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保健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1-0089-09

一、引 言

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新创业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去。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可“以创业带动就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全方位支持创业者创业。

创业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Johnson（1991）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3.7%的创业项目在两年后失败，超过一半的项目在四年内失败，而超过63%的项目在六年后失败。因为创业的高风险特征，和金融资产类似，家庭的创业决策要考虑家庭的背景风险。在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居民投资者要承受除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外的其他风险，如健康风险、支出风险、收入风险、长寿风险、住房价格风险等，这些风险被称为背景风险。 Cardak et al.（2009）发现居民的背景风险会影响他的风险态度，影响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当期的消费、投资决策。医疗支出风险是家庭主要的背景风险之一，医疗保险能有效分担家庭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对家庭风险性投资产生影响。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则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更高。据此我们预计医疗保险对家庭的创业决策可能存在正向影响。

中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必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不是个人的自主决策。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也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加主体是没有被正规单位聘用的城镇居民，有些人参保，有些人没有参保，样本分布具有可比价值；这部分人员正是失业人口或潜在失业人员，是自主创业的主力军，研究这部分人员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状况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正向的影响；在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选择问题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文章还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健康风险和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激励了家庭创业。

二、文献综述

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从而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医疗支出风险增加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厌恶者会以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应对医疗支出风险。Arrow（1963）指出，医疗保险能分担健康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Chou et al.（2004） 将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得出居民最优的消费路径受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Atella et al.（2006）对意大利的数据研究得出，家庭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医疗服务消费的不确定性。臧文斌等 （2012）利用入户调查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和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加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年非医疗消费支出约高13%。医疗保险除了对消费产生影响，也对家庭投资组合产生影响。由于医疗保险减小了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更愿意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 Goldman et al.（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比那些没有参与的居民高出6% 。何兴强等（2009）研究发现，中国居民若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或者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进行有风险的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更高。

国内外研究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影响的文献比较少。美国主要的医疗保险是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增加了职工离职的成本，减小了职工放弃现有工作的意愿，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性减弱，即出现“工作锁定（job-lock）”的现象，从这一方面来看，职工医疗保险减小了创业的可能性（Buchmueller et al.，1996；Gruber et al.，2002）。Wellington （2001）研究发现，配偶享有医疗保险的个人更有可能选择自由职业。美国在1986年实施了一项名为“TRA86”的税收改革法案，法案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税后健康医疗保险价格，这一税收政策对进入创业者群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Gulcin et al.（2014）发现这项政策使个人进入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上升1.5%，使个人离开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减少2.8%。Malathi（2012）从女性的角度研究这项政策的影响，对于没有被配偶医疗保险覆盖的女性，在该法案实施后，创业的可能性上升10%。Philip （2010）研究1993年8月新泽西州一项专门针对创业者的个人健康医疗保险覆盖计划的政策对创业的影响，该政策降低了创业者购买医疗保险的价格，与没有实施相同政策的州相比较，该政策对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没有结婚、年老的、健康水平较差的个人对医疗保险的依赖更高，这项政策对这些群体创业的正向影响更大。

国内的保险制度和国外有很大区别，针对没有被正规用人单位雇佣的居民，国内有专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国内还没有文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2011年的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5省80个县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多达8 438个家庭。CHFS数据包含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本文只考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是受雇于正规企事业单位的，很小可能是创业者，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排除创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排除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在其他样本中，如果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则urbmi=1，否则，urbmi=0。关于创业的数据，CHFS调查了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参照甘犁（2012）、李凤等（2014）的做法，将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视为创业，家庭创业即entrepr=1；否则，entrepr=0。

考虑到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健康状况、所在区域等因素对家庭的创业决策都有影响，我们控制了这些变量，变量的定义请见表1。

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总共有8 438个样本家庭，删除样本缺失值，得到6 565个样本家庭，再排除320个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家庭，得到6 245个有效样本家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请见表2，在有效的 6 245个样本中，有683个家庭（占11%）有创业项目，有633个家庭（占10.1%）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创业资产中位数为45 000元，90%的家庭创业最大项目的资产不超过100万元，这说明创业项目大多是规模小的企业或个体户，资产较小，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据对家庭上个月医药费支出项目的统计，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最大的家庭这项支出达到15 000元，超过5%的家庭上个月医药费用支出超过3 000元，由此看来，医疗支出确实对家庭构成比较大的支出风险，可能制约家庭进行有风险的创业投资活动。

表3给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创业统计。所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633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101户，创业占比为15.96%，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5 621个家庭中，有创业项目的家庭为586户，创业占比为10.44%。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创业占比更高。部分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他们的创业占比为28.04%，农村户籍的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居住在城市，这部分人创业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农村家庭有成员在城镇从业，有更多的信息、经济实力、便利从事创业活动，创业占比明显高于没有家庭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后者的创业占比为12.34%。农村户籍样本家庭的创业占比均高于城市户籍的家庭，可能的原因是城镇户籍家庭大部分至少有一方有工作并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他们创业的动力较低。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家庭是否创业是二元因变量，我们首先用P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请见表4。全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针对农村户籍的家庭样本和城市户籍的家庭样本分别回归，结果都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呈正向影响。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风险厌恶程度（risk）的系数显著为负，越厌恶风险，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更小。不健康程度（unhealthy）的系数显著为负，家庭平均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创业可能性越小。家庭人均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越是富有的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小。教育水平的系数成倒U形，教育程度中等的人创业可能性最高。结婚有利于创业，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经验在这里得到验证。另外，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家庭创业要高于西部地区。

为什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影响呢？我们考虑到家庭的健康因素，健康水平差的家庭医疗支出风险更大，家庭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会减少风险性投资。Rosen et al.（2004）使用美国退休与健康调查（HRS）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居民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及其比例存在负向影响。Cardak et al.（2009）用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因为风险提高，会更少持有风险资产。医疗保险能够减小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预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够缓解家庭健康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家庭健康水平的交叉项，结果请见表5。健康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健康水平确实制约了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家庭健康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针对农村和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也大同小异，农村样本回归的交叉项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城镇样本。

针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家庭创业的正向影响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风险态度有关。风险厌恶程度会制约家庭创业，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家庭医疗支出风险，因此，我们预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户主风险厌恶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请见表6。表6第（1）列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第（2）（3）列分别为农村样本和城镇子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在全样本中，还是在农村和城镇家庭的子样本中，风险厌恶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风险厌恶程度制约家庭创业；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

（二）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

由于家庭是否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并不是随机分配的，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假设研究吸烟对大众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员常常得到的数据是观察数据，既一部分样本是吸烟者，另一部分样本是不吸烟者，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但不是随机对照实验的数据，随即对照实验要求招收大量被试随机分配到吸烟组和不吸烟组，这种实验不符合科研伦理，很难实现这样的实验，针对观察数据，如果不加调整，很容易获得错误的结论，比如拿吸烟组健康状况最好的人和不吸烟组健康状况最不好的人作对比，得出吸烟对健康并无负面影响的结论。倾向评分匹配就是用来解决样本选择问题，Rosenbaum et al.（1983）提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其基本思想在于，在评估某项政策或行为的效果时，若能找到与一类型样本组尽可能相似的另一类型样本组，那么样本选择偏误就可以有效降低。PSM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个得分因子，可以根据多个维度将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与其特征相似的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从而得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净影响。在操作上，首先，我们尽可能多的考察会影响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因素，估计影响家庭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其次，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出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propensity score），并根据该得分按照一定匹配方法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半径匹配（radius matching）与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要求用于匹配的各个变量要满足平衡性检验，即通常所有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要小于20%，或者匹配后各个变量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不再显著异于0。

为了提高配对的精确性，我们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子样本分别配对。先分析城镇户籍的样本。由于样本比较多，可以匹配的样本也比较多，我们按照1：3的比例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首先，估计影响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probit方程，除了前文的自变量外，考虑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周围居民风险意识以及社区宣传力度的影响，我们加入社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rate）作为自变量，根据臧文斌等 （2012）发现本地户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大于非本地户籍，我们还加入户主是否为本地户籍（local）作为自变量，估计probit模型得到最优方程，鉴于篇幅，估计结果不再报告。根据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每个样本家庭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倾向性得分，并根据该得分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和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进行匹配，本文主要使用最近邻匹配，并做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7，所有匹配的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误都小于20%，而匹配后的t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均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无显著性差异的原假设，匹配结果满足匹配平衡性要求，说明我们的匹配是合理的。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针对农村户籍的子样本对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匹配没有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各个用于匹配的自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各个变量满足平衡性，说明匹配合理。

分别计算城镇户籍样本和农村户籍样本家庭创业可能性的平均效应值（即ATT值），即匹配后的创业可能性组间差，结果见表9。结果显示，城镇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053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接近，三者的均值在0.048左右，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对城镇家庭样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比没有参加的家庭创业可能性大4.8%左右。农村户籍家庭最近邻匹配的ATT值为0.13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半径为0.02）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上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一致，三者的均值约为0.128，说明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户籍家庭比没有成员参加的农村户籍家庭创业的可能性高于约12.8%。

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城镇户籍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10，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分别加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虚拟变量和健康水平、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后，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同样，将农村户籍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重新做前面的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1。结果显示，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的创业仍然有正向影响。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这一结论也是稳健的。

五、结 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同时也需要相关的体制机制来促进创新和创业。创新和创业都是风险比较高的经济活动，人们还需要应对健康因素带来的风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缓解健康因素造成的医疗支出风险，进而促进创业活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证实了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有正向作用。至于这一结论的原因，本文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制约作用，从而达到激励家庭创业的效果。对于户主和配偶不是全都受雇于正规单位的家庭，只要没有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不但可以分散健康因素带来的医疗支出风险，也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不但促进家庭消费，也能促进家庭创业，无疑对稳增长和调结构也具有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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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保健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1-0116-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12

收稿日期：2014-07-17;修订日期：2014-12-07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长江城市群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体系研究”（skqy201419）。

作者简介：贺立龙，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姜召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The Effect on Consumption Enhancemen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CHARLS

HE Lilong， JIANG Zhaohua

（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What effect does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NRSPI） system bring on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Questionnaire database （CHARLS） showed that daily household spending of the insured farm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ninsured farmers; the impact of NRSPI on consumer expenditure differed due to different family characteristics. The farmer aged above 60 were more influenced than those aged under 60. The family in poorer health was more influenced. The NRSPI primarily influenced daily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farmers. The highgrad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on tourism， automobile， etc. were not much influenced.

Keywords：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family characteristic

一、引言

我国农村人口约有6亿，提升农民消费水平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农村家庭的巨大消费潜力一直未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除了农民增收缓慢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养老顾虑，束缚了农民即期消费的积极性，他们对

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得其将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新农保的实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农村养老问题，还承载着扩大内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任务。

在具体实施中，新农保产生了哪些政策效应？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本文将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的截面数据，探讨新农保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问题，并将家庭特征纳入考虑的范围，以细分新农保的消费效应，寻求相应的政策启示。

《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1期

贺立龙，等：新农保的消费增进效应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实证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肖严华把影响扩大内需的因素归为三类，一是社会文化，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三是制度因素，而制度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1]。杨河清、陈汪茫运用城镇居民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保投入对消费水平有较大的乘数效应[2]。刘子兰、陈梦真总结关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文献成果发现，基于总量数据与家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大都得出了养老保险促进居民消费的结论[3]。刘远风选取了湖北省50个县域的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数据，构建倍差法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在控制GDP的情况下，通过比较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的差异，发现新农保具有扩大内需的显著效果，但对全省整体消费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4]。陈池波、张攀峰对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新农保让生活更有保障，更愿意消费[5]。赵耀辉等人利用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的策略，发现新农保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总消费，但人均消费所受到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6]。岳爱等人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4月开展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调查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参加新农保后，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有较为显著的增加[7]。有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于发现社保支出引起社会储蓄率的下降，抑制投资需求，使资本存量下降，影响经济增长，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与产出显著负相关[8]。王晓霞和孙华臣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社会保障每增加1%，消费支出下降0.37%[9]。

国外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很多是借助于储蓄的中间变量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的影响。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利用美国1927-1971年总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对消费函数的分析，估计出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导致私人储蓄降低了30%-50%，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10]。格伦（Glenn）等人将预防性储蓄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扩展到收入的不确定性、生命长度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发现社会保险、政府最低家庭消费保障等因素降低了未来收入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减少家庭储蓄，促进居民消费[11]。也有学者分析养老保障对不同人群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影响的异质性，盖维（Gale）指出社会养老保险金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因不同家庭资产特征和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12]。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 发现参与养老金计划会增加储蓄，抑制消费[13]。莱默尔（Leimer）和莱斯诺依（Lesnoy ）使用1957-1977年美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对储蓄基本没有产生作用[14]。

上述文献表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但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真正促进了消费还存在观点分歧，大多数文献持肯定意见，但也有相反的结论。我国新农保的实施是否对农村家庭消费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主要影响到哪种消费类型？这需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才能给出具体的结论。同时，我们观察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因家庭特征如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年龄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好地验证新农保的政策传导效果，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依据与现实分析

费尔德斯坦提出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会影响个体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进而对个体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产生影响，社会保障对消费和储蓄的净影响取决于财富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之间的权衡[10]。在一个不考虑借贷约束及不确定性的生命周期消费储蓄模型中，消费、储蓄和养老金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关系。当养老保险缴费和收益相当时，不影响当期消费;如果养老保险收益大于缴费，将会增加消费;当养老保险的收益小于缴费时，消费会下降[15]。上述理论为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但是，以之为理论起点，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家庭的消费影响，还需要基于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新农保影响农村家户消费的作用机理，本文分析如下：当前农民务农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多数农民消费还是比较谨慎，这是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尚不健全，农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以及老年生活比较担忧，他们把当前的收入进行跨时期的分配，以保障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继而出现了储蓄率较高、农村消费动力不足的现象。新农保的实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的老年生活风险，增加消费信心，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其当期消费。对于年轻人，新农保相当于储蓄式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助的结合，增加了其未来预期收入，增强了其消费信心，促进其即期消费（当然缴费也可能挤占消费）;对60岁以上的参保老年人来说，参保除了增强他们消费倾向外，养老金发放也会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再者，新农保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总体上提高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产生了扩大内需的效果。

但是，不能因此断定新农保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消费。农民对新农保的保障功能的判断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只有在农民认为新农保的保障有效时，才能提升其消费倾向。新农保个人账户的缴费也可能会挤出部分的消费。新农保到底是挤出农民的消费还是挤出储蓄（即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四、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于2011年开展的全国基线调查。本次调查覆盖了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收集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符合本文分析的需要。

考虑到新农保在农村开展，本文在基线调查的1万多户城乡家庭中，选择了其中的7700户农村家庭作为考察对象，经过进一步的数据处理，筛除了一些不适宜的农村家庭（如消费支出和收入为负的家庭），最后真正利用的农户样本有6860个。需要说明的是，CHARLS采集的是2011年的数据，当时全国进行新农保试点，有些县属于试点地区，有些县不属于试点地区。本文选择6860个农户样本，并未特意区分“是否属于试点区域”，因而，这一样本既涉及试点地区，也涉及未试点地区。本文着重研究参保行为（是否参保以及参保程度、受益状况等）对不同特征农村家庭的消费增进效应，因而未专门考察样本所受的试点政策的影响。

2.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CHARLS数据库关于消费支出的记载分为不同的种类，本文在设置因变量时也区分不同的消费支出类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将采用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形式。之所以有不同的消费种类，一是因为不同的消费支出有不同的支出周期，有的支出一般按月进行，因此，按月份来记载这些支出比较合适与方便，如水电费、通讯费等，而有的支出则按年进行记载比较方便，如保健产品、旅游、耐用消费品等;二是可以看出分类记载的消费支出有不同的消费特点，属于不同的消费层次，如有的消费属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支出，而有的消费支出则属于层次较高的满足享受的消费支出。因此，同时构造、列示和考察不同层次的消费支出对参加新农保的反应，可以更具体地反映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内容是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也可以称为农村家户或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对象的单位是家庭，而家庭中参加新农保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有的家庭无人参加新农保，有的家庭至少一人参加了新农保。参加了新农保的家庭又有差异，其中大多数参保家庭是主要受访者夫妻二人（非城镇户口）都参加，但也存在仅一人参加的特殊情况，这是因为主要受访者的夫妻双方中有一人去世了。不同的参保情况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表1和表2表明，在2011年的调查数据中，6860户人家中有1935户农户参加了新农保（判定标准是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参加新农保），参保的家庭占比为28.21%。在参加了新农保的1935户家庭中，非城镇户口的主要受访者夫妻二人都参加的农户有1231户，占比为63.62%，但也有704户家庭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主要原因是夫妻一方去世），占比为36.38%。

表2初步表明，在家庭日常支出这一项目上，参保家庭一年的消费支出额大于未参保农户的消费额：参保农户家庭一年的总日常生活消费支出的均值为2639.37元，而未参保的农户家庭一年的日常消费支出均值为2488.81元。但是，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人口规模、经济状况等。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才能得出新农保如何影响消费的结论。

五、模型设置、变量和回归说明

1.模型设置和变量说明

为了考察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本研究的基本实证分析模型为：

lnYi=β0+β1newsi+（β2Xi1+…+βj+1Xij）+εi

Yi是因变量，代表农户一年的家庭消费总额，在后面的分析中该变量将会因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而取不同的数值，lnYi表示家庭总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形式。

news系列是主要考察的自变量，反映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情况。该变量区分的是一家农户是否参加了新农保，它是一个虚拟变量：至少有一人参加了新农保时，其取值为1，无人参加新农保时，其取值为0;为了考察参保人数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后面还会继续区分家庭中的参保人数来进行回归分析。

Xi则是一组家庭层面上的外生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形式）、家庭人均财富持有量、家庭的人口规模、家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家庭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健康状况等。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来源划分为主动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主动性收入包括农业经营收入、非农业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转移支付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农民家庭财富包括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很少）、固定资产（生产性的设备以及土地）等。农户家庭规模各不相同，有的家庭人数较多，比如受访者和子女一起居住，有的较少如只有受访者夫妻。家庭人口数会影响一个家庭的总消费支出，通常来说，人口数越多消费支出越高，本文要重点控制的一个变量就是家庭的人口数量。

εi是随机干扰项，表示无法观测到的影响农户消费的其他因素，如消费预期和既有的消费模式等。

本文研究的是新农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一些控制变量均采用家庭层面的数据，如年龄、教育等。本文将教育这个变量控制为家庭人口中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年龄这个变量控制为家庭人口的平均年龄，即家庭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平均年龄。CHARLS数据库中报告的健康状况均是个人的数据，要把它转化为家庭层面的数据，还要做一番处理。本文根据原始的数据记载，将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表示为三个不同的健康等级，即差、一般和好，再将一个家庭中不同人的健康状况综合考虑，得到了一个评价家庭健康状况的变量数据。CHARLS数据中主要反映的是家庭中的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健康状况，反映其他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信息较少。但由于受访家庭绝大多数都是两口之家，我们将受访者及其配偶的健康状况作为评价家庭健康状况的主要依据。

2.回归分析的说明

本文先在整体上考察新农保实施给农民家庭消费带来的效应（是否增进农户消费），然后分析家庭特征因素对这种效应的影响，以观察不同特征的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反应程度。具体而言，是在回归中逐步加入新农保和家庭特征的交叉项，以研究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在消费这个项目上所受新农保政策影响的大小。

参加了新农保的家庭，存在参保人数和缴费水平的差异，有些家庭主要受访者及其配偶都参保，有的只有1人参保，参保者自主选择的参保档次和缴费水平也不同。因此，本文考察参保与否、参保人数及缴费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对新农保有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缺乏固定工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参保者年龄越大，因参保带来的保障性预期对其边际消费倾向的强化效应越明显。60周岁是领取养老金的分水线，年满60周岁的参保者可领取养老金，带来更大的消费增进效应。本文将考察对象划分为年满60周岁和未满60周岁两类人群，将新农保的待遇水平，即年满60周岁参保者领取的养老金水平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

鉴于农村衣、食等温饱问题已获解决，本文考察的消费支出未涉及衣服和食品等项目，而是指邮电通讯支出、水电费、燃料费、交通费、日用品等稍高层次的消费项目。为了区分新农保在不同消费领域的效应，本文也尝试研究新农保对家庭旅游消费、家居和耐用消费品、美容、汽车消费等较高层次消费支出的影响。

模型（1）是在控制了家庭人口数量、完成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家庭人均财富、婚姻状况、家庭平均年龄、健康状况等变量之后，进行OLS回归以考察参加新农保对消费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是否参加新农保（new）这个虚拟变量与健康状况的交叉乘积后，考察不同健康状况的家庭对新农保的反应程度;模型（3）、模型（4）是按照家庭参保者人均年龄分段进行的回归，模型（3）针对参保者平均年龄年满60周岁的家庭，模型（4）针对参保者平均年龄小于60岁的家庭。

从模型（1）的结果可知，参加新农保的农户消费支出比未参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增加了约10.2%，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农户的消费支出。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影响的方向均符合预期，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消费支出越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消费支出高7.84%;年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为负，即平均年龄越大的家庭消费支出越低。有点意外的是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人均财富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没有预期的那么大，这可能和农民收入的低起点有关。

从模型（2）来看，是否参加新农保与健康状况交叉项的系数为-0.134，健康状况的系数为0.120，健康状况差的参保家庭比健康状况好的参保家庭的消费高出1.4%，健康状况差的农户参保对消费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出现这种结果的解释是，健康状况差的农户消费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大，较差的健康状况导致其消费支出更为谨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这种顾虑，使之能更大程度地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其消费支出。

由模型（3）、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年龄这一变量在新农保的政策效果中有重要的影响，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而使消费增加了14.0%，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家庭其消费因参保增加了12.0%，两者差额为2.0%，这说明新农保政策对60周岁及以上的农户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60周岁以下的农户。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60周岁及以上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低，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消费对新农保的反应程度更大;二是即期收入增加，即60岁及以上的参保者可以领取养老金，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综合来看，新农保政策具有维系农民持续消费支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年老时因收入的减少而出现消费水平大幅度降低的现象，保障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家庭的婚姻状况对消费的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与60周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丧偶的比较多，单身状态时消费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有关。

2.进一步的分析

表4的结论反映参保人数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健康状况这一参数的作用。由模型（5）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比没有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高出12.1%，有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比没有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的消费支出高出13.4%，并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有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比只有一人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增加了1.3%，这说明家庭参保人数越多，新农保的政策效果越显著，即对家庭总的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同时，从参保人数与健康状况的交叉项的系数以及p值可知，新农保政策的消费效应因家庭健康状况不同而出现差别，这在两人参加新农保的家庭中表现尤为突出。有两人参加新农保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消费增加了13.4%（两人参保的系数），而有两人参加新农保且健康状况好的家庭因参加新农保消费增加了8.2%（两人参保、健康状况与两人参保与健康状况

的交叉乘积三者系数的加总），差距大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对仅一人参保的农户而言，其参保消费效应因健康状况不同而不同的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根据相关政策，参保者可自愿选择缴费档次。除了参保人数，我们引入缴费水平这一变量，分析其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从逻辑上讲，参保者缴费多少可能受收入等家庭特征因素影响，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将其视为外生变量，其带来的消费效应仍是复杂的，参保者缴费多可增加安全感而提升消费倾向，但过多缴费也可能损害当期消费能力而挤占消费支出。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表5是就新农保缴费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的回归分析，受限于CHARLS数据状况，统计范围限定为参保者为一人的家庭。针对仅一人参保家户中缴纳的保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缴费水平与家庭消费支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年满60周岁的参保者可以享受新农保待遇，即领取养老金。享受新农保待遇意味着增强了即

期消费能力，对消费支出有促进作用，我们引入反映新农保待遇水平的养老金领取额这一变量，分析其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表6是就新农保待遇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的回归分析，统计范围限定在年满60周岁参保者的家庭。回归结果表明，参保者待遇水平与家庭消费支出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表7是区分家庭消费类型（一类是交通通讯等日常消费项目，另一类是旅游等高层次消费）对比分析的结果。模型（8）

分析的为是否参保变量对旅游等高层次消费的影响。由模型（2）和模型（8）对比可知，受新农保实施的影响比较显著的是邮电通讯、水电费、燃料费、交通费、日用品

等农户日常消费项目的支出。由模型（8）可知，在家庭旅游等较高层次消费项目上，参加新农保的农户的支出仅比未参加的农户高出3.8个百分点，这和模型（2）的结果相差很大，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知新农保对旅游、家具和耐用消费品、美容、汽车等较高层次消费项目的支出影响不显著。出现这一结果的解释是，新农保政策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对较高层次的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支持力度较弱，目前新农保的实施难以起到显著地提升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的作用。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全国层面的微观数据，以家庭特征为控制变量，对新农保政策实施产生的农户消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由分析结果可知，新农保可以增强农民对未来生计安全的预期，提升其消费信心，具有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保障民生、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有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农村家庭中参加新农保的成员越多，越有利于增加整个家庭的消费信心。此外，多缴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强化消费者未来生活安全感，促进其消费。因此，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鼓励农户全家参保，有积极的消费提升效应。

第二，新农保对家庭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户的消费支出影响更大。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村家庭成员工作机会较少、收入较低，用于医疗的不确定性支出较多，潜在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同时又受到防疾养老等顾虑因素的束缚。新农保的实施可以减少这类家庭对未来生计的不确定性，起到更大的消费促进效应。因此，应通过补贴、帮扶、救济等手段支持这些农户参加新农保，稳定其生活预期，增加其消费支出。

第三，相比旅游、汽车等家庭高端消费，农户的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受新农保影响更为明显，新农保有显著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但是，旅游、耐用消费品、汽车消费等方面的消费增长前景广阔，除了实行新农保等社会保障政策以解决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增加日常消费外，更根本的扩大内需之路，仍然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消费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第四，新农保对受访者及配偶平均年龄为60周岁及以上家庭消费的影响，要比对平均年龄为60周岁以下家庭的影响更显著，新农保政策在维持中老年农民家庭消费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在一定条件下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发放水平，增加老年参保者及其家庭的即期收入，可以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消费力量衰退问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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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保健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62-0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我国在2000年底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人，将长期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生理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及良好的社会功能，只有三者达到完美状态才是真正的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对健康的需求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需求更加迫切。

全国政协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有85%以上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患有焦虑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约70%的心理疾病是由于老年人缺少精神关怀所引起。空巢家庭的老人和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在当前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正式的、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网络存在不健全的现象，同时家庭养老功能也在不断弱化，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1 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国外研究学者对老年人家庭支持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权利与协商论（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该理论认为老年人在家庭中对资源（财产、收入等）的控制增强了其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在提供支持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子女对父母丰厚财产的期待会促使其对老年父母各方面的关怀与支持；二是互助论（mutual aid model），该理论认为在家庭成员间存在着广泛的互助与各种非自愿的交换，这种互助与交换涉及很多方面，如照看孩子、做家务及物品与资源的共享等，老年人以交换来获取各种支持；三是合作群体论（corporate groupmodel），该理论认为不同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代际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利益共同性。父母投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等是一种长期投资，而子女对老年人的各种支持是对这种投资的回报或投资的收益。此外，国外关于老年人家庭支持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居住意愿、子女性别等方面。在老年人的居住意愿研究中，Stephen.WK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更多老年人愿意独自居住，家庭规模越发核心化，其接受家庭支持在逐渐减少；在子女性别的研究中，Silverstein指出，代际感情是激励女儿向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主要因素，而孝顺义务、合法继承和接触频率是激励儿子向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重要因素。

2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情况。国外学者关于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家庭关系等。Adams提出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作为一种积极的支持性资源增强个体心理弹性或阻碍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发展。Barron CR和Foxall MJ等人关于婚姻状况与孤独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独居老年人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独居者，这与独居老年人缺乏家庭温暖、家庭交流有关。此外，家庭完整是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的支持和基础，丧偶则是老年人经历的最严重的负面生活事件与负性体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其中，Burkanuser和Duncan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丧偶不仅意味着最佳家庭照料资源的缺失，而且伴随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精神和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在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方面，Umberson提出，婚姻对男性老人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从配偶处获得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实现；对于女性来说，则更多是通过从配偶处获得心理慰藉及可能的经济支持而实现。此外，Kendig有关居住安排与子女赡养行为的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的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的照料，并且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的支持也更强，心理健康状态也较好。在家庭关系方面，Morris的研究揭示，家庭关系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

（二）国内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研究现状

1 老年人的家庭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家庭支持主要指家庭的其他成员为父母所提供的帮助。这些帮助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部分。其中，经济支持包括金钱、物质上支持两个方面；生活照料包括身体照料及家务料理两个方面；精神慰藉指老年人在精神层面上获得的来自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安慰及鼓励。

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受到包括传统文化、社会变迁、子女数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影响。在传统文化方面，刘爱玉、杨善华认为，“孝”和家庭义务的思想依然对子女的行为起调节作用，是父母得到足够的家庭支持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社会变迁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已转变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风俗和行为模式，导致老年人获得较从前低的家庭支持。在子女数方面，子女少的老年人在家务料理、金钱支持和物质支持上对亲戚、朋友、政府的依赖增强，在情感支持上配偶作为感情慰藉提供者的比例相对较高。此外，老年人的家庭支持与家庭结构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认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的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的照料，并且在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也更强。而分开居住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子女对父母日常生活照料及经济和情感上的赡养支持的削弱。老年人的健康、年龄、经济情况也是影响其获得家庭支持的因素。刘爱玉、杨善华的研究表明，年老体衰的父母能够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处得到身体照料和家务料理方面的支持，而经济能力差、需要帮助的父母也能获得相应的金钱支持与物质支持。

2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老年人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及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组成家庭支持的四个重要维度，并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在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影响上，刘向红指出婚姻为促进精神和躯体健康提供了各种有效资源。陈嘉贤的研究表明，老伴在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丧偶会导致老年人生活幸福感降低，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在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方面，家庭结构核心化必然导致老年人获得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日常照顾和精神慰藉明显减少，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高国武、王新认为良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条件。郭晋武的研究指出，生活在联合家庭和直系型家庭中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好于生活在核心家庭及独身生活的老年人。方菲认为，独居老人往往缺乏情感交流和诉说心事的对象，有较为强烈的孤独感，再加上年龄增大，生活上处于无助状态，更易损害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有配偶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双方通过相互照料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物质、精神的满足。在家庭关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方面，许淑莲、吴志平指出，家庭关系是与老年人社会情感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杨晶晶、郑涌提出，良好的家庭关系以及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方菲同样认为，和睦的家庭关系能使老年人精神愉快，心理健康状态良好。马丽娜、汤哲等人的研究指出家庭不和睦、不受家人尊敬、不与家庭沟通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抑郁症状发生率高。此外，经济独立是老年人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重要条件。有一定经济保障能力的老年人大多拥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且经济上的自立可能换来子女对自己更好的照顾和精神上更多的慰藉，从而心理状态也较好；相反，缺乏经济收入导致老年人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性易使老人产生自卑和消极情绪，从而损害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栾文敬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个人经济能力对个人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正向促进影响。

三、经验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华北电力大学2012年关于我国城乡老人生活及养老服务需求状况的调查，问卷内容涵盖老年人的基本信息、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家庭及社会支持、健康状况、社会参与及养老需求。共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18%。

（二）研究设计

1 老年人的界定。文章中的老年人是指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

2 心理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特指老年人的自评心理健康。当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状况很不好时赋值为“1”，不太好时赋值为“2”，一般时赋值为“3”，比较好时赋值为“4”，很好时赋值为“5”。针对这种定序变量，文章采用OrderedProbit模型研究家庭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3 本研究中的自变量。本项研究中的自变量是家庭支持，特指来自子女对父母在经济、精神和生活三个层面的支持。其中，经济支持层面以子女每年给予父母的赡养费（定距变量）作为变量；精神慰藉层面以向子女倾诉心事（0为否，1为是）和老年人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定序变量，1为很不好，2为不太好，3为一般，4为比较好，5为很好）作为变量；生活照料层面以老年人生活由子女照料为主（0为否，1为是）作为变量。

4 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1）老年人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是否丧偶、身体健康和受教育年限。其中将年龄定义为低龄（即60岁及以上至80岁以下的老年人）和高龄（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受教育年限都是定距变量；将性别为女的赋值为“0”，性别为男的赋值为“1”；对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正向五级赋值。（2）老年人家庭特征，包括老年人家庭总收入、是否与子女同住和拥有子女的个数。其中，老年人家庭总收入是定距变量，指老年人自身与其配偶的每年的所有收入。（3）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选取老年人是否具有社会保障和老年人在遇到困难时可提供帮助的人的社会经济总体地位（以下简称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反映。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定序变量，取值从1至3，分别表示低、中等和高。

变量选取及基本描述结果见下页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的比例为72.22%，但一般及其以下的比例为27.78%，可见目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亟待关注。

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给予父母赡养费的平均值为3168.66元，可见总体来说，子女每年给予父母的赡养费非常少；与子女不同住的老年人比例为59.63%，可见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是空巢老人；平均来说，每个老年人家庭拥有的子女个数为3.08，从该数量来说，多数老年人都有家庭养老的基础条件；只有29.68%的老年人有心事时会向子女诉说；与主要赡养人关系不好的老年人的比例为0.75%，一般的为10.04%，比较好和很好的比例分别为36.28%和52.92%，可见绝大多数老年人与子女都有着较好的关系。老年人在遇到困难时可提供帮助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中等以上的有81.57%，可见，老年人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很大的支持。

（三）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描述分析仅仅反映了因变量与自变量的一般状况与特征，并没有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以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为因变量，因为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是取值从1至5的定序变量，所以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另以家庭支持特征为自变量，以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为控制变量做出回归分析，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下页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特征中，经济支持、有心事首先向子女诉说倾诉、生活由子女照料为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而与赡养人关系正向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自评，即与赡养人关系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自评就越好。原因可能在于“孝”文化给予了老年人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和子女关系好的老年家庭也比较和睦，“家和万事兴”的理念使得老年人精神状况处于良好状态；此外，与子女关系较好，也使得老年人获得了子女的尊重与爱戴，这是老年人在年老退休后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后重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慰。

在个人特征方面，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其心理健康自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身体健康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这一结果符合已有研究成果；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收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家庭收入越高，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越高；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越差。

在社会经济方面，社会保障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负向影响，即享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未享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这一结论与一般经验不符，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四、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家庭支持特征中，与赡养人关系正向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自评，即与赡养人关系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自评就越好，而且这一影响非常显著；而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主要由子女照顾、有心事时首先向子女倾诉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无显著影响。

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家庭始终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支持力，和谐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首先就是要进一步鼓励家庭支持作用的发挥。其一，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家庭成员要互相关心，自觉树立并践行尊老、爱老、敬老的责任理念，尊重孝敬老人，主动履行对老人的“反哺”义务，既要重视物质养老，更要重视精神养老。其二，针对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家庭观念淡薄、代际之间沟通不善的现象，应借鉴新加坡家庭观念教育的方式，加大对家庭观念的宣传与教育，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儒家孝道的教育，深化子女的家庭观念。其三，可借助正规机构与社区的力量，通过讲座、交流会、电话咨询等形式，向家庭成员提供专业化照料的知识、技巧和经验，提高家庭成员专业照料水平，进而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专业化的照料。

第二，在个人特征中，年龄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即高龄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低龄的好；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身体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

因此，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就要增强老年人自身的自我调适能力。衰老是人必经的一个阶段，老年人应正确对待衰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情。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应积极地参加一些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和锻炼，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和抗病能力，从而使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同时，老年人还要学会自我心理安慰，增强自我独立意识，把一些注意力转向子孙、家庭以外的范围，通过适当的社会交往来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提高老年生活乐趣。

家庭保健论文篇（4）

一、前言

近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社会保障事业探索发展与发展，已经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框架。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坚持“引进来”对外战略，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制度与技术和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与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西方落后的思想、价值观也传入中国，毒品、卖淫、犯罪、艾滋病等在国内泛滥。本人认为这些落后的思想、价值观之所以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传播、泛滥是与当代中国市井平民倡导性解放有重要的关系，这里不做论述。毒品、卖淫、犯罪、艾滋病等在国内传播与扩散严重威胁了妇女与儿童的健康与安全，所以国家加大了对妇女儿童的权利保障与救助。妇联的发展使妇女儿童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成效。一般认为儿童和母亲是作为一个天然整体，所以把两者的保障划入妇女儿童社会保障方面中。本人认为这样划分限制了儿童社会保障的发展空间，至于妇女与儿童社会保障分不分开并不是本文所讨论范围。本文从保护儿童权利出发讨论农村儿童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

二、我国儿童现状概述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度重视对儿童权利保护是政府、社会和家庭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对儿童权利保护首先必须清楚我国儿童现状问题。

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儿童是指0¬—14周岁孩子【1】，中国人口调查中划分年龄阶段的第一档也是0—14周岁【2】。所以本文所指的儿童概念是指0—14周岁的我国大陆孩子（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所以本次调查的人口数量比较新的也是比较准确的数据。全国人口中（未包括港澳台地区），0—14周岁的儿童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20.27%，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周岁儿童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3】。

（一） 教育方面

我国近2.7亿儿童中未入学率约1%，也即大约有270万儿童失学，这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儿童【4】。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990年的96.3%提高到2000年的99.1%；小学5年巩固率由1990年的71.4%提高到2000年的94.5%；小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92%，男生为90.2%；中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48%，男生为52.2%【5】。由于发展不平衡，我国贫困地区仍有适龄儿童无法入学。

（二）健康卫生方面

我国有许多贫困儿童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得不到良好的健康营养与卫生医疗保证。营养不良的儿童约占9%（占儿童总人数，1997—1999年数据），相对于年龄体重不足的儿童10%（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相对于年龄身高不足的儿童17%（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6】。

儿童卫生保健方面投入不足，虽然在儿童计划免疫项目增加了乙肝疫苗、水痘疫苗等的接种保证了儿童的健康成长【7】，但农村中的医疗水平有限、经费投入不足，使得农村儿童保健方面出现了严重障碍。中国儿童现在有7.6万人感染艾滋病【8】，虽然相对于全国儿童总数比例不高，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三）儿童福利院服务方面

1995年全国共有儿童福利院73所，收养孤儿、弃婴和残疾儿童7000多名【9】。全国有托儿所、幼儿园共18万家，在园儿童2711万人，教职工共116万人，其中教育者87万人【10】。对流浪儿童的服务由过去通常是纳入收容遣送范畴改为专项的儿童福利范畴，到1997年底，全国已投入资金8000万元，建成72个这样的场所，能为流浪儿童提供健康检查、医疗、衣食住、非正式教育、心里咨询和行为偏差矫治等多方面服务【11】。

（四）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农村儿童有2320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农村平均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结构如下：

从这图中可以得到农村留守儿童（0—14周岁）为4799.5万人【12】。

三、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与分析

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享受抚养人的连带社会保险等几个渠道，推出一系列保障儿童健康、教育的措施【13】。

这些措施有成效也有不足，分析如下：

（一）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

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旨在保护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成长，从小就预防疾病做到了从源预防，成效非常大。

在计划免疫项目有一些项目是免费接种的，但也有一些是收取费用的，虽然近几年来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但新增的大多需要收费，本文认为收费不可取。职工子女的接种劳务费可由家属医疗或子女筹医疗项下部分报销【14】，而且职工族收入高又稳定，可以支付得起这项开支。可农村子女的这项计划免疫费用是家庭生活开支，虽然金额不大，但也是不小数目，农村农民由于“近视”效应，认为花费金钱去做免疫不划算，更有令人费解的是打三针预防就打一针或二针，原因是“打了这个没用，没有看到孩子异常，挺健康的，少打一阵可以省些钱买包奶粉”。

农村儿童保健近几年来发展很快，乡村医生医疗水平和设备大大提高和改善，儿童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不足，医生得不到良好的培训和生活保障，医疗设备也相对落后，这一点城市儿童保健做得比较好。所以农村儿童保健事业不容乐观，大多数医生不具有本科学历，许多医生只是跟其他医生做了一二年学徒，参加医生培训个把月就在当地开个诊所，其中有不少是庸医，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农村中缺乏一支良好素质的技术医疗队伍和良好医疗设备是制约农村儿童保健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

（二）儿童抚育津贴和儿童福利设施

凡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职工独生可以享受儿童抚育津贴，而且可以享受托儿补助费【15】，而农村儿童则不能享受抚育津贴。在英国，国家为家庭内第一个子女（未满16岁，学生未满19岁）每周发放10.4英镑（约合15美元）的津贴，其余子女每人每周8.45英镑。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还为婴儿提供一定的食品和婴儿用品或者提供相应的现金补助，这些津贴都是给本国国民所有的儿童【16】。这一点我们还做得不够，有些观点认为给所有儿童提供津贴有两个障碍，国家经济实力和家庭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国家经济基础条件方面本文想指出“少儿强则国家强”，我们国家若想更强大必须让儿童“强大”，从本文第一栏中儿童健康、卫生现状可以发现许多儿童有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欠缺，用一部分财政预算给儿童津贴上从国家长远战略考虑非常值得，关于如何保证津贴费用真正到儿童身上，下文再做论述。无论哪个产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无贵贱，农民子女有权利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用家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限制儿童平等享受儿童抚育津贴是错误的观念，国家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利。

在儿童福利设施方面国家加大投入，目前已经建立起比较规模的托儿所、儿童福利院等，但是农村的儿童福利设施相对比较落后，从上文指出的农村留守约有5800万可以看出农村儿童福利设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三）儿童免费教育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六岁的儿童都要接受教育，从2007年开始，全国开始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只交书本费即可，从理论上保证了全国所有儿童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事实上，我国仍有许多儿童失学和辍学，如上文指出我国约有270万儿童失学，大部分是农村儿童，中学净入学率比小学经入学率低，儿童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儿童的一生也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兴衰。保证所以儿童能够真正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儿童失学有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经济贫困所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使有些父母支付不起孩子的书本费及相关费用，同时有些儿童因为家庭经济贫困引起了内心的自卑感不能与同学相处从而导致失学和辍学。

（四）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留在农村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他们一般由祖父母、亲戚、邻居等照顾。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十分大，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祖父母年龄大，知识水平低根本不能教育和监管孩子，他们只能督促不能教导，在亲朋好友家的那些留守儿童，因为不是自己生的小孩，往往不会尽心教导。许多家长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最无奈的事“要想出去赚钱，孩子不放在祖父母、亲朋好友家管放哪管”。可见农村的儿童设施水平比较低，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不够重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人身权、受监护权、发展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关系到千千万万儿童和农村的权益。

四、加强儿童社会保障的措施

国家对于保护儿童权利的许多措施取得很大的成效，儿童的整体平均素质和健康水平有很大提升，但由于政府把保护儿童利益放置于保护妇女权利一起，限制了儿童社会保障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目前儿童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窄，农村有许多儿童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及失依儿童的社会保障做得不够到位，究其深层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导致许多儿童失依与留守农村。有些观点认为儿童的生活水平不能与国家挂钩，这是家庭家长原因怨不得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在保护儿童权益身上，不能破坏游戏竞争规则。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核心目的是倡导拉开距离，保证竞争的不对称性。中国人有一种弊病观念：自己富，则不希望别人富，喜欢别人都穷；自己穷，不希望别人变富，自己不能富则希望人人都穷，这里不做讨论。认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保护儿童权益的观点不可取，完全忽视了国家、政府的社会责任。每一个儿童的事都不是小事，不能因为个例而忽视，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和损失，保证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同时社会和家庭也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儿童权益，本文从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分析如何加强儿童社会保障。

（一）政府方面

1、儿童计划免费免疫与加强儿童保健投入

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普及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疫苗等的接种，对计划免疫内的项目全部实行免费。由国家财政预算拨付，同时增加预付新疾病的财政预算，防止新增的疾病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延长儿童免疫年龄，保证0—14周岁儿童均可获得免费免疫，切实从源头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增加对儿童保健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儿童保健投入。农村农民对卫生健康方面并不熟悉，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由相当一部分儿童存在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健康问题，如何消除这些健康问题是政府的一大任务。加大投入，培养一支素质比较高的农村医疗队、巡回各个乡村，免费为农村儿童做健康咨询，推广营养配餐，保证儿童营养健康；培养农村当地医生，提高农村医生素质与技术水平，严厉打击农村的庸医与高收费情况；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投入，更新医疗设备，特别加大对儿童常见病门诊的投入，降低医疗费用；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配备1名或若干名专业医疗师，维护当地儿童的健康权。

2、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改善儿童福利设施

（1） 扩大抚育津贴范围，保证农村儿童也可以享受抚育津贴，给每一个0—14周岁儿童发放现金或购物券津贴，由于农村许多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可能会把儿童现金津贴转化为生活所用。为了保证儿童津贴真正服务于儿童可以发少许现金津贴，更多的发放购物券：0—3周岁发放奶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若干奶粉超市购买奶粉，边远山区的由超市运载到村委会，然后家长持券购买，这样可以减少家长变卖购物券；4—9周岁发放营养配餐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地点购买；10—14周岁发放食品如鱼、肉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地点购买。

这里须指出一点比较好的奶粉和营养配餐一般都只是超市有，所以家长也比较愿意上超市为孩子购买。但农民没有去超市购买肉、鱼等食品习惯，一般都认为集市比较便宜又方面。可以在乡镇集市设立一换券站点，持券者持食物到站点，站点服务员见物换券给予现金补贴，站点服务员由当地银行在每次市集时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即可，这样就可以避免家长因缺乏购物的选择性而不去购物，也考虑到购物券不能在自由市场流通。在这里有人会问要是这家长到站点换券之后再把食物退回买主而把钱变为他用，那该如何？首先要明确农民并不是不想为孩子营养着想，而是怕麻烦，担心在指定地点购物吃反亏，所以才不去购物而想着变卖购物券。如果给予他们方面，自然会取得预期效果，如果真是人人都是那样换到钱而退货那就真没办法了，除非看到孩子吃到食物，否则什么措施都没用，购物券更多的考虑到家长是为孩子健康着想的。

对于担心给农村儿童发放抚育津贴而引起计划生育政策难以落实，只要把抚育津贴和母亲节育联系在一起即可，母亲在一年内节育后，她的孩子即可获得儿童津贴，这样既可以把计划生育真正落实到农村，也可以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关于母亲节育年限可以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

（2） 增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缓解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救助问题。从农村中每4个儿童中就有1个儿童是留守儿童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儿童福利系统是非常脆弱的。本文认为我国的福利设施建设更多是从城市角度出发的，政府及多数人认为城市时非常必要建设儿童福利设施。因为城市人“不善良”，大多数城市人不愿意照顾他家孩子、收留街上浪儿，城市居民一般都有工作，也没有时间照顾儿童，所以必须给城市中的儿童提供福利帮助。而农村人民因为善良，看见流浪儿动了恻隐之心会收留，也会愿意照顾他家小孩，农民因为时间比较空闲所以本家孩子可以很好照顾，把整个农村看成是儿童收养站，所以农村中儿童福利设施比较少。其实应该加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给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提供直接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外出工作农民的后顾之忧，如农民工的孩子有比较好的安置，他们就会安心在城里工作，农民农忙的时候也可以专心耕作。

3、儿童教育全免费与免费午餐

（1） 虽然我国实行免费九年教育，但还是有一部分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对于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学杂费免除而且要免除书本、资料费，免费提供书本和相关资料（考虑到国家经济条件，小学不提供相关书籍，初中每门课程提供一本辅导书）。给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助学金、奖学金，而且要落实到每一所中小学（从笔者角度出发，当地县城乡村中小学暂无助学金、奖学金制度，生活补助也很少有，但并不代表学校没有贫困生，而是没有这项资金）。让每一位贫困生不会因为贫困产生自卑感和失去自信心而失学。

取消小学和初中生不能留级的规定，应该充分考虑每一位学生智力的差异性，切实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实行全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和补助有很大的困难，但至少要保证小学要全免费和补助。因为小学生往往没有判断力，很高兴能不去学校上学，要是家长因为贫困而不关心孩子学习则会产生很大的失学率。如果国家不介入会使义务教育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儿童身上，所以必须对小学生一定要“狠抓”。至于初中生已有一定的判断力，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更多的会主动争取。

落实教育公平的政策，改善外来民工子弟就学条件。政府要统筹管理，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待遇，增加教育设施，降低收费标准。有条件的可利用已有资源开办寄宿制学校，假期学校等，逐步建立起社会监护体系，放宽按户籍入学的政策，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能在父母工作地入学。

（2） 在乡村中小学提供免费午餐，推广营养配餐，既可以节约农村家庭开支也可以保证儿童营养健康，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4、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加强农村治安建设

留守儿童大量存在和不断增多的原因，儿童卫生健康和教育问题的产生，主要都是农民生活贫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收入增多自然会给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与健康饮食，同时也不会“丢妻弃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措施。为此，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想方设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

政法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净化农村社会环境。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犯罪、吸毒、嫖娼等不良现象在农村大量存在和扩散，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对留守儿童非常不利，他们缺乏判断力和控制力而容易陷入困境，所以执法部门必须对农村治安加强建设，严厉打击各种犯罪不良行为，保障农村儿童生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

（二）社会方面

目前，我国许多公共服务部门逐步开始市场化，官办机构竞争导致了分层日益明显，拥有众多资源的机构收取高费用，于是可以投更多的资金用于改进服务设施（从而再次提高收费标准），而资源较少的机构则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发展，服务水平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已经为贫困者获得公共服务设置了经济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则是填补公共服务缺口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必须支持社会力量的救助措施。

1、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

本文主张政府建设福利设施，然后由社会力量管理福利设施，但同时也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儿童福利设施领域，这里不再赘述。在儿童福利机构中，改变政府“万能型”的儿童福利行政模式，寻求管理模式社会化、资金来源社会化、服务队伍社会化的新型福利模式【17】。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服务队伍管理福利设施给儿童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配备专业医疗师、心理专家解决儿童困惑和心理阴影。社会应该关注福利院中儿童的成长，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友善，帮助儿童走出心理困境。农村福利机构更多地关注为留守儿童提供服务，在管理儿童过程中实行“一对一”管理模式，并不是要求为每一位儿童配备一位服务人员，而是在管理过程中实行个性化管理而不是大众化管理，那样会陷入“万能型”政府行政模式。

实行资金来源社会化可以扩大资金来源，保证儿童福利机构正常运转。

2、保护失依儿童权益

失依儿童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生身父母和其他具有亲情关系的成人照顾的儿童，他们或是由于父母亡故；或是由于法律原因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或是其他各种原因无法得到成年人的正式照顾（更多是流浪儿童），只能由社会中的他人或是福利机构帮助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18】。对于失依儿童推行福利社会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让失依儿童有所“依”除了儿童福利院收养，更多的让社会家庭接纳，让失依儿童体会到“家”的温暖。对于家庭收养失依儿童办法在下文讨论。

3、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作用

在社区内加强各户家长合作，把留守儿童组成几个队，并由当地服务机构或志愿者带领，家长参与监护。引导儿童积极参与思想道德的修养活动，使脱离学校和家庭的留守儿童能在社区继续接受思想道德教育。

4、发挥学校教育功能，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

学校要增强孩子对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留守儿童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应配备心理老师，以便于对留守儿童及时疏导教育，建立留守子女家长（监护人）与学校的定期联系制度。实行多向管理，真正形成家长、学校、临时监护人共同教育管理留守儿童的教育网络系统。

学校要多组织集体活动，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许多留守儿童因为缺乏母爱或父爱而变得沉默寡言，学校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消沉，培养以学校为家，以同学友情为关爱的制度，多开展一些班级、校级集体活动，提高儿童的合作、协调能力，从集体活动中体验生活的快乐【19】。

5、社会关注及预防艾滋病在儿童身上传播

目前中国大约有7.6万儿童被艾滋病感染，预防艾滋病传播不是一个家庭可以完成的事，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合作才能预防。社会应该加强让艾滋病源远离儿童，教导儿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校应该加强儿童思想道德建设，家庭应该关注孩子成长，不能把病源带入家庭，感染儿童。

社会对于艾滋病儿童应该给予温情关怀，而不是仅仅捐钱，这样会使儿童认为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孤儿”。社会更多的要给予感情关怀，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给予他们精神安慰，一个微笑、一次握手都是温馨的情感关怀。

大多人忽视儿童的恋爱，认为儿童无恋爱或没有可谈的，一般都不讨论它。但在儿童的恋爱方面，本文想指出人生的恋爱观是从儿童小时候不知觉与知觉中培养和树立的，培养良好的恋爱观（这恋爱观是人生恋爱的启蒙思想观）是儿童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家庭方面

1、农村家庭要转变观念，重视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

留守儿童出现的诸多问题，除了农村现实生活环境的制约外，也有做父母的自身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大多数父母认为，只要给孩子吃饱、穿暖、有书读就行了，很少有家长关注孩子的教育以及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对于孩子，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家庭温暖，而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启蒙教育，也是影响人一生至关重要的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气氛，有利于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如果父母真是无能力教育孩子，可以在社区组成一个团体（如上文所指），由服务机构或当地知识分子志愿者给予教育指导。家长除了让孩子衣食无忧，也需要同他们建立情感沟通，一个电话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心，感受到家的温暖。父母一年至少要回一次家看望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体会到父爱母爱。经常也要与学校联系，形成“家庭—孩子—学校”三边管理，重视孩子全面健康发展。

对于儿童的营养问题，所有农村家庭必须高度重视，并不是让孩子吃饱饭就可以，更要注意营养搭配。这一点政府、福利机构与家庭必须建立信任模式，推广儿童营养配餐，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2、家庭收养

本文认为对于失依儿童更多的实行家庭收养，家庭收养可以给孩子一个“家”的概念，让孩子有所依，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精彩，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机构人员和资金投入。

对于家庭收养首先应鼓励城市居民收养，名额不限，以不影响收养儿童正常发展为前提。本文认为鼓励城市居民收养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城市居民素质高；第二是经济基础好；第二是户籍制度。家庭收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失依儿童长远发展和终身大事。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城市居民一般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较高，可以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由收养关系登记到城市户口，对失依儿童将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鼓励乡镇经济基础较好的居民收养失依儿童，乡镇居民文化素质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失依儿童进入乡镇家庭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最后是让农村家庭无子女但确实希望收养一孩子的家庭收养。

基于这样的排序选择并不是本文观点利益化，而是基于孩子的长远考虑，若一家庭经济困难而给与他们收养，一方面增加家庭经济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儿童的长远发展，更有可能的是会被受到家庭虐待。

五、评估

本文从现行的儿童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出发，讨论如何做好农村儿童社会保障，虽然分为三个大部分：政府，社会，家庭。但其中有些措施并非一方可以完成，它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的努力。

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加强儿童保健措施可以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的基础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真正落实儿童免费教育和提供免费午餐，使每一位孩子同等享受教育权，保证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众多农民的利益，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服务，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和加强学校教育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通过这项措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可以保护儿童的切实利益，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家庭收养是一种有效解决失依儿童的措施，体现给失依儿童提供社会温情关怀，真正改变失依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家庭环境。推广家庭收养可以减少福利机构投入。对于家庭收养还需要注意一点，应避免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和虐待，所以在收养前必须考核收养者家庭背景及家长文化素质，以免家庭收养产生负效应。

在儿童社会保障方面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与联系，净化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给无助儿童多一些关怀，给农村儿童多一些帮助。

六、总结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度重视对农村儿童权利保护，是我国各方力量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政府重视儿童福利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前提。社会力量加强服务范围，填补公共服务缺口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家庭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

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作，它涉及到千千万万儿童权利和父母的利益，但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困难而放弃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推广儿童社会保障，使全国儿童都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发展的成果。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网络型”项目，许多措施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才能实行与落实，在儿童服务社会化过程可以提倡志愿者服务，让更多的人关心儿童的成长，构建和谐社会。本文提出的措施并不是万能的，需要在推行儿童保障过程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断评估与完善。

七、后语

本文主要讨论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多偏向于讨论失依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很少涉及残疾儿童等社会福利问题，并不是指残疾儿童社会保障不属于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范围，而是限于相关数据与篇幅条件限制以及本文在构思中是把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划入残疾人社会保障范畴，所以没有纳入讨论范围。未出生婴儿其实也是儿童范畴，许多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与他们在母亲怀孕时期健康发育分不开的，如果从儿童大范围内讲，儿童社会保障年龄应该从母亲怀孕开始计算，但由于数据和操作性问题本文最终没有把未出生婴儿纳入讨论范围。

文中许多数据是从《2002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和相关文献获得，所以有不少数据是过时的，本文已在相关数据标出年限，其中只作本文写作参考。文中有不少观点是超越目前国家经济实力的，如国家向全社会儿童提供抚育津贴，暂时不符合国家经济现实条件，但这是我国儿童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本文并不强调实行过激的儿童社会保障，而是从实情出发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1]，[5]，[6]，资料来源，《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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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社会福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28页。

7、[10]，资料来源，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658页。

8、[11]，时正新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81页。

9、[12]，资料来源中国芜湖新闻网，wuhunews.cn，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有5800万。

10、[16]，美国社会保障署编：《全球社会保障．1995》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6年，366页。

家庭保健论文篇（5）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建立新型的家庭人际关系和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目标，通过广泛、深入、扎实、有效的“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促进家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以家庭的文明进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为改革和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原则。“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要立足于激发和调动广大家庭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引导家庭成员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为改革献技出力。

2、坚持促进社会稳定的原则。家庭是社会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中，要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推动社会稳定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自觉树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正确处理好社会、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增强维护安定团结的自觉性。

3、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使群众真正成为“文明家庭”的主体，作为群众性活动，必须坚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吸引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要以群众为主体。

4、坚持动态化管理的原则。要适应形势要求，发动群众讨论修改创建标准，提高群众参与创建的自觉性。要定期进行表彰评比，具体名额由民主测评决定。

三、活动内容

1、大力提高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对广大家庭成员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艰苦创业精神教育，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教育，积极开展与“×××”做斗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引导家庭成员树立家庭美德、社会公道、职业道德意识。

2、大力提高家庭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在广大家庭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要组织广大家庭成员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管理知识、法律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在城镇要继续开展“家庭读书”活动，组织家庭读书征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培养家庭成员的读书兴趣，促进家庭成员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要通过举办培训班、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帮助广大家庭成员掌握科谱实用知识，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发挥妇女的半边天作用。

3、大力提高家庭成员的身体素质。要在广大家庭和家庭成员中广泛深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健身活动。促进健康的家庭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活动。通过家庭文艺演唱会、家庭运动会、家庭技能比赛、家庭文化大院、家庭素质争优赛、家庭角色评选等活动，活跃家庭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使广大家庭在活动中起到开启心智，愉悦身心的目的。在活动中要突出健康教育这个重点，通过讲座、咨询等形式，帮助家庭成员增强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重视合理的科学的体育锻炼，逐渐开辟和建设一批比较固定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场地，有计划地培养一批不同年龄的群众健身活动骨干。要从各地实际和群众需要出发，制定每年的健身计划，并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4、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要引导广大家庭成员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崇尚文明，反对愚昧，崇尚进步，反对落后的意识。要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能力，培养好下一代。努力学习家庭教育的基本知识，提高自身的科学教育水平。坚持进行“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勤俭持家”的家庭美德教育。要规范道德行为，抵制陈规陋习，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要增强家庭成员的生态意识、树立保护环境意识，倡导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努力提高生活质量。，

四、评比条件

1、爱国守法，热心公益，群众拥护；

2、学习进步，爱岗敬业，贡献突出；

3、男女平等，尊老爱幼，邻里互助；

4、相信科学，移风易俗，计划生育；

5、廉洁奉公，勤俭持家，保护环境。

五、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创建活动使广大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家庭文明程度有较大的进展；群众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有较大的增强。

六、组织领导

“文明家庭”创建要在学校党总支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由学校文明办、办公室搞好协调指导工作。妇联负责“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组织评选工作。

七、创建措施

1、积极协调配合

“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基础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列入工作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各地要积极主动争取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相关部门，如民政、广播电视、教育、公安、司法、文化、卫生、计划生育、体育、环保、工会、共青团、科协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新格局，以确保创建活动的顺利进行。

2、科学规划管理

家庭保健论文篇（6）

二、目标任务

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工作成果，坚持以家庭为阵地，以营造整洁、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的积极作用，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讲卫生、讲文明、除陋习、扬新风的理念，带动广大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创建省级卫生文明县城活动，实现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工作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基本健全的目标。

三、工作重点

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妇联组织要巩固成果、增添措施，按照“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喜闻乐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原则，继续抓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活动和“除陋习、树新风”活动，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起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营造整洁、优美、舒适的家庭环境。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积极营造家庭环境整治的良好舆论氛围。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广场文艺、坝坝演出，宣传家庭环境治理意义、方法和措施，带动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促进文明新风的形成。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县城绿化、环境保护、饮用水卫生、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工作的宣传，提高广大妇女参与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县城的意识和知晓率。

（二）切实开展“四个一”活动，积极营造家庭环境治理美化的良好舆论氛围。1、组织妇女开展一次文明、健康、环保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广大妇女的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2、要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工作是否达标作为文明细胞评选的一项重要标准，实行一票否则；3、要进一步加大巾帼志愿者招募工作力度，壮大巾帼志愿者队伍，通过有效的活动形式，充分发挥家庭主妇和家庭志愿者的宣传、示范、监督作用，推动庭院净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4、要树立一批巾帼环境卫生示范点，树立先进榜样，以点带面，带动妇女转变生活方式，营造健康环境。

家庭保健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R4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62（2016）06（b）-0137-02

北京市卫生局的《2012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1年北京市糖尿病的知晓率为62.6%，治疗率为59.4%，控制率为23.9%。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并且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还不是很高，只有24.7%，（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48%，北京市为10.7%）其中对于慢性病预防和日常保健的素养较低。Armour等的研究表明有家庭成员参与的干预措施有助于改善1型糖尿病的代谢控制[1]，Diego等的研究则发现采用家庭干预可显著降低2型糖尿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家庭保健员在社区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地位受到了重视[2]。中医家庭保健员的培训已作为北京市政府主抓的惠民工程之一[3]。中医药在治疗“消中消渴”中，详细记录有制备药茶的方式，这种代茶饮可使药物持久而缓和的起作用，对于慢性病症有较理想的疗效和作用[18]。还有研究显示，中药代茶饮联合穴位疗法明显改善血糖情况。培养中医家庭保健员既可以在培训中密切医患关系，提高相互信任度，又可使指导员成为社区健康管理中的好帮手。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拨子社区卫生服务站在2014年10月―2015年10月对辖区内2型糖尿病患者给予了家庭保健员培训的干预管理，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患者资料 2014年10月―2015年10月，从回龙观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二拨子社区站各招募50名2型糖尿病患者，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需按“一户一人”方式推荐1名家人或照顾者作为中医家庭保健员。所有病人人数100名，均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成对照与观察组，各组均为50例。其中对照组男21例，女29例，平均年龄（59.51±11.21）岁，观察组男26人，女24人，平均年龄（60.25±7.71）岁。同时具备以下5项条件者方可进入研究：①确诊为2型糖尿病（WHO 1999年糖尿病诊断标准）；②该试验开始前6月未参加过其他生活方式研究和2型糖尿病课题者；③30岁≤年龄≤75岁；④家属和照顾者生活在一起；⑤同意并合作者。有以下之一项者不入选：① 不能合作者；②合并严重心、脑、肝、肾、血液系统等并发症及精神病患者；③妊娠或哺乳妇女；④肢体功能障碍影响行为干预活动实施者。

1.1.2 中医家庭保健员资料 2014年10月―2015年10月，在观察组家庭中推荐一人为中医家庭保健员，人数为50人。同时具备以下5项条件者方可进入研究：①为观察组2型糖尿病患者的家属或照顾者，但本人不是2型糖尿病患者；② 至少最近一年与入组患者生活在一起，能为家庭成员进行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的指导；③30岁≤年龄≤75岁；④具有初中或以上文化；⑤ 既往未参加过类似的中医糖尿病知识培训，同意并合作者。排除标准如下：①语言交流、沟通障碍者；②最近一年不能和入组患者生活在一起者；③不能按时参加对中医家庭保健员的培训课程者；④接受中医糖尿病知识培训后，不向家中的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指导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干预组 药物常规治疗和慢病管理，加用中医家庭保健员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指导，包括饮食、运动、代茶饮和穴位按摩。对照组：药物常规治疗和慢病管理。疗程：1年药物常规治疗、慢病管理及中医健康指导内容均参照2013版《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1版《2型糖尿病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规范》及2013版《家庭保健员中医健康教育手册》。

1.2.2 中医家庭保健员培训内容和形式 主要内容包括：中医饮食调养、按摩保健、运动保健、糖尿病四季养生等知识和技能。培训形式主要有：健康教育讲课、小组讨论、饮食运动干预活动的示范、代茶饮的辨证分型及穴位按摩指导、观看中医养生视频录像等。

1.2.3 观察指标 空腹、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及中医糖尿病管理知识问卷调查：入组前及1年后进行问卷调查，评价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及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中医家庭保健员的中医糖尿病管理知识问卷调查：入组前及1年后进行问卷调查，评价中医家庭保健员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1.3 统计方法

应用SPSS（V2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所有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不同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用LSD检验法，方差不齐时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1年的不同干预手段，在糖尿病知识知晓率，空腹血糖水平，餐后2 h血糖水平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标中，观察组效果明显，P

3 讨论

由中医全科医生对中医家庭保健员进行统一的中医糖尿病管理培训，1次/月，连续6次，并定期与中医家庭保健员进行随访、沟通，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确保家庭保健员将糖尿病中医管理知识运用到家中的糖尿病患者。由中医全科医生制订干预组患者辩证施治的方案，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中医辨证分型推荐其适合的代茶饮和穴位按摩。中医家庭保健员对家中的糖尿病患者实施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宣教干预，干预时间为1年，由中医全科医师进行监督实施，定期指导。

通过对比患者培训前及培训后1年对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中医糖尿病管理知识掌握情况、糖尿病相关临床检查指标、各种新发并发症的情况等方面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医家庭保健员培训在社区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实施中医家庭保健员对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提高社区糖尿病患者的慢病管理效果，制定出适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家庭保健员进行糖尿病中医干预的模式，对中医家庭保健员参与慢病管理提供有益的探索，提高中医家庭保健员的健康教育和中医干预的技能，更好的发挥其在患者家庭中的慢病管理作用，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进行推广。

[参考文献]

[1] Armour TA， Norris SL， Jack L Jr， Zhang X， Fisher L. The effectiveness of family interventions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 systematic review[J].Diabet Med，2005，22：1295-7305.

家庭保健论文篇（8）

㈠总体目标：面向基层、面向大众、面向家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为传播重点，全面推进以“婚育文明、性别平等，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家庭幸福”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建设，为提高群众家庭生活质量、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力争到2015年末，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核心理念广泛传播，形成良好社会舆论氛围；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建设整体推进，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载体覆盖全县；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建设吸引力明显增强，诚信计生、和谐计生的氛围全面形成，在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中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㈡具体指标：以“婚育文明、性别平等，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家庭幸福”为总体要求，结合实际，设置若干子系统，对“新风尚·新家园”年度推进计划和总体目标实现作出综合评判。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大类26个子项目（具体指标见附表）。

二、主要任务

㈠宣传倡导工程。

1、广泛开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宣传倡导。加大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文化倡导和传播力度，增强人们的人口意识、人均观念和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思想共识。把人口理论教育纳入党校和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

2、大力传播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大力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及计划生育、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等知识，正确引导育龄群众的婚育行为。深入开展生育文明“十百千万”示范工程。到2015年末，育龄群众对计划生育、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生殖保健等基础知识的知晓率达到95%以上。

3、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家庭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建设。充分采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载体，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有效运用新闻媒体和现代网络传播等手段，与相关部门开展的社会活动相结合，开展社会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关注度。

4、构建立体宣传网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各乡镇要设有大型、醒目、美观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宣传牌。城渔两镇要在主要街道、交通要道、集贸市场等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和社区，设立宣传橱窗、标语牌、广告画、灯箱广告、电子显示屏。所有乡镇必须建设一条标准较高的国策街（或宣传长廊、漫画长廊、集中连片的宣传牌）。各乡镇对村级人口宣传文化资源要进行统一整合、统一配置、统一优化。村（居）全部建有人口文化大院和人口文化活动室。到2012年底以前，力争100%的村（居）建设高标准新型人口文化大院。继续强化党校、村（居）人口学校和计划生育服务站等宣传教育阵地履职能力；认真实施计生宣传精品入户工程，购置、制作发放反映婚育新风内容的图文并茂的声像宣传材料和实物宣传品。

㈡“幸福家园”示范工程。按照观念先进、行为自觉、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群众满意的总体要求，在生育文明“幸福家园”创建活动中，通过倡导文明婚育观念，树立文明服务理念，建立文明管理机制，规范文明生育行为，营造文明宣传环境，逐步实现生育观念文明、生育行为文明、生育制度文明、生育管理文明、生育服务文明、生育科技文明。力争到“十二五”期末，全县80%的乡镇（街道）、80%的村（居）达到生育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目标，全县30%农户达到生育文明示范户建设目标。

㈢“关爱女孩”工程。继续深入开展“关爱女孩”活动，维护女孩的合法权益，形成关爱女孩、尊重女性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建立由政府领导牵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机制，把“关爱女孩行动”纳入党委、政府重大事项督查范围,定期进行督查，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纳入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大“两非”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溺弃女婴、非法买卖及抱、送养婴儿等违法行为。不断完善关爱女孩利益导向机制，让女孩家庭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障,真正树立“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思想观念。全面实施千家女孩户安居和万名贫困家庭子女成才规划。加大“安居工程”实施力度，“十二五”期间全县每年为100户计划生育女孩家庭解决住房困难；借助实施“春蕾计划”、“希望工程”和城乡低保，协调解决万名贫困计生户生产、生活和子女上学等困难，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㈣“安康计划”拓展服务工程。实施生育文明知识宣传普及、避孕节育优质服务、生殖健康促进、优生促进、服务能力提升、优质服务示范创建等六大子工程。关注全员人口和关爱人的生命全过程，做好生育期、婴幼儿期、青春期、围经期、老年人服务及男性生殖健康服务。通过5年的努力，使育龄群众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知识得到基本普及，安全健康意识得以明显提高；避孕节育技术服务达到国家技术服务规范要求，以长效避孕节育措施为主的避孕方法得到全面落实，意外妊娠和人工终止妊娠明显减少；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全面落实；均等化服务稳步推进，流动育龄人员享受市民化服务；育龄群众生殖健康水平和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出生缺陷干预基本实现全覆盖，计划怀孕夫妇普遍享有科学规范的孕前优生指导服务，出生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人口计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优质服务机制不断完善；综合改革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显著进展。

㈤惠民工程。认真落实各项法定的优先优惠及奖励政策。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和“半边户”农村居民一方奖励扶助制度、推行计划生育贡献奖励制度，做好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困难救助等工作。要积极主动地应对人口老年化，关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城镇无业居民“独女”“双女”家庭的奖励优惠力度，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增强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不断完善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养老、医疗、就业、入学、生育等方面的保障制度。

㈥特色品牌工程。做好品牌建设规划，通过挖掘民俗资源，嫁接民族民间文化，改造传统生育文化，不断推陈出新，进一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生育文明品牌。要运用数字化、网络化、立体化的现代宣传手段，实施精品名牌工程。

三、工作要求

㈠深化认识，加强领导。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强化对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把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入党政线、部门线和人口计生部门线“三线”考核的重要内容。

㈡精心部署，明确目标。充分发挥各部门和社会团体的作用，明确部门分工，落实工作责任，系统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㈢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广泛宣传婚育新风进万家和新型家庭人口文化以及生育文化建设成果，力争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要不断总结新经验，发现新情况，实施新举措，加强检查督办，确保活动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四、部门职责

组织部：将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作为干部学习培训、远程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带动生育文明建设“三级联创”活动；高度重视县、乡、村人口计生队伍建设，保持乡、村人口计生工作队伍的稳定，确保村两委班子中有一名女性委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做好党员、干部违法生育的处理工作，在提拔任用干部，推荐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评选各类模范、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审核把关。

宣传部：负责指导全县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将人口理论学习纳入党委（组）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指导新闻媒体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性宣传报道工作；围绕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坚持开展“三下乡”活动；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统筹安排部署生育文明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景区、进家庭活动，营造有利于人口计生工作的舆论氛围。

工会：积极推动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发挥工会宣传教育、职工之家、文化阵地作用，倡导婚育新风，在职工中普及家庭人口文化。

共青团：把宣传婚育新风纳入共青团组织的相关活动，教育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实行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普及新型家庭人口文化。

妇联：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入妇联宣传工作计划，结合基层妇女工作，组织妇女积极参加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开展“关注妇女、抗击艾滋”行动和开展“双学双比”、“春蕾计划”、创建“文明家庭”、实施“巾帼扶贫计划”等各类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残联：建立残疾人服务体系。特别关注和支持计划生育家庭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计划生育家庭残疾儿童的免费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家庭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的适配，计划生育家庭残疾人就业能力建设和重度残疾人的托养服务建设。建立完善城乡低收入计划生育家庭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制度。

文明办：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指导家庭人口文化建设。把生育文明“幸福家园”创建活动纳入文明村、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户等创建内容，推动生育文明建设。

党校：把人口理论、人口形势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纳入党校的教学计划，作为学员和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在每学期安排一次人口计生培训课。积极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生育文明建设的课题研究，推进人口计生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教育局：把人口理论和青春期健康教育落实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之中，充分发挥教育阵地的示范作用，落实人口文化进校园活动。落实好农村独生女高考加分政策，完善中考独生子女优录政策。优先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入园、入学。

民政局：在发展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工作中，优先照顾和扶持实行计划生育并符合条件的家庭，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入社区建设内容。对农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子女无赡养能力的老年父母，按规定纳入农村社会扶助范围。村（居）民代表中女性代表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人社局：落实企业退休职工计生奖励政策，落实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计划生育奖励政策。优先照顾和扶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介绍安排劳动培训就业、劳务输出和再就业。

文旅局：以弘扬健康家庭人口文化为主题，组织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排演一批反映生育文明的小说、歌曲、小品、书法、绘画等作品。组织文艺团体、群艺馆（站）、文化馆（站）送戏下乡，并组织开展群众性文艺演出活动，为城乡群众提供免费公共文化服务；将文明的婚育新风融入景区的文化建设中，可编入景区文艺节目，让游客和市民在休闲娱乐中潜移默化接受人口文化的熏陶，树立科学进步的婚育观念。

卫生局：开展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妇幼保健和性别平等宣传教育、咨询与技术服务，做好预防出生缺陷、性病、艾滋病的宣传、干预和防治工作，查处和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全面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

计生局：协助党委宣传部门和精神文明建设部门，制定婚育新风进万家年度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指导家庭人口文化建设，落实活动项目，组织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咨询及技术服务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住建局：在县人口和计生局的指导下积极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户外大型公益性广告的制作、设置工作。在城镇主要街道及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设立人口与计划生育户外大型公益性广告，计划生育户外大型宣传广告不少于户外大型公益性广告总量的10%。在审批沿街灯箱广告设置时，不少于10%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社会公益性广告。

家庭保健论文篇（9）

全面贯彻党的十精神，紧紧围绕“十二五”创建标准和要求，从人口计生工作的角度，建立“家庭视角下的人口计生工作”理念，使每一项计生工作都能回应家庭发展的需要，实现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社会利益的统一。通过“七大引领行动”的实施，实现“七彩幸福家庭共度美好人生”目标，构建特色的“七大引领行动七彩幸福家庭”创建模式。

二、主要内容

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众和家庭的生殖健康需求，设计推出“七彩生活”套餐，着力打造人口文化建设行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人口素质提升行动、家庭发展帮扶行动、亲情关怀服务行动、感恩回报温情行动、家庭和谐推进行动等“七大引领行动”，实施“婚、孕、产、育、教、养、享”全程生命关怀。

（一）绿色摇篮（绿）——人口文化建设行动

发展目标：文化引领，传承先进。认真贯彻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倡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重点，以全面推进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建设为努力方向，以培育和创建“幸福家庭”为目标，努力实践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繁荣人口文化艺术，广泛开展群众性人口文化活动，优化夯实人口文化环境，加强人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5月份计划举办“幸福瞬间”摄影巡展，从基层发现和挖掘辖区美丽的幸福瞬间进行展示，感染辖区居民向好的生活状态。

（二）孕育希望（橙）——人口素质提升行动

发展目标：科学育儿，提升素质。延伸服务触角，对辖区所有新婚家庭实施全程跟踪服务，并相应做好记录。为他们提供免费孕前风险评估和优生检查，扎实做好全区“助您好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发动工作，紧贴受众需求，将重要工作内容与现代传媒新形式紧密结合，制作出注入动漫元素的孕前检查动漫宣传公益广告，努力营造一个全社会都关心、关注孕前优生工作的浓厚氛围。6月份计划举办“送你一份幸福——助您好孕”发放仪式，将设计制作的孕前检查动漫宣传公益广告宣传碟片作为新婚礼物赠送给新婚夫妇，并将涵盖避孕和孕育知识、人口计生政策、优生优育“幸福家庭手册”进行集中发放，同时提供各种个性化的咨询。7月份计划开办“我是幸福的，你是快乐的”孕产期知识大讲堂，通过生动的例子和问答互动的形式展开，将涉及孕产期生理心理、卫生保健、饮食、运动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广泛宣传，以提高准妈妈、准爸爸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利用区0—3岁早教基地和各分支机构，特邀早教专家对该辖区0—3岁婴幼儿家长及看护人进行专题讲座，通过生动的例子讲解科学育儿方法。对婴幼儿家庭分批次开展免费亲子体验活动，用理论加实践的方法，寓教于乐。促进孩子和家长的感情和沟通，开发孩子的智力，激发孩子的内在潜力，为孩子的成长打好坚实的基础，让整个家庭的幸福感同在起跑线上。

（三）笑迎花季（青）——家庭健康促进行动

发展目标：身心健康，成长成才。青春期教育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环节，以幸福家庭健康促进行动活动为契机，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健康人格教育模式。依托社区、校园、军营、企业和工地青春健康驿站，举办不同层次的研讨会、培训班。各社区在青春期学生中积极开展“快乐”服务，建立全区青少年健康人格咨询服务网络，开办健康人格大讲堂和网站，编制健康人格教育图书和宣传品，开展健康人格教育巡展，举办由专家和心理医生开展的健康人格教育为主题的知识讲座，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开展主题教育、“同伴教育”活动，办好学生沙龙、家长沙龙，帮助家长“当好父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促进品德与智力健康发展。通过“新家庭人口文化书屋”、“社区人口学校”传播生殖健康知识，通过“阳光心港”、“青春健康驿站”、“青少年假日俱乐部”等青春健康援助基地，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其正确认识和应对青春期心理变化。每逢寒暑假、双休日，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如走进托老所、福利院送服务、送慰问、送关爱，并积极开展绿色环保公益实践等活动，丰富青少年阅历，增强青少年奉献意识。5月份计划开展“我的青春我做主”——青春家园论坛（与团区委联合举办），组织开展青春健康倡议书、授牌（包括授旗）、关爱健康签名及“大声说出少年维特的烦恼”活动，引发各界人士高度重视青春健康教育，调动广大人群接受和学习青春健康教育知识的兴趣。开展关爱女孩行动10周年宣传活动，深化活动内容，挖掘典型，在全区开展寻找“最美自强女孩”活动，营造出全区关爱女孩的强势氛围。

（四）携手一生（黄）——家庭发展帮扶行动

发展目标：掌握本领，勤劳致富。主要面向独女户、双女户家庭和留守儿童家庭、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等，落实优先优惠政策，扶持广大群众致富；充分发挥人口文化活动中心、计生协会会员之家、“新家庭人口文化屋”等人口文化阵地优势，为家庭搭建培训、交流平台，引导广大群众不断自立、自强，培养自主创新、创业精神，努力提高致富本领；举办各类科技、技能、技术培训班，创办各类经济实体，举办致富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不断提高广大群众致富能力，发挥致富典型的传帮带作用。强大的的示范带动作用和计生家庭创业工程计划持续发挥着“热能效应”,为构建幸福家庭增光添彩。大力实施、精心部署计生家庭创业工程,将其作为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为民办实事工程的一项有效载体，为计生家庭敲开“致富门”。制定全区计生家庭创业工程实施方案，结合“一村一品”的农村产业发展特点,将种植、养殖、加工等作为发展的主要项目,全面做好项目培训、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坚持“扶持、服务、维权”的方针,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使各项计生创业致富项目蓬勃发展。8月份在全区开展“展示计生家庭发展成果分享幸福美好快乐生活”创建幸福家庭成果展示会。

（五）关爱相随（紫）——亲情关怀服务行动

发展目标：战胜困难，自强自立。针对特殊人群建立“政府牵头、政策覆盖，虚实结合、实体支撑，志愿参与、亲情关爱”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养老扶助保障服务体系，以硬措施作为强力支撑点，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多渠道筹措资金，切实解决特殊家庭生活保障。建立虚实结合的养老机构体系。提高特殊家庭的虚拟养老补助资金比例。积极支持社区养老，鼓励有条件的街道、社区、各类民营机构示范建立幸福寓所等特殊家庭实体养老机构。建立志愿救助帮扶体系，将计生特殊家庭救助关爱与志愿者文明创建相结合，大力实施亲情牵手、心理慰藉、包户服务、爱心联盟、兵儿子干闺女认领等活动，从经济扶助、精神慰藉、生活帮扶等方面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和人群给予关怀帮助。开展有针对性的帮助，提供人力支持和心理健康疏导；通过开展“一帮一”、“手拉手”等一系列活动，促进家庭在平等、真诚、宽容的基础上互帮互爱、和睦友善，使特殊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生活上有依靠、精神上得到慰藉，努力为其营造一个自信、坚强、乐观、奋斗的的良好环境。

（六）穿越美丽（蓝）——感恩回报温情行动

发展目标：身心愉悦，健康长寿。主要面向鳏寡孤独老人家庭、老年空巢家庭等，发挥人口计生宣传服务阵地作用，利用家庭人口文化活动中心等场所举办健康讲座，向育龄后期妇女讲授围绝经期生理知识和相关生殖保健知识，提高他们自我保健能力；关注更年期人群的生殖健康，针对当今社会更年期的提前来临导致的生理、心理等一系列变化，在更年期妇女中开展“健康”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科普知识，实施生理、心理卫生教育和更年期保健服务；开展“爱在金秋”、“俏夕阳”等多种帮老助老活动，为他们提供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等信息，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和指导。通过举办更年期保健知识讲座，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更年期保健知识，帮助更年期妇女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一特殊时期。举办“穿越美丽——晒晒你的美丽和幸福”中老年模特大赛，展示更年期的风采；通过建立健全空巢老人档案库，依托家庭保健一体化服务站实现网格化管理格局；撰写回忆录，总结交流提高，树立推广典型，表彰奖励先进。继续举办寻找“最美金婚老人”活动。9月份，在全区开展“2013年幸福家庭”和“新农村新家庭·幸福工程”颁奖礼。10月份组织开展情暖计生空巢家庭行动——构建“3+X”志愿服务成果汇报。

（七）美好人生（赤）——家庭和谐推进行动

发展目标：家庭幸福，助推梦想。抓住人口计生工作转型发展的机遇，努力探索幸福家庭创建的方法途径，密切关注家庭发展理论研究的动向，积极创新幸福家庭建设载体，将宣传教育、利益导向、性别平等、健康促进等各项人口计生工作都落脚在家庭，不仅注重应急和修补，更要重视预防和早期干预，不仅要为个体服务，还要强调家庭整体功能的提升，根据家庭发展阶段的主要需求，针对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的难点热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实践探索，在制度、机制、内容和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积极创新，力求形成一批富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经验和成果，打造出特色品牌活动，实现人口计生工作“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避孕节育、生殖健康服务向人的生命周期全程的公共服务和创建幸福家庭上转变。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使得“小家美丽梦想”的实现成为助推“中国梦”的凝聚力量，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三、活动要求

家庭保健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23-06

一、引言

保险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中国家庭对于保险的需求也从传统的保障型需求逐渐转向投资需求与保障需求兼顾考虑。人寿保险产品按照保障性和投资性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传统寿险只具有保障属性，投资寿险的保障性有所减弱，而衍生出了投资属性，两类寿险在保障性和投资性上的不同侧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潜在投保者的选择。近几年来，由于国家七次下调利率，寿险产品“利差损”问题严重，各寿险公司纷纷推出了以投资连接、万能和分红为代表的新型寿险产品，新型寿险产品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12年，分红寿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7859.05亿元，在寿险原保险总保费收入中占比为88.22%，已大大超过了传统型产品。从上述寿险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寿险消费的投资型导向日趋明显，险种属性的差异是否造成了寿险需求的结构性差异？各主要因素对两类寿险需求的影响有何异同？本文尝试从实证角度给出解释。为保险公司调整产品结构、选择目标客户。为监管部门有区别地制定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回顾文献，许多学者对寿险需求的分析可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理论上的讨论始于Yaari（1965），最早将寿命的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决策的最优化分析，对传统的确定性生命周期模型予以了修正，使用动态最优化模型研究了寿险需求。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寿险需求分析的理论框架，随着寿险产品的投资功能日益重要，家庭寿险需求和金融资产组合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Bemheim（1991）探讨了遗赠动机对寿险需求的显著性影响程度，并特别分析了商业寿险与社会保险项目之间的配合与替代关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的实证分析多从宏观数据出发，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国际比较、区域差距、金融发展等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寿险需求。例如Browne and Kim（1993）使用了19个国家1980年、1987年的寿险业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民收入、抚养率和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显著地促进了寿险需求，而通货膨胀、保险价格对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负。Li等（2007）利用1993-2000年30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人均收入、家庭规模、金融发展和寿险市场竞争状况会促进寿险需求，而社会保障影响为负。针对我国的宏观数据研究中，赵桂芹（2006）利用1997-2003年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讨论了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可支配收入、竞争程度因素对寿险保费收入的影响。除了宏观数据，陈之楚和刘晓敬（2004）使用1990-2001年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对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正，居民储蓄对寿险需求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朱铭来和房予铮（2008）强调从投资视角理解寿险需求，他们利用1997-2005年的省际面板和1999-2007年的全国月度数据。发现家庭保障对个人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为负，而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为正⑧。

回顾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着力分析寿险的保障功能，而从投资的角度对寿险需求的理解较少且多停留在宏观因素（如利率等）上，利用微观数据从家庭资产配置讨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的文章较少。随着中国家庭财富积累日益增多，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何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来检验个人寿险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动关系显得愈发重要。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我国居民寿险需求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2011年CHFS进行了首次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共涉及8438户家庭，涉及了微观家庭在2011年度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就业信息、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等信息。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进行了清理、分组、生成虚拟或分类变量、分组统计等处理，去除了异常值及空白值，最终得到8392个有效家庭样本。

2.变量选取

根据文献分析。我们在选择解释变量时主要从三个方面人手：

（1）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子女个数、老人个数、受访者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风险态度等。选择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是因为：己婚家庭成员可以互相提供保险，进而影响家庭的资产选择；根据生命周期假设理论可知，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的投资宗旨和目的有所不同，他们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考虑年龄因素；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从而更可能进行资产多样化投资；就业状况不同代表着潜在的背景风险也可能不同，被访者收入的稳定性可能对家庭寿险需求产生影响。

（2）家庭特征。按照Yaari（1965）不确定性生命周期理论，寿险为未成年期人口和老年期人口提供经济保障，所以可用0-18岁的未成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作解释变量，研究出于保障动机的寿险购买程度。养老保障需求应与老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死亡保障需求中的经济保障需求应与少年人口正相关。预计回归系数为正。此外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在中国有特殊性：上世纪80年代末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家庭消费习惯以及资产配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将按照子女个数将家庭细分为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考察不同家庭结构下子女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而背景风险会影响家庭决策，家庭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行为也不一样。我们将经过极端值处理的家庭净资产纳入来控制家庭的财富效应。

（3）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效应。一方面，个人寿险保单通常是家庭的一种长期投资，与股票（基金）投资和个人储蓄存款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万能险、投资险等寿险品种的日渐丰富，个人通过股市、金融理财、储蓄等理财方式增加的个人财富，也有可能用于寿险产品的购买，这种正向影响是资产的收入效应。因此我们纳入了是否参与股票市场。在家庭资产总量约束下，家庭住房所有权与其他资产存在“替代关系”，而没有房产的家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房产又可能与其他资产存在“互补关系”。

上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寿险的持有水平很低，家庭寿险总体持有比例只有7.96%，普通险持有比例4.86%，带有投资性质的寿险持有比例为3.23%。家庭平均收入52899元。健康状况较好，绝大多数都拥有自住房产权。考虑到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比如财富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年龄、是否参与股市等有相关关系，本文对各变量做了相关系数检验，没有发现严重的共线性存在。

三、实证分析

1.家庭寿险需求分析：投资还是保障

利用上述数据，我们首先讨论居民寿险需求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鉴于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本文所采用的Probit模型形式为：

人寿保险包括传统寿险和投资寿险两大类。前者只具有保障属性，后者的保障性有所减弱，但衍生出了投资属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我们将两类寿险产品分开，分别讨论投资需求和保障需求的影响因素。并区分城市和农村样本，分析结果见表2。

首先，家庭特征对寿险持有决策有显著影响。对比第1-9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寿险总体、保障型寿险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城镇家庭在户主43岁左右达到购买寿险的顶峰，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从表中来看，投资型寿险受年龄的影响曲线较保障型寿险受年龄的倒“U”型影响更平滑。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即保障型寿险更多的为购买者提供死亡保障和养老保障，因此受到年龄的影响更大。

黄毓慧、邓颖璐（2013）利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9年的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待抚养总人数对家庭寿险持有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因此，我们区分考虑子女及老人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不同影响。在表2第1列中我们区分了无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老人个数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显著，从数值上来看，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待赡养老人，购买寿险的可能性将增加8.87%。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有以“养儿防老”为代表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家中高龄父母的存在，基于为子女、老人留下一定资产的考虑，也为了减少主要劳动力死亡对子女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购买保险的概率。而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不尽相同。具体来看，相比于无子女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寿险的意愿显著提高11.2%。而多子女家庭较无子女家庭在购买寿险资产上的差异不明显。现实中超生家庭一般集中在农村或富裕家庭，前者首先购买力较低，后者较高，不同财富水平家庭金融资产购买力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回归系数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上述回归中，健康水平、教育程度对寿险总体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大多数实证研究是一致的。其中，健康状况对于传统寿险的影响显著为正。即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家庭会越多地购买寿险。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健康状况对于投资型寿险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人们在考虑投资型寿险时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型寿险的投资属性。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家庭对于寿险整体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1.4%，对于保障型寿险的需求较未婚家庭显著高出18.2%，而对投资型寿险的需求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14.4%，自我雇佣者的投资型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出25.5%，对传统型寿险的需求影响不显著。因为自我雇佣者收入的波动程度一般高于受雇佣者，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会激发人们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寿险需求。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家庭风险偏好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发现风险厌恶者对于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而风险偏好者家庭会显著的减少寿险需求。

从家庭资产配置角度来看。寿险被视为一种保险手段，作为低风险金融产品与股票形成互补关系，股市参与率越高，寿险需求越高。特别是对于投资型的寿险产品，若该家庭是股市参与者，其持有投资型寿险产品的可能性是传统型寿险产品的两倍。从结果上来看，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自有住房会显著抑制传统型寿险的需求，而对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出于对子女馈赠遗产的动机购买传统型保险产品留下死亡保障，而房价的不断攀升已经改变了居民家庭的财富结构，房产越来越多的作为遗产馈赠给子女，因此房屋持有对侧重死亡保障的传统型保险产品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庭财富是寿险购买的关键，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1-9列的结果中，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且对投资型寿险需求的影响要高于传统型寿险，说明家庭财富水平越高，闲置资金越多，出于避险和增值需要对寿险产品的需求越大。

2.家庭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

我国城乡居民寿险需求差异巨大，表3展示了我国居民个人商业保险的投保情况。人寿保险投保率在各项商业保险产品中最高，也只有5.44%，健康险其次，3.08%，商业保险城乡差异显著，城镇居民的投保率是农村居民的两倍以上。

我们在表2第2、3、5、6、8、9列分别给出了不同类型寿险需求的城乡差异回归结果，对比发现。无论传统型还是投资型寿险，无论城乡，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峰值年龄在50岁左右。晚于城市家庭。传统保障型寿险需求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从老人个数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老人个数对城镇居民寿险需求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农村居民的寿险持有决策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和商业养老模式还在健全过程中有关，目前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居民出于保障意识购买寿险产品以平滑退休后消费的意识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这点也从农村居民的传统型寿险及投资型寿险需求都弱于城市居民得以验证。

健康状况对于农村居民的寿险需求尤其是传统保障性寿险产品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市居民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要显著优于农村居民有关。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市居民，且差异在传统保障型寿险样本中更大。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婚姻状况对农村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较城市家庭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纽带关系比城市家庭更紧密。无论是传统型寿险亦或投资型寿险，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且农村居民受到该因素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

对于城镇居民家庭而言，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投资型寿险和股票市场参与的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传统保障型寿险。股市参与对于农村居民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更多地依赖家庭养老和家庭成员间互助，离金融产品较远，因此无论保险品种，影响都不显著。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城乡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镇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传统型寿险需求。

3.不同财富分布下的家庭寿险需求

接下来我们关心不同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差异。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除了财富水平最低和最高的家庭，年龄的倒“U”型影响仍然显著。家庭规模对不同财富水平家庭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同。首先，待抚养老人个数的正向影响显著，中产阶级家庭受到的影响要高于财富处于两极的家庭。其次，无论处于哪个财富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对于寿险的需求要显著高于无子女家庭，而多子女家庭的寿险需求只有在家庭财富处于整体的75%以上后才开始增多。这和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关，事实上多子女家庭多为农村家庭或城市富裕家庭。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子女越多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进而挤出了寿险需求。而财富家庭已经跨过了金融市场参与门槛，子女越多。家庭持有寿险平滑消费、寻求死亡养老投资保障的动机越强烈。也就是说家庭寿险需求和子女个数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但由于家庭财富水平的限制，这一关系只有在高净值的家庭才比较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对于各财富水平家庭的寿险需求影响为正，其中对中产阶层寿险需求的影响最大。婚姻状况对不同财富家庭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从工作状态来看，自我雇佣者的寿险需求较其他工作状态显著高。风险偏好者家庭寿险的需求显著少于风险中性者，而风险厌恶型对于家庭投资型寿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股市参与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对于高财富净值家庭，财富水平越高，股市参与率对寿险需求的正影响越大。而是否拥有自住房产权对于中产家庭的寿险需求的替代影响显著。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家庭财富水平超过平均水平后，家庭财富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且其影响显著小于其对于财富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的影响。所以家庭财富是形成寿险有效需求的前提。从功能上扮演着类似于“入场券”的角色。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