点

蒙医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一是整体观念。蒙医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二是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2蒙医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2.1民族文化特点。 蒙医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2.2师带徒传承特点。 蒙医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

2.3现展特点。 蒙医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2.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 蒙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2.5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 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3蒙医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3.1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 学科的方法论对该学科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该学科的模式必须体现其所用的方法论。蒙医药和西医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两者不同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

自然医学论文篇（5）

整体观念现代科技注重结构分析，将物体不断分割研究进而推断其功能，通过改变物体的组成结构达到改变功能的目的。然而，中医学却忽略结构分析，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整体的联系性、有机性和不可分割性，一方面人体与外界有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观念的形成主要基于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元气论自然观，它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和规定客观对象。在这种元气论的指导下，天是大系统，人是小系统，任何局部都是整体分化的一部分，局部包含整体又反映整体的状态。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是“一种整体所处的功能、结构与代谢状态，不是一个器官，一个细胞或者一个基因所能代表的。每一个人是其特有的气血、脏腑、经络、津液、骨、肉、肌肤等的综合，局部不能代替整体[2]。”

中医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功能观察法中医学秉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即通过“观象”、“取象”来获得生理、病理信息，并且据此构建“司外揣内”。它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人体，能够发现单凭局部解剖不能发现的人体功能，以肺为例，中医将它的主要生理功能概括为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朝百脉、主治节，如果这些生理功能异常就会通过情志、皮毛等表现于外，所以有肺在志为忧、在液为涕、在体合皮、其华在毛、开窍于鼻的“象”，这就是中医“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功能观察法。而且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还可及时和全面掌握病情变化。

心悟法“医者，意也”出自东汉名医郭玉，典型反映了中医的思维特质，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讲究做学问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似乎只有达到了这种境界才能称得上“大家”。从现代思维方式来看，中医的这种“心悟”方法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直觉思维方法，即不受固定的逻辑规则约束而直接领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方法[3]。所以，同一个病人十个医生就会开出十个不同的处方，但它们都可以达到一定的疗效。清代名医程国彭在《医学心悟》中说“：心悟乎古人之言，能畅达古人言中之意，心契乎古人之心，能曲绘古人言中之意”正是对“心悟法”的阐释。

中医象数法《素问五运行大论篇》说：“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这里的数已不具有量的含义，而是象的一种符号。这种用数而非定量，用图像而非几何的特殊数学方法，即“以数取象”的象数方法。《内经》对阴阳、五行进行了象数规定，“阴道偶，阳道奇”，“东方、肝、木，其数八；南方、心、火，其数七；中央、脾、土，其数五；西方、肺、金，其数九；北方、肾、水，其数六。”其数之大小排列并不代表客观事物之间量的真实比例关系，这种文化思维的差异必然使中医走上了一条与西医的直观思维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其实是对古代哲学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文化全球化下的中医文化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自身文化的长处，承认不足。中国文化以群体为依存，重内向自省，强调“天人合一”，这使得中医学与自然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从理论到临床用药无不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也是中医学历尽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但是过于强调人文精神的中医学使得科学、逻辑实证行为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数百年来驻足不前的主要原因。从中医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知道中医体系基于古代哲学，文化全球化下的中医既不能“文化西方化”，也不能完全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在保持自己一定独立性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文化全球化要求各民族敞开大门，积极主动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取长补短，互相沟通和理解，具体到中医文化的发展上来，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去粗取精”为中医文化注入新鲜与活力，更好地推动中医学的发展[4]。

中医学面临的困境受西医学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医工作者试图通过基因、实验等现代化的手段使中医学直观化，殊不知中医学的认识方法、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这种盲目的做法反而会阻碍其发展。而且，中医的教学研究体系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医院校的学生中医西医都要学，结果“西不西中不中”，到了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往往为了追求效益而采用西医的诊断与治疗，造成中医学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就中医理论自身而言，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重伦理而轻科技的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心理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给中医理论带上了玄虚偏颇的倾向，使中医研究偏离了实践方向，是中医发展缓慢的文化原因。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整体水平的落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破坏以及重文轻理的教育思想等是制约中医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多元性发展中医

自然医学论文篇（6）

陈厚琦出生于1949年2月2日，现任世界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会联合总会副主席、美国自然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美国伊利诺大学医学院教授。他分别于1984年和1989年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遗传学硕士学位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继而于2002年，在国际自然医学院（美国）专修自然医学。

一个怀揣梦想的莘莘学子，三十年前只身前往美国闯天下；步入花甲之年时回国报效。陈厚琦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将西方国家先进的医学理念、技术和个人30多年的成功经验带回祖国，为我国的医学发展输入新鲜血液，植入先进技术，为民众的健康撑起“保护伞”。

据统计，中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350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就意味着如不采取干预行动，心脑血管疾病将会成为人们健康最大的威胁。面对如此紧迫的问题，陈厚琦焚膏继晷，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逆转动脉血管粥样硬化的酶治疗法和酶制剂”。此项成果可谓重大的医学突破，因其显著的疗效而被称为“奇迹酶法”。

“心脑血管疾病和一些慢性病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所研发的酶制剂和酶疗法，能够清除动脉血管内部的硬化斑块。从而让许多患者摆脱心梗、脑梗的威胁，远离高血压的折磨，也能够有效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陈厚琦说。目前，自然医学的这一疗法正在被用于深度临床研究，效果明显。

俗话说：生命仅有一次。然而陈厚琦却给了许多人“第二次生命”，让他们“与死神接吻”后获得重生。事实胜于雄辩。企业家吴先生曾有严重的肠道问题，几年来每天要有7次至8次不定时、不成形的大便。同时，该患者在夜里出现过许多次危及生命的瞬间脑缺血造成的脑梗前兆问题。在遍访全国许多医院和专家治疗无效后，酶治疗法不仅使他的肠道问题得到解决，而且夜间因瞬间脑缺血带来的恐怖再未发生。重庆教育学院杨姓退休教授有颈部动脉硬化斑块，使用酶疗法不久，症状便有所改善；一年多后，颈部动脉硬化斑块全部清除干净。扬州著名书画家陆先生前年因脑卒中轻度致残，双手发抖。他的艺术生命因而也就完结了。奇迹酶法却让他重新拿起画笔，获得新生。

陈厚琦教授积极推广与交流新医疗理念和技术。他曾应邀参加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衰老国际医学论坛”大会。他的论文《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逆转》获得优秀论文奖。2009年他曾受邀参加“第三届自然医学国际学术大会”，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演讲。在此次大会上，他获得“杰出自然医学专家奖”和“医圣勋章”。在多次国际性的健康产业和医学大会上，他的论文被誉为导向性的重要文献。应邀参加2013年4月北京的国际健康产业会议，他发表的论文后来被民政部主管医学杂志《中国民康医学》接受并刊登（2013年第七期）。论文题目是《二十一世纪医学变革主旋律：西医创新与中医回归》。

他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具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理念。他在一首诗里写道：“生物工程，癌症攻关。杏林探索，冲波推浪。康复病患的欢欣笑语，抚慰着经久磨难的翅膀。取真经，驱逐病魔；化腐朽，成为神奇。谈笑间，还你健康”。他在美国芝加哥自然康复中心，用自然医学的方法和手段帮助患者康复取得很好效果。“将可怕的病情变得轻松，能够缓解患者对病魔的恐惧，有助于患者恢复健康。”陈厚琦如是说。

今天，陈厚琦博士在心脑血管和癌症两大领域崭露头角。然而，“自然医学”在许多年前却很不起眼。他独具慧眼，看准自然医学是西方医学的前沿领域。“西医创新，中医回归，是解决当前泛滥成灾的慢性疾病之最佳方法。西医创新就是自然医学，包括分子医学和量子医学。中医回归就是回到古中医学。”陈厚琦说。他不仅将西医的前沿领域自然医学向国内医学界介绍，而且建立了自然医学独特的理论和用药系统，在逆转慢性疾病的临床实践中取得成功经验。

以现代系统科学为指导，他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基本原理研究生命科学和医学，提出了“人体自稳定调控系统的生物控制论”。这一理论对未来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认为：医学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恢复人体自愈力。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在物质、能量和信息层面上各具特征：A） 以神经系统为主导的生物化学调控机制（物质层面）； B） 以人体电磁场为背景的生物电磁波同谱共振机制（能量层面）； C） 以意识调控为核心的信息调控机制（信息层面）。 上工治未病，就是借助于各种手段，让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得以恢复，实现人体新陈代谢的动态平衡。此外，他提出：能量医学是古中医学的本质特征。中医只有走出化学医学的阴影，才能够真正振兴。

自然医学论文篇（7）

1 中医学的自然观—天人相应

东方文明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应关系，所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学说正是根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母体之上，从而构成了中医学有别于西方医学的一大特质。中医学把天人相应的观念渗透到中医学的方方面面。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人全形论》)强调欲想健康长寿，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灵枢·本神篇》)。“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大恐”(《灵枢·口问篇》)。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西方文明却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演化成人们普遍的理念和追求，西方医学必然也是将人与自然看作是各自独立的实体对立存在，故生物医学模式的形成则是将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成就应用于医学领域的结果。

2 中医学的整体观—形神统一

《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把握 “道”，就能够明察万物，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这种以察同为特点的思维模式不会重视差异的实体，而是强调通过体验、灵感、顿悟、直观等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事物整体间共同拥有的规律性关系，彰显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又把人自身也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形神统一、身心一元。在对疾病的认识、预防、治疗、转归、预后等方面，非常重视“神明”、“情志”的状态，注重形神统一、身心和谐的整体。

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察异，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着力寻求事物间的本质区别，故原子论、还原论是西方科学研究的立论基础，分析法、归纳法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将人视作一个普通的机械性的身心二元的实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无疑是西医学的核心。所以察同察异各有侧重。

3 中医学的治疗观—辨证论治

中国文化历来重感觉、重表象、重动态。所以，中医学是从整体、宏观、动态、功能及相互作用角度，了解病情、把握病机、灵活处治。如八纲、六经、脏腑、经络、三焦、气血津液、卫气营血等多种独具特色的辨证方法，显然是中医理论精华之所在。中医学讲究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多果多因，并且具体体现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标本兼治、内外兼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势利导、因异制宜等丰富的辨证论治思想。

西方文化重理性、重概念、重静态。故西医学强调概念，注重逻辑与分析，分门别类、穷根究底是其精髓所在。探究器官、器质、结构的状况，研究细胞、分子、基因的变化，追究细菌、病毒的来龙去脉，疾病分类、辨病论治遂是西医学优势。

4 中医学的预防观—治未病

中国文化主张适应、顺应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是中医学预防思想的集中体现;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及“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则又强调身心健康状态的重要性。

西方文化要求探索世界的本源、本质、变化。西医学进入了实验医学阶段，追求对疾病溯源的探索，重治疗而轻预防。

5 中医学的调理观—阴阳自和

中国文化强调顺应而不是抗争，侧重主观而不是客观。因此，中医学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重视通过扶持人体的“正气”去战胜“邪气”，更注重治疗过程中的自我调节作用。如 “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伤寒论》，就是中医学典型的自我调理观。他如针灸、推章、气功、食疗、音乐疗法等的非特异作用，都是基于调其 “自和”，而达其“自愈”为宗旨的。

西方文化则强调抗争和对抗，侧重征服。故西医的医疗方向是以对抗性为基本原则的，重视借助理化手段改变病理，强调直截了当的结构修理。

6 中医学的功能观—司外揣内

《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形而上”，轻视“形而下”的。所以中医学重“道”轻“器”，重“神”轻“形”，重规律轻实体，重功能轻结构。如中医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均疏于其结构形态的论证，却重视其功能价值的阐述。

西方文化侧重物质性探求的实体中心论。故西医学对大到肌肉、骨骼，小到细胞、分子，所有可被认知的部件形态均被逐一解剖观察。诚然，结构决定功能，了解结构才能准确把握功能，而死的结构却不能尽显活的功能。所以中西医学对于结构与功能的认识各具特色。

7 中医学的思维观—取类比象

中国文化强调通过假物取譬去“心悟”、“体认”的认知方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孙思遂·《千金翼方》)就是取类比象。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以及整体观、辨证观、功能观等思想都是取类比象的结果。用模糊学等现代宏观科学知识来衡量的话，取类比象这种思维观也是一种思维科学，甚至不失为是一种高级的思维科学。

西方文化重视凭借工具、实验手段以还原的思维模式。故西医学对人体进行了极其细微的分析与实验，比较精确的掌握了人体基本构造、理化性质、致病因素、治疗手段的特异性，逐步完善了西医学的学科体系。

8 中医学语言观—哲学意蕴

自然医学论文篇（8）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自然医学论文篇（9）

[作者简介]张洪雷，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博士；张宗明，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46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8－0195－03

自然辩证法是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一门学位必修课，其教学目标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研创新素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目前，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着重阐述自然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轻结合研究生专业实际进行讲解、重理论讲授轻实际运用的倾向。如何把具有思辨性、抽象性和理论性的教材内容内化为研究生的科学素养、科研方法、创新思维；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需要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中，结合研究生专业特点，联系各门具体学科特点，创造性地开展自然辩证法教学，这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针对中医药院校的具体特点，结合研究生的专业实际，我们以“医哲结合”为特色，创新自然辩证法教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加强具备医哲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建设；更新教材内容、增加医学辩证法的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初步实现了中医院校研究生自然辩证法的教学目的。

一、建设一支具备医哲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为创新自然辩证法教学奠定师资基础

师资队伍是否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对于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而言更是如此。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自然辩证法教师应该从多方面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储备，了解医学科技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对于大多数是文科学历背景的教师来说，特别要补上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尤其是与医学相关的知识，才能真正驾驭这门课程。其次，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师还要具备一定的中医哲学、中医方法论、中医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具体做法是，对非医学专业毕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师进行医学知识方面的培训，而对医学专业毕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应强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哲学等方面知识的学习。最后，中医药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师还应加强科研，并正确处理好科研和教学的关系，以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把教学过程中的难点、疑点作为科研的方向，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事实上，合格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应该是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的统一体，这样才能使自然辩证法教学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二、更新教材，增加医学辩证法内容，为创新自然辩证法教学提供教学蓝本

由于自然辩证法面对的研究生学科背景不同，专业特点相异，因此，使用全国统一的教材、采用统一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展要求与研究生创新素质提升的需要。针对不同专业研究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更新教材内容，创造性开展教学活动成为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的重点。对于如何结合研究生专业特点更新教材内容，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即在遵循教育部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的特点，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引导中医药研究生运用自然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探讨中医药学的学科性质、思维特征与发展规律，从而提高中医药研究生专业理论思维水平与创新素质。为此，更新教材内容在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可读性的同时，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首先，突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每章后增加“中医问题与思考”阅读内容，启发与引导研究生在掌握自然辩证法一般原理基础上，联系中医药专业实际，提出与思考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次，突出医药科技发展的历史及其与医学观的联系，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原则，便于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中西方传统医学观的差异以及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最后，融入教师中医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突出科学技术方法论的比重，以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思维素质。

三、改进教学方法

传统的自然辩证法教学一般采取单一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这已经不能适应自然辩证法教学的需要。事实上，自然辩证法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学科本身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使教学活动显得更为复杂。在影响教学效果的众多因素中，以什么为中心来组织这项复杂的活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教学的理念、方法、过程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对教学效果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此，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我们将教材内容专业化、专业专题化、专题问题化。同时，在教学方法层面，我们从独自式的封闭式教学转向开放式的研讨式教学，从静态的PPT走向动态的视频多媒体，从理论世界走向现实世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专题讨论法、问题启示法、网络互动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多媒体和网络资源进行教学，从而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创新意识，提高其理论思维和创新素质。

(一)专题讨论法。在通常情况下，研究生已经历了大学本科的完整教育，具备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自学能力，在信息的获取、问题的理解和观念的形成上具有自主性。对多元知识摄取和自身创造力发挥的需要，使他们渴望超越传统教学的授课模式，真正实现个性的张扬。因此，在课堂上开展专题讨论，有利于研究生获得合理的和正确的思维模式，并为他们观点交锋、思想碰撞提供良好平台。经过专题讨论的训练，有利于实现其思维方式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变、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转变。事实上，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中，对某个问题给出答案或结论，远不如让学生自己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并去寻求解决的方法更好，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远比书本上或老师给出的结论印象深刻，也更有意义。

组织好专题讨论的关键就是要选好讨论主题。首先主题的选择要结合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在教学大纲的规定范围内，结合课堂教学、根据课程进度、遴选相关的主题。专题设计与研究生的专业相结合，有助于研究生从自身专业出发深入讨论问题。根据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的专业特点，我们选择与设计的专题一般都是与中医药发展实际相结合，如在“自然观”、“方法论”和“科技观”三篇中，我们分别设计了“中西传统自然观差异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中西医方法论之辩：在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之间”和“中西医文化与中西医发展”等三个讨论专题。其次，主题的选择应结合社会热点。如前段时间的“张悟本事件”，我们就设计了“张悟本事件与中医”的专题讨论。通过专题讨论，学生上课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提高。同时，学生课前准备充分、课堂讨论热烈、课后还在继续。专题讨论

的教学方式不仅增强了自然辩证法课堂的教学效果，而且也增强了他们对自身所学专业和社会现象的理解。

(二)问题启发法。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因此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首先应从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开始。其实，疑问最能引发研究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学习自然辩证法的兴趣，变被动听课为主动参与、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

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问题的设计一般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专业性。问题的设计一定要贴近研究生所学的专业或与他们所学专业相关，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参与回答问题的热情。如在讲授科学技术的性质时，可联系中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在讲到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时候，可结合中西医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等问题。由于问题选择密切结合研究生所学专业，可以启发学生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相关原理和方法去思考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同时，也加深了研究生对自身专业的认识，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新颖性。教材中已提出的问题，引导研究生自学理解就行，关键在于教师提出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新颖，或虽是老问题，但是分析或理解的视角比较新，这同样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如关于中医的科学性问题，这是一个争论很久的老问题，但如果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视角来分析并加以理解，就是一个新问题。三是时代性。问题的设计要与时俱进，要努力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及其带来的影响，努力反映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需要完善的地方。只有选择的问题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学生生活、贴近时代，才具有说服力，才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网络互动法。传统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多采取课堂讲授法，但由于受课时等因素限制，有些教师在结合学生专业问题开展教学活动时，单向灌输偏多，缺少与学生的交流、互动，没有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性与参与性。结果导致教学效果不太好，经常是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干自己的事情，教的过程与学的过程出现了脱节现象。专题讨论法可以激发研究生的求知热情，调动他们学习自然辩证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如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往往采取大班教学，人数多达一两百人，虽然能成功地组织专题讨论，但要让每个同学都有发言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问题启发法固然可以启发每一位研究生的独立思考，激发其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但自然辩证法的教学活动从头至尾都运用问题启示法比较困难，因为并非每一章节都能找到合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实践中，尝试运用网络互动法来弥补其他教学方法存在的不足，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自然医学论文篇（10）

二是强调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脱离其传统理论，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部分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及中医学习西医的人员，持此种观点。引以为荣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制剂获得美国FDA认证。此观点遭到传统中医学者的抵制，认为似乎是“废医存药”之风重来。但因研究药剂有客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此风难止。

三是主张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即强调充分继承挖掘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质是中医学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传统的思辨，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的调研、分析、实证。我认为这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下面谈谈我对中医学理论发展目标及创新思路的理解。

1中医学理论的创新目标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般说来是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以下5个方面的分目标必须优先实现。

1.1中医学理论范畴中基本概念的规范化

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确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统一的，没有概念的泛化或歧义。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医学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医学名词术语及其英译的国家标准，但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如:①精与气概念的混用；②精、气与古代哲学范畴中关于宇宙本原的精、气概念的混淆;③阴虚与精虚、血虚、津液不足分不清，阳虚与气虚难区别，并出现气阴两虚与气阳两亏等有悖逻辑的术语；④脏腑之精、脏腑之气、脏腑之阴、脏腑之阳的内涵不清，关系不明等。

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种。而解决的办法，应是调动全国的中医学基础、文献学科的专家和中医临床学家来共同研究，在调查大量的有关文献和临床资料之后，共同讨论确定。

当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不是限制人们的思维，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学生时，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在编写教科书时，有一个可遵循或参照的标准；在对外交流时，有一个可让国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对规范的表述。

1.2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及诊断标准的确定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诊治特色，证候也就成为中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几年对证候的研究，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和证候内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①证候的概念内涵至今不甚明确，某些中医专家，甚至《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仍然将证候规定为“症状和脉象”与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不符。②证候的分类仍然有待改进，证候分类的层次应该清晰，从类证（如虚证、实证、热证、寒证、表证、里证、阴证、阳证等八纲证，太阳、少阳等六经证，卫、气、营、血证，上焦、中焦、下焦证等)到一个实施治疗的具体证候，一般都有几个层次。③某些中医证候诊断术语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内涵不清而导致的证候诊断术语不确切和不规范，如上面提到的气阴两虚、气阳两亏等;二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滞后而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的证候诊断术语，如脾虚、肾虚、肝虚、心虚等等。④证候的诊断标准应该统一规范，但现在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⑤证候的诊断以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的描述为主，微观指标在辨证中仍然难起作用。

解决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和确立证候的诊断标准，应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并组织起草了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尚需不断地改进、发展和完善，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1.3将中医学的相关概念独立于古代哲学概念并确立其自然科学的属性

确立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属性),有利于中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将中医学的某些概念与古代哲学的相关概念分开，成为中医学自身的概念。

如精、气、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与在中医学中是有严格区别的；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也是不同的；中医学的精气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说、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其内涵。

1.4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

中医学理论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理论创新必须要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新理论、新假说的诞生一般都在实践过程中，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或在实验研究积累的过程中，或在文献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就中医学来说，临床实践过程对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事情，也是临床学科的事情。只有理论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专家联手协作，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构建新的假说。“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因此，要求临床学家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理论学家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能。中医学理论要创新，要现代化，必须造就一大批理论与临床兼通的专家。

1.5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理论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且难以得到公认。

部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对某些传统理论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划分，还是温病辨证纲领的问题;②膀胱是盛尿的脏腑还是藏津液的脏腑的问题；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动的脏腑是心，是脑，还是肝的问题;④脏腑的功能是以脏腑的结构为基础还是以脏腑之精气阴阳为基础的问题；⑤正气与邪气的概念问题;⑥阴阳失调与调整阴阳的概念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均是中医学理论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脏腑气血阴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宄而构建的“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是在发掘《内经》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理论相统一，但与后世的脏腑气血理论有某些冲突，也属于对传统理论的改造。

另外，对证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与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寒饮蕴肺证可出现在哮喘、COPD和肺水肿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龙汤治疗均有效，但实际上寒饮蕴肺证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应是有区别的，用药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至于用何方治疗更为合理，只有通过实验研究去探索。因此，“异病同治”仅仅是说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证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药可能都有效，而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证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肿等疾病中出现的寒饮蕴肺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类证，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发展了对“异病同治”的认识。

传统理论改造的目的，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使其科学性更能体现出来。

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2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思路

2.1明确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用以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但仍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融的学科。

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并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其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将有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通过文献整理研究明确了中医学某些范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论概念的微观机制，不断创建和发现新的假说，方可使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同时将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导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2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思路

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工作，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要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既要承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又不能把中医学说成是古代哲学的衍生物。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2.4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以明确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内涵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之目标，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藏象、经络、精神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和防治原则等，是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应下大功夫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当然，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内涵的确立，应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关该理论和概念的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献资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决不是一些文献资料的堆积和列举，而应下一番比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杂乱的材料中归纳能反映该理论和概念之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如对肺行水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肺行水理论的基本内涵。经过对文献资料与临床实践的研究分析，发现肺行水概念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①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调节肺脏本身水液的输布，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关;②通过肺气的推动作用，调节肺系统（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谢，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一般无明显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