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乾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生，云南农业大学教师，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T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
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③、杂技等（图2),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艺术的书法、篆刻在西方艺术门类是没有的。中国文人诗画书法艺术主要是艺术家的情感表达，排遣艺术家的情感成分比较多，对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规律把握较少，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
从简略的东西方艺术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趋向，西方艺术内容比较单一，中国艺术内容非常庞杂；西方的艺术接近自然科学，中国艺术接近人文科学；西方艺术走向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的创新之路，中国艺术走向与文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结合的道路。自然科学注重探讨未来，人文科学注重研究历史与过去。西方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促进了解剖学、透视学、建筑学、物理学等学科的进步。现代艺术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科幻艺术、仿生艺术、星球大战、数码艺术、高科技艺术是艺术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植物性等学科结合的产物。
西方艺术（Art)有时被称为精致艺术或美术(FineArts),指利用技巧与想象力创作艺术品物件、环境或经验的表达模式，以便与他人分享美的情感与意识。“美术’’（fineart)—词系日语转译，是西语“美的艺术”的简称，在我国主要是指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与西方的艺术含义基本相同。西方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简称。艺术—词原指除实用工艺之外的一切“自由艺术”，包括诗歌和音乐，属于广义上的艺术概念，现代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漫长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科举制度，对艺术有以下解释：1.艺术亦作“蓺术”，古代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古代教学科目）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2.封建科举制度中特指经术，即“制艺”。清代方苞《答申谦居书》：“艺术莫难於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也。”3.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等。中国的艺术长期属于意识形态的敏感区域，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可以抒发情感，中国文人艺术主体上是一种写意艺术，将琴棋书画作为日常生活的合理部分，以抒发艺术家的感情世界，调节人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较少地研究自然世界。
二、艺术学理论的层次与理论结构
艺术学学科课程安排与学科结构有关，遵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一般规律，处理好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课程与艺术学理论专业课程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文科各专业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理科、工科各专业自己的关系，在学科交叉的实践中发展艺术学理论，以科学的严谨、实证、逻辑与艺术的激情、想象、浪漫相结合，展开科学与艺术的两翼开启民智创造未来。
艺术理论来自于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长期的艺术发展的历史总结，艺术学理论是由具体的、丰富的学科知识内容构成，绝不是所谓的纯理论。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接受艺术创作实践的检验。张道一教授认为艺术理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见下图（图3、图4、图5)。
哲学课程t艺术学课程I艺术史学课程艺术批评学课程各门类艺术技法课程图1课程结构
关于学科和课程结构，张道一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从教学层次看，研究生是金字塔的上部了，博士生更是金字塔尖，需要博大。我反对‘所有学科专业的实用化’提法，我曾经说过：‘大学本科应当强调实用，硕士可以倾向实用，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从艺术学的理论建设看，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也是需要鼓励的。”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的位置介于美学与艺术创作之间。就学科结构而言，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认为艺术学应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研究内容可包含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中，艺术史不是门类史，而是涵盖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史，即艺术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技法理论是艺术品评理论的基础，艺术品鉴的标准来自于艺术创作的标准的建立。不懂艺术技法理论难以具备艺术内行专家的眼光，难以开展艺术品评。在艺术创作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了艺术批评标准与艺术欣赏标准。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是由艺术家、艺术鉴赏家总结出来的，形成了艺术批评与艺术鉴赏准则。东晋顾恺之著《魏晋胜流画赞》、南齐画家谢赫著《古画品录》，唐代书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宋代画家郭熙著《林泉高致》，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著《松雪论画》，清代恽寿平著《南田画学》，张庚著《国朝画征录》等等。中国古代艺术史证明不是艺术行家，不具备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理论、史论著作。
门类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基础，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也是艺术欣赏者应该知道的艺术语言。只有懂音乐的耳朵才能够欣赏音乐，只有懂绘画的眼睛才能够欣赏绘画。戏迷票友往往会唱戏，艺术理论往往由艺术实践的技法上升到艺术创作的检验总结，成为歌诀、(如书歌、画歌）、画诀、工法口诀，再由艺术实践的检验形成技法理论的文字。即艺术技法理论如：语录、则例、画谱、印谱、舞谱、乐谱，形成艺术技法的谱系。再由艺术技法理论上升到门类艺术批评标准的形成，六法论、气韵论、形神论、传神论、雅俗论等等。艺术史上的理论家从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这两种人中产生，艺术理论的形成经过艺术的创作实践、欣赏实践，上升到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形成艺术批评的标准，总结出自成体系的艺术理论。
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基础。往往会被忽视。其中，西画门类艺术技法理论包涵有：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构图学理论等等。中国绘画技法理论有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包括了气韵、用笔、象形、赋彩、构图、写生六个方面。技法理论往往以画诀、工法口诀的形式流传，形成画论、书论等艺术技法理论。由艺术欣赏的见习到门类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升到艺术标准的约定俗成，发展成为艺术评论，积淀成为艺术史，提炼成为艺术理论是一个系统的、有阶段的、有层次的发展过程。
三、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中外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艺术哲学即美学理论、艺术史论、文艺理论（即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等方面展开，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基本学科研究取向。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学理论研究扩展到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著作，总体上说，艺术学研究在文科中学科交叉比较多，在工科、理科、医学的交叉研究相对比较少。
德国是现代艺术学的故乡，德国作为艺术学的先行者设有艺术学学科，而艺术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和协调发展。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欧美各国高校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他们的专业设置有“艺术”而无“艺术学”，与创作技艺和历史研究有关的专业也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分为“艺术”与“艺术史”两个板块，教学工作分别由艺术系和艺术史系承担™。艺术系注重技法、创作、艺术技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艺术史系注重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的研究。德国在2004年的“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录”共计10个门类，下共有83个一级学科。艺术和艺术学(普通）属于一级学科，其二级学科为跨学科研究(以艺术、艺术学为主）、艺术教育、艺术史/艺术学、艺术品修复学等有30个专业，艺术教育含有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学习艺术的学生学科专业的选择非常宽泛。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下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艺术教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种有序的、综合的、包含四门艺术学科（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的教育事业。艺术是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学科。艺术在发展学生的自觉、推理、想象、创造、平衡多种思维方式、交流、自信、自尊、自律、合作、竞争等认知、技能、情感因素中起重要的作用。2009年，哈佛大学《艺术特别行动计划》指出：艺术应当与科学、人文并立，艺术第一的理念应当被置于哈佛大学教育观念的核心地位。”弗斯特校长说：“我们必须借助艺术教育强力激活哈佛大学全体师生的创新精神，以期确保哈佛大学在21世纪的人类知识界之领先地位。”美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强调：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英美等国家没有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因为艺术是通识学科，可以进行不同学科背景的交叉，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与文科学科背景相结合的研究如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艺术心理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学）、艺术文化学（文化学）、艺术管理学（管理学）、艺术传播学（新闻学）、比较艺术学等(图6)。
图6艺术学理论与文科专业学科交叉图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交叉功能非常强大，艺术可以与其他文理学科交叉。从其他学科研究艺术的视角，艺术与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分出若干学科方向，一时之间是争奇斗胜，而艺术学自身的学科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艺术学理论研究有脱离艺术本体的倾向，对此艺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艺术家们往往不以为然，艺术家关心门类艺术的创作问题，其艺术技法处于经验与探索阶段，没有完全上升为技法理论，身在艺术创作其中而不自知艺术理论的高度发展。理论家则关心与艺术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艺术本体之外看艺术，将艺术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去考察。
艺术家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方法是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艺术学教授贝蒂艾德华的《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被翻译成14种文字，畅销全球，美国IBM、通用电气、苹果电脑、迪斯尼等公司企业将该书作为员工创造力培训教材。艺术关系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艺术的方式不同寻常，富于联想与想象力，艺术的方式往往是异想天开，突破常规。艺术学在与理工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面，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asterofEntertainmentTechnology”，是一个有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与艺术学院共建的学位项目，提供“娱乐科技硕士学位”。艺术与科技的交叉发展，前景无限。艺术学与门类艺术技法、材料学、科技、心理学的交叉，形成艺术技法理论、艺术材料研究、艺术史学研究、艺术科技学、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现代计算机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二维、三维技术的运用，成像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的建筑、城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艺术的交融非常密切，几乎是浑然一体，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关注艺术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艺术与理工学科的交叉，拟图标如下（图7)。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可以产生全新的艺术样式。20世纪以来结合了传统定义艺术领域以外元素的多元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如常见的“科技艺术”(TechnicalAn)“数字艺术”（Digital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Art)、“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科幻艺术”“行为艺术”、“生物艺术”、“数码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不胜枚举。理工科与艺术的结合，如此多样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在挑战艺术理论能够定义的极限。艺术创新与科技创新已经融为一体，尤其是在虚拟空间技术，数字艺术领域，超强的三D技术还将继续发展。
宇宙的建模是数字的建模，数学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数的比例，并且发现了黄金比例分割，自然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横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力学等学科领域，米盖朗基罗横跨建筑学、解剖学、绘画、雕塑等等学科领域，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印象派画家通过物理学的光学成果研究大自然的色彩，推动了绘画色彩的发展。计算机色彩运用色彩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三维建模与数比例的关系可以将任何平面的形转换为立体的形。自然科学拓展了人类的大脑智慧，艺术创作的材料、使用工具，创作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的创造性与科学的严谨性，艺术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艺术的观察力与科学的验证，艺术的大胆的想象与科学的小心的求证，可以发现新的艺术与新的世界。
4月18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 （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代号
下午（14:30-17:00）
000004 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方向）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015 英语（二） 06217 人机工程学 04490 室内设计原理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6219 建筑工程管理与法规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20104 财税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015 英语（二） 00058 市场营销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067 财务管理学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20106 金融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077 金融市场学 00015 英语（二）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76 国际金融 00078 银行会计学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067 财务管理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79 保险学原理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20110 国际贸易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45 企业经济统计学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00097 外贸英语写作 00101 外经贸经营与管理 00096 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0099 涉外经济法 00100 国际运输与保险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02 世界市场行情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5844 国际商务英语
020177 投资理财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77 金融市场学 00015 英语（二） 00067 财务管理学（**加试）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258 保险法（**加试） 00103 证券投资学（**加试）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7250 投资学原理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8019 理财学 04762 金融学概论
08591 金融营销
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153 质量管理（一） 00015 英语（二）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20204 会计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015 英语（二）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20210 旅游管理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200 客源国概况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058 市场营销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67 财务管理学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99 中外民俗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0213 企业财务管理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46 中国税制 00077 金融市场学 00015 英语（二） 00058 市场营销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57 管理会计（一）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208 国际财务管理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20222 物业管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5831 房地产财务管理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8264 房地产市场与营销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400 物业服务经济概论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6404 物业管理国际质量标准 030106 法律 00230 合同法 00227 公司法 00167 劳动法 00015 英语（二） 00249 国际私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58 保险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5678 金融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33 税法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30107 经济法学 00231 市场竞争法概论 00257 票据法 00258 保险法 00015 英语（二） 00249 国际私法 03349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169 房地产法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5678 金融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6917 仲裁法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19271 外商投资企业法
19270 商法概论 030302 行政管理学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316 西方政治制度 00015 英语（二） 00320 领导科学 00319 行政组织理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034 社会学概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322 中国行政史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1848 公务员制度
00261 行政法学（替代原0092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040102 学前教育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883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40108 教育学 00452 教育统计与测量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69 教育学原理 00449 教育管理原理 00453 教育法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6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468 德育原理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00472 比较教育
040120 基础教育（中文方向）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83 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 04578 中国小说史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4577 中国通史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541 语言学概论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4579 中学语文教学法 040202 思想政治教育 0047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0479 当代资本主义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34 社会学概论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481 现代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 00312 政治学概论 040302 体育教育 00498 体育统计学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97 运动训练学
00453 教育法学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499 体育游戏 050104 秘书学 00320 领导科学 00261 行政法学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015 英语（二） 00523 中国秘书史 00524 文书学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312 政治学概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527 中外秘书比较 00511 档案管理学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525 公文选读
0052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050105 汉语言文学 00037 美学 00812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015 英语（二） 00540 外国文学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41 语言学概论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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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1 语言学概论
04579 中学语文教学法 050201 英语 00087 英语翻译 00830 现代语言学 00832 英语词汇学 00603 英语写作 00600 高级英语 00831 英语语法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840 第二外语（日语）（选考）
00841 第二外语（法语）（选考）
00842 第二外语（德语）（选考）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0206 英语教育 00087 英语翻译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832 英语词汇学 00453 教育法学 00600 高级英语 00831 英语语法 00838 语言与文化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603 英语写作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050302 广告学 00037 美学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选考） 00015 英语（二）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选考）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662 新闻事业管理（选考）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18001 CI原理与实务（选考） 00040 法学概论（选考）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18002 广告经营管理学（选考） 00244 经济法概论（选考）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50305 新闻学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659 新闻摄影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15 英语（二）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661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658 新闻评论写作 00662 新闻事业管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660 外国新闻事业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50412 环境艺术设计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015 英语（二） 06217 人机工程学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6219 建筑工程管理与法规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70102 数学教育 02009 抽象代数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0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 00453 教育法学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02194 工程经济 00420 物理（工）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38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02245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2243 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02241 工业用微型计算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02324 离散数学 02326 操作系统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2331 数据结构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25 计算机系统结构 02333 软件工程 04747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4737 C++程序设计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0705 电子工程 02194 工程经济 00420 物理（工）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02365 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2354 信号与系统 19280 智能仪器原理及应用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356 数字信号处理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0707 通信工程 02194 工程经济 00420 物理（工）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373 计算机通信网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02363 通信原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356 数字信号处理 02364 数据通信原理 02365 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19128 分组交换工程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80709 计算机网络 02331 数据结构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2335 网络操作系统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79 计算机网络管理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49 网络工程 04751 计算机网络安全 03142 互联网及其应用 04747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4742 通信概论 080719 计算机软件 02324 离散数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7311 多媒体技术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18016 软件开发方法 04737 C++程序设计 07844 人工智能导论 08674 计算机网络基础
080806 建筑工程 02439 结构力学（二） 00420 物理（工）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2440 混凝土结构设计 02198 线性代数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442 钢结构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347 流体力学 02275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446 建筑设备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404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2448 建筑结构试验
080825 土木工程 02439 结构力学（二） 00420 物理（工）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198 线性代数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442 钢结构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3347 流体力学 02275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404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2448 建筑结构试验
080902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02439 结构力学（二） 00420 物理（工）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198 线性代数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459 水利工程经济与经营管理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275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82208 计算机信息管理 00910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353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加试） 00015 英语（二） 02142 数据结构导论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628 管理经济学 02323 操作系统概论 02375 运筹学基础 08118 法律基础（**加试） 03173 软件开发工具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2378 信息资源管理
04737 C++程序设计 04757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779 应用写作学（**加试）
090102 农学 02539 化学基础（**加试）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2677 田间试验与统计方法 00015 英语（二） 02672 作物育种学 02666 普通遗传学（**加试）
中国学者对科技史做了近百年的研究。80年代以来，有专家回顾了这种研究的过去，展望了它的未来[1][2]。近几年，科技史学科的建设受到了较多的理论关注[3][4][5]。1999年10月，国内部分科技史研究和教学机构的代表在北京商讨了科技史发展战略问题[6]。会后，又有进一步的讨论[7]。本文归纳了作者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就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的估价和改进所做的粗浅的思考*。
一、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起因
如果说西方科技史的早期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为科学事业作辩护的话，那么，始于本世纪初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动机则是为中国及其文化作辩护。
19世纪中期起，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国家弱于列强，国人和中国文化受到西洋人的轻视。随着妄自尊大的优越感的破碎，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中国传统文化、失望、自卑甚至崇洋媚外的心态。对此，那些自尊、图强的科技专家和文人做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开始研究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古代科学典籍中找出中国人曾经做出的发明创造，从而说明中国是对世界文化有贡献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的。这种对科技传统的辩护有助于捍卫国人的自尊、激发进取精神，也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应。
本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爱国主义，以树立民族自信心。抗美援朝初期，《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文章，“对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批判崇外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8] 这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阐述了研究科学史的理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三十年以前，唯心主义哲学家怀德海估计：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他这种有偏见的主观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整理我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科学资料，综合分析，做出总结。“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研究发明创造的来历，“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
“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 [9]
这种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科技史倡导者的见识，促进了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不过，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辩护欲逐渐衍生出一种倾向：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方多少年”。
“文革”结束后，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在中科院和少数大学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成立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但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的急切的功利心态给国内科技史学者带来了一种生存危机感。
二、构想与实践
1．从分散研究到建制化
科技史是地域性较强的领域，中国人熟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并要为她辩护。因此，他们自然是首先研究中国的传统科技。
科技专家出身的科技史倡导者既受到专业化的科技训练，又有扎实的汉语功底。他们从本专业入手，在中国开创了学科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松散的第一代科技史家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李俨、钱宝琮、朱文鑫、李乔平、王振铎、钱临照、王庸、李涛、刘仙洲、梁思成等分别研究了古代的数学、天文学、化学知识、物理知识、地理学、医学、机械工程、建筑等[2]。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搜集中国古代有关科技的典籍，按照现代学科划分标准，摘录史料并做考证；把古代知识翻译成现代的科技语言或进行复原；开展专题研究，撰写学科史[1]。
1949年11月，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决定搜集和整理中国科学史料，翻译和刊行近代科学论著，以纪念过往并策进将来[2]。1954年，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组。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了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集方案：中科院于1957年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计划在1961年扩大为研究所），并在地理所内设中国地理学史组，在考古所内设中国工艺史组；建议卫生部、农业部、水利部、文化部分别成立中国医学史、农业史、水利工程史、古建筑的研究机构；中科院与清华大学合作在该校成立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室；“酌量调集现在只能以一部分时间做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干部，使能全力从事科技史的研究。”[10] 1956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讨论远景规划。
按照《规划》，中科院如期组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下设学科史组，招收研究生；中医研究院、建筑科学院、水利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和几所高等院校也成立了学科史研究机构。1958年开始出版专业期刊《科学史集刊》。1975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文革”后，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大、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陆续组建科技史研究室或研究所。198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此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和其它专史学会也相继成立。
专门研究机构和学会的成立、专业期刊的出版、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研究生的培养等，标志着科技史学科的在中国的建制化和科技史研究的职业化。
2．定位与工作构想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明确地将科技史工作的主要目标定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它所强调的“中心问题”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应注意到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的改进是如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还应该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史。
“应先着重于专史的研究，而农学史及医药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应该用现代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深刻地研究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宝贵经验，“以求总结出科学规律”。也应该着重研究中国古展甚早的数学、天文学、化学（含炼丹术、冶金、陶瓷、火药等）。
在专史的基础上，再写综合性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它“更应着重地指出各时代的主要科学思想及各学科间的关系。”[10]
《规划》就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医学、地理、建筑诸学科，提出了以下研究任务：1）撰写学科史和通史；2）编写医学史、建筑史和通史的教科书；3）编辑《中国天文学资料选编》、《中国古代重要医书提要》、《中国古地图集》等资料集或工具书；4）翻译外国的科技经典著作或学科史名著，1961年开始研究世界科学史；5）整理中国古代的科技经典著作；6）中科院在12年内共招100名研究生。
竺可桢在为《科学史集刊》撰写的发刊词中进一步说明：
“科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要记录某一时代的科学成就，而且还必需指出这种成就的前因后果、时代背景以及为什么这种成就会出现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里，而不出现于别的时代别的社会里。”[11]
195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草了一份面向全国的《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它应当是《规划》的细化和发展。除了极左的表述和措施以外，《纲要》的主要学术内容可大致概括如下[12]：
1）成立科学史资料中心，一到二年内编出全国收藏的中国古典科学书目和中国科学史论文目录，做综合史和学科史的资料索引。
2）搜集外国科学史期刊，了解各国科学史出版物和国际科学史研究动态，与国际科学史协会时常联系；经常和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交换刊物书籍及情报。
3）在中国古代科学史方面，1960年以前写出6种学科史和比较详尽的通史；编写断代史和科学家传记；研究各少数民族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写出有关专著；编辑科学家的经典著作选集。
4）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研究外国科学史，翻译外国科学史名著和古典科学名著；“对某些科学史上的基本问题作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1962年以前编出“洁本世界科学史小册子”。
5）研究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史；研究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6）加强科学史的理论研究，使《科学史集刊》成为国际上有相当地位的科学史期刊之一和全国科学史的指导性刊物；1959年出版《科学遗产》季刊；1962年出版《科学史译报》季刊。
7）科学史图书馆收藏中国古典科学书籍、国内外重要科学史著作和近代著名科学著作等。抄副和摄制珍贵科学史书籍及善本科学典籍。
8）研究生人数在1967年达到137-152人。
9）1962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改组为自然科学及技术史研究所。
从《规划》和《纲要》可以推断，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具有较宽的学术视野，提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恰当地把握了中国科技史创业的起点，考虑了事业的扩展前途。阅读他们的论著，感到他们的中文和外文功底扎实，对东西方科技文化均有了解和思考。当然，他们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科技史的史学理论欠考虑，研究视角受到当时形势的制约。《纲要》的目标和进度反映了“大跃进”中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客观地讲，有些目标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就是在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里也是力不从心的。
3．构想的实践
《规划》应当是全国科技史工作的纲领，而《纲要》实际上并未变成国家的文件。40余年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这两份文稿，并且实现了它们的多数目标。不过，在实践步骤和进度上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例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95%以上的成果都是在“文革”以后问世的[13]。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方面，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50年代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汇编和“古新星表”的研究。研究古代史的专家重视学科史资料的汇集和考释，并将文献研究、考古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传统[14]。80年代以来，明清两朝与西方科技交流的历史受到重视。
基于专题研究，科技史家编著了学科史和通史。1959年已完成《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化学史》、《中国地理学史》等书的大部分初稿[8]。6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不幸的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几乎完全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1980年以后，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建筑技术、金属技术等学科史，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古代地图集》等才与读者见面。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全史》丛书尝试了断代科技史的编写。在翻译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时，中科院牵头编著了20余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包括十几卷学科史，以及通史、思想史、交流史、传记、词典、论著索引等卷，其中的几卷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古代史基本上遵循了第一代科技史家的构想，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开始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专家们及其部分弟子的学术成果、史学观念、研究视角和方法。目前，一些专家还在进一步撰写多卷本学科史“大系”，调查研究传统工艺。
忽视少数民族的科技传统，就写不出完整的中国科技史。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科技史专家在专题调查、学科史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15]。目前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出版按学科分卷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汇编的5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在90年代问世，完成了一项古代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另外，部分专家完成了若干种科技典籍的校释。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基本上不是发明发现的历史，而是引进和追赶西方科技的历史。这方面的研究未被列入50年代的《规划》和《纲要》，到80年代才开始起步。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技术史》、若干部学科史和部分近现代科技专家的文集和传记。
自50年代起，以西方为主要对象的外国科技史的翻译和研究逐步展开，但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较少。在几十年里，中国学者翻译出《历史上的科学》、《自然科学史》、《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古今数学思想》、《爱因斯坦文集》、《科学革命的结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宇宙体系》、剑桥科学史丛书中文译本等一系列著作。此外，部分学者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学术和普及书籍，发表了许多文章。
一些专家注意到科技史的史料学、科技史的学科特点、科技史编史学等理论问题，撰写或翻译了有关论著。[16][17][18][19]
《科学史集刊》在1982年改为《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成为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医学史领域部级的多学科综合性刊物。1980年创刊的《中国科技史料》是以刊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史料和论文为主的学术期刊。[20]《自然辩证法通讯》则着眼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研究。另外，还有一些期刊专门刊载学科史文章。80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过《科学史译丛》，可惜后来停刊了。
经过多年的经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科技史专业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国内外科技史书籍、中文科技典籍、必要的工具书和部分国内外科技史期刊。
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技史家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指导了科技史专业研究生，他们大都成了职业化的研究人员。70年代末以来，若干家研究所或研究室培养了科技史硕士和博士。在自然科学史所，导师以类似于“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做研究工作，注重论文的撰写。
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理、工、农、医科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了解取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从而学会如何创造知识。目前，少数高等院校开设了科技史课。
改革开放使国际交流得到恢复和扩展。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为国外研究和关注中国科技史的专家和汉学家所认同和重视，中外学者共同营造了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并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
总之，40年多来中国学者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赢得了国内学术界和国际上同行们的尊敬。
三、局限性与问题
在客观地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冷静地分析工作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
1．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史料的发掘、考释和研究都是国际科技史界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释和一些专题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引入，西方科技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成就描述向多视角、多方法（思想、社会、文化）的分析和解释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受到重视。而我们的研究目前仍较多地集中在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西方科技史界存在着阶段性的差距。
内史方面，基本上限于中文史料的搜集、考证，以及将古代的发明创造作为进步的“成就”按照现代的学科体系分类排列起来。“甚少有人超出现代科学的框架，将中国古代科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独立系统，进行综合性的考察。”[5] 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和宏观研究均不多见；将古代的知识翻译成现代的学问，有时可能把古代的知识和逻辑关系现代化了。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时，就可能发现我们忽视了不少基本问题。比如，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发生和含义的演变、科学思想的形成、知识的表达方法、作坊的状况、技术的传播，等等。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初衷和思想框框的限制，科技史家曾无法客观地对待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以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仍较薄弱。
当然，学科史研究是必需的。问题是，许多学者都只对一个学科感兴趣，不大关心其它学科和跨学科的论著和讨论。经线多，纬线少，终难织出联系紧密的知识体系。近20年来，一些学者在撰写论著过程中做了不少内容重复、方法雷同、观点大同小异的学科史选题，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席泽宗先生在1990年估计：“我们在某一学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远远超过李约瑟；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没有赶上李约瑟。” [2] 李约瑟的成就对中国人是一种刺激。他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命题，正好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心态合拍。有些学者就象当年引用“语录”一样，拿李约瑟的观点当作权威的定论，而不注意或不知道国外对李约瑟观点的正确批评。
外史研究的薄弱，有目共睹。由于学术研究一度受到政治禁区的限制，很多学者不能正常地探究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或技术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与匠人的社会角色等问题。在严厉的政治规范内，人们也曾热闹地对科技的发展做外史“讨论”。例如，按照“儒法斗争”的观点编排和解说科技的历史，把中国近代科技落伍的责任简单地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文革”期间，学者们在分析科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不得不经常引用一些极左的“公理”，并据此选择和编排史料，为科技史“穿鞋戴帽”，真正的推理变得多余了。至今，仍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未摆脱空泛的公式化的解说模式。
科技史研究的解释和启发功能弱。这种境况增强了科技史与其它领域的距离感，或者说降低了科技史学科的开放性，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对学术界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不过，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表明，外史研究出现了良好的趋势。
本来，中国科技发展及其文化、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为形成自己的史学、社会学或哲学学派提供了基石。然而，中国学者至今未创建出能够解释本国科技发展历程的理论和学派，科技史理论和学科规范性曾长期被忽视。
基于几十年的资料和研究积累，科技史专家在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里完成了许多论著。这一时期的编书热似乎给人一种错觉：科技史学者花一点儿钱，编编书就可以了。实际上，科技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书籍只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要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往往须要设立项目，投入一定的研究经费。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项目，经费投入超过了千万，其成果形式并不是一系列的书籍。
2．对外国科技史的研究与语言问题
通常，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致力于写自己的论著，对外国科技史关注不够。专门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人数过少，力量不集中。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世界经典名著及其译本收集得太少。现有的世界科技史的译本大多显得陈旧。由于近一二十年新的力作进口较少，某些国内学者只能以比较旧的译作和论著为主要参考资料，描述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
经费匮乏，交流的渠道没有开辟，出国研究的机会就少，这是我们开展外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困难。在国内，不易及时查找和搜集国外的资料。凭借部分第二手资料，去和国外同行对话时常会感到一种无奈的“不平等”。
科技史是对语言能力有较高要求的学科。目前，语言是研究外国科技史的一个障碍。如果只掌握英语，探究近代欧洲科技就可能受到制约，因为不少重要的文献还没有合适的英文译本。用16-17世纪前后的文献，要懂拉丁文；读18世纪以后的第一手资料，就需要掌握法语和德语等语言。目前，在国内科技史的圈子内，能使用几门语言的学者还不多见，通阿拉伯语的职业科技史学者几乎没有。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在整体上很难在外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者说“还不具备与国外同行对话的能力”[5]。
中国人对外国科技史及其背景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应当尊敬那些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充分肯定他们在了解世界和西学东渐方面的功绩。
研究中国科技史同样存在语言问题。比如，至今仍有大量用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资料不能被充分利用。
由于不具备用外语写作和交流的能力，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在中国科技史和汉学的圈子内活动，国内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被国外同行广泛了解。某些懂汉语的外国学者吸收了中国人的成果，换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部分中国人的成果被“包装”成了别人的产品。我们无奈地看到，国外同行了解汉学家的文章和书，却较少地知道中国学者的工作。
3．科技史教育
虽然专业化的研究队伍早已形成，但我们在若干重要研究方向上仍然力量薄弱，甚至无人做工作。这和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与当代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也不相称。面对浩瀚的史料和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批敬业的、有国际水准的学者。
规范的科技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科技史学的基本功。而现有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5]。我们积累了培养人才的经验，却未系统地加以总结。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教学内容的规范性不够，某些方面的训练欠充分。因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博士学位，故搜集资料、深入研究问题和写论文的时间偏少。
文理的过分分离造成了视野狭窄。为了培养既通晓“科技”又有“文化”的人才，我们不能再忽视科技史等学科的教化功能了。
4．科技史界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界的关系
科技史属于历史学，但它的研究对象却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它是既有人文科学特征，又有实证科学特点的“交叉学科”。科学史研究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创造知识的历史。技术史着眼于人类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改造自然或创造人工自然。这表明，科技史家应该在研究中探索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用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方法认识科学技术活动。事实上，每个历史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某种哲学观念去研究历史的。
在目前的中国，科技哲学（或称自然辩证法）学者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要提倡者和研究者。他们将西方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介绍给国人，为中国学术界引入了新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不过，这些泊来品的运用还不充分，尤其是很少被运用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去。
科技史学者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的学者似乎缺少共同的学术基础或兴趣，处于彼此不认同的状态。两者在非正式场合相互指责对方的短处，而很少在正式的学术活动中共同讨论问题。前者认为后者不熟悉科技史的基本资料，对后者的观点不屑一顾。后者对西方的了解较主动，批评前者只看重史料考释。这种状况不利于两者的健康发展。
公开而客观地指出他人的不足是需要勇气和学识的。现在国内的书评大都是表扬为主，有时还不乏大胆的吹捧。由于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研究成果不易得到准确的反馈，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作者或抄袭者自我感觉良好。
四、改进的建议
关于如何搞好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同行们已经就学科的建制化和规范化等提出了一些好的构想。但笔者以为，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引进新理论和新方法
科技史是基础研究中的一门学问。做这样的学问，就该向国际一流水准看齐。
我们须要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国际科技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进展，尽快引进国外的科技史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学科建设。要积极开展学科史研究、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以及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多的解释功能和启发功能。有了足够的思想积淀，才有望形成自己的学派。
2．拓展研究领域，跟踪国际前沿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基于现有的学术积累，以新视角、新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在国际学术界努力“争先”。在古代科技史领域，应更多地引入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在较宽的视野里研究不同民族的典籍和考古资料，调查和抢救现存的传统科学知识和技术，认识中国科技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意义。为此，须要了解其他古文明的科技传统，介绍其经典论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史和比较史研究。
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发端于西方。我们必须“放眼世界。”[2] 但目前我们对近现代科技在西方的发展了解还很不够。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我们可能主要以“跟踪”国外的研究为主。首先是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新论著，购买或复制基本的经典著作。其次是创造和争取条件，力求在少数专题上取得国际水准研究成果。认识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机制和落后国家成功地追赶先进科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近现代科学技术自17世纪特别是自19世纪开始传入中国。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或者说近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是个十分薄弱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迫切。一些行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必须从基本史料的搜集和梳理开始，从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开始。
3．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巩固与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圈子和汉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加快融入世界科技史大家庭的步伐，使我们的科技史研究进一步地国际化，提高中国学者在世界上的声音。基于共同的兴趣，与国外科技史研究机构和组织建立交流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多参加或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争取到国外做访问研究的机会。鼓励青年学者到科技史的发达国家留学，直接吸收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取得新资料。同时，须吸引那些学有所成的科技史学者回国从事研究。
鼓励用外文发表论著，在条件成熟时，出版英文学术期刊。利用互联网搜集资料和交流信息，各研究机构建设好自己的网页。
远离国际科技史圈子，守在国门里搞自我欣赏的研究是没多大出息的。
4．规范研究生教育与提高语言水平
好的愿望要通过那些敬业的、功底扎实的学者来实现。除了重视在职人员的进修之外，更应规范研究生教育，使学生受到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特别是科技史理论和方法的教育。
语言成了中国学者及其成果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为了尽快突破这一藩篱，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至少要掌握一种外语，具备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鼓励学习多种语言。
另外，应当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参加不同民族科技传统的研究。科技史家可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招收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大学毕业生作研究生，或者与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合作开展研究。
总之，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但是，就某一个研究机构而言，它应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应当形成和发挥它的综合优势。
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社会发展都需要思想和理论。学术价值高的、有思想的成果需要连续的积累和稳定的潜心研究。浮躁的氛围不利于精品的生产。
参 考 文 献
1．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3期，第1-4页。
2． 席泽宗，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9-43页。
3． 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8卷第2期（1999年），第97-114页。
4．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3期，第75页。
5． 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页、封四，第3期第51-55页。
6． 李劲松整理，“共商科技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简况及部分发言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00年），第7-17页。
7． 王洪波，科学史：踏上未来之路——关于国内科学史学科现状与未来的访谈，北京：《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8日。文中观点属于刘钝、江哓原和刘兵。
8．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近况》，1959年5月，共4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26。席泽宗起草，李俨在“全苏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宣读（莫斯科，1959年），由殷美琴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
9． 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见《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80-282页。为了精练文字，笔者对原文做了重新
10．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二次稿），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 计划局档案，案卷号56-3-8，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在《规划》中，“专史”指学科史，“总史”指通史。
11． 竺可桢，发刊词，《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2页。
12．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15。
13．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6卷第2期（1997年），第101-108页。
14． 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刊载的论文和夏鼐的《考古学和科技史》（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四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
15． 李迪，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卷第1期（1998年），第42-45页。
16． 李俨，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十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0-221页。
17． 严敦杰，《科学史文献概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油印教材，197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存，卷号02657。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0-0224
国内刊号：11-1810/N
邮发代号：2-56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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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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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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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院校的美术教师普遍存在 “技艺的师傅”的职业心理,注重专业技术,技艺精深;忽视理论研究,理论贫乏。
一、这种职业心理形成的原因
在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美术教育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师徒式,正统的美术教育和民间工艺美术都是如此,这种师徒教学方式代代相传,专业技术的方法和技巧越来越丰富和精深,这给美术的传承和发展起了基础性的作用,但这种师徒方式的传承,重视专业技术教育,忽视理论的研究和教育。纵观中国古代的美术发展史,理论专著也寥寥无几。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发展不过一个世纪,由于漫长的古代美术师徒教育方式所形成的重视专业技术忽视理论研究的职业心理的强大历史根基,使得这种职业心理一直存留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中,“技艺的师傅”职业心理在一些美术教师中明显存在。
二、这种职业心理对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影响
从美术教育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美术教育由于高等院校美术教师长期存在重视专业技术轻视理论研究的职业心理,导致美术教育的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系科的教育科研工作严重滞后,美术教育理论非常薄弱,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比较陈旧,严重影响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一些院校由于缺乏理论研究,因此对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失去了前瞻性的估计。社会的迅速发展,对一些新兴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导致一些高等院校盲目开设新专业,然而这些专业硬件不齐,专业教师奇缺,胡乱拼凑而有名无实。一些设计专业教师也就由绘画的“师傅”临阵倒戈,从事设计教育,因缺乏专业基础知识而敷衍塞责。由于美术理论专业教师的匮乏,一些理论课程的教师居然由中文专业或历史专业的教师兼任,这不能不说是长期重视专业技术,忽视理论研究带来的悲哀!在近代百年的教育发展中,中小学语文、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外语等学科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合理的教学体系和学科的基础理论。而作为中小学一门必修课的美术课,长期存在随意性,教学体系不够成熟,至今尚未建立起自己比较完整、合理的学科体系,其美术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非常薄弱。这不能说与美术教师的这一职业心理没有一定关系。
这种职业心理的存在,使这部分教师在自身能力上,只注重专业技术的学习、研究,忽视美术理论和美术教学理论的研究,导致专业技术精深,理论知识贫乏。在教学上,也只注意专业技术和方法传授,自己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师傅”。同时,在这种职业心理的影响下,一些院校的美术教育多重技轻道,在课程设置上,不管是绘画或设计都偏向专业技术,理论课程可有可无,在专业设置上偏向技法类专业的设置,理论类专业比重太少,结果培养一些像中世纪一样的匠人,而不是造就理论素养丰厚,并具有基本技术的综合型美术人才,使得学生虽然掌握了一门美术技能,但美术理论知识和美术教育理论相当贫乏。虽然一些院校的美术专业也发现了教育和教学的问题,表面上似乎也对陈旧的教学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因为缺乏理论研究和先进的理论思想作指导,表面上似乎进步了,但实际上也是在沿袭旧法,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取而代之,使这些院校的美术教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这问题在近几年已经引起了一部分美术教育界人士的重视,也积极参与到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我们可认真审视一下近百年来我国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理论的状况,与大量出版的画册、专业美术技法、美术画刊、画家专著等等书刊相比,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美术史论、美术批评、美术教育理论等著作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三、矫正这种职业心理问题之我见
1.美术技艺的传承是美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先行条件
美术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工具和技艺的基础上的,“正像人类文明是从使用工具开始一样,人类的艺术也是从使用适合于艺术的工具才产生的。”[1]“人类的第一件工具和人类的第一件艺术品是有同一性的。”[2]因为“(1)人类的第一件工具是以后所有创造物的起点和最初形态,第一件工具的创造,是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创造活动的胚胎,它孕育着人类由幼年到成年发展所有最初的因素、方面和关系;(2)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可以分割开来的确定界限,因而他们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当时是混沌同一的;(3)从史前艺术的特征出发就其创造性的意义而言,人类最初那简陋的石器和后来精美的彩陶、玉器等等同属于史前艺术,它们的具体形态虽然不同,却没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后来的一切创造物都是对第一件工具的继承和发展。”[3]因此,人类的美术文化若要得到发展与延续,美术技艺的进步和对其传承是必不可少的。有史以来的各种美术教育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美术技艺的传承的活动。美术技艺传承构成了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本源,正是在这本源的基础上,才有了此后人们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所做的诸多拓展和抉择。所以,美术技艺的传承是美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先行条件。我们现在的美术教育也是肩负美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美术教育活动之一,也有美术技艺传承的先行责任。当然,在人类美术教育发展过程中,有关美术技艺的概念和范围,也是与时俱进的,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时至今日,美术技艺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狭义的技法、技术或技巧,而应该是对史前至现时期对美术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对美术创作、创造最基础性的技术和方法的总和。
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一些教师受到了一些理论的影响,认为美术创作观念是最重要的,技能反而不那么重要。他们欣然地接受或认可了“反技艺”或“无技艺”的大旗,在教学中淡化、取消对美术技艺的训练的严格性和严密性。从实质而言,忽略美术技能的教育是不完全的美术教育,最终否定和颠覆了美术教育学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无论是单纯地强调技能的学习,还是极端地否定技能的学习,都是不足取的态度,我们需要将技能的训练和理论的学习兼顾起来,鉴于当前两者关系的失衡现象比较严重,应该加强理论方面的学习。
2.科学研究是一切学科发展的生命线
美术学科的科学研究可大致分为这几类:美术史理论、美学理论、美术批评理论、美术创作理论、美术教育理论、新兴的思想意识流派、经验、观点等。美术史可以使我们获得远距离审视美术作品所表现的不同文化时代所持有的价值观,把握美术历史发展脉络,掌握宏观的美术知识,也可以提供很多美术历史事实,刺激我们用清醒的头脑去思考目前的美术状况;在推崇人文教育的今天,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能帮助学生体验人的价值观念,形成尊重人和人的价值的精神品质。美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在审美活动中获得乐趣,更好地理解艺术的性质和价值。美术批评理论不仅指导推进美术创作,而且作用于美术教育、美术史及促进新兴美术流派和观点的形成与发展。美术创作理论则指导创作实践,帮助学生更好地在规范与创新的维度中高水平地从事美术创作活动。美术教育理论可帮助师生更好地从事教学活动,同时也能在整体上推动美术教育的发展。因此,美学理论、美术史论、美术批评理论、美术创作理论、美术教育理论,以及新兴的思想流派、经验、观点等等与美术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了美术文化,在不同的社会中满足着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要。
美术教师担负着美术学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双重任务,科研为根,教学为本,只有彻底放弃轻视理论的职业思想,积极参与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理论的研究,才能提高自身的素养,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有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和理论水平,以改革培养模式,调整课程结构,用现代化、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充实和更新美术教育内容,逐步实现美术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提高美术教育专业化水平,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对美术和美术教育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只有树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美术教育思想和观念,才能改革美术人才和美术师资培养模式,才能尽快构建具有示范性、典型性、影响大和有实质性突破的美术教学计划、课程体系、新型教材和教学模式,为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和美术教育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美术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打下基础。我们美术教师应以科学研究为切入点,扎扎实实地开展美术和美术教育等多方面的科研工作,使我国的美术和美术教育研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上。
3.从我国现代美术专业培养的目标来看,大部分学生是为服务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或者为美术专业师资和素质教育师资而学美术,这些的学生不必也不可能都成为艺术家,但他们必须懂得审美,要成为具有艺术修养的一代新人。我们美术教师肩负着培养服务现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美术人才或普及美术文化以提高社会整体审美素质的重任,作为一个合格的美术教师,首要任务是让自己的学生了解什么是美术,了解世界美术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美术遗产,培养他们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由此看来,美术教师只有具备一定的美术专业基础知识和美术理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方能称职。
四、结束语
作为美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美术教师,拥有新时代意义的专业美术的技艺,全面的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教育理论以及广博的其他知识是基本的条件。在这种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美术教师才能既专业又全面地培养学生与职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完成创作、教学、科研和教改等工作。
注释
[1]朱隶著.《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2]邓福星著.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序第3页.
早在20世纪中叶，贡布里希就对美术史学科中的学术工业现象提出警告：“……由于兴起了那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学术工业’(academic industry)的东西，已经横竖变得朝不保夕了。这是一种要求“研究”的工业，不是出自对真理的渴望，而是公开地为晋级升等提供证书。……”
与学科专业化道路相伴而来的，是跨学科又称交叉学科的产生。没有学科专业化过程就不会有跨学科研究的需要，恰似一把双刃剑。跨学科的概念是基于人文科学精神的整体性原则，跨学科研究是学科专业化背景下的策略对治与观念调控的力量。
在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探讨中，一些其他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对美术史学科而言颇具有参考意义。在经济学家的讨论中，他们认为：
(一)“跨学科”行动消解了专业“范式”的意义。“跨学科”和专业“范式”是对立的范畴，前者意味着与学科外建立联系，后者则是学科内部封闭式研究的必然结果。贡布里希对美术史的研究“范式”亦有讨论，他认为一种学术的专业范式如果被作为一种方法工具滥用，则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权威性就会导致研究者屈从于投机取巧，远离创新的意识。他将这种范式称之为“智力风气”或时尚。尤其这种风气与它所批评的“学术工业”相依附，就阻碍了“面向真理的学术研究”。
(二)在跨学科视域内，经济学家们认为学科的兴盛与衰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方法论之争的必然产物。这一点确乎可以看作是对美术史方法论研究意义的肯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术史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紧张关系。美术考古学的方法论，是运用考古发现的一些出土文物，主要是图像制品，通过对其做考古学鉴定来进行史料意义的研究。文化人类学提出的“第四重证据法”亦是对出土的图像文物进行比较图像学分析，来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跨文化资料，使传统用来收藏赏鉴的图像变成史学的“第四重佐证”。美术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结晶，与美术史发生联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联系被一些美术史家解读为“入侵”，对于那些认为美术史学科是以艺术作品的风格、鉴赏和图像学分析为主要任务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入侵导致他们不得不提出两种急切的质疑美术史作为独立的学科将要被取代了吗?美术史研究只是为美术实践提供理论总结吗?美术史只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图像史料吗?质疑的过程似乎使美术史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关键在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研究。这虽然看上去与经济学家们的结论如出一辙，可是具体的研究意识毕竟有很大区别。经济学们的方法论是考量一种方法在社会科学整体中能否担当一种整合意义的建构作用，所以他们可以明晰结构主义与韦伯的理想型各自在哪种情况下更为适切。而美术史家们习惯和认定的方法论切入点并未总览人文科学的全视野，而是局限于寻找美术史学科的立身之法，然后或将之深化，或将其他学科的成果取为己用。
近年来，中国美术史界存在两种主要趋势，一是以艺术发展自身规律为主线，同时吸收文化史、考古学成果为己用。二是善于采用考证方式澄清美术史中一些有待争议、未确定的疑难问题。但是后者存在着被考古学吞并的可能性。……艺术史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就是艺术家性格及其所掌握的技法。
今天艺术史有时似乎更像一个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相互冲突争夺的荷马式战场，各种观念形态和人物都在谋划争夺艺术史领域内的发言权和控制权。……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或女权主义等理论标签下结成了各自的联盟。
因此，美术史研究者这种对方法论与学科关系的理解并非是在人文科学整体内的跨学科性理解，而是依从学科本位出发来考虑方法论问题。下面这段话对美术史研究者同样适用：
今天似乎不太有人对方法论的比较和争论感兴趣了。这也许正是学科分割，大家相安无事、没有竞争力的结果。……各个学科的专家都在“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但我们却很难判断，其中到底有多少专家是因为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严肃反思，多少专家不过是为了维护被经济学刺痛了的学科虚荣心和危及的既得利益。
在字面意义上，跨学科研究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多学科问的比较研究，在使用材料上以本学科为主，兼容其他学科的材料来辅助本学科研究，例如前述对美术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解，由此产生了美术史只能为其提供材料的疑问。在研究方法上理解为跟随学术时尚尤其以追随西方学术思潮运动来进行应用性创新研究，于是就出现了打着各种理论、主义、方法论的“荷马式战场”。以上两种看法都是对跨学科理解的偏见。人文科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既作为方法论又作为一种研究行动。它的确是在学科间才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它还具有一种主旨精神，即这种研究并不是形式上的杂糅，不是“一种随意鼓励任何一类学科间综合对话的呆板主张，而是指在跨学科互动中更适切地重组研究计划中的问题系列和方法组合。”这一点也是使超越部门学科的人文科学得以向前推进的动力。
在美术史的跨学科研究中，对一种外在方法的介入存在质疑是审慎的思维逻辑，这有利于防止学术时尚肤浅而无益的复制性操作，使有限的学术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这种审慎不同于基于学科本质主义立场的排外。形成这种审慎的思想根源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美术史研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其二是美术史家自身的知识结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每一个学科所特有的，例如美术史的风格分析和图像分析， 经过学术训练后对作品的风格、真伪、背景的鉴定才能更接近史实，材料的真实性得到确证。
由于布莱森等“新艺术史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图像读解训练，他们力所能及的是用既定的符号学理论套用到图像解释上去，或搜寻可以运用他们的理论解释的图像，而他们的大胆推测，虽有时给专业艺术史家带来某些理论上的启示，但就理解艺术史本身而言，经常显得比较幼稚。
这是美术史家对专业性和技术性最彻底的回护，也是看上去最为有力的排外。曹先生的治学是提倡跨学科研究的，然而他对跨学科的理解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偏见之一。对符号学的不肯释怀最根本的原因是认定布列逊这些非美术史出身的研究者对美术史专业技术的生疏。这种审慎不免与学科本质主义趋于一致。方法之为方法，正是在于其既定和可操作的程式，寻找合适的图像不仅是其中之意，更是其有效性的体现。至于布列逊的研究是否为生吞活剥的套用，则需要另外的研究。
美术史家自身的知识结构也对理解跨学科研究有重大影响。跨学科研究不仅是方法，更是行动，是一种人文精神。这是由人文精神自身的整体性决定的。它要求研究必须超越学科局限，有效拓展自身的知识结构。这并非是要学富五车和触类旁通，而是培养对所从事研究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做人文精神的整体关照，将学科位置放在各部门学科相互联系的网中。这样的跨学科才可能产生交流与对话。
“跨学科”不是指各领域对象材料的融通。跨学科方法论指的是各理论方法之间的对比和会通。例如，只有当你的西哲知识实质上影响了你的中史撰述时才会发生理论性的会通，只有当西方理论实质上影响了你对中国小说的评论方式后才会发生跨文化的理论会通。
一．
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技术史的研究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曲解必然是由于对过去的无知，“为了理解技术及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准则的演变，必须考察人类最古老梦想及连续形态”（参见R舍普等，1999年，第3－4页）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另一方面，这是从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得出的经验。现在研究技术哲学家们都想像科学哲学一样，建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哲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纲领”的。
拉卡托斯曾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参见拉卡托斯，1999年，第102页）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拉卡托斯身体力行，通过科学史案例分析（case studies）方法揭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另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史，学习了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等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同时还学习了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1957年，库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正是在上述科学史工作的基础上，库恩才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著作。库恩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的会员，对哲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科学史可以启发科学哲学家的洞察力，“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参见库恩，1981年，第13页）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这些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可以完全移植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
我们可以从制作玻璃的技术发展史和这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实例来说明研究技术史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主干学科。但是，奇怪的是古希腊的化学却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中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考古学家迈瑞斯（J.L.Myres）认为，古希腊在化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好的玻璃。”（见Lewis Mumford，1934，P127）玻璃的物理性质稳定，是绝缘体，可耐高温，对化学实验不起反应，而且它还是透明的，允许观察者从外部观看，是制作化学试管的良好材料。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古希腊缺少良好的玻璃来制造试管做化学实验，才使得古希腊的化学不发达。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科学发展，技术不是单纯的应用科学，科学从开端处就与技术紧密相连。
玻璃发展到伽利略时代，一个瑞士的眼镜商偶然间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知道后，自己制造了一台望远镜，他由此先发现月亮上的山脉和火山口，后来又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地学说。因此，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库恩的所谓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知识革命，“在这里，剧烈的范式转变发生在视觉中，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同时也是知觉的和包括技术的。”（见Don Ihde，1990，P54）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交叉的。
随着玻璃技术的完善，玻璃被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显微镜使人看到了一个微观的世界，镜子改变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特别是当玻璃用于门窗上时，人们从通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象中发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这种绘画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画技，它使得时间和空间早在牛顿力学诞生前就发生了分离，正如瓦赫特勒（Edward Wachtel）所说的，“我认为，为机械世界图景提供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的彻底分离从15世纪就在油画布和大教堂实现了。在牛顿时代，这种存在的观点渗透到西方意识的最深层，这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常识。”（见Joseph C. Pitt，1995，P55－56）由此可以看出，透明的玻璃窗在艺术和科学中培育了西方的世界观。
从上述例子不仅可以看出研究技术史对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为了研究技术哲学来研究技术史并不是要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一样，按时间的顺序堆积一些历史史料，而是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从具体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处着眼。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家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科学史家需要哲学……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参见库恩，1981年，第10页）在研究技术史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和芒福德对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史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避免“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这种状况。
二．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好，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好，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因此，不管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入手来研究技术哲学，必须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研究。
与目标的不确定相对应，在技术哲学中却有将研究领域泛化的趋势，比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技术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上，使技术哲学成了一种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唐伊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在他看来，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Don Ihde，1990，P9）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将技术作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将技术提高到从存在论上来认识的先驱。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上手状态”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概念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第120页）因此，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他所称为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当柏拉图用永恒不变的“形式”即“理念”（Idea）来作为万物的存在基础、从人类生产的术语来设计实体的存在时，事物本身就从“去存在”转变为“去被生产”。随着这种认识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笛卡儿那里，理性主体成为认识事物的中心，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处于对立状态，主体－客体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逐渐脱离哲学，建立了自己在各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依然保留。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科学成为服务于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的工具，由此使生产性的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高峰，而技术也就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自己喜欢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脱离了西方具体的历史，对现代性、工业技术的批判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没有看到启蒙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不同意海德格尔的结论，但是我们却一定要重视他的方法。西方哲学界曾有人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将最深刻的实践意义归之于显然是最抽象、最缥缈的理论思考。”（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1993年，第1051页）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当代西方的技术哲学有一种融合早期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和工程主义传统的趋向，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脱离像海德格尔等人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局限于仅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接受和承认技术，面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正如皮特（Joseph C. Pitt）等人在《哲学与技术文集》第11卷《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过去，技术哲学的很多工作是‘技术’（Technology）对人类价值（通常诉诸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理想的乌托邦状态）的影响（一般总是否定的）。哲学家现在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从物质上和观念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见Joseph C. Pitt，1995，Pvii）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转向”。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影响下，以对具体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基础，将技术哲学向更深层次延伸和发展。如果熟悉了美国技术哲学的文献，就可以看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早在芒福德那里就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67、1970）等著作中，芒福德就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发生的整个大背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而它所用的方法是20世纪在英美国家沉淀了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因此，不管是从技术哲学的历史上看，还是从它的现实发展中来看，都需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 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与工程主义的融合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加强对话，从而使得技术哲学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技术哲学家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一定的深度和哲理性，工程师宁肯去请教别的工程师也不会去请教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值得技术哲学家学习。芒福德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哲学方面的著作外，他还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像《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已经称为了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书目。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和工程知识，又很难做到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因此，研究技术哲学必须重视技术实践。
三．
对目前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哲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罗歇莱加尔评价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在写论文之前一趟又一趟地跑研究所、实验室和车间。因而他们的论文常常以诠释他们的师长和同辈的文章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所进行的思考从与当代的技术进步相距遥远的地方滑过，可以说是落在了‘沉积层’的薄层旁边。他们缺乏通过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来‘磨练自己的大脑’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技术就会独自前行，把他们甩在一边，使他们远离一种从自己身上汲取创造力的强大的原动力。”（参见R舍普等，1999年，前言第4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仍然可以只将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依然是抽象的，而技术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如果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必然会走入研究的误区。
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研究技术的后果转移到技术本身上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对话。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时，也比较强调要理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技术哲学中来，就要求技术哲学家不能仅仅从外部来看待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发明要成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见Peter Kroes，2001，Pxviii）
研究技术实践对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加强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交流和对话，使技术哲学能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具体技术的分析，使大众对技术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发挥技术哲学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二，会更好的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因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都奠基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而如果要研究技术的伦理后果，更需要对技术的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技术哲学要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
由于技术有着不同的部门学科，像生物技术知识、计算机技术知识等，这说明技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将技术分成不同的部门，技术哲学家根据各自的不同背景知识和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对技术进行独立地分析，或者说要像拉卡托斯一样，对具体的技术做“案例分析（case studies）”，然后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分析为例来阐释这一点。
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Anthony G. Oettinger）教授曾说，“德雷福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他勇敢地步入了一个神秘的技术领域。”（参见德雷福斯，1986年，前言第1页）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智能在美国兴起时，德雷福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现象学。他的学生告诉德雷福斯，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这使得德雷福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恰好德雷福斯的弟弟赛利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n）属下研究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因为这层关系被聘请为哲学顾问，来研究为什么当时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与预期的效果。德雷福斯很快从现象学上发现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还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认为现实有独立的理性结构，人用同样的理性结构来把握现实，人的智能就是理性的形式规则对现实进行符号操作的过程。德雷福斯借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现象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传统笛卡儿主义的主客两分，现象学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现实的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和活动共同决定的，因此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知觉而不是理性。知觉有意向性的结构，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的产生要是通过人的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将一切都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机器所能具有的。人的智力不仅在大脑中，人的身体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知识的运用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人的需要，需要将过去的知识和现实情景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这些能力都不可能被机器形式化地处理。德雷福斯认为，只有在能被形式化处理的知识才能被计算机掌握。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使他的声望不仅限于哲学界，而且也引起了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雷福斯的有些预言是正确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沿着德雷福斯预言的方向前进。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认为，他们从德雷福斯的批评中获得很多灵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国外哲学家对德雷福斯评价到：“德雷福斯是哲学家能确实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发挥批评家和评论家作用的鲜活实例。”（见Hans Achterhuis，2001，P61）
如果德雷福斯没有深入到当时的技术实践中，如果他不是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德雷福斯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而且是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家，他写过和主编过许多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在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实践对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也再次印证了技术哲学中加强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四、
技术哲学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在它发展的早期，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欧洲。美国虽然从很早就有人关注对技术的研究，像芒福德，但是美国技术哲学的迅猛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并逐渐取代了欧洲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时至今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不仅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的哲学家，出版了大量的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像上面提到的唐伊德、德雷福斯等人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计算机还不能做什么》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像唐伊德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技术哲学丛书”，该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几年，在西方技术哲学界影响深远。美国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认为就是因为抓住了以上所说的三点，特别是能真正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由此找到了技术哲学的生长点，再向实践、伦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能做好以上三点，特别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从而使得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取得成绩较小。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技术哲学能够迅速发展，摆脱如今单一的和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状况状况，必须加强上述工作。唯有此，技术哲学才真正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
参考文献
Don Ihde，1990，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Bloomington.
马克布洛赫，1992年：《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
R舍普等，1999年：《技术帝国》，北京。
拉卡托斯，1999年：《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
库恩，1981年：《必要的张力》，福州。
Lewis Mumford，1934，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
Joseph C. Pitt(ed)，1995， New Dire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Dordrecht.
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北京。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1993年：《政治哲学史》，石家庄。
1美术史论与多学科融合
美术学是一门研究和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的学科，探究其人文规律，是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工作者须将其对美术现象的感知和体察转化为理性认识，确立和整理为一种知识体系。所以，美术学是一门从理论化、知识化的人文学科。既是学科体系，涉及美术风格、艺术家的活动，注重作品和人的精神性、个体化和审美观念，就必定有学科交叉化倾向，关联到与他学科融合问题。
本文中心主题“融”，这里第一个层次是指美术理论研究的多学科的融合，其它人文学科与美术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学科交叉方向，起到丰富美术学科体系之效。美术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结合的举措在西方早已历史悠久，学术化体系相当成熟。进入20世纪初期，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就开始向文化史目标拓展，学者们坚持美术史应该利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美术史成为文化史的一部分，他们将目光注视在艺术、文学、学术研究和自然科学等这些被视为“高层次”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美术作品本身。他们的工作是将美术作品置于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力图分析艺术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关系。广泛的学术领域得到高度关注，凡与美术史有关的学术资料得以大量收集，这无疑扩宽了学科知识面的广度，其作用就是使美术史研究迈入缪斯的神殿。如美术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形成美术考古学、美术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形成美术教育学、美术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形成美术管理学，还有诸如美术人类学、美术文献学、美术教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经济学、美术翻译学等，这些新的学科可以属于美术学科之下，也可以属于其它学科之下。国内现有一批博士论文从艺术学角度来研究交叉学科，如孙长初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董占军的《艺术文献学论纲》等等。这些学科的交叉为美术学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丰富了美术学学科体系建设。
美术作品图像中大量涉及他学科知识内容，如敦煌壁画艺术中存在大量的飞天乐舞形象，相关联有佛教音乐、少数民族舞蹈等，其中包含了乐器种类、演奏样式、仪仗乐队、仪式活动等内容，皆是中华文化的旁支之一，为文化学、音乐学、民俗学和艺术史学研究提供了天方夜谭般的奇妙世界。音乐是一种活性文化现象，诉诸听觉的乐音在时间中有规则地运行是其存在的第一特征。音乐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凝动的音符，被概括成一类符号形式、从而得以神奇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舞蹈的情况与其一样。当然，这种停滞式的保存方式能否有益于后世者，就在于后世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能否结合文化史、艺术史等人文学科做出理论研究，挖掘蕴涵其中的文化和人文历史等信息，就能够从固定不动的图像材料中解读出丰富的“画外之音”。
“融”的第二个层次，是指中西研究者学术研究的融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美术理论家的学术交流只限于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则排除在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方学者的著作和研究方法以及流失海外的美术品被逐渐引进到中国大陆，中国美术理论研究逐步迈向中西交融之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大致归属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西方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从大量的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入手，从西方学术视角、审视着中国的美术，研究多从具体的美术作品入手，强调人文学科的角度，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探究。这类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深度上都非常到位，但是由于没有中国生活的体验，对中国文化或中国美术创作的研究大多存在隔膜。其二是建国以后在中国大陆本土的美术理论，这类理论研究建立在对本土文化、历史和中国美术创作的基础上，尤以美术考古、历史考据和作品真伪鉴定为主导，第三类是指80年代以后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美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中国学者，他们在国内受到系统的美术教育，其中很多人后又出国留洋、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这部分学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眼光、研究方法上都具有相当的高度，属于中西融合型，他们现在正逐步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的主导力量，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学者在中西融合现状的面前，是否采取全盘西化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两种态度。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第一类型和第二类型最好能逐步相互影响和借鉴。
对于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可以促使中国美术史论由原来的以绘画史为主、以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所有美术门类的史论研究，进行改革式的转变。寄希望于中国现代美术史论能够融会西学，初步建立了学科发展框架，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方式，在新的框架中逐步建立、充实和发展，并能在继承中创新，在探索中延续。
在美术批评理论方面，亦要求与多学科融合，创立新型的美术批评理论。这一方面要考虑对传统画学的继承的日益重视。中国古代画学自成体系，“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对于中国古代画学的研究，既是研究本身的需要，也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史论体系的需要。然而，在此基础上，史论界还需要开拓出新的活动方式和领域。西方美术理论界也已做出很好的榜样和先例，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是中国史论界适应21世纪美术学科发展新局面最为需要的理论类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美术批评家承担起独立策展人的角色，运用宏观的思维，从学术的角度，在美术展示方面发挥着史论的力量。
中西文化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拿来”的西方美术史论如何能够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中国几千年的画学文脉如何传承延续，美术史研究如何和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甚至音乐学、艺术学等学科相结合，美术批评如何保持本身的独立性云开拓性，史论与创作如何才能更好地互相促进。在探索中建立延续传统画学文脉的中国当代美术史论体系，这是21世纪美术史论界对于中国美术的成就所在，更是一个意犹未尽的课题。
2美术创作与多学科融合
当今的美术创作，已不是纯粹的架上艺术、画家在画布上挥动画笔的行为，而是和当代先进科技高度结合、发展新型视觉艺术的工作。从这一层面而言，美术创作须要多门类、多学科的知识，融合的趋势显而易见。当代的艺术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体现出媒介多变、文化多元、观念多样的特征。面对数码媒体及网络艺术的强烈冲击，“架上绘画已经死亡”一论也许并不为过，面临这种时代的新趋向，美术创作应该自动修正自身的状态，如创作观念、制作方式的转变，因循旧路肯定会走向没落。其实，这种艺术没落现象并不只在美术一域，戏剧、舞蹈表演艺术亦是如此。所以，绘画要不死，就要在生态、在理念、在表述方式上推行巨大变革。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快速流动的数字化信息系统以数字代码的关系存在，进行着存储、提取、复制和传递，绘画创作也可以向其借鉴和取材，吸收其传达视觉形式的元素。数码媒体的使用，不仅使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同时也使视觉艺术远远超出了传统视像（绘画）的具体范畴，充分和视觉艺术门类相结合成为不可或缺，如电影艺术。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前，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在电影不断向美术吸取养分的当前情况下，美术应该怎么去回应，如何借用电影学的专业知识来焕发美术这一传统文化形态新的生命呢？这一问题，值得中国美术家认真深思。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安享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时候，是否思考过它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对于当代绘画创作而言，即使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能将摹本做得与原作酷似，但也使艺术的经典性遭遇了技术的解构。所以，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也应该与传统美术一样，向哲学文化、美学文化、艺术美学汲取养分，保持一份弥足珍贵的人文文化精神，去表现科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程形态、人类的精神世界，还有哲学的深思和历史的悠远，美术家所要做的工作何止千万！艺术创作观念的变革，是否值得我们当下的美术工作者去思量？
3吸收与借鉴：融会中发展的美术学科
当今的美术学科与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已然鲜明确立，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一点，无可置疑。在21世纪，经济和信息的全球一体化撩动着人文学科的神经，催进全球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的互动，也催生出一个多元文化的平台。那么，培养多元化的人才就需要发展多元化的学科，只有在学科领域上求变、求进，才能在人才和文化建设上领先于国际同行。
远德玉教授是我国较早开展技术论研究的学者,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生涯中,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论技术》、《技术选择论》等著作中,同陈昌曙教授一起全面阐述了技术的动态过程论思想。在同日本学者进行比较技术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并结合国内技术创新实践,拓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开辟了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今天,比较全面地回顾和评述远德玉教授技术过程论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贡献和理论特色,对于我们将来能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从事技术论或技术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 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 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
三、 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 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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