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基金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012－09

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与该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密切相关。体育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基金项目，代表了国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层次和水平。它的设立不但可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而且可从宏观上为科研人员研究选题提供导向和引领作用。自1997年“体育学”被增列为一级学科以来，有关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已有不少学者从立项的数量、主持人所属单位与地域、立项研究内容及研究热点等方面做过系统分析，但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未有涉及。因此，本文将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的1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主题条目和立项项目为依据，对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一是探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以下简称为课题指南)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二是从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中寻求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重点、热点以及渊源流变；三是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期刊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轨迹、现状和发展态势；四是通过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分析以及学术界对体育学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分析提出课题指南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更加合理的体育社会学发展规划和课题指南提供参考。

1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分析

1.1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指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党在某一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为依据，紧密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要点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提出。课题指南条目的设项首先由全国社科规划办向有关部门广泛征集研究课题，并委托各学科规划评审组提出建议，然后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汇总整理，报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由此看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代表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的最新方向，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选题的导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旨在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课题指南一贯坚持“口径宽厚”的原则，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据统计，1999～2009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共设研究条目160项。根据课题条目内容的相同或相似，我们将这160项条目归纳为17个研究主题(见表1)，并根据每个主题研究的内容分别提取一个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并未列出每项课题的主题词，本研究只是作者根据研究需要按照自定的标准去提取。由于受可操作性的限制，这种提取只能说是一种大致粗略的提取)。通过统计主题词在160项研究条目中出现的频次，判断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社会学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一般情况下，主题词出现的频次越多，表明社科基金对某研究问题的关注程度越高，该主题词所对应的研究主题可能就是一个研究热点。由表1可以看出，1999～2009年11年间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与市场化、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理论、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

1.2课题指南研究项目的类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类别分为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3大类。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方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申报年度内单独，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指南在前一年年底。

1)重大招标项目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档次最高的课题项目，主要支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自2005年设立以来，与体育学有关的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方向有2项：一是2006年设立的“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二是2008年设立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研究”。由此看来，与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研究的课题无疑成为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研究方向。

2)重点项目课题：重点项目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的研究前沿，在每个研究主题下附简短的提示，供申报者设计课题和论证时参考。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2001～2003年均有重点课题，其研究主题包括：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北京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北京奥运会对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声望的研究、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大众体育发展研究、中国体育简明通史等。从指南中的重点研究主题可以看出，2001～2003年北京奥运会、体育事业发展、大众体育、体育史研究处于学科研究的重要位置。

3)年度项目课题：年度项目占社科基金项目的绝大部分，设定了学科本年度的重点研究范围，指导本年度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的申报。1999～2008年体育学共设年度研究主题条目150项，占总研究主题条目的93.75％。

1.3课题指南条目内容导向

由表1可以看出，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所提供的研究条目多倾向宏观层面，立足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高度，以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从课题指南的指向上看，大多都是研究阐释党和国家在体育学科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体育产业与市场化问题研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这些都是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体育发展宏观政策紧密结合的必然。

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国务院1995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密切相关，因此这一重大问题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优选支持的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立足国情、立足当代”的导向作用；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国人多年来的梦想，从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到成功举办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工作部署密不可分，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相关问题研究(申办、效益分析、奥运理念、社会心理、组织管理、基本经验等)予以了极大的支持，研究主题条目达15项之多，占整个条目总数的9.38％；在1999～2009年整个体育学社科基金指南研究主题条目中，有关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研究的条目也占有较大比例，充分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导向指引。体育产业、体育市场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课题指南反映了这些热点问题并予以及时导引；社区体育、农村体育、学校阳光体育、国际体育、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等应用研究主题在近年的课题指南中也频繁出现，充分显示了课题指南对应用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导向性。

1.4课题指南导向的动态与趋势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时段性，在不同的时段内其研究方向、重点有所不同。通过年度指南条目的主题指向分析(见表2)，可以折射出某一周期内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导向特点、基本轨迹及发展趋势。

由表2可以看出，课题指南中有些研究主题条目多年持续出现，而有些条目则出现明显阶段性变化。例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始终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和主攻方向。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几乎每年均有此条目，且所占比重在近年来有增大的趋势。从21世纪我国体育发展战略问题到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问题，深化体育体制改革问题，体育事业单位改革问题，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问题，中国体育社团改革问题、体育区域发展问题，都市体育、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发展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体育发展问题等，都是我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这些条目的设立，在研究方向和范围上对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也是自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一级学科设立以来一直高度关注的课题。《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提高健康素质的纲领性文件。与此相匹配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内涵、构建方法与步骤，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使用，健身器材的合理配置，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等课题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并将持续一定时期，这也充分体现了课题指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政策性导向作用。表2显示，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问题研究的条目具有明显的时段性。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在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首次出现了“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条目。从2002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7年中，“奥运会”成了课题指南中最抢眼的关键词，与“北京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主题条目达17项之多，其中含有2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充分显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解答重大现实问题的导向特征。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体育重大工作部署重点的转移，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条目会逐步淡出。体育理论在体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我们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体育的知识基础，也是实现体育跨越式发展和应用研究创新的“基石”。从课题指南主题条目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对自身学科前沿基础研究也非常重视。1999～2009年课题指南在体育学基本原理，体育的地位、价值、功能变化、发展前景及存在问题研究方面均有设项，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紧密跟踪中外体育科学前沿，“注重基础研究”的导向作用。体育管理一直也是课题指南中的热点条目，其主题词在课题指南中的频繁、持续出现，其研究内容也逐渐走向实用，说明其在体育社会学科中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问题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及体育可持续性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发展的模式和机制，对体育新政策的制定和现有政策的修改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此条目在1999～2009年课题指南中不断出现，说明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将成为未来体育发展方向。竞技体育承担了为国争光，提高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国际声望的重任。自2001年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每年均有相关条目，表明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竞技体育发展的态度。体育法学、体育史条目是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关注的热点，而近5年来这些主题已从指南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前沿研究，如体育文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中外体育比较等。至于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等一些本该热门的课题却似乎在课题指南中出现频次较少，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与国家社科基金单列教育学科有关，因为每年教育学单列学科都设有学校体育与卫生二级学科，其中包含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相关内容。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与学校体育相关的条目自2005年始每年均有出现，一方面说明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校体育关注度在提高，另一方面预示着学校体育、学生体质问题研究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将成为研究的热点。此外，课题指南中还有一些主题词，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在一定程度上与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特定政策的出台不无关系，这一方面印证了体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执政党的某些路线、方针、政策要在体育学领域得以贯彻执行，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同时也证实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政治导向作用。

2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析

2.1立项项目的研究类别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1999～2009年11年间共立项425项(见表3)，其中重大招标项目4项，占0.94％；重点项目19项，占4.47％；一般项目282项，占66.35％；青年项目87项，占20.47％；自筹经费项目2项，占0.47％；西部项目31项；占7.30％。从表3的数据来看，近年来立项数量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5年明显增长，占立项总数的63.76％，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对体育学科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症结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和突破，要有高质量的理论支持。

2.2立项项目的研究内容

1)重大项目课题立项内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1999～2009年11年间共立项4项，分别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文理念、社会价值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2006年)；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备战、参赛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06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研究(2008年)和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的战略研究(2008年)。从立项内容分析均与2008北京奥运会密切相关，且与2006年和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内容相对应。

2)重点项目立项内容。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共设立19个重点项目，其立项主题内容包括与体育事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4项、与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4项、与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2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2项、与体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2项、群众体育现状调查1项、体育史1项；体育法规1项、民族传统体育1项、体育文化1项。重点项目的设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有效地解决当前体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2002年立项的课题“举办2008年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2004年立项课题“关于构建新世纪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框架的研究”等，为国家有关部门解决体育发展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3)非重点立项项目内容。非重点立项包括一般项目282项、青年项目87项、自筹经费项目2项、西部项目31项。其立项主题内容涉及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62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54项、与2008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23项、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研究5项、与体育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32项、与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包括体育旅游)相关问题的研究53项、与竞技体育理论和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45项、与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相关的研究20项、与体育法学(包括体育法规、体育道德)相关问题的研究13项、与体育史相关问题的研究8项、与国际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5项、与民族传统体育问题相关的研究21项、与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12项、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24项、体育与媒体关系的研究5项、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研究6项、与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问题相关的研究16项。

2.3立项项目研究内容的动态

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共立各类项目425项，按年度立项研究主题词频数分析，可以看出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研究主题在不同年度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从各研究主题立项的比例及年度立项数目(见表4)可以看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与实践、体育产业与市场化、竞技体育理论与发展、体育管理相关问题研究一直占据着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主导地位，每年都有课题立项，且在大多数年份有多个项目被立项，反映出这些研究领域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北京奥运会有关问题的研究立项集中在2003～2007年，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强调问题意识，突出对重大社会现实热点、难点问题的解答能力以及应对重大战略工程的前瞻性。体育基础理论研究是体育发展的“基石”，虽然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每年几乎可以看到，但立项数量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于体育学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体育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以及事关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和政策问题的研究立项更少。体育法学、体育史、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的对象，虽然立项总量不大，但在大多年份均有立项。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学校体育近年来立项数量呈稳步增加态势，有望进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流。体育与媒体(传播)关系问题研究立项出现在2005～2007年，与北京承办奥运会有关，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其相关内容的立项也会淡出。国际体育问题研究虽有立项，但数目很少，符合国家社科基金“立足国内”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有不少是跨学科研究项目，如体育产权、体育旅游、休闲体育、都市体育、体育公平问题、体育地理、体育信息、体育保险、体育环境等，这既与国家社科基金推动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导向有关，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然。

3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的比较分析

3.1课题指南立项率

课题指南立项率是指在课题指南中被立项项目的比重，可用于表示课题指南的导向程度。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确立课题指南条目160条，立项项目基本与课题指南条目相一致的项目达144项(扣除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立项率为90.00％(见表5)。从表5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立项率除1999～2000年间偏低外，2001年后均超出80％，其中2004、2005、2007年达到100％，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有较高的导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部分年份课题指南或课题指南中的部分条目的导向性还不尽人意，如1999年课题指南7项研究主题中就有体育运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体育法律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当代国际体育研究3项没有得到立项，1999、2000年课题指南均设当代国际体育研究条目，但连续2年未得到立项，2005年与体育理论研究相关条目4项中有3项没有得到立项。分析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申报者的标书质量和研究者的水平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研究难度较大、研究面太窄、政治性或政策性太强有关。

3.2课题指南导向率

课题指南导向率是指在所有立项的项目中被课题指南指引项目的比重。1999～2009年11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425项，其中基本按课题指南设立的有340项(包含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导向率为80％(见表5)。按年度分析，除2005年低于70％外，其他年份均超过70％，其中2001、2002、2003、2004、2008、2009年均达到或超过80％。

课题指南导向率一方面显示了学术界对课题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说明立项项目与课题指南匹配程度。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要求，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条目，一般只规定研究范围、方向和重点，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应用对策研究方面的条目，一般要求按题申报，不能改变题义，题目的文字表述可自行确定。国家社科基金一般不受理自选课题。按理说，国家社科基金每年的申报数量与立项数量之比(课题申报立项率)不到10％，“十几个萝卜一个坑”的现象十分突出，在课题申报立项率极低的情况下，课题指南导向率应该是很高的。但1999～2009年11年间均未突破90％，分析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课题指南立项率偏低的原因外，可能与有些申报者提出了体育学科领域内相当超前和相当前沿的自选题目，

得到了评审专家的好评与肯定，给予立项有关。

3.3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是指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两者相一致的比例，主要反映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之间的依存关系。本研究根据韩兆洲等提出的计算方法，对1999～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1999～2009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确立的主题条目160项，立项项目425项，其中两者相一致的有144项，两者的相似度为0.77，其中2001、2003、2004、2008年相似度较高，均达到0.80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学科，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引导国家社科基金申报选题方面具有极强导向性。

4　立项项目后续应用导向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导向作用以立项为前提，以项目研究而展开，以业绩与成果来体现。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研究选题大多来自经专家反复论证后的课题指南，在立项时经过了严格筛选，是“命题作文”中优中选优的佼佼者。这既可在源头上保证研究者能够更准确把握国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使国家对体育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落到实处，又可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高水平学者群体中，为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中期检查、经费管理对保证项目按照课题的研究指向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产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空白。有研究者曾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检索发现，仅1999～2006年8年间，就有75篇国家社科基金在国内学界公认的体育学科最具权威的刊物《体育科学》上。这些论文不但站在学科前沿，展示了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内的新成果、新动向、新趋势，而且高屋建瓴，常作为期刊的导读论文和首篇论文，且刊登之后不断被转引，对体育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此外，“乒乓长盛考”等6项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成果要报》收入，“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和“完善体育法配套立法研究”等项成果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还有不少成果被国家体育管理部门采用，有的转化为体育法规政策，有的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转载介绍，有的开创了体育新学科、新领域，如中国体育通史、体育伦理学、奥运经济学、体育地理学、民族体育学等等，有力地推动了世纪之交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培养出一批功底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科带头人和体育科学研究后备人才，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体育社会科学博士点、硕士点的学科建设以及中青年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5　课题指南“以点带面”的导向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渠道之一，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出发，在保证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一方面通过基金支持引导研究者在学科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对学科重大问题研究的投入。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地方政府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导向的指引下，分别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资助，还有不少自由研究者通过追踪研究热点步入到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发展前沿的研究领域，这既是国家社科基金导向作用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社科基金“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结果。本研究以课题指南中所涉及到的主题词为检索词，对维普资讯数据库1999～2008年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进行检索，按前述标准对主题词进行归类(见表6)，并与课题指南、立项项目主题词一起画出折线图进行比较(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1999～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主题词与CSSCI期刊论文主题词频数折线有惊人的相似。这一方面可以从中折射出这一时期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在“以点带面”方面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同时也说明国家社科基金与这一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学术需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经过60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发展历程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理论思辨与分析比较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探讨了党和国家政策导向重要形式之一的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的导向作用，得出下列结论：

1)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整体立项率、课题指南导向率、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课题指南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方面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社科基金论文篇（2）

二、研究领域

皇甫晓涛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文化资本与资本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研究方向与学科背景为管理科学与规划科学，鉴识科学与认知科学，文化产业与文化金融，城市文化与文化治理，文化教育与教育科学，人类学与文化科学，美学与文化哲学，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信息科学与生态科学，并为跨部委、跨区域政府做多方面规划、咨询、智库研究。

三、研究成果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发表CSSCI论文30余篇，其中CSSCI检索论文20余篇，被中国期刊数据库引用50余篇。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项，主持教育部、建设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项。撰写著作16部，参编教材两部，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与优秀著作奖多项，并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20世纪中华英才奖，博鳌论坛国家生态理论贡献奖，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银奖，辽宁师大等高校多项优秀教师奖及北京交通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与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十余项。

皇甫晓涛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基于跨部委国家科研项目的文化、文化产业、产业经济学与金融、管理科学与文化管理、生态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学术与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创新研究；第二，基于跨区域、领域的政府、企业创新研发与规划、智库研究；第三，文学、美学、比较文学、哲学、史学、传播学、人类学、教育学人文科学与文化科学、认知科学与教育科学的学术、理论研究。

四、主要论著

1、开放的本土性与重写的现代性，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2、中华性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1日。

3、文化产业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构，清华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4、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体制研究，远东经贸评论，2006年第2期。

5、文化产业要重视内容生产，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

6、文化创新与产权市场，文艺报，2006年12月12日，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7、城市文化与产业哲学，人大复印期刊文化研究，2007年第9期。

8、关于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本创新问题的思考，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年4月28日。

9、让版权实现价值，光明日报，2010年4月15日。

10、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重构，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人大复印期刊文化创意产业，2010年第6期。

11、城市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城市化的自主创新基础，北大文化产业论坛，2011年下卷。

12、关于文化产权交易的理论思考，中国美术，2011年第6期。

13、如何确立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与规范标准——中国工艺文化城的文化启示（下），光明日报理论版经济部内参专题，总第280期，光明日报总编办，2011年8月29日。

社科基金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8-0139-03

为了研究国内骨科类核心期刊的各项计量指标的关联性，利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对骨科类核心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基金论文比、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等利用统计学分析上述7项指标间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2002～2011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1-10]中选取骨科类与以刊登骨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共13种）作为研究对象，基本概况见表1。

1.2 方 法

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期刊引用计量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及来源期刊计量指标基金论文比、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作为统计指标，对各期刊的2001～2010年的指标，做以下几个方面对研究：1）为了论证影响因子越高的骨科期刊，其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是否也越高，对每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其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做相关统计分析。2）为了说明骨科类核心期刊7项研究指标整体间的关系，对于骨科类核心期刊各指标整体间的关系做相关分析。3）骨科类核心期刊7项指标的聚类结果。

表1 13种骨科类核心期刊情况一览表（以创刊年限排序）

1.3统计学处理

文中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处理与分析，对每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和7项研究指标整体间的关系均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非参数方法），P

2 结 果

2.1 各期刊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的相关分析结果

分别对13种骨科类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2）看出，只有《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和《中国骨伤》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有显著相关（P0.05）。在对13种骨科类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基金论文比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2）看出，只有《中华骨科杂志》的影响因子与基金论文比有显著相关（P=0.014），而其他12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则无显著相关（P>0.05）。

2.2 骨科类核心期刊7项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

通过对7项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表3）看出，7项指标间总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基金论文比、地区分布数有显著相关，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基金论文比有显著相关，他引率与学科影响指标、基金论文比有显著相关，学科影响指标与基金论文比有显著相关，地区分布数与机构分布数有显著相关。

2.3 骨科类核心期刊7项指标的聚类结果

通过对7项指标的聚类结果（图1）看出，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聚为一类，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聚为一类。进一步细分，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他引率聚为一类，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聚为一类。

注：X1：总被引频次，X2：影响因子，X3：他引率，

X4：学科影响指标，X5：基金论文比，

X6：地区分布数，X7：机构分布数

图1 7项指标的聚类结果

3 讨论

3.1 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的相关分析

通过分别对13种骨科类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做相关分析，发现只有《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r=-0.793，P=0.033）、《中国骨伤》（r=0.884，P=0.008）2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有显著相关，而其他11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则无显著相关（P>0.05）；《中华骨科杂志》的影响因子与基金论文比有显著相关（r=0.855，P=0.014），而其他12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则无显著相关（P>0.05）。这与于挨福和马虎兆[11]得出的科学研究类期刊的基金论文比是影响因子最重要的影响要素的结论相反。

在做分析时出现了有些期刊的影响因子与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的相关系数是负值，但都无显著相关，说明可能会存在某些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越低的情况，或者期刊的影响因子越低，他引率和基金论文比越高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人为因素在提高影响因子；或者可能是不同学科、不同期刊由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不同，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不同，势必导致期刊间不同学科的影响因子及即年指标等期刊被引用计量指标存在差异[12]。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不同期刊有其各自的特性和规律，不能完全仅用一个学科期刊的研究结果定论该学科所有期刊的情况。综合以上我们认为对于骨科学期刊来说，不能认为影响因子越高，其基金论文比和他引率也越高，我们要理性的对待影响因子，尽量避免仅用影响因子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个期刊的方方面面。

3.2 7项指标间的相关分析

为了说明骨科类核心期刊的各项指标整体之间的关系，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基金论文比这5项指标间呈显著相关，地区分布数与机构分布数呈显著相关。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所有的这些评价指标均是期刊之间的相互引用才产生的。而一种期刊其影响力最根本的是其总被引频次，所以总被引频次就是这些指标的基础，如果一种期刊的文献没有被其他任何期刊所引用，则其他的影响因子等指标则无从谈起；影响因子是近两年的被引情况的反映，涉及的是引用半衰期的情况，即引用的有效程度；而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基金论文比等同理，反映的是评价更深层次的探讨；地区分布数与机构分布数所反映的是引用被评价期刊的各种期刊的地域分布及作者的机构分布，经过这些统计，使编者更加了解和掌握期刊的优势与不足，从而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推动期刊的不断发展。

通过对7项指标的聚类结果说明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聚为一类，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聚为一类。这是因为前5项指标属于与期刊质量关系最为密切的客观指标，很多核心数据库在收录期刊时也是将他们权重后对期刊的质量进行评价。而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则是文章内部特征的一个反映，与其他期刊对其引用没有关系，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不能客观说明期刊的质量好坏，例如《中华骨科杂志》虽然是骨科界的顶级质量期刊，但它的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并不是最多的。

进一步细分，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他引率聚为一类，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聚为一类。与上一段论述的关系相似，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他引率纯粹受其他期刊的引用所影响，而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除了受被引用情况影响外，还部分受其内在因素的影响，如期刊的办刊宗旨、定位、侧重点等等。例如《中华创伤骨科杂志》，其定位是国内一流的精品期刊，所以其吸收的相关基金资助的论文也较多；其定位是以临床研究为主的期刊，所以对于基金资助的基础研究方面的论文刊登则有所影响。所以内在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也是影响期刊质量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2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3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4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5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5]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6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6]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7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7]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8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8]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09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9]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10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社科基金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19-03

引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设立于1991年，是我国目前唯一的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项目基金。开设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目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设有社会学、马列・科社学、政治学等23个学科类型，基本形成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文库等七个立项资助类别。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大力支持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以下简称“马列・科社”）得到了蓬勃发展。本文通过对1994―2015年马列・科社学科国家基金立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进而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统计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全部数据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公布的1994―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马列・科社学科的立项数据。在数据处理中，本研究基于2008个有效样本，首先将所有数据汇总，统计到Excel表格，然后对马列・科社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时间、立项类型、区域分布、研究机构、科研人员、项目主持人、预期成果等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意在揭示我国马列・科社学科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二、立项情况统计分析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所涉及以下特征，即项目数量、项目类型、项目地域分布、项目主持人、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和项目成果类型七个立项情况，本文也将从这些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一）项目数量统计

经统计，1994―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马列・科社学科共计资助立项2008项，从表1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1994―2015年马列・科社学科立项总数基本上保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在1995、1997、2000、2003年四个年份呈现减少的趋势，而且个别年份差距较大，1995年仅资助13项，2012年开始大幅增加，增加幅度达到48项。

通过深入地分析数据，说明从1994年到2015年，本学科项目数量上基本保持稳定的增长，表明学者、大众对马列・科社学科的学习、研究、分析人数越来越多，也就突出地体现着对马列・科社学科的研究视角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进行深入地探索。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马列・科社学科立项数所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例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在1994―1995年、1998―1999年、2004年、2007―2009年、2012年、2014―2015年呈现增长的趋势，从中分析立项数目在减少的过程中1999年达到最高6.46%，2003年最低达到3.27%，其余年份基本上比较稳定，变化幅度不大。

（二）项目类型分析

马列・科社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文库七种类型，至今为止，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只有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苏联解体的二十周年祭》这一项目，另外由于一些项目未标明项目类型，所以这两项未统计在内。

根据表1，我国马列・科社学科的立项项目主要为一般项目，其次为青年项目、西部项目、重点项目。马列・科社中一般项目共立项1146项，占本学科立项总数的57.04%，是马列・科社学科的主体立项项目。青年项目占本学科立项总数的19.86%，从1995年最少的2项增加到2014年最多的48项，增福为46，增速快于立项项目总数的增速，这也客观的说明国家大力重视和支持青年力量的培养，这也为今后国家社科项目立项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之后的西部项目设立于2004年，立项数占到项目总数的14.09%，立项数量超过了重点项目的立项数量，表明了这与国家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为了大力扶持和支援西部发展，因此从2003年开始进行西部计划。另外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立项数所占比例相对低，其中重点项目占到项目总数的6.87%，重大项目占到项目总数的0.89%，因为国家对这两大项目审核要求高、程序多。后期资助项目和成果文库两大项目均开设于2010年，所占项目总数的比重分别是0.89%、0.34%，这两大项目最终的成果形式是专著，对专业性要求较高，因此立项数量较少。从这一统计表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我国马列・科社学科的人才相对缺乏，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力量相对薄弱。

（三）立项项目地域分布分析

表2统计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马列・科社学科项目立项地区的分布情况，此表借以考察本学科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表2首先体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据研究的全面性，本表统计的是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国家社科基金马列・社科学科的立项数目以及占总项目数的百分比。此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地区呈现集中性的特征，居首位的是北京，立项数目为326项，占总数的16.24%，从这一数据可以得出，北京在马列・科社这一学科的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北京在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方面是全国的核心地区，同时，北京的科研院所、高校、军队以及中央机关的机构的数量和水平是支持本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湖北、江苏、河南、湖南、山东、陕西的立项数在80项以上，是项目贡献的重要地区。然而，项目数较少的几个地区分别是、海南、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山西，这六个地区共立项73项，占总项目数的3.64%，不难发现这些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因此科研能力相对薄弱。

（四）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主要隶属于以下五大系统，分别是高校、党校、社科院、机关、军队体系，通过表3统计可以发现，在马列・科社学科的研究领域中，我国各省市的高校科研人才云集，高校科研人员是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强，是研究重要课题的主力军；同时，在党校系统中，马列・科社学科的立项项目也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与马列・科社学科的学科性质有关，我国大力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思想意识层面弘扬主旋律，奠定主基调；相对来说，术业有专攻，军队系统的立项数目较少。

（五）项目数较多的研究机构及科研人员分析

表4统计的是1994―2015年马列・科社学科立项总数在10项以上，包括10项的研究机构的信息，此表从微观上可以系统地把握出本学科在国家基金立项上的具体系统的集中性，有助于国家在资金，政策方面给予科研院所集中支持。

首先，从本表列出的数据中，共有36个机构立项数目超过10项，共立项674项，主要是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立项数目具有明显的隶属系统集中性，立项数目最多的是中央党校，为74项，占到总数的11%，是本学科研究的强力军，这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另外，其他党校共立项188项，占到总数的27.89%；排名第二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42项，占到总数的6.23%，中国社科院在马列・科社学科的研究中无论是专业性还是深度性方面一直是佼佼者；从本表中看到我国的大多高校也是项目产出的主要贡献者，共有26所高等院校立项434项，占到总数的64.39%。同时，本表反映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这与表2统计的信息相一致，立项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湖北两个省市，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研究实力整体较强。

其次，高校立项分布又呈现明显的阶梯性，第一梯队为：华中师范大学立项34项、中国人民大学立项32项、山东大学立项27项、东北师范大学立项24项、武汉大学立项22项，共立项139项；第二梯队为：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立项18项、复旦大学立项17项，南京师范大学立项16项、苏州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立项15项，共立项150项；第三梯队为：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共立项14项、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湘潭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立项13项、河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立项12项、南京大学立项11项、河海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立项10项，共立项145项。高校主要体现出明显的专业性，主要是集中在全国各省份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表明了这些马列・科社学科专业强校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占有明显优势。

通过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的高校、军队、党校、党政机关以及其他机构的项目主持人信息进行统计，发现马列・科社学科研究人员的立项数主要在2项以下，3项的科研人员有15名，4项以上主要集中在7位研究者，这些科研人员是本学科领域的核心领军人物，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中立项数目最多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聂运麟共立项5项，其中有两项为重点项目，客观上反映了华中师范大学在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紧随其后的六位学者平均立项为4项，主要以一般项目居多，不难发现，他们大多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周期较长，而且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以山东大学的王韵兴学者为例，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他所研究的四项项目中，有一项青年项目、一项重点项目，因此，也在本学科的研究深度和高度上有着突出的体现。

（六）项目成果预期分析

在项目申报、立项的程序中立项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是项目定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是选择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的起点，在某些方面，预期成果的选择是项目研究成果成败的关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多样主要以专著、研究报告、论文集为主，还有译注、工具书、光盘等形式，但是因具体学科的性质会有一定的形式成果。在马列・科社学科中，主要以专著、研究报告、研报、论文集单一项的形式立项，共680项，占到总数的97%，以专著+、论文集+等两种形式立项的共21项，占到总数的3%。

在这些成果中，专著立项占到总数的80.31%，当然这与不同的项目类型的要求有关。同时，马列・科社学科的专业性质决定着成果的形式，本学科主要研究基础理论及其在某些领域及角度的理论运用，适合科研人员进行高、深程度的探索。另外，由于本学科的特殊性，没有译注、工具书、光盘等成果形式，因此，今后可以在成果形式上进行多样化创新，不断推进项目的深入探究。

三、小结

（一）研究现状概况

本文主要以马列・科社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和形式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对我国1994―2015年间的马列・科社学科立项项目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分析，希望能够基本上把握本学科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在22年间本学科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项总数为2008项，项目类型多样主要以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为主，青年科研力量已经成为本学科研究的中坚力量，反映出国家对新力量的重视与培养，项目的地域分布以及项目负责人的所属单位、系统分布呈现集中性，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科教文事业发展快的省市高校，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多样，有专著、研究报告、译著等，并且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有较快的发展，新疆、贵州等地的学科建设水平取得了提高。

（二）研究思路大致相似亟待新角度

马列・科社学科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项目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主要是集中在立项项目的总数、立项类型、立项地域分布、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立项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分布、项目主持人和项目预期成果这八个角度进行统计分析，整体的研究思路基本相似。在最终的研究结果中则体现出立项项目存在地域、单位，所属系统等方面的不均衡现象、集中性现象，进一步推导出本学科研究建设的热点地区以及薄弱地区，面对不均衡现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如项目负责人单位集中在发达地区，因而提出要对相对薄弱地区如云南、等地进行政策倾斜，这样的研究思路是理论的一般延伸，这也会造成对同一立项数据的重复研究，这需要科研人员以及学者进行研究思路的新创造。

（三）加快形成学科研究的集聚效应

马列・科社学科具有自身发展的特色，理论性、专业性强，因此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不难发现，本学科应发展特色研究领域，加快形成学科研究的聚集效应，带领整个学科的向前发展。在表2、3、4信息统计的基础上，可以得出，通过进行不同单位机构、不同地域的联合，以高等院校、社科院为研究的主阵地，以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为主要的带头地区，进行优势互补，拓宽本学科研究的视角和深度。另外，科研人员可以借助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不断深化相关理论内涵，整合本学科的领军人才和资源，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等方面进行突破，为我国国家社科基金人文社科领域提供前瞻指导。

参考文献：

[1] 徐俊，风笑天.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进展――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统计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4（9）

[2] 张永汀.国家社科基金视角下我国政治学科研究状况分析――基于1993-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量化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3（3）

[3] 黄华伟.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状况[J].科学学研究，2011（10）

[4] 覃正爱，赵亮，余倩.国家社科基金推动马列・科社学科蓬勃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9.11

[5] 鲍振东.落实“两个巩固”推进社科工作[N].辽宁日报，2013.11.19

[6] 姜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分析――以社会学为例[J].西南名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社科基金论文篇（5）

    (一)法学项目立项数量和比例

    高附加值的立项课题数量是反映学科研究进展的基本指标,数量的多少是判断学科学术知识产出的重要衡量尺度。2005~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资助15761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中法学研究项目为1366项,法学立项项目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各年度立项数量稳步递增。各年度法学立项项目呈现增长,且增速较快,已由2005年的93项增至2012年的273项,增长近两倍,自2010年起,法学年度立项数量超越200项。多数年份的增长率达两位数,2007年度增幅最快,达30.8%。二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所占比例稳定。法学项目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所占比例达8.7%,各年份所占比例稳定,2009年度所占比例最大,达9.8%。三是,学科地位呈上升态势。依立项数量反映学科地位的话,法学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仅次于应用经济学。从单一年份立项数量来看,1993年法学学科尚在应用经济学、经济理论、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之后。目前,法学和管理学立项数量相当,仅落后于应用经济学的立项数量,并逐渐缩小与应用经济学间的差距。立项项目的增加与国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综合协调发展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重要性有关,也与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而迫切需要理论支撑密不可分。法学研究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学研究者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功能,中国法学正在逐步去除“幼稚”的标签,成为一门显学。学界也顺应了法治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需求,越来越注重运用所积累的法律知识或生产新知识去思索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治难题,为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谏言献策。

    (二)法学项目立项类别组成

    2005~2012年,法学重点项目立项74项,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立项总量的5.4%,近三年法学重点项目立项比例升至7%左右;一般项目立项775项,占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总量的56.7%;青年项目立项517项,占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量的37.8%,其中2009、2010和2012年所占比重达40%。法学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比例整体上略高于同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的立项比例。较高的法学重点项目立项比重表明,法学学科尚有一些重要的理论有待突破,需要高质量的研究项目确保其难题的破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充分体现了“向青年项目倾斜”的特征,法学学科也充分遵循了“要继续增加对青年项目的支持力度,使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在承担国家研究任务过程中,培养研究能力,提高学术水平”[16]的趋势,法学青年项目高立项比例表明法学学科更注重青年研究人才的发现、扶持、培养和储备,为法学学科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三)法学项目立项机构分布

    分析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的机构分布,可以揭示区域、系统、依托单位的法学科研实力强弱、研究队伍分布、主导力量所在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动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机构分布广泛,共有284个机构承担了1366个法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立项机构系统、地域、具体依托单位上呈现以下特点。1.法学项目立项聚集于高等院校,而行政司法机构参与度低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党政机关和其他科研机构所承担的课题所占比例分别为91.8%、3.7%、2.7%、1.5%、0.4%。高等院校承担的比例明显高于1993~2004年的80.1%,学院派系在法学研究中更进一步居于法学研究的优势地位,成为法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阵地和绝对力量,这主要得力于高校集中了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研究基础的科研人才和具备展开学术研究的其他硬软件设施。但与其同时,行政司法等实践部门的参与度走低,可能面临理论创新应对司法实践的乏力境况,使司法实践活动沦为“自动售货”。2.北京、上海、湖北等省市成为法学研究的聚集区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的地域分布范围广泛,遍布全国的(除港、澳、台)31个省、市、自治区。法学项目立项地区分布差异明显,具有不均衡性,北京因其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集聚,研究人员队伍规模庞大,加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体现出雄厚的法学整体研究实力,承担了328项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占2005~2012年立项的24%;上海、湖北、江苏等紧随其后,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大学法学院的整体科研实力较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以及崇文重教的传统,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整体立项地域分布高度一致。北京、上海、湖北、江苏等四省、市的法学立项比例达48.8%,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而新疆、海南、广西等地区的年均立项仅1项左右,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中北部地区法学项目立项较少是不争的事实,即便考虑到2004年始设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资助项目,西部地区的法学研究实力依然薄弱,既有地区研究人员理论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受制于地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3.政法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已成为主导法学研究的主力军22家获得15项以上资助的机构,其立项数量占47.7%,相比1993~2004年间社会科学基金立项10项以上的13家单位所占的49%的比例[14],法学项目立项依托机构呈现分散态势。主要的立项依托单位没有太大差异,但其次序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政法类院校立项数量和排序大幅提升,中国政法大学以58项领先于其他研究单位,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紧随其后,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项目立项排序出现明显下滑(详见表1)。法学学术生产单位格局中,政法类院校、传统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仍是法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并得到巩固,理工类、财经类、师范类高等院校的法学研究实力明显提升,形成政法类院校、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其他类型高校法学研究相竞争态势。长期积累的法学学科优势在学术研究中得以展示其实力水平,机构的科研团队规模,高素质法学人才资源流动增强部分高等院校法学研究实力,成为影响各机构立项数量的主要因素。

    (四)法学项目的预期成果类型结构

社科基金论文篇（6）

2013年，河南省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积极推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着眼于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潜心研究，奋力攻关，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全省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卓著、师德高尚、影响广泛的先进人物。为了进一步激发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投身科研的热情，表彰先进，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举办了这次评选活动。评选活动通过严格初审、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后10位同志光荣当选。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号召全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以这10名同志为榜样，瞄准高目标，迈开新步伐，扎实工作，着力攻坚，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王性玉，1963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是河南省第二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牵头人、河南省优秀教师、“新世纪普通高校工商管理类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管理和区域金融。他先后在《管理世界》《中国管理科学》《科研管理》《管理评论》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系列论文50多篇，出版有《期权投资与做市商风险管理》《博弈论和衍生品视角下的供应链信用风险管理》等学术著作8部。王性玉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应链信用风险管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抵押品替代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户信号传递、金融抑制及农贷技术设计”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5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5项。

李勇，1976年生，博士、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兼中国新媒介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省微影协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近年，李勇致力于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哲学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博士后特别资助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9项。他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4种；获省社科优秀成果、省级教学成果、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22项；《人民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就其研究成果刊发过评论文章。

李勇，1976年生，博士、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兼中国新媒介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省微影协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近年，李勇致力于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哲学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博士后特别资助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9项。他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4种；获省社科优秀成果、省级教学成果、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22项；《人民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就其研究成果刊发过评论文章。

张纪，1971年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是洛阳市金融专家委员会委员、洛阳市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006年至今，张纪先后在《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上海金融》《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经济探讨》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独著学术专著1部，参与撰写学术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项、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其他省部级课题6项。2012年，他的研究报告得到时任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的高度评价。

傅修海，1976年生，中共党员，2009年获中山大学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兼郑州大学教育部公民教育中心研究员。他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等研究，已出版专著1本，编著3部；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鲁迅研究月刊》《南方文坛》《甘肃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瞿秋白与左翼文学的中国化进程》等10余项科研课题；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郑州大学“三育人”先进代表。

樊红敏，1968年生，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治理、县域治理与政权建设、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在科研上，她注重实地调查，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在县域治理、农村发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近年，共4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1项结项鉴定优秀；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地方合作课题8项；出版专著2本，合译专著1部；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在社会服务上，她积极参与基层实践创新，接受了《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为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作用。

樊红敏，1968年生，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治理、县域治理与政权建设、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在科研上，她注重实地调查，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在县域治理、农村发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近年，共4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1项结项鉴定优秀；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地方合作课题8项；出版专著2本，合译专著1部；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在社会服务上，她积极参与基层实践创新，接受了《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为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作用。

社科基金论文篇（7）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1．12．041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1）12－0147－05

Review and Prospect on E-government Research Programs

Sponsor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Zhou W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E-government is a hot issu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It does some research on E-government research programs sponsor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rom 2002 to 2011 by bibliometric analysis.All the projects which have been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fund will be analyzed from several respects to review and prospect the development of E-government research,including the numbers of sponsored programs,the unit and region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ers,and key researchers.several interesting findings will be concluded.The numbers of sponsored programs and unit have been reduction trend.Information collectionand analysis of E-government,Sharing and operation mod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risk control,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government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are the hot topics.

〔Key words〕national foundation;E-government;bibliometric analysis

电子政务作为电子信息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是政府部门和机构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和网络技术，实现高效、透明、规范的电子化内部办公，协同办公和对外服务的程序、系统、过程或界面。与传统政府的公共服务相比，电子政务不仅具有公共物品的广泛性、公开性、非排他性等本质属性外，还具有直接性、便捷性、低成本性以及更好的平等性等特征。我国政府机关对“政府上网”工程的正式启动标志国家层面对电子政务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而随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系列性规范电子政务发展的通知以及由历任总理牵头成立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都极大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实践的需要带动理论的研究，电子政务这10年来也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文献计量法对2002-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电子政务研究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细致描绘国内电子政务研究的概况并勾勒其发展脉络。

当前国内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电子政务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主要有赵国洪［1－2］、王亚军［3］、张可［4］等以及曾润喜［5］等。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基本以CNKI或是CSSC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并没有学者将国家基金数据库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第二，将政府网站建设作为文献计量的主题，而政府网站建设仅是电子政务研究的新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政府网站建设为主题进行计量不能反映国内电子政务发展的全貌。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为国内社会科学立项研究的最高级别，其研究成果能够反映学科研究问题发展的基本规律，对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奠基价值。为此，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既是衡量社会科学特定研究领域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评价各单位研究实力和作者研究水准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据库电子政务的立项情况进行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我国电子政务研究的现状。

1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数据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查询系统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综合查询系统，以“电子政务”为课题名称的关键词进行搜索，第1个基金项目是在2002年得到立项的，因此本文将检索起点定在2002年，2002-2011年共得到46条数，由于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尚未上传到数据库，因此笔者将这46条数据组成研究样本。尽管以“电子政务”作为搜索关键词会有一部分遗漏，我们可以当做抽样调查，分析的结果是可以反映该领域发展情况的。本文的分析将基于这46个样本进行，运用EXCEL 2003对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SPSS 17.0进行描述分析，在研究主题社会网络图的构建部分将运用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开发的ROSTNAT软件进行。并试图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分析：（1）立项数量有何变化？（2）立项类别有何变化？（3）单位分布如何？（4）学科类别情况？（5）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有何变化学科分布情况？

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立项基本情况分析

2.1 立项数量分布

自2002年受到第1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至今，电子政务研究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达到46项，立项数量的总体呈现波动趋势，具体见图1。由图1可以发现，2003年电子政务获得国家基金的立项数量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2003年国家推行“政府上网工程”的继续深入，而当年也被称为电子政务年。2004－2006年趋于平稳，相较于2003略有减少，2007－2008年达到新的高峰，这与我国在200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电子政务建设息息相关。总的来说国家基金立项数量与国家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2009年国家基金立项数量急速下降，只有1项获得支持，2010－2011年虽然有所增长，但也处于曲线图的较低端。趋于稳定。值得思考的是，2009年立项数量的急剧下降说明自2007年和2008年后电子政务的研究是趋于成熟还是研究者的流失。而事实上电子政务仍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解决，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因此电子政务研究国家基金项目的回落可以从两个层面解释即国家层面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投入后劲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电子政务研究人才的流失。图1 2002-2011年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立项课题数量走势图

2.2 立项类别分布

立项类别划分主要依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查询系统中的项目类别进行，其中将一般自选项目归于一般项目，青年自选项目归于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面上项目归于一般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归为青年项目，由此立项类别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以及自筹项目，各类项2002-2011年立项分布具体见表1。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电子政务研究的首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为一般项目，根据数据库查询系统可知是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杨凤春副教授领导主持的“中国政府电子政务的模式与应用”。在此项目的支持下，以杨凤春主任为首研究的中国电子政务的应用为其他学者研究电子政务打下基础。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2002-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立项课题中重点课题有8项，一般项目25项，青年项目12项，它们是立项项目中的主体；自筹项目为1项。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电子政务研究迎来新高潮的同时，青年学者也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过程中，不少青年学者成为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新星，如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涛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徐博艺。

2.3 项目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

课题负责人的单位和地区分布，是对研究队伍现状和项目布局合理性分析的基础素材［6］。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查询系统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查询系统对单位的划分，将项目所在单位分为高校、各级党校、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和省市社会科学院。由图2我们可以看出，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系统相对集中，高校是电子政务研究的主力军。具体来说，国家基金项目对电子政务研究的46个立项中，有36项由高校获得，1项由省市社会科学院获得，各级党校和军队分别获得2项，各级党政机关获得5项。根据笔者整理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高校中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分别得到5项和3项立项，位于前列，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得到2项立项，占机关总项目的40%。因此，与高校相比，省市社会科学院在获得项目资助上虽有较大的差距。据此我们可以从基金的单位分布得出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以及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是电子政务研究的重要力量。总体上来说，电子政务项目的立项共涉及16个省市，遍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充分说明电子政务研究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具体来看，北京以9项项目位居榜首，上海、江苏和湖北分别以8项、5项和5项项目位居前列（见图3）。

2.4 所涉学科分布

学科交叉是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电子政务研究作为以社会科学研究内容交叉点很多为主要特点的边缘研究领域，它与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广泛和密切的联系。2002-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与国际自然科学基金电子政务研究项目的学科分布便是最好地证明，具体见图4。宏观上来看，电子政务研究项目的立项涵盖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自动化等5个学科。从微观上考察，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管理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两个学科，分别为19项和20项。其中管理学立项项目占总数的41%、图书馆与文献学占43%。对电子政务的各项研究宗旨都是推动政府信息化，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有助于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因此，来自管理学界的学者成为研究电子政务的主要力量，管理学科也成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电子政务研究最多的学科之一。图4 2002-2011年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立项课题所涉学科分布

3 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的分析可以知悉近年来电子政务研究的热点问题。课题题目是研究内容的精炼概括，基于此，笔者将运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教授开发的ROSTNAT软件对立项项目的题目进行分析并构建社会网络图。沈阳教授开发的系列软件已被学者广泛运用在学术研究当中，如喻国明［7］。ROSTNAT软件是专门的新闻分析工具，可以根据关键词或者研究题目自动构建社会网络图，从而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关系图谱并发现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具体使用步骤如下：（1）将立项项目的研究题目集中于文本文档中；（2）并用ROST NAT软件对其进行一般性行处理得到研究样本；（3）选择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栏目，将研究样本导入ROSTNAT软件，点击快速分析得到2002-2011年间46个项目研究主题的社会网络图，从而能够深入探讨电子政务研究的热点。由图5可以看出，“信息资源”、“系统外包”、“资源共享”、“风险控制”、“流程再造”和“绩效评价”等是社会网络图中的主要关键节点。具体来说近年来电子政务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发展信息资源共享，使得技术、数据处理与政策、管理、组织、制度、政府治理等交叉、渗透，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与透明度。相关主题的研究17项，占到立项总量的40%。第二，致力于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政策、制度、方法和手段等，重构公共管理与服务的价值观和能力体系，实现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流程优化，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的转型［8］。例如：近期立项的“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流程再造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电子政务跨组织业务流程模型与柔性控制方法研究”。第三，随着政府职能由“管制型”转向“服务型”，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公民的民利以及公众的参与等都成了新的研究热点，为实现电子政府的公共服务导向、让民众获得更好的政府服务等提供条件。第四，随着科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系统风险控制”、“服务外包”、“移动政务”等也成为学者研究的新主题，如华中科技大学的青年学者陈涛等。

4 讨论与展望

4.1 电子政务的研究趋于回落

从立项数量趋势图可以发现电子政务的研究呈下降趋势。具体原因可能是国家层面对电子政务研究支持的下降。不过深入来看，由于基金项目需要研究者申请才有可能立项。基于此，我们认为国内学者对电子政务的研究没有足够的持续性，现阶段我国电子政务领域并未形成一支数量适中而又稳定的研究人员。大多数研究者对电子政务的深入度和专注度不足，对电子政务的研究仅是偶尔涉足。如在电子政务研究热时期部分学者即使没有相关理论基础也投入到电子政务的研究中，以期依据时期热点而使得其成果更容易发表。而这种回落趋势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的到相互印证。如赵国洪以核心期刊数据库为样本研究电子政务的学科发展也发现近年我国电子政务的研究呈下降的趋势［2］。图5 2002-2011年国家基金项目电子政务研究主题社会网络图

4.2 国家基金需要加大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支持力度

自2002年到现在为止，国家基金项目对电子政务研究的立项支持仅为46项。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美国学者对电子政务研究保持高涨热情和美国政府对电子政务理论拥有巨大需求时期，也即1998-2005年，其资助电子政府研究项目总数超过600个，资助金额超过4 000万美元（约合3亿元人民币），且资助项目数和额度逐年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家基金项目对电子政务研究缺乏力度的支持不仅与学术界对电子政务研究的研究热情极不相称，也使得理论研究远远不能支持电子政务实践的发展，很多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国家层面必须加大对学者研究的支持，充分挖掘学者研究电子政务的积极性和持续性，进而为电子政务的实践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持。因此，国家基金项目应该加大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支持力度。

4.3 电子政务的研究仍将体现时代性和现实需求性

从对基金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的分析可以得知，国内学者对电子政务的研究既体现时代性又紧跟现实需求。研究不仅仅集中在“电子”方面，即如何利用技术优化电子政务系统，而且“政务”方面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如在立项的国家基金中有学者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化和信息化的手段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再造政府业务流程进而方便公众办事；也有学者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外包手段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此外，学者对电子政务的研究也不断与时俱进，如对移动政务的研究便是电子政务与新技术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赵国洪.我国电子政务研究趋势探究――一项基于期刊数据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7，（2）：55-56.

［2］赵国洪.我国电子政务的研究范式与学科发展――基于核心期刊数据的分析［J］.情报杂志 电子政务，2009，(2):93－102．

［3］王亚军.近十年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J］.图书情报工作,2009，(15)：133－137.

［4］张可,张毅,钱岳芳.国内移动政务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现代情报,2011，(5)：98－102.

［5］曾润喜,崔薇,曾忠平.我国电子政务的研究主题及其发展――基于2001-2009年CSSCI期刊论文的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1，(1)：118－121.

社科基金论文篇（8）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社科基金论文篇（9）

维吾尔语言作为古老语言一直牵动着国内外的研究人员。虽然维吾尔语言没有成为轰轰烈烈的研究热点，但维吾尔语言的各个阶段不同级的研究没有停止过。从维吾尔语言在最近（2013-2015年）3年的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维吾尔语言国内外研究状况

（一）国外研究状况

在国外的维吾尔语言研究主要表现为维吾尔文古籍文献方面。

在近几年内，在德国、俄罗斯、荷兰、瑞典、美国等国家有关学者对维吾尔文古籍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观察最近三年的研究成果，德国学者 Oliver Cruff带头，kyoko Maezono， Walfgang Lipp， Dorpalam Dorj， Goroochin Gerelmaa， Aysima Mirsultan， Reka Stuber， Byambajav Towshintogs， Xie yan Li整理的《五体清文鉴》中的满语、藏语、蒙语、突厥语、汉语索引2013-2014年陆陆续续出版。

关于《玄奘传》的第九卷，最新的研究成果是艾代米尔（Hakan Aydemir）完成的《古代维吾尔语言第Ⅸ卷》（Aydemir 2013），作为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提交的该论文，由两册组成的。第一册由古代维吾尔语言《玄奘传》的介绍、研究相关的问题、符号、参考文献、换写、转写、翻译部分组成。第二册由详细的注释、汉原文组成的，但没提供索引。

德国美因茨大学的教授 Laszlo Karoly （伊斯兰中世纪突厥文医学文献研究），2014年Brill出版社出版。该专题研究中Laszlo Karoly教授从文献学角度来对比不同版本的三个文献及其转写、注释、英文翻译、词典、词汇索引。此外教授2014年《Turcology and Linguistics》期刊上发表（突厥语伊斯兰文献中灵验的祈祷词 ）。德国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的研究员Abdurishid Yakup 教授（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翻译研究），2015年德国出版。国内外合作艾尔肯・艾热孜，Erhan Aydin文献研究》，2014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国内研究状况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在语言学领域内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使我国语言学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维吾尔语言在内的语言研究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通过梳理近三年（2013年-2015年）期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已经从单纯的语言内部结构体系研究面向了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综合性学术刊物上可以找到具有一定体系性和动态性的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的论文。

在本文中，以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立项情况和在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刊载的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为主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近几年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试图发现当前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可以相信，通过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所刊载的相关维吾尔语言研究论文可以管窥出维吾尔语言研究的一般特点和基本动态。从应用语言学研究、社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本体研究等方面总结出近三年来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转向，并对维吾尔语言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研究领域，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是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向。现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社科基金项目走进20余年辉煌岁月，在记录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的同时，也成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重要平台。通过近三年以来立项的维吾尔语言研究方面的课题和发表的论文来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从侧面理解到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基本概貌及其发展过程。主要从立项情况，公开期刊发表的论文来阐述维吾尔语言的研究状况。

二、近三年维吾尔语言研究项目立项情况

（一）项目横向分布

近三年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语言学研究项目857项，其中维吾尔语言研究立项项目21项，占语言学项目的2.45%。其中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10项，青年项目7项，西部项目3项。

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近三年维吾尔语言研究立项的项目9项，站语言学项目的1.40%，其中规划项目2项，青年项目4，交叉学科项目3项。

（二）项目主持人

对科研立项所属系统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该研究领域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状况和项目立项排名情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基本上集中在新疆的各高校，近三年新疆师范大学一直保持每年两项项目占在首位，中央民族大学每年一项项目排在第二，新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两项项目排在第三，其他高校基本上三年一项目。

而教育部项目主持人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三年三项项目排在第一，喀什大学三年两项目排在第二，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三年一项项目排在第三。

（三）项目内容布局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内容

近三年以来有关维吾尔语言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涉及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本体、文献及文献语言等学科内容。各学科立项项目在内容上有不同的分布，其中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占比率最高，其次语言本体、文献研究。应用语言学4、2、0，社会语言学3、2、1，现代语言本体0、3、1，古籍文献语言研究1、2、1。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集中在计算机语言学和语言对比两个两面。计算机语言学4、2、0，语言对比2、0、1。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及影响、语言调查等两个方面。语言接触及影响2、1、0，语言调查0、1、1。语言本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法、句法等方面，其中语法研究一直研究热点，语音1、1、0，词汇0、0、1，语法1、4、1。

2.教育部社科基金

统计表明，近三年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维吾尔语言研究热点也同样集中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本体等方面，应用语言学2、2、1，语言本体2、1、0，社会语言学1、0、0。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集中在计算机语言学和语言对比两个两面。计算机语言学1、2、1，语言对比1、0、0。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及影响、语言调查等两个方面。语言接触及影响1、1、1，语言调查1、0、0。语言本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法、句法等方面，其中语法研究一直研究热点。语音1、0、0，词法0、0、0，句法2、2、1。

（四）立项逐年下降

从三年发展角度看，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关于维吾尔语言方面立项项目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国家社科基金近三年立项的项目分别8、9、4，尤其是2015年下降到一半。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立项的项目分别5、3、1，逐年下降，2015年只有一项项目立项。近三年内西部项目、边疆项目、新疆项目中没有立项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的项目。

（五）项目类别分布不均

通过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得知，目前无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还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所立项的维吾尔语言研究方面的项目，在项目类别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即所立项的项目中国家社会基金项目集中在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西部项目比立项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的数量则非常少。

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而言，集中在规划项目和青年项目上。相对于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比例较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如果后备力量不足或缺少有力支持和培养的话，将来可能无法实现维吾尔语言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六）我国各地有维吾尔语言项目主持人

通过这三年的立项的该类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的统计和排名，我们发现，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方面立项课题单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新疆师范大学（6项和3项），其次中央民族大学、喀什大学。

（七）研究领域不平衡

立项统计表明，维吾尔语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维吾尔语言本体这三个学科领域，其中维吾尔语言应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获批项目最多。这与当下应用语言学借助现代科技，积极与自然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这一大背景密不可分。计算机在语言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语料库的开发、建设和利用都已成为维吾尔语言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然而，与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立项的项目中维吾尔语言本体研究的项目比较少，项目少的原因很多。除了研究实力，研究人员数量等有一定的关系以外，主要还是大家语言本体的研究重视不够。

三、公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论文方面：以近三年在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刊载的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为主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近几年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试图发现当前我国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现状和特点。

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公布论文来看，关于维吾尔语言的论文分别19、46、119，数量逐年增加。

统计表明，近三年间网上公布关于维吾尔语言研究的论文中，研究热点也集中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本体研究等方面。应用语言学研究14、26、58，社会语言学研究3、5、27，现代语言本体研究1、9、20，文献及文献语言研究1、5、6。

网上公布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相关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集中在计算机语言学和语言对比、语言教学、翻译实践、心里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方面。计算机语言学5、15、37，语言对比4、4、6，语言教学4、4、7，翻译实践1、1、5，心里语言学0、1、1，病理语言学0、1、1。

网上公布维吾尔语言研究的相关论文中相关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接触及影、语言调查、语言变异等方方面。语言接触及影响2、3、18，语言调查1、2、6，语言变异0、0、3。

语言本体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语音0、4、9，词汇5、7、11，语法14、33、95。

从上述统计结果，我们概况以下几点：

第一、从历时发展角度看近三年公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

第二、从单纯的语言内部结构体系研究面向综合的研究领域。

第三、出现新的研究方法。除了原有的传统语言学方法以外，学者们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新的角度来研究维吾尔语言。

第四、冷漠区逐渐变为研究热点。之前语音学设备问题、人员水平等原因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和研究。这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语音学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力。

第五、比较语言学角度除了对比外，维吾尔语言同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日语、意大利语等语言比较并找出共同点、异同点。

第六、随着国家重视维吾尔语言人才的培养建设，先后呈现出较多关于维吾尔语言教学研究的论文。

四、总结

总之而言，当前语言学研究的四大转向。

第一，语言学研究从词、句等语言内部结构体系研究转向为词句的语篇、实际的言语行为等层面的研究。

第二，从形式取向转向功能取向。在语言学研究的过中，一直存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形式主义者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形式系统，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内部寻找语言现象的解释，从而建立一种能表现人类普遍语言知识的形式化理论模型。功能主义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实现交际功能的手段，主张把语言放到使用语言的实际环境中，联系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来解释语言系统的语言表现形式。功能主义注重语言的社会层面，重视语境、语用和功能的因素，侧重对语言结构变异的描写和解释。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知当前我国语言学研究主要趋于功能主义取向。

第三，语言学“人文主义”兴起，使得语言研究从语言本身研究转向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心理、意识形态的研究。近年来，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话语研究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使得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结构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所提倡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这些学科都认为，“语言不仅仅客观地表达命题式的思想，还要表达言语的主体即说话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这种语言学人文主义思想将会在未来的语言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四，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当前语言学研究更倾向于跨学科发展，力求与不同学科建立联系，以解决种种复杂的语言问题。笔者虽然将上述语言学研究进行了人为的划分，但显然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研究是交叉进行的，如本文提及的学者们分别从功能、认知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角度探讨了语篇、语言变异或翻译策略等问题，以及运用网络技术发展了语言习得或二语习得的手段等都体现了语言研究的跨学科性。

五、维吾尔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队伍的不足及其的水平问题

维吾尔语言研究队伍不足。

对策：扩大研究队伍并提高他们的水平。

（二）维吾尔语言研究中缺乏理论的多样性

现代语言学由数学、数学逻辑、计算机的影响而产生的，这要求语言学家掌握关于数学、数学逻辑、计算机基础知识。但是现在从事维吾尔语言研究的大部分人纯粹求教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现在语言学的先进理论运用维吾尔语言研究出现不少问题。维吾尔语言研究比汉语语言学、外语语言学研究差别很大。不论跟上国际轨道，还是国内的需求，不得不利用先进理论。

对策：维吾尔语言研究毫无疑问地应从先进的理论中吸取营养，但必须符合自己的条件。我们应借鉴西语的研究成果，开拓思路、对维吾尔语言进行深研究，建立维吾尔语言的多样理论体系。

（三）维吾尔语言研究不平衡性

1.维吾尔语言各时代的研究不平衡

看近三年的研究成果来观察古代维吾尔语近三年4、5、4，近代维吾尔语7、9、6，现代维吾尔语19、49、119，侧重于现代维吾尔语言研究，但是碑铭文献、古代维吾尔语言、察哈台语（近代维吾尔语言）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2.对语言组成部分的研究不平衡

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组成部分，通过近三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维吾尔语言语法研究取得不少的成绩。词汇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仅仅被当作一本《维吾尔语言词汇学研究》书，其词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

（四）提倡创新

评价某种课题的时候，主要看有没有创新点，所以在学术研究中新理论、新方法、新资料都是重点。在维吾尔语言研究中，我们要注重增强创新意识。

六、未来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的维吾尔语言研究，我们认为总的趋势是多样化，即多视角、多层面、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具体而言，维吾尔语言研究将会在形式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社会语言学、功能语法、语用学、语篇分析和认知语言学等形式出现的功能主义取向。

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是定性分析与实验研究相结合，人文性与科学性并重。在实际应用方面，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一方面网络技术为语言习得创造一个仿真的可操作性虚拟空间，另外，语言学将为网上语言信息的自动处理，如自动检索、机器翻译等提供更有用的语言知识模型。

维吾尔语言跨学科研究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语言学领域内的学科交叉性仍是主流趋势，如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分别作为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语言进行多层面的阐释。

（二）维吾尔语言会更加广泛地与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结合。

在研究对象方面，我们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近三年的维吾尔语言研究以现代维吾尔语言为主。古代S吾尔语言（回鹘语）文献国外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出现返回的现象。对近代维吾尔语言（察合台语）由于语言成分复杂等原因没有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注意力。今后的除了创新方法研究现代维吾尔语言外，可能察合台文献成为研究热点。

相信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里，维吾尔语言作为一门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必将在学术界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辉。

参考文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DB].http/ /cn.

[2]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https[DB]///

社科基金论文篇（10）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