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一是要改变过去职校非凡是中等职校中“应试教育”的倾向。
中职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升学愿望更加强烈，导致了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使得作为手段的考试成了不少学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们的学习经常停留在知识的表层，而对蕴含在知识中的智能价值则不很重视，其素质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种情况不改变，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职校摒弃“应试教育”的倾向，可从根本上解放学生的思想，活跃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正是激发学生创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二是要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为此，要改变过去职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知识面过窄、过专、过偏的现象，进一步拓宽专业范围，淡化专业界线。在课程设置中要削技强干，加强综合性强、适应面广、有较强的迁移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育和练习，以此来增强学生对科技发展新趋向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能。
三是要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为此，职校要改变过去对学生重智力培养，轻心理健康教育的现象，要在重视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着重培养他们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对挫折、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不断更新且呈综合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职校要改变过去课程设置上的单一、狭窄现象，加强课程综合化。要根据人才市场的现实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在要求，科学地确定各类教育的结构和各类课程的比例，力争做到摘要：
（1）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在注重应用性的前提下，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大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的潜能。
（2）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一线的应用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课程及课程体系必须以职业或职业群需要作为重要依据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要在课程设置中注重学生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奠定在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种迁移能力。否则，专业太窄，无法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品格得到全面发展，轻易造成他们专业不对口而一时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
（3）文理学科相互渗透。目前，我国职教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文理学科各不相通，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应文理兼容。
（4）增加选修课。非凡是中等职业学校，过去选修课较少，有些学校甚至没有，这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校应增加选修课，且答应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他们对知识技术的自主选择权利，摆脱他们的被动客体地位。这有利于学生全面地熟悉知识，使其素质全面提高。
三、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职业教育要求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职教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动手能力弱，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职教要大力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1．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师资队伍。
职业学校的教师在以本学科教学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学校教学需要及自身条件和喜好，选择一至两门和本学科相近或相关的课程进行系统学习。这有利于更好地协调课程间关系，也有利于教师从专才向通才发展。
2．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
0引言
进人21世纪，企业进人了一个以知识为主宰的全新经济时代，企业从以货币和物质为主导资源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资源。如是，人力资源，即成为企业的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的价值，即成为企业整体竞争力的第一标志。企业追逐人才，人才选择资本。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职能。
1新经济时代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
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是企业开发的首要对象。因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作用，在于要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要(充分而必要)的人力资本。只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有效结合，才能成为企业财富不断增长的源泉。如此，企业需要“综合型”人才;企业要采用“终身教育型”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配置手段，除了有形的“场为煤”的人才大市场，还有无形的“网为媒”人才大市场。
1.1新经济时代企业褥要“综合型”人才
在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是“感激型”人才，人们感激党和人民政府，感激单位，感激父母，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到了七、八十年代，提倡“复合型”人才，诸如:具有理科背景的工科人才，具有工科背景的管理人才，光?机?电一体化人才，等等;进人九十年代后，走俏的是“信息型”人才，这一方面是信息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谁能捕捉到信息，谁就能不失时机地主动进新经济时代的人才观，应该是上述“三才”的“综合型”。新经济时代，企业仍然喜欢“复合型”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感激型”人才是能与人和谐共事，这是搞好一个企业最不可缺少的“协作型”人才;“信息型”人才能够不断地抓住机会，不断地创造新的价值，这是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创造型”人才。因此，新时代企业呼唤兼具“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的通才。这里，“协作型”是人才素质的根本，即便不能做到“三才”兼具，也必须是，或者“创造型+协作型”;或者“复合型+协作型”。在新经济时代，离开“协作型”的所谓人才，是不会有大作为的。
1.2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
如上所述，新经济时代，企业需要“综合型”人才，那么，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就要由传统的“雇佣型”转变为“培训型”，或称“终身教育型”，即不仅指专业知识的培训，还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创新意识教育;不仅指业余时间要学习，就是工作中也要坚持学习与提高;不仅指年轻员工要学习，中、老年员工也一样要学习与提高;不仅指对自己不熟悉的业务根据工作需要要学习，就是自己熟悉的业务，也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任务—企业培训。
企业培训，是传统教育(包括教材与教法)所无法替代的。国外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商学院;国内近半年多来，亦有六家知名大企业与大学合作已相继成立企业商学院，这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一场新的革命。身兼摩托罗拉大学、诺基亚商学院等多个培训机构的资深培训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研修中心吴兆颐博士高度评价企业商学院:“中国国内企业商学院的出现，不仅是人力资源培训的新纪元，而且一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通过“企业培训”，员工们不同程度地在经营、管理及操作实务上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新经验，从而不断提高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通过“企业培训”，企业员工不再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他们掌握多门知识，拥有多门技能，有很强的工作适应性。
1.3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配置手段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的变动，又引起职业结构的变动;职业结构的变动，再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川。这是一个连续的逻辑过程，它必将加速人才流动，包括加速社会、地区、企业的人才流动，也包括加速人才个体本身从事不同职业、工种的转换流动，从而促使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仅靠有形的人才大市场，已经远远不够了，企业和人才都将广泛而迅速地通过“网为媒”招聘人才或推销自己。在新经济时代，除了有“场为煤”的有形的人才大市场;还有跨地域、跨时空的庞大的“网为媒”这个无形的人才大市场。这一点，在许多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两种人才大市场相辅相成，都已得到健康有益的发展。
2新经济时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21世纪，企业的核心是人才，人才的核心是企业家与知识创新者。如是，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是知识型员工。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应是“客户式的服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应是“柔性化管理”。
2.1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
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不再是旧经济时代的“专制型”模式，一味要求员工依赖与服从;而是要转变为“服务型”的管理模式，即:企业把员工当作客户般对待(产品客户是上帝，企业自己的员工也是上帝)，要为员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产品与服务。例如，在企业招聘、录用、培训、工资福利、劳动时间等全方位、全过程中，为员工提供既富于挑战性的、又富于无微不至的关怀的一种灵活、有效的多元化服务;又如企业的利润分享服务;还有企业的授权赋能服务;等等。一句话，企业要把企业目标与员工期望“双赢”式地有机结合起来，使企业与员工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2.2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
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是柔性化。讲“柔性化”管理，是针对旧经济时代的“刚性化”管理而言，并赋予全新的管理理念。郑其绪教授曾这样概括柔性化管理的特征: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身教重于言教;肯定重于否定;激励重于控制;务实重于务虚(姑且称其为柔性化管理的三十六字方针)。
—显然，在柔性化管理下，不再有刚性化的约束机制，企业实施柔性化三十六字方针，可以极大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柔性化管理下，员工不再只是单纯接受自上而下的纵向批示而工作，而是同时又通过扁平的组织、网络式、相互合作式、沟通授权式而工作，这样，企业能够极大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
江西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伴随经济一体化、市场全球化、竞争白热化，当今社会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省与省之间，工业走向、市场营销、要素保障、经济联动均呈现休戚与共、密切相关，同进共退、相互影响。正是因为内部发展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显著增加，国际上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已把监测预警当成经济调控机制重要的组织部分，比如欧盟国家实行的经济监测预警“记分牌”。为减轻外部因素的波谲云诡、起伏动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总书记在2011年7月20日讲话中指出:要加强经济监测预警，加强宏观经济协调，注意把握好政策的调控力度和节奏。江西经济这些年来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日益走高。2011年，江西外贸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关口，达218．8亿美金，出口总量及增幅均居中部省份前茅。其中工业品出口占90%，出口超亿美元企业达到21家，尤其以铜、光伏、稀土、钨及制品份额居大。可以说，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已成常态的今天，江西工业发展不确定、不稳定、难持续的外部制约因素大幅增加，对我省均衡有效地组织工业生产增加了极大的难度。为此，要做到见识早、反应快、准备足，就必须主动应对，加快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要从大量掌握的定量数据入手，依据外部形势变化，及时到位，抢占先机，方能对下一步全省工业经济走势精准地科学定性、分析研判，为各级政府及工业主管部门适时、适地、适度出台政策措施，制定可行的因应办法，把各种外部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江西工业健康良性发展提供可靠有效的保障。如上海市WTO事务中心纺织品预警监测平台2003年建成后，对美日、欧盟有关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连续监测分析。一旦某一时期数据曲线波动异常，专家组针对性发出预警信息，视情况不同对有关企业提出不同处理应对意见。上海此类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保证生产均衡化、发展平稳化和调控管理的科学化，必须加快江西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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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二：地方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19―03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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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诗白，论当代技术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6，(7)。
[3]季正松，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家，2005，(2)：21-2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038-02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它是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后来经过斯大林、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并和资本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想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广泛性和实践性，在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百多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得到了不断的新发展、新飞跃，但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那种紧密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发展时期已经不复存在，这也直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在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马克思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我们认识、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社会生产关系是依据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而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从1970年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重要趋势。其中有詹姆斯・奥康纳、让・鲍德里亚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问题框架、解构问题进行阐释。
在2000年，埃纳斯图・斯奎帕尼提学者提出，立足现代主义角度，马克思经济理论主要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经济理论作为“理性人”的社会科学，注重实体论、均衡论，人类主体能够普遍、积极地改造社会，是实在论、决定论的影响。立足后现代主义角度，马克思经济理论将历史阐释为目标开放过程，社会关系结构的解释，不追求经济均衡，无人本主义否定了实体主义。可以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两者之间互相对立。
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注重无序与结构变异，研究历史演化、意识形态改变等内容。在1997年，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曾深入分析、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社会，然而并没有在社会经济转型、资本积累理论中，纳入生态破坏内容。所以，需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注重自然界的地位。在唯物主义中，不断融入自然维度、文化维度，促使其不断内延、外扩。同时，随着文化实践、工艺水平不断发展，阶级力量由多种元素决定。在同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也存在差异。另外，自然生产是对任一阶级结构、社会形态的发展。总之，生产关系、生产力构成了社会劳动，而社会劳动与自然界、生态学与语言之间，除具有调节关系，还有反调节关系。立足后现代主义角度，实现历史唯物主义重构。
而鲍德里亚曾提出，后现代性和现代性是一种断裂关系。随着消费社会产生，消费内涵出现根本转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物品之间关系日益突出，与历史、文化层面相互渗透。所以，我们必须放弃现实经济学批判，提倡超现实经济理论。鲍德里亚认为，在交换价值上，马克思经济理论注重“使用价值”的解放，但并未超越物质思维、资本逻辑。处于当代社会，媒介生产逐渐取代了物质生产，符号标志维度逐渐取代了物体实用维度，个体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注重支配、控制，使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消费社会，按消费无意识，认同社会体系、消费体系。鲍德里亚的符号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然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却背道而驰。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分析
（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和论述，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会向两极方向发展，那就是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和被剥削，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从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进步，相关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都在呈向上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呈现出过多的灭亡的迹象，因此这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济理论是相悖的，所以当代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纵观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总共有五个，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直接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而来的，比如我国是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军阀统治之后建立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建立起来的。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刚开始时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计划经济模式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体系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实行改革开放也被实践证明为符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方面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解决好。
（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完善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长时间实践发展，不仅对资本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并随着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面对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在为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比如为了更好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创新与完善;为了更好地提高对外贸易能力和更好地发展经济，促进区域增长等相关的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这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紧密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指导和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前景与新途径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是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鲜明特色的理论，因此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可以引申出更多的经济性理论，比如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理论上，可以引申出价值量、价值实体等相关的理论，进而更好地指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批判性地学习西方经济学，积极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源泉来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应该重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可以借鉴和可取之处，因此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学习，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前景。但是从二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代表的阶级利益等方面来看，二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彻底的一元论者，我们要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也要承认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也是值得学习的。另外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还要善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新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此外，还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为基础，联系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发展。在以上基础上，批判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全新框架体系。
四、结束语
尽管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由于综合形势的影响而受到了挑战，但是这绝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而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科学的、发展的，它具有很好的发展应用前景。在新时期、新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对于新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和经济问题等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以此来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容，保证其强大的发展生命力。之所以会遇到如此多的挑战，主要源于极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因为挑战的存在，才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而我们也应该在经济社会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积极寻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刘国靖.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3）：17-21.
[2]谭华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难题与前景[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0（6）：71-75.
[3]干靖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历史发展[D].郑州：河南大学，2012.
Abstract : For what is the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hould not be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lso not western economics, but based on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absorb reference for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of the western economics by China economist theory innovation , can solve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China economic theory,"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can with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given priority to, to facilitate the students late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estern economics The mainstream of contemporary China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理论的发展仍然滞后，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就是对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认识不清。究竟什么是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说法很多，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与国际接轨”，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应当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应当承认，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文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无疑起到了有益的重要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往往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仅仅充当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宣传者。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出现了像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做出了建设性的工作，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日渐衰微，在高校的经济学的教学中，两种理论并举，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弱势地位，西方经济学处于强势地位。本文探讨的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问题，是为了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教学提供参考，更好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理论界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还有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论》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传入我国后，被作为指导计划经济的理论，虽有发展，但终究没有形成学派。西方经济学则是指流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政策主张，可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众多流派。这两种经济理论都无法直接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经过“去粗取精”，成为自己的理论，方可被用于指导我国经济建设，这也应当是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西方经济学没有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涌入，打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两种经济学并重的局面。
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对我国经济学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绝不是退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的，并且就其主流来说，已经对实践发挥了良好的作用[2]。
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科学性和实用性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不是谁人可以抬高或压低的。客观判断西方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应当少一些主义之争，多一些务实的态度。
中国应当探索和建设自己的经济学，吸收古今中外经济学优秀成果，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发展之路。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在不断努力，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经济学虽然距离成熟的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经济学要取得的进展，必须弄清楚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问题。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借鉴外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如果不这样看问题，而是一味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一切以前人的论断为依归，势必不能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或正在确立的一系列原理，甚至还会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怀疑和抵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着重点在计划经济,我们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分配制度，显然都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得到答案。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么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本上找不到答案。
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基本国情不同，并且实践证明，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它的历史科学价值，这种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作为古典经济学，深刻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在建国初也确实发挥了发展经济的作用。
西方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有它的理论体系，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有其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市场机制的分析，经济运行方式的研究，经济管理方法的研究，以及数学的应用等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应是中国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吸取国内外经济理论的精华，有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认清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教育有重要作用。由于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为了有益于学生的发展，教学时应当偏重于西方经济学，但不能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应以此为基础，研究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为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做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跃 《中国经济时报》 2005-03-01.
中图分类号：F0―0；F043；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159―05
2007年发端于美国目前还在发展的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一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再次折戟沉沙。而《资本论》的重新畅销(“欧洲重新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著名经济学家洪远朋再次修订完善的《通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于2009年11月21日在徐州师范大学隆重开幕。来自淮海经济区的20多所大学的近百名学者与会。海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马艳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于金富教授等著名学者莅临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徐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徐放鸣教授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词。
现将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理论贡献
1．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承与创立历史过程的新概括
程恩富把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和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不良倾向。即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于金富则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奠基阶段(1978―1986)、初创阶段(1987―1996)和确立阶段(1997―2000)。
2．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历史贡献
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尤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远非西方经济学可比的历史贡献。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应该指出，这一积极作用不包括华尔街版的所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所引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十多年来在很多方面误导了改革，而且现在依然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障碍。还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历史贡献功劳的抢夺现象。对此，程恩富指出：“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真正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理论贡献的，是“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某市场”、“某股份”之类的学术炒作，程恩富以一丝不苟的科学考证精神(指出何年何月发表于何刊物)，实事求是地作了十个方面的甄别：“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田雪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洪远朋是经济利益核心理论和政策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程恩富是大文化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由此再看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媒体经济学家”的“被吹嘘”现象，就引人深思了。
此外，我国学者吴树青、苏星、吴宣恭、林岗、张宇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新；卫兴华、蒋学模、文魁、胡钧等在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中，突破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纳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理论；季崇威、高鸿业、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然性的经济思想，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层面对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等等，都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再创新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原则，程恩富将其“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并做了精彩阐释，赢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
程恩富指出：“‘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为用”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国情为据”，即“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 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另外，程恩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还提出了五个注重，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等国家领导人仍在不断地吸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都进入了一个新层面，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
河南大学于金富高度肯定了程恩富提出的学术原则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贡献，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基础”、“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内容”的创新上提出了五个创新并概括为“五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论：“特色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体制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重大创新――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论：“分配论”。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再深化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
徐州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当前任务、历史本质作了系统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提出了“三阶段论”和“三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即“雏型初建、定型确立、完善成熟”。与此相应存在三种历史形态，即“雏型、定型、成熟型”。并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中不变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本质。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过程视角，审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不搞单一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历史本质，用产权理论术语表述，即人力产权回归主体并得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雏型初建历史阶段的雏型基本经济制度只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初始起步，定型确立历史阶段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的基本确立，完善成熟历史阶段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才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加快进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的历史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这种不同，既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过程性，又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即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则以及利益分享式经济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原则。
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程言君首先强调了“当前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充分认识和排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倾向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异化，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把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其次在人的异化复归的历史高度和经济、社会主人是人的客观本质上，论证了人力产权的微观自然属性和宏观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内涵”。认为“从人的微观自然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自身人力的载体或天然主体，拥有对自身人力相关的一切天然性权利。这些天然性权利，是由人力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从人的宏观社会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拥有的一切社会性权利。这种社会性权利，是由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经济(社会)管理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进而论证了“人的异化的复归，人力产权不断得到充分自主实现，作为人类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历史本质，现已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的历史本质”。这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一种新阐述。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王超教授阐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认为二者之间是本质的融合，而不是外在的撮合，更不是水火不容。有力地批驳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过去那种通过国企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体制转轨”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的观点。
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厚廷教授分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选择。认为“策略性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重要性正在通过制度实践强烈地表现出来”，“依循人类本性是尊重人类本性和现实规则的统一，可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制度分工格局意在形成政府职能在其界域之内的进一步强化及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优化整合；扩充制度瓶颈可以提高制度体系效能，在操作层面的重点选择是制度末梢；制度系统中责任主体的存在来源于制度的对称性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化可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2．关于“中国模式”
李炳炎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十个显著特征：(1)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2)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改革的目标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4)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5)改革的依靠力 量是“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6)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7)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8)改革的路径是“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9)改革的效果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10)改革的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
程言君高度肯定了李炳炎对“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举世瞩目，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决定的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激发出了人民为自己而劳动的高度积极性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假以“产权改制”的“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极端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1．关于劳动价值论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冠军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要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突破口；二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科技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所在；三是明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四是建构起与科技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五是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于科技时代加以发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所遇到的“难题”做出正面科学的解释，彰显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冯玲玲博士认为：“要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其基本理论内涵，即‘两大基石’(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与‘一个核心’(价值的创造)。”认为“科学技术、资本、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新时期应适当扩展生产劳动的概念，应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应属于劳动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朝林副教授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指出“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以及“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他建议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善再分配机制来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刘刚博士通过研究“曼德尔命题”发现，该命题“对于认识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分工问题也有明显的学术意义”，而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等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具有较好的学术前景”。
2．关于“资本”的内涵与形式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可博士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构造，指出“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应运而生，并认为“资本化的过程先是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其次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然后是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资本化，由物及人，逐渐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人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统统纳入到与扩大再生产有关的环节当中，不断地赋予资本以鲜活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资本扩张与资本概念拓展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3．关于《资本论》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
淮海工学院薛为昶教授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认为《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交换中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鲜明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范畴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界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
五、关于金融腐败遏制、金融危机化解与金融生态保护
徐州师范大学杨晓丽副教授研究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她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成本较小，而腐败收益随着权力的增大越来越大，导致我国金融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因此，“从腐败收益角度来讲，要尽可能减少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反腐败”，即“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不断完善包括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
徐州师范大学侯铁建博士认为俄罗斯化解当前金融一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政策。由于中国和俄国发展背景相似，因此，他主张借鉴俄国经验，加大政府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深度介入，“避免经济运行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活动对外部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徐州师范大学施同兵博士研究了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生态”问题。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就是“由金融主体系统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基于金融生态视角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审视”，他认为“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失范、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迅速打破全球金融经济的动态平衡，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