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此后“两种文化”问题及其所衍生的理论体系又被称为“斯诺命题”，广被世人所关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屡被提及。其实，类似“两种文化”的阐述，在中国学界并不陌生。例如，梁宗岱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比英国人C.P.斯诺更早地提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危险1。

虽然生态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的直接土壤，是当今愈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从斯诺本人对“两种文化”的具体阐述来看，“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应该是当今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锲入点，而生态文化显然是弥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在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斯诺肯定了“第三文化”的可能性。从现今学者对生态文化蓝图的勾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来看，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可能就是生态文化的理论原型。

一、“两种文化”——斯诺命题

所谓“两种文化”，用斯诺的话讲，就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斯诺认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

首先，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大自然认识、理解与改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演变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科学家几乎抱有一种凭借自己的科学认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认识、理解并彻底改造前人认为无比神秘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心态，由此形成了人类锐意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

其次，非科学文化，即斯诺所谓的“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远没有科学家那样乐观，甚至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大。他们的声音柔和而又拘谨，压抑的语调中透露出些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哀怨。这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文文化。他继承传统，缓慢变迁，不像科学文化那样日新月异。即使遥远的荷马史诗、晦涩的圣人言语，仍然可以在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悠远的回音。在现代文化之中，这个群体虽然是个客观的存在，其规模却在不断地萎缩，生存空间亦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重挤压。

最后，由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所构成的“两种文化”，已经在人类的文化结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影响到了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我完善。两者互为指责，或者干脆不相往来。“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如此等等。稍有挖苦才能的人都可以大量讲出这种恶言毒语。双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完全是破坏性的。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显然，斯诺所言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依然严峻。在大学校园，文科与理科学生不相往来，甚至相互抵触。在现实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工作者难以同处一室，收入差异明显，等等。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不和谐，在当下有增无减。

需要说明的是，斯诺命题本身的“二分法”思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的确，将文化截然分为“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

在现今的学界，“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峙中，概念的模糊性与宽泛性以及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仍是对话的障碍之一”。“所以，我们断言，两种文化的对话，远比人文精神的内部讨论纷繁杂乱得多”3。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同时，从数字方面来看，似乎也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所以，斯诺命题，至今在学界影响深远，为人们所重视。

二、斯诺命题——生态文化的锲入点

斯诺命题为当今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锲入点，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历史语境。斯诺命题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就像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这种焦虑的现代形式在其早期是不清楚的”。“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而如今广为热议的生态文化，却是在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非持续发展征兆的必要药方。同时，从学理上看，生态文化是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必要桥梁。如果说斯诺命题是前人对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那么生态文化显然是迫于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而且，当今生态的文化选择似乎可以在斯诺命题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历史的锲入点。所谓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为：“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5显然，生态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斯诺命题的立足点，本质上正是“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对立——科学文化倾向“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科学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力张扬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文学知识分子则秉持着传统的谦逊与哀婉的情调，常常执着于人类的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向何处去？”前者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生活，后者却执着于虚幻的遥远冥思。无论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两种文化”的价值选择显然存在巨大的鸿沟。而生态文化孕育与诞生的历史背景，正是科学文化主导下的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日益紧张。所以，以下似乎就是“‘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叙述方式的不可回避的思维背景，即：1.人类与其生存于其中的环境陷于深刻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悖论放纵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人类与环境处于浓郁的悲怆之中。2.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性与人类繁衍的无限性可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的宿命，人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6。可见，“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历史与思维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待人类行为的把握上，生态文化是调节“两种文化”相互指责的必然选择。科学家崇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一切异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文学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却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实处境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人类祛魅后自我膨胀的行为忐忑不安。而“生态文化实际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宽容、和谐、互利的文化理念”7。

显然，生态文化的宽容、和谐、互利等原则，是对科学家张扬人类行为能力的纠偏，也是对文学知识分子忧虑情绪的安慰。生态文化部分肯定了科学文化关于人类行为的乐观情调，也吸纳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对此的合理倡导。

在对待人类文化知识的选择上，科学文化的理性追求日新月异，而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却重在传承辉煌的传统。“文学的变化较科学要慢。它不能像科学那样自动校正，因而误入歧途的时间更长”。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变迁，即使远古的史诗似乎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而科学文化却在追求知识的不断创新与文化的自我否定中，警告人类的文化知识在科学方面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

所谓终身学习，显然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超短周期的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与知识满足。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却综合了两者的文化知识心态。文化的传承需要来自文学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而知识的瞬时万变要求科学文化不断自我反思与纠偏。因为“‘生存原则’是生态问题的伦理底线”6。生态文化的最终归宿是人类的生存，而非种族的毁灭。

简言之，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自我行为的把握以及对待人类知识文化的选择，“两种文化”差异明显，互不相让。而这正是生态文化历史与现实的锲入点。生态文化是架设在“两种文化”巨大鸿沟之间的桥梁，能很好地弥补各自的不足，同时，又吸纳了“两种文化”彼此的合理元素。因此，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必然发展。或许，这就是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

三、“第三文化”——生态文化

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斯诺虽然没有详细勾勒出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轮廓，但是他认为第三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同时，“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斯诺所设想的“第三文化”与如今所倡导的生态文化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就是对生态文化的预言与呼唤。有学者将生态文化的蓝图粗略勾勒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及语言等七个方面9。这些方面既肯定了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贡献，同时也充分吸纳了传统人文文化的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决不是向原始文明的简单回复”9。斯诺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观点。他说：“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应用科学已有可能使亿万人的个人生活摆脱不必要的苦难——摆脱我们这种赋有特权的社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的苦难，一种如此原始以致文明人不愿再提起的苦难。”这种苦难有来自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煎熬，也有来自疾病致死的残忍。

同时，斯诺确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中都有许多事是人们所无能为力的”。“人还注视自身以外别人的生活，对此他受到爱、情感、忠诚、义务的束缚：其他每一种生活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可弥补的部分；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或者可以给以补救的”。例如个体或他人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以改变的事实，这是不可弥补的，科学文化无能为力。而人类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借助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创造而得到弥补的。言外之意，人的需求的满足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实际上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到了生态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针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而言，但应该也有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木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10。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了环境与生态两种看似类似，却又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10。换言之，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10。

其实，无论是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还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均逃脱不出二元论的牢笼。因为期望人类自觉地主动地善待自己的周遭世界不啻痴人说梦。人们近来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呼唤之所以产生了远大于斯诺时代的回音与共鸣，其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先天局限——对现实世界的开疆拓土难以逾越人类悠远的终极追问。尤为可贵的是，人们摒弃了科学文化的乐观情绪，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需求满足方面的有限性。毫无疑问，人类的需求满足也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有充分肯定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方能从真正意义上践行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超越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论缺陷。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冷漠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化与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斯诺只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敏锐地触摸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文化”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此时尚未有世界性的征兆，但是在如今“两种文化”分裂的世界性语境中，斯诺命题的前瞻性为世人所公认，其对“第三文化”的预言将在生态文化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中更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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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论文篇（2）

在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伴随着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爆发，为了促使环境更适宜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人类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由此可见，创新文化与环境进步二者之间协同发展、和谐共进，这就是生态文化。于生态文化建设而言，生态文明对其基本要求就是创新文化价值观，这主要表现为抛弃传统文化价值观“反自然”的错误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逐步形成以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生态正义、生态价值等为基本内容的生态文化价值体系，培育人们理性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文化自觉，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新文化价值观。

（二）生态文化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源动力

生态文化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努力走出一条无污染、零排放、高效节约的生产发展道路，为此，大力提倡循环经济的发展，着力培育绿色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人居生态休闲产业以及绿色无污染农产品加工业等等，努力倡导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以及节能高效的生活习惯。绿色发展理念彻底否定了过去那种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值、低效能的经济发展模式，承袭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思想，对生态文化的内容进行了时代创新。绿色发展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可持续发展观以及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三者相结合的产物，它讲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荣，显示了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所做的积极改变。

（三）生态文化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向心力

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主流文化，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念作为指导思想，大力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努力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高尚的灵魂境界，这是美丽中国的基本构成要素。人类一直以来都向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渴望拥有舒适的宜居环境，可以说这是广大民众最基本的生活诉求，也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为此，我们必须通过生态文化建构和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美丽中国”。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价值。生态文化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四）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驱动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生态文化作为新时代的创新文化形态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此，我们必须努力继承并大力弘扬生态文化，提升全民生态素质，增强生态凝聚力与竞争力，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重要引导作用，促使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走向世界，凭借其优越的渗透力以及感染力，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总而言之，生态文化是当今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继承、发展与创新，不断完善生态文化系统整体，逐步增强其与时俱进的适应性，不仅能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活力，更能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生态文化建构的实现路径

（一）摒弃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文化观

从根源来讲，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建立在近代哲学和科学基础之上的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机械性二元论自然文化观。在这种二元论文化观之中，人与自然被分离开来，自然被视为人类的工具，人类自恃完全有能力征服自然。这种傲慢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恶化已经严重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对自然认识加深的同时，环境的退化以及污染的加剧已经纷至沓来。其实，人类文明与自然命运早已紧密结合、密不可分了，保护自然就是在保护人类自身，建设自然就是在造福人类整体。总之，在自然之中的人类无论怎样发展自己的文明与文化，都不能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自然对人类的约束，自然环境的衰落也必将是人类文明的终结。生态文化建构的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说明人类建构生态文化就更离不开对自然的依赖，就更要尊重、善待、保护自然，而这也意味着必然要摒弃传统二元论自然文化观的弊端，抛弃将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二元思想，实施和谐共生的文化观，将生态文化的建构纳入到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之中，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崇高目标。

（二）建立促进生态文化建构的法律保障制度

在我国，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行为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将一定的文化认同纳入到法律范围内意味着国家对此种文化认同持支持及倡导的态度。如此而言，生态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展现形态，其建构离不开相应的法律法规，必须要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我国不断地进行着环境立法的尝试与实践，逐步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对环境破坏现象的立法，及时修改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健全了系统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为生态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态文化建构的立法体系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缺陷，我们必须加强生态法制建设，使环境保护真正地踏入到法治化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以及评价考核机制，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动生态文化法制体系建构的系统化、综合化以及实践化。

（三）健全促进生态文化建构的道德保障措施

生态文化建构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更需要道德的约束，如果将法律保障比作生态文化建构的“硬实力”，那么，道德约束无疑就是生态文化建构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讲，生态文化建构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道德这种“软实力”。健全促进生态文化建设的道德保障措施：首先，树立生态伦理观。这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生态文化构建的基础，更是我们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道德保障。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要尊重、爱护自然，与自然建立起协调共生的伙伴关系。其次，倡导绿色消费。生态文化建设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普及绿色消费，因为绿色消费的核心理念就是在摒弃人类过度的物欲追求的同时，满足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最后，培养全民族的生态意识，提升社会成员的生态道德素质。民众整体的生态道德是我国建构生态文化与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只有培育、完善民族整体的生态意识、生态思维以及生态道德，才能使广大民众由自发的生态环保行为转为自觉的生态建设行动。

（四）吸收借鉴中外优秀生态文化成果

首先，我国庞大繁杂的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对整个世界生态文化的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依然是我们进行生态文化建设的可贵思想资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化必须汲取传统生态智慧之精髓，实现传统生态思想之复兴，这是一个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过程，是使传统生态思想在新的实践中获取全新生命力的过程，更是一个将传统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实践相结合产生出积极的有益的新生态文化的过程。其次，我们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生态文化建设的交流合作。生态文化是全球性的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崭新阶段，进行生态文化建设不可能一意孤行、单枪匹马，必须要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如此才能达到全球生态和谐的目标。只有将生态文化的理念贯彻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加强世界各国各地区生态文化建设的交流与和合作，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生态文化论文篇（3）

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文化

近现代自然科学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它将认识对象设想为孤立的静止的非生命的存在，具有简单性、还原性、因果决定性、袪魅性和非有机性等特征，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内在有机联系的人为割裂，虽然它所获得的认识具有深刻性和精确性，但却只是反映了认识对象的机械性的方面，而没有反映它们非机械性的方面，带有简单化和片面性。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将自然看作人类认识、改造、利用、征服的对象，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持的自然价值观，由此形成了无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工具主义地看待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态度，把自然看作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制的对象，导致对自然采取非自然、反自然的行为方式。还原论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或单元，就能彻底认识事物，导致了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即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而不重视综合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上述自然观、价值观、方法论基础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认识，只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性、确定性、还原性、因果性等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简单化了的、还原了的、因果规制了的认识，将这种认识作为知识基础转化为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时，就使得工业生产具有简明性、线性、因果关联性、确定性等特点，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等特征。当具有这种认识特征的技术和工业生产应用于改造具有复杂性、随机性、有机整体性、非因果决定性、返魅性特征的自然时，就可能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相违背，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界无限的控制力、征服力，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统治性，人类运用现代科技这一空前强大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经济迅速增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自身却被置于面临生态系统崩溃的巨大生存危机之中。因此，追求控制力、征服力的现代科技必须实现向理解性、调适性、环境友好的生态科技转变，否则人类会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毁灭。

20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无论其自然观基础，还是价值观、方法论都与传统自然科学迥然不同。它们以系统自然观为基础，整体性原则是其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它们把研究对象看成由各个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组成的动态系统，在研究自然事物时总是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放到一定的环境之中，具有复杂性、非线性、随机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比如，生态科学研究的是由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组成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环境系统共同组成的，以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替为主要内容的生命系统，是自组织的、动态平衡的、开放的有机整体;环境科学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探索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揭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统一关系，研究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协调发展的规律;系统科学则从多个方面深刻揭示自然事物的相互作用、普遍联系和系统演化，强调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强调生命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的自组织发展，系统的演化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造成的。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永远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者，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或超然于自然之外的神仙;人不是仅有的主体，非人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它不是一架机器，自然万物是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之中的。这就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持的价值观。依此，自然界并非是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割的对象，试图控制和征服自然都是不切实际、妄自尊大的幻想，人类应当树立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整体论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认识事物应当着眼于整体，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并放到系统之中，不能只专注于认识事物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事物与其环境的各种关系，重视系统分析，更重视系统综合，它们所追求的不是各个构成要素最优，而是系统整体功能最佳。例如，在研究人体某一系统时不可忘记它是人体系统的一部分，在研究人类经济系统时不要忘记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能这样认识研究事物，我们就不容易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就不会认为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只遵循市场规律，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人类不能只一味顺从自己的贪欲，无限地谋求经济增长，人类还必须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共存。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的理论及其所蕴含的自然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思维原则和行动规范，是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科学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和人类生态智慧的优秀文化

生态文化论文篇（4）

教师与学生构成了作文教学生态系统的活力要素，发挥着动力功能，是生态化作文教学的关键因素。在作文教学中，教师的指导能力直接决定着学生的作文水平，而教师只能在自己的作文实践和指导学生作文的实践中学会指导，提高指导能力。因此，教师作为作文指导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加强文学底蕴和知识素养；同时，更要认识到自己的写作行为会持久地为学生作文起着示范作用，对学生作文发挥着有效的指导功能，并向学生传递着人人都能写好作文的讯息，从而向作文教学机体大系统不断输送正能量。可以说，学生作文立意平庸、内容空洞、文体单一、构思平淡等不良现象大都是与教师的指导不力有关。生态化作文教学与传统作文教学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生态化特征，确立学生在作文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并“适时改变学生的生态位”，使作文教学活动“符合每个不同生态位的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从而调动“学生释放能量和创造力的热情”。同时，还要驱动学生的内部写作机制，了解学生的需要，消除学生对作文的惧怕心理，引起学生的写作兴趣，引导学生表达真实情感，指导学生勇于表达自我，敢于彰显个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这一活力要素的主体性作用，为学生提供体验作文成功的机会，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为每个学生寻找最合适的资源去促进他们发展的最大化”，“最大化地拓展心理发展空间，丰富人生体验”。作文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对自我能量的释放，也是对自己内在热情与感受的承诺，而表达对自然、社会、自我生命的体验与感悟的文章，作文主体一定不会缺失，语言一定不会乏味，情感也一定不会虚伪。

（二）组织结构优化策略

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以及师生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作文教学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要素，发挥着协作功能。在作文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主体间的指导者与学习者的关系，其本质上是协商性共生合作关系。教师是指导的主体，所以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做好指导学习工作；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所以学生要竭尽全力地去履行自己的学习权利。生生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协作学习的关系，学生与学生群体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个体的关系以及师生关系，直接决定着学生个体在学校生活的软环境。应当指出的是，师生与环境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教师与学生群体共同营造的文化环境、精神环境与心理环境。基于对作文教学生态系统组织结构要素的分析，优化组织结构才能保证系统诸要素和谐动态平衡发展。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打通师生写作能量输送渠道，教师首先要为学生疏通能量信息的渠道，引导学生为作文打开吸取材料的仓库，这个仓库就是自然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提高学生的感受能力和领悟能力。同时，教师要善于以学生的角色身份去感受所见所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拓宽感受源。另外，师生本身就是珍贵的写作资源，教师要善于挖掘自己和学生已有经验，并善于设置调动已有经验的触动点，引领学生自主作文，培植学生的自我话语，倡导个性化写作。团结友好的生生关系有利于发挥生态系统“群聚效应”，构建学习共同体。学生与学生个体、学生与学生群体的交往与互动，使学生在同龄人那里汲取能量，刺激创作欲望，在群体中建立自己的坐标系，并在与同伴的作品交流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和谐的作文环境有利于师生活力的激发，营造民主、和谐的作文情景和温馨、舒畅的心理环境十分重要，教师要注重作文情景的创设，指导学生走进内心，走进生活，走进历史，加强语言组织与表达训练，掌握作文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促使学生能够以读者的身份去审视自己的作品，从而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围绕着主题去表达自我。这样，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作文主体缺失、内容空洞和情感虚伪等问题。

（三）机制恢复增强策略

恢复力的作用是维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正常运转，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及其师生与环境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作文教学生态系统的恢复力要素，起着协调作用。教师的教学指导活动主要体现在备课、课堂教学和教师帮助三个方面，而影响教师输入系统能量的主要因素是时间量、自主性、主动性、专注度和关注面；学生的学习活动主要表现在课堂学习、求助教师和同伴互助，影响学生输入系统能量的主要因素是时间量、主动性和专注度。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分别体现为教与学的关系、学与学的关系，而适合度是有效发挥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促进系统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适合度主要包括目的适合度、内容适合度、方式适合度、态度适合度。师生交往与生生交往铸就了课堂生态系统的文化环境、精神环境和心理环境，而师生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环境。生态化作文教学要提高作文教学生态系统的恢复力，首先，教师要强化备课意识，优化教学流程，寻求其他教师的协作，将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首位，满足学生的身心需要，并肯花费一定的时间去思考与设计适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程序，积极主动地去指导学生作文；其次，要明确告诉学生写作目的和写作注意事项，引导学生认真审题，选材组材，并作为组织者和表达者的身份明确写作内容、确定最佳立意，构思文章架构；第三，师生与生生之间要适时交流讨论，并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时间去展示作品、研究范文，为学生提供写作借鉴；第四，要指导学生大量阅读，构建读写生态链，掌握作文基本知识，并能够按照写作主题及时有效地提取生活经验，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用自己的脑去思考，倡导个性化写作，力求作文具有时代气息和生命特征，有效解决学生主体缺失、立意平庸、情感虚伪等问题；第五，要给学生积极反馈，提倡学生自评、同学互评，给学生修改作文的时间和机会；第六，为学生创设作文情景，激发学生现有资源，使作文既定场景触动学生的感受点，使物质环境对学生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明示教学，让学生了解教师的思路，让学生知道专家们常用的成果的写作策略，减少学生对作文的神秘感和畏惧心理。

二、生态化作文教学保障机制

（一）建构协作化作文教学机制

协作化作文教学建构机制是指建构并推行跨学科写作教学体系，加强各学科教师的联系与协作，将写作教学渗透于各学科的教学之中，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打造实效课堂。研究发现，写作并不仅仅在母语教学中运用，在数学、科学、社会、应用学习等学科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写作可以有效促进各学科的学习。兰格和爱朴里碧（Ap⁃plebee）也强调写作与学习的关系，研究支持写作促进学习的观点，写作形式、写作目的也影响着学生学习的质量和效果，并描述了对写作功能的理解：强化学习新内容；为新学习活动勾画出相关知识经验，强化和回顾想法和经验，形成和扩展知识；评价知识和技能。美国的“跨学科写作”推行了多年，各学科教师都可结合自己所教学科特点和教学实际情景进行写作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美国有一支庞大的作文教师队伍，致力于传播作文教学思想，推广作文教学事业，协助学科教师进行跨学科写作教学。而我国的作文教学只是语文学科课程实施的一部分，其他学科教师还没有认识到写作对促进本学科学习的重要作用，没有应用写作来提高学生的学科能力，更没有专业的作文教师队伍去推动作文教学事业的发展。借鉴国外先进的作文教育教学理念和策略，有利于改变我国作文教学的窘境，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的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教师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构建协作化作文教学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强对学科教师的培训，让学科教师认识到写作对促进本学科教学效果的功能与作用，是构建协作化作文教学机制的前提条件；充分发挥学校教研组的作用，协调学科教师的教学进度，加强学科教师间的团结协作，是构建协作化作文教学机制的重要因素；提高学科教师运用写作来促进本学科知识内化的能力，掌握在本学科教学中灵活运用写作来实现高效课堂的方法，是构建协作化作文教学机制的关键因素；消除学生对写作的畏惧感，调动学生写作兴趣，明确写作目的和写作方法，是构建协作化作文教学机制的中心工作；使写作成为学科教学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学科教学内容与写作训练有机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种常态，是构建协作化作文教学机制的重要任务。

（二）建构规范化作文教学机制

规范化作文教学建构机制是指构建合理有序的作文教学环节，为教师提供作文教学的一般步骤，为学生搭建作文的支架，以提高教师指导学生作文的能力和学生的写作水平。国外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如美国作文专家安东尼•海恩斯（AnthonyHaynes）研究发现，写作是一个重叠交替的过程，包括酝酿、计划和准备、起草、修改草稿、表达和修改、展示和发表等6个环节，“当然，并不是每个作品的完成都必须经历这样完整的过程”，关键是要考虑以下两点：“在课程的哪个阶段应该清晰地讲解每一个写作步骤”；“对于不同的题目，什么样的步骤最合适”。[9]另外，美国“RAFT”母语写作程式，以角色（role）、读者（audience）、方式（format）和主题（topic）为作文要素，为教师写作教学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框架，也为学生学习写作搭建了一个值得依托的支点，旨在帮助学生对写作者的角色、作品的阅读对象、不同的写作方式以及所期望的写作内容予以理解和把握。我国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等8部分组成，为士人写作提供了一个框架，给予士人一个写作的“文本结构”，同时，八股文之训练的苛刻，使士人练就了一身写作硬功夫，在当今作文教学中依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同时，要研制开发学生写作能力表现标准，并将其作为评价学生写作能力的主要依据。结合国内外作文教学研究，构建规范化作文教学机制，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以下10个环节：

（1）明确写作目的，了解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更是为了运用和巩固学科知识；

（2）命题并提出相关要求，命题应符合学生的认知实际和学科教学需要，写作要求要明确具体并提出相关活动示例；

（3）提供例文并做相应说明，提供的例文应该具有代表性，切忌提供同一命题的相关例文；

（4）小组讨论例文，重点讨论例文的组织结构和表达形式，把握例文的重要特点，掌握例文的行文思路；

（5）个人撰写提纲，根据命题结合例文由个人撰写出写作框架，明确文中的自我角色、读者对象、文体选择和主题表达；

（6）小组交流提纲并进行修整，揣摩写作提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重点讨论文章立意、结构安排、材料选择、语言组织等，个人再根据小组讨论修改个人写作提纲；

（7）独立写作，根据提纲作文，按照选定的文体围绕主题构思、选材，尤其注意结尾的写法，突出个人主体地位，抒发个人真情；

（8）展示并修改作品，组内展示和班内展示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之间相互批阅作文，并且根据同伴建议对自己的作文进行修改；

（9）教师协调学生批阅作文，重点从知识运用、立意选材、结构安排、构思谋篇和语言组织等5个方面审阅，突出文章中的自我意识；

（10）个人根据教师和同伴的审阅意见，对文章再次修改，将修改之后的文章交付教师进行评估，教师根据写作能力表现标准判定等级，并将文章发表在相应的网站或自办期刊，使学生作品接受更多人的评阅以期进一步完善。

（三）建构序列化作文教学机制

序列化作文教学建构机制，首先是指按照作文教学规律以“听”“读”“说”“写”“修”循序学习作文。“听”“读”“说”“写”“修”是学习作文的一般步骤：

（1）学会“听”话，准确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明确作文命题和要求；

（2）学会“读”文，读出作者的写作主旨和写作方式，明确作者作为组织者和表达者的双重身份；

（3）学会“说”话，“说”出自己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意见和感受，“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说”出某件事的当事人、时间、地点以及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等；

（4）学会“写”文，重点是运用想象和思想把自己的口头语言转换为书面语言，并且做到行文规范；

（5）“修”改文章，根据教师和同伴的建议，结合文章选定的文体、读者对象和主题“修”改文章，做到立意准确，结构合理，构思合情，选材合适，语言合口。“修”改完文章之后，就到了文章的发表阶段，将文章公之于众，既是对自我风采的展示，也是接受更多人批阅的方式。序列化作文教学建构机制，还可根据学生心智发展特点，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逐层加强作文训练要求，使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阶段的作文训练衔接有序，与“听”“读”“说”“写”“修”的循序学习作文相结合，构建双线交叉性的序列化作文教学体制。除了学前阶段主要是“听”“说”训练之外，其他学习阶段都要首先贯彻“听”“读”“说”“写”“修”的作文循序策略。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分别对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写作训练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如小学5—6年级的写作要求：“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能写简单的纪实作文和想象作文，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学写常见应用文”；“修改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做到语句通顺，行款正确，书写规范、整洁。根据表达需要，正确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习作要有一定速度。课内习作每学年16次左右”。美国K12教育，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各科课程教学已经形成一个序列化的体系，我国各学段的要求尚欠具体，各学段的衔接有待加强。构建我国课程教学序列化机制体系，成为摆在我国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四）建构现代信息化作文教学机制构

建现代信息化作文教学机制，运用计算机技术辅助作文教学是今后作文教学革新的一大趋势，也是平衡教师、学生、文本以及生活世界诸因素及其关系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势必对生态化作文教学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计算机辅助技术的魅力主要表现在“多功能工具，信息处理工具和合作工具”等三方面，“将有效的教学策略、计算机辅助技术和写作过程结合起来”以实现“计算机辅助技术和写作策略”的有效结合。为此，我们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学生需要学习什么？计算机辅助技术如Kidspiration儿童教育软件和KidPix启蒙学习软件可以帮助学生注意到比较对象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2）学生如何学习和组织知识？灵感公司的Rapidfire程序、微软文字处理系统、Notestar等软件可以帮助学生分析和过滤信息，方便学生对所需信息进行总结和记录；

（3）学生如何练习、使用和复习所学知识？只有练习才能真正掌握所学知识，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如教育集团高原地区科技（HPR•TEC）公司研制的在线工具能为学生提供课后练习，便于扩展学生课堂所学知识或进行独立研究；

（4）教师如何知道学生学习了什么？教师指导学生设定学习目标，想象学生已知知识和所需知识，并给提供有效反馈，帮助学生理解自己与目标的差距。同时，教师要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激发学生思考，触发学生灵感，指导学生使用文字处理软件起草文章、指导修改，并引导学生学会使用电脑软件编辑文章，充分利用QQ空间、博客、BBS、微博、微信等工具发表自己的文章及思想，提高学生的写作内驱力。

生态文化论文篇（5）

从目前学者们对生态旅游、茶文化旅游以及对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各种论断中，可以初步归纳总结出关于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内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即一是旅游目的地一定是名山，或正在形成的名山，而且必须产茶、经营茶，并有茶农社区和经营主体茶农;二是旅游内容一定要有将茶叶生产、加工、消费的全过程并化解为种茶、采茶、制茶、观光茶、品茶、购买茶以及欣赏茶艺、体验茶道等旅游者可参与可体验的旅游活动，而且形成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茶叶生产社区与茶文化旅游者双赢的协调和谐局面;三是既强调对名山自然生态环境和茶文化景观的保护，又要保证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茶文化环境中陶冶性情、美化心灵，享受中国博大精深茶文化的美;四是旅游者一定要有强烈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意识，对中国政府关于建设“两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有深刻认识，是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

2．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建设的意义

中国的名山尤其是南方名山，一般都具山美、水美、林秀的特点。按照传统的审美观，一般都具有雄、奇、险、秀、幽、旷等美的形象特征，而且具有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考察价值，故而“自古名山僧占多”;也是学者盘桓、文人墨客登山和游山抒发胸怀的重要对象，也就有孔子的“仁者乐山”之说，以及“陶渊明性本爱丘山”、“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徐霞客一生与山结生死盟”之举，旅游业也就成为了现代名山开发建设的主导产业。茶文化生态旅游所提供的是农旅结合、“禅茶一味”而最富生机和活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从而丰富了名山旅游活动的内容。中国的名山旅游特别是中纬度地区的名山都具有淡季、旺季之分的弊端，而茶为多年生常绿作物，即使冬季，仍可形成“冬雪初雾吐白花满川谷，弥望新粲，异香拂人，寒蝶冻余，迎距宛转如春日”(清王船山《莲峰志》)的活力，亦可充分利用其景区旅游淡季的旅游设施和服务。名山景区多有发达的前山和相对落后的后山之分，茶产多集中于后山，一般保持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生态环境，扶持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也就成为了缩小名山景区区域差异、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南岳衡山景区茶文化生态建设的特点

1．自然生态环境建设一直受到珍重

五岳之制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五岳独秀”是对南岳衡山生态环境建设的总结和概括。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带性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环境下，72峰间终年云雾缭绕，清泉涌流，瀑布跌水棋布，河水四季丰盈。并有烟云异彩、雾松冰雪、日出奇观、海市蜃楼等特色天景现象。南岳之秀关键在于其林，有林则山青水秀。南岳衡山的森林植被率高达94%，构成特有的“林海”、“竹海”、“花海”奇观，还保持着十多处寺庙周境的次生原始森林，并有金钱松、绒毛皂荚、银杏、红花油茶、云锦杜娟、白玉兰等稀有珍稀品种，而其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于其多方面的关注重视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地大山深的南岳衡山，历史时期多为无主公山，其山林容易受到人为破坏，但其保护和建设历来受到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贤达，仙道名僧的呼吁保护和积极倡导。如在那“襄劝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旧唐书•地理志》的唐代中后期，南岳衡山就曾受到畲瑶先民的斩伐烧畲，其时居住于南岳衡山的玄泰禅师特作《畲山谣》呼吁保护山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担任潭州刺史时，为南岳衡山禁止毁林垦荒而了《约束榜文》。在名山建置上，最早五岳各设岳牧，宋代诏五岳各置庙令，明代设永寿司，清代设僧纲司、道会司，乃至民国初年到建国前夕，官方先后在南岳衡山设立了“小林区管理局”、“林垦局”、“管理局”等林管机构;建国后山林一律收为国家所有，并先后设计了南岳林场、南岳园艺场、南岳树木园等管理机构，对其山林进行了统一管理和开发，有力推动了南岳衡山的生态环境建设。

2．茶叶生产的种植历史悠久

南岳衡山七十二峰连绵，又正好处于世界“绿茶黄金纬度”(北纬25－31度)地带，其茶叶生产的历史始于汉代，但识茶、用茶的历史更为久远。据清代黄本骥《湖南方物志》载:“湘中产茶不一其地，佳者有衡山之钻林，盖极高岸磴所产，日色不到之处，往遣捷健樵者缘木采之”，实际上这是一种生长于悬崖峭壁之上的野生茶种，至今尚遗留有20多个品种。茶叶最早称为“萘”，湖南的茶陵(包括现今的炎陵县)古称“萘乡”(景阳山)、萘水(繲水)，《汉书•地理志》的萘陵即“茶陵”。唐陆羽引《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可见茶陵一带西汉或更早就种植茶叶了。而茶陵古代曾一度属衡州府管辖。繲水中下游即流经衡州府，并于衡山县境注入湘江;在南岳衡山一带至今留有众多的炎帝及其弟子的遗存遗迹。“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的传说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还有陆羽茶经也有关于“衡州茶，生衡山山谷”的记载等，由此可以认定南岳衡山识茶、用茶、种茶的历史不晚于汉代。但其大规模种植和加工始于唐代中期，而且是其时重要产茶区，也是著名贡茶之一，《茶经》还将衡州列为全国产茶四十三州之一;在宋代的南岳衡山仍然是全国重要产茶区，而且其茶叶大量销往北方，乃至明清仍然是“沿山皆茶……，满川谷”(王船山《莲峰志》)，足见其古代茶叶生产长盛不衰的历史。

3．名山茶文化积淀深厚

南岳衡山茶文化根基深厚，茶诗、茶文、茶歌、茶楹联文化得天独厚。“客有衡岳隐，遗余石廪茶，自云凌烟硝露，采摘春山芽”(唐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小园茶树数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尝。虽无山顶烟岚润，亦有灵源一派香”(朱熹《夜得岳后庵僧家园新芽》);“浮瓯雪色喜初尝，中有祝融风露香。径欲与君同晤赏，短檠清夜正相望”(宋张磘《上封新茶》;“荆楚腊将残，江湖苍莽间。孤舟载高兴，千里问名山。雪浪来无定，风帆去是闲。石桥僧问我，应寄岳茶还”(唐齐己僧《送人游衡岳》;“深山三月雪花飞，折笋禁桃乳雀饥。昨日刚传过谷雨，紫茸的的赛春肥”(清王夫之《摘茶词》);“破门破屋破沙锅，住在溪边煮月多。挑担柴米来一捆，拾象橡粟老烟波”(清破门僧《摘岳茶•志之以诗》)等咏茶名章佳句炙烩人口。唐代杜荀鹤、杜甫，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诗文大师也都有咏颂南岳衡山茶的诗篇不少。仅朱熹、张磘的《南岳唱酬》一书中就有咏茶诗7首，明未清初著明哲学家王夫之竟达10首。我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南岳衡山日记中也有关于“中立(僧)以芽茶馈”的记载。现代，咏南岳衡山景的新作仍然不少，如“路陡山高险，心愉步缓松。茶叶层绿绿，树树傲冬隆“(陈兴琰《重登南岳》)，“大寨精神辟地才，银锄挥地岳云开。新茶叶展春仍驻，华盖峰高客数来”;烟霞峰下夏禅鸣，雨过茶山满眼青。昔日诗僧留妙句，三杯淡绿醉心灵“(谢洪治《烟霞峰品茶》)”。还有湘潭大学杨春秋教授的南天门茶联:“到南天门歇歇脚，喝杯茶去;到祝融峰看看山，携朵云来”，以及著名歌唱家何纪光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等，都极为传神，共同形成了南岳衡山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宝库，为其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

三、南岳衡山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构想

1．强化南岳衡山有机茶的品牌建设

品牌，是信誉的保证和对消费者的承诺。美国著名广告专家茉利莱特曾说:“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品牌互争长短的竞争”。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第一核心要素应该是优质的品牌有机茶。众所周知，有机食品是指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标准加工的并通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农副食品。有机食品是中国一般绿色农产品的最高层次，是一类真正源于自然、富营养、高品位的环保安全食品。有机茶就属于有机食品之列，而且我国第一个有机食品产品就是由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浙江省进出口公司于1990年联合开发的有机茶。。因此有机茶本身就是品牌。南岳衡山的“南岳云雾茶”即属于一个有机茶品牌产品，并以其“香高、色绿、味爽、形秀”等特征，而先后被评为湖南省优质名茶和中国优质名茶，其茶多酚、氨基酸氮水浸出物、儿芽数总量等方面的指标值与“龙井”、“碧螺春”等国内名茶相比均不相上下。其龙池茶场就是获得湖南首家有机茶认证的生产基地，2005年至2007年获得欧盟和美国颁发的有机茶证书。就是这么一个产品，种植规模不上万亩，产量不上万斤，单位面积产量与产值都相对很低，没有形成真正的品牌产品优势。为此，必须强化品牌意识，加大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投入，通过内部整合，外部联合，做大做强南岳云雾茶这一品牌，不仅要有质高量大的南岳云雾茶保证市场供应，而且要在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中，让旅游者看到的是茶园，闻到的是茶香，听到的是茶歌茶调，吃到的是放心茶饮料，欣赏的是茶文化，带走的是品牌南岳有机云雾茶。

2．加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无论是发展生态旅游，还是进行生态有机茶的生产，都有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部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以及“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生态环境的本底极有利于优质的机茶的生产。经国家环保局有机茶发展中心对其茶园的大气、水体、土壤等10项环境指标进行严格监测和检验，被认定为一切均符合发展有机茶生产条件。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其茶园1979年以来就禁止使用化学农药，保护和利用其天敌，保护景区生态环境，维护茶园生态平衡，使茶园天敌与无害虫种类比例至1996年便接衡水平，从而大大提高了茶叶的产量、品质和效益。据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鉴定认定，其有害物质理化检测明显低于国家现行水平，但其大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所接待的国内外游客超常增长，且季节分配的极不平衡。如1980年所接待的国内外游客为25万，至1985年近100万，5年增长4倍;进入21世纪增数仍然不减，2010年为420万人次，至2012年达608万人次，而又一直集中分布于南岳衡山约80平方公里的核心景区的8月至10月，使得前山南岳古镇至祝融峰一线每当旅游旺季更是人满为患。目前南岳衡山的主要茶园又多分布此线的两侧，给茶园环境无疑带来一定影响。其次，在南岳衡山景区周边原有京广铁路“107”国道公路基础上，已是高铁客运线、高速公路线纵横交错，不仅促进了其景区人流物流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景区周边古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样会给景区及其茶园带来影响，其环境保护和建设就显得到十分必要和紧迫。唯有办法，一是精确测算出其环境承载量，限额接待年进山游客数量;二是调整优化茶园布局，在“南岳云雾茶”品牌建设前提条件下，将新建茶园尽量布局于后山及其周边适宜地带;三是进一步加速其生态环境建设。

生态文化论文篇（6）

第二，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节约集约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加快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的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

第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同时加快水利建设，加快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第四，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相关措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评办法和奖惩机制。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条策略，无不体现出对政府效能的要求，以往的政府效能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优化政府效能，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

其次，优化政府效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十二五”伊始，我国就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措施还没有正式出台，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效能转化的目的在于形成真切实际的、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第三，优化政府效能是建立改善环境标杆的需要。依据经济学相关原理，要实现地域经济的长足发展，首先要依据地域经济特色，打造地域经济的增长极，并依托这个增长极使产业集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这样才能实现地域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第四，政府职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传导器。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要的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而法律法规要依靠政府来执行。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效能优化措施

(一)加强学习，提高政府部门成员的综合素养学习，不仅是为了提高政府成员的专业素养，满足不同时期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更是为了提高政府成员综合素养。综合素养包括专业素养、思想素养等方面的内容。学习有助于政府成员清正廉洁习惯的形成，同时能够激发成员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归属感等。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有利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将我国尽快建设成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态文明型社会主义社会。

(二)无纸化运作，减少政府部门资源的浪费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首先需要从减少自身资源消耗以及杜绝资源浪费着手。无纸化运作在国外已经提出很多年，并在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实施，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政府部门工作的无纸化运作是一种可行战略。笔者所论述的无纸化运作并不是指政府的所有工作流程、法律法规的下达都采用无纸化的方式进行，而是将政府工作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一类别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据这些等级的实际情况，先对无纸化运作进行可行性研究，满足可行性要求，对于这种类别的工作就采取无纸化运作的方式，无纸化运作的工具主要集中体现在电子产品、网络之中，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需要后期的学者对政府工作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

生态文化论文篇（7）

（二）长期维护管理费用较大本区休闲娱乐项目主要围绕滹沱河的水体景观而建设，为保证水质及水位，需定期补水，生态维护费用较高。同时，本区面积较大，人员及车辆可从多个入口进入该区域，为维护水体洁净，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聘用更多人员进行清理维护，需要投入较多的维护管理费用。

（三）河段大部分干涸，两岸植被较差由于上游已修建岗南、黄壁庄、孤山、下茹越、观上、双乳山、石板、下观、大石门、郭庄等大中水库10座及众多小型水库、塘坝，以及历年的气候变化，致使滹沱河市区段长年干涸，两岸已有林带相对单一，景观性较差，为适应休闲旅游需求，需要做大量的绿化美化工作。

（四）地域文化尚未充分发掘滹沱河及其两岸历史文化沉淀深厚。滹沱河全长587公里，流域面积2.73万平方公里，是一条古老的河，历史久远。规划区北侧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南侧是崛起中的京津冀都市圈第三极核心城市—石家庄。同时，石家庄缺乏能够展现其自身特色地域文化的载体。但是，目前本区的开发对滹沱河及石家庄市的地域文化挖掘不足。

（五）旅游项目类型受限制由于本区处于滹沱河防洪治导线以内，项目发展空间将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河北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暂行）》、《石家庄市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同时，考虑河道的行洪安全，旅游项目的类型将受到严格地限制。

二、机遇

（一）河北层面———中观机遇1．河北省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2012年4月13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旅游业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要求尽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此外，河北省旅游业发展专项资金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相继出台，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2．省政府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在河北省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强有力的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围绕打造生产转型、天蓝水净、地绿山青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推进资源能源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循环利用，加快构建消耗低、污染小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能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绿色产业”，今后发展必将会得到省政府的更多政策支持。3．环省会地区旅游上升为全省战略“十二五”期间，石家庄立足于打造国内热点旅游目的地、河北省旅游产业增长极，将形成以省会为核心的旅游圈。2012年《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环省会、太行山沿线等冀中南旅游业发展”；《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加快构建形成“两环两沿”（环首都、环省会、沿渤海、沿太行山）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环省会地区突出把石家庄建设成冀中南中心旅游城市和辐射全省的旅游集散地，以大西柏坡红色旅游区为龙头，整合周边旅游资源，推动实现有效衔接与一体化发展，加快环省会地区热点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形成促进全省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增长极。本区处于环省会地区的核心区域，旅游发展面临优越的发展机遇。

（二）石家庄层面———微观机遇1．石家庄市政府高度重视滹沱河水系市区段的开发建设在《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提出构筑“西山、北水、绿环、绿廊”的都市区生态格局，提出滹沱河市区段河道内恢复湿地草甸的自然河流景观；《石家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滹沱河作为引导城市拓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一轴，提出依托滹沱河自然要素构建滨河景观休闲轴，串联西部太行山、黄壁庄水库、正定古城和正定新区等区域，承载城市的旅游、文化、休闲和娱乐等功能。日前，《石家庄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2—2020年）》通过评审，将滹沱河百里风光带作为规划核心区中最重要的“一轴”，提出打造湿地水景、慢行步道和岸带森林景观，依托河流两岸堤防林带建设，打造滹沱河中央森林公园。2013年1月中共石家庄市委召开九届四次全会，会议提出要按照“一河两岸三组团”的城市发展新格局推动省会建设。因此，本区开发受到石家庄市各级政府及部门的高度重视。2．石家庄休闲度假需求强劲石家庄休闲消费市场巨大，休闲旅游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按全球休闲度假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时，将进入休闲度假旅游消费爆发性增长阶段。截至2011年年底，石家庄全市总人口997万人，市区人口近300万人；2011年石家庄全市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大关，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未来，石家庄立足于打造京津冀第三极、建设500万人口的大都市，休闲需求与产品将持续外溢。本区结合滹沱河综合整治工程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品，符合未来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3．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将为本项目建设带来更多政策机遇进入2013年后，石家庄市曾连续14天出现雾霾天气，创下近6年来的最长时间纪录。2013年，就环保部公布的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显示，不包括PM2.5和臭氧的API污染指数最高的前10位城市，石家庄居首。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会使政府更加认识到十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增加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感。本项目建设是改善石家庄生态环境重点工程，是建设“美丽河北”、“着力改善发展环境，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落实，在今后的项目建设过程中必将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威胁

（一）周边旅游产品的竞争石家庄周边已有西柏坡、驼梁、白鹿温泉、平山巨龟苑、五岳寨、嶂石岩、抱犊寨、藁城农业观光园等一批旅游项目及产品，随着这些旅游项目的逐步开发建设，旅游产品将不断丰富，交通等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善，未来本区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二）石家庄环城水系建设带来的竞争石家庄环城水系主要包括西北部水利生态防洪工程（含太平河）、石津干渠段、西北部南水北调段和东南环城水系四部分，全长约102公里，计划形成水面8.2平方公里、绿地24.5平方公里，总投资106亿元。环城水系按照“水通、船通、路通、景通、林带通”的“五通”要求建设，并具备防洪排涝、生态景观、地域文化、休闲游览、产业集聚等多种功能。随着环城水系的建设，石家庄市区周边必将开发更多滨水休闲娱乐空间，届时将削弱本区的市场吸引力。

生态文化论文篇（8）

元帝国灭大理国后建立云南行省，并加宗王镇守，但此时的云南边疆地区，大理国政权的统治刚刚结束，大理国延续的是南诏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精神与制度，其中略有损益，历经两个地方政权统治达500余年，在诸多方面元帝国实际上无力进行有效控制。舍利畏起义镇压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大理国王室后裔段氏及权臣高氏家族，他们在大理地区仍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元帝国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在云南边疆地区得到有效发挥。明清帝国时期中央政权的力量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副贰从滇东北进入而一举消灭元帝国镇守云南的宗室梁王。前元帝国大理总管大理王室后裔致书朱元璋要求仿朝鲜例，以藩属国身份臣服于明帝国，以谋求独立割据之地位，朱元璋严词拒绝。明帝国军队迅速荡平云南边疆的割据势力，在元代云南行省的基础上设置云南布政使司，并留沐英及其后裔世袭镇守，发展屯田事业，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边疆地区，云南汉族人口超过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清帝国继之，特别是清雍正时期授权鄂尔泰对西南边疆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土司治下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在明清中国人口剧增的背景下，大量汉族移民以更大的规模进入云贵高原开垦山地。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基础雄厚的大理地区得到了更进一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开发。明代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移民以军屯为主，大理地区是重要的经略区。洪武十九年沐英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中称：“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这个提议得到朱元璋的首肯——“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之荒，榛荞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令沐英“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诏景川侯曹振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大理）之地屯种。”到明代末年，“洱海地区的耕地已由明初的2.8万顷增加至5万多顷，扩大了近一倍，历史上素称干旱的云南县，亦一变而为‘云南熟，大理足’的富饶沃壤之乡。”

可见其实施屯田的开发程度之深。此外，有明一代还实行了“民屯”和“商屯”，这些政策都促进了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清代向云南边疆移民的情形与明代有所不同，清代移民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内地土地已被垦殖殆尽的矛盾所致。清代中国人口剧增，“顺治八年（1651年）统计，全国人丁仅为10633326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人丁数上升到25326307丁之多，比顺治八年增加2.38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全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番了一番，突破4亿大关。”[5](52)清廷中央政府对此采取了务实态度，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应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皇帝认识到“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物。”[6]中原腹地及江南地区无地耕种的过剩人口与云南存在大量可开垦的山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形式。雍正年间在西南边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大理地区的土司统治势力虽不及镇雄、乌蒙、东川等地强大，但其周边大量的土司势力被消灭，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相互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和容易。清雍正时期及后期向云贵高原移民一直持续进行，并呈不断上升趋势，雍正皇帝诏谕：“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外，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7]清代是内地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的一个重要时期，迁入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的人口在300-400万之间。

到清末云南人口已达1250万人，[9]而明末，天启间刘文征撰写的《滇志》中云南人口仅为1468465人，[10]增长了近12%。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对云南边疆地区进行了深度开发，如偏僻的广南地区，“广南向止夷民，不过蛮僚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向如乐土。”“乾隆四十年，编造保甲烟户清册，计三千五百五十甲，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七户……然遗漏甚多，日流民忽来忽去，无定数。”大理地区历史时期以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云南边疆地区都处于较高的领先水平，属于云南边疆地区发展的“腹里”地区，广南等地处滇南的偏远地区尚且如此，大理地区更自不必言。乾隆七年云南总督张允随奏请：“请嗣后民夷垦种田地，如系山头地角、坡侧旱坎，尚无砂石夹杂，在三亩以上者，俟垦有成效，照旱田例，十年之后，一下则升科，至水尾河滨，尚可挑培成田，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例，六年后，以下则升科。如零垦地土，低洼处所，淹涸不常，难必收者。仍长免升科。仍照该地方官给照开挖，以杜争占。”[6]乾隆三十一年又诏谕：“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地均已垦辟无余，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向令边民垦种，以供口食，而定例：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均以下则升科。第念此等零地土本与平原沃壤不同，倘地方官经理不善，一切丈量甚力，胥吏等恐不免从中滋扰。嗣后滇省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俱着听民耕种，概免升科，以杜分别查勘之累；且使农民无所顾虑，得以踊跃赴功，力谋本计；该部遵谕即行！”嗣经户部遵旨议定：凡内地及边省零星地土，悉听该处民人开垦种植，云南布计亩数，永远免其升科。”

从上述资料中可知，清代中央政府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人口剧增的压力，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其目的在于缓解人口压力。同时也可看出，清中后期，上述奏请、谕令中屡次提到“山头”“地角”“水滨”“河尾”等词语，说明云南的土地开垦规模之大。乾隆三年云南提督蔡成贵上奏言：“云南大理城三十里之喜洲地方草厂，向为提督牧马之区。因有旷废余地，于乾隆二年借备工本银二百两。本年募民耕种……”清代为了扩大洱海出水口，降低水位，保护洱海周边的农田不被淹没，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洱海“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余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浚，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既没。”大理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滇西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清乾隆以后云南“水路可耕之地，俱经开垦无余。鼓励开垦‘山头地角，水滨河尾’之土……姑无论平坝或半山区，即使象宾川（大理）、大姚之间‘盘踞六百里’的铁索箐山区，明朝时期被认为是不开化的‘奥区’，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开辟，至道光年间，已是‘深山大壑之中，无不开辟之地，即无不居人之境，而村屯瞭望，若指掌矣。”这一切的背后无不是人口增长所致，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资源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原腹地大量的闲置人口移民进入，同时也带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康熙五十二年大理府“原额人丁共五万二千四百一十一。今（嘉庆二十五年）滋生男妇大小共五十六万六千三十五名口，计十万一百五十二户。”“道光十年，实在土著民户一十万三千四百三十六户，男妇大小民丁五十九万六千七十三丁；土著屯户二万五千四百四十八户，男妇大小屯丁二十万五千九百四十二丁。”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大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为13%，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率为7%。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大理地区每平方米人口密度为2.89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41.31人，道光十年为44.27人。呈现为越来越快的增长趋势。在人力充足，农业生产技术娴熟、王朝帝国政府“惠民”政策的促进下，大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取得了长足发展。“道光七年，（云南）实在成熟民田地八万三千七百四十四顷四十一亩六分零。实征正耗夏水税秋粮麦、米、荞等共一十六万八千三百二石二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一十六万七千一百五十五两五钱六分零。又实在成熟屯田地九千一百四十三顷九十八亩七分零。实征正耗夏税秋粮麦、米、荞、谷、豆共七万二千二百四十六石一升零。实征条丁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二分零。”[12]大理府道光七年，“成熟民田地九千三百九十一顷八十四亩三分零。实征正耗夏税麦、秋粮米共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九石四斗五升零。实征条丁等银共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两九钱七分零……成熟屯田地一千四百九十三顷三十六田四分零。实征条丁等银，除军舍丁银豁免不计外，共四千八百九十一两八钱七分零。”[12]在云南21个主要的府厅级行政单位中，其中上缴赋税占到全省的1/8-1/7左右，仅次于云南府。

二、反思：文化、制度与生态环境变迁

生态文化论文篇（9）

文化人类学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又受它濡染、约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来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的文化异同并研究其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内在本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文化生态，其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形态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戢斗勇在《文化生态学论纲》中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以生态学为方法，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与生态学交叉的学科，揭示了文化与周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李学江认为“文化生态是指文化的生成、传承、存在的生态状况［3］。”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能脱离文化所处的环境来谈文化现象，否则会使文化朝着孤立的方向发展，文化环境会不断恶化。邓先瑞指出“文化生态旨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它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重在研究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作用，以及文化对自然的反作用。文化生态学，是生态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可以认为文化学和生态学有机结合产物。

1．1.1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生态

文化哲学视角下对文化生态的研究，其主要任务是阐述文化形态多样化，达成文化系统有序状态，最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时代和文化特点的新问题。徐建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中认为:“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应的范畴，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文化性质、存在状态的一个概念，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作为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在一定历史时期，这个体系内部各个具体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从而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在这里，文化系统作为特定时期的多个文化子系统的有机集合，各种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作用，相互互动效应，形成了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中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文化生态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文化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是各子文化功能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是一种整体效应，其中有文化各子系统的功能，又有各子文化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功能，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综合。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中认为“文化生态，除了有斯图尔德所提到的文化生态这一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刘春花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认为“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是一个较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简单来说，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的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两部分。文化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保持相对平衡，这是文化的内部生态;同时，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这是文化的外部生态。只有当文化的内外部生态和外部生态和谐发展时，文化才能得到全面可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资源平台，促进人的文化进化态势。孙卫卫在《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视野》一文中认为:“文化生态应是指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换句话来说，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文化各子系统之间融通互动，使文化以较为稳定的状态存在和发展。

1．2体育文化生态学

1．2．1体育生态

随着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新的生态学理开始出现在体育研究领域。目前，许多学者都对体育生态学的研究非常关注，对体育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等的分析和探讨，极大地丰富了体育生态学的研究，促进了体育生态学的学科发展。邓跃宁在《体育生态学的创建》一文认为“所谓体育生态学(physicaleducationecology)，就是指人们通过谨慎的和合理的体育方法获得那种需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实现体育、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这样来理解，人们运用科学合理的体育手段、方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开展体育活动。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系统能够健康发展;同时，也要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使人的生态化发展。李宏斌在《体育生态学的孕育与创设》中指出“体育生态学是一门以生态的思维方式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体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旨归，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说。”以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体育这一生态系统。目的是要协调体育个体的身心发展与协调体育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通过体育回归本真发展，来实现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这一目标。陈光华，周志俊在《对构建体育生态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把体育生态学定义为“是研究体育运动的自身规律和体育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从而达到体育———自然———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门学科。”当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仍未达到平衡发展阶段，如何使之平衡都是体育生态学所要研究内容。在遵循体育运动自身特殊规律和体育与环境系统间相互关系规律的条件下，最终实现体育———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许传宝在《体育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中指出“体育活动的主体与各种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体育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而系统、全面地分析和考察体育与自然、与社会、与人自身的相互关系是体育生态学的主要任务。体育生态学除了运用整体论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外，一般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体育生态学可以利用和借鉴的”，对整个体育生态学构建提出诸多设想。

1．2．2体育文化生态

在体育生态研究基础上，不少学者主动引入文化生态理论，开始将把体育作为社会生态链的文化构造部分加以研究，推动了体育文化生态理论发展。龚建林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特性》中认为“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指体育文化与体育环境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开放、自组织的系统，具有自身的结构、功能和一定的自适应、自我调节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存在诸多要素，比如体育教育、体育习惯、体育意识、体育修养、体育伦理道德等等。体育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存在于其中的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从无序发展为稳定有序的状态。但是，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体育文化生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环境生态变化不断变化而发展。陈帅等在《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核心社会结构形态》中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是指有着稳定的系统与结构，民族传统体育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小型社会。”传统体育文化生态，有其形成发展的特定条件。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各异。虽然各传统体育文化不尽相同，但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宏观结构上，具有一般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各地体育文化生态也因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各有千秋，但一定是与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相融合的。丁怀民在《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保护》一文中认为“良好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生态，是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与自然、社会能够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文化生存状态。”传统体育，必然是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发展下的体育。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必然是能适合文化发展前进的自然社会环境。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各种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地域、社会形态特点，各传统体育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社会环境互动制衡运行发展，形成其专属的体育文化生态。正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式多样，内容博大精深。同时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忌生搬硬套。体育文化生态，与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一样，也具有地域性。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全盘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生态建设的经验，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吴桥等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解读》中认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是指少数民族群众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创造的具有生态适应性特征、各种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种文化方式和状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过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生态适应，保持着相应体育文化系统的生态平衡，传承和延续着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质。从以上分析来看，虽然体育文化生态与体育生态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意义价值有别。体育生态，主要思考体育发展中生态问题，在体育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促进生态环境，从而有利于体育可持续发展。而体育文化生态是把体育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考量其与自然、社会、人自身之间如何平衡协调，如何实现它们的共生、共存、共荣目标，为体育可持续发展创造环境平台。因此，体育文化生态理论，不是语句更换而是观念理念更新，更是研究范式的转变。

2反思与追问

无论文化研究，还是从体育研究来说，引进文化生态学、体育生态、体育文化生态理论并进行研究，是进步也是发展。但是，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就有必要认真反思目前研究进展和不足，寻找突破发展瓶颈的路径。

2．1文化生态学研究评价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文化生态学进行研究，并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促使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逐步趋向成熟。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第一，打破了从环境维度单向研究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弊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提出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的文化性质、文化存在状态、文化构造模式的概念，并提出内、外部文化生态的新研究范式，拓宽了文化生态研究的空间和维度;第二，对文化生态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多方面对文化生态进行阐述，提出不同的诸多建设性见解，加深和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第三，逐渐认识并关注文化生态失衡的发展现状及其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探讨、分析文化生态失衡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改变文化生态失衡的路径与建议。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囊括了文化存在及发展的各个方面。由于研究领域宽泛，研究内容众多，同时开启研究时间仅有十几年。因此，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难免有不少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由于国内文化生态的引进和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对文化生态的研究大都只是从某些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著作中做简单的介绍，研究比较零散，没有查到直接论域下的专著;第二，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从文化哲学视角研究的理论十分匮乏。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侧重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即注重文化生态学的应用研究，而忽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第三，虽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视角研究文化生态，但对两种维度研究界限模糊。致使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扑朔迷离，甚至见到有些研究导致“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的混淆出现。

2．2体育生态学研究评价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拓展了体育的理论视域，将生态学的理论引进到体育学领域，学者们运用生态学原理对体育生态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体育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我们研究体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其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体育生态学概念的提出，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研究与建设开启了先河;其次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对体育问题进行研究，为体育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体育发展到今天，以一般的视角研究已经难以揭示体育发展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科学运用生态学原理来对体育进行探究，可以为体育发展更好理论支撑;最后运用生态思维方式思考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我们研究体育生态学提供了整体的、系统的思维路径;第四，运用与新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研究体育的发展趋势，为我们研究体育生态问题提供了历史的视角等。虽然体育生态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缺陷可从以下几方面讨论:第一，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从中国期刊网查询近20年来的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和资料，搜索“体育生态学”关键词所得结果显示，与体育生态学直接相关的文章仅有8篇;第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前文所提到的关于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的问题单一，缺乏整体性，从总体上看，目前基本体系尚未形成;第三，提出的观点还不够成熟。就拿体育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来说，或将体育生态学中“生态”局限于自然生态，而忽视了人文环境对体育的影响，或虽然克服了前者的缺陷，但却忽略了体育生态中至关重要的方面———身体生态，或只强调生态学原理的工具性，而遗漏生态学原理的目的性、价值性等。究其这些问题存在原因，主要是我们体育研究习惯性路径依赖造成的，体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旦出现其他学科的新理论范式很快被体育理论界引入，并以其分析研究体育一些问题现象。但是这种研究昙花一现，接着研究出现断裂，再很难见到新的、深化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动力机制乏力，不仅影响体育生态学研究和发展，甚至影响整个体育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2．3体育文化生态学研究反思

我国体育文化生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这一景象将进一步推进体育文化生态研究向更宽广的领域拓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很多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一，目前体育文化生态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建构都显薄弱。文化生态理论属于新兴研究领域，2008年起，我国学者才开始研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问题，因此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体育文化生态的研究，呈现了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如“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和“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发展”等观点，但对体育文化生态理论的研究甚少，比如体育技术与体育人文生态体系如何协调发展等具有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含义、特点、基本理论体系等尚未形成;其二，研究内容偏重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微观的具体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和价值性的讨论。大多数研究都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缺少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野对传统体育生态价值和生态发展的研究。目前，体育文化生态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体育或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领域，而对现代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问题研究甚少;其三，除了研究成果偏少、不均衡外，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跨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通过文献整理，进行逻辑分析和思辨，对于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法的运用比较少。现今对体育的文化生态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分析与现象表述层面。对此，我们在从文化生态视角研究体育的时候，不仅要使用合适的方法，还要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交叉综合使用。

生态文化论文篇（10）

一、 边地生态文化带的范围与含义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条边地生态文化带。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地理位置从北面和西面环绕着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大致上是东起大兴安岭的南段，向西沿着 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南面大体以现在的长城为界，一直抵达青海的河湟地区再向南折，沿着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横断山脉一直向南，最后抵达云南的西北部。由于它的形状呈弧形，犹如一轮新月，因此我们又将这条文化带称为“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最先注意到在 中国存在这样一条富有特色的文化带。他认为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 ，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铜器时代 ，活动于这一 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 因素。童教授用生态环境相似而导致的文化传播来解释这一地带出现的各种文化相似现象，并将它称为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在 20世纪 9O年代后期，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从中国人的族群认同理论出发，提出了在古代华夏民族聚居的周边地带，存在着一个 “华夏边缘”人群。他认为这个周边地带在历史上并不是 固定而一成不变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华夏边缘地带也在发生变化。王明珂先生将这一文化带也纳入了他所称之为的 “华夏边缘”地带 ，并作为华夏边缘地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深人讨论。

笔者认为，这条边地生态文化带是一条生态文化疆界数千年来它将农耕文 明与畜牧文明在空间上隔离开来。在这条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的南面和东面，是我 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数千年华夏文明就孕育在这一区域内。在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北面和西面，是传统的畜牧文化区，历史上无数的游牧民族和半农半牧民族都曾在这一广袤的区域内繁衍、生息。

二、边地生态文化带的形成

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形成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人类在约300万年前 的诞生之时，首先步入的时代是采集狩猎文化的旧石器时代。这时人类只是单纯地向犬 -然索取食物，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形态 又被称为 “掠食经济”。

大约在距今 1．2～0．9万年前 ，由于地球上某些地区农耕的发明，人类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由于这时人类已经学会驯化植物和动物 ，掌握了有关食物的再生产知识，因此这种经济形态又被称为 “产食经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存在两个主要不 同的农业 区域。在西亚地区，人类驯化大麦、小麦等作为主要栽培作物，并 同时驯养 了黄牛、山羊和绵羊等家畜；在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人类则将粟类作为主要栽培作物，在长江流域则将水稻作为主要栽培作物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都驯养了猪和鸡等家畜。

农业的出现促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以便对作物播种、管理、收获。这样，人类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在狩猎采集经济下，人们难以获得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即使在短暂时期内获得，也无法长期储存。人类从事农耕后，才可能比较稳定地获得较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并储存它。由于农业的种种优越性，使得农耕文化从发生地较快地向周边地区传播。不过，由于农业生产对气候环境有一定的特殊要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全球气候仍处在较寒冷的情况下，农业的扩散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大约在距今 8000—4000年，全球的气候逐渐转暖，地球处在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 这时随着适宜农耕的地区逐渐向北扩展，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也逐渐向北、向西扩展，到达了整个的半月形边地文化带从距今约 7000年前，西辽河流域 出现兴隆洼文化 3；约距今 5000多年前，青海河湟地 区也出现石岭下类型文化；距今 4000多年前，在青藏高原东部也出现卡若文化。这些都是农耕文化。这些文化的人群都居住在永久性的定居村落中，例如距今7000年前的辽西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有多达 160余座房屋的完整聚落，在海拔 3100米高度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定居丰j‘落 这时人们的房屋多是半地穴式的，主要栽培粟类等作物，收获谷物主要是用系绳石刀，饲养的家畜主要为猪和鸡。主要文化特征与华北地区相同。在这一时期采集狩猎文化被推到更北、更西的地区。

在距今 4000～3000年期间，全球的气候又逐渐进人到一个趋于干旱的时期。这种趋势在距今 3000年左右达到顶点 。在北方的半月形边地文化带的许多地区，其本身就不多的森林草原地带在这时面积更加缩小甚至于完全消失 ，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又再度形成 7 3。在东部青藏高原的边地文化带，河谷中的森林向高退去，并形成干旱或半干旱的河谷气候。

气候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农耕活动和养猪的困难，因此，人们对羊、牛等食草动物性资源的依赖增加。养羊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式的。猪在 自然环境中搜寻野果、草莓、根茎类、菇菌类、野生谷粒等作为食物。这些几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时猪与人在觅食上处于竞争地位，养猪并不能增加人类的食物。与此相反，羊吃的都是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放羊可以使更多的资源为人类所利用。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农业难以持续，在许多地区的农人连自己赖 以生存的土地和居住的聚落也被迫放弃了。例如，在鄂尔多斯地区，从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带，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仰韶时期，人类居住的聚落多分布在河谷台地上。而到距今 5000—4000年的龙山时期，这一带的聚落却分布在河谷的断崖上。王明珂先生认为这种现象示出资源竞争使得人群问的冲突变得剧烈，冈此，聚落必须选择在利于防守的地点。同时，龙山文化的遗存中出现大量的细石器，也表示当时的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农业，使得人们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性增加” 。到距今4000年之后，这里的聚落也都被迫放弃了。也有少数聚落的居民留在地，例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居民一直居住到距今约3400年前后才放弃了 自己的聚落 。这一遗址可分为五个时期，年代约距今 4100—3400年，虽然其居民的文化面貌都属于定居农业，但其 间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第三期 (约距今 3900～3700年)时，在殉葬品中除了统的猪下颚骨之外，还出现了较多的羊下颚骨，此外还出现了骨柄石刀这种精致的切割工具。这些反映出在家畜饲养中羊等草食动物的比重增加，狩猎和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也增加。在该遗址最后阶段，墓葬中能反映农耕民生活的随葬品大量减少，用铜兵器随葬出现。显然，由于资源的匮乏，导致人群间的冲突加剧，使得应付战争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社会职能。

在青海河湟地区虽然人类的活动没有中断，但在距今3700年以后以农业、养猪为主的齐家文化经济，被以养羊、缺乏居住遗址为特色，明显带有畜牧经济性质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所取代。在西辽河流域，到了距今 3000年左右，这种干冷化使得当地以农业为主的生态体系崩溃。在这一边地文化带最南的青藏高原东南缘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如在四川I丹巴罕额依遗址距今 4000年以前，遗址的居民从事农业活动，到距今 3800—3200年前后，遗址 中细石器的数量明显增多。这反映出狩猎和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也增加。

距今 3000年前后，随着气候干燥化到达顶点，居住在半月形边地文化带的人群的生业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持续到距今 2500年前后，半月形边地文化带居住的人群先后完成向游牧经济的过渡。

约在距今 2800～2500年前骑马术引进巾国北方草原地区后，对边地文化带的生业形态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草原游牧的产生与人类驯养草食动物的历史密切相关，尤其是马的驯养与利用。马的机动性能让牧羊更有效率，使游牧人力得到适当的支配。马也是作战与防卫的工具，以保护本身资源与自外获得资源。其次，游牧还需要些必要的知识与技术。如世界上任何地区游牧的产生，都涉及人类由吃动物肉转为饮食动物乳及乳产品。如果以肉为主食，人们必须饲养远超过家庭人力所能照顾的动物群，才能供应其肉食消费。因此，游牧的产生需要相关知识技术的发明与传递 。

人类对马的驯养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 6500年前 。距今4000—3800年前后 ，在高加索和叶尼塞河流域人类已将马作为坐骑。在中国华北地区，马的普遍驯养利用是在距今 3300年以后 ，并主要作为马车驾驭。在中国北方的边地文化带发现马具足在西周 晚期 ，春秋以后骑马普及。从形态上看，北方边地文化带的早期马具，接近南西伯利亚马具的风格引。因此，中国北方的骑马文化很可能是通过欧亚大草原经南西伯利亚传来。青藏高原东部马具的出现则是在战国晚期以后了”。

在边地文化带的主要生业形态从定居农业转化为游牧以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条生态文化疆界——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形成了。

三、边地生态文化带的主要文化特征

在文化上，这一地带的文化不同于华夏地区，并构成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今天，我们习惯地将这一半月形边地文化带以外的地区都称为 “边疆地区”，以内的地区都称为 “内地”。

尽管这一地带绵延万里，十分辽阔，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铁器时代 ，活动于这一地带内的众多民族却形成了许多具有共同特征的生态文化。

细石器是这一地带史前文化的一项共同文化特征。细石器常被作为肉类和皮革的切割工具使用，它的盛行总是与畜牧和狩猎生态文化相联系。

石棺葬是这一地带许多古代民族中都盛行的葬俗。它最早出现在 7000年前的内蒙古西辽河地区，在青铜时代达到鼎盛，分布在整个半月形边地文化带，在这一文化带以外也广为分布，并一直到达东南欧草原。

草食家畜殉葬是这一文化带晚起的一项共同文化特征，它在北方各地区开始流行是在距今 3700—3500年以后，西南地区开始流行是在距今 2500年以后，并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喜用马具、兵器与装饰品随葬是另一项晚起的共同文化特征。这种习俗的盛行是在距今 3500年以后，各地出现的时间早晚不一。马具和兵器是游牧者与战士的标志。装饰品，尤其是有各种动物纹饰的装饰品是游牧民族喜爱的，也符合他们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惯。

由于游牧生业形态自身的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游牧民一方面要依赖于与华夏民族交往、贸易 ，一方面又要成为武装化的战士到农区进行掠夺。这种状态在古代 中国一直持续了两三千年 ，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人侵而修建的。

历代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入侵使用了各种智慧，汉代时也曾将长城推进到今蒙古国境内的草原腹地，但却始终无法改变这条由生态文化所构成的中国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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