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国人诸多思考，并有诸多政府及市场的反危机实践动作。然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乏强化外在于市场的政府功能及其国有企业作用的声音，甚至有人虽不明确提出否定市场机制但实质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比如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1]这种声音无助于经济法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对待这场金融危机，则这对经济法价值及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反思以及发展契机。如果准确界定了经济法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国有企业的定位，则对国有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是相当有益的，也是一项前提性基础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次贷危机。由于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完善法律监管情况下的过度膨胀以及IT产业泡沫经济的非有效性等因素，为了推动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通过支持按揭贷款的方式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截至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当时美国GDP水平。但与此同时，许多购房者还贷愈来愈难，因而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带来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包括中国。

如果说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膨胀和IT产业的泡沫经济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直接产生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种失败或是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政府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呢？笔者以为，首先，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稍有疏忽或漏洞的条件下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等诸多存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多是“沾点光”而已，而对于朝鲜等经济较封闭的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2]从中国现实来看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有限，只是波及在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其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2009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在美国水平基础上达到3.4%即为例证。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以后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法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目前广泛采用的经济形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害怕金融危机，而是害怕因金融危机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害怕因此而强化外在于市场的国家干预；害怕没有有效的国家调控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杠杆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调控监管的手段，化解危机，并借此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新的一轮发展。这也是国家间展开竞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历史多次证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均把握了因危机而带来的多次发展契机，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并使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地降低。[3]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法价值的考量

清醒而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是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这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政府干预依然过多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准确界定经济法价值的重要前提。

面对金融危机，无论美国政府的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等，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依法治之一般要求，这些行为均需要以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中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等。从法学的视野来看，其乃是经济法学考虑的范畴。[4]从经济法产生历史来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银行法》和《产业复兴法》等均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将之称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前已述及的中美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即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一些经济法法律法规，比如德国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以及日本的《炼钢行业奖励法》等。我们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5]无论是应对危机性经济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其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外在于市场的一种强制性干预，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

然而，随着历次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并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应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思潮，但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陷入了“国家万能论”，是失败的。[6]即便为此出现的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后来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修正，包括但不限于其后出现的供应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一切均说明政府亦非万能，正如布坎南所说，“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7]此次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而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无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等；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8]

进一步而言，任何非常态社会下的思想、学说或做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常态社会的一种思想予以启发，而不能作为常态社会运行下的主导思想、学说或做法；它必须在常态社会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否则容易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绊脚石。[9]对于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或战争而产生的理论思潮及其应对措施均是非常态社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因此，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或战时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均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无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后来都逐步废止或修改，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通过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立法后来被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立法所取代等。同样，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法律也是如此，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绝不可以常态化的心态看待政府及这种经济法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也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0]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仅强调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可能已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无谓的损失，[11]但是它能够尽可能降低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及政府失灵的存在；虽然强调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有助于事先防范市场失灵，但有可能滋生政府失灵，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因此，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同时，依然要时刻警惕政府失灵；政府作用必须内生于市场机制，也就是政府内生于经济本身，[12]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公私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与发挥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彼此不可或缺，是一种彼此博弈与平衡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也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而政府失灵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如果说市场失灵需要摄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又带来了芝加哥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13]因此，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建立并超越于凯恩斯主义，同时又摄取公共选择理论的营养成分，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之一般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决定了从法学的视野来看，这是经济法学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正是经济法学的价值所在。[14]

从中国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需要赶超发达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资本积累道路，而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又受制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彻底转变以及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从而导致渴求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很容易发生膨胀与变异。这正是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境所在。从法学视野来看，也就是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所在。

就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经历了国会多次的较量及其法治化的表现，如2009年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均存在将政府作用的负面效果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则是建立在市场不成熟和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就此而言，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财能否用在刀刃上、是否存在“灰色地带”以及是否反作用于市场机制等值得质疑。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更应当着眼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如何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如何“还权于民”的长远措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企业脱困、职工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从法学视野来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法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中国经济法具体制度要在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谨慎构建。

当然，我们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博弈与平衡时，不能因此而陷入“中庸”之道这一国人通病，因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有时无法取得最佳平衡点，制度的构建不是绝对完美的，总要面临着代价、取舍与牺牲。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也是如此。这才是经济法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话题。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经济法固然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但也需要探索经济法思想，尽管经济法思想有时看似是务虚的。[15]

三、经济法价值个案实证分析：国有企业

（一）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的边界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但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无时不在。国有企业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其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己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可能利用“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与出资人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要进步许多，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的应有地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其二，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存在行政垄断的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掌控”。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正如英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的，“政府是个永远管理不得力的股东”。中外各国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或亏损问题，浪费纳税人钱财。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至1000亿元。[16]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17]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1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失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19]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利润等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20]包括金融危机下利润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多因垄断利润产生收益。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以及与民争利的结果；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实践来看，就可见一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往往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关。第一，从西方国家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等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据考证，有关公有企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21]这与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最早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有关。早期国有企业往往以政府行政机构的面貌出现，比如1657年的英国邮政局、1810年法国的烟草专卖局等。[22]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其次，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行业置于国家垄断经营。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时经济法。在此基础上，尤其左翼政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积极作用影响，[23]也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时在历史上多次国有化。尽管西方国家无论经济危机、战争还是其他何种原因出现过多次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4]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并且，一旦每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结束以后，各国就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纷纷从国有领域退出。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而且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国有企业的弊端日渐严重，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私有化浪潮，即使以前一直认为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引入私有资本、引入竞争，比如电力等。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彻底否定了市场机制，代之以全面的公有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结果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弊端及政府失灵的全面爆发，最终恶化了国民经济本身。

由此可见，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以上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就足以验证。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法和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所具有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

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需要政府扶持或淘汰的产业？这些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并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25]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更多地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发挥前瞻性价值和预防。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26]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对于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

（二）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国有企业抑或其他

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通用、克莱斯勒等一些世界著名企业提出破产申请保护，美国政府通过注资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包括美国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注资等。所有这些举措均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其他许多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刻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甚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国有化”浪潮，并以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完全的市场化而感到庆幸，以此为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地位寻找理由。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来看，这种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国家投资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引进外资、改制上市、贷款、企业并购等优惠政策也向国有企业倾斜。比如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给重庆国有企业带来539亿人民币，经过半年，实际到位资金达到60%，达317亿人民币等。[27]受此影响，某些地区、行业等出现了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及其“国进民退”的回潮，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省煤矿资源整合问题，[28]国有企业的地位被盲目拔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及其他许多盲点被掩盖。

如果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失灵问题，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流失，进一步养肥少数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加剧国有垄断和与民争利现象，损害消费者福利；进而失去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培育市场机制及其经济转型的良机。

不可否认，面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出于行政权力的关联，还是国企脱困、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官员的短期业绩考量等因素，政府将救市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实属正常。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要在克服金融危机中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政府的救市计划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除了着眼于眼前的金融危机，更应当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从思想上来看，任何非常态社会的思想、学说和观点都不能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主导思想、学说和观点；从法律和政策上来看，非常态社会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一旦市场经济恢复常态，则在危机时期所实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等往往被废止或修改。这在历次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战争中均得以验证。因此，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救市计划也不应例外。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绝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至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的弊端更是反面例证。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其国有企业比重本身就非常少。尽管历次的经济危机和战争中出现过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并没有脱离市场机制，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国家干预经济本身就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比重依然过大，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助长了国有经济垄断问题。[29]再次，金融危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受此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也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计划存在很大差异，也面临着更为特殊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调控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培育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缩小国有企业比重等历史重任。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以及传统思维惯性下，可能又会不自觉地进一步助长本应削弱的政府职能、行政权力和国有企业比重等，从而延缓市场机制的培育，而这恰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所在。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及其具体制度构建的难点所在。

鉴于此，学界尤其中国决策者对此更应当保持清醒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救市计划成效和能否解决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此次契机，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型。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2）

首先，是对区域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融资结构等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企业融资结构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长期以来，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等宏、微观经济变量存在的影响方向、程度大多停留在假设阶段，或有着一定的争议。该课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为该领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其阶段性成果也被广泛引用。

其次，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的系统特征，提出了描述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有序性特征的“金融熵”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建立起了“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对于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的良性或非良性运行状态进行趋势判断。“金融熵”指标概念的提出是该专著核心理论创新之一，是系统论方法在金融集聚研究领域应用的重要创新成果，已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和引用。

再次，基于“金融熵”指标构建了金融集聚区域分布的“集散度”指标，并在这一指标基础上建立起了“金融集聚区域动态分布判别模型”，进行区域金融集聚与扩散、区域金融经济差异化与一体化演化趋势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演化机制。金融集聚区域分布“集散度”指标的提出是该专著的另一项重要理论创新概念，同样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和应用。

第四，选取中国主要金融集聚区域样本对区域及区域间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动态分布状况和演化路径进行模型检验，并对其进行演化机制分析研究。这种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结合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该专著研究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表明该研究工作内容的充实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研究工作者借鉴。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马杰傲 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郑军,林钟高,彭琳.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2)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4）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5）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6）

Abstract:For agricultural finance is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Efficiency is thekey problem of Chinese financial development,as a result,it grasps thehinge to discuss Chinese agricultural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Aiming at the interfluve between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and based on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this paper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s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Firstly,the paper applies regressive analysis and Panel-Data model on divided economic zone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outcomes of Panel-Data model are more notable than ones of regressive analysis,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econdly,the thesis compares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with four state owned banks.We find that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doesn’t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Key Words: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1-0074-06

一、引言

资源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资源)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宏观经济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宏观金融效率。近年来,李广众和王美今(2003)、王志强和孙纲(2003)、沈军(2006)等人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军(2006、2008)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体系。

在微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Berger和Humphrey(1994)与Young(2001)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 et al.(198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 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Sathye(2003)对印度的银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王艳颖,2004;刘汉涛,2004;朱南等,2004;王聪等,2007)借鉴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运用DEA方法(及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虽然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中采用的变量不同、采用的实证方法不同,使得现有的结论不能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计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尽管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紧密相关,但上述文献梳理充分表明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已出现分野。由此我们很容易提出这样以下问题: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的关系到底怎样?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吗?中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在该问题上更为突出吗?

相对而言,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Glenn D. Westley(1997)对拉丁美洲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政策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表明,信用合作社的绩效主要依赖于债务人的还款激励和影响信用合作社审贷能力的其他因素。Neil Esho(1999)以澳大利亚为例分析了合作金融机构成本效率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债券类型、规模、期限、平均存款规模、利率差是相对成本效率的显著的决定因素。Gunter Lang(1999)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德国合作银行之间的并购效率。结果发现,被并购银行的效率要低于相同规模银行的平均水平,但接管银行几乎相当;不能证明并购有明显的效率收益,但并购公司的差异将逐步缩小。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徐笑波、郑英陶等(1994)论述了中国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基本上属于定性描述,实证上也只是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相似的研究有宋宏谋(2003)。张兵、朱建华等(2002),姚耀军(2004)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大多支持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针对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出现的分野,聚集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我们探求两种效率之间的关联。为此,本文从宏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广东农信社的金融发展。一方面,考察广东农信社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广东农信社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是否促进了广东农村经济的增长:其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的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其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广东农信社的微观金融效率与四大国有银行的微观金融效率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宏观金融效率是否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问题,从而将金融效率研究拓展至新层面。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走效率型发展之路的若干设想。

二、广东省农信社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广东省农信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所代表的宏观金融效率研究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

第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1993-2004年广东全省农信社以及广州、东莞、中山、珠海、佛山、江门、汕头、潮州等十八个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广州、佛山和东莞;较发达地区包括江门、茂名、惠州、汕头、湛江、中山、珠海以及肇庆;欠发达地区则包括韶关、潮州、阳江、梅州、清远、汕尾和河源。根据以下实证分析所选取的变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和相关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资料中心、《中国统计年鉴》(2004光盘版)、《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宏数据库(高教版)、中国经济信息网等。文中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5.0。

(二)回归分析

1. 变量选择与定义。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节实证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使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另一组则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本节先以广东全省数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再通过地区的划分进行panel-data模型分析。具体指标包括:

(1)合作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规模首先可以通过金融资产的绝对数量及其人均金融资产额来衡量,而基于一国国民财富扩展的金融发展规模则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来进行衡量。Goldsmith(1969)提出金融相

关率(FIR)概念,其完整表达式为M2+L+S / GNP,其中M2 为货币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麦氏指标则是指McKinnon(1973)在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时所使用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Levine 和Zervos (1998)认为,M2与GDP的比值即不能度量负债的来源,也不能度量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功能,进而他们认为银行信用是度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Arestis、Demetriades 和 Lintel (2001)考虑了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而设计了L/GDP这一指标。国内学者(2002)、李广众、陈平(2002)以及史永东、武志等(2003)也利用该指标来进行相关研究工作。本文参考上述指标,得出了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农村合作金融相关率,表示为RL/RGDP。其中,RL表示农村合作金融的贷款余额,RGDP表示农村GDP。该指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正向关系,即金融相关率越高,贷款规模越大,就可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计算时,RL为广东省农信社年度贷款总量,由于广东省尚未开展农村GDP的统计,本节以按行业增加值计算的广东省农业GDP来代替 。该指标简记为RFIR。

(2)合作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结合王志强、孙刚(2003)的研究,本节中的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即存贷比(deposits-loans rate),该指标简记为DLR。理论上分析,若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则意味着该指标越小,即存款转化为贷款规模的比例越大,或是贷款增加幅度大于存款增加幅度,将更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具体计算时,则为广东省农信社的年度存款与年度贷款的比值。

(3)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是用GDP增长(Cheng,1999;Darrat,1999;Ram,1999)或用人均GDP的增长(Jung,1986;Denetruade and Hussein,1996;Odedokun,1996)来测量经济的增长,朱琴华(2001)提出了对我国进行农村GDP核算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由于目前没有广东省农村GDP的数据,本节考虑以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记为RINC。

2.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我们先对所选取的变量及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直观的结论。具体见图1、2、3。

图1体现了1993-200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图2说明了1993年以来,尽管金融相关率指标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看广东省农信社贷款规模呈大幅上升之势。其中,1995年该指标较低,为120%,而2002年的相关率指标高达195%。由图3可知,在样本期内存贷比指标的值都大于1,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农信社把从农村地区吸纳的存款转化为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在不断提高。

为了减少数据变动幅度,我们对RFIR、DLR、RINC三个指标取自然对数值,分别记为LNRFIR、LNDLR、LNRINC。如图4所示,图中的三条折线分别反映了我国1993-2004年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LNRINC)与广东省农信社发展规模(LNRFIR)、发展效率(LNDLR)之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收入与农信社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均为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3.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还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简单相关系数的计算,试图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与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1。

表1所显示的系数符号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农信社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指标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呈现出正向关系。

4. 回归结果及因果关系分析。

(1)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以LNRINC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LNRFIR和LNDLR为解释变量,来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Eviews5.0软件提供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以上变量进行拟合,得到主要结果综述见表2。

表2说明了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发展规模时,它与农村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提高1%时,农村经济增长也相应提高1.18%;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效率,效率提高1%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0.91%,得出的结果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我们这里特别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否也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分析。

(2)因果关系分析。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我们分别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5. 简要结论。通过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知,在样本期内,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较好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这说明了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对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也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合作金融规模扩大的格兰杰原因,这也表明了农村合作金融并没有随农村经济增长而发生相应的质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Panel-data模型分析

前面我们以广东全省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信社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效应是否与上述分析是一致呢?结合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本小节把广州、佛山、东莞等十八个城市分为经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

1. 数据处理。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同时,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信社规模以及农信社效率等三个指标分别取其平均值来进行具体分析。

2. 确定模型形式。我们判断是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主要利用Hausman检验来完成。

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H0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元不相关,即随机效应。选择如下检验统计量:

其中, 和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中的系数向量,而 和 分别为和的方差阵。

和、和可以有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直接得到。同时,服从 分布。

根据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由(1)式计算可以得到LM=21.2148,而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为5.99146。所以拒绝原假设,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3.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运用Eviews软件中panel-data模型中固定效应分析方法,我们得出广东省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农信社规模和效率的估计结果,详见表6。

从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发现panel-data模型的分析要比回归分析的结果来得更加显著。与回归分析结果相比,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panel-data模型分析中的样本容量增多,使得结果能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截距项看出,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较发达地区的作用次之,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就相对小些,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是相符的。相对而言,随着农村改革进程的深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村发达地区对资金有较大需求,其中不少来源于农信社贷款,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广东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分析

限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未严格区分微观效率与绩效两概念。在衡量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指标方面,国内大多数学者运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当年利润与农信社总资产的比值)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当年利润与农信社净资产的比值)等财务指标来进行分析,也有一些研究同时采用上述两个指标。结合笔者所采集的数据,本文分别采用ROA和ROE指标来衡量广东省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

对原始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具体结果详见表7。由表7 可以清晰地看出,1993-2004年,广东农信社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0.002117、-0.160180,均为负值,这反映了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的整体绩效较差。其中,总资产收益率的总体变化和波动幅度并不大,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相对比较大;其次,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总资产有了明显增加,2004年的总资产约为1993年的6.6倍;再次,广东农信社的不良贷款规模也比较大,样本期内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36.85%,同时,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也相当大。这也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广东农信社的贷款投向不很理想,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另外,从广东农信社的法律诉讼费用来看,样本期内的均值为1021.25万元,从统计曲线看,1993到2002年呈直线上升之势,2003年有所回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信社相应诉讼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我们还选取了1997-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ROA和ROE指标与广东省农信社相应指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农信社的ROE指标明显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具体结果见表8。

四、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农信社以及18个城市的农信社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微观金融效率状态,分析结果基本上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证支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变量的选择、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对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1.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点在广东省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也从相当程度上说明广东农信社的宏观金融效率较高,该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限于数据的可对比性,本文运用ROA和ROE指标为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的替代指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较低,该结论也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2. 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从效率角度探讨农村金融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广东农信社的相关实证研究否定了“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命题。

(二)政策建议

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一系统工程,从系统上重新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将为全面提升中国金融效率进而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奠定基础。白钦先(2004)提出,必须从战略上、整体上、根本上中长期思考与解决中国农村金融体制问题。所以必须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构建以国有商业性金融(中国农业银行)和国有农村合作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与主体的,以商业性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等)的,以兼具商业性与政策性双重属性的、地方性农村合作金融(合作银行和信用社)为庞大基础的中国农村金融新体制。

2. 尽管造成中国农村金融困境有许多历史性的原因,归根结底,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可归结于多目标错位问题。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中,其多目标错位,即效率(赢利性目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合作制目标(为社员服务的原则)、政策性目标(服务三农)、规模性目标等目标,将上述多目标由错位到归位,把效率放在重要位置,是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困境的必由之路。

3. 从理论上讲,微观金融效率是宏观金融效率的基础,没有微观金融效率支持的宏观金融效率是暂时的空中楼阁,如何通过提高微观金融、进而带动宏观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解决中国金融体系“木桶效应”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1]King,Robert G and Levine,Ross. 1993. 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 Vol.108:717-38.

[2]La Porta et al. 1998. Law and Finance[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6:1113-1155.

[3]巴曙松. 当前农村信用联社体制的缺陷及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7,(8).

[4]白钦先.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W].政府咨询报告,2004.

[5]胡方勇.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经济学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09,(9).

[6]李广众、陈平..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7]王志强、孙刚. 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2003,(7).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7）

经过两次“华尔街革命”， 金融数学迅速发展。套利、最优与均衡是金融数学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近年来，金融数学的发展，带动了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快速创新，使金融交易的范围和层次更加丰富。本文从金融数学的主要理论、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其做以概述，以期对我国金融数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一、金融数学的主要理论

（1）投资组合理论。金融数学的第一个突破是马尔柯维茨1952年的论文“投资组合的选择”。该文尝试用方差来度量投资组合的风险，建立了两目标二次规划的数学模型，并提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的概念即均值一定时方差最小的点与方差一定时均值最大的点组成的集合。文中指出当个人的无差异曲线与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相切时，投资组合的决策最优，进而可求出各资产持有的合理的比例。

（2）CAPM理论。经过研究均衡竞争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夏普、林特纳和默顿在均值一方差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证券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定量关系，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CAPM）。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线上选择证券，投资组合是其效用函数与证券市场线的切点，求切点、测度资本市场线中的斜率成为夏普评价的关键。在证券股价、投资组合的绩效的测定、资本预算和投资风险分析中CAPM理论都得到广泛应用。

（3）Black Scholcs期权定价公式。不同于之前的无套利定价原理，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在1973年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不依赖于投资者的偏好（风险中性原则），并在“期权定价与公司负债”一文中提出Black Scholes公式(简称B―S公式)。B-S模型为风险管理与套期保值套期保值开辟了新天地，因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被广泛用于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定价，已成为现代金融理论探索的源泉。同时默顿也提出标的股票支付红利的期权定价公式和欧式看涨期权及看跌期权的定价公式，完成了对B-S模型和定价公式多方面的系统推广。

二、金融数学理论的新进展

（1）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上世纪60年代末，为解决随机问题，控制理论应用布尔曼的最优化原理，结合测度论和泛函分析方法形成了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默顿在上世纪70年代将该理论应用于对连续时间最优消费投资问题的研究。因为连续型的假设下交易有界并且连续变化，这与证券投资的实际环境存在很大差距，为克服连续最优控制理论的不足，脉冲最优控制理论应运而生。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上，彭实戈获得了突破性研究，使我国在该方面居于国际前沿。

(2)鞅理论。当前，国外基于鞅方法的定价理论在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其作为现代金融理论的最新理论方法认为，在有效的假设下，证券价格等价于一个随机鞅过程。借助等价鞅测度的概念，Karatzas L等提供了一套解决风险管理问题和不完备市场下复杂衍生产品定价问题的计算方法，揭示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该理论进行研究，如郭文旌等。

（3）最优停时理论。作为概率论中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分支， 最优停时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热心该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运用最优停时理论考察了具有固定交易费用的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给出了具有二个风险证券的投资决策问题一种简化算法。相信该理论将在投资组合等领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趋势

（1）新问题越来越多。金融数学模型都需要假设条件，但有时假设与客观现实有一定差距甚至抵触，因此其应用范围比较狭窄，这需要在数学上进行改进。此外世界各国金融背景和管理模式各异，需要建立符合各自国情的金融模型和分析方法。如CAPM适合欧式期权不适合美式期权。金融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也为金融数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要求我们继续探索。

（2）实证研究成为主要方向。单纯从概念到概念（定性分析），或从模型到模型，很难深刻、客观地揭示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实证研究从现实金融市场中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数学模型，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规律，最后返回数据和现实中检验结论的正确性，将成为金融数学的主要方向。

（3）金融数学的方法展望。金融系统的非线性与不确定性为金融数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金融市场波动性、突发事件、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特性也成为金融数学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般的随机分析不能解释重大的金融震荡等小概率突发事件，起源于海岸线形状和宇宙星系描述的分形理论却可以解释股票的疯长和暴跌。另外突变理论和冲击理论也被应用于金融领域；当市场受到各种限制而不完备形成不完全市场时， Duffie的不完全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及Karatzas等人引入的鞅理论都能很好地派上用场，后者已在国外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们很难在数学上处理相互。但重复对策、微分对策、多人对策及随机对策理论在金融领域中已得到较好的尝试，成为颇具前景的研究方向；统计和计算机已是金融数学它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

四、结语

经过两次“华尔街革命”， 微观金融理论与以随机分析为核心的数学理论同步发展，已成为独立的、具有理论研究与实践价值的交叉学科，这越来越引起国际金融界和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金融数学也已开始得到重视。可见数学家与金融学家的通力合作是发展金融数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宋逢明.金融工程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0-0011-03

效率作为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历来受到诸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其中，鉴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对金融效率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效率问题的核心。通过对前人关于金融效率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的重点在于金融效率的起源和内涵、金融效率层次的划分、金融效率实证分析等几个方面。鉴于此，本文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理论进行文献综述。

一、金融效率的起源及其内涵

（一）金融效率理论的起源

金融效率理论是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金融发展理论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第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第二是二十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第三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由白钦先等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深化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受到抑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其观点是必须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来打破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恶性循环。它没有将金融效率纳入其研究视野，因此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约束论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政策选择，适度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金融约束论内涵了较为成熟的金融效率观，但是对金融效率的研究不够全面，因此是不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赋予金融以资源属性，认为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质的提高，在于合理的开发、利用和配置金融资源，同时注重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机制的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改善。因此，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金融效率成为核心，是较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

（二）金融效率理论的内涵

在我国，王广谦(1997)相对较早地对金融效率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难以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在此基础上，将金融效率分为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和央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四个层次，得出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1/5贡献的结论。

白钦先（2001）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他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这一定义有三层含义：第一，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的协调统一；第二，从静态的角度，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应关注金融各子系统的协调，更应关注金融与经济这两个复杂的复合巨系统的协调；第三，从动态的角度，金融效率不仅应考察单个时点的金融经济的协调，即静态金融效率，也应考察一时段到另一时段金融经济的协调，即动态金融效率。因此，金融效率是金融量性发展与质性发展的统一，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的统一，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

在金融资源观的前提下，王振山（2000）提出了另一种较有影响的金融效率概念。所谓金融效率，“就是指以尽可能低的成木（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其最有效利用。”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王振山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用于金融效率衡量标准的确定，提出了衡量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标准。

孔祥毅（2003）提出了金融协调论，指出只有协调的金融运行，才有金融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有金融可持续发展，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金融协调论为金融效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正是基于协调的观点，沈军（2003）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二、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

对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学者们多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资本市场效率、金融监管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金融制度效率、金融体系效率与企业融资效率等多个角度对金融效率进行探讨，其中，资本市场效率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为了文献综述的方便，我们将以上的分类进行整合，分为以下两个层次进行综述：

（一）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我们分析微观金融效率，就是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发，研究其内部资源配置如何达到最优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学者们关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都属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的内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微观金融效率进行综述：

1. 证券市场效率。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较完善，因此国外研究偏重于微观和证券市场效率多一些。威斯特和惕尼克（1976）将证券市场的效率分为两类，即内在效率和外在效率。内在效率是指股票市场的运作效率，即股票市场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交易费用为交易者完成一笔交易，反映了股票市场的组织与服务功能的效率。外在效率是指市场上股票的价格能否根据有关的信息做出及时、快速的反应，该效率反映了股票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

法玛(1965)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量将股票市场分为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强式有效三类市场，即效率市场假说（EMH），成为最近30年来金融理论的中心命题与研究资本市场的金科玉律。具体来讲，如果有关股票的历史资源对价格变动没有影响，则股票市场是弱式有效，反之，则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弱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公开发行的信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半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和内幕消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强式有效。对于上述三类市场，可运用以计量经济学为主流的实证方法进行检验。

2. 银行效率。测度银行效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规模效率是衡量银行处于最佳规模时成本减少的水平；范围效率是指银行产品多元化和地域扩张所带来的效率；X效率是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总和，衡量的是控制成本和使利润最大化的银行管理能力的差异。关于X效率，前人的研究总结已经很详细，本文主要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行文献综述。

关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理论分析方面，据现有文献得知，国内较早对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研究的是刘开莲、罗海燕(1990)发表于《当代经济科学》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专业银行宏观成本管理》，他们认为银行业是介于诸如农业等规模经济不明显的行业与石油化工、冶金等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之间的具有中等规模经济的行业，且在银行业务中存在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非相互分割、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赵怀勇、王越(1999)分析了银行业规模经济存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关于实证分析方面，于良春、鞠源(1999)，杜莉、王锋(2002)，徐传湛、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刘宗华等(2003)，张清、陈宏民(2003)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对比。由于实证分析方法的不同和选取指标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主要争论在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对比方面。

（二）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从宏观经济总体考察，金融效率是指社会全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主要体现在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货币政策效率、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等三个层面。

1. 储蓄―投资转化率。王小鲁、樊纲(2002)指出“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影响”，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具体来讲，资本形成效率对经济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聚合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是各种资源与各种技术结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纽带，将各种生产要素聚合到一起，是生产结合不可缺少的媒介。二是资本对经济活动内在的效率要求，资本的人格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演变成在资本运用过程中的效率要求。

2. 货币政策效率。谢平、袁沁悟(2003)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出了我国的利率调整属于典型的滞后调整，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显著，实际利率对名义和实际产出的预测能力明显高于其他金融变量，利率变化对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决策存在显著影响。匡国建（2003）则从我国经济周期、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和经济秩序的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指出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根本原因。其他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King和Levine（1993）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Maxwell J.Fry(1997)分析得出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等。

3. 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肖红叶、周国富(2000)指出，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尽管这一比重在逐年下降，1997年东部投资仍占全国投资的63%以上；与东部的下降趋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部的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呈稳步上升之势，1997年这一比重已达到25%以上；至于西部地区，则不仅在国内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极低，而且其下降的速率甚至快于东部地区；然而这与我国国内投资的回报率很不成比例。从而他们得出我国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的结论。

三、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

Beger、Humphrey(1997)与Young(1997)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等(199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国内研究方面，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刘汉涛(2004)，朱南，卓贤和董屹(2004)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运用DEA方法和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尽管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变量选取的不同，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不同，使得结论不能完全一致。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记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目前还处于单指标罗列阶段。其中相关指标包括：储蓄投资转化率、私人企业获信贷与总信贷的比率、存贷利差、储备货币与存款的比例等等。

周国富(2007)对储蓄动员能力、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投向效率三大指标进行了细化。其中，储蓄动员能力用储蓄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三个指标衡量；投资转化效率用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等指标来衡量；投资投向效率用边际资本生产率、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来衡量。

沈军(2003)尝试建立中国宏观金融效率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具体实证分析方法选择上，沈军选取因子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动态金融效率和静态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四、关于金融效率研究的简要评述

前人对金融效率的研究，微观金融效率部分已经相对成熟，宏观金融效率稍显混乱，具体到金融机构的宏观效率则研究不足，主要是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自身和对经济的影响。微观金融效率，尤其是银行效率研究方面，方法已经成熟。在宏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稍显混乱，研究方法趋于罗列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参考文献：

[1]E.F.Fama，“The Behavior of Stock-Market Prices”，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38，No 1.(Jan ，1965)， pp， 34-105.

[2]King，Robert G，Ross Levine，“Finance，Entre-

-preneurship，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25-2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9）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是由专科院校升格的新建本科院校，本科办学历史较短，其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力量、生源层次等各方面与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存在较大差距，但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目标却缺乏特色，和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而且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发展，金融学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再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金融人才培养目标笼统地定位为高级金融人才是适应不了我国经济金融迅速发展的需要。

（二）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目前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基本沿用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按照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选修课和实验室教学以及实践实习等设置课程体系，主要注重宏观金融基础理论、专门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论文撰写的训练，新型微观金融理论和数理知识传授以及实际操作技能训练相对不足。虽然宏观金融部分教学可以使学生较好地理解金融政策，但如果缺乏微观金融基础使学生难以深入理解金融的内在本质与运行机制；数理知识的不足使得学生对现代微观金融三大核心理论CAPM模型、MM定理和B-S欧式期权定价模型的学习都可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深刻理解和运用了[1]。虽开设了与会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等相对应的《会计原理》、《证券投资学》等课程，但对加深学生对金融市场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实践性教学课程开设相对不足；只开设了商业银行业务模拟、证券实时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实验课程，还缺乏外汇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期货模拟交易与行情分析及保险实务模拟等方面的实验课程。

（三）实践性教学相对不足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虽然专门安排了实践性教学，但由于与本地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缺乏深入的合作关系，有的学生找不到金融机构进行各种实习，即使到金融机构的各种实习业大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深化对金融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强化技术技能培训。

（四）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大部分是来自高校的博士硕士，虽然受过较为系统的经济金融学学术训练，具有较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但由于大多没有在金融机构工作过的经验，自身缺乏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业务工作经验；虽然也从金融机构等实践部门聘请一些高管和业务人员来学校进行讲学，由于他们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系统地进行课堂教学和实践指导。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探讨

（一）人才培养目标创新

由于和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各方面差异的实际存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生存发展必须要寻求错位发展，形成自己的培养特色。其培养目标是应该为本地区金融业发展培养应用性专门人才，在培养学生良好基本素质、掌握金融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更应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特色，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和微观专业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就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业工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应该是服务本地方经济发展，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培养的学生应全面掌握金融学专业基本理论体系和和专门知识以及金融领域基本工作技能，形成良好的金融专业素养；主要应关注金融及相关领域的原理性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侧重学习掌握基本经济金融理论及其应用以及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要求学生掌握现代金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管理技术，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外语和数学等现代金融活动所必须的工具以及良好的人文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人才具备的应用型特色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然应用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是有差别的，不仅要求熟练掌握运用各种金融微观业务操作技能，更要求具有坚实的金融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创新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培养的人才不具备宏观理论分析能力，那就是工具主义教育，不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题中之义了。[2]

（二）课程体系创新：构建能力本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1.突出能力导向

应根据金融学专业对应的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来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应从学科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在坚持学科专业导向的基础上、强化能力导向，不必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的专精深，而应关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交叉融合，在基本掌握经济金融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突出对现代金融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及较为系统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训练。

2.课程体系模块化

打破原有的按学科范畴设计教学内容的框架，以基本素质、经济学基本素养、分析工具、宏观抽象、微观分析、操作技能等能力培养进行金融学课程体系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可分为通识模块、基础模块、方法论模块、宏观模块、微观模块、实验模块等通识模块主要强调学生品德操守、人文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政治思想理论课程；基础模块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为后续的金融学理论和专门知识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经济法等；方法论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的金融分析工具支出，由于金融创新出于规避风险和管制的需要，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发展迅速，其定价对于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金融分析工具要求很高，这是现代金融人才所必须掌握分析能力，主要包括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程序设计等；宏观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宏观经济概念、宏观思维方法和抽象分析能力，使学生能深刻理解金融现象的本质，主要包括国际金融、中央银行学、金融监管学；微观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科的微观化、工程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以适应金融新发展对复合型金融人才的要求，主要包括投资模块（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投资银行学、金融工程学、公司金融），银行模块（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银行信贷管理、银行会计）、保险模块（保险学、个人风险与保险）；实验模块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缩短理论学习与实践差距，强化理论应用实际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开发设计有效的实验课程，要涵盖金融行业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主要涉及的实务操作，当然可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主要包括银行实际业务操作模拟实验(如国际结算业务、银行会计业务等)、公司财务业务模拟实验、证券投资业务模拟（如外汇、期货)、保险业务模拟、金融工程实验、金融统计分析等等。由于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存在着较多的内容交叉与重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确定专业建设定位与特色，在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中注意综合平衡，做到有所取舍有所侧重，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课程体系模块化改革的关键就在此。

（三）实践性教学的创新

加强本地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是实践性教学的关键。以专业导论、认知实习、专业实习、金融专题调研、毕业实习、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研究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专业导论的学习，使刚入大学对金融专业所知甚少的学生对金融学专业和相关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通过第一学年通识模块、第二学年基础模块的学习，学生初步具备了较为完备的人文素质和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这时可以安排两个月的时间送学生到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以及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认知实习，使学生得到初步业务技能的培训，学生将对未来所从事的金融职业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体验认识，可以引发学生学习金融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兴趣，将为下一步的专业宏观模块、微观模块、实验模块学习打下基础；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使掌握金融理论知识的学生在专业实习中通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实践培养运用所学金融学基础理论与专门业务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真正以金融从业人员的身份进行专业技能实践，培养学生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利用暑期安排学生进行金融专题调研，要求形成调研报告，既可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实习论文写作是大学本科教育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带着毕业论文选题所需解决的问题到金融机构进行毕业实习，学生在金融工作实践中有针对性地深化对所学金融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形成的毕业论文是对本科四年金融学专业学习的一次全面总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相关科研课题研究，可使学生开阔学术视野，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得到初步的学术研究训练。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0）

关键字：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研究综述

一、前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支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除了对经济规模产生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也会产生一定作用。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却是在最近十多年间才发展起来的。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的理论模型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在此以后，与其观点相近的文献逐渐涌现，大都是要证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都与国外的理论有一定矛盾之处。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尚处在金融发展倒 U 型的前一阶段，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并没有区分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缘故。

二、国外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1990)的研究开创了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先河。 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在该模型中，他们假设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并且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存在固定的金融参与门槛成本，而不是所有的人均能够支付起这一成本。则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时，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金融发展将逐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

Aghion 和 Bolton (1997)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他们假设道德风险和信贷约束是资本市场不完美及持续收入差距的根源。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生产效率也较低下，因此存在财富不平等现象；而到了金融市场有效和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阶段，扩大的资本积累则会降低收入差距。资本积累的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因此 ,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在长期中呈现库兹涅茨曲线效应。

Matsuyama(2000) 则强调了信贷市场的作用，从利率和信贷市场均衡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分配的演化。Matsuyama 指出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不平等现象将长期存在, 而在生产效率或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中则收敛于完全平等的稳定状态,富人的投资最终会把穷人拉出贫困陷阱, 从而实现共同富裕。随着借贷的增加,扩大的需求将促使利率提高, 使得收入较低的人能以较高的利率把钱贷出, 最终收入差距会缩小, 从而产生 Kuznets倒 U 型的收入分配。

Galor 和 Zeira (1993) 在不完全信贷市场的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效率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最终收入分配的影响。由于金融结构不完善，利用金融中介的成本比较高昂，穷人因无法支付这一成本而不能得到金融服务，而富人则会更加方便地取得融资，因此金融效率低下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

除了构建理论模型, 许多学者为了具体考察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也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最早开始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系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是 Clarke,Xu and Zou(2003)。他们使用 91个国家 1960- 1995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中介的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即使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 金融发展也能够减少不平等。

Townsend 和 Ueda (2003) 在 GJ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进, 以一个动态模型讨论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论证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他们经过模拟检验后认为, 政府的限制性金融政策还会带来财富的损失。Iyigun 和 Owen(2004) 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发现, 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呈现出库兹涅茨效应特征。

Beck, Demirguc- Kunt 和 Levine（2004）利用99 个国家1960-1999 年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有助于降低贫困水平，进而缩小贫富差距。

三、国内研究综述

从国内近期的研究文献看，大多是借助于国外既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或模型，结合中国的经济现状，对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

章奇等（2004）首次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20 世纪 90 年代。

温涛等(2005) 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替代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立军(2005) 对以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分析, 证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可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姚耀军(2005) 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张前程和范涛（2008）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非均衡都在一定程度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展望

从Greenwood 和Jovanovic开创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以来，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学者们却一直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由于学者们在理论分析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在实证检验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段，因此得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通过考察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国家层面来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距较大，在国家层面上成立的结论，应用到区域层面则未必成立。因此，未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关注某一具体区域，探索区域范围内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参考文献：

[1]Greenwood,Jeremy, Boyan Ja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1076-1107.

[2] Galor, Oded an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1):35-52.

[3] Honohan, Patri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Poverty: How Close Are the Links [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203,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