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1）

一、现状及影响。

宗教活动场所[1]是宗教信徒举行宗教仪式，参加宗教活动，实施的地方。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建立宗教活动场所须由宗教团体向拟建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然后逐级上报，直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2]。未经批准私自建立宗教活动场所属于违法行为，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

当前农村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所的现象较为严重，由于这属于负面信息，无法直接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获得确切的数据，但从政府治理整顿这一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可见一斑。如河南新乡市2006年治理整顿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所1119处[3];安徽巢湖市2006年治理整顿滥建寺庙和露天佛像240处（是佛教活动场所）[4];湖南湘西自治州2002年集中整治滥建庙宇172处（是佛教活动场所）[5]等等，这些场所绝大部分在农村。以上是笔者通过网络搜集的信息，如果我们到农村实地走走，可能发现情况更为严重。笔者利用农村调查的机会注意了这一现象，发现农村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所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些地方真的出现了“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的现象。通过调查，笔者发现这些私建滥建的宗教活动场大小规模不一，大的超过当地正规宗教活动场所，小的就是一间民房，非常简陋；资金来源各异，有信徒自己掏钱的，有通过外面化缘的，甚至还有暗中接受境外组织资助的；管理形式多样，有信徒本人管理的，有信徒家庭管理的，有几个信徒合伙管理的，还有接受境外组织遥控指挥的[6];活动形式不同，有完全公开的，有半公开的，有隐蔽的。

这些在农村私建滥建的宗教活动场所由于游离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团体的管理之外，对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带来诸多不良地影响：一是扰乱了当地正常的宗教管理工作秩序。这些未经批准[7]的宗教活动场所到底宣传何种教规教义，举行什么样的宗教活动，对信徒进行了怎样的精神灌输和误导，作为管理者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对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面影响，非正规信徒对正规信徒的反示范作用，将造成农村宗教管理工作非常被动。二是加重了农民的精神负担和物质负担。

调查发现大部分私自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与迷信为伴，与巫术为伍。农民本来想通过宗教寻求精神慰藉和解脱，但他们在这里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精神苦闷和迷茫。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非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利用各种名义骗取农民的钱财，如奉献钱、布施、贡钱等等。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辛辛苦苦赚的一点钱都双手拱送给了这些私自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三是有削弱农村基层政权的危险。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信仰伪宗教、非法宗教时，基层政权的组织号召力将会削弱。

另一个方面是随着这些伪宗教、非法宗教力量的慢慢集聚，有可能会形成一股与农村基层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现实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据报道某村村支两委发动农民出钱出力办一件事，没有结果，而当该村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出面号召时，村民踊跃，事情也很快办成。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警惕。四是危害到农村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自1999年国家对以“”为代表的组织实行严厉打击以来，我国组织受到重创，个别组织已灭亡。但是近几年来，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组织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如门徒会、东方闪电等组织相继出现[8]。这些主要利用非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发展自己的信徒和组织，计划和实施各种针对我党我政府的破坏活动。另外，国外的非法宗教组织也在利用这些非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渗透，通过金钱引诱来培植他们在中国的人，像前几年凡蒂冈未经我国政府允许，擅自在我国培植地下主教为之服务就是一例。

二、经济学原因分析。

对于农村私建滥建的宗教活动场所，政府部门一般采取两种办法处理：一是对于一般私自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批评教育，由不合法转为合法；二是对于那些经批评教育无效而又无法转化，甚至已有违法行为的宗教活动场所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这两种办法在短期内，通常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存在三个弊端：一是无论对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还是对于这些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立者，这种治理方式成本太高昂，是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二是运动式打击过后，容易反弹；三是人为因素影响大，领导重视，可能打击得比较彻底，领导不太重视，工作可能就流于形式。

因此，笔者想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当前农村私建滥建宗教活动场存在的原因及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9]。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宗教只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产品，通过消费宗教这种精神产品来获得平安快乐的效用。当前农村广泛存在的非正规宗教活动场可以当作宗教这种精神产品的供给方，按照供求法则，既然存在大量的供给，一定存在大量的需求。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我国宗教信徒达1亿多人，那么根据人口比例，农村宗教信徒应该接近1亿。

但笔者认为实际农村宗教信徒应该更多。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两位教授经抽样调查后认为中国目前宗教信徒约为三亿[10]。根据这个数据，那么农村宗教信徒应该超过二亿。而且大多数人都有宗教心理，他们中间许多人又很容易转化成宗教信徒。因此，如此巨大的农村市场必然需要大量宗教精神产品，这样农村冒出大量的非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国上亿的宗教信徒中，其实纯粹的无功利目的的宗教信徒是凤毛麟角。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的宗教心是淡薄的？？[11]。人们拜观音是为了生个健康的小孩，拜龙王是为了祁求风调雨顺，拜关公是为了保佑自己及家人出入平安等等。那么是什么样的功利目的、世俗原因、客观现实使得农民大量供给宗教精神产品、大量需求宗教精神产品呢？

笔者认为，当前农村存在大量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供给宗教精神产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供给者本身存在强烈的需求，通过私自建立宗教活动场所，能较好地实施，满足自身的需求。二是供给者有强烈的利益动机。宗教信徒在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仪式，参加宗教活动，即消费这种精神产品时，虽然名义上不需要支付价格，但实际上是支付了成本的。如购买各种敬神的物品和奉献的钱财，这些就构成了宗教活动场所供给者的收入，据笔者调查，有近50%的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利润较为丰厚，少数地方甚至出现全家都投入进来进行商业化动作、公司化经营的现象，纯粹成了谋利的手段和工具；三是进入门槛和平时的运营成本都很低。有钱的可以修建大的场所，无钱的可以修建小的场所，或者干脆将自己的住房进行改造。场所建立起来后，平时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和流动资金，因为宗教信徒都会自带或在该场所内购买信仰物品。四是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审批层次太高，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设立宗教活动场所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这样势必影响农村地区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供给。据笔者了解，有些县已经有几年没有审批宗教活动场所了。五是部分地方的正规宗教活动场所区域分布不合理，造成信徒实施不方便、成本太大。同时，这些场所所供给的精神产品质量不高，服务不好，不能较好的满足信徒的需求。

当前农民存在大量宗教精神产品需求也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前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生产力不够先进，自然界还有许多现象不能为人们所认知，于是人们很容易到宗教中去寻求答案。这是人们信仰宗教的自然原因。农民相对来说，科技文化素质要低一些，他们更容易去信仰宗教，更容易通过宗教来解释令他们困惑的事物。二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分割，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比较低。和城市居民比起来，农民自卑感要强，自我评价要差，于是他们更容易到宗教中去寻求心理的平衡和做人的尊严。三是在国家对农村实行新政即免去农业税、给农民各种补贴和加大农村公共投资以前，农民负担较重，农民收入较低，加之医疗实施市场化改革，教育实行产业化，农民在无其他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普遍感到生存压力巨大。严峻的现实促使农民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和解脱。四是改革开往以来，上亿农民的跨区域流动造就了上千万的留守老人、留守妻子或丈夫，精神的孤寂和凄苦促使他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的寄托。五是当前农村文化阵地和娱乐形式的缺乏，也让农民逃遁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娱乐。

三、对策及建议。

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可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12]。但由于这些农村私建滥建的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上述分析的许多弊端，必须想办法对其治理。笔者想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别提出短期治理之道和长期治理之道。

短期治理主要从供给入手：一方面要改善政府批准的正规宗教活动场所的供给。首先要做到数量合适、布局合理，使宗教信徒能有地方实施信仰，而且较为方便，无需为此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次要改善供给的质量，能较好地满足宗教信徒的信仰需求，使他们愿意到这些正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

另一方面是加大这些私自建立宗教活动场所供给方的成本，打消他们的利益动机。首先要切实完善县、乡、村宗教工作网络，使这些私自建立宗教场所的信息能较为顺畅、及时地传达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其次是以县为单位，由宗教事务部门牵头，联合公安、民政、文化、安全、消防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定期对农村地区私建宗教活动场所的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和处理；最后是对于从事违法活动的供给主体，公安部门要依法予以取缔，对触犯刑律的当事人要提起刑事诉讼。

长期治理主要是从需求入手，需求减少了，这些私自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必然也随之减少。一是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水平，减少由于愚昧无知而信仰宗教的比例；二是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农民具有比较积极向上的精神寄托；三是切实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得到起码的社会尊重。

注释：

[1]宗教活动场所一般包括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分别属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活动场所。

[2]2004年7月7日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三条。

[3]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我市召开依法治理乱建寺庙和私设宗教活动场所工作总结会》，/html/4028815814acaf060114acb4d476001e/2007091613330326.html。

[4]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办公厅：《省政协宗教界委员赴巢湖市考察宗教工作的情况报告》，/html/zxyw_4/2007-09/1190333986.html。

[5]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秘书处。正确认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develop/73.html。

[6]他们对此问题基本没有意识，也不认为自己在接受境外组织的遥控指挥。

[7]这里的“未经批准”与“私建滥建”及后面提到的“非正规”在本文中都属于同一概念。

[8]黄幸平：《西部农村“信仰流失”警示》，《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06期。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006-03

引言

数学方法的引入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力量。作为现代经济分析对象的社会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很难在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中重复进行，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较大的复杂性和动态演变性。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滥用和误用反而影响了现代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对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方法应用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有相关文献发表。已有文献注意到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化问题，甚至有文献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角度分析数据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指出计量经济模型存在误区，有学者强调数学在现代经济多元化分析方法中存在的不同极端化问题，还有文献关注数学方法在不同经济学分支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在分析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中关注数学方法应用问题。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探讨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作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方向。

一、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分析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学方法的引入密不可分，没有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就没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大量数理分析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推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体而言，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发挥着如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数学方法的引入使得现代经济分析能够简化研究对象，抓住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变量，进而探讨关键因素与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关关系。数学方法在简化现代经济分析方面发挥了三方面作用：一是抓住关键变量，忽略次要变量，简化变量种类和数量，使得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变的可能和简便；二是通过观察关键变量的变化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特征和规律，能够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三是抓住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分析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变化的主要特征与规律。

第二，数学方法的引入有利于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统一和完善，解释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数学方法具有严密性和逻辑性强的特点，能够完善经济分析方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使得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之间具有可比性、可选择性和可转换性，促进各种经济分析方法之间的分工合作、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二是准确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例如需求（demand）、供给（supply）、偏好(preference)、效用（utility）等的界定，使得学术界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能够取得共识，避免歧义的产生和无效的学术论争；三是能够对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阐释、论证与说明，明确界定原理的应用范围和边界，例如对供求原理（law of demand and supply）、萨伊定理（Say’s law）、凯恩斯定理（Keynesian law）等进行规范化与形式化。

第三，数学方法的引入可以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相关命题和结论进行逻辑证明，既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现代经济分析需要借助一定的数学工具，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逻辑一致性地得出相关命题、引理与定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工具特别是数学方程对设定的经济环境进行精确描述，排除各种模糊状态，界定各种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利用数学工具从假设条件逻辑一致性地推导出相应结论，能够检验推理过程的逻辑性和准确性，从而对推理过程证实或者证伪；三是对现代经济分析结论进行逻辑检验，分析特定结论或者命题成立的前提条件，对结论或者命题进行证实与证伪。

第四，数学方法的引入可以对现代经济分析得出的各种定理、命题、原理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现代经济分析是否与现实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实际相吻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方法来选择合适的样本数据或者典型案例，为实证分析提供科学、合理、可靠、准确的经验证据；二是构建计量经济分析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分析理论模型与现实数据之间相互拟合的程度；三是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对经济分析结论、命题和原理进行评价，探讨改进的可能方向。任何现代经济理论、结论、定理和命题都必须对现实的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果不具有解释力，则必然丧失理论价值。

第五，数学方法的引入还可以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思路与框架，对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减少模糊性和误差。这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弥补定性研究或者描述性研究在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的不足，提高其解释力和准确性；二是把原来没有纳入或者难以纳入的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纳入到现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框架之中，扩大现有理论或者分析框架的解释范围；三是建立新的理论或者解释框架，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和创新，对新出现的人类经济或者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四是对不同的理论及分析框架进行比较和综合，推动现代经济分析理论不断进步和演化；五是为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特别是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方法论工具，减少决策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简言之，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没有现代数学的引入，则现代经济分析技术不可能进步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在诸多社会科学门类中保持持续的领先地位。

二、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数学方法的引入也可能导致现代经济分析对象的复杂化或者简单化，弱化了现代经济分析能力。除了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变量，还存在大量的非关键变量和次要变量，但这些变量也处于不断演化之中，也有可能转化为关键因素或者关键变量，变量的演化和转化也可能对已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产生冲击和消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抓关键变量和忽略次要变量的方法有可能产生遗漏，简化变量种类和数量有可能使得分析简单化，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结论可能远离现实；二是通过观察关键变量的变化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特征和规律时可能忽略次要变量转化为关键变量的可能性，使得分析结论难以经受实践检验；三是在抓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一些虽然表面次要，实际上且发挥了关键性影响的特征，使得经济分析产生误差与偏差。

第二，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能有利于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统一和完善，也可能导致简单化和教条化，使得发展出的诸多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脱离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实际。数学方法在发挥严密性和逻辑性强特点的同时，也可能对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产生排挤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虽然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之间具有某种可比性、可选择性和可转换性的特征与可能性，但各种分析工具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不协调和相互排挤现象，有可能导致研究思路的混乱；二是虽然现代数学方法在准确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不同的数学方法之间也可能导致混乱和模糊，不仅不能够达成共识，反而可能导致歧义的产生和成本较高的学术沟通障碍；三是虽然能够对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阐释、论证与说明并明确界定原理的应用范围和边界，但也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僵化和教条化，出现现代经济分析中“洋八股”与“土八股”现象，阻碍学术进步。

第三，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能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相关命题和结论进行逻辑证明，但也存在既不能够证实也不能够证伪的可能性和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通过数学工具特别是数学方程对设定的经济环境进行描述过程中，不同的学者或者学派采取不同的描述方法，导致各种描述方法和变量分析的不统一与不规范，产生较大歧义；二是在利用数学工具从假设条件逻辑一致性地推导出相应结论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各种错误和失误，进而产生各种谬误并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相关决策，产生误导甚至带来各种冲突、成本与损害；三是应用数学方法对现代经济分析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的过程中可能面临数学工具不足或者偏差太大的可能性，限制了思想的进步。

第四，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经济分析得出的各种定理、命题、原理进行实证检验，但受到样本数据收集成本与技术手段的限制，这种检验也只具有相对准确性，还需要不断完善与改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方法不一定能够选择合适的样本数据或者典型案例，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为实证分析提供科学、合理、可靠、准确的经验证据，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这些都需要数学工具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也需要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二是在构建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并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过程中，因为采取不同的估计和检验方法，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出现较大偏差，导致分析结论的多样性和多重均衡性，影响到相关判断和评价；三是虽然可以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但不同的分析者或者决策者对相同的结论可能产生不同的解读方法与视角，可能丧失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第五，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以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思路与框架并对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在减少模糊性和误差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也可能超出数学解释应有界限，出现泛数学化、泛模型化的现象，甚至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教条化、简单化和过度解读现象，阻碍人类思想进步。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泛定量化、泛精确化研究现象，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某些方面并不是可以完全用数学方法进行精确刻画的，过度定量化可能导致出现用定量方法简单裁决现实问题；二在把新社会经济现象纳入到现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框架过程中出现用理论剪裁现实，出现“削足适履”、“邯郸学步”等怪现象，导致非理性的理论或者分析框架的解释范围的不当扩大，损害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三是在建立新的理论或者解释框架并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的过程中出现“伪创新”现象，即通过改头换面的重复论述或者“哗众取宠”式的旧理论导入产生“泡沫学术”，不仅不能够推动科学研究进步，反而阻碍真正的理论创新。

三、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的改进方向

第一，提高数学方法应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严谨性，防止各种形式的数学工具的误用和滥用。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变量的演变规律，正确区分各种变量的类型，防止误用和滥用变量进行相关性与因果性分析；二是不断完善数学分析工具与手段，反制数学工具的误用与滥用；三是在利用数学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同时，也不能够放弃其他科学方法，使数学方法与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相互补充与配合。

第二，在把数学原理应用于现代经济分析时，必须充分了解和认识其局限性和存在的多种不足，防止各种误差和偏差的出现。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了解各种数学工具使用的条件和局限性，防止数学工具在其非定义领域使用；二是在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例时准确而严密，防止歧义，尽可能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能够达成共识；三是对一些不能用数学工具表述的原理和解释给予尊重，遵循科学研究方法多样化原则。

第三，数学方法必须为分析和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服务，而不是为了显示某种技能和脱离现实的教条服务。如何经过数学方法形式化了的经济理论、结论、定理和命题都必须对现实的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果因为成为教条或者摆设则必然丧失其解释力和理论应用价值。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通过数学方法选择样本数据时必须保证样本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代表性，同时必须保证案例分析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二是在不到改进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方法，尽可能消除因为数学方法使用的误差和偏差；三是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够简单套用，不断提高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第四，不断改进和推动数学方法的改进、创新和完善，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更为科学和可靠的研究工具，不断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新思路与新框架，不断提高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充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比较优势，相互配合与相互补充，不断改进和提高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在把原来没有纳入或者难以纳入的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纳入现代经济分析框架时，需要不断创新并摆脱僵化思想和方法的约束；三是适应现代经济分析的需要，不断开发出新的数学分析工具，不断拓宽数学分析的视野，为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更为科学、更为准确、更为先进的方法论工具。

结论

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分析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中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演变规律与影响效应，进而研究现代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并为相关决策主体特别是消费者、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与经验参考。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滥用和误用反而影响了现代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现代经济分析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学方法的引入密不可分，没有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就没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大量数理分析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推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不仅直接妨碍现代经济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也对数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随着现代经济分析中大量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在充分发挥数学工具严密性、准确性、逻辑性和科学性优势的同时，也必须尽可能避免数学工具误用、泛用与滥用现象的出现。必须不断推进数学方法的进步和创新，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更为科学、准确、可靠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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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文.认识计量经济模型应走出五大误区[J].财经科学，2003，(3) .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3）

综合分析报告的格式通常由标题、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

(1)标题

较完整的标题应写明被分析单位名称、分析时期、分析内容和文种，如《华林食品有限公司20xx年度经济活动分析报告》。有的标题只具备其中的一两项要素，如《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执行情况分析报告》。

(2)正文

1)导言。导言是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开头部分。它的写法主要是简明扼要地陈述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提出存在问题、指出分析的必要性和目的。也有的前言从介绍分析对象的基本情况出发，以提出问题，引出下文。

2)分析。这是综合分析报告的核心部分，主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从不同的侧面对有关数据进行运算推导，对各项经济指标做逐项的分析，对影响经济指标的各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既分析经济活动的成效和经验，又找出存在问题及主要原因，然后针对上述分析结果，做出客观、恰当的评价，得出结论。

以工业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写作为例，应首先分别列出总产值、产品质量、全员劳动生产率、销售收入、利润、资金、成本等各项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数据)，通过同计划指标的对比百分数、同上期指标相比的百分数，来表明各项指标完成的好坏。然后分别分析生产、成本、销售、资金运用等重点指标对总产值、总利润的影响程度，再分析各指标的影响因素，从而找出问题 原因。

主体部分运用数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数据表格相对集中，先列出表格和主要数据，然后分析评价，得出结论;另一种是边列举数据边分析评价，最后再附列完整表格给予总的评价，得出总的结论。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主体部分，一定要充分运用准确的数据，结合文字加以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可信，更能说服人。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4）

一、总体说明

（一）经济活动分析及经济活动分析管理概念

经济活动分析是一种根据当前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通过相关的经济信息，根据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等进行分析，反馈企业的现有经营状况，以及未来的经济走向，并明确以往经营中存在地问题，为企业经营决策、管理完善、优化整改提供依据。且在分析的同时还需要根据分析结果，通过编制、分析、修改、成文等过程形成分析报告，旨在使分析活动及结果更加清晰明了。

（二）经济活动分析的重要意义

所谓的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主要是指经济活动中规划的范本，主要是在经济活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产物。它的主要作用除了可以将经济现象进行真实反映之外，同时还能对经济工作经验进行总结，结合经济运作规律，对当前企业经济运作中出现的不足进行解析，给企业开展运营活动提供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方式[2]。合理地进行经济活动分析有利于从实践中归纳总结，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经济规律，有助于科学决策的实现以及生产经营计划的制定和完成。经济活动分析是当前企业在进行管理工作时必要的方式之一，其可以有效帮助企业结合经济运作规律来开展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并且对经济活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合理控制，进而增加管理质量以及经济效益。

（三）经济活动分析的内容

1.营业收入分析

首先对企业资金收入以及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解析，对当前影响收入改变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包含施工任务、施工标价、施工进度、变更规划、调查赔付等，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披露，给未来资产收入落实趋势进行规划。

2.成本费用分析

对工程项目的预算情况进行解析，对当前影响成本改动的因素进行探讨，其中包含了施工作业队伍、施工成本、材料成本、劳务成本等，对成本管理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给今后成本变化趋势进行规划。

3.经营成果分析

首先对项目周期成本落实情况以及规划情况进行解析，并对成本费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给成本利润变化趋势进行规划。

4.资金流量分析

对周期资金收支情况进行解析，对资金统筹、应用、管理等多项环节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5.其他情况分析

从施工组织规划、施工技术、施工质量、施工进度等多个方面入手，对项目整体效益因素进行解析。

（四）经济活动分析的编制方法

在编制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前，必须拟定分析的对象、范围和目的，对于不同的阅读者要采取不同编制方式以及分析范畴，假设阅读者在一个机构中，可以让编制内容更加细致化，着重细节分析，而分析对象若是一级单位（集团公司），则力求语言精练，从行政方针、方式方法上加以概括；再经过针对性的研究、计算和推理，为最后的经济活动分析理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针对最终环节来说，需要提出分析结果，并且给出相应的改善措施。经济活动分析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着眼，而又从微观数字入手，“摸数据、抓关键、找原因、得结论”，以产生经济效益标准为侧入点，对其进行解析，根据解析结果对企业经济活动获得的整体效益进行评估，依次给出可行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分析报告充实而又有说服力，并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指导文书。

以上工作均已完成后，就可以根据分析目的、对象、要求出发，确定分析内容和进行结构安排了。

二、施工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开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施工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开展现状

在开展建设工程时，往往离不开施工企业的参与，其自身具备的特点有三方面，第一，建筑产品含有的固定性以及施工中存在的流动性；第二，施工期限长，并且流动性高；第三，管理层级广。一般一家大型施工企业集团都由集团母公司，子（分）公司、项目部，而子（分）公司下面又同样也有子（分）公司、项目部。

（二）目前经济活动分析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活动分析理念不成熟

经济活动分析理念主要体现为分析报告的写作主体针对经济问题提出的意见和措施，具有人的思想意识，例如，在进行编写组织框架时，具备较强的思维逻辑性，可以站在科学理论、思想观、价值观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对措施[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秉持着科学发展观、不间断发展观、绿色经济发展观、农业科技发展啊观、以人为本理念等，对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编写产生的思维影响因素进行解析，从而完成影响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编写。

由于受到经济活动专业分工的抑制，当前在进行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编写时，编写主体通常是由诸多个体构成，由于每个个体所产生的思维运作模式、价值理念、认知形式以及行文习惯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给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编写的逻辑性、统一性带来了影响，进而无法保证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编制质量。

2.经济活动分析编制人员的经验不足

人员的素质直接决定着经济活动分析的质量，影响执行的效果。对经济活动分析这种新生事物，大家普遍没有成熟的经验，再加上一些单位的人员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对文件的学习不够深入，相关资料收集不充分，对有关问题自作主张，完全违背了分析编制的实事求是和科学原则，报表数据不准确，逻辑关系不正确，文字说明材料不详实，未按照规定时间予以上报，严重影响了真实经济结果的总体进程。

三、对项目经济活动分析管理的建议

（一）定期分析与不定期分析相结合

针对经济活动分析阶段来说，采用原始的模式可以以三个月为单位对经济情况进行分析。

（二）单项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

所谓单项经济活动分析 ，是指对某单一项目部、特定项目而言的；所谓的综合分析主要指对一个团队的整体经济活动进行解析。

（三）事前分析与事后分析相结合

事后分析通常指对超前分析结果进行考核，对已经开展的经济活动存在的不足或者薄弱环节进行修整。事前分析则是事中和事后分析的基础 ，是对尚未进行的经济活动的预警 ，它将为尚未进行的经济活动起到超前指导、铺路架桥的作用。

（四）定量分析c定性分析相结合

经济活动分析一方面需用过现有财会账目、报表等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总结，这属于定量分析的过程。但定量虽然能够直观、严谨地呈现出经济情况，但过于死板，缺乏理性，往往无法分析造成这一数据信息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建议在常规数据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加入定性分析，分析数据信息的深层次成因。但要避免走入定性分析中的“可能、也许、大概”的陷阱，要结合定量的严谨，进行综合评价。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活动分析作为开展经营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它主要是借助各项经济数据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运行因素进行优化配置和高效应用，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企业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解析，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以及财力资源，对企业生产以及经营活动进行规划，争取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成果的管理活动，因此，做好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与施工企业的有效融合是现在每个企业在发展中应注重的主要环节。

参考文献：

[1]綦虹.试论经济活动分析的有效途径[J].河北建筑科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4，6（21），2.

[2]何丽蓉.浅谈施工项目经济活动分析[J].交通财会， 2001（11）.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5）

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为信用经济。然而，对于信用交易活动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对于利益、经济利益的研究所跨越的历史则更长。本文将就国内外目前在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总结。在依次分析国外研究状况和国内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完成最后的总结。

一、国外研究综述

（一）利益理论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是目前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已经逐渐成为所有经济理论研究预设的前提，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对象化为对个人效用、厂商利润及国家福利的最大值求解。而把经济利益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在对经济利益本质与规律的研究和揭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相反，正在流行的“利益集团理论”尽管属非主流经济学，但体现的却是对经济利益更为直接的研究。利益集团是“因兴趣或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并意识到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利益集团的压力在结构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集团之间通过相互博弈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并导致经济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迁。该理论研究表明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己超越集团内每个私人的利益。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经济贸易研究领域中，在延续斯密、李嘉图在贸易利益方面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借用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等分析工具，构建各类数学模型，继承新古典“最优”与“均衡”的核心理论，阐明了贸易国获取贸易利益的手段以及贸易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在奥塔.锡克《经济一利益—政治》著作中，他认为：“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经济活动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和客观决定的动力。” “一定的需要或爱好形成人们的利益。利益是以特别强烈地和比较持久地满足一定需要为目的的。这些需要是：物质需要、对活动和关系的需要和文化的需要。”客观地讲，奥塔.锡克对需要与利益关系的认识是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的，但是他对利益概念的界定有失偏颇。他仅仅描述了人与自然客体对象的关系，而没有看到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过程才能实现。强调了利益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利益的社会属性。

（二）信用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并确立的新经济，给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与经营活动的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改变，金融领域出现了较为普遍的金融创新产品与金融深化活动。这些产品与活动使信用能够飞速发展。信用的内涵、外延及其表现形式都获得了较大发展，远远地超出了传统货币银行学对信用的概括、总结与认识。

经济学家古德菲尔德（Godfeld）根据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实证研究了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证实了经济运行中实际上的货币需求远远低于理论上的货币需求。古德菲尔德把这种经济增长货币下降的现象称为“货币迷踪”。对此，皮尔斯认为：在金融创新中，人们节约使用货币是造成“货币迷踪”的重要原因。他的观点表明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信用与经济增长都具有相关性，单方面地研究货币与信用，都不能很好地描述经济运行。

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在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应考虑信用，并将信用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20世纪80年代初，本杰明.弗里德曼（B.M.Friedman）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货币与信用的作用》一文中，深入分析了信用不同层次对宏观经济所起的作用，他使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分析不同经济期间所选择金融变量与GNP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证实了非金融负债（其所选择的信用指标）与经济相关关系的稳定性。他的实证研究结论为将信用交易活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学中最流行的IS—LM模型是以货币经济为背景的。在该模型中，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是完全对立的，货币市场包含的金融变量是货币和债券，他们完全替代了其他金融资产。伯南克（Bernanke）和布兰德（Blinder）认为在当代的信用经济中，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将两者完全对立已经不合时宜了。另外，货币和债券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金融资产，金融市场不能完全出清。基于以上考虑，他们将商业银行信贷因素加入商品市场从而把IS曲线改造为CC曲线，即Commodity&Credit。CC—LM模型第一次考虑了信用因素。但在该模型中，LM曲线仍保持原状，货币市场不受信用因素影响，这一点值得商榷。此外，在伯南克和布兰德看来，货币与信贷之间不能替代，这显然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货币、债券与信贷是信用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同质性，存在替代关系。最后，银行信贷并不能代表社会信用总量，该模型仍未充分考虑信用问题。

整体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那么将信用变量纳入宏观经济分析就势在必行。信用指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与宏观经济关系最密切的信用指标不会相同，因而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信用变量也不会相同。

二、国内研究综述

（一）利益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利益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备受各方关注。其中理论成果最突出的时期当属改革开放后，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导致利益关系发生较大变动，而且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经济活动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以下将重点梳理与本文理论分析较为相关的一些利益及经济利益思想观点。

1、利益具有双重属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征在于即包含范畴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也包含其社会属性。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同样被贯彻在利益范畴研究中。国内学者张晓明认为：“人类利益的自然属性体现在人对自然物品的需求上，所以是直接的、具体的和无限多样的。在需要和为满足需要进行劳动的过程中，人的需要和为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及其所生产的物品都充分发展起来，渐渐形成了所谓需要的体系和有用劳动及其物品的体系，最终人类从主、客体双方面完善了自己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双重属性。” 整体而言，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深入科学地阐述了利益的自然属性，同时还突显了利益主体的地位。作者不仅深入分析了利益的根本属性，而且进一步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其形成过程，并暗含利益关系包含与生产关系中。

2、利益包含五层含义

利益的简单定义既是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的利益。余政在其《综合利益论》中深入分析了利益定义后，认为其包括客体性、主体性、过程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五层含义。利益的客体性含义表明，利益是需要的满足，利益客体是人类活动所指的对象；利益的主体性含义表明，只有符合利益主体需要的利益才是利益，不能满足利益主体需要的就不成为利益；利益的过程性含义表明，利益必定是在一定的经济过程中实现的，获取利益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利益的时间性含义表明，利益总是在一定时间段内完成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进；利益的空间性表明，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经济空间是经济活动的前提或最基本的资源，没有经济空间也就没有经济活动。

余政所论述的利益五层含义层次分明地揭示了利益的内涵。首先，虽然需要是利益形成的基础，但利益却不仅仅是需要的满足，利益的主体性含义是对其最好的补充。其次，强调了利益的动态实现过程。利益归根结底是需要的不断满足和产生的过程，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发展的，而利益的过程性、时间性及空间性含义则正是结合社会生活本身对利益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并对利益的客体性进行了补充和深化。

（二）信用理论研究

自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学家在信用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由于篇幅、精力有限，本文不可能阅读、梳理所有的相关文献，只能将与本文的研究范畴相关性较强的一些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国内学者王一兵在其博士论文《信用资本问题研究》（2007）中，首次公开使用了信用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信用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信任，反映的是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信用资本是对物的信任（即对信用载体、信用工具的信任）和对人的信任的辩证统一，但更强调对人的信任。伴随着经济信用度的不断提高，这种包含着更多对人的信任的信用会逐渐转化为可以为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并最终被市场接受为信用主体所拥有的一种信用资本。

此外，王一兵还通过对特定行业所具有的信用资本价值的实证分析，基本验证了其所构建的信用资本价值评估模式的有效性。但是由于信用资本的研究属于信用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在实践研究中困难重重。作者所构建的信用资本实证分析模型缺乏逻辑严密的数理论证，这使得实证分析过程相对简略，分析方法也相对简单，分析结果精确性值得商榷。

国内经济学家吴晶妹在《现代信用学》中创新性地定义信用是信用主体在信用交易市场获得信任的资本，这种资本由信用主体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偿债能力构成。获得信用交易市场信任，就能够保障信用交易的完成和信用利益的实现。这种资本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财富。为了探索信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定信用与经济增长之间量的关系，其还进一步界定了信用交易规模与结构、信用交易活动、信用经济、信用效率等概念。并实证分析了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其结论表明不论是总信用规模还是除去政府信用的各类信用规模与GDP的相关性都极强；但是GDP的年增长额却与各类信用规模的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整体看来，吴晶妹在其《现代信用学》中全新定义了很多概念，创新性地阐述了很多原理，在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近年来在我国信用理论学界享有盛誉。本文在对信用利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将借鉴其中一些概念和原理。

三、文献综述总结

通过对以上利益与信用相关文献的研究与述评后不难发现，只有利益与信用共同交汇于经济学殿堂里，才能最终生成信用利益这一新的经济利益范畴。国外经济学家与国内经济学家对于利益和信用理论的研究都有其科学而深刻的一面。它们的思想方法与观点将成为信用利益理论分析的基础方法与思想源泉，指导信用利益理论研究深入事物内部充分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惟有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上，信用利益的理论研究目的才能完成。实践的发展已为理论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现实素材，而国内外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则为研究准备了理论养料。只有牢牢立足于确定的理论基础，切实贯彻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信用利益的理论研究目标。

参考文献：

[1][英]奥塔.锡克.经济一利益一政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英]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法]魏克赛尔.利息与价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骆玉鼎.信用经济中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5]张晓明.论利益概念[J].哲学动态，1995年第4期：第22页

[6]洪远朋.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一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一41页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6）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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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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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7）

(一)利益最大化机制驱使人的社会行为

在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理性社会形势下，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利益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支配个体行为活动的重要运作机制。有限的社会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望与需求，因此，个体必然会以自身诉求为出发点，对拥有的社会资源加以合理配置与利用，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经济学上来说，作为经济人或理性人，个体普遍会以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值的比例作为行为活动准则，努力追求以最少的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社会学、市场行为学，而且适用于犯罪、婚姻、教育等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犯罪心理、犯罪行为，而个体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特征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当中具有独特的切入点。无论是以权力操纵、权力扩张为主因的刑事犯罪，还是以权利保障、维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活动终归落脚于功利主义，回归于经济分析方法。

(二)刑事诉讼法学建设追求效用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活动也建立在效能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参与制度建构的专家或学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因此，刑事诉讼法学本身就离不开经济分析方法的支撑，这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力四个方面。

其一，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启用等相关内容中都涉及到直接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或成本效益关系等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对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性、科学性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证据证明制度等相关内容基于经济分析视角，例如， 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的结论就来源于对犯罪者成本惩罚成本等经济学概念的辩证分析。其三，对侦查主体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等刑事诉讼行为的研究来自于经济分析，并将侦查投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契合点做为最具诉讼效率的临界点。再如，对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成本、惩罚成本与刑讯逼供的犯罪收益进行分析得出要提高刑讯逼供罪成本，降低其犯罪效益的结论。其四，关于诉讼权利的研究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行使分析当中，以经济分析方法从风险规避、风险偏好、风险中型等三个概念来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沉默权的选择态度。

(三)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追求高能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的本质是基于国家主持的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决定了诉讼制度建设、诉讼执法等环节需要国家投入一定的建设成本与运作成本。虽然加大成本投入通常会达到提高诉讼收益的效果，但缺乏经济性的司法构建不是最理想的。一方面，特定时期和空间内可供国家调配利用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不可能无度地将资源投入到制度建设当中。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大多具有情节重大性，对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影响深远，且通常潜藏于社会，对法律规制具有逃避行，所耗费的社会资本同样巨大，如果盲目地提高成本势必会加剧国家负担。因此，刑事司法资源具有鲜明的稀缺性和易耗性，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与执行等过程势必会追求以最小的诉讼资源实现最大的诉讼产值。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要求，也是国家资源调配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必然。

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局限性难以适应刑事诉讼法特殊性的需求

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在解决一些简单的刑事诉讼案例时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依托经济学理论寻求到高效能的诉讼解决途径，但这是建立在早期学者将刑事法律问题抽象为经济问题基础上的。事实上，目前许多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不断涌现出来，单纯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需求。

其一，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具有限制性，在理性和自由的选择方面时常受到外界影响。以经济分析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相关问题的前提是认定每个社会个体是经济学范畴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其行为活动都具有理性和功利主义。事实上，这种假定只能适用于私法范畴。并不能通用于身处公法的刑事诉讼一方主体当事人。其原因在于，理性和自由选择虽然为私法的制定和施行奠定了基础，但对公法而言却往往是遥不可及的。许多刑事犯罪活动发生于非理性选择的情势之下，稍微具备法律常识的个体，在理智情境下都会清醒地意识到犯罪效益与犯罪成本之间的巨大差额，这说明外界的多元压力或逼迫往往是造成刑事犯罪的主因，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活动也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

其二，诉讼效率并非刑事诉讼活动唯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效能，这对以解决多种社会纠纷的法律目的而言无疑存在片面性，这是因为在诸多情境下诉讼活动的正当性和争议性往往高于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价值体系中，追求净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建立在满足正义和公理的基础上。换言之，效率职能是正义、自由、平等的附属价值、次要价值。

(二)分析理论的片面性滞后于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的经济分析

纵览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等内容中的应用， 分析视角大多集中于成本收益理论或边际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在分析某项行为活动的可行性时应用较多，是判定某刑事诉讼程序设置合理性、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辩诉交易制度中对利润空间的分析就是来源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分析。边际理论则主要应用到个体行为的分析中，通过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研究推出结论。这一理论对刑事诉讼法学而言，能够确定某项刑事诉讼环节的最佳资源投入量，用于分析侦查资源、审判资源、起诉资源等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诉讼产值的最大化。反映到具体应用中，如警察在侦查案件时通常先选择那些证据明显、说服力大、成本低的证据，而随着案件的推进和取证范围的扩大，取证的难度会增加，证据收集的边际成本就会随之增大。反观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经济分析方法，除上述两种理论外还存在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这对进一步分析刑事诉讼法学奠定了更全面的基础。一方面，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学从建立到完善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利益分配的此消彼长，将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引入其中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充满了多个角色的博弈关系，法官与当事人的博弈、证人与当事人的博弈、向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博弈等，彼此之间交错复杂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在博弈论的阐释下会更加明晰。贝叶斯定理则是指，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某件事的概率来推算这件事未来发生的概率。

(三)忽视法律人员传统分析思想方法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影响

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通常是将经济模型或理论直接置于某项制度或行为的分析当中，缺乏对经济分析法可行性、适用性的深度研讨。经济分析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以及社会个体、人的行为等都是理性的，具备自由选择权利的。只有基于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概念和原则才能利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当中。事实上，法律官员在建构或执行刑事诉讼法时除了效率还会受到传统和分析手法的影响。在执法人员观念中存在已久的传统意识会支配其法律行为。特别是扎根于伦理和政治学中的传统约束和规范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这意味着完全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例如，道德、文化、信仰、伦理等影响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或准则，这些非经济动因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一方面，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不确定性，而个人利益正不断趋于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物质性收益只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多数理性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指社会地位、名誉、尊严等。这些含蓄的利益要素在不确定的经济分析方法面前很难得到全面而精准的阐释。另一方面，非理性的社会个体客观存在于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在情感、伦理、道德、宗教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刑事诉讼活动并不具有理性化特征，如果单纯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其行为动机就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一)基于刑事诉讼法学需求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理念与模型

当前，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已经在私法领域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研究策略，但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却显得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如若贸然将经济分析的模型或公式直接应用到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的分析当中就会显得突兀而不具操作性。其结果必然是流于形式化的经济分析方法只能停留于简单的案例剖析层面，并不能真正进入主流的学术研究领地。因此，在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的理念与模型时应遵循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策略，结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需求制定科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体系[3]。首先，准确全面地理解刑事诉讼活动中利益最大化的内涵与要求。理性人以及刑事诉讼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条件，而这里的利益最大化却不单指物质收益，还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文化等非物质的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在确定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畴时应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现实需求融入对应的经济学理论。其次，经济分析模型的介绍与引入要建立在对经济理论的充分论证基础上。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已在前文论及，而如何使之应用到所有法律领域是当下应思索的问题。在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种理论基础的可行性与使用环境，并在深入论证后提出经济模型的完善策略。

(二)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基础视野并加快立法实践过程

马克斯韦伯提出法律保障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服务对象的，这决定经济利益对法律建设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在利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问题时习惯于将经济利益结果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建设的依据和参考标准，其结果则是法律价值取向及制度选择的偏激化。我们固然要承认功利主义对多数理性人或经济人社会行为支配性作用的合理性，但是也要意识到法律制度对社会个体和国家利益的维权属性。显然，当下以成本利益理论为主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建设需求。因此，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推进立法实践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借鉴国外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将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纳入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体系。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刑事诉讼法活动中涉及的多方博弈和利益纠葛关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推进国家和社会进步。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存在第三方利益未受损失的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过程中遵循一方利益损失小于其他方利益增进总和的改进就是有效的， 这一理论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经济分析方法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实践当中，主要体现在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培养和对法律实践中经济导向价值当中。一方面，从理性人的角度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加以培育，使其在刑事诉讼活动当中从经济分析视角入手综合考虑多方利益的博弈关系。

(三)综合传统非经济性观念完善经济分析法适用的前提条件

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不仅要强调经济理论适用的前提和基础，更要关注非经济性传统观念对刑事诉讼法建设的影响。

首先，精准把握刑事诉讼法服务于民众利益的立法准则。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时通常会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正义、平等、公平等正当性。重新认识到经济利益相对于公平、正义的附属价值意义是极为必要的。在国家机关职权行使过程中，正义价值在公法活动中体现出正当性要求。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要辩证看待经济分析方法的地位与作用，不能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正义价值的寻索。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8）

首先，我们要对财务经济进行分析，要抓住其起点、中心，其起点和中心分别为：核算经济信息，对财务的资金和财务的能力进行分析；同时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要素进行客观的评价，以此来评价企业过往的经营业绩，对目前的财务情况和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评估和预测，使有些决策能够顺利实施。财务经济分析学科概念从提出到现在，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金融经济分析理论。

一、建立财务经济分析框架必要性

长期以来，不管是从最开始的经济活动分析道财务分析，还是到现在的财务经济分析，人们都始终关注着财务分析情况，同时，相当部分的专家门也一直在对其探究。例如，张先治教授总结出财务分析具有边缘性和独立性的特点，樊行建教授则是财务经济分析的创始人，这些事例都说明了人们对财务经济的重视度。但是如果想要更好地解决财务分析在实践中的运用，一个明确的财务分析框架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也有过很多文献对其也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探讨。虽然也有过很多文献对其进行了一些讨论，但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传统的教学实践一直沿用“四要素”：偿债能力，资产运营，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框架，框架结构内容窄，层次低，不能达到现实中分析主体的需求，与此同时，在理论上也会有更多的误解，所以，对财务分析进行重新的构建是财务分析学科的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离不开实践，而且是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财务经济分析的基本原则

（一）成本效益原则

成本效益的原则是：要求主体对某一行为事件发生需要的成本必须小于这一行为事件所产生的效益。假设把主体事件的财务分析当做经济活动，这就意味着主体进行的财务经济分析所产生的成本必须小于效益。站在信息论的角度来进行财务经济分析，这就是第二次信息加工过程，因此主体对信息再加工的成本就要算作是财务经济分析的成本，如果进行第二次信息加工实现了超额收益，而这收益就算作是经济分析产生的收益。这里所说的超额收益指的是在财务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或者不进行财务分析是决策之前所产生的收益差。除此之外，财务经济分析的成本效益原则对其主体在进行财务经济分析的时候有如下要求：一是只有一个会计期间，如信息处理成本和超额收益，只要信息处理成本低于超额收益，进行财务经济分析主要的经济分析是可行的，否则是不可行的；二是。与若干个会计期间相关的信息处理成本和超额收益，只要信息处理的现值成本低于超额收益的现值，主要财务经济分析的经济分析是可行的，否则是不可行的。

（二）弹性原则

在进行财务经济分析时一定要遵守财务灵活性原则：此原则是要求在进行财务经济分析的过程汇总要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外部金融环境，留下合理的回旋余地。这样，面对外界不断变化的金融环境，经济分析主体可以自动完成调整。财务灵活性的原则对主体在进行财务分析时提出以下要求：一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主体必须根据变化适当的调整其分析目的；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主体必须选择适当的分析的方法和程序；三是在与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比较时，主体必须以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础来选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对比内容；四是明确财务经济分析的内容，主体必须以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为基础，然后来确定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内容，并且严格规范财务经济专题分析内容。

三、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

从合同的角度来看，把公司可以理解为（freeman， 1990） “等一系列的利益收益者之间的合作”，而这种参与合作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可以说是主题经济分析的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的不同决定了其经济的具体财务指标也相应的有一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所有者（投资者） ，债权人和管理者，这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主体和经济分析主体。所有者（投资者）对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对所提供的经济主体来分析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金融和经济信息的投资者是经济主体的盈利能力和应对经济主体和投资者之间的财务关系的能力。因此，金融投资者在经济分析中的具体目标可以表示为：一是通过提供财政和经济信息的投资者，为了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由经济主体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分析，盈利能力和应对能力的金融关系。二是，债权人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债权人要进一步分析经济主体提供的财务经济信息，而再分析的目的在于对经济主体的偿债能力及声誉进行分析，然后对债权配置的进行合理的分配。三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对财务经济分析的具体目标。投资者和债权人对财务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在财务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上，因此企业经营管理者对财务经济进行分析不仅要从企业财务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出发，还要把握企业财务经济活动的情况。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分析财务经济活动中各要素对活动结果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者能不断的发现财务经济活动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时候，并能制定一系列的解决措施。

四、财务经济分析理论框架

（一）对企业已有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进行了解

如果要对一个企业的财务进行分析，那么这个企业的背景以及它的以往的一些竞争业绩将会成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同时还包括企业的一些性质、控制人的教育水平和管理才能、占市场的百分比、盈利能力等都会成为进行分析时的参考指标。在本节中，分析师主要是为企业提供了数据的收集和报告财务信息加以了解。企业财务报告是历史条件的综合反映，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企业目前的情况就可以通过阅读来掌握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计算财务指标，不断变化的关键数据。

（二）对影响企业未来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因素进行分析

在了解并掌握了企业目前状况的前提下，如果还想进一步地摸索企业未来的财务情况和经营的成功，还要就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对企业情况起到影响的一些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本文将这些因素进行了一定的排列，将按照从小到大、从内到外的顺序对此进行了分层探究。

1、企业自身开始分析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本身对于其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与其他外界的影响来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对企业的财务报告进行分析的同时，对企业所拥有资源的优势性也不可忽视，优势包括：规模的资金优势，营销优势，研发优势，企业文化优势等，这对于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2、竞争者分析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竞争对手的强弱也关系到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果竞争对手强，则不利于企业未来财务目标的实现，反之，如果对手弱，则对企业未来的财务目标的实现定下基础。所以，企业的竞争对手也是企业在进行未来目标的规划和当下战略的策划以及能力方面和相应的行动方面所不能忽视的要素之一。

3、行业分析

所有的企业都适合一个行业，行业特点决定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从而决定了行业的盈利能力，而行业利润率可以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时公司在行业内处于不同的位置，拥有不同的策略，通过对整个行业的分析，企业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也受到整个行业的影响。

4、环境分析

任何业务都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良好的经济环境中，企业普遍受益；恶劣的经济环境中，企业普遍萧条。所以，做财务经济分析，首先必须有一个初步的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了解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了解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企业的影响。

（三）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进行评价

在对企业当下状况把握的基础上，还要对影响企业未来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要素进行准确的分析，这样不仅可以清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还可以预测，评价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

总而言之，通过全文，我们了解了财务经济分析是一个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系统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在了解企业的历史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基础上，分析了能够影响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一步得出了影响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因素。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在其中，每个环节都有自身丰富的内容，这也需要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人才对其不断地巩固和不断地完善。就这个分析体系本身而言，并不是要对每一个分析主体都要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但在这个分析体系中要求所有的分析主体都能够找到其对应所需的内容。

参考文献：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9）

关键词政策研究 外部性 成本-效益

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就是运用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概念框架、分析方法及技术看待公共决策问题,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实证的分析工具,为政府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一)完全自私经济人论

“经济人”假设是指各微观主体是关心个人利益的,完全理性的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人的自利性。2.经济活动中的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二)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假设

资源的有限性是相对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而言的,“资源的有限与需求无限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前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谬尔森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人。这个定义的背后隐含了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思想,即物品是稀缺的,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

(三)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经济学论争的主题。人们所以把这一矛盾的难题解析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四)外部效应的普遍存在

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给外部效应下的定义:只要某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或某一厂商的生产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之下,即存在有外部效应。可用公式表示为:

UA =UB(X1,X2,X3…Xn,Y1)

如果某一个人A的效用,不仅受其所控制的活动X1,X2,X3…Xn的影响,而且还受其他活动Y1的影响,而Y1又在第二个人B的控制之下,就发生了外部效应。

二、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在运用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有:福利经济学框架、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框架。

(一)福利经济学框架

公共政策中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借助福利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和原理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以指导或对已经运行的政策以评价。政府的政策毕竟会涉及到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而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对各种配置的效率和效果提供一个评价系统。一项政府活动被提出时,福利经济学框架就要求力图回答以下三个重要问题:(1)该项政府活动是否能够产生合意的分配结果;(2)该项政府活动是否有利于效率的提高;(3)该项政府活动能否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如果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很可能导致政府的失灵,带来负效率,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分析政治,是“政治的经济学”,它在方法论上有三个基本特征:“经济人”假设、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作为交易的政治。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立宪选择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己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立宪经济学。立宪经济学认为,宪法是一国政治决策的最高规则,并将宪法视为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契约,立宪选择应该取得公民的普遍同意,立宪选择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设计与选择一个良好政府的过程。

(三)制度经济学框架

关于制度经济学框架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运用,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运转的费用”,通过对交易费用的高低判断制度的运行效率,还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

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析技术――成本―效益分析

(一)政策分析中成本、效益的含义

成本是商品经济价值的范畴,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为成本。

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效益就是人们在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所费和所得的对比关系。所费,即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消耗和占有;所得,即由上述实践活动带来的有用的结果。

公共决策中的效益是一个多层面的综合性概念,效益可以分为内在效益与外在效益;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而这些类型的效益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二)成本―效益分析诸观点

成本效益分析,是对某一特定行动进行评价,通过对可能获得的收益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作出权衡,从而识别出最优系统或最优方案。而美国学者彼得•G•萨松和威廉•A•塞哈尔菲并不赞成把成本―效益分析说成“一种方法”,他们把成本―效益分析定义为:“为了达到明确的公共目标,结合不同方案的净效益作出一种估计和评价。”2004 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三)成本效益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第一步:明确问题。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最基础的就是要明确问题。在明确问题这一步骤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对规划的约束;社会效果分析的方向;贴现率。

第二步:设计分析。这一步骤主要是分析问题的结构,列出成本的估值接下来就是要确定哪些资料应该收集。

第三步:收集资料。设计一个收集资料的提纲,获取有关个备选投资方案效果的资料。

第四步:进行分析。主要是运用原始资料和经济理论对社会成本和效益作出较佳的评估。

第五步:提出结果。

(四)成本―效益分析的两种具体的方法

1.贴现的分析评价方法。贴现的分析方法,是指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分析的评价方法,亦被称为贴现现金流量分析技术。主要有净现值法、净值指数法和内部收益率法。

(1)净现值法

这种方法使用净现值作为评价方案优劣的指标。所谓净现值(NPV),是指特定方案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与未来现金流出的现值之间的差额。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投资项目的每年净现金流量。第二步:计算未来报酬的总现值。第三步:将投资额折算成现值。第四步:计算净现值。

净现值= 未来报酬的总现值―初始投资额现值

净现值决策规则:只有一个备选方案时,净现值大于零时,则接受投资方案;反之则拒绝。当多个方案选优时,其净现值最大的为最优方案。

(2)净现值率

净现值率和净现值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简单的计算投资方案未来的现金流入的现值同它原投资额之间的差额,而是计算前者对后者之比。

现值指数= ÷

若数值大于1,说明其收益超过成本,即报酬率大于预定贴现率。

(3)内部收益率法

上述净现值、净现值率的计算虽然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据以了解各个投资方案本身可以达到的具体的投资收益率是多少。内部收益率的计算可以做到这一点,是考察项目盈利能力的主要动态的评价指标。它是投资方案在建设和生产经营年限内,各年净现金流量的现值累计等于0时的折现率。

2.非贴现率的分析评价方法。非贴现方法不考虑时间价值,把不同时间的货币收支看成是等效的。这些方法在选择方案时期辅助作用。

(五)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和局限性

虽然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分析政府投资项目的净收益和社会回报,但经济学家对成本效益分析的评价不是很高。因为以货币为尺度并不能对许多政府领域的效益进行适当的分析,如对国防、太空研究、对外援助、公安和司法裁决等方面的效益用货币这个尺度来表示是很困难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对于那些如防洪,电力生产,邮政,某些运输和娱乐设施等,也就是说对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有形的,可以用货币测量的公共政策更为适用。

另外,对于不适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的项目,可以运用成本―效能法进行分析。这个方法的要点是根据方案或项目预期的结果的成本与效能来评估每个方案或项目的效果。许多公共政策大都需要成本(而成本往往可以计算),但无法计算收益,比如非经济的因素,以及文化,教育等不能用货币来衡量或很难估算其成本和收益,同时未来的成本,收益往往有着不确定性,难以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成本―效能分析方法来衡量方案达成目标的有效性程度。

成本―效能分析法使得政策制订者可以通过具有类似任务的机构共同编制预算而发现各项计划之间的协调性。运用成本―效能法来确定最佳方案,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备选方案的确定。因为,这里提出的备选方案应能无差别的实现同一个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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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杏珍.浅谈净现值法的现状及对策.经济管理论坛.2005(7).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篇（10）

(一)两个学科对“制度“假设不同经济学“制度”假设的出发点是制度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关注制度如何提高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发展。经济学根源于实证伦理学。经过多年发展，它越来越独立于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显学。从重商主义者到古典经济学家，再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经济学因素越发地从非经济学因素中“孤立”出来。重商主义者认为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工具。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个常量，不随时间而变化，因而与增长无关。因此，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运行放在一个成熟的、理想的、完美无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加以研究，得出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本积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等结论。它较多地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利益驱动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但经济理性对经济行为的作用中间有一个关键的链环和纽带，那就是制度。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制度选择造成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如果比较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中，制度的角色已经存在重要差异。斯密的经济学是制度分析和经济逻辑的混合，而李嘉图进行的是严密的经济分析而不是制度分析。新古典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变迁中，个体的能动性会通过理性算计将制度从一个均衡移向另一个均衡。这种理性的算计实际是经济运行中的成本效益和投入产出的思维。在制度经济学里，无论是老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开始认识到制度对提高经济绩效的作用。其分析目的依然是提高组织经济效益。社会学“制度”假设的出发点是从制度的产生、构成、类型、功能、变迁的途径及其价值意义等方面考察的，它更关注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功能，以及制度在实现人类理想目标过程中的价值意义。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内容都是对制度的起源、本质、形式和类型的分析，是对制度的变迁、建构与批判的概括。“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社会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把制度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强调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社会整体运行和秩序的保持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认为制度的功能就是要满足社会的共同需求，维持社会的秩序，增进社会的团结，社会需求的变化引起制度变迁。在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义受到质疑，学者们开始从古典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汲取营养。他们用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制度，使得制度的研究在当代出现了冲突论、常人方法学、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新制度学派等新的制度流派。这些流派一方面承认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对行动者有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认为社会制度是行动者行动的结果，也是行动的纽带，并且努力把这种结果和纽带结合起来。这些学派和理论努力去解释和理解制度，而不是把制度看做是经济的推动器。当代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假设依然存在着差异。

(二)成本—收益与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经济学注重制度在经济活动中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即制度的成本—收益或投入—产出取向的研究。把制度分析中的事实关系研究和道德价值判断分开，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制度分析的主要差异。在经济学中，是否需要价值判断，一直萦绕着经济学家的思考。熊彼特就提出了经济学家们是否应当对他们所分析的现象做出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判断的问题。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等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张五常等，逐渐地认识到制度是影响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企业组织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等一系列理论。国内经济学者樊纲较早提出了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提出了经济学和道德无关的观点。这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的传统国度里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事实上，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与研究者的道德偏好和价值偏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高小勇也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时也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来展开的。他认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用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来推论各种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们的选择行为的。例如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等经济学家都是如此。社会学制度分析往往关注制度产生、实施、存续、变迁所具有的道德指向和价值意蕴。每一项制度制定者、执行者、遵守者、违规者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一项制度在其生命周期内各个阶段的价值指向是什么。这些都是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分析层次的差异社会学在制度分析的层次上偏重于观察宏观层次的社会类型制度，如按照社会文化进化程度将制度划分为渔猎采集社会制度、游牧社会制度、园艺社会制度、农业社会制度、工业社会制度和后工业社会制度;依据物质生产方式将制度划分为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按照传统与现代两分法将制度划分为传统社会制度与现代社会制度;按照社会团结类型将制度划分为机械团结社会制度与有机团结社会制度等;按照社会组织形式将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社会学还特别关注中观层次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家庭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经济学在分析层次上偏重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制度观察和生产单位的观察，如农业、工业、商业、市场、财政、运输、国际贸易、公用事业、家庭的行为等这些影响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运行制度。经济学“制度”假设的出发点是制度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它关注制度如何提高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效率，以推动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发展。在经济学内部，古典经济学家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穆勒和其他一些人都认识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对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怎么作用于经济的了解远远不足。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制度的假设也不尽相同，凯恩斯学派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发展经济学家也对制度影响及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但是他们都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收益的外生变量。

总之，经济学假设制度是经济效率的促进器，能提高或者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学认为制度塑造着社会世界，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秩序，制度在实现人类理想目标过程中体现着特定的价值追求。(1)两个学科制度研究的取向不同。社会学关注制度产生、实施、存续、变迁所具有的道德指向和价值意义，而经济学则关注制度的成本—收益或投入—产出取向。(2)两个学科制度分析的范围不同。社会学主要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的制度;经济学则关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3)两个学科制度分析层次上的差别。社会学侧重于宏观和中观层次的制度，而经济学则给予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制度和具体的生产单位制度更多的关注。

二、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差异的成因与趋同

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形成的学科分工制度带来的结果。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社会分工制度体系中“制度化”地带来了学术共同体成员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差别。国内学者对制度分析的学科边界也提出了学科视角的认识。一门学科有别于另外一门学科的标准就是各自研究的对象不同。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分析的边界应该有明确的标定。它的边界应该是经济领域的制度，这些制度直接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财富的增长。另外，它的边界还可以延伸到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财富增长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和惯例等。

这种认识其实在强调制度分析的学科分工，也是在强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对制度分析的差异。这种学科分工导致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制度分析时各自学科的缺陷，既不利于人类科学地认识社会制度，也不利于社会科学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单纯经济学制度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瑞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以及发展经济学主要代表之一的缪尔达尔，认识到了这种学科分工差异对科学认识社会事实导致的错误，进而向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发出了对社会学，尤其是对知识社会学的呼唤。他指出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教学科研人员的一种无奈选择，这种分工不利于真实的和全面的知识的获得。走出这种学科分工带来的知识误区，避免虚假的和片面的知识，就需要业已分化的社会科学学科及其分支的通力合作。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有优势，在检视社会生活领域各种社会事实方面比其他学科更逼真。社会学更应当在社会科学融合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专业责任。

缪尔达尔同时也指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深入细致地研究人们是如何行动的，这些行动的动机何在，以及受哪些因素的制约。经济学要探究对青少年如何受教育，如何有选择地寻求适合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经济学还要考察一些观点和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公共事务管理者、厂长经理、劳务市场或人才服务中心的雇主和雇员、政治领袖及其追随者等等是如何作出生活中的重大决策的。经济学应调查研究人们如何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怎样缔结婚姻，怎样组织家庭生活，其中的一些人又是怎样成为流氓、罪犯或的。简言之，经济学关注人类的行为及其动机，不管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阶级和地理分布如何。他提出，寻求坦途的出路在于知识社会学，因为知识社会学关注因果推理。知识社会学的缜密推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摆脱各种偏见的影响，从而使社会科学获得长足进展。他认为经济学有必要转变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让多学科间的合作研究有更大的空间，更多地希望借助社会学家的研究转向与合作来提高经济学家的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他的呼唤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分析视野的相互转换，也促进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融汇。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20世纪80年代也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局限性，指出了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他主张弥补这种缺陷和不足就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非经济因素包括了对人生、工作、权威、官僚阶层和行政结构的态度，亲属和宗教的形式，文化传统，土地耕作制度，人们参与发展决策和发展活动的程度等等。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没有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才导致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计划遭遇失败和挫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众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的积累，两种学科关于制度分析的范式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中，是实际的扩张主义者。它处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点上，因而很容易进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迪尔凯姆曾经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制度”的科学，而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市场”的科学。但是，这似乎从未限制住经济学家们的活动，经济学家们一直忙于对有关市场制度的分析研究，他们在理解制度的性质、起源和影响上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从事制度研究，他们在寻求一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制度运行的理论概括。为此，他们毫不顾忌学科界限，可以说是无知无畏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工业组织、劳动关系、对外贸易、教育、家庭、法院、监狱、学校、医院、政府，特别是经济体制领域———进行探讨，这使得各领域的交叉研究成为可能。社会学在制度分析中也越来越扮演着经济学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土地制度、劳动组织、政府机构、流行文化现象、大众消费、民族关系、传播媒介、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社会学制度分析的知识要求较广，需要跨多种学科，要求一定程度地了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学科上的交叉性讨论，有助于消除单一学科领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需要汲取社会学的营养。

社会学与经济学两种学科关于制度分析的范式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种合流同时体现在两个学科中。一方面，经济学开始关注影响提高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效率的制度的价值意义，即经济学开始考察构成制度基本要素中的价值观、各种理念和理论、习俗观念等是如何影响制度的形成，进而影响经济效率的，从而在解释观察到的人类经济行为时，对行为赋予价值意义。其实，这种经济学家的意愿从经济学形成之初就有，而且在其学科发展中，经济学家也不时地想在分析制度时融入价值判断的考虑，①直到最近40年，大批经济学家直接转向了价值判断对经济绩效影响效率的研究。②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考量人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在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制度产生、存在、变迁时的影响路径和程度。两门学科都开始汲取对方的概念、理论、方法、技术路径开展研究。

三、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分析

范式的融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时间维度考察，社会学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融汇具体表现在七个方面。

(一)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关注制度效率和价值意蕴经济学对制度的分析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古典经济学基本上不考虑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经济的增长是资本积累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时开始考虑道德风险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在老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个发展阶段，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今许多经济学理论流派的一种综合。这些理论流派从整体的方法出发，把注意的重心从理性选择的个人或机构转移到社会整体上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经济人”假说作为集中攻击的靶子，反对个人理性的先验给定。同时，他们又认同了研究经济决策中的风俗、习惯、利他主义、好奇心、冲动等各种非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意识形态理论，它要解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个人、集体和机构对制度变革的反应，融入了社会学关注制度分析的价值观念因素。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在分析制度时引入成本收益的概念。新制度学派要探讨的问题是各种组织的趋同性问题，寻找组织或企业为什么去做很多与生产效率无关的事情的原因，探究为什么组织中的很多机构不是和它的经济生产运行相联系等等这样的问题。在探索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新制度主义者定义了“制度化”、“合法性机制”和“理性神话”等概念，并用这些概念来解释以上的问题。当一个组织不断受到外在的价值观念、意识和制度的影响，超过了组织内部的技术需要时，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即是个制度化的过程。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致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其基本假设是人们普遍接受所在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价值观念，这些现有的成形的社会事实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且具有强大的约束力。第三个概念是“理性神话”。这是指文化观念常常不是以人为凿刻的形式出现，而是形成一种被神化的东西，使大家不得不接受。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用上面理论概念进行假设和研究，强调制度化的组织是基于外界制度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的组织形式和做法，强调制度化组织的结构和它的实际运作是相分离的。这种分析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指向各种组织运行的生产效率问题。

(二)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研究对方学科的问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就开始了对制度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制度，防止伤害是制度产生的目的;制度运行应该具有效率;制度的价值是坚持正义，个人拥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自由优于平等;但是，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社会应对弱势群体给予同情。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就涉猎社会阶级议题。康芒斯直接论述了社会学集体行动的概念及其与制度的作用。哈耶克这位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学分析中直接论述的就是自由与秩序、制度与国家、社会类型与法律等宏大的社会学论题。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持续研究集体行动，把群体行为与搭便车相联系。这些都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互相涉猎到对方的学科领域对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已经明确地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关系(例如自杀、婚姻)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且对家庭这个社会学经典主题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他的分析领域更为宽广，甚至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及到人类的所有活动领域。对劳动分工的分析是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但是迪尔凯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研究劳动分工现象的，他关注的是劳动分工的功能、原因和条件。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将经济活动要素———货币———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创立了社会学分支学科———货币社会学。齐美尔分析了货币及其制度化的发展对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人内在生活和精神品格的影响。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研究视域更加开阔，直接开辟了经济社会学学科。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把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纳入社会学制度分析范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制度分析中对技术经济进行详尽的分析。美国社会学家维克托•倪(VictorNee)引入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解释中国制度与组织变迁的机制。

(三)古典大师和当代泰斗制度分析的融合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帕累托、凡伯伦、熊彼特、诺斯、贝克尔、阿玛蒂亚•森等人，都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或者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视角对制度进行了分析。他们既提出制度如何变迁，以及为什么变迁的问题，同时又把它们融入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犯罪学等学科分析当中。在他们研究的视野里和著作中，经济学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范式是不分家的。他们以渊博的知识、独特的视野和宏大的理论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他们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集多种学科智识于一身，很难确切地把他们截然划分到某一专业学科的队伍中，他们自身就是一种学科的融合。当代这种融合也体现在了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制度分析范式上。例如阿马蒂亚•森的思想，他的《贫困与饥荒》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也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学著作。还有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和《家庭论》，都是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歧视制度等经济学议题以外的领域。这些恰恰是社会学学科分析的主题。在社会学方面，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就是社会学融合经济学的一种表现。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科尔曼用权力、利益、控制等关键要素，取代了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效用，在他看来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社会学。

(四)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融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制度分析的方法上，同时使用整体主义方法。两门学科都认识到了在制度研究中，不能把制度与社会世界和经济世界隔离开来研究。制度是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决定社会人的活动轨迹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化了的人们互动过程中被修正和改变。制度也是经济世界的一部分，经济学制度分析中的完全“经济人”假设隔离了现实世界中“社会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对纯粹“经济人”行为抉择的影响。两门学科在当代都发现了这种隔离的纯粹的制度分析不能有效解释人类的行为抉择，开始用整体主义方法分析制度在影响人类行为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分析使用的工具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使用数学、博弈论等分析工具。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极大地受到自然科学的吸引，都开始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探索社会和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旨在寻找一种能够被测量的被证实的经济和社会规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工具软件的开发使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普遍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采集数据来分析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各种影响机制。

(五)制度分析层次的融合经济学与社会学开始把宏观社会形态制度、中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微观具体细致的社会规范规则纳入本学科考察视野范围，同时双方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都纳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传统经济学一直关注的是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现代经济学则开始涉猎非正式制度———这一社会学一直研究的领域。非正式的制度约束主要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制度分析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出现，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非正式约束制度有用，从而有收益、有需求。一是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具有经济价值。二是它为实现合作创造了条件，通过这种非正式约束的制度可以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进一步降低。三是它提供了激励机制。第二个原因，正式约束制度虽然有，但是执行不严，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第三个原因是，非正式制度有成本，对执行者而言成本较低，而对被执行者而言成本很高，远远大于收益。因为正式约束的制度虽然有但执行不严，所以出现了制度供给的不足。同时，非正式约束的制度有用、有收益、有需求而且成本不高，可以顺利执行，所以才能实现其约束功能。

(六)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的融合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反对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采用整体的和演进的方法，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他特别强调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制度约束的作用。凡勃伦始终用社会学的火炬去指引工业家和商人的工作信条，认为技术和制度决定世界经济成就。同样老制度经济学家另一代表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对“交易”概念的分析不是用经济学的方法，而是用社会学、哲学、法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的。康芒斯将“交易”概念与正统经济学被一般化了的“生产”概念相对应。

他认为“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交易”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生产”和“交易”活动共同构成了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交易”是“制度”的基本单位。“制度”的实际运转是由无数次的“交易”活动构成的。康芒斯对“交易”活动分类也颇为独特。他认为“交易”有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命令和服从之间的关系;限额的交易，即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三种交易类型覆盖了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所有经济活动。这种分类和关系的研究正是与社会学研究的融合。熊彼特也注意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制度中的融合现象。他通过对历史的考察，结合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识，指出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融合是一种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休谟、亚当•斯密、杜尔阁、贝卡里亚等人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它一些学科熔于一炉是很自然的”。熊彼特将“制度”划分在社会学领域内。他认为，每一本经济学教材总有一章节专门介绍制度，但是介绍的视角不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而是源于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框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济学和社会学都绕不开制度这样一个议题，都要对“制度”进行分析。两门学科在此问题上是交汇的。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制度分析”方面的认识是相同的。实际是自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稳步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知名的经济学家与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而且关心得更少。他们双方都喜欢各自用自己粗浅的社会学与粗浅的经济学知识去接受对方专业上的成果，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着，且都没有由于互相咒骂而有所改善。在20世纪50年代———即熊彼特出版《经济分析史》时———的情况表现得依然如此，而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制度分析的合作，将会导致丧失由严格的甚至狭隘的专业化带来的研究效率。

(七)关注的具体问题的融合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包括制度的产生、构成、类型、功能、变迁的途径及其意义，这些都是社会学制度分析的永恒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制度与经济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没有对制度起源及其构成进行深度考察。古典经济学对制度起源的关注并没有像制度经济学家那样对此问题赋予极大的兴趣。制度经济学把经济放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置于动态变迁的社会制度中分析，强调经济活动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改变了用纯经济要素解释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长的分析方法，经济学转向社会学化。在此过程中，新旧制度经济学从社会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尤其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它们关注的问题包括了制度的起源、构成方式、功能特征、变迁条件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起源”，体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