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机构论文篇（1）

关键词:私人银行业务;商业银行;综合化服务

财富的集中和富裕阶层的增加是私人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潜力巨大,一方面是市场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向这部分高净值客户提供高质量全方位服务的私人银行。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业务收入由于相对收入稳定,利润率高等特点,必将成为内外资金融机构争夺的热点。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基本界定

私人银行业务所提供的是从继承遗产开始到接受教育,为其打理庞大的继承财产,然后协助接管企业、运营企业,一直顾问到客户年老体衰,辞世前安排遗产。这是专门面向富有阶层的个人财产投资与管理服务,这项业务的特点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服务涵盖资产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及遗产安排、收藏、拍卖等广泛领域,由专职财富管理顾问提供一对一服务及个性化理财产品组合。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私人银行业务和国内目前通常提及的银行零售业务、个人理财服务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核心是资产管理,以高层次人才为支撑,研究分析为手段,专业化经营为特色,立足于制定一整套解决客户金融服务问题方案,来满足客户复杂多样的需求、提升商业银行与客户合作价值,延长客户关系价值链。

二、我国发展私人业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我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必要性

西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的比例已远超过利息收入,个别大银行的中间收入甚至占总收入的70%以上,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作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对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社会财富增加是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基础

我国社会财富增加是从两方面来体现的,一是财富总量增长,二是财富集中度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随着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居民私人财富不断积累,个人金融资产持续增长,截至2007年三季度末,我国城乡居民个人金融资产高达50万亿元。与此同时,财富集中化趋势也很明显,富裕家庭的存款已经占到中国个人银行存款的60%以上。中国的富裕人口集中度非常高,体现在财富集中度上,目前约有25万人,掌握着185亿美元的外汇。而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富豪拥有的外汇占全中国外汇储蓄总额的60%;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现金大约占他们全部财富的71%,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4.6%,总而言之,社会财富格局的变化为商业银行拓展私人银行业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将极大催生对私人银行业务的需求。

2.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是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长远来讲,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必然趋势,随着银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存贷差将逐步缩小,极大的削弱了我国银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垄断利润,商业银行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私人银行业务以其批量大、风险低、业务范围广、经营收入稳定的特点日益得到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青睐,并得到迅猛发展。2007年全球私人银行平均税前利润率为39.96%,远远高于存贷业务,各大金融机构注重私人银行业务,也是因为其高额回报率。

3.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是与外资银行竞争的需要

自2006年12月底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来,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日本瑞穗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荷兰银行共8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申请,在中国境内注册为外资法人银行。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中更完全的市场竞争环境正在形成。

(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现状

1.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已初露端倪

为了提升私人银行的服务水平,国内各银行纷纷从高端理财服务展开竞争。2005年6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成立高端客户部,率先在国有银行中设置了一个专门针对特定客户群体的总行一级管理部门。高端客户部负责主管全行“富裕客户”的营销管理,其客户的流动性金融资产门槛达到300万人民币元以上,而一般大众理财业务的经营管理,则分置于原有的个人银行部;2005年4月11日,招商银行“财富管理账户”正式面市,传承招商银行一贯“鼠标十水泥”模式的营销理念,它将银行卡、账户管理、资金调度等业务整合在一个账户上,并突出了综合投资理财的服务功能。中国民生银行则以重金购入一套客户信息管理系统(CRM),并欲寻找业内顶尖的合作伙伴,在此CRM的基础上开发非常先进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平台,图谋以高起点进军个人理财业务市场;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2.我国商业人银行私人业务水平低

对国内银行来说,所开展的私人金融业务整体还比较初级,仅仅停留在概念的炒作上,缺乏实质内容,业务概念狭窄、品种匾乏、无法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以及理财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比较突出。

私人银行业务的核心是资产管理,包括丰富的个人金融产品和服务,银行既要综合考虑客户在税务、保险、房地产、艺术品投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又要分析客户的财产结构,为客户提供长期财产组合方案。这些产品和服务在我国目前都很缺乏,不能为外资私人银行业务拓展提供有效的工具。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各项私人银行业务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规模上的差距非常明显。

3.银行缺少私人银行要求的人才机制

私人银行业务是国内新兴的金融业务,是知识密集型行业,要求知识面广、业务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敢于竞争、开拓性强、懂技术、会管理、善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其决策层、管理层以及一线窗口人员均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掌握相关的业务理论及操作技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人才还不能完全适应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的培训和提高。一般来说,私人银行为客户配备一对一的专职客户经理,每个客户经理身后都有一个投资团队做服务支持;通过一个客户经理,客户可以打理分布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基金市场和房地产、大宗商品、私人股本等各类金融资产。但在中国,这还完全做不到。

4.营销体系不健全,售后服务不到位

目前仍有商业银行对营销的认识存在偏差,没有设置专门的营销部门,没有配备专业的市场营销人员和完备的营销网络来进行个人金融产品的销售。随着电子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的应用,个人金融产品往往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需要通过具体形象的演示才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和接受,而往往由于宣传方式及营销手段的落后,使银行推出的新产品往往无人问津。此外,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不断创新,相关的业务咨询、功能介绍、金融导购等售后服务却严重滞后,使得许多居民个人对个人金融服务项目一知半解,无法真正享有服务。

5.客户

对对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不高

在西方,全权委托理财是盈利最大、成本最低的服务项目,因此往往被作为推销的重点和客户服务的目标。但在中国,金融机构的专业理财水平和信誉还没有达到令客户全权委托的程度。

6.开展私人银行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尚未做好

例如,我国尚未建立个人信用评估机构,也没有全社会统一的个人信用评估标准,银行间信息无法共享,整个金融系统又缺乏一套合理的个人信用衡量监督制度.因此,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

三、国外私人银行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截止2007年,全球私人银行业共管理着超过7万亿美元的资产,分布在日内瓦、苏黎世、伦敦、纽约、迈阿密、新加坡和香港等金融中心。其中,瑞士是最早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的离岸私人银行中心,其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历史对我们具有较多的参考价值。美国的私人银行业务虽然开始时间较瑞士晚,但美国却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在岸私人银行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代表着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趋势,通过了解和分析西方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为我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得出以下启示:

(一)发展以零售业务为基础的私人银行业务

美国20世纪发展私人银行的环境与目前的中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金融行业的分业监管,居民个人财富大幅增加,个人理财方兴未艾等。从2004年开始,我国银行业务出现了大举由批发向零售转移的趋势,个人理财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个人理财产品不断丰富,各商业银行开发了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通过这些年来的发展,我国各商业银行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个人理财业务经验,为将来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我国应以发展在岸私人业务为主

瑞士是全球富人的“避税天堂”,几个世纪以来能够一直保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绝非偶然。仔细审视瑞士私人银行的成功要素,显然其中有很多条件都是目前的中国所不具备的,比如说政治中立,客户保密制度,低税收体制,货币的自由兑换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

银行业声誉等,而这些都是开展离岸私人银行业务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客观的说,我国银行

业的现状,决定了我们暂时尚不具备开展离岸私人银行业务所必须的一些基本条件。

四、我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策略

由于我国市场的特殊性,全套照搬目前西方的服务模式、业务种类和组织架构是不可行的,发展西方意义上的“私人银行业务”在短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采取措施,逐步提供西方成熟的“个人银行服务”。

(一)增强产品创新

由于国内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比较晚,在产品创新方面也应该循序渐进。首先应该完善各种产品体系,包括:优化普通银行产品服务、完善资产管理服务、提供专业化高端产品、咨询顾问服务等。

(二)加强配套体系的建设

首先,是建立市场营销新机制。银行的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对客户资源的竞争,在今后的私人银行业务中,银行必须争取相当的富裕私人客户群,而为获得这组客户群,就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主动的市场营销新机制,并配套建立目标客户动态档案跟踪管理制度。

其次,是建立金融产品信息反馈体系和客户信息资源的开发运用体系.由于现代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客户对银行的贡献度,因此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应适应发展,从以产品管理为主转向以客户管理为主,从无差异服务转变为差异化服务。

(三)加快培养和引进私人银行业务专业人才

目前国际私人银行业务中的许多产品都涉及相关的专业人才,如证券人才、会计师人才等。对我国银行来说,当务之急是应该加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私人银行业务从业队伍,积极引入和完善国际个人理财规划师(CFP)资格认证制度,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解决我国金融机构如何保证私人银行业务私密性的问题,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健康发展的关键。

(四)加强风险控制

2004年9月,花旗银行因涉嫌从事洗钱等多项违法业务被日本金融厅勒令关闭其在日本的私人银行业务。2004年10月,花旗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在韩国也受到了监管机构的调查。因此,面对未来中国私人银行的迅猛发展,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监管经验,依法规范私人银行业务,严格控制经营风险。

(五)加强混业合作,拓展金融产品

在混业经营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各商业银行必须努力加强与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非金融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拓展服务的范围,提升服务的层次。商业银行应按照营销管理的思想,以差别服务为特色,以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和软件为依托,由银行专家型人才根据客户需求,对各种个人金融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组合和创新,开发出能够满足中高层个人客户增值、保值资产及安全、方便投资需求的个人综合金融产品,努力为客户提供综合化、全能化、个性化的私人银行服务。

(六)多形式全方位进行产品销售

在银行的各种业务中,由于私人银行私密性、个性化的特点,其对营销的要求也是最高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卓有成效的营销,发展私人银行只能是纸上谈兵。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私人银行的产品大多是新产品,被人们所接受更要建立在营销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杜芹平,张洪营.商业银行服务营销[M].上海:上海财经人学出版社,2005.

[2]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连建辉.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王金龙.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龚明华.发展中经济金融制度与银行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4.

银行机构论文篇（2）

二、优化机制推动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立足区域经济、面向中小企业、服务广大民众”，是青海银行始终坚持的市场定位。多年来，青海银行从体制机制、信贷投放、流程设计、产品开发等各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提升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能力的举措，致力于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品牌，小金融办出大特色，为青海省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按照小企业金融服务“六项机制”建设要求，积极推进小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完善经营管理体制，于2011年创新设立了全省首家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青海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使青海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真正步入了批量化、流程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轨道。小企业信贷中心投入运营以来，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战略，构建高效快捷、结构合理、系统优化的经营体系，研发具有小企业特色的贷款新产品，通过对传统经营方式的创新，以良好的形象、优美的环境、高效便捷的服务，有效地满足了青海省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在采购、生产、销售、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成为小企业成长的好银行、好伙伴。按照服务中小企业的既定市场定位，青海银行确定了“优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每年将新投放贷款的60%以上投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业务不受规模限制的战略举措。特别是2011年，全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0%，高于全部贷款增速187个百分点。贷款主要投向了商贸、制造、电子、建材、卫生、物流、种植等领域中小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工业园区中小企业。2013年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8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近20亿元，增幅达32.3%。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差异化、多元化的特点，青海银行在创新金融产品上下足了功夫，做足了文章，力求通过产品创新，使更多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如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短、频、急、快”的特点，开发了“循环贷”，针对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的特点，开发了“联保贷”。还研发了仓单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水泥提货单质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开辟了优质中小企业贷款“绿色通道”。同时，加强了与担保公司的合作，大力推广了担保贷款；简化了贷款审批流程，提高了中小企业办贷效率；清理整合了服务收费项目，减轻了中小企业融资负担。截至2013年底，青海银行累计发放中小企业贷款96.86亿元，余额达到170.14亿元。

三、跨区设点广泛覆盖有效延伸金融服务

青海银行按照“立足青海、覆盖西部、面向全国”的战略思想，在不断改善西宁城区网点建设的同时，加快设立省内分支机构特别是藏区分支机构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力图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扩大服务领域，努力在支持中小企业、青海藏区经济、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008年11月，青海银行迈出跨市区域经营的第一步，在格尔木市设立首家异地分行；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响应党和政府玉树重建的号召，仅用56天设立玉树州分行，成为地震发生后首家在灾区新设分支机构的银行；同年8月设立海南州分行。2012年12月设立海东分行，2013年6月设立海西州分行，2013年12月海北州分行成立投入运营。经营机构已覆盖全省主要经济区域，逐步实现了从城商行向区域性股份制银行的战略转型。同时，2011年发起设立了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迈出了跨省发展的第一步，其成功实践为青海银行进一步延伸分支机构积累了经验。青海银行州、市分行设立运营后，坚持以业务发展为先导，以服务地方为引领，把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和服务社会民众的理念贯穿经营工作始终，稳健经营，规范管理，将维护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行业投向涵盖能源、医疗、煤炭、建材、水利水电、教育、城建、商贸、农牧产品加工、房地产等多领域，成为支持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如青海银行海南州分行在成立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已连续三年获得海南州委、州政府“服务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玉树州分行成立后，认真履行地方银行服务玉树灾后重建的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进一步贯彻落实《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意见》精神，切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充分发挥青海银行地方一级法人机构机制灵活、决策高效、办理快捷、服务优良的优势，提高信贷效率，切实做好金融支持工作，为打好玉树灾后重建攻坚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特色立行科学发展大力推动金融创新

青海银行坚持“特色立行”、“创新立行”的理念，紧跟客户需求加快产品研发与创新步伐，推出了一系列既让利于客户又推动业务发展的金融新产品。2008年，青海省首张地方信用卡——“青海银行三江贷记卡”成功推出，填补了全省地方金融机构信用卡的空白；同年，成功由“西宁市商业银行”更名为“青海银行”，获得了“青海”这一金名片；2011年，网上银行业务正式上线，作为全省地方金融机构首个网上银行，极大地丰富了青海银行金融服务的内涵。同年5月，设立全省首家离行式小企业信贷中心；成立青海银行票据中心，票据业务迈上专业化、批量化、规模化轨道；2012年，引进德国IPC公司先进的微贷技术，大力拓展具有资源优势、民族特色和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小微企业客户，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搭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平台，全行微贷业务取得长足发展；2012年，推出“中国旅游IC卡”业务以及专为建筑施工企业规范劳务工资支付的“三江幸福卡”。先后开办了个人住房、商铺按揭贷款、购置住房、汽车、高档电器、房屋装修等个人消费贷款，个体经商的周转贷款、“白领通”、“易贷通”个人贷款业务。网上银行业务相继推出跨行支付、银企直联和贴心商旅业务，客户数量迅速增加，功能不断完善，交易量持续扩大。2013年，汇聚多家之长研发并推出了具有储蓄存款革命性的“如意宝”业务，同时推行了5项减免收费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广大企业与客户中得到高度赞誉和好评。加快信息科技发展是助推现代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引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青海银行党委充分认识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在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以科技为先导，大力推进信息科技建设步伐。为此，青海银行针对全行科技技术发展的现状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与客户需求，推动实现了“网上银行”、电票业务和新一代信贷管理系统等重大科技项目的顺利上线运营，使全行的科技建设和运用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2011年以来，全行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攻关项目，并取得丰硕成果。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同城灾备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数据容灾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时，制定和修订了20多项科技管理制度，填补了全行在信息科技治理、IT运行管理、外包管理、数据等层面的管理空白，为实施科技强行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长远规划有效推进倾力培育企业文化

文化不仅是银行的灵魂，更是银行发展的动力。多年来，青海银行把培养企业文化作为谋求事业长久发展的出发点，努力构建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极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把“诚信包容、务实奉献、开拓创新、和谐奋进”的核心价值观，和“团结凝聚力量、团结铸就辉煌”的团队观融入到业务经营的每个层面。一是成立了企业文化领导小组，负责全行企业文化建设。在全行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充实和完善青海银行企业文化理念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了“整章建制”工作，把青海银行近年来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形成的规章制度汇编成《企业文化建设系列丛书》，以此规范全员的工作行为，使企业文化真正内化为全行员工的自觉行为，充分发挥好文化引领经营工作的作用。在办好《青海银行》刊物的基础上，在全行营业网点开辟了“青海银行文化之窗”电子宣传栏，及时宣传行内文化动态工作，创办了《青海银行文化之苑报》。二是深入开展“标杆网点服务品质提升活动”，重点树立了一批“标杆网点”和“服务标兵”。青海银行城西支行营业室荣获“2012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荣誉称号。三是创新培养方式，优化队伍结构。青海银行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建立有利于各类员工发展的内部职务、岗位培训体系，把干部培养寓于选人、用人之中，在选人、用人中培养干部，拓宽培养内涵，积极营造团结和谐、积极向上、有利于增强全行凝聚力、有利于干部员工成长的工作环境，使众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积极组织开展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练内功、严要求、强素质、促发展”主题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力地提升了员工整体素质，改进了工作作风，提高了服务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五是不断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及生活条件，以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和谐劳动关系支撑改革发展。行党委利用连续几年增收的成果，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高员工薪酬福利待遇，连续多年使员工薪酬水平超过10%的增长幅度。不断完善职代会职能，发挥职代会作用，使员工权益得到最大保障。从各种渠道倾听员工心声，尽心尽责地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不断增强全行员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营造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实现了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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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第一部中的VA、σA和公司的债务来求得DPT、DPDKMV模型中定义DPT=SD+0.5LD，（SD为短期的负债，LD为长期负债）

（三）DD与EDF之间是具有稳定的函数映射关系从第二部计算中可以看出，KMV模型定义DPT=SD+0.5LD，这是基于美国庞大的违约数据库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但是中国信用体系数据库还不够完备，且不同行业的信用情况也对DPT计算有影响，因此KMV模型在度量我国信用风险时需要进行参数的修正。对于m值得选择，不同学者研究的论大都不一，但大部分结果倾向与m≥0.5以上的这个结论，由于我国公司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失信情况出现较美国发达资本市场较为严重，所以，m值一般设定为0.5以上比较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对于DPT计算方法的选择，还有很多种方法，如：有的学者采用模糊随机方法、DEA方法中的CCG模型、回归、神经网络等等。第三部中，计算EDF时，由于我国没有庞大的违约数据库，所以无法建立DD与EDF之间的映射关系，所以一般假定VA服从参数为μ、σ的正态分布。

二、结论

（一）完善DPF计算在我国信用体系数据库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应该区别度量公司的信用风险，在选取违约参数时，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和公司的债务情况来进行判断，选取合适的DPT来进行DPF的计算。其次，在计算VA及σA时采取期权定价模型有很多种，我们要尽快探究出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特征的模型。

（二）加快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应成立专门的研究部门，尽快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风险监控预测体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评级制度建设。

（三）建立精确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的精确度和真实性决定了我们模型预测的准确性，统计口径的规范化还是特别有必要性的。违约数据积累的缺乏在我国风险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北京市统计年鉴2013》计算而得。从图2可以看出，行业的泰尔指数呈现出波动上涨的趋势，从1992男的0.0142上涨到2013年的0.0338.1992年到2000之间，泰尔指数基本保持在0.015～0.02之间波动，波动浮动也比较小，这可能与在这几年时间内，金融行业能量并没够得到足够的释放有关，很多金融业处于管制阶段，金融业的收入与制造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很大。2000年到2008年之间，泰尔指数逐步上升，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趋势，是由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下，行业的业务量不断增多，且行业的垄断性经营为这些行业获得了高额的利润，高额额利润促使行业的收入水平不断，而与此同时，制造业的收入水平只有很小的增长，从而使得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泰尔指数就越大。2008年以后，泰尔指数有所回落，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后，金融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行业收入略微降低，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更加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的收入有所提高，从而使得泰尔指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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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银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得到了研究者从经验与实证两方面的证明。但是,有关银行业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垄断性的银行业结构会导致经营效率的降低,进而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地,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相互冲突的,这种不一致性往往是由理论假设、计量方法的不同以及样本取值的差异性所导致。

林毅夫等(2006)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了银行业的规模结构,即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业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小银行主导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经济发展;而在发达国家,大银行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更能起到促进作用。

本文从上述林毅夫等提出的理论假设出发,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检验了该理论假设在新疆地区的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新疆银行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和数据说明

本文将一地区的银行业结构界定为各类型银行的规模结构。在具体指标选取上,使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占比与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比来度量该地的银行业结构。图1反映了新疆地区银行业贷款额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1994-2008年,伴随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是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不断增加。从银行贷款总额增长的分类趋势看,2005年末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开始超过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这一变化反映了新疆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在行业中相对地位的下降和新疆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增加。

图2从银行贷款占比角度说明了新疆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及其变化。自2005年开始,具有庞大组织规模的四大国有银行在新疆整个银行业中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逐步上升。作为林毅夫等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直接推论,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新疆地区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相对规模的扩张有助于当地经济增长。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基于上述讨论,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RGDPi=α1*SMALLi+α2*FDi+α3* DGYBi+*Xi+ε①

其中,RGDPi是模型的应变量,样本数据的取值为新疆地区当年GDP的年增长率;在自变量的方面,SMALLi表示新疆地区四大国有银行之外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规模比例,样本数据的取值为新疆地区其他中、小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与所有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之间的比率,该变量被定义为衡量新疆地区银行业结构的指标;FDi表示新疆地区金融深度的程度,样本数据的取值为新疆地区当年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与地区GDP总值的比率;变量DGYBi反映的是新疆地区企业的规模结构,该变量的引入是为了考察新疆地区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以及与当地银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样本数据取值为新疆地区大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率;Xi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了已有文献已经识别出的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相关的变量:CKBi为地区当年出口总额与当年地区GDP总额的比率;FDIBi为地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地区GDP总额的比率;GDBi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总额之间的比率;LAODONGLIi为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该变量度量了新疆地区劳动力的增长;ZFBi为地区政府支出总额与当地GDP总额的比率;RENLIZIBEN_1为滞后一期的当地中、大学学生数与当地总人口数之间的比率,该变量衡量了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滞后一期的处理考虑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作用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系数α1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基于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如果α1大于零,可以说明新疆地区中小银行在规模上所占市场份额的提高是有助于当地GDP增长的,从而也就证明新疆地区银行业结构与当地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符合林毅夫等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反之,则说明该假说在新疆地区的不适用性。

(二)数据样本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是新疆地区在1994-2008年期间关于前述各个变量的数据。具体而言,相关的金融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9)》,其他数据来自于《新疆统计年鉴(1995-2009)》、《新疆五十年》。

三、模型的识别和估计结果

本文对上述选取的各变量进行筛选构造,建立了五个不同的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主要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第一列显示的是只包括银行业结构变量SMALL的估计结果。第二列加入了应变量RGDP的一期滞后项,目的是消除模型残差的自相关问题。模型二的估计结果说明,在消除了自相关性后,银行业结构变量部分解释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变量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该模型说明,新疆地区银行业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是显著相关的。具体而言,当地中小金融机构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中小金融机构所占份额的提高与地方经济增长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已有文献已经识别出的主要控制变量。估计的结果显示,银行业结构变量SMALL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并且R平方统计值为0.809218。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与GDP总额之比GDB、人口自然增长率LAODONGLI和人力资本投资RENLIZIBEN_1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为显著。如果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因果关系,那么该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银行业结构变量和其他变量一起较好地解释了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

模型四和模型五加入了度量地区金融深度的变量FD和大型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总值比率DGYB。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银行业结构变量SMALL的系数依然保持正值,并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变量FD和变量DGYB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下也不是显著的。

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看,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银行业结构中,中小银行市场规模的扩大之所以和经济增长间具有正的相关关系,可以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偏好角度解释。从历史上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承接了支持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满足国有企业融资需求的使命。在政府行为的干预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放贷流向主要是以大企业为主的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而从国有商业银行角度看,国有商行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加强了其自身的趋利性。国有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企业,在经营风险、信息特征等方面都要好于后者。从放贷所承担的风险角度出发,国有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相对低效率的大型国有或集体企业。相对应的是,具有更高经营灵活性、效率性和创新力的中小企业往往无法得到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上述问题被认为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一股独大下的商业银行结构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地区金融深度变量FD和大型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总值比率DGYB。其意图在于,如果地区银行业结构中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过大是通过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好和后者的低效经营来阻碍当地经济增长的,那么在加入DGYB变量后,银行业结构指标SMALL将是不显著的。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将DGYB变量加入模型后,SMALL变量系数依然显著,而DGYB变量系数则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新疆地区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不能完全从银行信贷偏好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低效经营角度进行解释;而从FD变量负的系数看,不合理的商业银行业结构是导致当地商业银行扩张没有引致经济增长的可能原因。

四、结论

本文使用新疆地区在1994-2008年间的样本数据,说明了该地区银行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借鉴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先验性的将中、小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与所有金融机构当年贷款总额之间的比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银行业结构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考察银行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支持了笔者的理论假设:新疆地区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中小商业银行相对规模的扩张有助于当地经济增长。

金融深度变量和大型工业企业比重变量引入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以下两个结论:新疆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低效推动作用,不能完全从国有商行的贷款偏好和大型国企经营的低效方面进行解释,上述问题可能有其他因素共同导致;新疆地区商业银行业整体规模的扩张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依赖于当地中小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扩大。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8).

银行机构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9-0036-07

一、引言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这一议题的研究背景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的金融机构网点少、信贷供给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07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允许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从而在县域农村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强度，并导致农村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那么，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变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

以Petersen和Rajan（1995）[1]为代表的局部均衡模型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一般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以Ceterolli和Peretto（2001）[2]为代表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是有害的。林毅夫等（2008）[3]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金融结构是选择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作为主体；而在现代的发达经济中，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国内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银行业结构集中度的下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李琼和刘建军（2005）[4]根据1999年和2000年国家层面上的跨省数据得出银行市场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王红（2005）[5]基于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中国银行业较高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但并不明显；谈儒勇等（2006）[6]基于中国31个省区1999—200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后，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中西部地区各省区银行集中度的提升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以上的研究使用的都是小样本数据，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性。其后，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运用中国28个省区在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得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贺小海和刘修岩（2008）[7]利用样本期为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并且东、中、西部区域银行集中度降低将促进经济增长。但以上文献均依赖于省级层面数据，截至目前尚未见到基于更低层面（地市级或县级）数据来分析银行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6—2010年各县域数据所构成的县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村银行业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最优银行业结构”；第三部分为选择分析变量、设定计量模型、介绍数据来源并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第四部分是对计量结果的解释；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最优银行业结构”

目前，中国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由于农业信贷的高风险、低回报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相背离，所以从1999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地区撤出，目前已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款权。当前县域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改制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此外还有其余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少量分支机构。但是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仅限于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基本上不直接对农户和小企业办理业务；农业银行在2007年后坚持三农的市场定位，但其经营中心仍在城市工商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从2007年开始涉足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规模很小。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垄断了对农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田杰等，2012）[8]。

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导致了农村正规金融中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逐步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强度。例如2007年开始在四川等6个省区开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改革工作，并扩大到全国31个省区市，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成立了31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且贷款的80%以上投放于三农和小微企业。

农村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农村银行业结构，那么，就中国农村地区而言，当前的农村银行业结构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银行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多数都是基于林毅夫等（2008）[3]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展开实证研究的，本文也同样基于这一理论分析其在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现代低收入国家，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应当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现达国家，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林毅夫等，2008）[3]。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选择较低的集中度将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农村地区成立必须满足两大基本前提：

1. 中国县域农村地区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其产业选择也应与本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在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中，选择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更有利于分工合作及本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 等，2008）[3]。当前县域农村地区集中了中国80%的人口，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且绝大多数设立在县域内。在当前中国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促进中国县域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农村银行业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县域内的大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小银行主要向小企业贷款，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工的形成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两种因素：（1）风险分散。县域内的农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风险承受能力强，有能力为资金需求大的大型企业和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贷款。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由于资产规模小、风险承受能力弱，难以为上述企业提供贷款，它们更倾向于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提供额度相对较小、回收期较短、风险较小的贷款支持（田杰 等，2012）[8]。（2）信息不对称。大企业一般都能提供财务报表等易于传达的“硬信息”，而小企业由于规模小、组织结构不健全、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等“硬信息”，更多的是关于不易于传达的软信息（比如企业家个人品质和能力等）。大企业和小企业由于自身传递信息的差别导致了大银行更适合监督大企业，中小银行更适合监督小企业。而且县域内的中、农、工、建等大银行组织结构庞杂、信息传递路径长，难以依赖“软信息”进行决策，一般要靠财务报表等直观的“硬信息”。相比而言，县域内的中小银行，比如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由于结构简单、信息传递路径短，在处理“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和要求必须符合农村企业的自身发展状况及融资特点。农村金融供给的分层与多元化由农村金融需求的分层决定。因此，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在县域农村地区设立与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信贷需求特点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明确各涉农金融机构职责，优化其结构和功能定位，最终在县域农村地区构建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多元化、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因此，中国农村“最优银行结构”应该是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这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三、分析变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变量的选择

1. 农村银行业结构。在有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对银行业结构指标的选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邹薇，蒋泽敏，2009）[9]。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现有文献对银行集中度的度量主要采用CRn（最大规模的n家银行的资产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HHI）。HHI同时涵盖了所有银行的数量及市场份额差异程度的信息，但是要求计算出每家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对数据的需求量非常大，中国银监会农村金融图集比较详细的提供了每家银行的存款和贷款总额，从而使本文能够使用HHI指数进行计算，弥补了以往文献的不足。HHI指数用一个地区内任一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计算，具体形式为：

其中Dj，k表示第j个银行在第k个地区的分支机构所获得的存款或发放的贷款。HHI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到1，数值越趋近于0时表示银行集中度越低，竞争越大；而越趋近于1时表示银行集中度越高。本文中农村银行集中度用贷款集中度（CRL）来表示。

2. 农村经济增长（Y）。用人均GDP取对数的数值代表农村经济增长。

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是参考了以往文献中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1）教育发展水平（EDU）。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产业结构（IS）。用来反映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情况，本文预期其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3）政府财政支出（GEB）。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一般认为政府的参与程度越高，对经济发展越不利。（4）投资水平（Inv）。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投资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拉动当地经济增长。（5）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由于结构和功能失衡，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6）城镇化水平（UR）。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显著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每个变量的含义及具体赋值见表1。

（二）模型设定

本文设立实证模型主要是分析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地区差异对各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是否构成农村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参考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贺小海和刘修岩（2008）[7]的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设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其中，Y表示农村经济增长，HHI表示农村银行业结构（用贷款集中度CRL表示），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财政支出比例（GEB）、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城市化水平（UR）、产业结构（IS）、教育发展水平（EDU）。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变量的数据时间为2006—2010年，数据来源于2007—2011《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收集的2006—2010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及国研网县级经济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最终选取了1 868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占中国2 070个县（市）的90.3%，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地区。

在计算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HHI）指标时，本文用中国县域内不同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的市场结构来衡量，涉及的银行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是加总后的数据，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其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数据详细。因此本文计算出的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是可靠的、详细的。

现有文献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寡占型、适度集中型和低集中度三种类型，本文用HHI指数计算的中国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可以划分如表2所示的三种类型，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6—2010年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一直属于寡占型。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的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会影响到结果的精确性，所以首先要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测定，然后使用Klein法则进行判别。根据Klein法则判断原理：若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决定系数（R2），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如表3所示，各个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小于多重决定系数0.623，因而根据Klein法则，可以初步判断本文选取的变量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判断模型中的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依次加入变量进行回归。

根据设定的回归模型，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以农村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对样本期为2006—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逐步带入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表4所示的模型（1）到模型（7），然后使用HAUSMAN判断表4中的7个模型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仅仅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可能忽略了模型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内生性，所以必须尽可能将其消除。

首先分析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4中模型（1）对农村银行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模型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指的是由于存在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所以导致了违背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个假设cov（εi，xi）=0，这样得出的结果是估计有偏和非一致的，即使无限增大样本的容量，估计也是有偏误的。一般来说导致内生性的可能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村银行集中度与农村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即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同时，农村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二是基本回归模型中遗漏了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控制变量；三是测量误差。在统计数据中，误差难以避免。现有文献中处理内生性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寻找工具变量。林毅夫等（2008）[3]选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来构造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但在本文中选取的数据虽然也发生了2007年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但是总的样本时期太短，而且在统计数据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只能尽量地控制住其他因素，把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离出来，而且更多遗漏的重要控制变量的加入，也可以尽量消除内生性。二是用农村银行集中度的前一期或前几期数据。但是本文数据只有5年的时间，所以也放弃这种方法。三是面板数据模型也能解决内生性。

本文使用的是2006—2010年1 76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属于宽截面、短序列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有必要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以确定模型中异方差的存在，然后使用PCSE对异方差进行修正。从表4可以看出，DW值在接近2，因此可以基本判断不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性。

模型2到模型7依次加入控制变量投资水平（Inv）、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政府财政支出（GEB）、教育发展水平（EDU）、城镇化水平（UR）、产业结构（IS）。模型2中加入投资水平（Inv）后，与农村经济增长成负相关，这显然违背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因此在模型3到模型6中，去掉了投资水平（Inv）变量，继续加入其他变量进行回归，结果都表明农村银行集中度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成显著的负相关。模型7中对所有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仍然是一样的。这表明农村银行贷款集中度的下降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中国农村“最优银行结构”应该是以区域性的农村中小银行为主体，这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表4也展示了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下成显著的负相关，验证了以往文献提出的农村金融存在功能和结构失衡的观点。政府财政支出（GEB）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成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教育发展水平（EDU）的发展、城镇化水平（UR）提升和产业结构（IS）的优化将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将用其他衡量农村银行集中度的指标做稳健检验。度量银行集中度的指标有CRn指数、H统计值和Lerner指数，也有学者采用金融机构网点数来度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行业集中度指数CRn指数。以往文献在度量这一指数时考虑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贷款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份额，所以用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余额占比来表示。而在县域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占据了农村金融市场较大的贷款份额，因此本文用三家银行所占贷款市场份额来度量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相应的指数表示为CR3。因此计量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CR3具体度量值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银行的贷款数之和占农村地区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其他控制变量不变，并进行了同样的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只加入农村银行业集中度（CR3），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然后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结果仍然是在1%的水平上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显著为负。以上的结果充分验证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改革，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纷纷参与到农村市场，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银行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业发展。基于这一重要的研究背景，本文使用来自中国2006—2010年1 76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农村“最优银行业结构”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银行业结构的下降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然后本文使用CR3度量的银行集中度来检验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仍然是稳健可靠的。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审批效率，鼓励和引导各类资本发起设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数量，建立集中度较低、竞争水平较高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坏境，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制定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国家可以通过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改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Mitchell A. Petersen and Raghuram G. Rajan. The Effect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Relationship[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1995，110（2）：407-443.

[2]Nicola Cetorelli and Pietro F. Peretto. Oligopoly Banking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DEA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1.

[3]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9）.

[4]李琼，刘建军.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J].价值工程，2005，（2）.

[5]王红.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05，（5）.

[6]谈儒勇，叶海景，范坤祥.我国各地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12）.

银行机构论文篇（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间接融资一直在我国金融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银行信贷是企业获得融资的主要方式；从我国现阶段银行发展来看，银行业无论是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以及发展水平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存贷利差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利润来源，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规模也对银行营业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银行信贷水平不仅影响银行自身发展，而且对整个宏观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力图梳理税收与银行信贷有关文献，为银行指定相关信贷政策提供依据。

二、国外文献回顾

通过梳理相关国外文献，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常常把银行信贷看成货币政策工具，较少论及税收对信贷的影响。同时金融危机之前的研究主要从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银行发展的视角出发，研究税收政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提出各种对金融机构的征税的议题，不仅仅针对银行信贷行为，而且涵盖所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目的在于惩罚那些诱发金融危机、或者从危机中不当得利的金融机构，支付应对危机的财政成本等。Shackelfordetal.(2010)一文综述了对金融机构征收特别税以及探讨各种税收政策的实施是出于何种经济背景，能产生何种政策效果。Hemmelgarnetal.(2010)更进一步探讨了对金融机构征税所导致的税收负担转嫁问题，作者认为市场竞争以及银行市场力量强弱决定了税收负担归宿，研究的样本包含1400多家欧洲商业银行1992年至2008年的数据，实证结论表明，即使是在高度垄断的，极度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商业银行都不可能将税收负担完全转移给客户承担。

三、国内文献回顾

而国内直接从微观视角探讨税收对银行信贷行为影响的文献较少，学者们通常认为流转税确实扭曲银行信贷行为，不具有税收中性的作用，而所得税却无信贷扭曲效应。李文宏（2004）构建在资产约束条件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信贷供给模型，分别在无税与有税条件下探讨了最优信贷规模问题。作者发现营业税降低银行最优信贷水平，扭曲了银行信贷行为，而企业所得税具有税收中性的性质，但作者仅仅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并没有通过实证验证上述结论。辛浩等（2007）以14家商业银行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商业银行税收对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发现营业税与银行信贷资产比显著负相关，表明营业税确实扭曲了银行信贷，而所得税却无扭曲效应。该结论验证了上述研究结论。赵以邗等（2009）采用DEA方法考察营业税对银行效率影响，作者发现营业税确实会降低银行贷款数量，存贷利差扩大，同时对银行总体而言，营业税税率的下调对银行业效率水平的提升影响效果并不大，但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的改善程度要大于国有银行。闫肃（2012）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业税收的信贷扩张效应，作者发现，金融业间接税对银行信贷扩张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间接税增加1%而银行信贷下降0.7%，直接税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十分有限。然而，也有少部分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所得税也会扭曲银行信贷行为。薛薇（2011）基于产业组织理论，通过构建信贷资本成本模型来说明这一点，在考虑银行融资成本以及银行贷款损失的税务处理的条件下，所得税提高了银行税后信贷资本成本，进而降低税收信贷收益率，最终银行最优信贷水平下降。卢立军（2012）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了对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贷款享受退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村小额信贷投放的激励效应，作者发现该税收优惠政策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加强。此外，与银行信贷相联系的另一个论题是银行存差问题。学者们更多的从银行债务和风险管理角度以及信贷市场信用角度分析银行存差扩大的原因。伍志文等（2004）的实证分析表明存贷差可以作为国有银行损失金以及信贷风险补偿金，因而存贷差扩大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够。杨万东（2006）考察了存贷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存贷差扩大的影响，但是其中没有提到商业银行税收因素对银行存贷差的影响。郑慧（2010）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存贷差扩大的原因，作者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外汇占款存贷利率的变化以及城乡居民储蓄都是影响存贷差扩大的原因。由于商业银行税收对信贷的扭曲效应，降低银行最优信贷水平，银行存在“惜贷”行为，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从税收角度给出我国存贷差扩大的原因。

四、文献述评

从上述学者对商业银行税收信贷微观效应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的结论认同流转税会扭曲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造成商业银行最优贷款量下降，而所得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不大，基本上属于“中性税收”。少数研究表明所得税同流转税一样，降低银行税后信贷收益，扭曲最优信贷行为。因此，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上述学者对商业银行税收信贷扭曲效应的探索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也存在以下不足。所构建的模型并没有考虑所得税对信贷损失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们仅仅从信贷供给角度出发，构建银行利润最大化模型，没有考虑所得税对银行贷款损失弥补的影响，因而也就得出所得税具有“税收中性”的结论。而本部分构建的数理模型充分考虑到银行贷款损失税务处理不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信贷行为。通过检索有关银行存差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从税收角度给出银行存差扩大的解释及实证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学者们更多的从银行自身债务和风险管理角度介绍目前银行不断扩大的存差现象。

参考文献：

银行机构论文篇（7）

金融海啸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作为金融因素的主要载体，银行组织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荚重要。国内外众多学者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得银行组织架构理论日臻成熟与完善。然而，国内尚无文献专门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并简要评述。

一、银行再造理论发展概述

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端于“银行再造理论”。银行再造理论是银行经营变革研究的一个分支，起源于2O世纪60年代。当时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给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理念带来了逆向冲击，迫使银行实业家和理论研究者在银行经营战略、组织架构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探求应对策略。经过20多年的发展，银行再造理论呈现出综合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并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GeorgeM．Bollenbacher(1992)、PallF．Janno(1993)为代表的学者对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再造研究的热潮，银行再造理论开始指导银行再造实践。之后，JohnH．Wolfforth(1995)、PaulH．Allen(1995)、Goodstein(1998)和PhilMiddleton(2000)等人分别对银行再造理论进行了拓展，使得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边界不断延伸。Wolfforth(1995)指出，银行再造理论区别于其他变革理论的关键在于“流程再造”。但Allen(1995)则进一步指出，流程再造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银行的组织架构、思维方式、价值观、管理制度、员工技能、权利分配等因素随之改变。而oodstein(1998)首次对流程再造进行了细化，认为工作系统的改进可以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Middleton(2000)则将银行再造理论扩延到了战略再造。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银行再造理论，如JamesEssinger(2000)探讨了信息技术与银行再造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业务流程再造成为银行再造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内容主要包括银行定价体系再造、银行信贷流程再造、个人银行业务流程再造和直接银行业务等四个方面。银行再造理论作为一种对银行经营和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的新兴理论，其内容正逐步丰富，研究边界也在逐步扩大。

二、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综述

(一)关于企业组织结构

1．关于组织层次及其结构

组织层次(或管理层次)用于描述经济组织的纵向结构特征。组织层次在表面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层次数量，但它却反应了组织内部的纵向分工。亨利·法约尔(1916)最早对组织层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管理幅度原理，为层级制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组织层次的数量应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这是由管理幅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管理者管理下属的数量是有限的，且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管理幅度：层级越高，其管理幅度越小；层级越低，管理幅度越大。而M·Weber(1947)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完善的组织体制的组织层次应该是固定的，应按照权利等级划分为三层，即最高决策层、中间管理层和基层作业层。这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指挥链，而且能够做到职责清楚，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NancyAustin(1999)认为组织层次也应该分为三层，但是其层次结构与M·Weber(1947)的不同。Austin(1999)将组织层次结构形象的描述为车轮型组织结构：车轮中心是客户，职能部门(如财务、营销、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部门)是轮辐，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是轮圈。MichaelColenso(2000)则一改前述组织层次数量固定的模式，提出组织层次应为缩减层次的扁平型结构，主张根据价值与战略驱动下放决策权，并强调组织层级的变动必须伴随着工作单元职权领域、业绩目标、责任范围、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变革。MichaelCo—lenso(2000)的扁平化理论的提出对银行组织再造理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DonaldC．Mosley(2001)沿承了co—lenso(2000)的扁平型组织层次结构，提出了更为扁平的倒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主张决策权应自下而上，与客户联系紧密的营销人员应被赋予重要的决策权，而处于其他层次的人员须为营销人员的营销行为服务。

2．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

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职权分权论，主张权利的下放。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管理职权集权论，强调权威的重要性。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1911)提出了管理职权的“例外原则”，主张将组织内的日常职权进行分散和下放，高管人员只做重大决策和处理“例外”事件。德鲁克(1954)在泰罗(1911)的分权论的基础上对分权的形式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在组织中实行分权的等级制决策结构。

Robe~Si—moNs(1994)指出了分权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和分权的程度。他认为，经营效率高的组织才可以分权；权利委任和权利控制应保持平衡。唐纳德·c·莫斯利(1999)指出了放权的重要性，主张适当放权，这与Simons(1994)的观点实际上是如出一辙。ChrisArgyris(1996)进一步指出了放权的原则，即权利委任不能盲目，权利委任后不能乱用，而且权利委任是需要特定的环境的。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委任具备的环境进行具体描述。不仅要授权，而且要有效授权，当授权非有效时，应加强对管理层的培训与发展。

与泰罗(1911)的观点不同，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1947)更加注重组织的权威，认为权威是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并接受组织和上级的制约。他的这种理论被称为“官僚制理论”，存组织架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巴纳德(1938)的权力接受理论对韦伯(1497)的官僚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了权威存在的条件：只有当下级理解行政命令，并相信它符合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利益时，权威才会被接受。西蒙(1985)同样主张组织集权。他把决策专业化与组织集权化等同起来，意识到如果执行部门远离决策中心，它为决策提供的信息就会受到阻碍，导致制定和传递决策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增加，促使决策分权化。因此，组织的集权程度必须与决策相适应。

3．关于信息与组织发展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认为，分散和横向的信息有助于绢织的发展。德鲁克(1954)主张，组织应注重信息横向关系的分析和横向渠道的建立，与信息源接直接触。因为过于集中的信息容易导致组织与成员问产生隔阂。西蒙(1985)则把组织的信息系统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他认为，信息包括纵向和横向传递，而横向传递的根源在于组织的信息总是相对分散的。

(二)关于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

企业组织架构理论对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建设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又有一定的特殊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息技术效率发挥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商业银行组织上的灵活性，商业银行只有建立柔性的组织才能适应剧变的外部环境。而且，为了获取在成本、质量和速度等绩效方面戏剧性的改变，商业银行需要以业务流程为核心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心——辐射式组织结构(即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增加上下级问的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但是，内部设置的部门比独立机构更容易具有潜在的冲突，所以与独立机构相比处于劣势。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产生变化。例如，运营环境的变化可以使得商业银行可利用的内、外部增长机会发生改变，引起商业银行既定战略的变化，进而导致组织结构的改变。外在条件的变化(如监管放松、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可以引导商业银行向自己的核心能力集中，导致其战略调整，这种战略的调整会可以使得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发生变化。但是，Jeon＆Stephen(2001)认为，上述结论并不确定，因为环境的变化是否对银行的战略、经营和组织架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取决于银行的目标客户和银行规模的大小。例如，监管放松导致并购增多，银行规模增大，银行业垄断程度增强。这使得规模较大的银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增加；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环境的变化表现得并不敏感，能够继续保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因而环境的变化不会对这些特定银行的经营战略、业务规划和组织架构等产生影响。

国内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展开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2O世纪9O年代以来，该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三)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再造

1．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弊病

自外资银行全面入境中国以来，我国银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个距主要根源于银行组织架构的不完备和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业银行组织层次过多，纵向链条长，信息传递准确性筹。由于商业银行的机构过于庞大，纵向的部门层级众多，信息级间的传递容易产生阻塞与漏损，这势必会降低银行决策者对市场变化反应的灵敏性，致使监控不力，经营效率低下。

第二，商业银行的横向部门没置过多，功能重叠、机构臃肿、办事摊诿、增加管理成本。

第三，业务处理流程被分割，不够统一和完整，不仅导致银行内部交易成本增加，而且也形成业务运行过程中的运行风险控制点，影响了风险控制的有效性。

2．关于同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优化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这样的结构难以形成内部活跃的创新力并提升对金融服务的供给能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立足于银行的根奉经营能力进行功能创新，进一步完善分支机构改革，理顺组织职能框架，推动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

第一，火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优化的模式选择。陆晓明(2004)、吴成良(2005)分别以荷兰银行的SBU(Strate矛cBusinessUnit)组织架构模式为案例，(介绍SUB模式存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创新中的应用前景，为国内银行组织架构改革提供借鉴。

现代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有三个特征：一是垂直化，即商业银行慢化条线的功能，采取以纵向为主的运作管理模式，优点在于，可以使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意图和具体措施史有效地传递到基层，并被更好地执行，减少各层次的干扰和扭曲；二是矩阵式，强调纵向权力和横向权力的制衡，任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同时也从制度上强化了风险管理；三是扁平化，即在影响管理效率的前提下尽町能地压缩纵向管坪层次，缩短委托链条的长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姚瑜琳(2008)、吴志峰(2005)认为，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模式应选择业务事业部与地区事业部相结合的矩阵式，浙江省银监局课题组(2005)则认为，应有条件地导入横纵结合的矩阵式管理理念；黄贤福(2002)、李为(2009)认为，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应以业务部为主线，删减重复机构部门，压缩组织层级，形成扁平化的组织架构。这一优化思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此外，邹新、码素红(2004)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调鼙的战略规划应是“一个重心、三条主线”。其中，一个重心指以中心城市行为发展重心，三条主线是纵向的组织架构扁平化、横向的网点区域布局调整以及按业务流程对组织架构进行整合。

可见，对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国内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这是因为，影响商业银行组织架构设计的环境因素是多方而、多层次的。我阁商业银行的经前环境基本属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女职位和部门、组织的差别和一体化、控制过程以及未来分析计划与顶测等方面，因此，银行组织在内部架构和外部环境之间需要寻求一个恰当的位置。姚瑜琳(2008)提出的一种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路径是，在改革前中期，在部分业务板块率先实施事业部制改革，同时加大配套基础工作的改革力度。通过重点业务、地区试点，在基础条件成熟、管理水平提高、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迈向矩阵式组织架构。

第二，对商银行组织层次的优化。为了克服商业银行组织层级过多的弊病，商业银行组织层次，应该打破行政区划和政府序列的格局，将机构向大中城市和效益好的经济区域集中，逐步压缩中间管理层，文现组织结构集约化；应该建立以总行为经营决策中心、以分行为利润中心、以下属分理处(营业所)为产品服务中心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使外部组织结构扁平化；应该撤并现有的省级分行和地市分行，改按经济区域在全国5O一6O个中心城市设立分行。

第三，对横向部门臃肿的优化。要改变目前商业银行内部横向部门设置臃肿的局，应调整分支行横向组织结构设置，增强营销机构服务功能；同时精简和完善职能部门，充实产品开发和定价部、销售策划部、发展规划策划部等对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影响力大的部门，减少管理部门的功能性再复和雷同。

银行机构论文篇（8）

金融 海啸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金融因素在 经济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作为金融因素的主要载体，银行组织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荚重要。国内外众多学者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得银行组织架构理论日臻成熟与完善。然而，国内尚无 文献 专门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并简要评述。

一、银行再造理论发展概述

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端于“银行再造理论”。银行再造理论是银行经营变革研究的一个分支，起源于2o世纪60年代。当时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给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理念带来了逆向冲击，迫使银行实业家和理论研究者在银行经营战略、组织架构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探求应对策略。经过20多年的发展，银行再造理论呈现出综合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并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georgem．bollenbacher(1992)、pallf．janno(1993)为代表的学者对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再造研究的热潮，银行再造理论开始指导银行再造实践。之后，john h．wolfforth(1995)、paulh．allen(1995)、goodstein(1998)和philmiddleton(2000)等人分别对银行再造理论进行了拓展，使得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边界不断延伸。wolfforth(1995)指出，银行再造理论区别于其他变革理论的关键在于“流程再造”。但allen(1995)则进一步指出，流程再造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银行的组织架构、思维方式、价值观、管理制度、员工技能、权利分配等因素随之改变。而goodstein(1998)首次对流程再造进行了细化，认为工作系统的改进可以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middleton(2000)则将银行再造理论扩延到了战略再造。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银行再造理论，如jamesessinger(2000)探讨了信息技术与银行再造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业务流程再造成为银行再造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内容主要包括银行定价体系再造、银行信贷流程再造、个人银行业务流程再造和直接银行业务等四个方面。银行再造理论作为一种对银行经营和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的新兴理论，其内容正逐步丰富，研究边界也在逐步扩大。

二、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综述

(一)关于 企业 组织结构

1．关于组织层次及其结构

组织层次(或管理层次)用于描述经济组织的纵向结构特征。组织层次在表面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层次数量，但它却反应了组织内部的纵向分工。亨利·法约尔(1916)最早对组织层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管理幅度原理，为层级制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组织层次的数量应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这是由管理幅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管理者管理下属的数量是有限的，且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管理幅度：层级越高，其管理幅度越小；层级越低，管理幅度越大。而m·weber(1947)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完善的组织体制的组织层次应该是固定的，应按照权利等级划分为三层，即最高决策层、中间管理层和基层作业层。这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指挥链，而且能够做到职责清楚，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nancyaustin(1999)认为组织层次也应该分为三层，但是其层次结构与m·weber(1947)的不同。austin(1999)将组织层次结构形象的描述为车轮型组织结构：车轮中心是客户，职能部门(如财务、营销、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部门)是轮辐，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是轮圈。michaelcolenso(2000)则一改前述组织层次数量固定的模式，提出组织层次应为缩减层次的扁平型结构，主张根据价值与战略驱动下放决策权，并强调组织层级的变动必须伴随着工作单元职权领域、业绩目标、责任范围、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变革。michaelco—lenso(2000)的扁平化理论的提出对银行组织再造理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donaldc．mosley(2001)沿承了co—lenso(2000)的扁平型组织层次结构，提出了更为扁平的倒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主张决策权应自下而上，与客户联系紧密的营销人员应被赋予重要的决策权，而处于其他层次的人员须为营销人员的营销行为服务。

2．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

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职权分权论，主张权利的下放。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管理职权集权论，强调权威的重要性。 科学 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1911)提出了管理职权的“例外原则”，主张将组织内的日常职权进行分散和下放，高管人员只做重大决策和处理“例外”事件。德鲁克(1954)在泰罗(1911)的分权论的基础上对分权的形式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在组织中实行分权的等级制决策结构。robe~si—mons(1994)指出了分权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和分权的程度。他认为，经营效率高的组织才可以分权；权利委任和权利控制应保持平衡。唐纳德·c·莫斯利(1999)指出了放权的重要性，主张适当放权，这与simons(1994)的观点实际上是如出一辙。chrisargyris(1996)进一步指出了放权的原则，即权利委任不能盲目，权利委任后不能乱用，而且权利委任是需要特定的环境的。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委任具备的环境进行具体描述。不仅要授权，而且要有效授权，当授权非有效时，应加强对管理层的培训与发展。

与泰罗(1911)的观点不同，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1947)更加注重组织的权威，认为权威是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并接受组织和上级的制约。他的这种理论被称为“官僚制理论”，存组织架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巴纳德(1938)的权力接受理论对韦伯(1497)的官僚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了权威存在的条件：只有当下级理解行政命令，并相信它符合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利益时，权威才会被接受。西蒙(1985)同样主张组织集权。他把决策专业化与组织集权化等同起来，意识到如果执行部门远离决策中心，它为决策提供的信息就会受到阻碍，导致制定和传递决策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增加，促使决策分权化。因此，组织的集权程度必须与决策相适应。

3．关于信息与组织发展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认为，分散和横向的信息有助于绢织的发展。德鲁克(1954)主张，组织应注重信息横向关系的分析和横向渠道的建立，与信息源接直接触。因为过于集中的信息容易导致组织与成员问产生隔阂。西蒙(1985)则把组织的信息系统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他认为，信息包括纵向和横向传递，而横向传递的根源在于组织的信息总是相对分散的。

(二)关于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

企业组织架构理论对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建设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又有一定的特殊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息技术效率发挥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商业银行组织上的灵活性，商业银行只有建立柔性的组织才能适应剧变的外部环境。而且，为了获取在成本、质量和速度等绩效方面戏剧性的改变，商业银行需要以业务流程为核心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心——辐射式组织结构(即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增加上下级问的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但是，内部设置的部门比独立机构更容易具有潜在的冲突，所以与独立机构相比处于劣势。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产生变化。例如，运营环境的变化可以使得商业银行可利用的内、外部增长机会发生改变，引起商业银行既定战略的变化，进而导致组织结构的改变。外在条件的变化(如监管放松、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可以引导商业银行向自己的核心能力集中，导致其战略调整，这种战略的调整会可以使得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发生变化。但是，jeon＆stephen(2001)认为，上述结论并不确定，因为环境的变化是否对银行的战略、经营和组织架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取决于银行的目标客户和银行规模的大小。例如，监管放松导致并购增多，银行规模增大，银行业垄断程度增强。这使得规模较大的银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增加；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环境的变化表现得并不敏感，能够继续保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因而环境的变化不会对这些特定银行的经营战略、业务规划和组织架构等产生影响。

国内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展开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2o世纪9o年代以来，该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三)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再造

1．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弊病

自外资银行全面入境

第二，商业银行的横向部门没置过多，功能重叠、机构臃肿、办事摊诿、增加管理成本。

第三，业务处理流程被分割，不够统一和完整，不仅导致银行内部交易成本增加，而且也形成业务运行过程中的运行风险控制点，影响了风险控制的有效性。

2．关于同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优化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是典型的计划 经济 的产物，这样的结构难以形成内部活跃的创新力并提升对 金融 服务的供给能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立足于银行的根奉经营能力进行功能创新，进一步完善分支机构改革，理顺组织职能框架，推动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

第一，火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优化的模式选择。陆晓明(2004)、吴成良(2005)分别以荷兰银行的sbu(strate矛cbusinessunit)组织架构模式为案例，(介绍sub模式存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创新中的应用前景，为国内银行组织架构改革提供借鉴。

现代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有三个特征：一是垂直化，即商业银行慢化条线的功能，采取以纵向为主的运作管理模式，优点在于，可以使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意图和具体措施史有效地传递到基层，并被更好地执行，减少各层次的干扰和扭曲；二是矩阵式，强调纵向权力和横向权力的制衡，任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同时也从制度上强化了风险管理；三是扁平化，即在影响管理效率的前提下尽町能地压缩纵向管坪层次，缩短委托链条的长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姚瑜琳(2008)、吴志峰(2005)认为，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模式应选择业务事业部与地区事业部相结合的矩阵式，浙江省银监局课题组(2005)则认为，应有条件地导入横纵结合的矩阵式管理理念；黄贤福(2002)、李为(2009)认为，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应以业务部为主线，删减重复机构部门，压缩组织层级，形成扁平化的组织架构。这一优化思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此外，邹新、码素红(2004)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调鼙的战略规划应是“一个重心、三条主线”。其中，一个重心指以中心城市行为发展重心，三条主线是纵向的组织架构扁平化、横向的网点区域布局调整以及按业务流程对组织架构进行整合。

可见，对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国内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这是因为，影响商业银行组织架构设计的环境因素是多方而、多层次的。我阁商业银行的经前环境基本属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女职位和部门、组织的差别和一体化、控制过程以及未来分析计划与顶测等方面，因此，银行组织在内部架构和外部环境之间需要寻求一个恰当的位置。姚瑜琳(2008)提出的一种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路径是，在改革前中期，在部分业务板块率先实施事业部制改革，同时加大配套基础工作的改革力度。通过重点业务、地区试点，在基础条件成熟、管理水平提高、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迈向矩阵式组织架构。

第二，对商银行组织层次的优化。为了克服商业银行组织层级过多的弊病，商业银行组织层次，应该打破行政区划和政府序列的格局，将机构向大中城市和效益好的经济区域集中，逐步压缩中间管理层，文现组织结构集约化；应该建立以总行为经营决策中心、以分行为利润中心、以下属分理处(营业所)为产品服务中心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使外部组织结构扁平化；应该撤并现有的省级分行和地市分行，改按经济区域在全国5o一6o个中心城市设立分行。

第三，对横向部门臃肿的优化。要改变目前商业银行内部横向部门设置臃肿的局，应调整分支行横向组织结构设置，增强营销机构服务功能；同时精简和完善职能部门，充实产品开发和定价部、销售策划部、发展规划策划部等对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影响力大的部门，减少管理部门的功能性再复和雷同。

银行机构论文篇（9）

金融 海啸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金融因素在 经济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作为金融因素的主要载体，银行组织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荚重要。国内外众多学者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得银行组织架构理论日臻成熟与完善。然而，国内尚无 文献 专门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并简要评述。

一、银行再造理论发展概述

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端于“银行再造理论”。银行再造理论是银行经营变革研究的一个分支，起源于2o世纪60年代。当时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给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理念带来了逆向冲击，迫使银行实业家和理论研究者在银行经营战略、组织架构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探求应对策略。经过20多年的发展，银行再造理论呈现出综合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并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georgem．bollenbacher(1992)、pallf．janno(1993)为代表的学者对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再造研究的热潮，银行再造理论开始指导银行再造实践。之后，john h．wolfforth(1995)、paulh．allen(1995)、goodstein(1998)和philmiddleton(2000)等人分别对银行再造理论进行了拓展，使得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边界不断延伸。wolfforth(1995)指出，银行再造理论区别于其他变革理论的关键在于“流程再造”。但allen(1995)则进一步指出，流程再造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银行的组织架构、思维方式、价值观、管理制度、员工技能、权利分配等因素随之改变。而goodstein(1998)首次对流程再造进行了细化，认为工作系统的改进可以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middleton(2000)则将银行再造理论扩延到了战略再造。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银行再造理论，如jamesessinger(2000)探讨了信息技术与银行再造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业务流程再造成为银行再造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内容主要包括银行定价体系再造、银行信贷流程再造、个人银行业务流程再造和直接银行业务等四个方面。银行再造理论作为一种对银行经营和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的新兴理论，其内容正逐步丰富，研究边界也在逐步扩大。

二、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综述

(一)关于 企业 组织结构

1．关于组织层次及其结构

组织层次(或管理层次)用于描述经济组织的纵向结构特征。组织层次在表面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层次数量，但它却反应了组织内部的纵向分工。亨利·法约尔(1916)最早对组织层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管理幅度原理，为层级制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组织层次的数量应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这是由管理幅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管理者管理下属的数量是有限的，且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管理幅度：层级越高，其管理幅度越小；层级越低，管理幅度越大。而m·weber(1947)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完善的组织体制的组织层次应该是固定的，应按照权利等级划分为三层，即最高决策层、中间管理层和基层作业层。这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指挥链，而且能够做到职责清楚，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nancyaustin(1999)认为组织层次也应该分为三层，但是其层次结构与m·weber(1947)的不同。austin(1999)将组织层次结构形象的描述为车轮型组织结构：车轮中心是客户，职能部门(如财务、营销、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部门)是轮辐，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是轮圈。michaelcolenso(2000)则一改前述组织层次数量固定的模式，提出组织层次应为缩减层次的扁平型结构，主张根据价值与战略驱动下放决策权，并强调组织层级的变动必须伴随着工作单元职权领域、业绩目标、责任范围、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变革。michaelco—lenso(2000)的扁平化理论的提出对银行组织再造理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donaldc．mosley(2001)沿承了co—lenso(2000)的扁平型组织层次结构，提出了更为扁平的倒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主张决策权应自下而上，与客户联系紧密的营销人员应被赋予重要的决策权，而处于其他层次的人员须为营销人员的营销行为服务。

2．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

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职权分权论，主张权利的下放。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管理职权集权论，强调权威的重要性。 科学 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1911)提出了管理职权的“例外原则”，主张将组织内的日常职权进行分散和下放，高管人员只做重大决策和处理“例外”事件。德鲁克(1954)在泰罗(1911)的分权论的基础上对分权的形式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在组织中实行分权的等级制决策结构。robe~si—mons(1994)指出了分权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和分权的程度。他认为，经营效率高的组织才可以分权；权利委任和权利控制应保持平衡。唐纳德·c·莫斯利(1999)指出了放权的重要性，主张适当放权，这与simons(1994)的观点实际上是如出一辙。chrisargyris(1996)进一步指出了放权的原则，即权利委任不能盲目，权利委任后不能乱用，而且权利委任是需要特定的环境的。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委任具备的环境进行具体描述。不仅要授权，而且要有效授权，当授权非有效时，应加强对管理层的培训与发展。

与泰罗(1911)的观点不同，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1947)更加注重组织的权威，认为权威是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并接受组织和上级的制约。他的这种理论被称为“官僚制理论”，存组织架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巴纳德(1938)的权力接受理论对韦伯(1497)的官僚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了权威存在的条件：只有当下级理解行政命令，并相信它符合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利益时，权威才会被接受。西蒙(1985)同样主张组织集权。他把决策专业化与组织集权化等同起来，意识到如果执行部门远离决策中心，它为决策提供的信息就会受到阻碍，导致制定和传递决策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增加，促使决策分权化。因此，组织的集权程度必须与决策相适应。

3．关于信息与组织发展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认为，分散和横向的信息有助于绢织的发展。德鲁克(1954)主张，组织应注重信息横向关系的分析和横向渠道的建立，与信息源接直接触。因为过于集中的信息容易导致组织与成员问产生隔阂。西蒙(1985)则把组织的信息系统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他认为，信息包括纵向和横向传递，而横向传递的根源在于组织的信息总是相对分散的。

(二)关于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

企业组织架构理论对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建设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又有一定的特殊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息技术效率发挥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商业银行组织上的灵活性，商业银行只有建立柔性的组织才能适应剧变的外部环境。而且，为了获取在成本、质量和速度等绩效方面戏剧性的改变，商业银行需要以业务流程为核心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心——辐射式组织结构(即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增加上下级问的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但是，内部设置的部门比独立机构更容易具有潜在的冲突，所以与独立机构相比处于劣势。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产生变化。例如，运营环境的变化可以使得商业银行可利用的内、外部增长机会发生改变，引起商业银行既定战略的变化，进而导致组织结构的改变。外在条件的变化(如监管放松、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可以引导商业银行向自己的核心能力集中，导致其战略调整，这种战略的调整会可以使得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发生变化。但是，jeon＆stephen(2001)认为，上述结论并不确定，因为环境的变化是否对银行的战略、经营和组织架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取决于银行的目标客户和银行规模的大小。例如，监管放松导致并购增多，银行规模增大，银行业垄断程度增强。这使得规模较大的银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增加；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环境的变化表现得并不敏感，能够继续保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因而环境的变化不会对这些特定银行的经营战略、业务规划和组织架构等产生影响。

国内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展开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2o世纪9o年代以来，该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三)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再造

1．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弊病

自外资银行全面入境

第二，商业银行的横向部门没置过多，功能重叠、机构臃肿、办事摊诿、增加管理成本。

第三，业务处理流程被分割，不够统一和完整，不仅导致银行内部交易成本增加，而且也形成业务运行过程中的运行风险控制点，影响了风险控制的有效性。

2．关于同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优化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是典型的计划 经济 的产物，这样的结构难以形成内部活跃的创新力并提升对 金融 服务的供给能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立足于银行的根奉经营能力进行功能创新，进一步完善分支机构改革，理顺组织职能框架，推动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

第一，火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优化的模式选择。陆晓明(2004)、吴成良(2005)分别以荷兰银行的sbu(strate矛cbusinessunit)组织架构模式为案例，(介绍sub模式存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创新中的应用前景，为国内银行组织架构改革提供借鉴。

现代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有三个特征：一是垂直化，即商业银行慢化条线的功能，采取以纵向为主的运作管理模式，优点在于，可以使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意图和具体措施史有效地传递到基层，并被更好地执行，减少各层次的干扰和扭曲；二是矩阵式，强调纵向权力和横向权力的制衡，任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同时也从制度上强化了风险管理；三是扁平化，即在影响管理效率的前提下尽町能地压缩纵向管坪层次，缩短委托链条的长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姚瑜琳(2008)、吴志峰(2005)认为，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模式应选择业务事业部与地区事业部相结合的矩阵式，浙江省银监局课题组(2005)则认为，应有条件地导入横纵结合的矩阵式管理理念；黄贤福(2002)、李为(2009)认为，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应以业务部为主线，删减重复机构部门，压缩组织层级，形成扁平化的组织架构。这一优化思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此外，邹新、码素红(2004)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调鼙的战略规划应是“一个重心、三条主线”。其中，一个重心指以中心城市行为发展重心，三条主线是纵向的组织架构扁平化、横向的网点区域布局调整以及按业务流程对组织架构进行整合。

可见，对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国内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这是因为，影响商业银行组织架构设计的环境因素是多方而、多层次的。我阁商业银行的经前环境基本属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女职位和部门、组织的差别和一体化、控制过程以及未来分析计划与顶测等方面，因此，银行组织在内部架构和外部环境之间需要寻求一个恰当的位置。姚瑜琳(2008)提出的一种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路径是，在改革前中期，在部分业务板块率先实施事业部制改革，同时加大配套基础工作的改革力度。通过重点业务、地区试点，在基础条件成熟、管理水平提高、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迈向矩阵式组织架构。

第二，对商银行组织层次的优化。为了克服商业银行组织层级过多的弊病，商业银行组织层次，应该打破行政区划和政府序列的格局，将机构向大中城市和效益好的经济区域集中，逐步压缩中间管理层，文现组织结构集约化；应该建立以总行为经营决策中心、以分行为利润中心、以下属分理处(营业所)为产品服务中心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使外部组织结构扁平化；应该撤并现有的省级分行和地市分行，改按经济区域在全国5o一6o个中心城市设立分行。

第三，对横向部门臃肿的优化。要改变目前商业银行内部横向部门设置臃肿的局，应调整分支行横向组织结构设置，增强营销机构服务功能；同时精简和完善职能部门，充实产品开发和定价部、销售策划部、发展规划策划部等对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影响力大的部门，减少管理部门的功能性再复和雷同。

银行机构论文篇（10）

近年来我国反洗钱工作快速发展，特别是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正式实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领域由银行业扩大到证券期货业、保险业和特定非金融机构行业，被监管机构数量急剧增加。以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为例，在《反洗钱法》出台后需要监管的金融机构由原有的18家金融机构增加到97家，在监管资源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被监管机构数量翻了5倍。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国反洗钱监管方式开始由“合规为本”的监管方式向“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转变，根据金融机构不同的风险等级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投入，以应对反洗钱监管资源不足的矛盾，而评估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则是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核心环节。本文首先分析洗钱犯罪对洗钱渠道的需求，再结合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分布做出三个推论，然后以近年来云南反洗钱工作收集的数据为基础论证这三个推论，最后结合昆明中支洗钱风险评估研究成果，提出构建“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模式时应考虑的一些关键要素。

一、洗钱犯罪对洗钱渠道的需求分析

洗钱分子选择清洗“黑钱”渠道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利益驱动的过程，因此洗钱分子对“黑钱”清洗渠道是有其特定诉求和动机的，通过分析典型的“黑钱”清洗过程可以探究洗钱分子的这种需求。理论上一个典型洗钱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一）处置阶段

处置阶段又叫放置阶段，是洗钱的开始阶段，该阶段对犯罪所得进行有形的处理，将资金投入到清洗系统中。常见的形式是将现金存入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购买有价证券，使犯罪所得与合法资金混合。经过这一阶段后，洗钱分子就对上游犯罪所得进行了初步的加工和处理，为下阶段对资金做进一步清洗做准备工作。此阶段的核心作用是将违法资金投入清洗系统中，因此在这个阶段犯罪分子需要利用具有“容纳”资金能力的金融机构来放置犯罪所得。

（二）离析阶段

离析阶段是洗钱的关键环节，目的在于经过这一阶段的资金交易或转移实现分散和聚集犯罪所得、变换财产的外在形态，使犯罪所得与其最初来源脱钩，从而掩盖黑钱的来源。常见的方式是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通过多次交易或转移制造复杂的交易层次，割断来源与资金间的关系。因此，在离析阶段犯罪分子需要利用具有“分散”“转移”业务的金融机构达到模糊资金来源的目的。

（三）归并阶段

又叫融合阶段或整合阶段，是洗钱行为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犯罪分子将经过离析的资金转移到与犯罪分子无明显联系的合法机构或个人名下，利用投资或购买资产等方式将黑钱投入合法领域，使黑钱从“非法”回归“形式合法”，使犯罪分子可以自由使用犯罪所得。因此，在归并阶段中犯罪分子需要具有“转移”能力或便于投资、购买资产的金融机构来漂白资金。

二、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分布推论及证明

（一）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分布的不均匀性

1.银证保三类金融行业洗钱风险分布的不均匀性分析。“处置阶段”犯罪分子需要利用具有“容纳”资金能力的金融机构来放置犯罪所得，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业务都具有“容纳”资金特性，但随着监管法规的完善，后两类金融机构逐渐减少了现金的收付。保险业金融机构在收付数额较大的资金时都通过银行转账处理。证券业金融机构实行“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后将客户资金存管在银行账户，并不直接与客户发生资金收付。

“离析阶段”中犯罪分子利用复杂多变的金融交易，分散转移黑钱，从而掩盖黑钱的来源。“归并阶段”中犯罪分子也需要具有“转移”能力或便于投资、购买资产的金融机构，使黑钱从“非法”回归“形式合法”。同时具备“分散”“转移”特性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具体体现为“资金集中转入分散转出，分散转入集中转出”，通过跨地区、跨省转移资金的方式模糊资金来源。证券业客户资金只能通过第三方存管账户进出，无法分散资金也无法将资金转移到他人账户，而通过对敲交易转移资金的方法非常容易被监控，实用价值较小。大部分保险业金融机构对给付客户的资金也比较谨慎，采取礼赔或退保资金返回原缴保费账户，加大了犯罪分子通过保险业务转移、清洗黑钱的难度。

通过对比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行业的业务特点（见表一），可以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对于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更符合洗钱犯罪分子的需求，相对较容易吸引非法资金。因此，从业务特点的角度出发，可推论出银、证、保三大行业面临的洗钱风险分布是不均匀的，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要大于其他两个行业。

表一 银证保三类机构业务特点分析表

2.银行业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分布的不均匀性。根据洗钱犯罪分子在清洗违法所得时对金融机构业务功能的需求，同样可以推论出不同规模及业务特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同样是不均匀分布的。分析清洗黑钱的三个标准流程可以看到，资金“转移”行为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洗钱过程。而洗钱分子要快速、廉价的将资金在不同地区“转移”，必然选择规模较大、网点分布较广的金融机构，以提高资金转移速度同时减少跨行转账的费用。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论出全国性的银行机构洗钱风险大于区域性银行机构。此外，案件等一些特殊案件常发生边境地区或沿海地区的县城或乡镇，这些地区的经济一般较为落后，银行机构也较少，特别在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上市后为提高利润率将偏远地区的网点拆除后这一情况更为明显。在这一背景下犯罪分子要转移资金只能通过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因此可推论案件高发地区如沿边、沿海等省份的区域性银行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银行机构。

（二）根据反洗钱案件工作数据论证金融机构风险分布推论的正确性

上文中通过分析洗钱分子对洗钱渠道的功能需求及三类主要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推导出三个推论：

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保险业和证券业金融机构；

二是全国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大于区域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且风险随着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三是案件高发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

下文通过反洗钱案件协查情况及已破获的洗钱相关案例论证上述三个推论。

1.从反洗钱案件协查涉及金融机构的情况论证推论。反洗钱案件协查是指人民银行根据公、检、法等执法机关的案件协助调查请求，对涉嫌洗钱案件的相关账户进行调查的过程，这也是一个逆向寻找可能涉及洗钱案件金融机构的过程。从逻辑上可以推论出拥有涉案账户较多或协查次数较多的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相对也较高。

从云南反洗钱案件协查工作涉及的金融机构分布看，目前绝大多数案件协查都集中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及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情况非常少见，这一情况与推论一相符。据案件协查数据统计结果，排除协查回复为“未开户”的协查，2010年1月至11月间共查询银行业金融541次，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合计占总协查次数的46.48％；其次是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分别约占总协查次数的7.21％、7.02％和7.02％（协查案件涉及金融机构分布情况详见图1）。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农、工、中、建四大银行协查案件次数最多，四大银行中农行又以13%的占比排名第一，而农行分支机构数多于工、建、中三行，这个结论与推论二相符。农村信用社以7.21％的占比紧排在四大行之后，占比远高于其他区域性银行或只在省会城市设立机构的银行，这个情况又论证了推论三。

图1 协查案件涉及金融机构分布图

2.从已破获的洗钱相关案例论证推论。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协助执法机关破获的洗钱相关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涉案金额不断提高，上游犯罪涉及地下钱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犯罪等多种罪名。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从全国各地已破获的案件中挑选了73个比较典型、影响较大的洗钱相关案件汇编成书，其中包括案8个、走私案5个、腐败案9个、金融诈骗案12个、地下钱庄案17个、税务案6个、非法集资案9个、黑社会及案7个，比较全面的囊括了各类洗钱上游犯罪。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73个案件中利用银行机构洗钱的案件73个，占比100%；利用保险机构洗钱的案件2个，占比2.7%；利用证券机构洗钱的案件8个，占比10.9%。而73个利用银行机构洗钱的案件中有60个案件涉及使用异地存款、汇款、转账等方式跨地区转移资金，占比82.2%。这一组数据较好的支持了推论一和推论二。

通过深入分析案情可发现走私案、贩毒案等具有“交易特性”的犯罪活动同很多合法生意一样，资金与货物向相反的方向流动（例如毒资向边界流动，向内地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部分资金被用于购置资产，大部分资金又投入到违法活动中。因此，资金流动的越快则犯罪分子获取的利润越多，而保险和证券机构无法满足犯罪分子快速周转资金的需求。腐败案则不存在这种特性，贪污、受贿分子大都接受现金，他们迫切需要把黑钱漂白使用，需要为违法所得寻找一个合理来源，而不止是模糊资金来源，保险及证券产品具有盈利能力，更能够满足贪污、受贿分子的需求。而2003年至2008年间，破获的涉嫌洗钱贪污贿赂犯罪只占破获案件总数的4％，这也是利用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清洗“黑钱”案件较少的原因。

从破获案件地区分布来看广东、福建、浙江、四川、辽宁、江苏、新疆和云南排名居前，其中广东最多，约占总数的33％，其次是福建和浙江，分别约占总数的13％和9％。上述地区发案概率要高于其他地区，从常理推段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相对较高，这也从侧面论证了推论三。

三、构建反洗钱“风险为本”监管方式时应关注的要点

“风险为本”监管方式要求监管部门对监管对象进行风险识别和分类，对高风险的金融机构采用更全面及详尽的监管措施，对低风险的金融机构采用简化监管措施。“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能够激发起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内在动力，减少金融机构受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侵害的风险。由于上述原因，各国反洗钱监管开始由“合规为本”的监管方式向“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转变，而我国也开始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根据本文的三个推论及昆明中支洗钱反洗钱监管工作方面的研究，开展“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应注意三个关键点：

（一）分行业开展风险评估

根据推论一可知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分布是不均衡的，因为规模差异、业务种类差异、行业合规性差异和从业人员素质差异等等，导致不同行业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级别不同、洗钱风险蕴含的业务点也不同，洗钱风险不均衡的现象非常明显。因此，将所有金融机构混合在一起进行风险评估是不科学，基于公平和公正的考虑，采用分行业评估的方式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开展洗钱风险评估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提高风险较高机构的关注度

根据推论二和推论三可知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的洗钱风险分布同样是不均衡的，全国性的银行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大于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且风险随着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案件高发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因为上述差异的存在，对于风险较高类型的机构在评估洗钱风险时要有所侧重，提高这类机构防范洗钱风险的要求，做到有针对性。

（三）控制风险评估的资源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