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合同是以电子信息形式，通过网络订立的商品、服务交易合同。实践中，电子商务合同多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Interchange）方式达成，其内容是以可读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磁性介质上的一组数据信息。由于用户采用的计算机设有自动审单功能，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完全是在计算机模拟智能操作下完成的，因此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缔约磋商过程，电子商务合同的缔约主体、要约与承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均与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关于计算机能否作为缔约主体的问题 传统民商法理论认为，成为缔约主体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在EDI交易中，如何去评判计算机的自动审单和批复文件功能呢？毫无疑问，不能以简单的民事行为能力三分法来评判计算机的上述功能，一般认为，可将计算机自动回应的功能视为其所有人或使用人订约意愿的预先设置，这一点与自动售货机类似。在自动售货交易中，当顾客投入货币或插入磁卡时，售货机会自动做出回应，法院在一些案例中认为自动售货机的售卖行为是设置人预先设定其订约意愿的结果，机器只是实现缔约目的的工具。同理，计算机在电子商务所进行的信息处理流程，实际上都是遵从用户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所作出的反应，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注：朱遂斌、陈源源：《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第51页。），因此应承认计算机具有缔约的主体资格。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就肯定了自动订立合同的效力，该《示范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以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但我国《合同法》却没有类似的行文规定，计算机缔约主体资格的确定是判断电子商务合同成立与否的前提，若当事人就此问题产生混淆，势必阻碍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开展。 （二）电子要约能否撤回或撤销的问题 要约能否撤回或撤销的问题，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早有定论。无论是《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还是我国《合同法》，均规定要约人在发出要约后可以撤回要约，只要撤回要约的通知于要约送达被要约人之前或同时到达。在未订立合同之前，除某些法定不可撤销的要约外，要约得予撤销，但要求撤销通知于被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被要约人（注：参见《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5、16条，我国《合同法》，第17、18、19条。）。但电子商务合同与一般合同的订立迥然不同，EDI交易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与电传、传真的交易方式类似，即对要约信息进行即时传递，传递速度极快，而且当受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收到电子要约后，便立即进行自动处理，作出回复电信，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要约根本没有撤回或撤销的机会。因此，我国《合同法》关于要约可以撤回或撤销的笼统规定，有悖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即时性的特点，造成了实践中当事人对此问题或是各行其是，或是莫衷一是，从而影响了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推广。 （三）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关于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时间，亦即承诺生效的时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存在泾渭分歧，英美法采取的是投邮主义（Mail Box Rule），认为承诺的意思表示以邮件、电报等方式表示者，除非另有约定，否则承诺人将信息发出或交邮即发生法律效力。而大陆法系则采用到达主义，认为承诺的意思表示于表达要约人支配的范围内生效，此时合同亦宣告成立。此外，意大利、 比利时等国还采用特殊的“了解主义”（Knowledgeof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即不仅要求收到了表示承诺的意思表示，而且要求要约人真正了解其内容时，该意思表示才能生效。我国合同法对此问题采用的是到达主义，即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合同法》第26条还规定，要约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为合同成立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合同成立时间。 合同成立地亦称为合同签订地，其重要意义有三：第一，合同签订地可作为法院管辖的依据；第二，合同签订地法律可作为法律适用的准据法；第三，电子商务合同的合同成立地，还涉及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的归属问题。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地点一般为承诺生效的地点。我国《合同法》第34条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考虑到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还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合同成立的地点。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书面形式问题 许多国家的现行合同法均要求某些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或要求以书面形式作为证据。那么，电子商务合同究竟是不是书面形式的合同呢？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激烈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应扩大解释“书面形式”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唯一载体“纸”上，而扩大到有形的、可读的，并可在一定时期内贮存特定信息的载体上，这样就将电子商务合同这种新合同形式也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电子商务合同的表现形式、操作流程、证据规则等与书面形式合同截然不同，因此不宜牵强附会地将其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而应将电子商务合同规定为其他形式的合同。这种合同虽然可以以打印文件的形式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但那已不是电子商务合同，而是以打印文件形式存在的典型的书面形式合同。 为排除书面形式给电子商务合同应用所造成的障碍，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支付工作组在1992年关于电子数据交换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以下两种解决方法：（1）扩大法律对“书面”一词所下的定义，以便把EDI记录纳入书面范畴；当事人在协议中另行约定，将电子商务合同视为书面文件，或由当事人共同声明，放弃他们各自依据的法律，确认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或可强制执行性（注：陈丽娜：《EDI合同给我国国际贸易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5期，第97页。）。 我国合同法采取了第一种方式，扩大解释了“书面形式”的范围。我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序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的问题，但我国有些地方法规则对此作了截然不同的规定，仍将电子商务合同视为一种既非口头，亦非书面的特殊形式合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法律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子商务的有序发展。 三、电子文件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问题 理论界一般认为，电子数据资料作为诉讼证据的两大障碍主要是目前各国证据法所采用的“传闻证据”规则（the Hearsay Rules）和“最佳证据”规则（Be st Evidence Rules）。根据传闻证据规则，证人以外的人明示或默示的事实主张以及在没有证人作证情况下，向法院提出的书面材料，均属传闻证据，不能被采纳为证明其所主张事 实真实性的证据。如果是书面文件，必须由书写者作证。但电子商务中的数据资料是计算机模拟智能自动处理的，计算机作为拟制的缔约主体不可能作证，所以计算机输出的书面资料只能被视为传闻证据，不能作为证明事实的直接依据（注：陈丽娜：《EDI合同给我国国际贸易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5期，第98页。）。根据最佳证据规则，只有文件的原本才能作为书证被法院采纳，但电子数据资料的原件是由“0”、“1”符号组成的计算机原代码，通过计算机屏幕输出的可为人识别的文字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证据“复本”，不能为法院所认可。 我国诉讼法与诉讼实践虽未明确采用“传闻证据”和“最佳证据”规则，但也存在着类似的法律障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七类法定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其中，似可将电子数据资料归入视听资料这一类法定证据。但是，《民事诉讼法》第69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鉴别真伪，并结合本案其它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条规定，意味着视听证据也是“辅证”或“准证据”，必须与其它证据相互佐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电子商务之所以称之为“无纸贸易”，就是因为电子文件取代了传统贸易中的各种纸质文件，如合同、提单、保险单、支付凭证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贮存在计算机内的电子数据就成了电子商务的唯一证据（注：参见白云：《论EDI的证据价值》，1999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年会提交论文，第3页。）。在此情况下，要求将电子数据资料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苛刻的限制，严重减损了电子商务文件的证据价值，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四、电子商务合同的数字签名问题 电子商务合同的产生，虽然给交易带来了便捷，但随之产生的是安全性问题。电子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极有可能被他人截留后篡改或以自己的名义转发，从而使长期习惯于书面单证操作的人们对其缺乏应有的信任。 为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创设了数字签名方法。数字签名是以0、1代码组成某种电子密码来代替书写签名或印章，数字签名也能以其独特性和可靠性来满足程序法上对证据认证的要求，这一签名方式也得到一些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国内立法的认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的一些州均通过电子商务立法确认了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7条规定，如果电子数据的发件人使用了一种既可以鉴定该人身份，又表明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含信息的方法，且从所有各种情况来看，他使用的方法是可靠而恰当的，即可认为这种签名与任何书面签字具有的同等法律效力。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第20条也肯定了单据签字可以以手签、传真签字、穿孔签字、印戳、用符号或使用其他电子或机械证实方法进行。 纵观我国《合同法》条文，并没有显示出对数字签名问题的重视，仍然沿用了原先《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作法，在《合同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这样的规定，仍然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签名局限于书面手签的范畴，而对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不置可否，必然造成实践操作的困惑。因此，为保障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发展，有必要在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中尽快确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增强用户对电子商务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签名法》，该法首次赋予电子签名与文本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法还规定，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双方使用电子签名时，往往需要由第三方对电子签名人的身份进行认证，向交易对方提供信誉保证，这个第三方一般称之为电子认证服务机构。
《电子签名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已正式诞生。据悉《电子签名法》将于2005年4月1日起施行。
“近几年海派电子商务、长三角电子交易是获得很大发展，但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立法工作就走在同行的前面。北京、广州的电子商务立法都有自己的成果。”裔勇秘书长认为，上海要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法律执行层面做出创新。《电子商务交易条例》正在积极酝酿中，这个条例出台以后，电子商务的一些纠纷就有了明确的说法。
然而，尽管立法工作不断加快，“老革命”还是面临各种“新问题”的挑战。电子商务交易与知识产权相纠葛，使得相关的诉讼、调解异常复杂。
上海易趣网是国内从事C2C交易的知名电子商务网站。今年年初，有用户在易趣网上“无限魅力”、“丁香天堂”等床上用品的商品信息。专利持有人认为这些网上商品与自己持有专利权的产品十分相似，自己并没有将专利授予网上者，于是就将服务商eBay易趣告上了法庭。
这起全国首例诉网站侵犯专利权案日前有了结果，原告方要求eBay易趣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未获法院支持，电子商务运营商免除责任。
围绕这个案例，上海法律界分成了两派：有人主张“电子商务百货商场论”，即电子商务运营商应该像百货商店一样，对平台上销售的产品负责；更多的人认为从保护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电子商务运营商应该免责。
电子商务是汹涌浩荡、席卷全球的商业大潮，电子商务法是法律制度的全新设计，主体制度则是其中基础而又关键的部分。但是，在法学研究者的视野中，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或工商登记往往是作为程序性或技术性的法律问题被轻视，重量级的学术刊物和学术成果很少眷顾这样的选题。然而，我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却将电子商务主体的登记注册问题推上了立法暨学术研究的风口浪尖。
工商登记是否成为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的法定程序？是否需要注册登记方能取得电子商务主体的身份或资格？这是正在制定的电子商务法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以至于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说明》中特别说明，“起草过程中，对自然人工商登记问题有不同意见”。肯定意见主张所有电子商务主体都必须办理工商登记，否定意见则主张对某些电子商务经营者，如个人网店和偶尔进行网上交易者，无需进行工商登记。尽管该草案“经反复沟通协调，各方面均认同工商登记是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并最终规定“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同时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小规模经营者免于登记，但却不能消弭在此问题上存在的重大立法和理论分歧。电子商务法草案在全国人大首次审议并向社会征询意见之后，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辩一如前期草案拟定过程中的局面，几乎在所有座谈讨论该草案的场合，此一问题都自然成为争辩的核心和焦点。看来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的登记问题，绝非一纸立法草案可以一锤定音，尖锐分歧的意见不仅存在于相关立法机关和参与者之间，也反映在整个学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展开更为深入和广泛的探讨和研究，既为法律草案审议集思广益所需，更是重要法律制度设计的理论使命。
一、商事登记之功能价值与电子商务主体登记之取舍
究其性质，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的登记属于商法上的商事登记。商事登记是为取得、变更或终止商事主体资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由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事项审查、登记的一种法律行为和法律程序。换言之，商事登记主要是指商事主体登记。在制度价值上，商事登记制度涉及多方利益，具有双重目标。其首先关涉当事人利益，需要保障私权。同时也关涉公共利益，涉及国家对商事主体和商事活动的社会管理，需要实现公法控制。商事登记制度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赋予从事商事活动者以商事主体的身份和资格，确认其法律地位
商事主体法定理论认为，取得合法的商人身份是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但商事登记是否为商事主体成立之必要条件，各国立法不一，主要有成立要件主义和非成立要件主义两种。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奉行成立要件主义，未经登记不得成立商事主体。任何当事人要以商事主体身份进行营利性活动，必须经过专门的登记。而一经登记，即取得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获得与其登记的主体类型相应的法律人格，获得营利性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依法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商事登记制度的首要价值正是对市场中各类主体进行“身份”和基本权利的确认，为商事主体进入市场交易提供合法的资格。[1]
（二）公示商事主体经营状况和能力，确立和维持其商业信誉
法律要求商人承担商事登记义务的重要原因是商事登记制度具有公示的效力，商事主体可以通过登记公布其与营业有关的信息，交易相对方和社会公众通过查询登记簿获知该商事主体的基本状况，作出是否与商人交易的决定。可以说，商事主体登记主要就是公示商事主体信用状况的制度。
这种信用公示不仅有利于商事主体自身营业信用的展示，而且更有利于减少交易风险，使相对人可以确切地了解与该商事主体有关的营业事项，从而能安心地进行交易。[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国键认为商事登记的目的之一就是昭著商事主体的营业信用，保障商事主体的权益。[3]
（三）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
效率与安全是现代商事登记制度的两大核心价值追求，将效率问题引入法律领域源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对法律的渗透，亦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的运用。
而效率价值更直接体现着登记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应然促进作用。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直接为商事主体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升是其应有之意。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现代商事交易绝大部分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陌生人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也就缺乏相互信任。商事登记提供了交易相对人及社会公众低成本了解商事主体情况的途径和合理依赖的客观基础，交易第三人通过商事登记的事项而不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即可获得交易所需要的信息。同时，商事主体登记具有法律赋予的公信力，不管登记的事项与事实是否相符，交易相对人得以登记簿中的内容为合理依赖，并以此预测特定交易的风险，提高交易的安全。
（四）便利国家对商事主体的管理，建立和维持商事经营秩序
市场交易活动是商事主体的活动，一系列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交易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商事主体的活动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情况。商事登记制度为国家介入市场管理提供了具有效率和技术性的途径：通过登记制度的信息公共服务功能，可以较好地解决市场信息短缺和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对已登记商事主体的数量和分布等数据分析，有助于了解和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状态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引导当事人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方向；通过市场准入和异动监控功能，可以有效地控制市场主体设立的瑕疵，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监控市场异动，防范和遏制欺诈或过度的投机行为；商事登记对于税收、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监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更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只有通过商事登记才能确定纳税义务人并对其依法纳税实行有效监管和征缴，产品质量和卫生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监管，同样需要借助于对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认定和市场准入作为监管手段。
基于上述商事登记的功能价值考量，的确难有理由放弃对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的登记要求。首先，在主体性质和法律地位上，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无疑属于以从事商事活动为业的商事主体，在我国商事主体法定和成立要件主义的基本商法原则之下，它也必须经由特定的商事登记程序才能取得合法的主体资格和身份。其次，从商事主体及其信用公示的需求看，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同样存在向社会公示其主体信息和信用状况的客观需求，商事登记实际上也是它作为电子商务的参与者和交易者在市场上的首次亮相，是最基本的、初步的商业形象和商业信用的展示，其实也是它进入电子商务市场的特别商业广告。再次，基于交易成本、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的考虑，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登记在这方面的功能价值甚至远超线下普通的商事主体登记，在虚拟的、跨地域的电子商务环境之下，交易者不只是相互陌生，而是根本无法照面，为确保交易成功、防范交易风险，更需核实确认对方身份、尽力了解对方信用。经过商事登记的电子商务主体至少具有真实合法的身份、可沟通、可追溯的联系信息，从而免去了调查成本，同时也为双方的交易提供了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最后，为实现国家的市场监管和税收征管，商事登记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合理而适度的监管是任何发达市场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电子商务市场也需要监管的呵护，而市场监管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主体准入的监控，只有通过商事登记，才能具体确定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监管对象并对其经营活动进行跟踪监管。
二、电子商务市场之虚拟与主体登记之特殊价值
电子商务市场因其没有实地性的交易场所和实物性的交易设施，而被称为虚拟市场。在此虚拟市场上，经营者不以传统的实体形象出现，而只表现为网页上的存在；它也不再拥有物理性的业务场所和经营设施，而只有以文字和图形等描述展示的经营信息；也无法对它的经营地域作具体的界定，因为网络世界本来就漫无边际，信息网络覆盖所及就是网上经营者经营地域的范围。这种特殊的市场状态不仅改变了商事交易的方式和规则，也对电子商务主体的制度设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核心的问题是，电子商务市场是否应有特别的准入程序？电子商务主体是否要进行专门的注册登记？其中争议尤为激烈的是，个人网商或自然人所开设的网店是否也应纳入注册登记的范围？
按照商事法律的基本要求，任何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在线下从事商事经营活动都需具有商事主体的经营资格，意即必经法定的商事登记程序，否则即为无照经营或非法经营，此为商事主体制度天经地义的规则和秩序，在经营行为转移到线上即网络世界之后，这一基本法律规则是否就失去其合理性，尤其是个人的网上经营与商事登记是否存在天然的冲突？理性分析表明，电子商务的网络交易环境不仅不是排斥主体登记程序之理由，相反恰是支持主体登记程序之根据。
首先的根据就是将被虚化的市场主体通过登记而实化。在电子商务这一虚拟市场上，电子商务主体也被网络形象虚化了，不再表现为自然的、物理的存在，而是“以数字化、电子化的网页形式表现出来，其主体的真实情况不能直观的判断出来，……电子商务主体的资格能力、住所、资信状况等不易确定”。[4]但是电子商务的交易却是实实在在的，所有的交易都要寻求如线下交易同样的效果，该付钱的要付，该交货的要交，归根结底，交易的权利义务还是要求实际的享有和履行，表面上虚化的主体终究是要显露和实化为现实的主体。注册登记就是将虚化的网络经营主体予以实化的具体方式和途径，经由登记，电子商务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得以确定，法定的主体条件得以满足，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得以保障，其中特别是在权利救济和义务履行以及相应法律程序上极为重要和实用的法定住所、送达地址得以明确。如此，电子商务主体的虚化就只是外观的形象，同时它也是现实的商事主体。
其次，虚拟的市场更依赖登记的信息。在这样的交易市场上，“任何有交易意向的商主体或自然人均可在网络中找到交易机会，这就造成了交易的双方可能完全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情况如何只凭其在网络上描述就下决定与之交易”。[5]“但由于交易双方不是面对面地近距离接触，因此与消费者和交易伙伴之间增加了新的不信任因素。如果某一电子商务主体选择违约或者欺诈行为，对方当事人连违约方或者欺诈方的音容笑貌都未曾目睹过。”[6]信息网络上的交易事实上也是以信息为媒介、为依托进行的交易，较之线下传统市场，它对交易信息存在更严重的依赖，无信息即无网上交易。线下交易可以通过人对人的直接接触了解对方，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作出判断，网上交易则主要根据获取的信息作出交易决策。关于交易主体的信息是其中最基础的、寻找和选定交易对象的信息，而这种信息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又至关重要，信息的不畅、芜杂、失真是这类市场最易发生、最难克服的缺陷。工商登记恰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依照商事主体法定条件进行的登记，本身就是对市场必需、与主体相关的信息进行的收集、筛选和验证，其效用相当于政府登记机关提供的第三方信息服务。
最后，虚拟市场的交易安全更需要登记程序的保障。市场的虚拟不仅不会消解市场风险，反会无限放大和蔓延市场的风险。“电子商务主体比起传统商事主体面临更多的市场机遇、市场风险、道德风险、违约陷阱与欺诈陷阱”[7]，线下传统市场的有形性和地域性决定了市场风险的边界，市场的区隔也是风险的隔离。而网络市场的无形和地域的跨越，没有了隔离风险的防火墙，任何一个恶意经营者制造的市场风险都可能瞬间蔓延至其经营期间的整个交易系统，从一对一的交易风险演变成一对十、一对百、一对千的风险。由此，电子商务市场其实是风险高危的市场，交易安全的形势比传统市场更为严峻。维护这一无形市场的安全和稳定需要多管齐下的综合防范，而主体的注册登记是最简单最奏效的防控手段，作为市场准入的关口把控，它属于市场风险的前端控制。作为主体条件的审验，它又是最关键、最要害的环节。作为统一的登记方式，它还是投入成本最低、总体效用最高的控制手段。
三、普通商事登记与电子商务主体登记之关系
《电子商务法草案》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商品交易或者服务交易的经营活动”，中国法律语境下的经营活动与商事行为法律意义基本等同，因此，电子商务行为当然属于商法上的商事行为。就经营内容而言，商品交易和服务交易都属于一般的商业活动，电子商务的特殊性仅在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交易，由此，其法律性质不过属于信息网络上进行的商事行为。
《电子商务法草案》第11条又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是指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和电子商务经营者”，而“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以外，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此，电子商务主体实质上就是采取信息网络这种特殊经营方式的经营者。然而本条将电子商务主体的具体类型落脚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上，却产生了法律主体概念上的深层问题。因为普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一般的民事主体，只有符合特定商事主体条件的才同时可以成为商事主体，自然人经工商登记才能成为个体工商户，法人组织中只有公司等营利性法人才具商事主体资格，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法人等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并不具有商事主体资格，非法人的其他组织中，也只有合伙企业、营利性法人的分支机构等属于商事主体。不具有商事主体身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不具有从事商事活动的商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既不能在信息网络之下从事传统的、普通的商事活动，也不能在信息网络之上从事电子商务活动。因此，更为准确地说，电子商务主体应是通过信息网络经营这种特殊经营方式的商事主体。
依据我国现行商事法律及商事主体法定原则，任何商事主体需经工商注册登记方能设立，注册登记是取得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和法定程序。《电子商务法草案》第12条对电子商务主体亦作出同样的规定：“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但是，如前所述，电子商务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经营方式而已，采取此种经营方式的前提是首先有商事主体存在，那么所谓的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登记究竟是该商事主体本身的设立登记还是电子商务经营方式的登记？登记程序逻辑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当根据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情形确定为两种不同性质和内容的登记。对于已经注册登记的商事主体，欲进行电子商务经营，需要办理的是经营方式的变更登记，或者是原有营业执照的加注登记，即在原工商登记基础上，对经营方式的事项进行相应变更，增加电子商务的内容。否则，如果因商事主体从事电子商务就要再做一次商事主体的设立登记，就会形成同一主体的重复登记，该主体并非因从事电子商务而蜕变或分立为线上和线下两个不同的主体，而只是原有主体进入了新的电子商务领域，是同一主体身处线上、线下两个不同的经营环境。就此主体关系，朱剑桥文中有过精辟的总结：线上经营者与线下经营者存在着“实际对应的唯一性。不论经营者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以何种面目出现，任何一个虚拟主体均与一个现实主体实际具有唯一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电子商务主体并非真正虚拟，是网络面纱的遮蔽使其呈现相对虚拟的状态。”[8]对于以电子商务方式初始开展商事经营的商事主体，如淘宝网公司、京东公司等，需要办理的则是商事主体的设立登记，同时直接将电子商务登记为其兼营或专营的经营方式。显然，原有主体的变更登记与新设主体的设立登记，无论在登记内容还是在登记程序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后者早有一整套的商事主体登记的法律规范可以当然适用，前者采取何种程序与原有的登记程序衔接，恰是新的制度设计应解决的问题，这正是正在制定的电子商务法和其后或要制定的实施细则的任务。
任何商事主体既可采取传统的网下经营方式，也可采取网上经营方式。从经营方式对商事主体进行分类，可分为三种类型：只从事网下经营的主体、专事网上经营的主体和兼营网上和网下业务的主体。当然这种划分是根据其主营的经营方式，并不意味着网下经营的主体不涉足任何网上的经营行为，或者专事网上经营的主体没有任何网下的商事交易，实际上即使网上经营主体、包括个人网店等也离不开线下的人员聘用、银行结算、货物运送等辅助经营行为。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已成燎原之势，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压倒态势，互联网市场将成为商事主体生存的新的生态环境，网上经营日愈成为普遍的经营方式，网上经营与网下经营将高度融合而无法分割，电子商务不再是特殊而是常态，“不触网”或远离网上经营的商事主体也许将无法生存。“电子商务就不再是商务活动中的个别现象而是所有企业或从事经营活动者的普遍现象。简而言之，‘无商不电子化’。……电子商务已没有边界，任何行业和任何商业活动均可采用电子方式或涉足电子商务，它不再能标识特定的商业活动，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已不能区分开来。”[9]因此，网上专营主体占有相当比例、绝大多数商事主体兼营网上网下业务、只有少数商事主体只从事网下经营的场景，势将成为商事主体发展的未来格局。
广为讨论和争议的特别情形是个人网店。它是自然人在网上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经营形式。根据我国商事法律规定，自然人以传统方式在网下进行商事经营，必先通过注册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并由此获得商事主体的经营资格和身份。电子商务不过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事经营，既然网下的商事经营需要具备商事主体资格，网上的电子商务经营同样需要这样的资格。自然人在网下的商事主体身份是个体工商户，在网上的现实习惯称谓为个人网店或个人网商，除网下与网上的不同经营方式之外，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网店在主体性质上并无根本的法律差异，实质上，个人网店就是从事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注册登记是中外商事法律确立的各种商事主体设立的基本程序，网下的个体工商户是以注册登记程序而取得主体身份，网上的个人网店当然也应有相同或类似的程序。如本文所析，无论从工商登记的功能价值分析，还是基于工商登记效率和成本的考量，个人网店注册登记的必要性都显而易见，尤其是为了易辨识、可溯源、能追责的交易安全目的，个人网店更不应该游离于注册登记程序之外。那些否定个人网店登记的主张和理由既不成立，也明显背离商事主体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立法逻辑。“从法律规制角度看，电子商务并未改变现实商业社会的基本法律关系，只是丰富了相关法律关系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换言之，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并不能成为其脱离现行法律制度规制范围的理由，原有制度效力应在电子商务领域自然延伸。”[10]
在质疑和反对个人网店登记的意见中，最易赢得理解和认同的情景和例证是，个人将自己富余或弃用的物品拿到网上出售、个人偶尔从事某些畅销商品的网络交易等，这样的行为有什么必要进行工商登记？这样的登记是否过分阻碍和约束了自然人基本的民事活动？要求从事这种行为的个人进行工商登记的确是愚蠢的主意，但此种行为与个人网店的经营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是非营利性的普通民事行为，后者则是营利性的商事行为，而营利性的商事行为通常又采取营业的形式，作为商事行为的营业具有其固有的法律特征：“营业必须具有内容的确定性，即从事何种营业活动，必须预先明确规定……，营业还必须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偶尔进行的营利性行为或活动，如通过买卖一批货物而营利不构成营业”。[11]营业恰是商事主体的经营形式，商事主体的登记实际上也是营业的登记。个人网店的经营是典型的网上营业和商事行为，“大部分自然人网店的交易以营利为目的，有自己的店铺名名称并有目的的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微博等进行宣传、推广，其交易行为具有长期性、持续性、计划性特征，不同于偶尔进行的销售自用商品，已具备商人的特征”，[12]因而个人网店当然属于应予注册登记的商事主体。而个人偶尔进行的网上销售或交易行为，并不具有营业的性质，并不属于商事主体实施的商事行为，进行此种行为的自然人也就不成为商事主体，当然也就无需进行专门的商事登记，进行此种行为的自然人也就不成为商事主体。以此种情形来论证和否定个人网店的登记实际上是不恰当地偷换和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和行为。当然，统一电子商务主体的登记并不排斥针对特殊主体实行的登记豁免。无论是境外还是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都有根据特殊情况予以对待的弹性安排。德国等国商法豁免小商人的登记、我国某些地方在工商管理的改革中，也在尝试对小商贩的豁免登记。电子商务法草案在肯定电子商务主体普遍登记的基础上，同时规定“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以个人技能提供劳务、家庭手工业、农产品自产自销以及依照法律法规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的除外”，这种除外规定使电子商务主体登记制度既有刚性的要求，又有弹性的空间，从而更能契合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复杂需求，应该得到肯定。
四、电子商务主体登记的效率与成本
效率与成本是现代法律制度设计必应考量的要素，排斥和否定电子商务主体登记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量，许多人担忧此举会牺牲电子商务活动的效率，徒增经营者的成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起来登记程序的确给经营者增加了一件法律事务和相应的烦累，然而效力与成本的结构分析表明，此举并非降低效率而是提高了效率，并非增加成本而是降低了成本。
电子商务经营的效率是单位时间内完成交易的总量，其核心的要素是交易的完成和为此所支付的成本，这里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成本。完成交易所对应的法律问题是交易安全，交易安全是最基本的效率，没有交易安全或安全系数低下，意味着全部或部分的交易无法完成和无法实现交易目的，这是最低的效率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效率。电子商务经营效率与成本追求的目标无疑是以最少的时间和人力物力的投入确保更多交易的安全。而为实现交易安全，就需要付出必需的成本，需要花费时间和投入人力物力去了解和掌握交易对象的身份、资信资质和履约能力，从而做出明智的交易判断和决策，最大限度地防范或减少失败交易或危险交易。“工商登记的重要目的和核心功能即在于通过信息公示而保障交易安全，交易双方的‘存在性’信息，即相对方被确定作为现实的商事主体存在是保障交易安全的基础性信息。商事登记通过法律文件记载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并公示其经营状况及相关的法律关系，相关公众在交易之前可以了解其经营内容而有所取舍，以保障交易安全。”[13]
做更为细致的分解，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成本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构成。首先可以将其分为刚性成本和弹性成本，对于较宽泛的交易信息的获取是某些交易者因安全偏好而选择支付的弹性成本，而对交易对象的身份辨识和基本信用的查证和了解则属于任何交易都应支付的刚性成本，否则必使自己的交易处于无所保障、难以救济的巨大风险之中。众所肯认，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仍相当低下，即使传统市场上，恶意毁约、假冒伪劣等不诚信的情形也是十分严重，更遑论虚拟无形的电子商务市场，近些年泛滥成灾的电信诈骗、网络欺诈已有充分的表现。“网络交易是非面对面的远程交易，完全由经营者单方面提供主体信息、产品或服务信息，这导致了网上商品和服务信息的真伪难辨，到处充斥着虚假信息和诱骗性广告。消费者往往仅凭网上的商品描述和图片等信息下单交易充满了风险。在网络环境下，市场被无限放大，不仅商品或服务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且信息来源的渠道更为广泛，其在扩大消费者选择空间的同时也降低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14]除非我国的市场诚信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交易风险之虞，除非电子商务市场是一片假冒伪劣、商业欺诈绝迹的净土，否则这种刚性成本就是电子商务经营无可节省、必需付出的代价。
单向成本与双向成本的存在是电子商务成本分析不应忽略的问题，以会增加经营者成本为由而否定工商登记，只关注到电子商务经营者一方的单向成本，而忽略了与之进行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的成本。实际上，电子商务交易的成本是双向的，没有工商登记提供经营者的基本信息，交易的相对人要么就完全放任交易风险，要么就只能通过别的途径自行搜集相关的信息，这本来是无需支付、通过工商登记可以完全省却的烦累。如此，虽然免去了经营者一方的登记烦累或成本，但却产生了对方当事人更多的烦累和成本。这种为交易安全所必需的刚性成本不会因登记程序的放弃而消失，只会沿循交易的流程和环节在当事人间转化。
更不容否认的是，电子商务还存在着个体成本与群体成本或社会成本的巨大差异。某一电子商务主体的工商登记所付出的只是该主体自身的个体成本，而其他所有欲与该主体进行商务交易的当事人为了获取该主体的相关信息所付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群体成本。这种群体的范围和规模取决于该主体开展电子商务的经营范围和规模，取决于其面对的对方交易者的数量和规模，群体的范围和规模越大，由该主体参与电子商务所带来的群体成本越高。个体成本只是该主体办理登记时一次性支付的有限成本，群体成本则是按某一相对交易者信息获取的成本乘以相对交易者数量的乘积，是有多少交易者就增加多少倍的成本，因而它是随着对方交易者进入和增加而不断扩大的无限成本，由此这种群体成本实际上具有了社会成本的效果和意义。放弃了电子商务主体的登记程序，确实免去了该主体的个体成本，但却导致了无限扩大、以乘数或倍数增加的巨大群体成本或社会成本。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对商事登记制度的效率追求提供了极具深度的强力支持。商事登记制度实质上具有经济学上公共物品的属性，公共物品的特性在于其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当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导致成本增长，即其供给成本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和地域范围的变化而变化。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的两个基本特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商品在给定条件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人们不能被排除在消费一种商品之外。[15]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是因为由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使私人不愿意或无力提供这种物品，因为这种物品的价格无法通过市场调节，这样公共物品市场调节失灵的问题就必须由国家来解决，即由国家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商事登记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为除国家以外，任何私人组织都不可能向社会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国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向社会提供这种快捷、简便的商事信息登记和查询系统，使信息透明、公开，商事主体之间相互了解更加便利，减少交易中可能发生的摩擦、猜疑，从而在降低个人交易成本的同时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降低奠定了基础。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所具有的效率价值无疑是对市场经济制度合理性的最好诠释，监管者、商事主体、消费者等相关利益方都实现了在更低的制度成本下获取更高收益，从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快速增长。
对于工商登记程序的取舍，作为普通电子商务经营者，也许考量的只是自身的单项成本和个体成本，而作为国家立法，则毫无疑问应以更宽广的视野，以双向成本和群体成本或社会成本为考量作出制度的安排，于此，确立电子商务主体的登记程序就是合乎理性的必然选择。
当然，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刚性成本并不等于特别登记方式、登记事项与内容、登记所需时间和人力物力投入本身的刚性。这既是主体登记程序设计的深层问题，也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企业登记制度总体而言是符合中国国情、运行效果良好的商事制度，但也存在程序复杂、效率低下、隐性成本较高等受人诟病的弊端。因此，降低成本、简化程序、减少烦累成为近年来工商登记机关改革攻坚的主要方向，其着力推行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成效斐然，伴随着公司法对公司设立财产条件的彻底放宽，企业登记的成本已经降至几乎无可再降的程度，除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办理费用，注册一个企业的时间甚至可以当天完成，登记注册已经不再成为企业投资者的负担和烦累。
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电子商务主体的登记程序，成本本来已经不成问题和障碍，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下，面对从业者对传统登记程序的畏惧和有关方面对主体登记负担和成本的担忧，并顺应社会各方大力推动和鼓励发展电子商务的强烈愿望和期待，对电子商务主体、特别是个人网店的登记程序还可做进一步的简化和优化，按照立法过程中有关立法研究的建议，这种程序甚至可以简化到“经营者从事平台内电子商务经营活动的，应由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通过电子传输方式将自然人经核验的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证明、有效联系方式等真实身份信息或法人、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信息、税务登记证、网络店铺网址、网络店铺名称等材料提交工商登记主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备案”的程度。[16]如此设计，可谓已经仁至义尽。其实任何经营活动都不可能没有成本，经营者为电子商务要支付的各种成本很多，为何就不应该为主体的登记因而也是为交易安全付出最低的成本？如果登记成本或负担已经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还借口否定电子商务主体的登记，就只能归之于纯粹的主观偏见和非理性的虚无主义，是完全丧失客观立场的感情用事。
五、第三方平台登记与工商登记之替代
在反对个人网店工商登记的意见中，一种深获支持的理由是第三方平台完全可以担当和胜任主体登记的职能。的确，在目前的电子商务市场上，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第三方平台事实上已经担当着某种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其中包括对在其平台上从事经营的个人网店进行备案或登记。在此方面，第三方平台表现出朴实的热情和乐于担当的明确意愿，有关国家机关则对此表现出默许、支持或乐见其成的态度，而在制度设计的高度上，这种借助社会资源、利用现成渠道、实现个人网店管理的模式也被作为社会共治的方式得到肯定。然而，如果就此指望第三方平台的市场管理完全可以替代监管机关统一的电子商务主体登记，并由此而完全放弃对个人网店的工商登记，则未免有些天真和幼稚，将此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也显然有悖于法律制度设计的理性。“首先，平台是利益相关方，其是否认真履行主体信息核查义务，值得怀疑。其次，平台方是否会将其掌握的所有的平台内经营的信息，都提供给相应的主管部门，也值得怀疑。”[17]第三方平台的市场管理虽有其特效并应充分肯定和利用，但不可将其与监管机构的主体登记混为一谈，二者性质不同、效力不同、机制不同，为实现电子商务市场的良好治理，二者可以功能互补，但不可偏废和完全替代。
首先，利益冲突决定第三方平台无法替代监管机关。主体登记作为一种市场监管行为，应由与当事人无关的中立第三方实施，由此方能保障监管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第三方平台与个人网店属于同一电子商务市场上的参与者，它们来到电子商务市场，各有自身的经营优势和利益追求，一方是交易场所的提供者，一方是交易场所的使用者，二者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因而也是互享权利、互负义务的利害关系人，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天然、固有的利益冲突，商事主体的自利性和趋利性决定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相互的交易关系中总是保持中立。调整它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除了统一的法律规范，再就是相互达成的协议，电子商务市场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协议通常是由第三方平台预先定制的标准合同或格式条款，而将对个人网店的管理事项规定其中的正是这种格式条款，个人网店在主动进入市场的同时也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附带的管理。由此至少两个方面的利益冲突已经蕴含其中：其一，作为网络经营空间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在类似租赁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其二，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在格式合同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任何一方均可向对方提出违约指控，作为格式合同的接受者更可对第三方平台对格式条款的滥用和效力提出诉求，此种指控和诉求直接反映和决定着双方民事权益的实现或减损。身处这样此消彼长的利害关系之中，寄望第三方平台超越凡夫的高度诚信和自律，要让其泰然处之、不利用监管之权谋取一己私利并完全胜任监管者的角色，显然是无视商人本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结果既不能完全实现对市场监管的良好期待，反而可能形成对个人网店正当商业权益的严重威胁和实际损害。
其次，社会经济组织不应具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主体登记作为一种市场监管是国家负有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特殊公共权力。这样的职能或权力对于国家责无旁贷，而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则不具资格。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根据需要将某种职权授予某种社会组织，但这只应发生在极为特殊的情形之下，同时极为重要的是，被授权行使政府职能的应当是与该组织自身宗旨没有冲突的组织，这样的组织通常是政府性的公共组织或公益团体。对个人网店的市场监管是典型的行政职能，第三方平台是与个人网店直接发生市场行为的营利性商业组织，将这种职能交由第三方平台组织行使，明显背离国家职能授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个人网店与第三方平台之间是彼此平等的法律主体，调整它们之间关系的是自愿签订的合同，而不是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管制和臣服。个人网店是国家管理下的子民，而不是第三方平台治下的臣属。由第三方平台代行个人网店的登记职能，绝非政府简政放权性的无为而治，而是监管机关不作为的缺位和局外组织越俎代庖，政府之手不可伸的太长，亦不可缩的太短。
最后，经济安全。对市场的监管也直接涉及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对监管对象的控制和影响直接左右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经济秩序，对监管过程中相关数据等信息的获取、汇总和掌握，既是国家经济决策和宏观管理的重要依据，又是相关国家机关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和手段。个人网店虽然目前规模不大，但数量巨大，从业人数众多，且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控制和影响个人网店的经营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控制和影响着国家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这样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如果完全交由作为市场主体的第三方平台，将使国家的经济安全维系于第三方平台的良知、信用和自我约束，将在一定程度上置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于被动和危险之中，尤其在第三方平台出现一家独大的垄断态势、甚至“拥兵自重”、具有了为谋私利而与政府抗衡、摊牌、要挟的实力之时。
六、市场监管的改革与与电子商务主体登记取舍
对电子商务主体登记制度的取舍实质触及对整个市场行政监管的认识和定位。对主体登记的排斥和否定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监管的偏见。电子商务法立法过程中，只要提及工商登记的问题，让人瞬时产生的警觉和联想常常是工商机关是否又在扩揽自己的行政权力？是否又在无端地对经营活动施加过度强制？这与放松管制、简政放权的改革是否背道而驰？
的确，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中国，曾经历过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控制和对商业活动严格、过度的监管，由此而剥夺了市场主体应有的经营自由，抑制了商事主体的活力，扭曲了正常的经营行为和运行机制，也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几十年的苦痛经历让人刻骨铭心，并对过往严苛的行政强制深恶痛绝，这样的情绪和心态情有可原，不难理解。然而，如果任由这种情绪和心态滋长和宣泄，则势必形成对绝对自由的盲目崇信、对行政管理本能的抵触和对任何市场监管举措天然的排斥，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形成了异常的心理障碍和情结，目前的确弥漫着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就是监管厌恶症和监管恐惧症。在此心态之下，对行政机关的监管行为抱有本能的抵触、反感或厌恶，无论有何充分的监管根据和理由，都难以使其信服和接受，无论作何合理的设计和安排，都无法打消其莫名的疑虑或恐惧，其对监管的否定成为不由分说之既有结论、难以撼动之思维定式。这显然是缺失理性的感情用事，国家立法的制度设计确需对此保持清醒认识，谨防随波逐流而迷离方向和踏入陷阱。
2004年中国个人电子商务市场波澜起伏，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网络拍卖用户人数由2003年的600万发展到2004年的1200万，市场规模较2003年实现217.8%的增长，全年成交金额达到34亿人民币。据保守预计，网络拍卖用户人数在2007年将达到3500万，市场规模应达到210亿人民币。网络拍卖（AuctionOnline）已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新交易机制，将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其中。但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不明，导致无法用法律规范网络拍卖行为。因此，研究网络拍卖的法律问题，对解决网络拍卖法律地位、交易纠纷、法律适用，网络交易服务行业自律和电子商务立法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分析
目前，在互联网络进行拍卖活动的形式、方式各种各样，主体较为混乱，大致有三类：1、拍卖公司。因技术、专业人员、资金等因素，目前只有非常少的拍卖公司能够单独成立网站开展网络拍卖业务，现阶段，拍卖公司的网站一般多用于宣传和信息；2、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这种形式包括拍卖公司之间为联合开展拍卖业务而合作建立的网站，其代表有“中拍网”、“嘉德在线”；3、网络公司。在我国以eBay易趣、淘宝网为首要代表。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指具有开展网络拍卖业务的资格，即能够成为网络拍卖的主体。现对以上三类在互联网络开展拍卖活动的主体进行分析，看谁具有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
拥有经营性网站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网站作为销售商品（服务）的工具（手段）；一类是将网站作为服务于他人从事在线交易的手段，从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利润。本文称前一类网站为销售型网站，后一类为服务型网站。这两种分类可能存在着交叉。两者的主要区别为：
1、前一类网站设立人（企业）本身从事在线交易；后一类网站设立人本身并不从事在线交易。
2、前一类网站设立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现实空间中销售商品（服务）；后一类网站设立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虚拟空间（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为他人提供服务。
3、前一类网站的设立人是利用网站进一步扩大业务，网上在线交易只是它开展业务的手段之一；后一类网站设立人是依靠网站为他人交易提供网络信息服务业务，网站就是它的唯一（主要）的业务平台。
4、前一类网站设立人并不仅仅是利用网站从事在线交易，还利用网站来提高企业知名度，获得声誉，进而吸引更多的客户。但它利用网络所提高的知名度和声誉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企业在现实空间中的实力和商品（服务）质量；后一类网站设立人依靠网站开展业务，它的知名度和声誉一般来源于它在虚拟空间中提供服务的优劣程度。
从两者的区别中可以很清楚的得出拍卖公司单独建立的拍卖网站是属于销售型网站，因为它是将网站作为销售商品（服务）的工具（手段）；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的拍卖网站，也属于销售型网站，因为它的性质和拍卖公司单独成立的拍卖网站的性质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拍卖公司为实现其现实空间中的既有业务而在网络空间上的延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的联合经营行为应视为他们之间的业务合作。这两者进行的互联网络拍卖活动只是传统拍卖在网络上的当然延伸。拍卖公司自身从事或参与了在线交易。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是不具有网络拍卖主体资格的。
网络公司的网站是属于服务型网站，网络公司在网络拍卖过程中处于第三方地位，它通过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和网络拍卖交易平台为其会员、用户提供服务，网络拍卖的整个过程由买卖双方独立使用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来完成。据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在互联网络进行拍卖的网站中，网络公司网站的访问量和市场份额占绝对的优势。法律界对互联网拍卖进行的探讨和思考基本上是针对网络公司的互联网拍卖业务，网络公司具有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拍卖公司独立建立的拍卖网站、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开办的拍卖网站的拍卖中，它们的操作规程、运作理念和《拍卖法》所规范的拍卖是一致的，它们的经营行为也完全符合《拍卖法》。即先接受委托人的委托，然后对拍卖标的进行审查，最后在网站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拍卖，并收取佣金。而网络公司的拍卖网站采用的模式是其用户将拍品的信息上传到交易平台，网络拍卖的一切交易过程由网站的程序自动完成，网站方对拍品的质量、真实性、合法性等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亦不审查卖家出售物品的能力或买家购买物品的能力。
这里把在互联网络进行的所有拍卖活动定义为互联网拍卖，其种类有两种：一种是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为开展传统拍卖业务而进行的网上拍卖——指具有拍卖资格的主体单独或和他人合作将传统拍卖业务搬到互联网络进行的拍卖活动，是传统拍卖在互联网络的开展，即纯粹的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传统拍卖。另一种是网络公司所从事的网络拍卖——指网络服务商利用互联网通讯传输技术，向商品所有者或某些权益所有人提供有偿或无偿使用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让商品所有者或某些权益所有人在其平台上独立开展以竞价、议价方式为主的在线交易模式。网络公司在网络拍卖中提供交易平台和交易程序，为众多买家和卖家构筑了一个网络交易市场（Net-markets），由卖方和买方进行网络拍卖，其本身并不介入买卖双方的交易。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认定只有网络公司开展的互联网拍卖业务才是网络拍卖。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进行的网上拍卖业务应当严格按照《拍卖法》进行运作，按照《拍卖法》的规定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因网上拍卖所产生的纠纷和解决都适用于《拍卖法》的调整。
二、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分析
网络拍卖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议，对于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网络拍卖源于传统拍卖，并采用了类似于传统拍卖的方式或手段，所以网络拍卖就是传统拍卖的简单翻版。换言之，其认为网络拍卖实际上就是传统拍卖。但网络拍卖和传统拍卖有着本质的不同。
网络拍卖的交易方式主要类型有：从传统拍卖中演变来的网络英式拍卖、网络荷兰式拍卖；为适应互联网的特点和消费者的喜好而出现的集体议价(集体购买)、逢低买进、反拍卖（标价求购）、一口价等②。有的网站可能同时兼有几种交易方式。
因为网络拍卖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网络英式拍卖、网络荷兰式拍卖这两种类型（交易方式）及其表现的竞价形式和传统拍卖中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所采取的竞价形式极为相似，两者之间的相同点表现为：1、以竞价机制为核心。在交易过程中，物品的价格是由卖方先设定好（起始价、底价），由买方通过不断出价达到最终价格，如果这个最终价格不低于卖方交易前确定的保留价（即底价），交易成交；2、采取公开的方式。交易过程采取了公开进行的方式，以便更多的人参与交易，保证交易活动的公平、公正；3、最高应价者获得物品。交易过程中，竞价分为加价、减价两种方式。即两者都采取了表现形式相同的价格竞争机制，这种价格竞争机制的特点就是：公开竞价、物（权利）归最高应价者。我国《拍卖法》第三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据此有人认为：“无论以何种名义，这种网上竞买就是一种拍卖活动，利用网络进行只是拍卖活动的载体改变，但不改变拍卖活动的本质特性。网络拍卖的所有类型（交易方式）都应属于传统拍卖模式的变种——网络拍卖的本质就是传统拍卖。”
这里对网络拍卖和传统拍卖中各方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从根本上明确网络拍卖的本质属性：
传统拍卖中，委托人和拍卖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作为受托人的拍卖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拍卖活动而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委托人和竞买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在拍卖活动中，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处于缔约关系，拍卖人在缔约过程中与竞买人形成的是拍卖服务合同关系；拍卖成交后，拍卖人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此过程中，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拍卖人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的行为标志着委托合同的完成。即一个完整的拍卖合同应该由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服务合同和买卖合同三部分组成。
网络拍卖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值得思考。有的观点认为：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或是居间合同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平台提供商和卖方存在的是“柜台”租赁合同关系。事实上，在网络拍卖活动中，平台提供商向卖方（商品提供商）提供了一个网络交易技术平台，卖方在技术平台上展示其要出售的商品，由买方竞价或非竞价购买。那么，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网络交易平台有偿或无偿使用。交易平台很大意义上是一个网络商场，平台提供商只是这个在线商场的网络空间、服务和交易程序（系统）的提供者，其本身并不商品信息（广告），也不参与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是提供一种为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合同的服务。它和卖方形成的正是基于这种服务而产生的服务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明显不是委托合同关系，和传统的居间合同关系也不能等同，虽然类似于“柜台”租赁合同关系，但平台提供商除了提供交易平台外，还为用户提供其他辅助推广交易的服务，其基于交易达成而收取相关费用。有学者认为：“交易平台的服务形成了事实上的居间，而这种居间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居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居间只是起一种“管道”或信息传递的作用，这里不存在居间行为，只是在效果上与居间类似③。”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卖方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一样的，即为服务关系。这种服务关系，本文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依靠网络技术提供交易信息从而产生的服务合同关系，它应当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和规范。
在网络拍卖中，买卖双方之间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合同的订立过程大致如下：1、在网络拍卖采用竞价式交易的类型中，卖方在网络服务商的交易平台上登陆商品、商品信息、展示商品、公告竞买底价等行为构成要约邀请，网站会员（用户）进入页面浏览商品，点击物品、进行投标，构成要约。在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前，虽然竞买人输入的竞买价格可以传输至商品提供商，但只要竞价截止时间没有终止，商品提供商就有权对该物品继续进行展示和销售，商品提供商此时处于一种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地位。等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如果出价人出价等于或高于卖方的保留价，最高应价者拥有对该商品的排他购买权。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可视为商品提供商对最高应价者做出了承诺。而且在网络拍卖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特点：卖家可以在竞价结束后选择最合适的买家交易商品，买家的信用、所在地区、交易方式对交易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2、在其他类型的交易过程中，由于商品供应商已经在交易技术平台明确展示和具体标明了出售商品的价格，那么依据《合同法》第14条规定，其构成了签订网络拍卖交易合同的要约，如果买方做出了回应并对其要约内容没有做出实质性变更，即视为承诺。当电子数据到达卖方时，电子合同成立。网络拍卖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可撤消、效力待定等条款。当买卖双方在技术平台上就某物品达成买卖协议时，标志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为买卖双方交易这个物品所提供的服务结束，其和买卖各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随买卖协议的达成而结束。一个完整的网络拍卖活动中存在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卖各方之间的服务合同、买卖双方间的买卖合同。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做出以下结论：网络拍卖采用怎样的交易类型，只是一个商业选择，根本不涉及法律上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这些交易类型中某些方式类似于传统拍卖的交易类型，也不能反推其就是传统拍卖。网络拍卖不是传统拍卖，网络拍卖本质是在网络上以竞价、议价为主，其他交易形式为辅，为达到在线（网络）交易目的而产生的一种交易方式或手段；它是为适应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和令网络经济快速发展而将传统拍卖中的某些拍卖类型引入网络从而衍生并发展的一种在线交易的特有模式。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交易平台和网络信息服务，与用户之间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三、C2C、B2C的法律问题分析
C2C是网络拍卖的首要代表，即用户对用户模式的网络个人拍卖。因国内主流观点把网络拍卖视为传统拍卖，所以对于网络个人拍卖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也颇有争议。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个人网上拍卖很难被法律承认，进行网上个人拍卖有很大的法律与政策风险。”
在上文中，已经对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探讨，根据结论可以得出：无论C2C模式采用怎样的交易类型（竞价或非竞价），其是个人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物品价值而采取的在线销售方式。因为C2C是为了适应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和在线交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它的存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模式下签订的交易合同是属于无名合同，是一种基于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网络买卖合同，《合同法》124条对它有原则性的规定，受《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调整。
因为C2C交易的双方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体，且使用匿名进行交易，而这种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一般是买家先付款，卖家再发货。这种交易方式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会导致大量纠纷的产生，这是C2C发展的瓶颈之一。在C2C模式下,商品提供商为个人，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时，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解决纠纷。但是因为交易的匿名性和网络的虚拟性、无地域性导致侵权人身份和合同成立地点很难确定，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确立当事人和案件管辖地等问题，增大了被侵权人寻求救济的难度。且法律对C2C的规范是一片空白，其纠纷的解决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在C2C模式下，交易的多是小件物品，价值不会太高。产生纠纷后，因取证困难、寻求救济的途径极少或无法寻求救济，过高的救济成本往往让被侵权人望而却步。
B2C模式的本质和C2C是相同的。B2C模式中，卖方为法人（企业）。所以当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时，卖方身份和住所地很容易确认。被侵权人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寻求法律救济，救济成本较低，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责任承担问题，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已经有了共识：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ICSP地位，即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商（InteractiveComputerServiceProvider）。平台提供商对网站上他人的信息不承担责任，因为其本身并不参与信息的，只是提供信息服务。对于平台提供商的归责原则是：在网络上的信息引起侵权或违法，由信息人承担责任，平台提供商对其知道信息侵权或违法、被告知信息侵权或违法而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其对商家（企业）或店铺经营者开设店铺时所提供的资料（如主体资格证明、经营商品的合法证明等）的真实性存在审查义务。如果平台提供商在经营过程中，给用户提供的服务侵犯了该用户的合法权益，用户可以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网络拍卖的立法思考
网络拍卖的法律真空带来争议不断、纠纷叠出，其面临最大的瓶颈就是法律和政策的空白。在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出台承认其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网络拍卖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在网络拍卖迅猛发展的同时，关于是否对网络拍卖进行立法的争论也越发激烈，很多观点比较赞成对它应该采取“最小程度”原则：将已经存在的法律进行修订，使其适用于网络拍卖，以确保网络拍卖的发展。但是国内的网络拍卖市场经过6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交易模式和类型也基本确立下来。据相关数据表明：“随着网上购物站点的增多，对网站不信任，担心被骗已经成为了网民不进行网上购物的首要原因，接近三分之二的网民选择了这一因素。”如果仅仅是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是不利于网络拍卖的发展，因为网络拍卖的特殊性将导致对好几部法律④进行修订，这必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且修订后的法律条文之间、法律和法律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这是很难预料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其修订内容对法律原有内容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现有法律多是从实体上进行规范，如果对网络拍卖采用实体性规定，反而限制了它的发展。所以为了网络拍卖更好的、更迅速的发展，应该制订一部《网络交易法》对其加以规范。这部新法律的内容应该倾向程序性而非实体性，而其中关于网络拍卖的具体条款应该包括：1、确立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2、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ICSP地位；3、确立网络拍卖模式（C2C、B2C等）和交易方式的法律地位；4、确立网络交易服务及网络交易辅助服务的法律地位；5、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权利和义务；6、确定合理的交易规则；7、C2C、B2C模式下纠纷解决的管辖权、救济方式、具体法律适用等问题；8、考虑到网络拍卖市场已经初步稳定，可以适当对网络拍卖做出实体性规定，应该限制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上，其中包括平台提供商在得知纠纷产生后应积极提供当事人在其平台上的交易信息和侵权人的详细资料等。
对网络拍卖进行程序性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网络经济。因为网络交易的特殊环境，仅仅从立法上解决了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对其进行监管是不够的。要赢得广大网民的信任，合理、迅速的发展网络拍卖市场，就必需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合理的交易机制和一套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配合《网络交易法》的实施。这套交易机制应当包括：建立统一的网上支付体系；完善和推广实名认证制度；采用电子身份证，这将有助于对网上交易的交易者身份的确认；增加网络交易的透明度，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来展示产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在我国，因多方面因素，短时间内是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支付体系和完善的信用体系。所以尽快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显得十分迫切。这套机制的立足点不仅仅是解决网络拍卖或网络交易纠纷，而是应该以推动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为目标。国际上所指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全称是Online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缩写为：ODR。即指“涵盖所有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决企业与消费者间因电子商务契约所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克服了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它特点是：解决纠纷方式和适用规则的灵活性、处理争端的效率性、解决纠纷的经济性。我国首家在线纠纷解决中心是“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⑤。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机制是针对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缺失提出的。在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没有建立，信息条块分割⑥等因素是其所面临的困难。建立一个由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的全国性网上争端解决机制对网络拍卖、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且具有很强的实际可操作性。具体构思有这几点：1、这个机制其框架涵盖法律、专业信用服务机构、政府管理等；2、它区别与ODR，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信息产业部联合组建，成立一个专门的网上争端解决机构；3、建立一个权威性、全面性的在线争端解决平台。4、通过发展网上法庭、网上仲裁、网上公证、网上调解等司法辅助机制，建立灵活的法制体系，以弥补现有法律环境灵活性不足的缺憾。这种机制的特点是：解决了管辖权问题、克服了网络的无地域性，增加了救济途径、降低了救济成本，便利、快捷，便于纠纷的解决，也保障了政府对网络经济的监管。如果当事人双方自愿，这种机制也可以解决跨地域、标的小、案情简单的非网络纠纷。
网络拍卖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在保护它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对它进行合理的约束。不仅要从立法上对其加以肯定与规范，更要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来促进个人信用体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网络拍卖的监管直接关系到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并促进我国网络拍卖政策法律环境的改良，进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注释：
①电子商务目前可以清晰的划分为四类：消费者——消费者模式C2C(ConsumertoConsumer),企业——企业模式B2B(BusinesstoBusiness),企业——消费者模式B2C(BusinesstoConsumer)，消费者——企业模式C2B（ConsumertoBusiness）。
②集体议价、逢低买进两种方式经常被一些网站结合使用，如：雅宝网。反拍卖（标价求购）这种交易方式也在雅宝网得到了实际运用。
③参见华东政法学院电子商务法研究所高富平、苏静、刘洋《易趣平台交易模式法律研究报告》
④就目前国内的观点来看，这其中可能包括《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拍卖法》、《广告法》等。
⑤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由中国电子商务法律网、北京德法智诚咨询公司发起成立。
⑥我国法律、银行、税务等部分都有各自的信息库，信息在这些部门之间很难联网使用，更无法与社会共享。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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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楚：《网络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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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Research:《2003年中国网上拍卖研究报告》，2004年2月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商业交易中，商业信用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直不是一个法制完善的国家。商业信誉低下，企业三角债问题严重，主要原因是企业之间法制观念不强，不能严格履行合同，导致企业之间相互欠债，这种严重的三角债问题，使原来信用等级不高的商业信用更加低下，甚至影响到了银行信用。而电子商务是将传统的交易方式改为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交易，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来进行这些经济活动，电子商务虽然在多方面对传统商业交易有所改进，但在商业信用问题上仍然没有彻底的得到改观。如果说传统的交易方式里商业信用低下会产生三角债的话，那么在电子商务中，快捷的交易方式就会有更多的三角债问题产生。所以说商业信用问题是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也是电子商务发展中始终应该被注意到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我国在发展电子商务方面会有这么严重的信用问题呢？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对此问题的忽视；因为电子商务最初起源并发展于美国，因为传统的美国商业交易方式中并不太多地存在三角债，很自然，当其企业通过网络发展电子商务时也不会遇到令人感到头疼的商业信用问题。所以当我国的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先驱者们从美国引进电子商务时，自然而然地并没有把信用问题当做一个大问题，而只是着重在先进的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上的引进方面，他们忽视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先进的科学交易方式固然在技术方面、银行结算方面、信息传送方面有其优点，但一定要有与其匹配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和相应道德水准。所以，电子商务在我国一开始发展，商业信用问题就突出表现出来，而直到今天无论各方面都未积极地拿出相应的措施来。其二是我国的历史原因，企业法制观念淡薄，企业之间在信守合同方面极不认真，而目前广大法院对生效判决执行力度不够又进一步加剧了商业信用本来就低下的窘况。目前我国四大银行面临的几千亿的不良信贷资产就更能说明问题。由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就导致了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特点，即突出的商业信用问题。目前电子商务在我国仅仅是刚刚出现，大量的网络公司和网站所从事的业务仅是提供信息服务，或充其量是从事有限的网上零售业务。截止目前为止，尚未有真正的企业与企业（即BtoB）之间的网络公司真正问世，如果当大量的BtoB电子商务问世，那么电子商务所遇到的信用问题肯定会多起来。
二、电子商务中的商业零售业为什么不易发展起来？
我们知道目前已有数个网站开展商业零售业务，有的甚至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网络公司的经营业绩不甚理想。人们不禁会问，在网上能购买一切商品吗，电子商务能取代原有的一切传统的商业销售式吗？如果买家根据网上的介绍和说明买到了自己认定的商品而又不满意怎么办，她／他能够退货吗？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仔细分析起来，我们会得知，虽然在网上购物极为方便，但并不是购买所有的商品都方便。比如说购买衣服等许多不规则的商品，就很难从网上获得满意的商品，而在网上较容易采购的主要属于那些标准化商品，即规格、容积、体积等极为规范的商品，而在商业零售中大多数是非标准化的商品，而这些非标准化的商品则非常容易引起麻烦。
关于电子商务零售业务方面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规，一旦出现纠纷则极不容易解决。同时，在零售时商品的质量也不能够得到保障，因为在零售中，假冒伪劣商品较容易鱼龙混杂，买家便不容易鉴别。而网上零售使中间环节更为复杂，所以电子商务零售商品领域始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是确实有其根本原因的。所以有人说电子商务零售商品领域始终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商业零售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些专家估计，电子商务真正发展起来主要会在BtoB商务交易领域里，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一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应验。
三、网络故障及产生的法律后果
在网络运营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或来自于技术操作方面或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或其他不可预测又一时无法排除的原因，导致电子商务中的交易中止，从而给买卖双方带来损失。由于网络通讯的暂时中断或由于黑客的侵入使网络陷于瘫痪，会使买卖双方的履行出现问题，而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损失究竟要由谁来负责，是由网络服务商，还是由买卖哪一方？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与规定。
虽然有一些互联网技术服务商提供保障网络安全使用的服务，但绝不可能完全杜绝电子
商务中的网络故障及人为的黑客破坏，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一旦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出现网络故障影响交易会引发出诸的法律诉讼，而由于没有相关的具体法规，便会给法院对这些诉讼的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
四、网上的版权侵权
对于版权侵权行为大家早已熟悉而且容易辨别，例如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盗印著作权人的作品或盗用影视作品。但对于在网上刊登或转载别人的作品，法律就没有明晰的规定。突出的例子就是有些网站出于各自的经营目的，未经作者同意，将作者的作品刊登上网，而其他网民通过访问该网站的这些作品，已经给该网站创经济效益。对于该网站来说实际上已经获利，但对作品的作者来说，其著作却遭到侵犯。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网站捕风捉影，随意自撰文章将涉及有关人士的文章登刊上网，供广大网民阅读，这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这些人士的名誉权。还有些人随意未经网站允许从网上下载某些作者的作品用于其营利活动，这种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只不过上述这些侵权行为和传统的侵权行为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实际上本质却是一样的。
由于法律在这个领域是相对空白的，所以致使今天在网络上的法律侵权行为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使我们的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摘 要]WTO的许多协议中都包含有直接或间接规范电子商务的法律制度，电子商务也已成为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因而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在研究WTO框架下的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则并为其所用。 [关键词]WTO，GATS，电子商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商务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行，电子商务越来越深入渗透到国际贸易流转关系中来。而作为当今规范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最重要的多边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无疑要承担起为电子商务这种新颖的国际商业运行模式制订“游戏规则”的重任。因此，通过以 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来促进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已成为最佳选择。现行WTO的各项协议中有大量的规则与电子商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电信附件》和1997年的《基础电信协议》（ITA）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电子商务活动。在已经启动的WTO的新一轮谈判中，电子商务已被列为重要的谈判议题。可以预见，WTO法律框架下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必将日益发展和完善。 当然，在WTO的所有协议中，对电子商务的调整起基础性作用的当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GATS确定了第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国际法和多边承诺的法律框架。GATS规定了四种模式的服务贸易，（服务贸易被定义为：（a）自一成员领土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提供服务；（b）在一成员领土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c）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d）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自然人存在的提供服务）这四种模式是根据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地理位置来区分的。该协定并没有区分递交服务的各种不同技术方式，不管是亲自交付，邮递交递，还是通过电话或因特网交付。因此，该协定包括通过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 GATS包括两种类型的规定：一般义务和具体承诺。一般义务适用于所有的服务，不管是否对其作出市场准入的承诺。这些条款涉及到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国内法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其他一般义务仅仅是适用于一成员已经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这些一般义务包括有关国内法规垄断行为的纪律。GATS的第二部分由根据减让表中的限制条件授予特定服务的外国提供者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国民待遇承诺涵盖到影响有关服务提供的任何措施。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WTO中的电子商务法律规则。 一、WTO中电子商务的归属及其范围 WTO中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规则是分别形成的，两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当涉及电子商务时，货物与服务之间的明显界限消失了。相同的产品可以当作货物、服务，也可以当作其他类型的产品。因此，如何将WTO法律体系中的货物贸易方面的规则与服务贸易方面的规则协调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无疑是研究WTO协定中的电子商务规则的一大难题。1998年5月25日，WTO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工作计划来检查所有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贸易的相关问题。似乎存在一个共识，由于GATS涵盖了可能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但未列入现有承诺计划中的电子化服务，因此，把电子商务看作服务贸易，选择适用GATS规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电子商务的主流是信息贸易，从广告制作、广告、商业洽谈、订货、支付等全部贸易过程（除了部分商品需要物流系统外）都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完成；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借助Internet系统的信息处理功能进行服务的。GATS就是为服务贸易制定的，如果电子商务被认为是服务贸易，在电子商务中适用GATS更具有合理性。通常情况下，电子商务适用于GATS中的四种服务提供模 式，例如，一国的外国银行为这个国家的某个客户提供了电子银行服务，这一服务就应该归为模式3.同样，这个国家的计算机程序是从那个国家（在该国拥有银行的国家）传输过来的，为他们提供了服务，那么这个电子商务就应该被归为模式4.但是有必要决定这种电子服务交付是模式1（跨境交付）和模式2（境外消费）。由于下列两方面的原因，这种归类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每种模式所承诺的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选择了某种模式就等于准备承担在电子商务服务贸易中以这种模式作出的承诺。即在这些交易中成员要在这种服务提供模式基础上就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附加承诺等方面作出承诺。因此，一个国家在考虑电子商务贸易中哪些电子商务贸易作为模式1，哪些作为模式2绝对要认真研究。尤其在就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作出承诺时要更加谨慎。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电子商务出口国）在市场准入中愿意将电子商务贸易看作模式2；发展中国家由于电子商务发展时间短，更趋向于模式1.第二，一成员选择了某种模式就决定其在管理和争端解决方面的权限。就模式1而言，这种交易被看作是在购买者所在国或地区发生的，因而，这种交易就适用于进口国或进口地区的管理制度。相反，就模式2而言，则适用于提供者所在国或地区的管理体制。这样，各成员在对电子商务进行模式选择时有时自己都会陷于矛盾之中。为了保护本成员方消费者权益，则肯定会选择模式1，但出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考虑则会选择模式 2，这样就需要权衡得失作出最佳选择。 各成员一致同意GATS适用于所有的服务，不管提供服务的技术方式怎样，这一事实（即在WTO中没有为不同的交付技术制定不同的规则）证实了这一点。技术中性原则同样适用于减让表中的具体承诺，除非承诺表中作出不同的规定。由于各成员有可能不用一种技术中性的方式作出承诺，那么应考虑电子商务中的技术中性将怎样适用于现存的承诺和某种新的服务。 二、GATS中关于电子商务的一般义务 1、最惠国待遇 GATS第2条第1款规定：“在本协定下的任何措施方面，各成员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在电子商务问题中，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否依然适用于网络环境？在因特网环境中，每一连接方给予其他任何连接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以不低于给予前者的优惠程度，给予其他任何连接方类似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在此称作“最惠网”待遇（Most- Favored-Network）。最惠国待遇例外请求是否在因特网环境下依然适用？在最惠网待遇条件下，最惠国待遇是可行的，例外请求不可行。最惠国待遇与最惠网待遇在此有本质差别。在因特网贸易的数字区域贸易安排中，作为四种传输模式之一的自然人移动被排除在外，这将丧失最惠国待遇例外请求资格。 在电子商务中，适用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关键是“相同性”问题，就“相同性”而言，首先要解决电子交付的产品与通过传统方式交付的产品是否相同产品。在这一方面应该考虑用户化（customization）在电子商务中的重要作用，其中用户化过程包括一系列的行为，例如：设计、营销、批发、零销和交付，而这些行为不属于销售服务的范畴。是否是相同产品不应根据传递方式来判断，而应根据产品的性质来判断。 因此，两种相同服务因交付方式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待遇，这样将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但在服务的相同性方面电子商务工作组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2、透明度 很显然，GA TS第3条（透明度原则）适用于电子商务。GATS要求每一个成员立即公布针对个别服务提供者申请和普通申请所采取的所有相关措施。WTO成员有义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新法律和法律变更情况。国外企业因此可以知道他们应该遵守的法律和规章。那么就电子商务而言，成员应公布影响电子提供服务的措施，也可以用电子方式公布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然而在数字签名案例中，可以在个人和国家两个水平上讨论透明度问题。数字签名系统难于设计和控制，贸易服务理事会最近的工作正说明了这一点。 3、国内法规与标准 GATS有关国内法规的规定（第6条）适用于以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这样，就要求审查有关电子商务的国内法规的具体含义。尤其是，在提供一项已经具体承诺的服务需要得到批准时，成员主管当局应在一项完全符合国内法规和规章的申请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有关该申请的决定通知申请人。应申请人的请求，该成员的主管当局应毫不迟延地告知其有关申请的批准情况。正如在其他语境中，第6条的功能是确保这方面的法规对贸易不要构成不必要的障碍。由于现在这一条款完全能够达到此目的，暂时没有必要修改这一条款来符合这一方面的法规。在电子商务方面，因相关的法规很少，而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国内法规方面应强调使法规保持到最小化，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应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一领域的合法目标时所面临的各种限制因素，此外，还应确保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得到有效的处理。有人指出，有关基础电信的法律规则的《参考文件》为形成有关电子商务的国内法规的规则提供一种可行性模式。为了确保现有的有关电子商务的具体承诺不因国内法规所规定的措施而无效或削弱，那么确立第11条的纪律和有效地实施这些纪律都是很重要的。 第11条适用于影响电子商务的国内法规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有关电子交付的服务交易中，这一条款包括影响交付功能和交易内容的法规以及影响通过电子方式提供销售服务的法规。就国内法规而言，要求考虑下列三个问题：（1）为了使不必要的贸易壁垒最小化，根据第11条承认一系列证明对电子商务实施法定限制措施是正当的政策目标是否合理；区分适用于服务内容的法规和适用于交付的法规是否有利；（3）要求因特网服务提供者确保消费者不能进入那些没有遵守国内法规的网站。此外，公布其他国际组织有关这一领域的工作情况是很重要的。例如。UNICITRAL提议签订一个涉及电子交易的，且涵盖国内法规的重要方面的国际公约。 4、竞争 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助于抑制各种限制商业行为，尤其是便于中小企业市场进入。然而垄断和限制性商业行为严重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有必要澄清GATS现存规则的范围。《电信附件》和有关电信的规章制度的《参考文件》就因特网接入的提供者和电子传送的适用性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有必要考虑有关这一方面的WTO规则和GATS规则的局限性。 就有关电信的竞争保障措施的原则的适用范围而言，相关的问题总是涉及到这些原则对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电信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从事相关服务（例如提供软件、授予证书和认证）的主要提供者和通过因特网提供电信服务的适用性。对此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些成员提议，有必要形成一些适用于电子商务各个方面的竞争保障措施。有人主张，GATS第8条仅仅适用那些政府正式创立或授权的垄断行业，而不能适用那些在没有政府干预下已经获得重要地位的服务提供者。第9条仅仅便利各成员之间进行磋商，并没有对限制性商业行为作出任何实质性规定。第8条和第9条仅仅适用于服务提供者，因而不能适用于软件开发商。许多成员提议，为了制定这方面的规章制度，有必要研究一些影响电子商务的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具体实例。例如，同行业协定，共同的商业行为，源自垂直联合 （vertical integration）的限制性行为。 5、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 GATS第14条明显涉及到电子商务。该条款允许成员采取他们认为有助于实现某些公共政策目标（如保护公共道德和维持公共秩序）的措施，既然两种电子商务（提供在线服务和通过电子方式零销和批发货物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传递的安全和隐私。此外，第14条作出类似的规定，成员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其公共安全利益。正如其他例外条款所规定的，第14条能够预防滥用相关的条款，因此据此所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受到其他成员的挑战，因为这些措施对实现既定目标来说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更多的是限制性的。这些措施也不能用一种构成成员之间不正当的歧视方式，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性限制的方式予以适用。 同时，第14条允许成员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个人资料的隐私和个人记录与账户秘密，以及防止欺诈和欺骗行为。各成员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应采用必要措施。这些措施不应构成武断和形成不合理的歧视，或对服务贸易形成变相限制。由于第14条构成一个例外，那么必须对该条款严格地进行解释，不能扩大其范围以涵盖除该条款所指出之外的其他目标。各成员已怀疑WTO为第14条鉴定的政策目标而确定的标准的适当性。有人建议，理事会没必要进一步解释第14条所确定的原则（例如必要性、因为以及在不存在GATT第20条的情况下），因为这些问题只有在具体争端中才能解决。 有人指出，为了确保有效地保护隐私和防止欺诈行为，发展中国家获得高级的加密技术是很重要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不能获得这种技术。为了处理竞争和保护隐私、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问题，完全有必要考虑WTO现有规则（当然包括GATS规则）的适用性。 6、相互承认和管理合作 根据GATS，那些限制贸易但不具有歧视性的，并且有时可能超出第6条的规定范围的国内措施，也许需要通过限制性协定来解决。因此，第7条（承认）鼓励签署国缔结有关相互承认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者甚至鼓励他们根据彼此之间的管辖权，单边承认“已获得的教育或经历、已满足的要求或已给予的许可或证明”。 因特网使得执行相互承认协定（MRAs，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变得更为容易，因此，各成员政府也许希望知道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潜力。除了有助于程序上的最惠国待遇之外，因特网可能有助于通过提高管理者之间的合作以及个别机构与被授权的当局（例如大学水准鉴定机构或职业委员会）之间的协作为MRAs奠定基础。承认这一行为最终将可能扩大到电子鉴定机构，这一机构的许可将构成Web交付进入特定管辖区的一种权利。GATS目前也许为WTO评估任何歧视性指控和有关其实施过程中的指控提供适当的基础。 均衡性原则要求职业协会或社会当局根据在东道国所获得的资格而授权在进口国进行活动。双边或多边的MRAs能够更好地对“ 考虑”这一观念进行调整和实施。有关承认的普遍“管制”这一特征仅仅意味着东道国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享有一定的管制权。其中的问题是，东道国对哪些事项享有管辖权？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管辖？管辖根据是什么？不管管理者是否试图执行体现于第6条（国内规定）的必要性标准，或者不管他们是否试图执行MRAs义务，网络空间都能够便利专家们根据均衡性原则管理市场准入。为了确定其他哪些要求可以得到保证而考虑外国资格要求的过程，是一个资料十分集中的特定化过程。管理者必需评估外国体制和准入申请者所遵循的特殊途径。有关课程内容、训练要求和外国鉴定条件与等级的网络资料的效力可以作为常规评估的 基础。为了便利证明机构的评估过程应建立比较数据库，从而为全球水平鉴定体制奠定基础。 三、GATS中关于电子商务的具体承诺 1、市场准入 以WTO的说法，电子商务准入通常意味着电子化出口准入，其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互联网服务准入和电子化交易服务的准入。前者是针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准入的，而后者是有关在可进行电子化交易的服务方面所作的专门承诺（例如，对模式1和模式2中的金融服务的承诺）。在商品贸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分别比作运输网络准入（包括港口、船只、公路、铁路和航空）以及通过降低诸如关税和配额等贸易壁垒而获得具体的商品市场准入。 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服务——商业性提供因特网接入，这种服务应与通过因特网媒介提供的其他服务区别开来。各公司提供这种接入是为了获取服务费。为了提供接入服务，这些公司必须进入电信网络，通常通过租用线路接入。在许多国家，电信服务的提供仍然是政府垄断，那么在这些国家，处于垄断地位的提供者很可能是因特网接入的唯一提供者。在那些对电信实行自由化的国家，相互竞争的因特网接入提供者（IAPS）可能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支持性服务（supporting service）提供网络接入。在有关基础电信的谈判过程中，十个成员对提供这种服务明确作出承诺。在垄断或其他接入限制适用于绝大多数电信服务的情况下，显然这种明确承诺是有必要的，但对因特网接入实行自由化是可取的。总的来说，那些对基础电信承诺已经完全实行自由化的成员，认为没必要具体规定因特网接入服务，因为他们列出许多通过因特网可利用的服务。在某些情况下，IAPS有关GATS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地位值得进一步审查。就所有服务而言，没有作出这种承诺当然并不意味着，IAPS不能进入市场，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不允许提供这种服务，但这完全可能仅仅意味着对连续不断的接入并没有保证。 在有关基础电信的谈判中，委员会主席于1997年1月提出了一个注解，这一注解为基础电信工作组所采纳，并附属于服务理事会的报告，并且这一注解确证了这一原则，即所做的承诺是技术中性：在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任何承诺将认为包括区域性服务，远距离服务和国际服务，不管其出于公共目的，还是出于非公共目的，并且可以通过任何技术方式（电缆，无线电，卫星和因特网等等）予以提供。同时也指出，对私自租用线路服务作出任何承诺将允许提供者出售或出租容量大小不一的网络，提供在任何其他电信服务中列出的服务，除非作出不同的规定。 GATS的第8条（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包括了有关垄断提供者歧视性行为、反竞争行为和其他有损于具体承诺的行为，该条款可能要求各成员政府确保因特网服务的专营提供者（如国有电信垄断者）不得阻碍对其他通过因特网提供的服务作出的承诺。而且，在给予相互竞争的IAPS市场准入的情况下，第8条和《电信附件》将要求允许他们以合理的、非歧视的方式进入他们所要求的租用线路。对有关电信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的行为的附带承诺由基础性电信谈判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予以做出。体现于基础电信谈判的绝大多数谈判者列出的《参考文件》中的规范性原则，调整妨碍竞争的交叉补贴、互联网（参考文件，互联网被定义为：为使一个提供者的用户传递另一个提供者的用户并使用另一个提供者提供的服务，而在提供公共电讯传输网络或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联通）的条件、信息滥用、许可标准、透明度和其他有关防止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 2、国民待遇 技术中性原则可以适用于GATS的所有具体承诺，其中当然包括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有人提议，基于技术中性，通过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和非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是GATS中的相同服务，因此，同样受国民待遇原则的约束。但是，GATS中有关国民待遇的第17条表述不够清楚。第 17条同时与承诺表的结构和对“同类”服务与 “同类”服务提供者相矛盾。在数字环境中，“同类”服务提供者不仅需要界定其准确含义，而且需要源于适当的技术的适用性。这是国民待遇与网络待遇引发的问题之一。以上从归属和范围，一般义务与纪律和具体承诺三个方面分析了GATS框架下的电子商务的法律规则，但并不是GATS的所有规则都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在每一问题中，都有一些证据表明GATS的部分规则可以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部分规则不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总之，WTO成员应在遵守这些相关规则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来加强国际经济往来和促进其经济发展。 暨南大学法学院·黄志勇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莫万友
[摘要] 由于电子商务所具有的特殊性，这就给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本文简要地论述了这些新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 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隐私权 一、电子商务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挑战 由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网上侵权行为类型复杂、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这就给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消费者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显得极为重要。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消费者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英文缩写OECD）《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的建议》称：“全球性的网络环境对每一个国家或其法律制度解决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中，而且内容简单、散乱，缺陷不少，可操作性不强，远远不能适应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所要求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迫切需要。目前，网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我国还是一个“盲点”。因此，加强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研究和立法，已经迫在眉睫了。 结合国内外的实践，电子商务对消费者的权益所构成的威胁或潜在威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电子商务具有虚拟性和开放性，这就使得网上产品或广告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难以得到保障，滋生了网上欺诈行为，同时消费者的信赖不实或无效信息也容易产生交易纠纷。特别是在我国商业信用不高的情况下，网上商品的品质良莠不齐，难以让消费者信赖，加之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修理、退货、索赔或其他方式的救济很困难，这些都成为困扰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 2.因特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整理与分析能力，这就为人们获取、传递、复制信息提供了方便，在线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随时都存在被非法收集或扩散的危险，从而对传统的隐私价值产生了潜在的威胁。其中引诱儿童提供个人信息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为此，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如美国国会制定的《网上儿童隐私保护法》规定，除非征得其父母的同意，否则网上搜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将被视为违法，违者将被处以上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由于电子商务的跨国界性，一些在传统的交易活动中并不常见的问题，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变得越来越突出。这里主要包括两个问题：（1）经营者在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时，可能受到多个国家法律的管辖，而世界各国对经营活动的法律规定差别很大，当出现了这种情况时应如何解决。消费者进行在线消费时，可能丧失本国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性执行措施，若销售者所在地政府不能有效地执行其本国的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所在国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救济措施。 电子商务中出现的以上问题在我国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诸如网上诈骗、知情权受限、售后服务没有保障等问题已摆在广大消费者面前了，加之原有的法律保护已显乏力，这就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挑战，需要我们尽快寻求对策予以解决。 二、消费者网络隐私的保护问题 隐私，亦称个人生活秘密，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公开或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如个人日记、个人私生活、财产状况等。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才逐步成为一项法定的民事权利。至于为什么将隐私权确定为一项民事权利，存在很多种解释，笔者趋向于这样一种解释：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有利于主体个性的发 展，而主体的个性又是整个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若个人隐私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主体个性的培育和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最终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目前我国关于个人隐私，只有学理解释，尚无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没有设立隐私权。而欧盟已于1998年10月通过了《隐私保护条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于2000年宣布将在本国制定全面保护数据的法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我国网民的隐私权正处于危机之中，我国在此领域的立法工作还很落后，加之人们对隐私权问题的认识还有许多误区，以及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各类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和现象，所以在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中，就必须充分认识在我国实施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传统的消费关系中，商家一般很少询问消费者的姓名、年龄、地址和收入等，故而消费者隐私的保护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由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网上侵权行为类型复杂、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这就给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其中，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就是较为突出的一项。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不同，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往往要求交易对方提供很多个人信息，同时也可以利用技术方法获得更多他人的个人信息。因此，对这些信息的再利用便成为了网络时代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消费者所提供的这些个人信息，不少网站并没有象事先承诺的那样采取保密措施；有的网站为了扩大销售额，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建立了数据库，并不停地“轰炸”消费者的邮箱；有的甚至将这些信息卖给其他网站以谋取经济利益。此外，有的网站还制订了专门的隐私权条款，并在其中以某些条款单方面免除了自己侵害消费者隐私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或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强制消费者授权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的权利，以免除自己侵犯消费者隐私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当然这些条款均构成了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侵犯，所以应当是无效的。 [NextPage] 由于网络隐私的滥用将给消费者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和网络秩序的混乱，因此消费者就需要增强保护自己隐私权的意识与技能。但我们也应看到，消费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尽量减少自己隐私暴露的机会而已，而对网络隐私的有效保护只能靠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规范。笔者认为，对于消费者网络隐私的法律保护，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对经营者合法取得的消费者隐私的保密责任，以及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使用应仅限于取得消费者的许可或法定授权的范围之内。对经营者非法获得消费者隐私的禁止性规定。当然，切实抓紧有关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工作，并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有基本的法律保障，以消除消费者对泄露个人隐私以及重要个人信息的担忧，这才是最重要的。 三、对我国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我看来，所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措施中，尽快建立完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应属重中之重。只有将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及时纳入到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之中，并有效地规范电子商务活动，才能使广大网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从而保证我国电子商务的长远发展。 在这里，通过借鉴 国外在电子商务立法特别是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 1.由于网络广告具有流动性、形式多样性以及影响范围的广泛性等特征，而我国现行《广告法》对于网络广告又并未进行特别的规制， 这就使得网络广告的法律规范处于真空地带。因此，针对网上的虚假广告、不正当引诱和非法传销等行为，应制定明确的规则，对现行《广告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2.在传统商业交易中，隐私权的保护一般不属于消费者保护的突出问题。但在网上交易中，消费者隐私的保护却变得非常突出，而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未作出特别规定。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有关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 3.在行政监管方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给予正确的引导、扶持，并加强监督管理。当然，鉴于网上侵权行为的复杂性、隐蔽性以及技术的先进性，就必然要求具备识别违法行为的高科技手段和高素质人才。 4.就国际合作而言，由于网络具有无国界性，加之跨国消费、跨国欺诈的增多，导致由此涉及的各国立法差异，司法管辖冲突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这就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应该合作制订国际性的普遍接受的规则，而并非单独行事。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建立信用体系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逐渐得到了更多部门和企业的关注。各地都逐渐出台了一些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和规范。这些法规的先后出台，提出了依法披露、合法征集、信用服务、失信惩戒、信用管理等推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系列设想和指导意见，在政府立法规范信用征信领域做了一些探索，但这和征信幸捣⒄沟恼逍枨笙啾仁窃对恫还坏摹T谡餍欧裥幸档淖既牍芾怼⒋右等嗽钡闹耙底矢窆芾怼⒅匆导际踝荚颉⑿幸当曜嫉确矫嫫裎共⒚挥谐鎏ń先娴墓芾砉娣丁?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信用同样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电子商务和信用服务都是发展很快的新兴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从二者的关系看，一方面，电子商务需要信用体系，而信用体系也很可能最先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广泛的应用并体现其价值。因为电子商务对信用体系的需求最强，没有信用体系支持的电子商务风险极高；而在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又很容易建立信用体系，电子商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再加上电子签章四者相互呼应交叉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上，只要稍加整合分析，进行技术处理，就可以建立信用体系，并且该信用体系对电子商务是可控的。于是，整合电子商务与信用体系，或者建立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就成为一种需求，一种目标，一项任务。
那么，电子商务及信用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政策法律环境将对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造成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信用体系大象无形
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人们确立了几种基本模式，那就是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与信用保障。在电子商务和网络发展的初期，人们更多地偏重于从技术上进行规范，如加密、认证等安全措施，都是以技术为核心的。但很快人们就认识到了过于依赖技术手段解决电子商务中的问题存在着弊端，便开始更多地考虑行政管理和法律制裁。而信用保障与技术手段、行政管理、法律制裁相比，又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从一定意义上看，信用保障主要是创造一种可信赖的商业环境，尤其是与法律制裁相比较，它既是一种“软环境”，具有法律制裁所难以具备的防患于未然的功效，又不会面临技术手段难以解决的交易安全性与便捷性的矛盾。电子商务的生命就在于其快速和便捷性，如果过多地利用技术手段和行政干预手段对网上交易进行管理，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安全性，但却恰恰限制了网络交易方便快捷的特点，使其优势丧失殆尽。所以，总的来看，在规范电子商务活动的四种主要措施中，信用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灵活且最有可能与电子商务本身实现良性互动的规范模式，它可以无处不在却同时能做到大象无形。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由于电子商务与信用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做到无缝连接，这种无缝连接所带来的效率和便捷正是电子商务所必需的。而在行政管理及法律制裁中，我们发现，要实现它们与电子商务的无缝连接还是十分困难的。
2四种信用模式的利与弊
电子商务作为虚拟经济、非接触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作保证，其生存和发展都将十分困难，个人和企业的交易风险都将提高。比如，买家付款后不能及时得到商品、卖家卖出商品不能保证收到货款、商品质量问题、网上重复拍卖等等问题，都难以避免。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主要采取四种较为典型的信用模式，即中介人模式、担保人模式、网站经营模式和委托授权模式。中介人模式是将电子商务网站作为交易中介人，达成交易协议后，购货的一方将货款、销售的一方将货物分别交给网站设在各地的办事机构，当网站的办事机构核对无误后再将货款及货物交给对方。这种信用模式试图通过网站的管理机构控制交易的全过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商业欺诈等商业信用风险，但却需要网站有充足的投资去设立众多的办事机构，这种方式还存在交易速度慢和交易成本高的问题。担保人模式是以网站或网站的经营企业为交易各方提供担保为特征，试图通过这种担保来解决信用风险问题。这种将网站或网站的主办单位作为一个担保机构的信用模式，有一个核实谈判的过程，相当于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在实践中，这一信用模式一般只适用于具有特定组织性的行业。网站经营模式是通过建立网上商店的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在取得商品的交易权后，让购买方将货款支付到网站指定的帐户上，网站收到货款后才给购买者发送货物。这种信用模式是单边的，是以网站的信誉为基础的，这种信用模式主要适用于从事零售业的网站。委托授权经营模式是网站通过建立交易规则，要求参与交易的当事人按预设条件在协议银行中建立交易公共帐户，网络计算机按预设的程序对交易资金进行管理，以确保交易在安全的状况下进行。这种信用模式中电子商务网站并不直接进入交易的过程，交易双方的信用保证是以银行的公平监督为基础的。
我国电子商务目前所采用的这四种信用模式，是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为解决商业信用问题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但各自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这些信用模式所依据的规则基本上都是企业性规范，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要克服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发展电子商务的宏观规划，包括银行、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的协同作战，才能使交易双方在政府信用作为背景的基础上建立起对电子商务的信心。
3信用体系是法律的辅助环节
通过近几年来对于解决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的实践，我们发现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虽然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但在解决办法上，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其一，已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只要尽快进行立法或修订法律，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典型的如电子签章的法律效力问题；其二，目前对于该问题还没有成型的解决方案，需要更多地从理论层面进行探寻，较为典型的有网络的管辖权问题、数字产品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其三，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类，就是即便是出台或修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其中的法律问题也难以马上解决，需要相应的法律辅助机制的配合，或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有电子商务的信息安全问题、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电子商务的安全可靠保障问题、电子商务的法律救济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一类法律问题中，我们看到，尽管相应的法律规定十分明确，但是还有大量的违法行为存在，我国刑法对于信息安全的明确规定并没有杜绝危害信息安全的行为，而我们的著作权法也难以使那些“拿来主义者”却步。造成这种“令行禁不止”的原因很复杂，既与互联网本身非中心性、虚拟性、跨地域性和高度自治性关联，也产生于网上违法行为的隐蔽性、低成本和便捷性。而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在立法与修订法律之外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辅助机制，形成完善的法制环境，从各方面杜绝和制裁违法行为。而信用体系的建立就是该法律辅助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4电子商务是信用体系在中国发展最快的领域
一方面，电子商务本身是信用体系存在和发展最好的土壤，在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又很容易建立起信用体系，电子商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甚至物流通过电子签章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上，只要稍加整合分析，进行技术处理，就可以建立信用体系，并且该信用体系对电子商务是可控的、互动的。
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由于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呈现如火如荼之势，深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之中，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网络侵权、计算机犯罪、电子商务纠纷等等也频繁发生。如何在司法工作中运用、审查和确认电子证据，成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基础研究，但远远没有达成统一。本文就电子证据的有关基础性问题作一综合评述和论证，以期抛砖引玉，促使电子证据规范地采纳和运用。
一、电子证据是一种新型证据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没有电子证据的概念。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使用，通过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而产生、储存的电子信息逐渐向社会生产生活渗透。法律作为调整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也逐渐接受和使用了电子证据这一新型证据。特别是在电子技术相对成熟和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证据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为证据系列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电子证据的定义，目前有两个应用得较为普遍。其一是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者电子记录。其二是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
在这两个定义中，第一个定义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据此定义，以电子化（模拟和数字）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料及其载体均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在其存在的形式和适用的范围上，不仅仅包括计算机设备中的电子资料，也包括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资料；不仅包括了电子记录，即电子产品所产生、储存的电子数据，而且还包括产生、储存这些电子数据的设备和储存介质；不仅包括模拟信号的电子信息，也还包括数字信息。第二个定义则将电子证据仅仅局限于计算机（个体）和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之中。对比这两个定义，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定义完全可以包涵第二个定义，将第二个定义称为计算机证据更为妥帖。
对于电子证据的特点，有人认为其具有双重性、多媒性、隐蔽性[2]；有人认为其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复合性、易破坏性[3]；也有人认为其具有内在实质上的无形性、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客观真实性、易破坏性[4]；还有人认为其具有技术含量高、易被伪造和篡改、复合性、间接性[5]。此外还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等特点。
归纳以上各方观点，电子证据的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技术性。电子证据的技术性表现在电子证据依赖于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而存在。它是电子技术的产物。磁带的发明、应用，产生了音、视频电子证据；磁盘、光盘的应用，产生了多媒体电子证据。这些证据的产生，都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的，离开了这些储存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电子证据就无法存在，也无法再现。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传递、加工以及显示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此外，电子证据的调取与再现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借助一定的设备、借助于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实现。
2、复合性。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在表现形式上，视听资料大多表现为单一的媒体形式，而计算机资料则不仅可以为单一媒体形式，更多的表现为多媒体形式。所谓多媒体，是指集合了文本、影像、图片、声音、图画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媒体。因而电子证据在表现的形式上具有较强的复合性。
3、无形性。电子证据是以声、光、电、磁等形式存在于媒体介质之上的，它的实体是电磁波和二进位数据编码。这些信号和编码是肉眼无法直接观看的无形体，只有通过特定的设备和技术才能显示为肉眼可见的有形内容。
4、脆弱性。对于电子证据来说，不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由于它是保存在可擦写的数据记录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可擦写光盘等等，在其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极易遭受到外来的破坏，如监听、窃听、截取、篡改、删除等等，并很容易因为使用中的误操作而被破坏。比如在播放录音时误按录音键、在查看电子邮件时误按删除键等等。除了误操作导致的破坏，人为破坏也十分容易，产生它的人或其他接触它的人都有可能随时、随地、随意地对其进行编辑、修改，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不留任何痕迹地予以删除，使其消失。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了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难度，也成为部分学者和立法机构将其作为间接证据的一大动因。
二、电子证据具有独立法律地位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即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学界的认识是统一的，司法实践也是认可的。但它在我国证据体系中的定性、定位到底是什么，至今尚未完全明确。目前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属视听资料，这是我国法理和证据学普遍认可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书证。这种意见认为，书证的特征在于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电子证据虽有种种外在表现形式，但其中的计算机证据无一例外地是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符合书证的特征[6]。此外，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是将电子证据作为书证的例证。
但是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而是可以取代视听资料而独立存在的一种证据类型，应当作为单独序列证据。理由如下：
1，电子证据与书证在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画等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以形态、结构和以内容来证明事物和事实是证明的两个方面。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但民诉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从载体上看，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此外，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纸张、布匹、塑料、泥土等都可以成其载体，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主要是磁性介质和塑料，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从两者的特性来看，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易被删改、易被复制，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而且难以恢复；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脆弱性，证明力相对较弱，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2，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在内涵和外延上错位。从传播媒体来看，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如照片），也有复合媒体形式（如影视节目），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也可以是声音的，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从这点来看，视听资料实际上不仅不能包含电子证据，反而被电子证据所包含，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
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3，电子证据的独立性及独立意义。民诉法第63条将证据分为七类，将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等证据并列，明确并强调了视听资料的地位。由于立法时计算机证据尚属新生事物，对其各方面的认识尚不到位，因而将计算机证据归类于视听资料，是建立在电子证据新起、事物本质未清的基础上的权宜之计，随着对电子证据的深入认识，这种归类已经到了做出修改的时候。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它在证据体系中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证据的特点，理应有其独立的位置。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以电子证据取代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并列，作为一种独立证据系列，以恢复和加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促进电子证据的科学、规范使用，适应时展和现代法学的需要。
三、电子证据证明力相对低下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所具有的效力。证据的证明力决定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内在联系。对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就大，有“一证定案”之效。而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弱，需要有其他相关证据做辅证，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目前对于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也有两种认识，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是直接证据，而另一种则认为是间接证据。到底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呢？笔者认为，电子证据的特性决定着它的证明力是低下的。具体分析如下：
1、从电子证据的原件属性看。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原件是针对书证而言的，似乎与电子证据无关，但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以书面形式来表现的。比如网页页面，就可以打印成书面形式。所谓原件，是指信息首次固定于其上的介质。对于计算机证据来说，其产生于计算机并以数字方式存储于计算机磁盘之上，用肉眼是不可能看到其内容的，它只有通过转换、复制而显示在显示屏或者打印到其它介质上才能被肉眼所见，因而，计算机证据不是没有原件，而是这个原件不能为肉眼所见，当它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时，已经失去了原件的属性，只能作为复制品对待。在复制传播过程中，由于其所依据的技术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兼容性各有不同，显示的技术手段、方法不同，电子证据显示出来的外在形式和内容有时候与其本来的形式和内容并不相符，会出现失真、变形、丢失等现象，比如在800×600分辨率与1024×768分辨率下，所见得网页页面会有所不同，在是否启用了Java、flash等技术的情况下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以打印方式显示的，因打印功能的限制，也不能完全反映页面的真实情况。如网页动画在打印件上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些都将影响到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因此，从电子证据的应用角度来说，电子证据没有原件，其证明效力也会因此而打折扣。
2、从电子证据的原始证据属性来看。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是以证据的来源方式为标准确定的。凡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案件有关事实，没有经过中间环节传递的第一手资料，即为原始证据。电子证据中的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复制内容上的统一性和数量上的众多性。对于视听资料，其原始拷贝、母版是直接来源于原始事实并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是原始证据，而其众多的复制品则为传来证据；对于计算机证据，则应以复制平台的硬盘信息为原始证据，其它的均为传来证据。在实践中，制作、产生电子信息的计算机与储存并提供复制平台的计算机往往并不是一致的，在某台计算机上制作、产生的电子信息虽然可以而且也存在自己提供复制平台向公众提供复制服务的现象，但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另外一台专门服务器的复制平台提供服务的，而且服务器储存并提供复制的电子信息与制作、产生它的计算机中的信息多数时候也不是同步的，这台服务器实际上是电子证据的源头，是原始证据，其他计算机通过复制虽然获得了与原始信息相同的电子信息，但只能作为复制品、作为传来证据对待。由于电子证据中原始拷贝、母版和服务器相对于复制品来说显得极少，案件当事人提交的绝大多数只能是复制品，是传来证据，这也影响到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3、从电子证据的直接属性来看。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是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来划分的。能够单独和直接对案件主要事实作出肯定与否定结论的证据为直接证据，反之则为间接证据。由于电子证据的脆弱性，民诉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就明确规定了电子证据的间接性。分析电子证据，我们会发现电子证据的无形性、脆弱性对其所证明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其无形，因为其脆弱，其安全性和真实性极易遭到外界的破坏，甚至有时其所反映的事实并不是本质的真实，而仅仅是表象的真实。如拍摄下来的经过化装、伪装的影像；经过模仿的声音录音；链接标题与链接网址、内容的不符；虚拟网名与真实身份的不符；经过“黑客”篡改的网页；伪造的电子信件等等，如果这些证据没有第三方证据来进行印证，极有可能出现误断。虽然电子证据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其直接、间接证据属性的标准，但它的性质却直接妨碍了其独立证明事物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首先，电子证据的技术性、无形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电子证据不能直接为人的视觉所感知，必须经过特有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再现，而在这个再现的过程中，因为设备、技术的原因，会导致原始信息失真、丢失，必须经过多个样本相互比较，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其次，电子证据的脆弱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我国的证据制度采取的是本质真实原则，要求证明必须客观真实。对于一个容易遭受破坏且破坏后仍显得天衣无缝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轻易地予以认定，很有可能侵害到它方的合法权益。在不确定因素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有必要由举证责任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印证事实，证明其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电子证据属于间接证据。显而易见，相对于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来说，电子证据的弱点显得十分突出，十分致命，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间接证据。
毫无疑问，将电子证据定位于间接证据，将会直接影响到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的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遍使用，工作网络化、贸易网络化、贸易无纸化、传播网络化、通讯网络化等等基于网络、赖于网络的网络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在这样的网络时代，大量的工作、贸易、交流全部依赖于网络，数据直接在网络上产生、储存、传递、使用。这些产生、运用于网络上的证据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显然不利于网络的发展，不利于网络使用者的利益，但由于电子证据所固有的特性，在目前技术水平尚未出现合适的可准确监控、记录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的条件下，只能按照其性质来确定其间接证据的地位，并寄希望于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其脆弱性的特质，提高其自身的证明力。
四、结论
为了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科学、规范地使用电子证据，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和分类，予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是十分必要的。电子证据的引入，是现代科学技术影响法律实践的结果。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法律的滞后是难免的。但为了尽量缩短期间的差距，在研究和立法上采取前瞻与务实相结合的态度无疑是科学和明智的。笔者认为，通过以上论证，可以明确电子证据以下几个问题：
1、电子证据的概念与分类。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视听资料是指借助于录音录像设备和其它设备所呈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电子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
2、电子证据的特点。与其它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具有技术性、复合性、无形性和脆弱性等主要特点。另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一般特点。
3、电子证据的地位。电子证据是独立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之外并与该六类证据地位平等的证据类型。视听资料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应被电子证据所取代。
4、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电子证据因为没有适当的原件形式，以复制品形式大量存在，原始证据属性较弱，且缺乏直接证据的性质要求，属于典型的间接证据，因而证明效力较为低下。
参考资料：
[1]、[2]、张西安：论计算机证据的几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0年11月7日
[3]、吴晓玲：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互联网世界》，1999年第七期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跨国电子商务对中国现行国际税收法律制度中传统的来源地课税原则和有关法律概念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在评价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目前酝酿的解决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的政策方案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提出我国政府在解决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分配问题方面应采取的原则和对策意见。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税收，法律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 ）是指运用电子通讯设备和技术在当事人双方或多方间进行的各种商品、技术和服务交易活动。广义上说，电子商务也包括交易当事方通过电话、电传和传真的通讯方式进行的商贸交易，但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电子商务，是指在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基础上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DI）和互联网（internet ）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90年代中期以来，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前景广阔的全球性的电子虚拟市场，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业交易所具有的直接、快捷和低廉的特点，大大提高了商业活动的效益，使电子商务成为互联网应用的最大热点。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90年代，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商业中心并非位于某一特定地域，而是存在于逐渐为人所知的电子空间（Cyberspace）之中。”［1］以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网络直销模式而闻名的美国戴尔（Dell ）公司1998年5月的在钱销售额高达500万美元，该公司期望2000年在线销售收入能占总收入的一半，亚马逊公司网上书店的营业收入从 1996 年的1580万美元猛增到1998年的4亿美元。［2］有人预测，到2002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业机构之间的营业额将从1997年的780 亿美元增加到8427亿美元。［3］ 建立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捷、效率和财富的同时，也对各国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调整传统的商业交易关系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目前各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国际组织正在研究拟定有关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的应对之策。本文拟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考察分析跨国电子商业交易活动可能对中国现行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并结合电子商务在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就我国政府在跨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应采取的原则立场和相应对策，提出作者的分析意见和建议，以供有关部门参考并就教于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 一、跨国电子商务对传统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挑战 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理解，调整在各种国际经济交易中产生的跨国所得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系由各国单方面制定的国内所得税法和彼此间签订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税收协定两个部分组成。［4］在中国，具体地说， 它主要是由中国政府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条例，以及中国政府目前已同57个国家政府签订的有关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双边税收协定制度所构成。 与世界各国的所得税制一样，在对非居民的外国企业和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跨国所得的征税问题上，中国现行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实行的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也是建立在纳税人在境内具有某种物理存在 （physical presence）和对有关所得的定性分类的基础之上的。 所谓纳税人在境内的物理存在，是指纳税人本身或其人在中国境内从事活动或在境内设有机构、场所等客观实际情况存在，这类客观情况存在往往构成中国政府对非居民纳税人来源于境内的营业利润或劳务报酬等跨国所得行使地域税收管辖权的依据。例如，根据《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第2条和第4 条规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就其通过该机构、场所取得的营业利润和其他所得，对中国政府履行纳税义务。这里所称的机构、场所，是指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管理机构、营业机构、办事机构和工厂、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承包建筑、安装、装配、勘探等工程作业的场所和提供劳务的场所以及营业人。［5 ］《个人所得税法》对非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有关劳务报酬、投资所得或财产收益的课税，也是以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或在境内拥有资本财产等客观事实存在为前提。［6 ］而在中国对外签订的57个双边税收协定中，具有与上述国内所得税法上的机构、场所相类似作用的概念则有“常设机构”和“固定基地”等，它们是此类协定规定的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来源于境内的营业所得和独立劳务所得行使来源地课税权的限制条件。［7］ 有关所得的定性分类，则是中国现行所得税法上决定对纳税人适用的何种课税方式和税率征税的重要概念，也关系到税收协定中何种所得课税权冲突协调规则应予适用的重要问题。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个人的应税所得共分为11项，不同种类项目的所得适用的费用扣除标准、税率和征税方式亦有所不同。而中国对外签订的避免的双重征税协定，也是针对不同各类性质的跨国所得，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协调缔约国双方征税权冲突的规则，如对跨国营业所得适用“常设机构原则”，对劳务报酬则分别有所谓“固定基地原则”和“183 天规则”，而对跨国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等投资所得，则采用税收分享原则。 然而，上述这些适应于传统的商业交易活动课税的法律概念和原则在跨国电子商务这种新兴的交易方式迅速发展的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问题。跨国电子商务是处在不同国家境内的当事人之间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或国际互联网进行的商业交易，与传统的商业交易方式相比，它具有直接性或称为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的特点， 尤其是在线交易（on—line transactions）的情形下， 位于不同国家境内的买卖双方直接在计算机上通过互联网进行购价谈判、订货、交货和付款等交易行为，数据化商品的存在和便捷低廉的通讯成本，使得传统的通过在东道国境内设立营业机构、场所或委托营业人来开展业务活动的方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跨国在线交易额的不断提高，在对非居民的跨国营业所得或劳务报酬的课税问题上，继续坚持以非居民在境内设有固定的机构、场所或营业人之类的物理存在标志，作为行使来源地征税权的前提条件或依据的国家，显然其所能参与分配的国际税收利益的份额比例将会日趋减少降低。象中国这样一类的实际更多地处于电子商务净进口国地位的国家，更应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其次，跨国电子商务的另一特点是模糊了销售利润、劳务报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各种所得的区别界限。由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象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等各种有形商品和计算机软件、专有技术等无形商品，以及各种咨询服务，都可以通过数据化处理而直接经过互联网传送，传统的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活动形式来划分区别交易所得性质的税法规则，对网上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用。例如，目前计算机软件公司通过互联网与客户之间大量进行的计算机软件交易，客户为此而支付的软件价款对软件公司而言究竟是货物销售利润还是特许权使用费性质所得？这 两者之间界限并不清楚。而B 国的某出版商以计算机在线服务方式向在A国的某客户提供电子书刊或音乐产品， 客户可以通过计算机随时浏览或下载其所需要或喜欢的文章资料或乐曲。 出版商因此而获得的所得。即可以算作销货收入，也可理解为是劳务报酬。还可能被认定为特许权使用费收益。由于通过电子商业交易产生的所得的定性分类的困难，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制下应适用何种税率和课税方式进行课税就成为问题，有关所得的支付人是否应依照税法的规定在支付时履行源泉扣缴所得税的法律义务，也变得难以确定。而在税收协定的执行方面，对有关所得的定性识别差异还会引起跨国纳税人与缔约国税务机关或缔约国双方税务主管当局之间在适用协定条款上的分歧争议。 与电子商务交易所得的定性识别困难密切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传统的所得来源地识别标准的适用困难。所得来源地的识别是关系到征税国能否对非居民的跨国所得主张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重要问题，各国所得税法上对不同种类性质的所得，都确定了不同的所得来源地判定规则。这些在所得税法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所得来源地判定规则多是以纳税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客观的地域标志作为有关所得来源地的识别标志，如表示营业利润来源地的地域标志有营业机构所在地、交货地、合同签订地等、表示劳务报酬来源标志的则有劳务履行地或劳务报酬的支付地等。由于前述跨国电子商业交易产生的所得的定性识别困难，究应适用何种所得来源地识别规则亦成为问题。另外，即使有关所得的定性归类不成问题， 由于电子商务交易活动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virtualcyberspace）中进行的，要适用传统的某种客观外在的地域标志来确定有关所得的来源地，在某些情况下也同样存在问题。例如，随着电子传感器和视频会议技术的应用，今天一个在A 国居住的医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对身在B国的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服务， 而这种服务的履行地何在则难以确定。 二、跨国电子商务课税的政策选择 跨国电子商务交易对各国传统的所得税制度和各国相互间通过税收协定确定的国际税收协调制度提出的挑战和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税法学界和各国政府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广泛重视，税法学者和有关政府部门正在积极探讨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方案。1996年11月美国财政部税收政策办公室了题为 《全球电子商务对税收政策的影响》 的报告，1997年8 月，澳大利亚政府税务办公室也发表了其电子商务课题组关于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影响的研究报告《税收和国际互联网》，此后，日本、加拿大、荷兰、新西兰等国的财政部门也先后公布了它们各自就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的研究报告。经合组织分别于1997年11月在芬兰的土库和1998年10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了协调各成员国有关电子商务经济政策的部长级会议， 并在渥太华会议上通过了经合组织税务委员会 （CFA）提交的《电子商务的税收框架条件》报告。国际税法理论界、 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在分析电子商务活动对传统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产生的问题和影响的同时，也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政策建议。尽管这些建议策略还远非最终的政策决定，但其中反映的政策倾向和举措思路却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 在解决跨国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的对策讨论过程中，鉴于现行的国际税法制度中的许多传统的概念、规则和原则难以适应电子商业交易的特点，国际税法学界的一些人主张实行激进的或革命性的改革方案，即建议在所得税、增值税之外，针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的税种，通过这类新的特别税的征收来解决电子商务活动的国内和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例如，加拿大税法学者阿瑟。科德尔（Arthur J.Cordell）和荷兰学者路。休特（Lue.Suete ）等人建议以在互联网上传输的和由网络用户接收到的计算机数据信息单位“比特”（bit，即binary digit的缩写）的数量为课税依据征收一种比特税，是这类主张激进的改革方案的典型代表。（注：除比特税外，税法学界还有一些人主张对电子商务另行课征交易税（transaction tax）、电讯税（telecoms tax ）和个人计算机税（PCtax）等新税种。参见洛克。希内肯斯：《为21 世 纪国际电子商务的来源地国征税寻找管辖权依据》，载《国际税收》（英文版）第 26 卷，1998年第6—7期，第193页。 ）这种比特税完全突破了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理念框架，它以互联网上唯一可以准确计量的数据信息流量为课税对象，固然能够适应电子商务的技术特点，但它的缺陷首先在于使网络通讯这一新的媒介承受额外的税负，造成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之间的税收差别待遇，从而可能阻碍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效益的充分发挥。其次，无论比特和字节（byte）传递的信息的价值如何，但它以本身作为一种电子数据流量并不象收入或消费额那样代表或反映纳税人的所得、财富或经济负担能力，并不构成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良好基础。换言之，互联网用户接收到的数据流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其收益价值或财富数额的大小，以此作为课税对象标准，不能体现量能课税、合理负担的原则。 由于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另行开征新的税种存在着上述这样一些问题，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等国对类似比特税这样的激进的政策方案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公报声明：“对互联网商务美国认为不应课征新的税收。”［8］美国财政部税收政策办公室认为， “税收中性原则排除了对电子交易开征新税或补充性税收，而要求税收制度对相似的所得同等地加以处理，不管所得是通过电子手段或现有的商业渠道取得的。”［9］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也否定了对电子商务开征比特税这样的方案。但象澳大利业这样的一些尚属于电子商务净进口国地位的发达国家，目前尚未明确表示不考虑这类设置新税或补充性税收方案的可能性。作为协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机构的经合组织也没有明确否定开征新税的方案，在1998年10月渥太华会议上通过的经合组织税务委员会报告《电子商务的税收框架条件》只是认为，各国税务当局制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新的行政或立法措施、或对现行措施的改变，不应对电子商务施加歧视性税收待遇。［10］而且，经合组织税务委员会一直还在积极研究有关互联网是否能为各国政府开辟可以利用的新税基问题。［11］我们认为，目前电子商务技术还处在不断发展成熟的阶段，在人们还未能妥善研究解决传统的税收法律概念规则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困难的办法之前，断然将这类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的建议方案打入冷宫，也有失简单草率。 与上述激进的政策方案相反，美国政府在解决电子商务国际税收问题上则明显表现了保守性的政策倾向，主张在继续保留传统的税收管辖权规则和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现行的有关税收规则和概念的重新解释或技术调整，以适应于对电子商务课税的需要。美国在阐述它的这种政策主张的理由时认为，现行的这些传统的税收管辖权规则和法律概念已经为各国的有关税法和税收协定所广泛接受和取得共识，而且经过数十年来的国际税收实践证明它们是行之有效的，人们不应轻易地放弃国际税收中的这一宝贵遗产。现行的有关原则、规则和概念虽然面临着电子商务的挑战，但它们仍有足够的比表面看来更多的弹性可以解决适用的问题 。［12］美国的这种政策主张，也得到了其它一些发达国家的赞同。加拿大财政部长的电子商务顾问委员会提出的《电子商务和加拿大的税收征管》咨询报告也认为，鉴于这些（传统的）概念已经长期存在和众所周知，并且在实践中证明了它们的作用，在人们选择其它的或新的概念之前，应该优先考虑这些传统概念对电子商务的可适用性。［13］ 美国之所以极力主张上述保守性的政策方案，并非完全出于它所宣称的珍惜长期以来各国在国际税收实践中形成一致的法律文化遗产的动机，而是背后有其更为深刻的经济 利益原因。凭借雄厚先进的电讯技术优势，美国在国际电子商务方面目前在国际上实际处于最大的净出口国地位，其国内各种规模的电脑软件公司每年通过网络交易获取丰厚的海外利润。由于本文前述现行的国际税收管辖权概念规则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所得课税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些传统的法律概念和规则应尽可能地保留继续适用于对电子商务活动的课税，显然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和范围内限制那些电子商务净进口国对非居民的跨国电子商务交易利润的征税权，并使作为居住国的电子商务净出口国在国际税收权益分配上获得更大的利益份额。从美国财政部税收政策办公室发表的报告《全球电子商务对税收政策的影响》中如下一段文字表述，也清楚地反映出美国主张这种保守性的政策方案背后所隐藏的尽量扩大居住国对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征税权的利益动机： “新通讯技术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能要求给予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以更高的重视。在网络空间中，即使可能的话，也难以适用传统的来源概念将某一所得项目与特定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所以，来源地征税可能失去其理论基础并因电子商务的出现而变得陈旧过时。……在传统的所得来源概念已难以有效适用的情况下，纳税人的居民身份最可能成为确认创造所得的经济活动的发生地国及该国对该所得有权优先征税的方法。……因此，美国的税收政策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来源规则失去其重要性，居民税收管辖可跟进并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一趋势将因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加速增长，因为在电子商务中居民税收管辖原则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4］ 目前美国政府正努力利用各种不同的国际场合宣扬扩大它所主张的保守性的政策方案的影响，同时也在组织力量抓紧研究传统的国际税收管辖概念规则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所需要解决的重新解释和技术调整问题。美国的政策主张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尤其是广大的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认可，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对传统的概念规则的所作的重新解释和技术调整的结果，能否实现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上的国际税收权益分配的公平合理。然而，就美国财政部和经合组织税务委员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初步努力的情况来看，如对服务所得、特许权使用费和计算机软件交易所得的定性分类的建议性规定，以及经合组织范本第5 条关于常设机构概念注释的修改建议的内容，距离上述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如何有效防范纳税人人为操纵转移电子商务交易的许多技术难题尚未得到克服。 三、我国在跨国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的对策建议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信息产业的起步时间较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缓慢和滞后。目前，国内已建成的网络由于技术质量和安全问题，距离电子商务交易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确切地说来，国内企业界对Internet的应用，现阶段主要还处在信息阶段，即利用网络商情信息和进行广告宣传，真正通过网络完成交易洽谈、订货、交货和款项支付整个商业交易流程的数量还较小。严格意义上的电子商务在我国目前尚处在萌芽阶段。 但是，电子商务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并不意味着跨国电子商务引起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首先，应该清楚地看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尤其是网络通讯的安全技术和网上支付技术的完善成熟和互联网的覆盖面迅速扩大，在经济全球化数据化的发展趋势影响推动之下，互联网电子商务在中国今后几年内必然也和发达国家一样获得飞速的发展，国际电子商业交易额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迅速提高。如果我们不是尽早地重视和研究解决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的策略措施，政府将面临着贸易额增长而税基萎缩、财政收入流失的危险。其次。更为紧要的是国际社会正在酝酿讨论跨国电子商务课税的国际规则。以美国为首的少数信息产业发达国家正利用它们在经合组织和WTO中的地位和影响， 积极推动和先声夺人以求形成一套有利于维护和扩大其权益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应加紧对解决电子商务的各种税收问题的策略研究，并在此基础 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制定新的信息时代国际税收规则的活动，才能促进国际社会形成公平合理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而不致于落后和被动接受不合理的既定国际规则。 在研究和制定关于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税收政策方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考虑到电子商务目前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及在这方面达成国际共识和协调一致的必要性等因素，妥善地处理好维护国家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税收权益、实现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扶植鼓励国内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关系。应该看到，由于国内信息产业和技术基础相对落后和薄弱，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实际处于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地位。因此，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继续坚持强调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应该成为我们政策的基本的出发点，这也符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同时，建立发展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要求我们在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上应注意贯彻体现税收中性原则。从企业经营角度讲，电子商务与传统的商业交易活动的差别，主要在于采用的交易手段和方式不同。尤其是所谓间接的电子商务（亦称离线交易off—line ）方式，与传统的交易方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对电子商务交易的课税，既不应采取歧视性的税收政策措施，也不宜宽泛地给予减免税这样的直接税收优惠刺激，两者都会人为地扭曲正常的经济活动。虽然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对这种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能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共享和节约成本的交易方式，政府应当予以积极鼓励扶植。但笔者认为采用直接税收优惠的方法并非有效的良策。要认识到现阶段国内电子商务尚不发达的症结原因，主要在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政府对网络通讯的规划管理和制度建设跟不上，尤其是对网上交易中出现的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现象不能及时准确地予以制裁；网上交易的安全保密和支付技术还有待发展完善等。政府的鼓励扶植应落实在增加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加强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规划、协调组织，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支付认证技术标准和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措施促进企业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和网络意识的提高，这样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基于上述国情实际和政策层面的考虑，在解决现行的国内所得税法和双边税收协定中有关传统的法律概念和规则适用于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问题的具体策略上，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突破传统的以非居民在境内具有某种固定的或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前提的观念，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信息经济时代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 来源地课税连结因素，而不宜试图在传统的那些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内搜索电子商业交易存在的标记。只有循着这样一条思路，才能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上的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进行的，局限于在传统的固定或有形的物理存在概念标准内寻找来源国对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连结因素，其结果只能是使来源国对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征税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无法达到国际税收权益分配的公平均衡。这一点从最近经合组织税务委员会第1 工作小组提出的关于范本第5条注释的修订草案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注：根据这一修订草案，在跨国电子商业交易方式下，非居民只有在来源国拥有专用的服务器，并通过在该服务器上维持的网址从事实质性的营业活动，才可能构成常设机构存在。非居民利用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器设置网址进行在线销售，并不构成在来源国设有常设机构 。见经合组织税务委员会：《电子商务环境下常设机构概念的适用：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注释的修订说明》，1999年10月，见http://www.oecd.org.）） 应该看到，现行国际税法制度中采用的常设机构，固定基地这类物理概念，是适应传统的商业交易交式下确定来源国对非居民的跨国所得行使课税权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国际税法上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在于标示非居民的经济活动与来源国存在着持续的而非偶然的、实质性的而非辅助性的经济联系。在跨国电子商业交易方式下，由于这类固定的、有形的物理标志已失去存在的价值，非居民与来源国的经常性和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应该从其在来源国境内开设的网址所具有的功能作用，以及非居民通过这种网址实际从事的活动性质、交易的数量规模以及时间等因素综合来判断。如果非居民在来源国设置的网址具备履行完整的网上交易功能，而且经常利用这样的网址进行了实质性的交易而非仅只是辅助性和准备性的活动（这方面的情况可以通过支付体系进行稽查、追踪和监控），则可认定非居民与来源国构成经常的实质性的经济联系，来源国有权对其电了商务交易所得征税。 因此，为适应今后跨国电子商务交易不断增长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维护中国对非居民来源于境内所得的征税权益需要，现行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外国企业在境内设有机构、场所的概念用语，应作出相应的修改，采用如在境内实际从事工商经营活动这类较为抽象的用语，并在实施细则中具体明确其内涵包括非居民通过互联网网址在境内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情形。同时在参考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实践，明确电子商业交易方式下销售利润、劳务报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的定性分类标准界限。在加强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应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拟订电子商务国际税收规则的工作，在有关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固定基地的概念内涵解释，跨国电子商业交易所得的征税权分配问题上，坚持反映处于电子商务净进口国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意愿，努力争取形成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税收权益的电子商务国际税收新规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