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是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却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先后于1803年和1809年颁布了两个《备案商标保护法令》,其中1809年颁布的法令把商标权与其他有形财产同等看待,被认为是最早的商标保护的单行成文法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着作权法当推英国于1709年颁布的《安娜法》。
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几百年,在我国的产生时间学界有还不同认识,有“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二十年说”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20年前。“百年左右说”是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算起的,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清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国人于1904年起草的,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着作权法《大清着作权律》。学术界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的争论对我们普通民众和企业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事实上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清末就颁布了条文比较完善的法律,其后的国民政府也制订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是因为时局的动荡、政权的更迭,这项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真正产生影响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20来年前逐渐才建立起来,而对我国普通民众和普通企业甚至是各地的基层地方政府而言,知识产权制度在他们的意识中却还没有真正建立。
当知识成为财产
知识产权是由“知识的(intellectual)”与“财产(property)”两个词组合构成。当知识成为了财产,也就意味着拥有知识与拥有房子、汽车、土地相同,意味着知识的价值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音乐剧《剧院魅影》和《猫》的作者韦伯是版权受益者的典型例子。仅《剧院魅影》至少有三个剧团在英国、美国常年演出,另有一个剧团在全世界巡演。仅在美国一场演出的版税就足以使韦伯成为百万富翁。《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几年之内变成富翁,也是由于版税的收入。当这个标志着法学理论取得重大进步的概念出现时,知识已经开始成为国家和企业实力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知识多的一方就有可能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而少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地改变弱势,知识竞争的出现也就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为了保证竞争有序,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一旦知识财产得到保护,就会大大提高知识的价值,激励知识竞争和技术创新。
创造性智力劳动应予以保护,否则就是犯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说是深入人心的观念。当我国政府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抱怨,认为政府是在屈从外国的压力,认为我们的保护过了头。就此有专家撰文指出在科技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永远缺少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文化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这种结果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靠吃作者及吃消费者自肥的侵权者,虽然号召人们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但他们自己肯定不会加入吃大锅饭的行列,却依旧扛着“代表公众”的旗,走着侵权致富的路。
当知识产权成为一种商业手段
2004年8月底,发生在德国的一起中国产品在德国被销毁案,是“欧盟关于海关打击涉嫌侵权产品及其措施的法令”生效后的第一起严重损害中国产品国际声誉的知识产权案件。
中国驰名商标“海信”在德国遭到博世—西门子公司抢注。东林电子是一家知名节能灯具制造商,一直使用的中英文“萤火虫(Firefly)”商标,被西门子旗下公司欧司朗抢注当我们的着名企业正豪言国际化时,却发现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商标已经被抢注。当我们DVD制造业为占到世界分额%而喜悦时,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收钱,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专利,结果我们的企业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将你的商标注而不用,微小的注册费用,却可以将你阻止在这个市场之外,轻而易举地排斥了你这个竞争对手。先让你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等你长大了,再来收拾你,这种“放水养鱼”的策略,正大肆将我国的企业辛苦积累的利润收为其囊中……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手段,被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娴熟地使用在商业竞争中,他们早已经把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数量过少,仅有2000多家,仅占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甚至靠仿造过日子。”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样讲述。
我国有的专家学者还耿耿于怀:抱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太高”,指责我国对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比国外还高,搞“超世界水平保护”;还有许多人在经常提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20世纪6、70年代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而当时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比我们现在低得多。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基本没有开始。我们如果在今天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愿考虑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及相应国际条约的要求,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看,其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我们在竞争中被自我淘汰出局。
当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输给日本,并陷入了经济萧条。而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正是知识产权政策,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重视知识产权的政策,美国顺利地摆脱了经济困境。
2002年日本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上发表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将“知识产权立国”列为国家战略。同年11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为“知识产权立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成立知识产权战略总部,由全体内阁成员和10名在知识产权方面有专长的成员组成。首相小泉纯一郎任部长,副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负责科学技术的大臣、文部科学大臣、经济产业大臣担任。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下设的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秘书处,由副部长级的干部担任政府审议会秘书处秘书长这在日本还是首次。有专长的成员包括三菱电机等大公司的总裁,着名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律师等。知识产权战略总部规格如此之高,充分说明日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实施,日本在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取缔海外侵犯日本知识产权现象和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保护等各个方面将会加大管理力度。
2002年,英国贸工部、专利局与大学联盟等共同出版了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以期让更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政府官员表示,英国拥有世界级的科学家,若能将好的点子转换成更多商机与工作机会,将有助于强化英国整体竞争力。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将有助于充分利用研发成果并产生扩散效应,进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当我们的国家还在激烈讨论如何“移植”知识产权理念时,发达国家早已在我们国家急需要得到的知识打上了所有权的印记。我们必须懂得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学习、引进新的技术和知识,必须面对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铁壁铜墙。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
我们该做什么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张平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在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惟一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就是企业意识不接轨,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善意侵权我们就制止了,恶意侵权我们也能抵制住。
一、前言
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国际间技术贸易总额1965年为30亿美元，1975年为110亿美元，1985年为500亿美元，90年代已超过1001)亿美元。1995年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5950亿美元，超过了农产品贸易额，30年间增加了190多倍。全世界可以进行交易的知识产权己超过10000亿美元。知识产权己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及其企业之间最主要的一种竟争手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2003年9月召开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正式通过《经修订的2004 - 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提出了“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的新思路知识产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口号，尽管知识产权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说已不陌生，而知识产权文化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话题，至于如何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知识产权文化制度更是中国文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定义
知识产权法隶属于法律的范畴，则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必然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要想弄清楚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定义，必须先搞清楚法律文化的定义。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大约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在中国，法律文化被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基本认同以下儿点:(1)法律文化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2)法律文化包括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3)法律文化是由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
当前，知识产权法越发受到重视，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理论界对其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知识产权文化”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其物质、政治及文化生活相适应的，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国内外和社会各个阶层一切力量，促进国家(区域)和人民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和繁荣富裕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规则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从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物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总和，主要包括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意识、信念、价值观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经过人继承、丰富和发展而来，在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
第四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认知态度、信念评价、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
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实践中产生的精神现象的总合，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范，外延为法律意识。
三、发展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
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竞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外延为法律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因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人手。
(一)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必将是空中楼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非常晚，在建立的过程中大多采用引进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这样的立法有着其明显的优点:由于我国的立法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其天然地就符合了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要求，并且我国还先后参加了重要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pct等)，这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无缝对接。
当然，这样的立法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由于采用的引进原则，很多方面会与国内情况不符，从而会出现不明确和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一些国内外技术保护区别比较大的地方，如程序，软件得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还有待完善。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现在正在大力的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仅从《专利法》来看，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到目前为止，在1992年9月4日，2000年8月25日以及2008年12月 27日分别进行了三次修正，并在此期间出台了与其配套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并针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得我国与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益发完善。为全面推进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下作，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部署，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28个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其中明确规定了“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工作，加快知识产权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出台”。相信在不断的发展中，我国必然能够建立一个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相匹配，能和世界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我国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氛围奠定坚实基础。
(二)强加知识产权执法人员的队伍建设
有了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不是终点，必须还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知识产权的执法队伍。执法人员是法律制度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只有合格的执法人员，才会使得法律制度的作川完美显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合理的法律文化。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而近年来知识产权的发展又非常的迅猛，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的执法队伍不能满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需要的状况。
我们这里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不仅限于立法人员，以及法院审判人员，也包括和专利审批相关的审查员。我国将会是一个专利大国，审查员的数量相对于目前专利审批的需要而言还远远不够。这种情况下，专利审批的流程过长，会影响到申请个人、单位或是组织对专利申请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扩大审查员的队伍，充分调整审查员的专业结构，同时充分调动审查员的积极性，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查周期，以适应当前的专利审查审批工作的需要。
山于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综合素质的人才，其队伍的培养具有很强的专业特色。知识产权的执法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某个领域内比较全面的专业文化知识，同时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将两者有效地结合，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知识产权执法人员。因此，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只有在长期的摸索当中，根据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进行系统训练培养。只有与知识产权法律相关的各行业，各部门机关，都能够配备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保证，也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提高群众的知识产权文化修养
任何一种文化必须都具备群众基础，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也必须具备这个基础。如何做到有群众基础，其一需要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二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接近群众。
1.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2009年伊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大型调查”，以确保《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顺利实施.目的是准确了解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文化水平，把握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现状。4月22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知识产权内容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科学发现权与外观设计权的认知，全部回答正确的比例为0. 8 %。而在所有被认知的知识产权内容中.又以专利的认知率最高，比例为85. 90，其次为著作权与商标权，比例分别为75. 7%与70.0%:地理标志与反不正当竞争的选择率则仅为9. 3%与9. 0%;再比如有48. 2%的公众了解知识产权是财产权;35. 2%的网民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作品行为有正确的认知:61. 4%公众坚决反对盗版等等。从调查结果看出，中国公民的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知识产权文化素养较低。
就目前来讲，好多企业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国的专利申请量也愈发增长。华为、中兴这样的国内通信企业为了在以后的3g, 4g通信市场占到一席之地，已经充分地利用上了专利这个武器。然而从街边经常看到的盗版碟，到市面上堂而皇之的山寨机，到处都体现出了我国目前国民心中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观念的薄弱。真正繁荣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应该是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个别的企业之上。因此必须向我国的群众普及知识产法律知识，通过政府、学校、单位、企业等各种途径，有效地对群众，尤其是针对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法律的团体进行知识产权法制教育。
2.让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接近群众
各种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特定情况，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也应当如此，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实际需要，贴近人民群众。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立法者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够制定出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律。在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过程中，立法人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现行的《专利法》中，第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而作为专利法的具体解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审查指南》中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含义比较广阔，常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审查员在依据专利法第五条进行审查时，要特别注意;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这就有效的说明了中国专利法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了我国的实际国情。不同的地区(如内地和香港)对这社会公德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显然此处不能照搬国外的立法经验来作为国内专利法的社会公德的标准，必须选用适当的标准来作为国内的社会公德的标准。此外，对于台湾专利优先权的把握上，也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
当今充裕的物质条件提高了学生的生活质量，学生在家长的庇护下成长，缺少约束与教育，使得更多的初中青少年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性格，甚至出现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必须积极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加强对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受到法律的约束，进而约束他们的行为，提高他们的自制力，从而形成正确的守法理念。
2.法律知识教学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社会
初中生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力与判断力，然而由于家庭环境、接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认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法律知识，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通过列举案例来为学生解释一些违法现象，解说一些法律常识，学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产生正确的是非观念，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律的角度产生独到的想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法律知识教育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的方法
1.教师主导，解答式教学
政治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与价值观的引导，具有一定的说教、引导特征，特别是法律知识由于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权威性、强劲的理论性，需要教师发挥必要的主导功能，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与引导，侧重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解，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内容与特征，从而收获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积极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要采取解答式教学方法，也就是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对学生的问题给予及时解答，这样才能有效解除学生疑惑。
2.结合案例，引入学生现实生活
法律知识相对理论性强且抽象，单纯的法律条文或理论的灌输难免会使学生感到难以接受，这样就必须结合生活案例，引入学生现实生活，将法律知识教学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时，教师也要本着兴趣引导的原则，注重案例的生活化（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并将案例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的语言等呈现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评说案例中的是非，自由发表看法，这样才能正确引导学生用更加犀利的眼光去理解生活、观察生活，从法律的角度正确分析现实生活，使学生通过实际案例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达到形象化教学的目标。
3.丰富教学形式，社会实践引导
法律知识教育教学不应该局限于教学课堂中的理论灌输，因为学生即使熟背了法律理论知识也不意味着就能够科学地运用法律，因此，要适当丰富创新法律知识教学形式，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法律知识学习。例如，可以邀请专业的法律人员来校进行讲座，为中学生输送必备的法律常识；组织学生亲临开庭现场，旁听法庭审理与宣判；鼓励学生参加法律宣传活动，从思想与行动上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在掌握法律理论常识的基础上提高自身能力，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法律知识学习的乐趣与积极意义。此外，法律知识教育并不意味着将学生约束到一定的条条框框之内，而是要积极开拓、创新思维，在牢固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自主发挥自身能力，能够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法律，积极理解并尊重不同学生的不同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所养成的处事风格，也就是要将法律教学同学生的特点结合起来，力争实现对每一名学生的正确法律教育与积极引导。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及其现状
对于中国而言，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始于清朝末年。当时的清政府实行新政，向西方学习，在外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下陆续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大清著作权律》等法令。以后的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虽然也制定过相关律令，但是这些法律没有什么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曾了一些行政规章来保护知识产权，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规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逐步建立起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主要有：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另外，中国积极参加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先后加入的公约有：1980年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85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89年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约定》；1992年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93年的《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唱片被擅自复制日内瓦公约》；1994年的《专利合作条约》；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加入《知识产权协定》，在入世前，我国全面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并于1997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01年颁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迅速发展，由低水平到高水平，从本土化走向了国际化。
与我国之前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相比，如今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了较大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知识产权整体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并且与科技、经济和外贸等相脱节，造成大量科技创新资源的浪费。在知识产权竞争能力上，特别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专利来看，我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甚少；从商标来看，商标注册量少，并且驰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很多，我国的知识产权流失相当严重。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必定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包括：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产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我国原有的知识产权立法体系显然不够完备。虽然入世之后，我国相应地完成了一些相关法律的修改，如对《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修订，并且国务院也颁布实施了新的《专利法实施细则》、《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商标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也公布施行了多项具体的司法解释，但与国际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整体体系还是不够体系化。
2.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范围较窄
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技术领域不断涌现，一些高新技术，如：互联网、基因工程、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的出现，为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现有的知识产权法规定的范围已经不能满足新出现的技术领域，虽然这些新的技术也受到很多争议，是不是应该受法律保护，怎么保护，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3.我国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水平较低
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统筹协调能力较弱，从主管机关来看，商标、专利、著作权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造成了管理的混乱。其次，在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的申请、审查、注册和授权以及授权后的有关法律程序来看，相对繁杂，不够统一。另外，负责管理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工商、新闻出版、文化、专利、海关和公安等部门人员的素能不高，很难较高的开展和协调工作，使得知识产权的整体管理机制较为混乱。
三、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1．依照国际规则，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规范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够完备，因此要充分认识知识产权的战略意义，积极地面对问题，走出困境。参照国际规则，制定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政策、战略，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效用，以提高我国的科技实力和竞争能力。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不应过于攀高，只要达到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保护水平即可，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协调。
因此，既要考虑现实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国际公约规定，保护外国的高新技术，也要推动国际合作，保护我国的传统知识。我们应依据国情，缩短或消除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同国际公约，特别是与TPIPS协议的差距。转贴于中国论文范文
2．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不仅要放眼知识产权新问题，还要关注传统领域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就要勇敢迎接、认真研究新技术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解决网络、电子出版物、信息高速公路等新技术所导致的知识产权新问题，密切跟踪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对于科技发展涌现的新的技术领域，我们应制定一些配套的规范或司法解释，将其归入知识产权制度领域，在保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整性的基础上，保持其灵活性，从而适应当今社会知识的迅速发展，从而适应国际化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另外，传统的东西也是我们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制度缺失，很多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得到传承和发扬，无法成为资源，因此应对其加以保护，注重传承，使其发挥更大的利益效用。因此将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及遗传资源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同样具有主要意义。
3．按照国际标准，改进行政执法和司法水平
为了使得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实现知识资源共享，就应建立起一种产权保护与竞争共存的法制保护制度，在国内立法中，就不得不考虑加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这些要求我国的执法和司法必须保持一致。
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色体现，因此要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统筹协调能力；在专利、商标等的申请、审查、注册、授权及其相关程序方面，应与国际惯例和其发展趋势相适应。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行政保护机制，对违反知识产权法律的行为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对知识产权给予保护。
而司法保护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途径，对我国而言，要不断加强审判队伍的专业知识，注意培训有技术背景的专业法官；依据国际经验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限做出相应的规定；增强审判力量，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只有全面改进我国行政执法水平和司法水平，才能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更好的得到贯彻，最终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四、结语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对科技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并且知识产权法已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缺陷和问题，我们要立足国情对其进行完善，使其更好的为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规则服务。
参考文献：
李月明.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1.
一、传统知识是重要的人类知识成果
(一)传统知识的含义。
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顾名思义是强调人类知识成果的传统来源及传承性，而且此类知识往往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条件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历经世代因袭，深刻影响着现代知识的发展和演变。
对于此类知识的概念表达众多，除传统知识以外，还有诸如土著知识(IndigenousKnowledge)、土著遗产(IndigenousHeritage)、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Non—materialCulturalHeritage)、传统文化表达(TraditionalCulturalExpressions)、遗传资源(GeneticResources)、传统艺术遗产(TraditionalArtHeritage)、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sofFolklore)、乡土知识(KnowledgeofFolklore)，等等。以上概念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传统知识的内涵、特点和表现形式，从而也使得对于传统知识的认识与理解更加全面清晰。
一事物区别与他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对于该事物的准确界定，通过与之相类似的事物进行比较，区分相同与差异，进而把握该事物。传统知识是人类现代知识成果的源头，而现代知识产权正出自这一源头不断地向前奔流。现代知识产权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传统知识的积累和支撑，正如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与文明。传统知识构成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
其构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蜕变，可以说人类历史多长，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与自身的认识所形成的知识发展就有多长。传统知识正是赋有更朴素、更直观、更真切特性的人类主观认识及其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它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满足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需求，具有地域性(Corn-munity)、多样性(diverse)、群体性(collective)、传承性(genetic／inheriting)的特点。
(二)传统知识的表现形式。
传统知识带有地理、人文因素影响的浓厚色彩，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医药，此外还包括生物遗产资源。
民间文艺表达方式繁多，涉及言语(如民间故事或者神话传说等)、音乐、舞蹈、游戏、建筑、手工艺品等，同时也是现代著作权所保护作品的原初表达和雏形。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土著／indigenous)依赖本土自然环境条件和特有的生产方式开发享有着上述文学艺术财产，如同我国各地区优秀的民族文艺成果，也是同样带来了我国艺术文化的丰富繁荣。这些艺术成果常常经由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并非为完整的文献资料，其流变更迭比较频繁，使得保存流传难度加大。
传统医药是不同于现代西医的医药知识及疾病治疗方法，例如中医药、韩医、印第安人特有疗法等，包括医学原理、药物学研究、药方、药品、医疗器械及特有疗法(如针灸、刮痧等)，甚至包括身体保健与养生之道等，是人类早期的医药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积累，多数属于生物与物理手段，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医药文化，有些还带有神秘或者宗教仪式。生物遗传资源是指具有现实或者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来自动植物、微生物及其它来源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这类成果关系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研究开发，尤其涉及植物新品种，更是以自然遗传资源为基础的更新繁育，也充分显示出人类生物技术的发达水平和进步。比如，在新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特有的物种长期生存繁殖在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如新疆野马、野驴、野骆驼、马尾松、红松、雪莲等)。
(三)传统知识的利用。
传统知识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帮助和便利，并且愉悦和增进了人类精神文化鉴赏。同时也是人类现代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与传统知识一脉相承，传统知识是作为现代知识成果创新的基础知识文化资源，而现代知识成果就是于传统知识前提下的革新与智慧创造。
传统知识具有本土、社区抑或个人文化特性(culturalidentity)，基于类似的照管(custodianship)、监护(guardianship)关系，由集体所有并且该集体及其成员赋予恰当保存、利用和传递传统知识的责任感，因此诸如此类的相应主体享有、运用和保护丰富繁多的传统知识，包括与传统社区生存发展关系密切的遗传资源、基于传统而形成的创造性智力成果或者商业标志等。传统知识作为文化财产，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进行推广开发，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知识遗产，又推动并提升了现代知识成果的创造与利用。
当传统知识被其对应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等利用，就必须坚持保护和存留的原则，强调这类主体对于传统知识的恰当利用，即应当以其适当保护为条件。目前各国、各地方大都正式、非正式地表现为习惯、惯例、礼仪、法律等，在于防止不当占有传统知识及不合理侵占和利用。
二、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一)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成果的法律保护。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是对于人类特定的智力成果设定权利并且加以法律保护的完整制度，以促进科技进步，让知识变成财富，实现社会福利。按照智力成果的不同性质、特点和表现形式，相应建立了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法律保护制度。其共同之处均在于保护的对象为人类智力活动的创造性成果，往往是运用既有的知识创造性地开发新产品、新方法，创作设计作品、商业标识，等等。只有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提供完善的法律保护，才能鼓励知识成果的研究开发和推陈出新，也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此意义上讲，正如我们所作出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产权制度便是保障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的重要制度。
任何一项知识产权都是在前人知识积累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获得的，同时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和创新，因此应当承认和肯定传统知识在当今知识产权取得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和必要意义。为此，现代知识产权又承当起对传统知识的适当保护，规范其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其对于智力成果创新的有益作用。
(二)运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实现对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根据传统知识的不同表现形式，结合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内容，就不同的传统知识可以获得并且主张不同的知识产权。其中，民间文学艺术可以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而这类知识成果的主体往往为集体。因此，这一集体权利应当由本民族或者本社区享有并主张，还可以成立相应的权利主张机构，建立授权机制，便利于民间文艺成果的合理利用与传播，规范此类文化艺术成果的权利行使，保障法定权利主体的应得利益，促进传统文化遗产的完整保存和继承发展。
对于遗传资源的保护，在于保护生物资源及其基因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一方面研究自然界生物物种现有状况水平，另一方面又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培育新品种，所以可以采取获得专利权的方式加以保护，并且还能够申请取得新品种权。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建立严格的生物技术专利评估标准以及品种权的授权条件规范。比如，传统中医药保护可以采取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等方式加以保护，而且也可依据《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申请取得品种权，其不足在于品种独占权仅在国内有效。
三、传统知识的特别法保护
(一)传统知识保护的国际示范法。
人类学关于人类知识与文化的研究认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及“同一化”；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发展至今仍然存在无法说明和解决的自身问题。传统不等于腐朽，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方式是强势文化侵入弱势文化。因此，从人类学的观点来分析，是鼓励相互利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并且认可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合理使用与欣赏。
基于传统知识的不同表现形式及特点，若干国际组织从组织设立宗旨和目标出发，开展了多项国际公约的制定，均力图谋求对于传统知识的保存、维护和发展，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等，了诸如《罗马公约》(1916)、《保护民间文学艺术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损害的国内示范法》(1982)、《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等等。其中，世界粮农组织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条约中提出并且规定了“农民权利”；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部长宣言》声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理事会致力于传统知识的有力保护；1976年《突尼斯版权示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无保护期限限制，精神权利由主管当局管理；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示范规定》作出了关于民间文艺的广义概念解释，提供永久性保护，并且承认提供者的贡献；而且，东盟各国也签署了《东盟知识产权合作框架协定》及《关于获取生物和遗传资源的东盟框架协定草案》；2006年发表的《郑州宣言——国际范围内对于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和遗传资源的保护展望》也再次表示出对于传统知识保护的关注和努力。
尤其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政府间委员会，该机构编制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民间文学艺术)的政策目标和核心原则草案。提出对于传统知识的专门保护不得取代，并且依据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可以适用于传统知识及其派生形式的任何保护。而有关传统知识的具体概念术语由各国家或者地区自行界定，凡属于创造性智力活动产物，并且具有能够反映一社区独特文化特征及由该社区所发展并维持的传统遗传特性的智力成果，均可作为保护对象。受益人是指土著人民及传统社区和其他文化社区，即依据社区习惯法、惯例保管并保护传统知识的各社区，及作为其传统文化遗产来维持、使用、传统文化表达的社区。涉及权利的管理包括相关主体的主管单位、社区，参照习惯法、惯例、传统决策与管理程序，进行规范权利的立法，制定条例，采取行政措施，内容包括授权申请程序、费用、通知程序、争议解决、授权的条件与条款，等等。保护范围在于防止任何歪曲、篡改或者修改原有传统知识的减损行为；防止未经授权的公开并随后使用等；相关表演应当保护其精神、经济权利；使用、利用时应当注明来源；商业经营利用应当公平付酬或者实行利益分享。同时确定了如下的若干原则：利益兼顾、均衡相称原则；反映社区愿望的原则；尊重其他国际、地区文书、程序并与之合作的原则；尊重传统文化表达的习惯使用、传播方式的原则；灵活全面原则；保护的有效性、可获得性原则，等等。目标在于承认传统知识的价值，增进相互尊重，满足社区实际需求，赋予社区权力，维护习惯做法，有利于保障传统文化，促进思想文化交流和文化多样性，预防无效知识产权，增强确定性、透明度和相互信任，与保护知识产权互补，尊重相关国际协定、程序并与之开展合作，鼓励社区创新创造，有利于社区发展和合法贸易活动。
对此，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原则立场为国家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和利益分享原则。强调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知识产权获取的重要基础性价值的维护，要求建立获取资源与惠益分享(ABS—Accessandbenefitsharingofgeneticresourcesand~aditionMknowledge)机制，保护相应权利主体正当合法利益，并且通过实行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来源地标识制度等措施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遗产及其利益。
(二)建立国内法律机制保护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制度主要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取得方式和程序、权利内容及其救济等，由于表现形式的各异，实践中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尽相同。比如，云南林业科学院建立了关于野生动植物、森林管理等方面乡土知识的乡土专家数据库，实行有偿使用，这些乡土专家是乡土知识的传播载体，这一做法有利于保护和存留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民间知识遗产及遗传资源。
对于遗传资源的保护，由于对外合作中我国民间文艺、农业遗传资源、农耕技艺、特有种子以及传统医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流失，缺乏保护意识和必要的防范措施，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引进或者其他现代技术成果的吸收借鉴却给社区传统知识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管理的通知》(2004)、《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2005)、《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条例》(2006)，而且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确立了“生物资源知识产权战略”。同时还可以参考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实践做法实现对于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妥善保护，即通过颁发研究标本采集许可证规范公园内的生物科学研究活动，实行准入制度，拟定涉及研究者、社会公众及公园三方利益的惠益共享方案，签订“合作研究与发展协议”(CRADA)，强调被许可人更多的义务，且许可其有权申请专利，但必须将申请事宜告知资源提供方。
此外，还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草案)》等法律文件，云南省、贵州省等地方还制定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都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法律规定。
社区在保护传统知识中确定有关权利归属的成功实践表明，拥有传统知识的相关社区在保护此类知识成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此也提出诸如关于传统知识的部落或社区权利、)社区知识产权的概念，社区成为传统知识保护中的主要主体，并且通过社区非正式的习惯、惯例、礼仪或者特定仪式实现对传统知识的保留和传播。
参考书目：
1．徐家力：《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杨明：《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法商研究)2oo6年第1期。
3．陈宗波：《东盟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未注册商标带来的危害：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至今年3月底，全国60%以上的重点旅游景区（点）的名称被抢注为商标。
在首都北京，随着“京郊游”的日渐火爆，景区知名度的提高，怀柔景区成了企业抢注的热门商标。怀柔已有7家景区的名字，被注册了12类33件商标。响水湖景区用“响水湖”三个字注册了饮料、水果等三个商标。2003年，慕田峪旅游公司仅一家就注册了包装、客运、餐饮等5类商标。北京雁栖时装雨衣开发公司注册了“雁栖湖”商标，主要生产雨伞、雨披等防雨设备。
在旅游名胜江苏扬州，“凤凰岛”旅游商标被扬州琴曼集团抢注。在湖北襄樊注册的一家外企--湖北钻石公司，主营房地产业，兼做旅游。从2002年6月起，该公司先后斥资百万元，申请注册了“高峡平湖”、“神农架”、“武当山”等多个自然景观和600多个文化遗址。在商标公告期内，却没有任何一个资源所在地政府、旅游企业提出异议。
在安徽，“天堂寨”商标抢注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天堂寨位于安徽金寨县、湖北罗田县、英山县两省三县交界处，然而，2003年11月湖北省罗田县“成功”注册了“天堂寨风景区”、“天堂湖风景区”两大旅游商标，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安徽旅游界的风波。
扬州著名的旅游景点“瘦西湖”已在七八个类别被抢注商标；桂林的“西街”旅游品牌已被个人在旅游、服装、食品等类别抢注商标；湖北的“武当山”、“神农架”等均遭抢注。
2005年5月，“牡丹之都”商标被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家旅行社抢注并公告，其注册的商标类别是第39类，注册的项目是“游艇运输”、“货运”、“船只运输”等。
“九寨沟”、“香格里拉”，分别被抢注者标价120万元、200万元进行商标转让。黄山、九华山也分别被一旅行社和青阳县一家乡镇资产管理企业注册，无奈之下，经营旅游业务的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只能注册英文版的黄山旅游服务类商标——“HSTD”；而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只能以“九”字变形的山峰图案作为自己的旅游服务商标。
商标一旦遭到抢注，追回商标的难度非常大。如果是品牌遭到恶意注册，可通过法律途径追回；但如果是同行竞争者注册，追回商标将非常棘手。
景区品牌一旦被抢注，在被抢注的商标类别范围内，被抢注者会面临三种选择：放弃商标的所有权；花巨资买回商标所有权；向商标权利人每年交纳许可使用费。无论何种方式，最终受损的是当地的旅游经济。
有的地方只重视打造旅游品牌，忽略了对旅游商标的保护。拥有景区商标，会使景区拥有的无形资产增值；商标注册后，还能防止其他人借风景区信誉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些被抢注的商标已成为企业延长旅游产业链的巨大障碍。
已经注册商标带来的效益：
陕西的“老君山”，2002年注册申报，到2003年取得注册商标。赢得了老君山旅游开发的主动权，这不仅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避免了因商标使用不当而引发的经济纠纷。现在老君山已经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又一个集道教文化与生态旅游于一体的著名旅游风景区，首期规划投资13000万元，形成年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6000万元，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经济增加值42000万元。
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故宫博物院曾先后两次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故宫”、“紫禁城”15类服务商标，涵盖了珍宝估价、艺术品鉴定、观光旅游、文娱活动、组织和安排文化教育展览、书籍出版等几十小项。1997年至2000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陆续批准了“故宫”、“紫禁城”商标并颁发注册证书，故宫博物院成为全国文博界第一家拥有注册商标的单位。
为了保护“故宫”、“紫禁城”这块金字招牌，2006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故宫”、“紫禁城”为驰名商标，类别及服务包括组织和安排文化教育展览、艺术品鉴定和观光旅游。成功注册商标后，不仅景区景点可以营销自身形象，也是打击商标侵权行为的重要保障。
迪士尼公司创建于1923年，1986年就在中国注册了自己的商标，目前还在景区之外的其他类别注册了商标。作为一个综合性娱乐巨头，迪士尼公司拥有众多子公司，并且业务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多，而迪士尼公司将这些众多业务分为4个大的部分：影视娱乐、主题乐园度假区、消费品和媒体网络。在其涉足的众多的领域中，不论取得成果如何，迪士尼都会把这些成果注册为商标，从而在维权行动中取得主动权，为公司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有关资料统计迪士尼：
年营业额：307.52亿美元（20*年度年报数据，名列2005年财富全球500强第159位）市场总值：509.6亿美元（2005年8月29日）
我国《商标法》规定，我国商标是实行注册在先的原则，谁先注册谁就拥有该商标权。“品牌标识”只有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后才能成为注册商标，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拥有自己的专用权，才能阻止他人擅自使用。同时商标作为企事业单位开拓市场的品牌标识，成为产品或服务质量、信誉的载体，构成企事业单位的价值可观的无形财富，商标是企事业的无形资产。
景区名称遭抢注原因分析：
1、傍名气
虽然景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天生的，但是自然风景区的品牌和魅力都是依靠巨额的旅游开发投入和宣传投入取得的。许多景区至今已投入数千万元甚至过亿巨资进行营销宣传，使自身拥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正是景区的高知名度，使景区名称倍受抢注者的亲睐。作为经营者来讲，使用景区名称作为商标，既不用花钱搞宣传，也不用担心消费者的信任程度，又可以借助景区培养的品牌影响力来推销自己的产品，扩大自己产品的知名度。而且，景区知名度越高，商标价值越大。
2、景区忽视品牌保护
景区商标屡被抢注，主要在于景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很多地方的景区重视耗资打造旅游品牌，发展旅游经济，却忽略了对旅游商标的保护。当景区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时候，部分经营者看到其品牌后面蕴藏的巨大商机，遂在各个类别注册，自己使用或高价转让。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景区名称即使遭遇抢注，很多景区管理处也反映平淡，不采取应对策略。部分景区管理处认为景区是公共资源，商标被抢注不会对景区造成威胁。很多地方景区管理处的不作为，也一定程度的助长了景区名称抢注风。
3、职业注标人的操作
著名景区名称注册为商标的背后往往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职业注标人或高价转让或从景区收取高额许可使用费。商业利益的诱惑，抢注热随之出现。职业注标人有资金、有实力并且深谙相关法律，他们的专业化运作，使整个旅游行业陷入商标危机。
4.法律方面的问题
关于商标抢注行为，我国法律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明文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这就明确了商标注册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自然人注册商标仅需身份证复印机即可，这样以来，一些自然人成为炒作和抢注商标的“专业户”。这些“专业户”注册商标的目的不是自己使用，而是倒卖或转让商标从中渔利，严重地扰乱了商标注册秩序。2007年2月1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了新的政策，对不从事经营活动的纯自然人申请商标注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不再受理。新规定的出台，限制了自然人注册商标现象，对企业的产品品牌及企业名称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而根据《商标法》的规定，自然人是可以申请注册商标的，显然新规定是与《商标法》相冲突的，仍然会引发新的商标纠纷。
保护措施：
商标抢注现象目前已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作为企业或商标所有权人如何应对商标抢注问题？下面列举几点建议：
当你的商标被抢注后，首先要认真分析抢注人注册商标的目的，其次密切关注商标局对抢注商标的初审公告。
（一）就初审公告的商标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对初步审定并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在异议的同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因为商标异议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你不提出异议，国家商标局将认定在公告之日起准予注册。
（二）如果被抢注的商标已被他人注册成功，在5年内就已注册的商标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争议。
（三）构筑起防御性注册的措施。
由于我们在此之前没有意识到商标注册的重要性，使一些知名商标被他人抢先申请注册。但对当前还没有注册的知名品牌商标就更应该筑起防御措施。如故宫博物院早在1995年就开始将“故宫”、“紫禁城”等商标在旅游相关类别进行了注册申请保护，2006年下半年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还有四川都江堰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斥资200万元，已对当地旅游品牌资源进行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共注册“都江堰”、“青城山”、“宝瓶口”883个注册商标，同时，将注册的商标许可租赁给企业有偿使用，达到了宣传品牌和增加经济收益的双重目的。建议各地政府要有商标注册的前瞻性，对当地旅游文化品牌要采取防御措施，加强对自身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四）加强海内外商标市场监测，密切关注国家商标局
颁布的《商标初审公告》。对被抢先注册的商标要密切关注商标市场的情况，如果抢注人商标注册后三年内没有使用，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四条（四）之规定：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三年后你就可以再次注册此商标。如果被抢注商标正在受理中，就要密切关注商标局的《商标初审公告》，在三个月初审公告期内及时提出异议。
此事一经媒体曝出，上海东方网立即于8月3日召开了新闻会，称山东“东方网”除了在名称上稍做改动之外，其在页面设计、布局以及所使用的字体、颜色等方面都与上海东方网大同小异，整体风格极其类似。上海方面认为这是一起恶意剽窃事件。上海东方网在同一天发表的律师声明中指出，山东济南开发区梦幻多媒体网络技术开发中心大量复制、抄袭东方网的内容，致使广大网民产生误解，严重侵害了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给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经济及名誉等损失，要求各界人士提高识别能力，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了解，上海东方网的首页设计是请专业人士进行的，其价格自然不菲。另外，作为上海东方网优势和特色的丰富信息资源也是其花了大价钱向有关单位买断的。为此，8月13日，正在上海参加“域名知识产权保护学术研讨会”的众多专家们特地到上海东方网了解了情况，据报道，他们在察看了上海东方网提供的有关证据后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网上侵犯知识产权案例。
谁来保护网上知识产权
其实，何止上海东方网一家有此种遭遇，我国进入网络时代后，类似案例纷至沓来：先是《大学生》杂志社与首都在线侵权案闹得沸沸扬扬，后是《生活资讯》杂志社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chinaren告上法庭……如此种种，目前已经在IT界屡见不鲜了。当然，有些案件是经媒体报道出来了，而绝大部分的抄袭侵权行为由于当事人不想闹大或还未被发现等原因没有被曝光。但是，没有公开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我国的网络侵权行为已经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急剧增加，且侵权的形式也在相应增加。山东东方网这次是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而在8月3日凌晨悄然“撤退”了，但是，它留下的问题即网上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若不然，这一问题将成为我国网络化的进程的严重阻碍，不利于公平竞争和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知识产权，在我国民法中的定义为，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生产经营活动中标记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包括著作权和工业产权。这里的工业产权是指商标权和专利权。但是，由于当初在在制定和实施我国的《知识产权法》的时候，还没有考虑到网络侵权这一种形式，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网络知识产权尚无专门立法。也许有些人认为网络本身就是资源共享的，而且是开放型的状态，其可供进入的端口很多，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或从网上COPY下那些根本不知道属的是真名还是假名的文章。但是，须知网络只是信息资源载体的一种形式，其本质与报纸等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区别。网络经济也同现实中的经济规律是一样的，同样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其中就包括对网上的资源的利用问题。否则，无论对谁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任何有价值的创造都应当获得其相应的报酬。
北京市海淀区是网络经济发展的集中地带，素有“中国硅谷”之称，其涉及的高科技案件近年来飞速增加。据海淀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杨柏勇介绍，从前年到去年，海淀法院的知识产权庭大约受理了20多件网上侵权案件，其中的案件有涉及到的有抄袭、域名纠纷和不正当竞争案。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一范围内的侵权行为有增无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抄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对权利的不尊重,很大程度上它还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公信力以及我国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
其实，不光是我国面临此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网络十分普及的发达国家，这种网上侵权更是非常猖獗。而各个国家也都在加紧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以打击这种网上不法行为。
但是，我国立法的滞后决定了司法要先行一步，对于目前所产生的网上知识产权纠纷又不能坐视不理。因此，许多业内人士都在为此问题来积极想办法，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法律对于网上行为的界定还非常模糊，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困难。
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的形式及方法
我们常说网络侵权实际上经常指的是侵犯版权，但实际上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北京市金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德成是专门研究互联网与其相关的法律问题的专家，据李律师介绍，目前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对于版权的侵犯即对于我们常说的著作权的侵犯。版权的无形型与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相一致，所以导致了这种侵权方式。一方面，一些网站把别人的文字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另一方面，一些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从网上直接copy下来别人的文章而发表。这两种都属于侵犯版权的行为。
二是利用网络搞不正当竞争。如前面提到的东方网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在这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规范知识产权的一大适用的部门法。正如李律师所言，“如果把知识产权比作一座冰山的话，那么，版权、商标权、专利权都是浮在上面的飘浮物，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沉在下面的坚冰。是网络侵权所依据的法律的基础。北京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在1998年受理的第一起域名侵权案件，就基本上是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处理的。
三是商标侵权。一种方式是明显地把别人的驰名商标的图案或者文字冠之于网页的显著位置，其目的，有的是为了链接的方便，而有的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网站的知名度。这就容易造成别人的误解和误认，构成对驰名商标所有人的权利的直接侵犯。还有一种方式是隐形的商标侵权。现在大部分网站都有搜索引擎，当你把某个关键词输入进去的时候，就会立刻找到相关内容的文章或者网站。但是在网上有人就是利用了互联网的这一功能，把别人的驰名商标、企业名称“埋植”进自己网站的原代码中去，如此，搜索的结果往往就是该驰名商标或者企业名称。这被认为是网络广告的一种形式，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输入关键词搜索后而得到的答案却与关键词风马牛不相及的原因。但是，它实际上是造成了对别人商标和企业名称的一种侵犯。四是域名纠纷。许多国内的企业域名被他人抢注。当然，在网上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不仅仅只有这4种形式，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还会出现形形的侵权方式，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幻，侵权人行为的实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未经许可而擅自使用、传播他人的智力成果。
网上知识产权立法任重而道远
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
关键词：抵押权效力、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合并抵押
抵押权效力的范围取决于当事人设定抵押权的约定和登记。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
一、合并抵押不成立法定抵押权
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的，并不成立法定抵押权。所谓法定抵押权，是指不需要当事人设定抵押的合意，也不需办理抵押登记，而根据法律规定直接发生抵押效力的抵押权。观诸世界各国的抵押权制度，法定抵押权的情形主要有下列几种：
1、公法性质的法定抵押权。如瑞士《民法典》第836条规定，基于公法或其他对土地所有人有普遍约束力的，并由各地州法规定的不动产抵押权，除另有规定外，虽未登记，仍生效力。此类抵押权是为了确保国家税收等权利的实现。
2、基于和抵押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法定抵押权。比如法国《民法典》第2121条规定，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未成年人与受监护的成年人对监护人或者法定管理人的财产，国家、省、市镇行政公共机构对税收人员和会计人员的财产等享有法定抵押权。这类法定抵押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夫妻一方，未成年人或者国家、省、市镇等的合法效益，确保其对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特殊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债权的实现。因为在上述主体关系中，夫妻另一方、监护人、税收人员或者会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另一方的财产，存在利用这种优势侵吞另一方利益从而增加自己财产的极大风险与可能，所以，法律有必要给与特殊的保护。
法定抵押权的目的在于对特殊债权给予特别保护，除特别的公法上的债权外，其原因大多在于，该债权的产生是抵押物保值、增值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该债权，就不会有抵押物的现存价值，所以，如果不规定法定抵押权，就会导致特定债权人的财产充当了其他债权人的担保，从而破坏了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且，也不利于激发债权人对抵押物保值、增值的积极性。所以，法律规定了法定抵押权，允许该债权人不经合意、不需登记，就可以获得抵押权。但是，我国土地和房屋一并抵押的规定，却显然与上述两种情况无关，它解决的不是债权和抵押物的价值的关系问题，而是土地和土地之上建筑物的关系问题。
二、房地合并抵押绝对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土地和地上建筑关系的民法模式
关于土地和土地上建筑的关系，近代民法大致有两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土地与建筑物是一个物，建筑物是土地的重要成分。德国《民法典》第94条规定，附着于土地上的物，特别是建筑物，以及与土地尚未分离的出产物，属于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土地和地上物分别登记，分别流转，以至出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以日本为代表的立法模式认为，建筑物和土地是两个独立的不动产。我国台湾地区也是这种模式。由于土地和房屋在法律上属于不同的物，但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建筑物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土地，当土地和房屋所有权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只能通过地上权的关系来处理，也就是通过土地所有人为建筑物所有人设定地上权的方式解决建筑物的占地问题。在当事人没有达成约定的情况下，视为已有法定地上权的设定。如我国台湾民法典第876条规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同属于一人所有，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为抵押者，于抵押物拍卖时，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其地租由当事人协议定之，协议不谐时，须申请法院定之。
2、我国采取的民法模式
我国大陆和日本及我国台湾相同，坚持认为土地和地上的房屋属于不同的物。由于我国坚持土地公有制，而房屋却一直是私有财产，土地和房屋的分离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土地公有制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坚持房屋与土地的分离，对于实现房屋的流转，维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并且，这种土地和房屋的分离，随着房屋和土地的分别登记日益得到强化。但是，事实上二者又无法分离，如果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不能归属于一人时，就需要像台湾那样通过法定的土地权利来解决房屋所有人和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我国不但没有规定法定地上权，反而为了回避权利冲突，规定了房、地一起抵押的做汉。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3、我国采取立法的原因
立法者为什么采取这种做法，而不是法定地上权的做法来解决土地和房屋权利的冲突，不得而知。我认为主是为了方便司法。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土地和房屋在自然上不可区分，所以当权利人将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或者抵押时，将它们一并转让或纳入抵押，这对司法者来说操作最为简便易行。但是，这种简单的做法恐怕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当时立法者乃至整个学界对法定地上权制度缺乏深入的研究。1990年《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颁布实施的时候，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刚刚开始有限度的流转，民法研究非常肤浅，法定地上权的精湛设计对大多人来说闻所未闻。
2）、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私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私有的房屋是建立在土地使用权（类似传统的地上权）基础之上的，而土地使用权年限相比来说较短，如果在土地使用权上再设定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权，恐怕成本过高，而且，理论上也存在很多难点。
3）、当时土地使用权制度主要是解决土地的有偿使用问题，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更多的是限制。使用权流转导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情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所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房地合并抵押的简单划一的做法是最方便的。
4、盲目采取房地合并抵押产生的后果
这种做法显然只是掩盖了矛盾，而不是解决了矛盾。一方面，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离的现实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法律不是为此现实提供解决办法，而是不顾这一现实，采取将土地和房屋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这就造成了制度内部的逻辑紊乱。随着新建房屋的不断增多，随着房屋流转的日益频繁，我国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冲突也就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我国房地分别登记的情况下，再盲目地绝对坚持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无法确定土地权利抵押权设定的时间和顺位，对交易安全造成危害。房地合并抵押并没有确定房屋抵押登记或者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哪一个要优先进行，导致了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地上房屋随之抵押；其后，房屋所有权抵押的，其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随之抵押。由于两次抵押是在不同的登记机关办理的，都属于第一顺位的抵押登记。但是，二者实际上又是重复的。根据一般的登记法理，登记顺位是由纳入登记簿的先后决定的，由于这两个抵押权是分别登记在不同的登记簿上，所以，在它们之间也就不存在谁是第一顺位的问题。两次登记的当事人都有主张自己是第一顺位的理由。所以，确定谁是第一顺位的，都对另一方不公平。
2）、给债务人利用重复担保进行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实中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将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后，在房屋建成后再到房产部门办理抵押贷款。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但是，房屋抵押时，其价值的计算并没有除去已被抵押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因此，在土地使用权部分是重复抵押的，这很显然违反了《担保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即使我们从学理出发允许重复抵押，但是，重复抵押的进行，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只有在前抵押顺位的抵押权人获得优先受偿后才能就其余额优先受偿。所以，一般来说，考虑到后顺位的抵押权实现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前顺位的抵押权的风险，后顺位的抵押权人会提高对债务人的贷款利率，这就要求其能够明确的知晓自己作为后顺位的地位，从而注意自己的风险，适当提高贷款的利率。但是，在我国现有分别登记的情形下，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却无从知晓自己的风险。债务人没有支付重复抵押的代价，却获得了重复抵押的收益，这对后顺位抵押权人是不公平的。债务人的做法也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
3）、在当事人明确约定只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仍然强行规定房地合并抵押的做法，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削弱了当事人的物权合意在物权变动中的作用，不利于当事人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交易生活，分配自己的交易风险。众所周知，抵押的范围是和债务人的代价紧密相关的，抵押人仅仅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还是以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一并抵押来担保债务，和债务的内容，尤其和债务人支付的利息等是密切相关的。担保物的价值越高，债权人的风险越小，主债务人承担的代价相应越小。反之，担保物的价值越低，债权人的风险越大，主债务人的代价相应增加。所以，抵押物的范围和价值是和债权人的风险、债务人的代价成正比的。在债务人的代价未变的情况下，片面扩张抵押物的范围，增加抵押物的价值，减少债权人的风险，对债务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角度来讲，对当事人未设定抵押的部分，如果承认其也属于抵押范围，是不合适的。
三、片面要求房地合并抵押，是对抵押和转让的混淆
上文已经提到，我国关于房地合并抵押的规定，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主体导致的矛盾。但是，只有在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转让时，包括当事人约定转让以及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法院为了实现抵押权而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进行的转让，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转让和抵押毕竟不同。转让是现实的转让，而抵押只是以抵押物充当债权的担保，如果到期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就对抵押物实行拍卖，以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到期债务人履行了债务，抵押权作为从属性权利，也就归于消灭，抵押物所有人可以要求注销抵押权登记。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设定只是意味着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时变卖抵押物以实现抵押权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权利的转移。在没有转移的情况下，所谓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易其主体的问题就不会发生。所以，即使我们承认房地合并转移的必要性，也并不能以此作为合并抵押的理由。更何况，房地合并转移的合理性还有待于商榷呢？
四、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效力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是对抵押权性质的误解
抵押权是一种价值权利，它所支配的是抵押物的价值。即使我们承认实现抵押权时应将土地和房屋一并拍卖，也并不能得出抵押权人可以就全部的变卖价值优先受偿。抵押物价值的实现和抵押物的价值绝对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抵押物的价值的变现需要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就可以违背当事人的约定，任意扩张抵押权可以支配的抵押物价值的范围。在这方面，土地上已经建有房屋但是仅仅约定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又建有房屋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二者设定抵押权的合意都只是针对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二者都牵涉抵押权实现时如何避免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异其主体的问题。根据《担保法》第三是五条的规定，城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单独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也应参照此规定办理。也就是说抵押权的范围仍然是单独设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在实现抵押权，需要拍卖土地使用权时，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一起拍卖，但对未设定抵押权的部分，抵押权人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例如：当事人甲用自己建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以担保丙的债务为目的为债权人乙设定抵押权，甲乙二人约定仅就土地使用权部分设定抵押，并且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登记。现在债务人丙到期无法清偿债务，抵押权人乙主张。尽管房屋所有权部分没有约定，也没有办理登记，但根据法律规定，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而抵押人则认为，抵押权的范围只是针对约定抵押并办理登记的土地使用权部分，对房屋所有权，虽然可以一同拍卖，但是债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上述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决原告乙“土地上原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应该一并抵押，抵押权人应该就拍卖所得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总和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五、当事人仅仅约定就房屋或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强行规定抵押权扩张到未约定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是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有关房地合并转让、抵押的规范性质的误解
1、我国对于房地抵押的法律规定
检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前文已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没有涉及抵押问题，而仅仅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所以，适用这一条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另外两条所规定的情形，只是针对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情形。房屋所有权人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的，因为房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土地之上，必须有一定的土地权利基础，不能是空中楼阁，所以，为了简化房地产交易关系，法律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一并转让和抵押。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转让、抵押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必须将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和转让。
2、我国房地抵押、转让的法律分析
1）、按照法理来说，抵押、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抵押、转让房屋所有权都有一个单独抵押、转让还是房地一起抵押、转让的问题，为什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管理法》只规定房屋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猜得到。不过《担保法》此条所处的位置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解释。一般的说，条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规范总要有一个规范群，立法者不会无缘无故的组成一个规范群，规范群内部的逻辑联系恰恰可以窥出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所以，在民法解释学上，体系解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有意思的是，如果仅仅单独设定房屋或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也随之抵押的话，就是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本条应该规定在《担保法》第三章第三条抵押的效力一节，方才合乎逻辑。但是，本条并没放在此处，而是放在了抵押和抵押物那一节，在这一节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抵押权扩张的问题，而是什么情况下，哪些财产可以充当抵押物的问题。《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衡量这两款，第二款仅仅规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言外之意，对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允许抵押。但是，再回来参考第一款，如果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抵押的，那么，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就应该同时抵押。这在第三款的印证下更加鲜明。第三款针对集体乡镇村企业的体积土地使用权问题做出了特别规定，不允许单独抵押，但是，如果以企业建筑物抵押的，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所以，我认为，主张《担保法》的本条规定扩张了抵押权的效力，可能是一个误读，本条的目的或许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划拨国有土地地用权或者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或者流转问题，而不是在于扩张抵押权的效力。
2）、房屋土地的同时抵押是不是《担保法》的强制性规定，大可怀疑。《担保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根据本条的规定，首先，房屋和土地的合并转让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引导性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特约改变这一规定。改变的方法就是为房屋所有人设定土地的承租权，使他人的房屋所有权建立在对土地使用权人的承租权基础之上，从而利用承租权机制解决房屋的土地权属问题。其次，本条明确规定了，即使为了避免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属于不同主体所导致的矛盾，要求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同时拍卖，也并不因此就导致抵押权效力的扩张，抵押权效力仍然局限于抵押权设定的范围，对未约定抵押的部分，抵押权人并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因此，房屋和土地一并抵押的规定只是为了解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时的利益冲突，不是要强行扩张抵押权的效力。在因实现抵押权而拍卖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可以一起拍卖，但是，抵押权的效力不能及于未约定的部分，抵押权人对未约定的部分不能优先受偿。
参考文献资料：
——1997年（平成9年），将放送权和有线放送权改组为公众送信权，创设了送信可能化权； ——1999年（平成11年），增加了有关回避技术保护手段的规制，对权利管理信息改变的有关规制，创设了转让权。 这些修订，大多数都是只隔1年或者2年进行。这样频繁的修改，究其原委，大都是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影响所带来的。而随着知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今后这样的倾向还会更加明显，修改的速度还会加快。[29] 这种频繁的法律修订显然冲击了法律所应当具有的稳定性，也影响到我们对自己行为的预期。而且，事情可能还远不止于此。法律的稳定性是成文法和法律法典化的主要追求价值之一，而法律稳定性的丧失必然波及到成文法本身存在的价值。当然，这里所说的“稳定性”与完整性、确定性和程式性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范畴；换句话说，对稳定性的冲击实际上就包含了对法律的完整性、确定性和程式性的影响。 成文法是以文字形式颁布并予以公布的法律，其根本特点在于共知性和双向约束性。共知性指成文法是为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所共同看得见的法律，因为它是在生效前公开颁布的。因此，在成文法条件下，执法活动自然地受到被执法者以及社会大众的严格监督，一有偏离成文法的执法行为，被执法者将行使各种救济权（如上诉、请愿、游行示威等），由此形成对执法者之权力的有效控制。[30] 厦门大学法学院徐国栋教授从欧洲两次成文法运动[31]中分析认为，成文法的特点在于于执法者和被执法者之间建立起共知性和双向约束性，从而形成对执法者权力的有效控制。尽管现代社会法律应对社会发展的方法依然是以成文法为主导，但一部经常修改的、不稳定的法律也自然影响到成文法律所应具有的共知性。而随着法律共知性的渐渐丧失，成文法所具有的这种双向约束性的功能也就会减弱，从而对执法者所形成的控制能力也就会降低。[32]正所谓：“当代社会瞬息万变，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导致了法制在规模和功能上的扩张，从而给守法与变法的两难境遇更渲染了一层紧张的气氛。”[33] 在这种紧张气氛中，法律的应对性增强，出现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回应性的法律”；用“伯克利观察法”（Berkeley Perspective）[34]的角度即称之为“回应型法”。[35]而法律的应对性或回应性特征又加剧了法律的不稳定性。这就使我们生活在一种几乎无法回避的无奈和困境之中。然而，对法律的回应性或回应型法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无奈和困境中寻求一条可能获得法律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 探求回应型法已成为现代法律理论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关注点。如同J•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现实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法律“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极力主张扩大“法律相关因素的范围”，以便法律推理能够包含对官方行为所处社会场合及其社会效果的认识。像法律现实主义一样，社会学法学的目标是使法律机构能够“更完全、更理智地考虑那些法律必须从它们出发并且将被运用于它们的社会事实”。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是为发展一种回应型法的模型而作出的更直接的努力。在这种理论看来，好的法律应该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义。它应该既强有力又公平；应该有助于界定公众利益并致力于达到实体正义。[36] 可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教授诺内特（P. Nonet）先生和塞尔兹尼克（P.Selznick）先生是从现实主义法学派在近年的发展来认识回应型法的。他们认为，这种回应型法有别于过去存在的另外两种法律现象——即“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压制型法的标志是法律机构被动地、机会主义地适应社会政治环境。自治型法是对这种不加区别的开放性的一种反动。 它的首要关注是保持机构或制度[37]的完整性。为了这个目的，法律自我隔离，狭窄地界定自己的责任，并接受作为完整性的代价的一种盲目的形式主义。”[38]而与这两种法律不同的是，回应型法试图去缓解这两种法律现象中法律的完整性和开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认为：
在知识产权应用管理中，转让管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已为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主体重视。知识产权转让是无形财产交易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无形财产交易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知识产权意识越来越强化，知识产权转让在知识产权应用管理中的重要性就越加明显了。 什么是知识产权转让？我认为，所谓知识产权转让，是指知识产权出让主体与知识产权受让主体，根据与知识产权转让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双方签定的转让合同，将知识产权权利享有者由出让方转移给受让方的法律行为。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所说的知识产权转让仅指合同转让，不包括因继承、继受等方式的转让。由于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形式，所以，按照知识产权的种类不同，知识产权转让包括专利权转让、商标权转让、著作权转让以及其他知识产权转让四种形式；从知识产权的具体权能来看，知识产权转让包括所有权的转让和使用权的转让。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都确立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转让规范；在知识产权市场交易实践中，知识产权转让行为也越来越活跃，从而使知识产权利用率大大提高，也给知识产权权利人带来了转让收益。就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来说，通过知识产权转让，可以为企业创造利润，从而增强企业经营效益。我想通过本文对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性质及价值作点浅薄分析。 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性质 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我想先结合它的含义来探讨一下其法律特征。作为知识产权应用的一种重要形式，知识产权转让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观察其特征，比如可以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可以从法律行为的角度，也可以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从法律行为的角度，我认为，知识产权转让具有下列特征： （一）知识产权转让的主体是出让方与受让方。知识产权转让关系的主体有两方当事人，一方是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即出让人，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的权利人。知识产权转让行为获得法律认可、成为一种有效转让行为的前提就是，出让人必须依法享有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也是判断出让人是否有转让权（处分权）的重要法律标志。另一方是知识产权的受让人或者受让方，即与出让人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愿意受让知识产权的人。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知识产权转让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及其他组织。例如，《专利法》第10条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所谓”中国单位“，包括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各类法人和其他组织；所谓中国”个人“，是指我国的公民。当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单位和个人除外。因为按照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专利法未列入两个基本法的附件三中，因而不适用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二）知识产权转让通常是一种有偿行为。知识产权转让行为，可以是无偿性的，也可以是有偿性的。无偿知识产权转让，即出让人不以获取对价为目的，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在知识产权应用实践中，无偿转让知识产权的情形也为数不少。据《长沙晚报》报道，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退休教授、81岁高龄的邹蕤宾花5年时间发明了保温焖包，并于2009年获得国家专利。2009年8月12日，邹老表示愿意将该专利无偿转让给单位或个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使用保温焖包，为国家节省能源。本案例中的无偿转让，主要是出于社会公益考虑；还有一种无偿转让知识产权的情形，是出于鼓励创业的考虑，例如，据《经济日报》报道，在2009年5月底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推出的12个创业项目中，首次推出了两个零投资创业项目和一个无偿转让的专利项目。然而，在知识产权转让实践中，大部分知识产权转让都是有偿转让。因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具有财产价值，这是知识产权转让有偿性的前提，而在另一方面，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角度来看，通过转让知识产权获取转让利益，是知识产权转让的重要目的。因此，知识产权转让通常来说是一种有偿行为。例如，著作权转让，就是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在著作权有效期内将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他人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的一种行为。 （三）知识产权转让的依据是现行法律法规与转让合同。知识产权转让，不是出让方与受让方随心所欲的行为，该行为必须在现行法律法规与双方当事人签定的有效转让合同框架内方可发生。一方面，知识产权转让必须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这是 由知识产权的性质以及转让管理决定的，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与地域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有形物，因此，权利转移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例如，专利转让合同的成立，须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登记和公后才能生效。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专利权转让，必须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中国单位和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权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见，知识产权转让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私法行为，它同时带有公法色彩，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在知识产权转让行为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转让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权利转让合同，本质上是权利主体的变更行为，所以又必须遵守双方当事人依法签定的有效转让合同。 前文已经指出，知识产权转让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这种以权利转让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行为呢？这要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以及知识产权转让行为规则本身的性质来加以探讨。 通说认为，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的本质特性。可以说，知识产权的客体即知识产品。然而，在理论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知识产权和物权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物权的标的是有形物，但“打破或者适当打破德国人在100年前创设的这种完全封闭的物权体制，确定有体物之外的某些无形财产得成为物权之标的，完全有可能正是民法及物权法的一种进步”。我认为，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与传统物权中标的有形性之区别并不影响二者在交易上的私法性。换句话说，知识产权尽管是无形性的，但在权利性质上仍然是私权，私权的交易应该遵循私法规则。从现行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来看，关于知识产权转让的规则，尽管带有一定的公法色彩，但丝毫不能掩盖其私法属性。而在知识产权转让的实践以及纠纷处理对法律的适用来看，不仅有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适用，也有合同法的适用。因此，无论从知识产权的性质，还是知识产权转让行为规则本身的性质来看，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私权转让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将知识产权转让的性质界定为民事法律行为，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与物权法、债与合同法以及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则相吻合，而且也有利于知识产权应用实践。在现代知识产权管理中，过多的公法干预将会对知识产权自由贸易带来冲击，不利于知识产权在最大程度上的应用，也不利于激发权利人创造出新的知识产权的积极性，反而对知识产权转让行为是一种限制。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与应用管理，把知识产权转让看作一种以私权转让为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有利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自主转让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的推广应用效率，对于知识产权创新、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益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知识产权转让的价值分析 知识产权转让的价值，可以从知识产权交易与知识产权管理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认识知识产权转让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可以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尤其是企业的知识产权交易提供知识产权转让的新理念，而且也为知识产权管理者重视与促进知识产权转让管理提供新思路。 （一）知识产权转让价值分析之一：以产权交易为视角。前文已经谈到，知识产权转让在法律性质上是以私权交易为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性质界定已经将知识产权转让的民事交易性凸显出来，我认为，从知识产权交易本身来看，知识产权转让具有以下几个重要价值： 1．最大限度发挥知识产权应用价值，体现“物尽其用”的利用理念。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的最核心目标首先应该定位于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用以实现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按照传统民法理论对民事权利的分类规范，知识产权属于既含有人身权又含有财产权的民事权利。但本书作者认为，这一分类并没有抓住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知识产权尽管具有人身属性，在权利主体上还具有专有性，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财产价值才是该种权利的本质所在，鉴于此，我认为，知识产权应该在民事权利的分类上被界定为财产权，而不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如同其他无形资产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商品属性，有专家早在几年前就曾指出，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将超过50%.可见，知识产权这一民事权利从法律学的角度来 说，它具有财产属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又具有商品属性。而知识产权转让，无论是使用权的转让，还是专有权（所有权）的转让，无论是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都能够使知识产权在不同的权利人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用价值。与此同时，从法律上“物”的广义概念出发，知识产权又可以界定为“无形物”，“物尽其用”是物的利用理念，也是物权法所体现的一项基本价值与原则，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鼓励与保护知识产权转让，又可以体现出“物尽其用”的物的利用理念。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的最核心目标首先应该定位于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用以实现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2．增加知识产权权利人无形资产转让收益，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通过产权交易所的交易平台，它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不仅可以体现，而且出让方可以通过转让知识产权取得转让受益。知识产权权利人通过转让知识产权，将一定期限内的垄断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不仅能使知识产权权利人收回科研投入，而且还能获得超额的财产收益。我国现在已经加入WTO，知识产权意识比过去明显增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高校等单位愿意在知识产权方面增加科研投入，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趋势，也主要是看重了知识产权转让给权利人带来的好处。同时，在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竞争则主要为经济竞争与智力竞争，智力竞争将会成为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必然选择。通过知识产权转让，可以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积极性，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变更又可以促进相互借鉴，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显然，这也是知识产权转让的一项自然价值。知识产权贸易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知识产权转让给企业甚至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所以它们的知识产权转让实践已经非常活跃，并且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转让机制。我国在知识产权管理实践中，也应该注重挖掘知识产权转让的潜在价值。 3．促进与知识产权业务有关的行业有序、快速发展。知识产权转让不仅可以使知识产权得到充分的利用，不仅可以给出让人与受让人带来收益，而且还可以促进与知识产权业务有关的行业有序、快速发展。因为知识产权转让涉及到转让的谈判、产权价值评估、转让合同的签定、与转让有关的信息知情、市场分析等资料的占有与掌握等方方面面内容，于是，在知识产权应用实践中，各类与知识产权上述业务有关部门的机构应运而生。例如，知识产权机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知识产权交易中介机构等，这些行业与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转让实践的发展；知识产权转让实践，又离不开这些、评估、中介结构。可以说，两者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活跃的知识产权贸易——尤其是知识产权转让，可以为这些机构的发展带来商机，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产权领域的行业发展链条，达到良性循环的“共赢”局面。 4．活跃知识产权贸易市场，优化知识产权市场交易环境。知识产权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和竞争手段。所谓知识产权贸易，狭义的理解就是指以知识产权为标的的贸易，它包括知识产权许可、知识产权转让等内容。如专利许可、商标许可、专利的转让、商标的转让、版权的许可、版权的转让、商业秘密的许可等等，这些都是知识产权贸易。广义的知识产权贸易，还应该包括知识产权产品贸易。以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为主要形式的无形商品贸易大大发展。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国际间技术贸易总额1965年为30亿美元，1975年为110亿美元，1985年为500亿美元，90年代已超过1亿美元。1995年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为5950亿美元，超过了农产品贸易，30年间增加了190多倍。可见，作为产权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知识产权转让是知识产权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说，知识产权转让的频率与效用如何，直接影响着知识产权贸易市场的活跃程度；知识产权转让的秩序与安全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知识产权交易环境的优劣。 （二）知识产权转让价值分析之二：以转让管理为视角。知识产权转让尽管是一种以私权交易为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但从知识产权管理的角度来看，却也同时包含诸多约束因素，这些约束规则能不能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关键靠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因此，知识产权转让的价值分析，就不能不考虑到知识产权转让管理的角度。之所以需要知识产权管理，就是为了争取经济效益最大化，保护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知识产权管理就不能不关注知识产权转让，以什么样的思路去管理知识产权转让行为，不仅关系到管理行为本身的评估，也牵涉到知识 产权转让交易规则的运行。我认为，从广义的管理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管理不仅包括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也包括知识产权内部管理。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分析知识产权转让的价值，可以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与单位内部管理机构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思路。 1．更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观念，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能力。根据前文的观点，知识产权转让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具有私法性。因此，知识产权出让人的转让权也是一种私权性质的权能，知识产权的转让合同也是一种私法性质的民事契约（合同）。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也是一个必须要意识到的理念。可以说，知识产权转让行为是一个基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行为，赋予出让方与受让方更多的交易自由空间，可以提高知识产权转让的效率，进而活跃以知识产权转让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贸易。因此，在知识产权转让管理中，就不应有过多的行政干预色彩。从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角度来分析，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应该更新观念，转变职能，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而不能事必躬亲，干预过多。知识产权市场也是如此，政府的选择应该是更多地鼓励知识产权创新、转让，而不是更多地去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干预。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既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也具有比较专业的法律性。同理，知识产权转让工作也包含诸多技术性、法律性较强的细节。于是，知识产权转让行政管理的着眼点应放于法治化管理上来。因此，在知识产权转让管理过程中，必须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尤其是针对知识产权转让的相关问题，提高管理水平。当前，知识产权表现形式的创新程度越来越高，知识产权转让的交易实践越来越频繁而又复杂，所以，知识产权转让不仅可以促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工作更新观念，而且还可以促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工作能力的提高。 2．理顺企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思路，健全知识产权转让管理制度。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要与本单位的经营战略、科研活动等相结合，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毕竟是企事业单位管理系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因此，要根据本单位生产经营、科研开发等工作的实际需要，把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企事业单位的经营决策、科技管理、生产管理等经营活动密切结合起来，让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服务于企事业单位的发展目标，同时，也让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带动企事业单位的自身发展。 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从属性，就应该在知识产权的各项管理工作中，理顺并贯彻这一思路，包括在知识产权转让管理中，同样面临着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我认为，各企事业单位应该确立这样一个思路：知识产权转让管理要与本单位经营发展战略有机组合的工作思路。也应该健全知识产权转让管理制度。与此同时，要将这一思路贯彻落实，就应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转让管理机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毕竟，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具有综合性、广泛性、复杂性、渗透性等特征，管理手段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在知识产权转让实践越来越活跃、复杂化的今天，企事业单位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的发展目标、条件进行优势分析，包括专门机构的设置、专门人员的配备与培训等，切实建立起一套包括转让管理在内的知识产权应用管理长效机制。 [注释] 尹田：《论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蒋坡：《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 据2009年2月2日《上海商报》报道，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是2009年12月份刚刚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准备转让“水仙”商标的。信息后，很快征得了两个意向受让人。轻工业研究所决定通过联交所场内电子竞价的方式，确定最终受让方。经过21轮的报价，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的“水仙”商标，最终以20．5万元的价格成功转让，成交价比挂牌价溢价了64%.这一商标的成功转让，也是上海联交所在2009年利用电子竞价方式处置比较成功的一个知识产权案例。 李绍章：《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新探》，载《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李顺德：《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发展》，载《人民日报》，2009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