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分析论文篇（1）

摘 要：政策文本计算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文章通过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和梳理，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与不足，并讨论了该方法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诠释；政策分析；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110

Abstract Policy text computing is a new integrated methodology combined with policy analysis science and computing science in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methods in political text analysis， summarized the typical research topic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in this area， then concluded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methodology，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licy text computing in meta-policy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Key words policy text computing； policy interpretation； policy analysis； methodology

1 引言

政策文本是指因政策活动而产生的记录文献，既包括政府或国家或地区的各级权力或行政机关以文件形式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官方文献，也包括政策制定者或政治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咨询、听证或决议等公文档案，甚至包括政策活动过程中因辩论、演说、报道、评论等形成的政策舆情文本，历来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1]。如在政策研究方法论中，Trauth[2]认为主要有“预测-描述”的诠释范式、“价值批判-价值构建”的价值范式、政策过程范式以及政策评估和绩效范式等主要形式，其中诠释范式又分政策文本分析、政策分类或框架体系、政策生命周期律、政策社会系统等理论。可见，政策文本研究在政策分析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计算机方法的引入应用，政策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素材量和处理精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尤其是政策文本数据，如文本型数据（Textual Data）、数据文本（Text as Data）、文本数据空间（Text Universe）等相关概念的提出，研究者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政策文本语料库分析和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并利用上述方法解读和获知政策立场、政策倾向、政策价值、政策情感等深层政策内涵以及广义的政策比较分析。我国李江等[3]提出运用政策计量（Policiometrics）的研究思路来揭示政策引用、主题共现以及机构共现等政策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政策语料库以及政策文本挖掘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探讨了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可行框架与应用前景。

3.1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是一种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半定量研究方法，与之类似的还有一致性分析（Concordance Analysis）、话语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话语文本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计算诠释学（Computational Hermeneutics）、定量文本分析（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等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业内就陆续研制了相关的文本分析软件用于文本标记、文本编码和相应的编码管理工具，如Atlas.ti、MAXQDA、QDAMiner、NVivo、SPSS Text

Analytics for Surveys、QCAmap、CATMA、LibreQDA、MONK Project等文本数据管理软件工具。虽然引入了计算机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概念抽取和定量化统计，并具有文本数据的自动统计和关系识别方法，但其概念抽取方法仍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流程，在数据处理环节仍主要依赖研究者的人工提取，体现为一种半计算化分析工具。

因此，这类计算处理方法能够处理的政策文本数据有限，一般处理政策样本集（Sample，n≤200），最多通过协作方式处理政策主题集（Subsets，N≈1000）范畴的政策文本集，而对政策语料库（Corpus，N≥10000）基本上无法处理。因而，这类研究方法的研究议题也主要沿袭了政治学和诠释学中的政治话语研究和政治文本内容分析框架中的符号论和政治语词解读（政策主题识别与比较）的研究传统。

3.2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主要是采用文本计量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已有政策文本数据库或政策文本语料库在政策主题分布、政策时间序列分布、政策引证以及政策主体关系等要素进行计量分析[3]。在Grimmer的政策计算分析框架中，政策文本主要来自政策数据库和已有语料库、网络政策文本和非电子化政策文本。因此，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的主要方法和工具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政策文本数据库自有的文本计量分析方法与工具，如Lexis Nexis、ProQuest、Westlaw、HeinOnline、北大法宝和CNKI政府公报数据库等政策或法律文本数据库， 利用数据库自带的字段设定结合政策主题、类型、时间、地域等进行政策统计或计量分析，或应用共词或共现分析，能有效分析政策文献增长、扩散、流变等变化规律；二是利用网络分析和替代计量学（Altermetrics）方法和工具进行网络政策文本分析[17]，如Wiley， NPG和PLOS One 等开始提供 Altmetric 服务，Altmetric也可以对国内新浪微博进行追踪，因而对社会媒体中的政策文本以及跟踪研究也成为可能，如匹兹堡大学创建的MPQA政策辩论语料和卡内基梅隆大学Sailing实验室Jacob Eisenstein和 Eric Xing创建的政治博客文本集语料；三是通过政策文本采集与语料库构建并提出新的统计口径和研究方法，如苏竣和黄萃等对中国科技政策的类型统计分析[18]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Wilson等对网站隐私政策的主题解析分析[19]。

3.3 政策文本数据处理方法

从政策文本的范围看，政策文本结构性差异很大：既有政府的政策文本、法律档案（听证会材料、判例），也有政策新闻、媒体数据和政策研究文献；既有总统竞选纲领、演说文本集，也有社交媒体的公众政治言论和政治评论。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将政策文本解析为结构化文本数据（Textual Data），并构建语词、语义或情感等特殊对象，不仅能形成对大规模政策文本语料的系统化处理，而且能在不同的政策文本集中进行比较分析和一致性分析，推动政策文本融合分析。结合政策文本分析的应用，典型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政策文本自然语言处理和语法计量分析、政策文本处理以及政策语义分析（见表2）。

在政策文本数据处理过程中，政策文本或语料集适用于通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文本数据处理方法，政策语词分析和政策语义分析在政策主题统计（聚类）、政策热点识别、政策意分析中应用较多[20-21]。目前，在政策文本处理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一是语料库尺度的政策内容分析[22-24]，主要是对政策语料库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识别政策语境中的热点议题[25]，关注政策议题的扩散或影响[26-27]，尤其是政治演说语料库、政见语料库、政治纲领语料库分析；二是政党和选举研究中的政策立场分析和政策倾向研究，政策文本计算的概念本身即为比较政见研究（CMP）的Michchael Laver提出，而基于先验词权（Reference Score）的WordScore和无先验词权的WordFish也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分析软件，CMP以及后续研究项目（MARPOR）提供的政见语料库也是采纳率最广的语料库。

3.4 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

文本挖掘，又称为文本数据挖掘或文本知识发现，是指在大规模文本集合中发现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模式的过程[28]，涉及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自然语言处理、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29]。与政策文本处理更注重政策语词或语义分析相比，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更注重在大量文本数据集合中发现分类/聚类特征、发现关联知识或规则，并注重深层潜在语义的知识发现。因此，政策情感分析、政策意见分析、政府行为预测等典型方法得到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如Saremento等对用户评论的政策倾向分析[30]、Hopkins和King[31]对博客政策意见的分析。政策情感分析在西方国家选情预测中尤为关注，包括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情感倾向[32]、选民的情感反馈与倾向[33-34]以及整体选情预测[35-37]；在政策意见分析中，公众意见收集和政治意见追踪也是常见的研究主题，并将公众政策意见与其政治立场和政党支持度关联，建立了计算化的政党舆情监测、政党竞争或政党派系识别以及政策结果评估的分析方法[38-39]；政府行为预测体现了政策预测分析的方法和思路，通过对政府领导人、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关键政策文本的分析，挖掘潜在的政策热点或发展轨迹。国内研究者也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对政策热点[40]以及政策价值[41]进行了分析，或系统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政策文本的内部结构关系进行了主题识别或关联分析[42-44]，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4 政策文本计算应用研究进展

4.1 政策文本语料库建设

政策语料库以及语料库语言分析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基础。早期的政策语料库一般针对政府出版物或公开政治文本进行采集加工，如政策条文、相关政策解释、政治人物传记、语录或新闻纪录等；现在则扩展到更加多样化的语料来源。除了Lexis Nexis、北大法宝等传统的法律信息服务提供商，目前比较典型的政策语料库有：

（1）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比较政见研究项目政见文本语料库（MRG / CMP / MARPOR） [45]。Manifesto语料库是目前政策分析领域加工最为成熟的开放政策语料，包括1945-2015年70年跨度，涉及所有欧洲国家和少数英美联邦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总计超过50个国家的4051个政见语料集，涵盖了1979-1989年政见研究组MRG（Manifesto Research Group）、1989-2009年比较政见研究CMP（Comparative Manifestos Project）以及当前基于政治表达的政见研究MARPOR（Manifesto Research 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持续研究的政策语料。在语料分析工具包中，既包括手工编码的政策术语编码手册（Code Book），也包括794，536个跨语种的机器识别政策术语、短语或词条；既包括软件版本的WordScore分析工具，也包括R语言的分析包ManifestoR。因此，Manifesto语料库和WordScore分析软件是目前政见分析和政策文本计算领域引用率最广的语料库，尤其在政策立场和政策倾向研究中。

（2）美国康奈尔大学政策文本语料库（Corpus of political discourse）[46]，它是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庞大的语料集中的一个子集，主要是由Matt Thomas， Bo Pang和 Lillian Lee整理的总统国会演讲数据集（Congressional speech data），同时因Lillian Lee设计开发了相应的情感开发工具ReadMe，因此在严肃政策文本的政策情感研究领域受关注度较高，目前共有22篇研究文献利用或援引了该数据集。

（3）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系的MPQA Opinion Corpus语料库（Multi-Perspective Question Answer， MPQA）[47]，主要是新闻报纸素材的语料，包含4个子库、4个词表和基于语料库分析技术开发的OpinionFinder系统（目前提供2.0版本下载），其中有一个专门子库为政策辩论数据库（Political Debate Data）。同时，因其情感标注系统比较出色，因而也是博客、评论等开源语料政策情感分析的主要素材和工具。

（4）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Sailing实验室的政治博客语料库[48]。由Jacob Eisenstein 和Eric Xing整理开发，主要采集了2008年6个博客平台的13246个政治博客文本记录，并且通过意识形态的分层抽样，也是政治博客研究比较重要的语料资源。类似的语料集还有美国海军学院Twitter政策语料集。

（5）香港浸会大学整理开发的政治演讲语料集（Corpus of Political Speeches-HKBU Library）[49]。目前主要包括4个部分：美国历届总统演说语料文本集和多媒体文本（1789-2015）（约443万字）、历届香港总督或特首施政报告语料集（1984-1996，1997-2015，约43万字）、历届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新年致辞和双十演讲语料集以及中国历届政府总理施政报告语料集，是比较完整的中文政策语料集之一。

此外，德国柏林Brandenburg科学研究院的阿德莱登・巴拉巴西提供的德政策语料集[50]则结合了政策语料分析与可视化研究，利用这个政策语料集可进行总统演讲频率、演讲主题和演讲所涉及的政策语言的可视化分析， 网站提供粗语料、分词后的语料以及标引后的语料等不同版本的语料。

4.2 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制

因语境意义对政策文本分析的现实意义更大，当前政策文本计算比较注重政策词典和政策文本分析专用工具的研制。目前，主要有两类研究方法：

第一，测试通用文本分析工具在政策文本分析中的适用性。典型如政策情感分析领域，Lori Young等[51]对DICTION、LIWC、RID、TAS/C、ANEW、DAL、WNA、PMI以及LSD等众多情感分析词典的对比研究发现，LSD在选民情绪跟踪研究和对比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Bei Yu等[32]则发现政策评论或政策演说文本中，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普通文本，并且不同于一般情感分析主要负载于谓词描述，大量政策情感负载于名词性的体词描述中，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完全识别，因此在政策文本分类的算法中（SVM、NB），训练文本需更充足。

第二，研制政策分析专有词表和分析工具。典型如政策立场和政见研究中的WordScore算法和WordFish算法。两种方法都注重政策语词对政策内涵表达的影响权重差异，WordScore方法通过专家判定的参考文本作为政策语词权重依据，从而生成政策分析文本中政策内涵的表达效果，其实质是对词频结果进行语义加权处理，类似一种基于动态“词典”的分类算法；WordFish算法认为政策文本具有不同的政策特征向量，在某一特征中政策语词的概率分布符合泊松分布，因此可以通过一种类似非监督学习的方式对政策文本所蕴含的“政策立场”进行分类。由于WordScore算法的分类效果和可解释性优于WordFish，但分类效果受参考文本的影响大，在历时分析或跨文化环境的比较参考分析中效度不高。此外，政策文本计算因德语或北欧国家特有的构词方式而具有一定研究效度，而在英语地区却并不显著，这也是当前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兴盛于德国和北欧，而英美地区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策文本分析词表、文本分析效度改进工具和跨语言政策文本分析工具都是目前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究的热点问题。

5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与障碍

政策文本计算方法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队伍。随着政策文本资料的日益丰裕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日益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采纳，可以预见未来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5.1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

就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领域而言，精细化政策分析主要体现在政策预测、政策冲突分析与政策辅助决策、元政策评价与政策比较等研究领域，定量政治研究则体现为政党研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策认同、政治联盟以及选举、外交等政治活动领域。

第一，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领域已经具有研究基础，尤其在语料库政策语言分析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首先，计算方法的引入提供了跨语料分析和实时语料分析的研究可能，对政策预测的时效性和精确度都将大大提升；其次，计算方法的引入将改进政策分析的精度和深度，在政策制定中不同政策源的立场识别和主题识别可以避免显性的政策条款冲突，同时对政策主题关系识别也能评判政策相似度或政策形式质量预判，辅助政策制定决策；再次，通过政策文本与政策语义的对应关联，能够挖掘政策的潜在语义和元政策要素，从政策价值、政策倾向、政策工具、意识形态等高度评价或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别的政策差异，更好地跟踪政策扩散过程，促进政策学习与创新。

第二，定量政治研究则融合了政治学、媒介理论以及政党研究的理论视角，能通过泛在的政策文本载体，识别公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进一步通过政治文本解析框架可以分析政治立场、政治距离和政治关系紧密度，从而发现政党合作、国际合作的潜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政治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可以在政策认同、政党监督、政党竞争以及选情预测等领域进行有效分析。

5.2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障碍

正如国内外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方法的担忧[13，52-53]，政策文本计算不论从方法论本身，还是从应用场景的研究效度看，其只能作为决策分析工具，而无法替代政策分析者本身。究其原因，首先，政策文本语料库的局限。语料库具有一定时效性与完备性限制，而语料库规模和多样性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效度的关键，但语料库构建成本和可用技术的限制使得语料库很难完全满足政策分析者的需要；其次，文本挖掘和相关计算分析方法的局限。文本挖掘结果的呈现是抽象的或数据化的，只有结合相关的应用背景才能完全理解相关内涵；文本挖掘或计算分析注重研究创新点的突破，很难兼顾整体研究面的覆盖，因而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非系统的；文本计算分析方法是探索性分析方法，其研究结论是非可预期的、不确定的，而文本语料库建设是高成本的，政策文本计算具有一定的研究风险；第三，政策文本算是跨学科研究方法，需要政策研究和计算机研究学者的紧密配合，而实际研究过程中很难兼顾二者。

因此，在未来的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实践中，一是需要加强学科合作，推动专业化的政策语料库的建设，开发适用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工具；二是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具有良好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国家应该在智库建设和国际政策比较研究中更加重视政策量化和定量政治研究。

参考文献：

[1] Chilton P A，Sch？]ffner C.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analytic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2.

[2] E.M.Trauth.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policy research[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1986，10（1）： 41-50.

[3]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38-144.

[4] 杨正联.公共政策文本分析：一个理论框架[J].理论与改革，2006（1）：24-26.

[5] 黄萃，任|，张剑.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29-137.

[6] Beauchamp N，Laver M，Nagler J，et al.Using Text to Scale Legislatures with Uninformative Voting[EB/OL].[2016-09-20].http：///work/Beauchamp_scaling_current.pdf.

时政分析论文篇（2）

引言：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结论部分写道“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1]伊格尔顿试图提醒读者，如同不存在纯文学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理论总是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关，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总是有时代社会的烙印。笔者受到伊格尔顿启发，试图从政治批评的角度重新勾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由此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与社会政治有关联的理论系统。

一、从弗洛伊德理论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弗洛伊德的理论围绕一个中心矛盾展开，即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冲撞。在这里，现实原则是现实社会秩序对人性的压抑。在现实社会中，人不能够完全遵循自己的意愿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是遵循社会的秩序理应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然，在弗洛伊德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到达最内层的意识，我们永远在无限接近却又无法触摸，这就是隐藏人望根基的无意识领域。如果无意识领域的成分一直被压抑会得“官能综合症”，只有通过将个人私欲的无意识领域升华宣泄，导向更有价值的社会目标，这样一来，个人情绪得到了宣泄，避免了陷入精神疾病的困境，社会政治秩序也得到了有力的维护。由此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携带政治性的。

首先，精神分析起初目标并不是专为文艺批评而存在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以谈话治疗的方式排遣精神病患的压抑，从而获得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秩序所允许成为的人的资格。在进行谈话治疗的时候，精神病患者有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绪转移到精神分析者身上。比如患者在现实中受到了家庭暴力，那么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患者有可能将分析者当做施暴人。这种情况之下，精神分析者有可能受到患者无意识领域的攻击，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病人是最逼近无意识领域的一类人群。另一方面，精神病人这些攻击性的举动正是其无意识领域压抑成分的外显，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些外显的攻击性举动窥探到病者的无意识领域。在无意识领域，分析者找到病者的病因，从而安抚相关的无意识躁动因子，排遣不安，达到治愈目的。这正是谈话治疗发生作用的原理。由此看来，精神分析并不是一门特意为了文本分析而存在的理论，而是有医学上的心理分析的目的和疗效。而到后来，精神分析怎样被引入文学文本的分析并发生作用暂且不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上个体不安灵魂的抚平，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个体心理健康的引导。或许没有哪一个文艺理论有如此直接功效，能够抵达人的无意识领域，针对性的进行病理分析。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恰好做到这一点，治疗精神病患，最大限度的抛弃了文学理论与现实无关的论调，关注社会个体，稳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与社会政治秩序最为直接相关的一套理论。

其次，精神分析理论中凸显了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也即社会结构、社会道德、社会法律等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对凌乱狂奔的无意识私欲的压抑。而这种压抑恰好是社会政治性在个体身上的最大体现。弗洛伊德在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时候认为，在早期，儿童由于吸吮举动对母亲有着天然的依恋，父亲出场使儿童心理受到威胁。此时，儿童也意识到除了自己和母亲的身体之外，还存在广阔的外在世界。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也不是停留在幼儿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形成幼儿――母亲――父亲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儿童意识到自己对母亲无法无天的占有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受到父亲这个现实存在的压迫的。当然在家庭网络中，父亲还只是单一的压抑，但是随着儿童的成长，父亲这个角色逐渐变成一个符号，象征着现实社会中对于自身无尽欲望的阻挡。在成长后进入现实社会中，每当现实原则对于自己快乐原则产生压制冲撞之时，儿童都在无意识领域感受着儿时母亲被父亲抢夺时候的痛楚。但就是这种痛楚使得儿童逐渐接受现实原则对于自己无法无天的快乐原则的压抑，而逐渐隐藏不被社会秩序所接受的欲望于无意识领域，最后到儿童自己都忘了这些私欲的存在。直到这时，儿童终于从过去那个有着施虐倾向的无法无天的个体，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结构、政治秩序所接纳的良好公民。

第三，精神分析的最终指向不尽然是个体的幸福指数，而是指向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当然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企图透过个体对于幸福快乐等个体私欲的追寻窥探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性问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后期走向悲观主义的论调，他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类生存状态生发怜悯，这种怜悯的心态更是将快乐原则与现实冲撞上升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撞不仅是个体的困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困苦， “一个建筑在欲望的压抑和满足的推迟之上的文明强加给这个人类一些几乎无法忍受的要求，而这个人类就是在这些要求之下含辛茹苦。”[2]事实上，弗洛伊德正是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分析，明确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从而更好地找寻幸福感。可是，无时无刻不被压抑的欲望使无意识领域扩大到无疆无际，而人类真正自由活动的领域则变得愈发狭隘。弗洛伊德的理论引导人们思考自身的生存状态，更加升入到了社会文明的反思，这个备受压制度压抑的现代社会究竟能承载多重的负荷？

二、从拉康的语言分析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事实上，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语言学解读也是站在政治批评的视角进行的。拉康是后结构主义大师，他重新言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其政治性更为彰显。而在分析之时，拉康主要是从语言结构与无意识的对应关系来展开的。

语言学大师索绪尔提出，语言是能指和所指的固定粘合。而后结构主义大师拉康则认为，语言符号背后的所指并不是固定粘合的，能指背后的所指也是不定的。语言符号背后存在的不是固定的所指意义，而是一连串的欲望填补。因此，在拉康看来，语言符号最强大的功能就是代替作用，“代替对于事物本身的某种无言的直接占有”[3]。有了语言，我们可以不像斯威夫特的拉普它岛民那样，背着一个装满所有事物的大袋子，和人交流就是将袋子里的事物直接拿给别人看。语言虽然可以填补人类欲望，为人类服务，但是“语言也并不是我们可以自信操作的工具，却是从里面分割我们的东西，语言总是先于我们而存在：它总是已经在位，等着为我们指定我们在它里面的种种位置。”[4]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我们说出的语言仅仅只是一连串的符号，它不仅表征着不在场的事物，由此填补不能真实拥有的欲望，同时，这语言背后也是一连串的意识形态。带有意识形态的语言已经为我们排好座位，等着我们主动进入语言的圈套。

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领域也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的，无意识和语言所指有着相像性，它是不固定的，也是难以逼近的。所以拉康说“无意识是所指在能指下的滑动”[5]，无意识和语言的所指一样，永远在接近，但永远无法真正触摸。无意识的难以捉摸不仅是因为它深埋于内心，更因为它存在于各个社会个体之间，存在于庞大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并且不断滑动变化。

人类能够条理清楚说话，是将流动的语言所指暂时钉到固定的能指上去，这是社会交流的需要。无意识对应语言所指，凌乱奔走，流动肆虐。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恰好要扼杀这些凌乱奔走和流动肆虐从而使一切井然有序。因此，意识生活正是暂时压抑了凌乱狂奔的无意识，如同语言能够让人正常交流一样，使得社会秩序能够正常运作。

三、伊格尔顿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在伊格尔顿看来，精神分析对于文学批评有很大帮助，而运用精神分析来阅读文本无容置疑的带上一层政治性的眼光。这就牵涉到一个“潜文本”的概念。潜文本就是存在于实际文本之下的潜在意义，它既是文本中人物没有说出的话，没有做出的事，也是故事人物之间没有标明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将人物置于这样的潜文本所表征的社会网络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冲突。可以说，精神分析所诠释的人物心理与潜文本所表征的政治性是密不可分的。

精神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创作作品时候的心理状态，提供最接近作者原意的阅读。精神分析运用到对文本中的人物进行分析也是大有用处。透过文本的精神分析，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接触到故事情节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举止行为。伊格尔顿具体分析了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如果我们在阅读小说时候，意识到小说中的父亲不仅是父亲，也是底层无产阶级的符号，而母亲不只是母亲，而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儿子便是年轻具有艺术气息的形象符号。单是这样还不足以呈现精神分析的政治性，恰好在劳伦斯写作完成的那年，底层矿工举行了英国最大的罢工。这种政治性色彩渗入到了小说中父亲的角色，带有对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怜悯。因此在写作儿子与母亲之间那种暧昧关系时候，作者是有着纠结矛盾的内心的。精神分析为接触作者的创作心境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与此同时，精神分析也将故事人物置于真实的政治社会生活，虽然小说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写出这样一层社会现状和社会网络，但是读者将未表明的“潜文本”带入到存在的文本之中，正是政治批评在起着推动作用。

我们在阅读之时，不单可以关注文本，政治批评启示我们可以关注代表社会语境的潜文本。在阅读之时，不单可以读故事中的已经表明的故事情节，精神分析启示我们可以关注人物的心理斗争。然而，在实际阅读过程中，人物心理只有置于潜文本的语境之下才得以完美诠释，精神分析置于政治批评之下更能彰显其生命力。这也是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所揭示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批评中最大的政治性。

结语：正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一直秉持的态度，精神分析虽然最初不是用于文学批评，但是如同其他文艺理论一样具有政治批评性质。从建构理论的目的、中间的诠释过程、以及最终的价值指向都是具有政治性的。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又将精神分析在语言符号背后的无意识领域进行了政治性批评。伊格尔顿则看到精神分析与潜文本的相互呼应。这一切都是精神分析与政治性的密切结合。

参考文献：

[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6.

[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2.

时政分析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1 教育政策分析的概念

首先，教育政策是政策的下位概念。政治科学创立者Lasswell曾给出政策的经典定义：“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教育政策的涵义从政策的涵义中演绎而来，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对教育政策的理解应以四个角度，即“过程、范围、国别、方法论”为着眼点。从这四个角度分析得出教育政策的概念即 “国家为实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种战略性和准则性的规定。”

“教育政策分析是一个具有较强综合性和应用性的活动领域，分析活动本身就呈现出价值倾向性、多元性、时效性以及变革性等特点。”教育政策分析是教育分析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对教育政策的内容、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促使教育政策达到预期目标的活动。”因此，科学地构建并灵活地运用教育政策分析领域的方法论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教育政策分析范式

2.1 教育政策分析法基本框架

根据美国政策学研究专家Brain & Lewis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观点，并结合Green的政策制定模型，即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政策形成（Policy Formation）、政策决定（Policy Decision）和政策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四项活动。本文将教育政策分析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内容、过程以及价值。教育政策的内容是对政策背景、文本、原因和结构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和探讨政策的具体作用，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以保证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主要研究和探讨“教育政策处理各种有冲突的教育利益诉求，或者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所依循的价值准则是什么”这一问题。由于不同的分析主体、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的价值观念各不相同，因此对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教育政策分析的三方面内容与社会学家Dahrendorf提出的社会的两面性的观点，根据Dahrendorf的理论，将社会理论分为理性观点与冲突观点。理性观点是政策发展与分析的传统模式，强调技术性实施以及目标的达成。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可以帮助政府作出最高效的决定。批判理论建立在社会冲突性的观点之上。他们认为政策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它反映了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妥协。冲突理论强调了权力在保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教育政策会因利益分配而遭遇阻力。因而，政策分析着重揭示事实或“规律”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而准确预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变动，对科学地制定驾驭政策，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教育政策分析范式的基本特征

首先，重视对未来的研究，从现状提出未来的发展趋势。政策分析法的立足点不仅仅是现在，更多地要考虑未来，要具备“未来”的视野。

其次，强调全球的观点，将全世界各个民族看作密切相关的共同体（共同利益）。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教育政策分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在全球化概念下，全球性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政策概念的借鉴一直都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中心。于是在教育政策分析及比较教育研究方面，也开始回应有关环境污染、人权、疾病、性别平等以及单一文化教科书等世界性议题。（下转第16页）（上接第12页）

第三，发展的概念。教育政策分析法以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革命的研究。第四，跨学科性。教育政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可检验的理论，用实证的方法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它注重传统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与管理科学的联系，整合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公共政策制定的跨学科系统；政策分析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从而成为各研究领域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政策分析所涉及的学科包括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最后，教育政策应靠学者和官员共同研究。

3 教育政策分析法的发展趋势

在教育政策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是形成教育政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基础。国际间的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学者和政治家在教育政策研究的许多方面进行对话和切磋。教育的政治性已经成为教育学家们进行学术研究时的共识，他们认识到通过国家的政治程序对别国的教育政策优点兼收并蓄的必要性。他们尝试过呼吁国际组织采用“借鉴”的方法，将一国最好的政策做法移植到别国的教育政策中去；他们也曾对教育发达国家与教育不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别与政策导向进行分析和预测，其目的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为什么一项政策在某一国、而不是在另一国被采纳（普鲁士报告）。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和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深入理解教育制度与政策选择的意识形态的本质。

其次，要实现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创新，就离不开多视角的、跨学科的知识支持和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新时期教育政策发展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反思已成为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视野。尽管全球化浪潮正在试图用一种宏大的文化语境制造席卷全球的教育模式，但只要国际之间的贫富差距没有消除，教育水平差距就必然存在，教育政策就会继续涉及面临更为复杂的文化价值观冲突等带来的问题。

最后，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紧接着会出现多种社会话语评论的响应，这种现象几乎成为每一项重大教育政策实施后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因此，教育政策传播的重要介质的公共政策的话语特征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关注的新领域。Taylor也主张应把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运用到政策的批判分析中去，因为这”可使我们通过聚焦‘演说的政治’来探讨教育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我国学者李钢的《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中，选取教育政策文本及相关评论文本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规范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法，分析国家教育政策的形态和规律。

参考文献

时政分析论文篇（4）

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去分析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它通过两条途径去分析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均属于经济分析的范畴。这一分析框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因素归根结蒂是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所有政治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都有其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所有政治现象都简单地是由经济决定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也是西方左翼学者喜欢使用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阶级分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利益的分配、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一方法是一种高度宏观的和抽象的分析方法，不能机械地将它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此外，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适用性大大减少。

文化分析

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家在通过文化途径去分析政治现象时，主要采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任何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且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政治文化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但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分析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分析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所以，制度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传统上，政治分析基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分析。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说“政治学分析始于国家，终于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制度主义观点。在当代十分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在对制度的界定和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但在基本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理论中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强大价值：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毕竟是形形的各种政治制度，政治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说明制度分析就没有缺陷。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和表层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它的最大不足。

“国家——社会”分析

近年来受到年轻学者重视的“国家——社会”分析途径，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政治分析方法。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政治社会（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前者是公共政治领域，后者是私人社会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事实上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譬如一位政府官员，当他代表政府履行公务时，他就在政治国家中活动；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兴趣参加某些利益团体时，他就在公民社会中活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的生长和互动过程，例如研究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一building）和公民社会的成长（growth of civil society），进而来理解政治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政治规律，确实极有帮助。但它用简单的两分法把国家与社会分开进行分析,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治理和善治分析

上面论及的治理和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时还是一种分析政治现实的途径。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框架，治理和善治分析主要关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1）治理的环境，例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2）治理的结构，例如：政府机构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政党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民间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治理结构的作用；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治理的过程或程序，例如：决策过程。选举过程、行政过程、监督过程、诉讼过程、参与过程。4）治理的方式，例如；行政命令、政治动员、法律强制、说服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刺激、自治、合作、暴力。5）治理的内容。6）治理者和被治理者。7）治理的意义，包括影响治理的主要变量；民主治理的动力；对治理的评价；治理与地方民主；治理与经济发展；治理与社会稳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但是，治理和善治的分析框架决不是万能的，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有价值的政治分析理论。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对治理和善治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和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时，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比较陌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译，必须避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于应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点思考

时政分析论文篇（5）

一、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第四，如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的论述来研究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浅析外语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对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庆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研究》（闫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张家政）、《涉外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略》（笔者）、《浅析在外语专业学生中开展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田雨）、《思想政治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杜琳娜），这些文章大体分析了目前中国外语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相应对策路径。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专业课的两种课程教学角度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外语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改进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对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对策和路径不够全面具体，同时实际操作性不强。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以上相关研究成果还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语专业背景下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是缺乏权威性著作和系统性论述，经验问题研究多于学理性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理论研究多于中微观理论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单罗列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泛泛分析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宏观层面给出相应对策和路径。因此，结合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对其内涵做出准确解读、对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对其困境及其产生根源做出详尽论述、对其调适路径和对策方法进行合理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张秀荣，韦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时政分析论文篇（6）

2.选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全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论点突出，语言通顺流畅，表现出作者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翻译专业基础知识，论文符合规范化要求。本论文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达到了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论文要求，同意该生参加论文答辩。

3.该文参考的文献资料充分且符合论题的需要。该文以xxx为例，重点探讨xxx。该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观点表达准确，格式规范，能较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运用来分析现实中的行政管理实践问题。但个别观点论证还不充分。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4.该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结构安排科学合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观点表述准确，论证内容比较具有说服力，但文章缺乏自己原创的内容。

5.本文以xxx为题，重点探讨xxx。选题符合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目标与专业特色，而且选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章结构安排合理，层次清晰，写作时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与主题联系紧密，而且参考的资料较新，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能较好地运用行政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原来来分析行政xxx，在论证过程中，主要用理论论证和事实论证。但文章不足之处在与部分语句表达不清晰，论证还不够深刻充分，创新点不够。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6.全文以xxx为题，选题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实用性。全文结构科学合理，逻辑性强，思路清晰，查阅的参考文献资料符合论文要求。论证方法较合理。论证内容较有说服力。对问题的分析比较透彻。该生在论证过程中也能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原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无论从选题上还是观点论证上都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但创新点不够。

7.本文以xxx为题，首先对xxx-的论述，然后在重点分析xxx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因此该文在选题上紧扣专业要求，文章结构科学合理，文章观点表达准确，用词正确，语句通顺，思路清晰。部分与部分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在论证方法上采用事例论证与案例论证。查阅的资料充分合理。不足之处解决问题的对策还缺少可操作性。

8.该文以xxx为主题，充分体现出时代性和现实的社会价值。全文分xxx个大部分。首先对xxx进行了论述，然后重点分析xxx-。全文基本上都是紧扣主题来展开论述。在论述过程中该生较好的运用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来分析解决xxx问题。语言较流畅，但观点不够精炼。在论证过程中能恰到好处地运用理论论证方法与实践论证方法。观点表达准确，思路清晰，文章整体性较强。整体上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9.本文以xxx为主题，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且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该论文结构基本合理，全文共分xxx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xxx-，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xxx。在论证过程中，该生的参考文献资料与所要论证的观点及内容结合紧密，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研究与事例研究法。用词基本准确。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论据不够充分，还缺乏说服力，个别引用内容没有标明出处。

10.论文主题明确，语句基本通顺，层次基本清晰，观点表达基本准确。作者比较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原理知识与邓小平关于行政改革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格式基本规范，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但查阅与参考的文献资料太少，部分论证内容与主题结合不紧密，逻辑结构也存在一点小问题。总体上说，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1.选题较具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观点表达基本准确，思路基本清晰，全文内容基本上按照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来写，查阅的相关资料也较多，但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体现的还不够充分，属于自己创新的东西也还不多。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12.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对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原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对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为解决前面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13.该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能较好地综合运用行政管理知识来分析企业行政管理实践问题，论文写作态度比较认真负责，论文内容较充分，参考的相关资料比较切合论题的需要，层次结构比较合理，主要观点表达的比较明确，逻辑思路基本符合要求，语言表达基本通顺。但论证的深度还不够，创新点不足。

14.本文选题较合理，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全文以……为主题来分析论证，对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的…………..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内容论证也较科学合理，格式较规范，参考的资料紧扣文章主题需要，但创新点不够，论证不够，尤其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太薄弱，缺乏说服力。总体上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要求。

15.本文以……为主题，重点探讨……..问题，选题基本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范畴，充分体现出专业特色。全文结构符合要求，逻辑思路清晰，论据较充分，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也较合理，但创新点不够，部分观点论证不充分，格式还不是非常的规范，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不多。总体上基本合格。

16.该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结构安排科学合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各部分之间联系比较紧密，观点表述也基本准确，论证内容比较具有说服力。在论证过程中基本上运用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原理来分析文中的主要问题，但参考的资料还欠充分，文章缺乏自己原创的内容，少数观点论证不深刻和全面。

17.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对官员问责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对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化解困境的有效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参考的文献资料符合论文观点与主题的需要，实践论证还不够，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18.论文思路比较清晰，语句基本通顺，层次清晰，观点表达准确。作者比较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原理知识与党内监督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针对党内监督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解决建议，查阅与参考的文献资料与主题结合的比较紧密，但个别地方论证的观点不是很明确和有说服力，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部分内容与主题结合的还不是很好，逻辑结构也存在一点小问题。总体上说，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9.全文结构基本合理科学，逻辑思路清晰，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较合理，参考的文献资料符合主题要求，从主题到内容符合专业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但个别引文没有标著出来，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个别概念比较模糊，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0.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选题社会热点问题，逻辑结构严谨。观点表达清楚，论述全面。语言平实简洁，通俗易懂。在论证过程中也能较好地将专业知识原理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但论据还不够。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1.选题较具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观点表达基本准确。全文内容紧扣行政管理专业要求来写，充分体现出行政管理专业特色。查阅的相关资料较多。但不足之处主要是属于自己创新的东西还不多。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2.研究xxx为题，充分的体现时代特色性。能为中国行政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价值。全文结构合理，思路清晰，观点明显。在论证过程中能教好的将论证与案例论证结合起来。不足之处是部分论点的论据还缺乏说服力。

23.以xxx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xxx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要调整基本概念提出问题，然后在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为 xxx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4.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目标，能较好地综合运用社会理论和专业知识。论文写作态度认真负责。论文内容教充分，参考的相关资料比较充分，层次结构较合理。主要观点突出，逻辑观点清晰，语言表达流畅。但论证的深度还不够。

25.本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又充分反映出社会现实的需要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思路清晰，观点正确，能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与要分析论证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该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查阅的资料不仅充分而且与主题结合紧密。但格式欠规范，案例论证不够。(面试网mian4.net)

26.本文立意新颖。全文以xxx为线索，结合各地的准规较全面的分析了xxx的问题和原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内容论证也教科学合理。全文充分体现行政管理专业特色，格式规范。但创新点不够。

27.本文符合专业要求，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因此，该主题的研究有利于推进我国xxx的进一步发展。全文首先xxx的问题，然后分析xxx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又分析出相关的xxx。全文结构恰当，思路清晰，观点基本正确。

28.论文思路清晰，语句通顺。能很好的调查xxx存在的问题。作者对于论文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思路清晰，层次清晰，逻辑结构合理。观点表达准确。研究原理采用恰当。在论证过程中能有效的将专业原理与要研究的主题结合起来。个别地方论证的观点不是很明确，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9.本文讨论了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潜在障碍，并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交际效果的建议(说具体一点)。作者能够掌握基本理论，对跨文化交际作出了思考。全文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语言表达比较流畅。但是研究不够深入，分析比较抽象，实证和实例不够充分。但总来说，该生毕业论文已达到学士学位论文毕业标准，同意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时政分析论文篇（7）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时政分析论文篇（8）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policy； policy theory； policy practice； policy diffusion and time-lag

1 引言

1994年以?恚?我国信息化政策的内容框架在不同政策周期体现出明显差异性：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信息化应用，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再到两化融合、智慧城市、信息惠民、信息化深度应用等政策命题，进而产生了信息化政策实践随时间波动的政策主题差异；另一方面，信息化理论和信息政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热点也发生了相应变迁：信息政策研究议题逐渐由信息技术或国家宏观议题向信息应用、信息服务和政策微观议题转变，研究问题也日益由现象和影响分析向政策机理和具体操作性问题研究，如马海群等[1]提出我国信息安全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问题和高校信息公开政策问题[2-5]；陈传夫等[6]提出的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问题；张建彬[7]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质量指标问题等。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也逐渐提升日程，如罗力[8]、易斌[9]、等对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赵蓉英[10]、范吉胜[11]等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侯瑞芳[12]、钟芳芳[13]等分析了图书馆服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等。

本课题组在政策扩散研究中发现，信息政策在其酝酿、发生和执行过程中往往因所处的政策环境差异而并不同步，因而政策科学研究中有从政策采纳和执行角度探索政策学习和政策扩散，甚至是扩散速度和强度问题[14-15]。但在政策发生层面，尤其是政策研究对政策实践的推进作用却鲜有研究。本文尝试以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信息化政策文本为例，从交互扩散的视角探讨信息化政策理论对政策实践的影响，期望为政策制定或政策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2 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及其操作性定义

通常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向已有的理论研究学习，典型的如国外咨询委员会（Boards and Commission），通过理论研究者群策群力提高政府政策制定的效率。近年来，智库（Think tank）的发展成为我国科学制定政策的重要体现。智库积累了各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及政策相关知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参考智库学者的意见，以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本文假定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的强度可通过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主题概念的频率近似测算。基于此，本文将滞后性限定于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层面，即理论研究滞后于政策实践或政策实践滞后于理论研究。

2.1 政策滞后与政策学习

滞后是指一个现象相对于另一相关现象的落后或延迟而造成的一种状态。政策滞后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客观规律[16]。当前，学者大多通过供求分析框架进行滞后性解释，典型研究如国外的马克?赛特菲尔德的制度滞后模型[17]，诺思的政策时间滞延理论[18]，科斯等人的制度变迁研究[19]等，国内主要有周冰[20]、钟裕民[16]、向玉琼[21]等。从研究领域看，集中于经济领域，尤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通过分析影响政策时滞的机理与因素，从而测算出时滞的具体时间[20-24]。影响政策滞后的因素，如经济因素、政策级别、宏观因素等，复杂多样，且具有动态性，需要综合考虑。而对于如何稳定控制这些影响因素，基本都通过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滞后性分析，但国内研究较少。目前，围绕社会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研究不断受到重视，方法上大多采用现象描述与简单归因。

上述研究主要探讨政策实践到执行过程的滞后性，而政策学习则将视角转为实践―实践或实践―理论的学习过程。政策学习是普遍存在的[25]，其内容来源主要为经验、实验和辩论。经验可以来源于先前的政策[26]，也可以是对现有政策缺陷的学习[27]。实验结果的反馈则是政策学习的重要基础[28-29]。王绍光[28]认为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践和有组织的系统性实验是政策学习的两大类别。辩论互动对学习具有促进作用[27]，使得政策参与者能够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2.2 政策扩散与知识扩散

美国学者Walker[14]于1969年研究美国各州公共政策扩散时，发现政策创新往往会被邻近州效仿，从侧面反映邻近空间的政策具有相似性，?@被认为是最早的政策扩散研究；Brown和Cox[30]总结出政策扩散研究的规律性，即时间上呈现S型曲线、空间上表现为邻近效应、区域内出现领导者―追随者的层级效应。此后，不少学者致力于政策扩散时空规律性研究，如Gray[15]、Berry[31]、马亮[32]、王浦劬[33]，王洪涛[34]等。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均认为时间上，政策扩散过程呈现S型曲线特征，但空间上的扩散特征则未有统一的结论，主要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政策具有不同的扩散模式，如全国互动模型、区域传播模型、领导―跟进模型与垂直影响模型等[35]。因而，涌现了很多关于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36-39]。

在政策扩散特征描述中，典型的研究方法，如Walker政策创新指数[14]、Gary政策采纳模型[40]、Savage政策创新指数[41]以及Berry夫妇邻州政策平均采纳比率测算等方法[42]等。此外，研究者们注意到政策扩散与知识扩散的相似性，将知识扩散的计量研究方法引入政策扩散领域，进行政策文本或理论研究的知识概念扩散强度以及政策扩散过程研究，典型研究如Peter[43]、Provan[44]、O’Leary[45]等。

2.3 政策扩散时间滞后研究的操作性定义

目前，政策扩散与政策滞后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已有政策扩散研究注重扩散过程的规律性，较少考虑滞后性，如文献[33]提炼出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四种模式，但未能进一步阐述政策扩散的时滞问题；其次，政策滞后研究虽然考察了滞后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但忽视了政策理论对其执行的影响，无法全面地进行效果评价。本文的创新之处则是综合考虑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的扩散，通过主题概念的频率二维分布分析探究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间的滞后效应。

通常，可以用两种体系描述政策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滞后性：第一，同一政策主题的时间序列对比，通过政策主题的时差来测算滞后性。时间序列比对通过对政策主题的时间进行赋值或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时间权值的差额以更加精确地描述时滞的强度。该方法比较直观，但在具体操作上很难追踪或确定每一个主题产生与消亡的时间；第二，同一时间截面上不同主题的分布趋势，常用于知识扩散领域，如陈超美的前沿分析和演进趋势[46]，以及引文编年图工具。通过建立一个时间截面，从主题分布的密度差异来描述政策主题的滞后性。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政策扩散S型累积曲线的实证分析，政策主题概念的累积频率在时间轴上也应满足S型曲线分布，亦即政策词频的密度分布可以间接反映政策扩散所处的阶段。

本文假定政府信息化政策理论和实践的累积词频分布具有相似的密度分布。假设某一政策主题A在政策实践层面的频率为FP，在政策理论层面的频率为FA，则当二者同步演进时政策主题在信息化政策文本集或政策理论研究文献中应具有相似的累积词频分布，即Fp = FA。与之对应，若Fp > FA，说明政策主题A在实践层面演进先于理论层面的演进；若Fp < FA，则说明政策主题A在实践层面演进滞后于理论层面的演进。按照上述逻辑，将政策样本集中所有的政策主题在实践词频（政策概念累积密度）和理论词频在二维框架中描述（见图1），则可以根据词频的分布区间区分出四个政策类型空间：分别对应于P1象限（实践热点、理论热点）；P2象限（实践盲区、理论盲区）；P3象限（实践盲区、理论热点）；P4象限（实践热点、理论盲区）。那么，通过诊断区域P2象限和P4象限中的政策主题密度就可以判定政策主题扩散是理论优先于实践，还是实践优先于理论，从而建立起一种时滞判定逻辑或方法。

通过政策累积词频假定和二维描述尺度，本文

构建了一种“可视化”的扩散时滞描述方式，即对于

所有政策主题而言，若大部分政策主题居于P4象限的实践热点而理论研究的盲区，则是理论研究亟需加强的领域；反之，如果处在P2象限的理论热点、实

践盲区，则是理论研究过于超前，而政策实践滞后，亟需加强政策实践，推动政策实施的潜在政策区。

3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3.1 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范畴

本文所研究的政策理论是指学者研究的政策理论框架或指导原则，政策实践则是政策制定主体的已经落实或即将执行的政策条文。考虑到政策纯理论研究文献和已执行的政策条款抽取的难度，结合研究的效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近似假设：第一，假设信息化政策纯理论与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群分布具有相似的频度或集中离散分布，即信息化政策理论分布可用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群分布表示；第二，假设信息化政策的八类政策文本[47]均被认为是有效的政策实践，且为已经或即将执行的政策实践。

3.2 数据样本集采集与处理

本文采集的信息化政策实践为江苏省和浙江省信息化政策，包括省、市、区政府部门的条文，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和搜索引擎共获得811条样本；信息化理论则通过CNKI期刊数据库，以信息化、数字城市、两化融合、智慧城市、互联网+等进行标题检索，共获得8938篇研究文献。其中，检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

实践样本集和理论样本集结构异质，实践样本集有标题和全文两个表现形式，而理论样本集存在标题、关键词、摘要和全文等多种属性，因而在滞后性分析之前，需要对样本集的属性进行筛选。利用Rwordseg中文分词包对各属性分词进行统计并得出结果（见表1）。可见，政策样本集的全文和理论样本集的摘要、关键词在规模、语词分布和词频总量差异较小，可避免数据倾斜程度过大。课题组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从政策理论摘要角度测算的交互扩散效果较好。因此，本文选择政策文本集的全文和理论文本集的摘要进行分析。

4 信息化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的数据描述

4.1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分时区二维分布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存在一致性，通过主题概念的二维分布分析，能够深入与充分地发现理论与实践扩散的不足。分别对各时区的信息化政策理论摘要与实践文本的主题概念进行交叉绘制（见图2-图5），发现除“十五”时期二维分布中存在较多的诊断区政策主题概念外，其余各时区政策主题概念分布均呈现对角分布，体现了政策主题概念一定的层次性。并且R2值较小，词间关系并不显著，也不存在明显的分布规律。但从分布象限来看，都大致分布于左上象限，即实践热点、理论盲区，说明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层面仍存在差距，整体上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

4.2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分主题二维分布

基于政策概念的分时主题二维分布，主要通过

统计不同时间段的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关键词

词频来显示主题概念的变化。具体而言，通过某一主题的理论与实践频率差值反映其为理论或实践热

点，若差值为正，则该主题为理论热点；反之，则该主题为实践热点。

通过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概念分主题二维分布（见表2），发现：

第一，“十五”时期是一个理论特殊期、实践过渡期，其理论方面比较关注国外和财政方面的信息化政策，其实践方面更承前启后，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在分时区二维分布中，十五时区存在较多诊断区的政策主题概念。

第二，各时期理论和实践热点具有相似性。理论上，技术层面和领域信息化，如教育、会计成为各时区的研究热点，特别地，数字城市或城市信息化贯彻着三个时期（除“十五”时期外）的政策理论，而实践层面比较重视信息服务、信息资源与管理等方面。

第三，各时期理论和实践热点也有差异性。“九五”时期，由于我国信息化水平较低，所以政策实践大多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十五”时期较为重视向国外学习，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学习的理论研究；“十一五”时期出现了电子政府，政务信息化等方面的政策；“十二五”时期理论上则突出智慧化。

4.3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分地域二维分布

结果表明，江苏和浙江两省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二维分布较为相似，主要政策主?}概念都居于右向上倾斜的直线两侧，并且左上区的主题概念分布点较多，即实践热点、理论盲区（见图6、图7）。

5 结论与展望

5.1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滞后性原因

通过时间、主题和地域等维度刻画信息化政策

理论与实践的滞后性，整体上实践领先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样本集的选取对于二维分

布测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理论样本集和实践样本集在词群数量、规模和分布上并不完全均衡，而政

策样本集的来源为我国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江浙两省，政策推进力度可能更为有效；第二，测算方法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时间维度上，理论样本集笼统地按照政策的五年规划进行分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可能对于理论样本集并不合适。

时政分析论文篇（9）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时政分析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34 ― 03

一、我国国内的政府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审视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我国政治学界的有关政府理论的研究，其研究基本上是以“政府要素”考察分析为主，如对政府体制、政府权能、政府文化等进行专题研究等。由于政府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所以，尽管学者们各自的研究主题有所不同，但内容上难免相互重复。另外，会忽略政府作为组织的自主性。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先后历经以政府机构精简为重心的改革阶段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的改革阶段之后,世纪之交我国的行政改革在摸索中进入了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为中心的新阶段，并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性政府的改革目标。服务型政府即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政府作为服务者的角色，通过法定程序并由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国内现有的有关中国政府的研究，大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即为不是或主要不是从现实政府活动和政治生活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中考察、总结和归纳政府活动中的一般规律，而是基本上从原则、概念、理论和法律文献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和论证，重点在于解释和说明按照理论原则或宪法规定，中国政府的制度、规则和程序应当这样或那样。虽然，这种对当代中国政府的静态层面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在上述规范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试图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政府，基于大量的实证资料来对政府活动进行观察、描述和归纳。本文中准备考察的张光教授的《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主要从动态层面，着重考察了居民对服务型政府的评价。同时，张光教授所运用的方法论技巧也是近年来研究政府理论的新尝试。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吸收了国外学者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中国政府问题的传统研究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结构-功能主义则试图将结构和功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政府的各种实际功能以及履行这些功能的相应结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纯的结构分析和单纯的功能分析的片面性。

二、《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在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新突破

1.张光教授在确定因变量“农村居民”和自变量“对政府满意度”后，文章运用了相关分析模式，从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测试，验证了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

2.使用了抽样逻辑的方法，确定了调查总体与抽样范围，调查问卷中的本地政府指的是县、乡两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司法、公安、交通、民政、计生委、工商等）。问卷从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维度进行了设计。农村调查样本涵盖了26个省（直辖市），共调查了257个乡镇的1600多名农村居民。从观测对象的总体中进行抽样并可以抽取相当数量的个案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所有观察对象构成的整个总体中随机抽取。所抽取的样本，我们能确信所关注的因果关系能够如实反映在样本里，但是即便是随机抽样偶尔也会偏离总体。我们抽取样本时要避免抽样误差，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样本容量或者增加个体的同质性来减少抽样误差。

3.《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以农村居民对政府满意程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为了满足研究者了解某事物的好奇心和欲望；第二，探索开展更为周密的研究的可能性；第三，发展可用于更为周密的研究的方法。张光教授的文章属于后者，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及运用结构性问卷探测这种问题的方法。探索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但其缺点是难以对研究课题提供满意的答案，缺乏确定性同抽样的代表性问题等。

4.张光教授的文中运用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收集第一手数据来描述一个难以直接观察的大总体的最佳方法。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入户调查的长处就是回收率高，从问卷内容来看，访员到场一般会减少空着不填的项目的比例。另外，可以减少答问者对问题的误解。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村居民对与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需求的评价，以此来确定哪些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农村居民对本地政府的评价。调查方法也有其得失，调查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描述一个大总体的性质。运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采用的样本容量达到1600多名。大样本对于描述性或解释性分析的结果是很重要的。调查的方法也有不少的缺点：第一，标准化的要求常常导致复杂的题目流于表面化；其次，调查很难触及社会生活的背景；此外，调查像实验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人为性质。调查不能度量社会行为，而只能收集对行为的自我报告。调查的一般特征是准确性较低而可靠性较高。《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通过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和归因性统计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评价和期望，并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结果很明显的是其可靠性是比较高的。

5.从不可控因素分析、可控性分析以及哪一级政府或组织对农村居民生活影响最大和地区的比较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其中可控性分析包括政府的施政方式和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表1、2（见《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问卷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效率和一些具体的政策等，都是可以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总体评价。

研究报告往往要计算和说明平均数。使用平均数时要注意，它对极端值很敏感。一组数据中极大或极小的数对平均数影响比较大。表中1用容量为3的参照平均值为样本来估计平均值，不仅有平均数还描述了离散趋势。我们在抽样的过程中要注意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抽样误差，另外还要注意代表性和选择的概率。概率抽样的优点是它虽然不能完全精确地代表总体，但由于避免了偏差，可以比其他类型的样本对总体更具代表性。再者，概率论可以对样本的精确性和代表性做出估计。然而如此大量抽样，并且将结果平均，最终得到的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行为的评价差异平均值几乎会如实地反映了整个总体中的评价。也就是说样本量越大，我们每次抽取样本分析关系的差异就越小，对事物观察的偏差就越来越小。

6.《居民眼中服务型社会》表1、2中通过实地研究进行直接观察。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并可以节省经费，如张光教授文中的入户访问调查，只需要研究者本人和他的纸笔就够了。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缺陷，首先，作为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它很难产生对总体的精确描述。其次，取得的结论常常只是可能的而不是确实的结论，即为其准确性、可靠性及概括性。

调查和实验的方法常常容易流于表面而缺乏准确性，《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文中所采用的实地研究的方法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度量方法，使其评价结果具有深度。实地研究带有浓厚的主观性，通过比较研究使其结果更可信。但是，在某项观察的过程本身也有一个概括性的问题，抽样误差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

7.张光教授文中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分析方法，调查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来筛选出对总评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最能够用来解释市民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进入模型，并按照解释能力大小进行排列，而那些不能解释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被剔除。

标准回归系数值β（Beta值）的大小反应了多元自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即为标准回归系数越大的变量，对政府总评价的影响力越显著。（如表3）回归分析技术是统计检验的方法之一，是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检查手段。通过观察数据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技术使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观测资料中考察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不必把这些数据分成单个的小组），并在没有任何其他变量变化，即为其他每一个变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因变量和任何特定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估计。但也会产生很大的局限性控制定距层次上测量的变量划分组数会太多，另外，直接保持变量不变会使得研究者用以测量变量关系的对象个数太过于稀少。再者，直接控制会产生对变量关系的多重测量，使得测量结果难于处理和吸收。我们在实验的过程中要注意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将方法和计算机分析作为工具使用，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是什么状态？分析的数据会告诉我们一切。

三、运用科学方法论构建服务型政府

农村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令农民满意的政府，也有助于政府不断改进其绩效。科学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尤其是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许多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改正缺点，特别是那些我们尚未察觉的缺点，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技巧来规避误差的产生，严谨我们的治学态度。

公民的评价已经成为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加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高民众的满意度，成为政府提高治理和服务水平，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我们通过方法论方法了解到中国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主要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