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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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论文

国际形势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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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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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论文篇(2)

1、美国

与2003年第三季度的强劲增长相比,美国第四季度GDP增长大幅减缓,折合年增长率为4.0%,约为第三季度增幅(8.2%)的一半,而2003年全年GDP增长3.1%,仍呈现强劲复苏态势,但低于华尔街预期。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个人消费、出口、设备与软件支出、库存投资及住宅投资。但第四季度的数据表明,以上部分指标的景气状况有所缓和。

从财政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层面来看,2003年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主要得益于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金融市场的宽松环境。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和国际金融市场前景,除了尚不明确的一些政治、经济因素以外,市场的注意力仍应集中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之上。虽然2004年1月28日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于1.00厘的45年低位不变,但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环境仍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通胀方面,美联储关心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仍然低位徘徊,美国经济仍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可能。美联储局货币政策最为关注的3个方面:经济增长、就业及通胀压力中,只有经济增长是明确支持利率上调的政策倾向。从大选因素来看,决定联储加息最重要的因素应是劳动市场,但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市场第四季度并不明朗,即使是近几个月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四季度末5.7%的失业率仍然是美国联邦政府无法接受的。因此,虽然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加息迟早要到来,但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仍主要取决于未来劳动市场的表现。

表12003年第三、四季度美国主要经济指标简要比较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消费支出增长

6.9%

2.6%

耐用品支出增长

28%

0.9%

非耐用品支出增长

7.3%

4.4%

政府支出增长

1.8%

0.8%

联邦政府支出增长

Na

0.7%

各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增长

Na

0.9%

企业投资

12.8%

6.9%

非住宅投资下降

1.8%

3.0%

设备和软件的支出

17.6%

10%

建筑支出下降

Na

2.4%

住房支出增加

21.9%

10.6%

整体个人投资

14.8%

12.4%

出口

Na

19.1%

进口

Na

11.3%

2、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

总体来看,2003年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在赶超美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方面进展缓慢。全年各成员国的失业率平均高达8.1%,劳动生产率增长仅大约为0.5%-1%的水平,2003年末欧盟各国的人均GDP也只相当于美国的72%。

从欧元区成员国2003年第四季度的表现来看,2003年11月份,欧元区12国工业生产比上月微升0.1%,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为1.2%。11月份工业生产虽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增长幅度如此之低,表明复苏力度不如预计的那样强劲。在欧元区成员国中,爱尔兰和德国11月份的工业生产增幅分别为1.4%和1.3%,荷兰和卢森堡的增幅则相对较高,分别为2.1%和1.9%,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的工业生产却下降了0.4%。在将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丹麦和瑞典计算在内后,欧盟15国2003年11月份的工业生产比上月下降了0.1%,但与上年同期相比仍上升了0.9%。通货膨胀方面,欧元区2003年1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将由11月份的2.2%重新降到2.0%,即降至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上限。

2003年全年情况,德国GDP比前年下降了0.1%,是1993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财政赤字总额为860亿欧元,占该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连续第二年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全年劳动市场状况方面,在欧元区12国中,西班牙的失业率最高,为11.2%,卢森堡的失业率最低,为3.9%。在欧元区经济大国中,德国和法国去年12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9.2%和9.5%,均与上月持平。

欧元区之外的主要欧盟成员国英国的2003年四季度数据表明,11月份制造业产值较上月下降0.7%,这是该数据自2002年10月份下降1.5%以来的最大降幅;同期工业产值下降1.0%。与2002年同期相比,2003年11月份制造业产值增长0.7%,工业产值下降0.4%。通货膨胀方面,英国通胀压力仍然非常低,短期内也不太可能上升到2.0%的目标水平。

3、日本

虽然2003年12月份日本工业产值出现了4个月来的首次下降,较11月份减少1.0%,但由于10月份和11月份工业产值双双攀升,第四季度的工业产值依然大幅提高,较前一季度增长了3.6%,工业生产依然处于复苏阶段。四季度工业产值推动力来自出口尤其是对亚洲邻国的出口非常强劲,而12月份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机械设备的生产较上月下降了2.7%。2003年,日本全年工业产值增长3.2%,为2000年来的首次增长。2003年日本的年平均失业率为5.3%,比历史最高的2002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第四季度末失业率为4.9%,为近年来首次低于5%。日本经济好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工矿业生产持续增长。二、企业收益改善,设备投资增加。三、企业倒闭减少,失业人口下降,家庭消费开支出现增长。

尽管日本经济出现了令人欣慰的好转,但影响复苏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主要包括:通货紧缩还在持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居高不下,中小企业筹资难度未减;个人消费虽然出现回升,但消费增长主要依赖部分高收入者。另外,日本企业设备投资的持续增长

主要依赖出口主导型的汽车、电子机械类大企业投资的增加,而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却在下降。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中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日本政府经济结构改革逐步出现成效,2004年日本经济将继续呈现缓慢上升态势,逐步进入以出口为主导的低速增长阶段。日本政府预测,2004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将为0.5%,实际增长率将为1.8%。

表2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指标

08/03

09/03

10/03

11/03

12/03

美国

非农业职位增长(万)

-4.1

12.5

13.7

4.3

0.1

失业率(%)

6.1

6.1

6.0

5.9

5.7

工业生产(较上月±%)

0.0

0.6

0.4

1.0

0.1

零售额(较上月±%)

0.6

1.0

-0.3

0.9

0.5

CPI(较上年同期±%)

2.2

2.3

2.0

1.8

1.9

欧元区

失业率(%)

8.8

8.8

8.8

8.8

-

零售额(较上月±%)

-1.1

-0.3

0.0

-

-

工业生产(较上月±%)

-0.6

-0.4

1.3

0.1

-

CPI(较上年同期±%)

2.1

2.2

2.0

2.2

2.0

M3货币供应增长(年率%)

8.2

7.5

8.1

7.4

7.1

日本

失业率(%)

5.1

5.1

5.2

5.2

4.9

工业生产(较上月±%)

0.5

3.0

0.8

0.8

1.0

CPI(较上年同期±%)

-0.3

-0.2

0.0

-0.5

-0.4

M2货币供应及存款证(较上年同期±%)

2.0

1.8

1.5

1.6

1.5

4.亚太和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

受SARS疫情的冲击,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普遍出现放缓;但第三季度,中国、印度、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等地区的内需加速增长,以及美日经济的复苏,大大改善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

2003年,菲律宾GDP增长了4.5%,略高于2002年的4.4%。印度在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4%,连续7年实现了快速增长。韩国由于内需不振,GDP增长率仅为3%。2003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为1996年以来增长最高的一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0.8%,而在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1.7%和3.7%,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一年的经济困难之后,新加坡的经济状况呈现强劲复苏趋势。2004年预计将增长3-4%。2003年,印尼经济增长3.8%,其中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2003年,香港经济第一季度增长4.5%,第二季度萎缩0.5%,第三季度增长4%,预计第四季度增长可达4.2%,全年增长将达3.2%,2003年10至12月,香港失业率为3.3%,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下降1.9%,仍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

对于东亚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状况,亚洲开发银行认为,2003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1%,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6%。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

拉美地区在阿根廷危机逐渐稳定之后,也开始走向了复苏之路。2003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率为1.5%,城市失业人口达1670万,失业率达10.7%。平均通胀率8.5%,工资水平平均下降4.7%。2003年拉美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阿根廷,增长幅度将达7.3%,哥伦比亚增长3.4%,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分别增长2.0%和1.2%,巴西的增长率只有0.1%,委内瑞拉经济将下降9.5%。乌拉圭仍处于2002年危机阴影中,其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5%。2003年,拉美的外贸将连续第二年出现顺差(顺差额预计为370亿美元)。2003年,拉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左右,投资率约为18%(按1995年价格计算)。拉美的通货膨胀率将从2002年的11.4%下降到2003年的8.6%。

二、全球股票市场

受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强劲反弹的影响,加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在美国官方公布了200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高达8.1%之后,全球股市也迅速做出了反应。2003年四季度,股市高歌猛进,到12月底道琼斯指数突破10000点大关,纳斯达克也冲破了2000点。

1、美国

受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和各上市公司三季度财务状况的持续好转的影响,美国各主要股票指数涨幅非常明显,2003年末,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道琼斯30种工业指数同比上涨了25.3%,重新突破了10000点大关;而随着全球IT行业在下半年的全面复苏,以高科技企业为主的NASDAQ指数涨幅更是高达50%,冲破了2000点心理大关;代表市场整体水平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也相应上涨了26.4%,达到了1111.92点。

表3美国主要股票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收盘)

主要指数

2003-12-31

2003-6-30

2002-12-31

涨幅

道琼斯30工业指数

10,453.90

8,985.44

8,341.63

25.3%

NASDAQ综合指数

2,003.37

1,622.80

1,335.51

50%

标准普尔500指数

1,111.92

9

74.51

879.82

26.4%

注:股票指数涨幅均指相对去年末的波动(下同)。

2、欧洲

2003年,欧洲各主要股指结束了2000年以来的持续跌势,出现较全面回升,某些股指上涨的幅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市场。其中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年底较年初上涨了13.6%;巴黎CAC40指数则上涨了16.1%;法兰克福DAX指数涨幅最高,达到37.1%;意大利MIBTEL指数涨幅为13.9%,西班牙马德里SMSI指数上涨27.4%。与美国各股指相比,欧洲某些股票指数的涨幅仍有不小的差距,原因在于欧元区经济景气状况仍然不如美国经济。与此同时,美联储利率长期低于欧洲央行利率水平,这也成为欧洲股市表现不如美国的重要原因。

表4欧洲主要股票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

主要指数

2003-12-31

2003-6-30

2002-12-30

涨幅

伦敦FTSE100指数

4,476.90

4031.20

3,940.40

13.6%

巴黎CAC40指数

3,557.90

3084.10

3,063.91

16.1%

法兰克富DAX指数

3,965.16

3220.58

2,892.63

37.1%

意大利MIBTEL指数

19,922.00

18,360.00

17,485.00

13.9%

马德里SMSI指数

807.98

719.87

633.99

27.4%

3、亚洲和日本

表5亚洲各主要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

主要指数

2003-12-30

2003-6-30

2002-12-31

涨幅

香港恒生指数

12,575.94

9,577.12

9,321.29

34.9%

日经指数

10,676.64

9,083.11

8,578.95

24.5%

汉城综合指数

810.71

669.93

635.17

27.6%

新加坡海峡指数

1,764.52

1,447.89

1,341.03

31.6%

4、拉美各国

表6拉美各国股票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

主要指数

2003-12-30

2003-6-30

2002-12-31

涨幅

阿根廷MerVal指数

1,071.95

765.61

524.95

104.2%

巴西Bovespa指数

22,236.00

12,973.00

11,268.00

97.3%

墨西哥IPC指数

8,795.28

7,054.99

6,127.09

43.5%

三、外汇市场

1、美元

2003年美元兑世界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呈持续下跌态势,一改前几年强势美元的格局。美元兑各主要贸易国一揽子货币,自2002年末以来下跌了10%以上。其中,美元兑日元下跌约13%;兑欧元下跌了约16%;主要原因在于上半年美伊战争的影响;以及在下半年,美国政府为了使经济快速复苏而采取的弱势美元的政策,加上巨额且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和国内财政赤字等原因,是美元下半年仍无法走出下跌阴影的主要原因。

而在第四季度,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更是冲破了1美元兑110日元大关,继续向100日元的心理支撑点方向迈进。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在四季度也突破了1美元兑0.8欧元,达到了1美元兑换0.78欧元,创欧元诞生以来的新低。预计弱势美元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2、欧元

2003年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欧元一直处于升值的态势。一方面有美国经济和欧元区经济调整和经济基本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欧元正逐渐向它的合理购买力回归。但是在2003年第四季度,美元再次连续贬值,突破了1美元兑0.8美元的合理购买力比价。显然这对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欧元经济是极为不利的,从德国的出口表现来看,2003年德国出口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法国首次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持续高居不下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弱势美元造成的。因此,强势欧元和弱势美元对欧元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在2004年仍将有所体现。

2003年欧元兑日元的汇率,可谓是起伏不定,5-8月一度达到1欧元兑140日元,但是8月初以来,逐渐向125-130合理水平回归。然而在第四季度末,欧元兑日元汇率再次升值到了135日元。同样,强势欧元也会削弱欧元区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3、日元

2003年,日本全年工业产值攀升3.2%,为2000年来的首次增长。2003年日本的年平均失业率为5.3%,比历史最高的2002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这是日本年均失业率13年来首次比上年减少。以上数据表明,2003年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长达10年的萧条期。相应地,日元也呈现强势地位,尤其是兑换美元的汇率,2003

年从年初的1美元兑换135日元连续升值到105日元左右。短期内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但是,正是日元过于强势,四季度出口逐渐下滑,才造成了2003年四季度日本工业产值出现了萎缩。这一方面与三季度的合理回调有关,但与四季度日元连续升值也不无关系。因此,强势日元对于刚刚走出萧条期,甚至仍处于通货紧缩困境中的日本经济显然是弊大于利。

四、各国利率

1、美国

2003年12月9日,美联储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利率决定会议上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于1%不变,并重申将“相当长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于低档。但2004年1月28日,虽然美联储决定仍维持1%的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但删除了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变承诺。这表明,美联储为了让市场消化加息的预期,可谓是用心良苦,同时也为日后调高利率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上文谈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主要取决于经济复苏程度、通胀压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在没有明显起色的时候,美联储不会轻易修改当前的利率水平。

2、英国

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英镑汇率的走软、强劲的消费者支出,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重新抬头,英国成为西方第一个提高利率水平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即使是在美国和欧元区2002年整体萧条的情况下,英国的经济增长也从未转向负数,就业率也继续保持增长。这意味着英国的富余生产能力有限。因此,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将进一步加大提高利率的压力。2004年2月5日,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再次调升利率水平,将附买回利率从3.75%提高到4.00%。

3、欧元区

2004年1月8日,总部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决定将欧元区12国货币的主导利率维持在目前的2%的水平,承认欧元汇率过高对欧洲企业出口带来负面影响,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逐渐复苏的经济增长以及消费需求部分地抵消了欧元升值带来的冲击。当然,强势欧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欧元区的物价稳定也起到积极作用,通货膨胀仍然在2%目标之内。因此欧洲央行决定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

表7全球主要国家及相关地区最新指标利率一览表

最新利率水准

最近一次变动

美国

联邦基金利率1.00%

2003年6月25日降25基点

加拿大

隔夜拆款利率2.50%

2004年1月20日降25基点

日本

贴现率0.1%

2001年9月18日降15基点

中国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利率1.98%

2002年2月20日降27基点

一年期贷款利率5.31%

2002年2月20日降54基点

台湾

重贴现率1.375%

2003年6月26日降25基点

担保放款融通利率1.750%

2003年6月26日降25基点

香港

最优惠利率5.000%

2002年11月7日降12.5基点

隔夜贴现窗利率2.50%

2003年6月26日降25基点

韩国

隔拆利率目标3.75%

2003年7月10日调降25基点

澳大利亚

指标利率5.25%

2003年12月3日调升25基点

欧元区

附买回利率2.00%

2003年6月5日降50基点

英国

附买回利率4.00%

2004年2月5日升25基点

瑞士

利率目标0.00-0.75%

2003年3月6日降50基点

五、国际期货市场

2003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的加快,原材料的价格都出现了大牛市行情,无论黄金、原油、钢材、水泥、铜铝,还是油籽、植物油以及棉花价格,都纷纷挑战新高,不少商品特别是基础生产资料价格创下了一年乃至数年来的新高,从而推动全球商品期货市场节节攀升。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全球期市成交量继续强劲增长,欧、美、亚三大洲的期市齐头并进,各品种都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成交量屡创新高。

在欧洲,世界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Eurex在2003年的交易量首次突破10亿手,比上年提高了27%。与此相比,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也不甘示弱,作为现代期市发源地的芝加哥,其3家期货交易所在2003年均有不俗表现:CME和CBOT的合计交易量首次突破10亿手大关,并且双双刷新了各自的年度交易量记录;CBOE的成交量也稳步增长,全年成交2.84亿手,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作为美国成交量最大的期货交易所,CME在2003年的成交量达到6.40亿手,同比提高15%,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由于今年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市场对外汇期货的交易兴趣不断增长,表现在外汇期货的成交量和空盘量不断刷新记录。另外,由于美元汇率前景不确定,多种全球货币期货的空盘量也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作为世界头号农产品期货交易所,CBOT在2003年的期货和期权成交量达到4.54亿手,比上年提高了32.1%。除了传统的强项——农产品期货成交量大踏步前进外,CBOT的金融期货和期权产品的成交量也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全年达到3.66亿手,比上年增长了36.5%,其中其龙头品种10年期国债期货以及联邦基金期货均有不俗表现;5年期国债期货的全年交易量也达到7374万手,同比提高46%;两年期国债期货成交量比上年提高106%。股指产品期货也是迅猛成长,全年成交量达到1554万手,同比提高69.6%,其中迷你道指期货的交易量达到1086万手,同比提高388%。

对铜市场来说,2003年世界铜的消费出现了显著的回升。铜市场出现了久违了的大牛市,NYMEX的COMEX分部也频传佳音,截止到11月25日,其铜期货就打破了16年来的年成交量记录,达到287万手,超过了2001年的286万手记录。LME三月铜从年初的1560美元/吨,涨至年底的2350美元/吨,实现了宏伟的大牛

市行情。

六、国际黄金市场

国际黄金市场2003年是多头扬眉吐气、收获颇丰的好年头。黄金市场历来与汇市联系紧密,美元从强势货币转为弱势货币。使得黄金市场多头“好风凭借力”,从年初350美元左右水平起步,一路走高到年末的410美元大关。仔细分析2003年国际黄金市场行情变化,可以发现,黄金价格的变动与国际外汇市场美元、欧元甚至日元的变动有着惊人的密切相关性。黄金价格明显与美元有负相关关系,与欧元、日元有正相关关系。也即,当美元表现坚挺,呈升值趋势时,金价就疲软,而当美元下滑,欧元、日元走强时,黄金就跟随上涨。特别是欧元动向对黄金的影响更为显著,二者之间表现出来的一致性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很少出现欧元走强而黄金同时在下跌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甚可以说欧元和美元的汇价是黄金市场的风向标。

展望2004年国际黄金市场,鉴于2003年国际黄金市场的春天已经来临,国际外汇市场后续行情发展趋向有利于黄金,即美元持续疲软,短期内恢复元气的可能性不大,欧元朝气蓬勃,欧元区经济基本面向好及高于美元的利率支持,使欧元对美元在平价以上的兑换格局轻易不会被打破。

表82003年全年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走势(美元/盎司)

1.30

3.30

6.30

9.30

10.31

11.30

12.29

国际黄金价格

369.2

334.5

346.10

384.55

384.15

397.50

414.10

七、国际石油市场

2003年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的强劲使美国和中国的石油需求大增。在欧佩克9月份决定反季节削减供应量后,油价在低库存和寒流天气的刺激下节节上扬,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WTI和伦敦布伦特原油现货于12月18日分别涨到33.71美元和30.80美元。而鉴于近一年多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欧佩克不愿采取措施冷却油市,2003年,欧佩克一揽子油价平均为28.14美元,是过去15年来最高的。WTI也高达31.02美元,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2003年世界石油需求量达日均7600万桶,比去年多出120万桶,这也是影响石油价格的重要原因。

国际形势论文篇(3)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国际形势论文篇(4)

大国关系基本稳定,并趋于改善和发展。“9·11”事件和“反恐”战争为大国增进良性互动和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调整,重点是反思与调整其对大国的政策思路。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现在全世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连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都无法确保其本土不受灾难性打击,那么出路何在?怎样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答案并不复杂。一个国家要维护本国安全,除了维持必要的军力外,还需要尊重别国的安全,少树敌,不树敌。一个没有仇恨和敌人的国家最安全。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奉行明智、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和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平等、友好地对待别国,尊重别国的安全和,不搞干涉、欺侮、侵略别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才是对本国安全的最好保障。即使美国也会朝这个方向有所反思,将来总有一天也会这样想、这样做。第三个层面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重新安排其国防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以前美国战略布局是外向型的,把重点放在海外,向国外大量派兵,建立军事基地和经营军事集团及联盟,认为这样做守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攻便于进击敌国,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本土防御。现在美国战略布局重点发生变化。美国在“9·11”后出台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把防卫本土安全作为优先战略目标。这当然不表明美国将从海外收缩,美国要推行全球战略,势必会继续重视与加强海外军事部署。但其军事布局重点的改变是明确的。西方国家这些安全观念上的变化很可能带动其军事思想和防务战略一定的调整和转型,可能使其防务政策逐渐着重本土防御,这将有利于缓解与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危机,促进世界总体安全。

同时,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南北问题,考虑调整南北关系。南北问题的核心是南北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认识到,南北贫富鸿沟扩大,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加深,是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土壤,是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全局的严重挑战。这种状况再恶化下去,不但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再发展,也会影响其国家安全。形势迫使发达国家关注和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推动它们考虑将其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朝着有利于遏止世界贫富差距扩大、缓和南北矛盾的方向转变。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表示要采取适当行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解困脱贫,以促进改善南北关系。不久前,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的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上,国际社会对促进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等问题取得重要共识和积极成果。今后,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不再顽固阻挠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在贸易、投资、金融、外债、外援等领域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这将有利于改善南北关系和促进整个国际形势的缓和与稳定。

当前国际形势中严峻的一面也很突出。随着“打恐战争”深入展开,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局部战争和紧张、动荡的一面上升,对国际形势的主流即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冲击和挑战增大。首先,恐怖主义膨胀泛滥已成国际形势中一个新的重大变数,也是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一个祸根和爆发点。正是制造“9·11”袭美事件,才导致目前这场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反恐战争。几个月前南亚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制造袭击印度议会大厅恐怖事件,几乎引爆印、巴间一场大战,至今双方仍在边界地区屯兵百万,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仍未根本缓解。虽然反恐战争,基本消灭了阿富汗境内的及其巢穴、基地,但国际恐怖势力远未根除,他们仍随时可能发难,造成严重动乱和危机。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威胁明显增大,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愈益严重挑战。其次,一些原有的地区热点如南亚次大陆和中东地区,或矛盾进一步加剧,或冲突不断升级,潜伏着或正在引发新的严重的地区危机。尤其是世界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造成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社会危机,南北对立和恐怖主义事件频发。这种情况如继续恶化下去,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不测后果。

造成国际形势紧张、动荡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变数乃是美国强化推行旨在建立单极独霸世界秩序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即使在“9·11”事件爆发之初,布什政府开始反思并调整某些强硬做法,单边主义器张气焰有所收敛之时,也未真正改变其单边主义政策,更未改变其霸权主义本质和企图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现在看来,这种所谓反思和调整主要是一种策略考虑,是为了争取别国与其进行“打恐”合作的需要,可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随着反恐战争的顺利展开和美国自以为取得对阿富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美国政府推出“布什主义”,也就是更加露骨的单边主义。其主要表现和严重危害是:

(一)加紧扩充军备,大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为此,大幅增加军费,2003年度军费增幅达14.5%,为20年来之最,这一年美实际国防开支将突破4000亿美元,到2005年,美国防预算将突破5000亿美元,将比2001年底增加66%,扩充军备达到狂热程度。布什还悍然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否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签《国际生物武器公约》草约,大力发展国家反导防御系统。其所作所为动摇了国际裁军和安全体系,严重损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二)重新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施压和遏制。在车臣和上露骨地干涉俄、中内政,并把俄、中列入美核武器针对的目标国之中,公然对俄、中进行核威胁。

(三)美国利用打恐战争之机,扩充势力范围。它在南亚、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派驻军队,直逼俄罗斯的战略腹地,继续挤压俄的战略空间。这可能引发大国间新的地缘政治争夺。

国际形势论文篇(5)

许多人认为到目前为止,由美国次债Σ机引发的国际经济Σ机已经过去,中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甚至有“新黄金十年”的说法,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太过乐观,去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之所以能够从萧条的谷底走出来,不约而同的都是用了将Σ机向后拖延的做法,在美国是暂时冻结有毒资产的处理,在中国则是在过剩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为了应付Σ机的突然冲击,各国政府这样做是正确的,是为化解Σ机争取到时间与空间,但亦可能使ì盾累积得更多,在δ来爆发的更严重。所以,用“后Σ机时代”的说法更妥当,应该讨论的是在Σ机的后一阶段世界经济的趋势与应对政策问题。 “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Σ机将再度爆发,萧条将长期化 我们先来看美国。 美国爆发的次债Σ机,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虚拟阶段后所爆发的第一场全新形态的Σ机。我们只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全新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Σ机,才能从客观、正确的角度认识与把握这场Σ机δ来的发展趋势。 这场Σ机之所以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Σ机不同,首先是因为这场Σ机的爆发不是基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而是由于金融商品生产过剩,我们把这场Σ机与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资产泡沫Σ机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Σ机,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过剩,由于过剩,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输出商品,也要输出资本。当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日本拥有巨大的ó易顺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日本的资产泡沫Σ机,仍是处在物质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Σ机,与200多年前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û有什ô不同。而美国在资产泡沫破灭时却是拥有已经长期化的巨大ó易逆差,资本输入也已经长期化了,因此是资本的主体已经转移到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Σ机。 其次,由于资产泡沫Σ机发生的历史阶段不同,资产泡沫破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在商品与资本“双过剩”的日本,由于国内生产超过国内消费,因此即便是资产泡沫破灭也不会对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产生太大影响,这就是为什ô在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的十几年中,日本经济只是陷入低增长而û有发生崩溃的原因。而在已经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由于国内的生产大幅度低于国内消费,进口商品已经占到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以上,制造资产泡沫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从其他国家换钱以支付实物商品进口,因此资产泡沫的破灭必然会导致国内的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使经济增长停滞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第三,资产泡沫破灭必然会给金融体系内部带来大量有毒资产,在日本,有毒资产的处理方式是迫使一大批企业与金融机构倒闭,形成了大约300万亿日元左右的银行坏帐。由于日本经济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仍然保留了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因此日本就能够依靠本国企业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用企业利润一点点把坏帐的窟窿填上。而在美国,当资产泡沫破灭后庞大的有毒资产基本上û有得到处理,而是用修改会计规则和冻结债务清偿的方式,暂时将金融机构的坏帐掩盖起来,所以当这些坏帐再也藏不住的时候,美国就必然会再经历一次金融Σ机的爆发过程。由于美国的物质生产严重衰落,已经不可能象日本那样用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填补金融系统坏帐,美国将用怎样的方法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就成了疑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果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不能修复,美国创造金融泡沫的能力就得不到修复,美国就走不出这场由次债Σ机所引发的经济萧条。 有人说美元是硬通货,美国人可以用多发美元的方式来支付进口与清偿债务,就是向世界上所有使用美元的国家多收“铸币税”。这样的观点我不同意,因为美国维持长期ó易逆差的手段,并不是靠“铸币税”。铸币税是流出美国的美元,ÿ年也就几百

国际形势论文篇(6)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金融制度缺陷和金融行为非理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爆发,而实体经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其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是“百年一遇”,就是因为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应从整个经济机体的内在联系中认识危机的性质,寻找战胜危机的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的产业经济根源 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以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高平台期;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入扩张期。体现时代特征的三类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工业)、高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三大产业均面临深刻的矛盾:传统产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面对成本上升压力却越来越缺乏机制弹性,层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业尽管具有技术优越性,但技术创新的巨大“创造性破坏力”缺乏有效的新商业模式支撑,导致投资人长期信心不足而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金融服务业具有极强的自我增值能力,其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膨胀,系统性风险剧增。 由此,世界产业发展的三大机制出现了明显障碍:第一,创新机制出现创新不足与创新失度并存现象,其基本原因是创新外溢和创新风险导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因创新者可以转嫁失败风险,又导致一些领域创新失度。因此,世界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前景不明。同时,虚拟经济吸纳大量投资资源,并积累起越来越大的风险。第二,由于体制机制趋向于缺乏弹性,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衰减,赢利能力高度依赖于金融虚拟经济及其支撑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剥离、重组、证券化等),而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整个经济机体就可能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渗透能力都呈现缺乏适应性和扩张力的疲态,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结构和社会(居民)财富结构巨大变化的现实,表现为销售乏力,因而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信贷扩张。 我国工业化的广阔空间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乐观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发达国家的产业根基存在深刻矛盾,它们只有解决了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技术路线方向、升级路径和机制模式等问题,经济增长才会有长期的乐观前景。那么,我国现阶段的产业发展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近30多年来,工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最深刻的领域,也是我国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但是,我国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尽管从经济产出的构成看,工业已经占有很高比重,似乎已达到工业国的标准(其实,我国工业的比重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比重),但从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看,农业仍然占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转移的过程远未完成。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解决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只有形成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交通运输、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所以,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业,仍然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而且,从工业本身的技术特征看,我国工业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工业投资和扩大工业规模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效益合理性。这是各地具有发展工业的强烈愿望的经济学根源。 当然,工业增长和发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对此应有科学的认识。工业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工业率先改革开放而其他大多数领域相对滞后所产生的,不应都被归结为工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例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资源开发利用制度等的变革落后于工业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不应被归结为工业发展的恶果。人们常常指责工业消耗了资源。其实,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工业创造了“资源”:地球上以及太空中的物质是“资源”还是“废物”,完全取决于工业技术能力和需求。如果没有工业,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都不是“资源”。有了发达的工业,才能节约或高效率使用地球物质,包括土地、水、矿物等。人们还常常指责工业破坏了环境。其实,工业是保护和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工业,人口密集的我国不可能保持青山绿水,荒凉贫瘠的土地难以成为适合人群居住生活的地方。有

国际形势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对抗和较量,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国际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外学术成果有限,在这里只是对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塞谬尔·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此书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提出了“新国际冲突论”。在他的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冷战后的几种冲突。他认为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约瑟夫·S·奈还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权力”。约瑟夫·S·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在相对下降,“软实力”在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均势论”,这个理论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有所提及。基辛格认为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大外交》的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提到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类似于 18、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也提到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

国际形势论文篇(8)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转贴于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樊瑛,2007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12):4-8.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0-11

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国际形势论文篇(9)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2@ZH015)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70-02

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此类课程的研究。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地位决定高校要加强对它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从这一门课的特殊性来看它的重要性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高校本、专科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高校开设这门课,既要承担着向大学生及时介绍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任务,又要使这门课教学实施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因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这门课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这门课程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同于政治学的纯理论课;既不同于思想品德课,也不同于专业课。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治性。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疏导,解疑释惑,情感交流,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其次是思想性。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是十分明显的,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有对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清晰阐述,要有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要有对相应政策的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既要让学生钻研知识与学问,又要让学生掌握德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再次是动态性。由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教学内容也要相应调整,每个学期、不同专题,教学内容都是变化的。由于这门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动态性的特点,决定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研究。

2.高校要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从课程性质说,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2]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从课程内容说,“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改革措施等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前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提高认识,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世情,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融入社会,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对形势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教研的支撑就不能全面完成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任务,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的。

3.高校要从社会需要和学生运用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大学生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学生踏入社会就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难题。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合作共事?首先是学会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认真研读有关文件精神,吃透政策精神,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懂得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既不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又能灵活变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是顺应形势与政策,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定准方位,发展自我,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再次是利用学校学过的有关知识,自觉运用,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力,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机遇与挑战,坚定理想与信念,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报效祖国,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二、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以教学带动教研

在教学方式上,将这门课列入学生培养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开课。在时间安排上,做到四年不断线,前两年釆取理论讲授为主,辅之与实践相结合;在大三期间,以大学生专业的社会需求形势、大学专业学科发展前程和基本走向的形势为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形势与政策教育,如培养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等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四期间,以学生实习、就业、创业、考研为主,开展相关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样做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常学常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通过教学带动教学研究。

2.高校要以教研促进教学

教学与教研,相互贯通。通过教学发现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通过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论文,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教研促进教学。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教学—教研—再教学的过程。这几年,来南华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参观考察的学校不断增多,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外校来我校参观考察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和责任。

3.高校要以专题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湖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形势与政策”课十分重视,制订政策,下发文件。如省高校工委、省哲学规划办联合发文,提高研究级别和档次。近几年我校又获得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专项课题项目支持,教育部还把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列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共建团队,作为该课程观察点学校之一。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12@ZH015)又把我校列为该课题的子课题之一。这门课有校级、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通过专题研究既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又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时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高校要加强这门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是分析各类国内外时事和热点问题的主要依据。要开展对不同时期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得深一点,讲起来就有力度,就有针对性,就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如的《论持久战》、《目前的形势与我们任务》,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高度,从而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又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谈话》,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不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不符合实际或偏离实际,就会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2.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政策问题研究

基本政策主要是国内和国际规定、规则等,国内方面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方面包括联合国、多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有关规定和规则。形势问题,从宏观上讲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从内容上讲,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农业形势、农村形势、工业形势等。每一项大的内容中都有基本政策问题,如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产政策、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这些基本政策要好好研究,研究清楚了,讲起课来就有说服力,就有理论深度,有分析高度,有说服力度,就能打动学生,启发学生,就会有人“愿意听、喜欢听、还想听”。

3.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研究

这门课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实事求是原则,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首要原则和方法;矛盾分析法,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三贴近”,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还有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等等。

4.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回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就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课表,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机构,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有一定形式的教材。因为这门课教材编写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所以编写教材难度大,也就是说,教材编好了,部分专题内容又变了,特别是具体数字又变化了,跟不上形势变化。我校每年每学期都安排5个专题,坚持“短、平、快”,集体备课,教授牵头,专题组长负责,统一讲稿和课件。经过努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这门课程又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往省里推荐评奖。同时,学校又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责任教授岗位课程。应加倍努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认真总结,好好研究,弄清优势与不足。既往优势和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

总之,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教育教学研究。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深化教学,才能把它办成校园“焦点访谈”课、特色鲜明的课,深受学生喜欢的课。在十精神鼓舞下,以实现教育梦想托起“中国梦”,因为教育是托起“中国梦”的基石,“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辛勤耕耘。高校教师只有都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梦想,才能使青年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托起真正的“中国梦”,只有通过实现更多“个人梦”,才能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国际形势论文篇(10)

【关 键 词】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国家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成因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一)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 

 

可见,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由同质商品的价格(成本)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商品的品质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恰好能够一一对应。可见,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等同的,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 

 

(二)竞争优势的来源与比较优势的来源 

 

波特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在客观上也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众多解释的整合与完善。 

 

 1.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4个关键要素。波特认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在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他用国家竞争优势菱形描绘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4个关键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或是仅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是一致的。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大学研究所等,它们是比较优势论中的内生性生产要素,如信息、人力技能、技术、研发的载体或创造者。波特进一步指出,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能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但同时,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素质又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所不能缺少的基础。可见,竞争优势论的生产要素观不仅整合了比较优势论中的众多要素理论,而且其就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的论述更是对要素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波特还认为:“生产要素优势有它重要的动力特征,象知识、科学或产品改善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标准就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阶值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他主张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个人应共同对高级生产要素进行持续性的投资,刺激其发展。竞争优势论强调对生产要素进行动态地开发和升级以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和比较优势论中的动态理论不谋而合。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林德的理论进一步通过国家间存在需求结构的相似性来解释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现象。但波特认为,这样的解释尚无法说明偏好相似的国家间贸易的流向。他指出,即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备了竞争优势(注:波特曾举瑞典为例,该国的发电厂集中在南部,而能源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北部,这种独特的内需市场的特点使得瑞典在远距离高压电传输设备中领先全球。)。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产业若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而且彼此之间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因此,更容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虽然产业内贸易理论已将比较优势的研究从国家和产业层面部分地引向了对微观企业行为(如销售政策、品牌战略)的探讨,但波特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教授,他对竞争优势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的竞争战略入手,逐步推进至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因此他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阐述更为独到和深入。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来自本国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欲望,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强劲的良性国内市场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事实上是外国竞争者无法复制的”。这些观点都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2.四个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是竞争优势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所欠缺的地方。波特认为:“如果企业只依靠一项关键要素竞争,除非能由此扩张出其他关键要素,否则连保持经营都会有困难。”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要素的表现。波特在其著作中详细列示了每种要素对其他3种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指出:“要能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可见,4个关键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从而使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 

四、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竞争优势的概念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类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较比较优势论有所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此领域的空白。 

 

竞争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描述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结构,可以把它视为是对经过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比较优势论就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成果的一次初步成功的整合和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整合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比如,就分析手段而言,比较优势分析采用的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法,指出一国在拥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必然也拥有比较劣势,因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注:在忽略运输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两国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成本比例完全一致的现象。),而竞争优势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只是通过各国环境存在差异并且资源毕竟有限的角度认为每个国家应该能够找到在本国生产最为有利的商品,但这仅仅是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可见虽然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互补,但毕竟无法涵盖一般均衡分析的全部,给竞争优势模型留下了遗憾。 

 

竞争优势论创立至今不过10余年,还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其自身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通过对比较优势理念更为深入和全面吸收,经过不断磨合,竞争优势论将进一步确立其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地位。同时,比较优势的理念仍将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理念,在竞争优势的外衣下不断充实和完善,继续指导各国的贸易实践。 

 

【参考文献】 

 

 [1] michael e. porter.pattern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succe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march-april,76. 

 

 [2] 熊贤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分离和结合》,《国际贸易问题》,1991年第6期。 

 

 [3] 翼名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2期。 

 

 [4] 符正平:《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比较分析——兼论新竞争经济学及其启示》,《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8期。 

 

 [5]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6] 谢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1年第4期。 

 

 [7] 盛晓白:《简评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8期。 

 

 [8]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5页。 

 

 [9] bertil ohlin:《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台湾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8年版第3-4页。 

 

 [10] 唐海燕:《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与政策》,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78页。 

 

 [11]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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