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论文篇（1）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 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4.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形体冲击的思考与启示

回顾西方建筑思潮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和启示：现代化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有很长的思想准备期，所以，源于传统文化的阻力特别顽强，就建筑来说，有些传统落后的建筑思想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妨碍着建筑的现代化。但建筑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目的地、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不能闭关自守，不能目空一切，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就是个沉重的教训。“西化”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消失，相反，世界建筑的潮流越来越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民族性”和“地方性”，外来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对待西方建筑文化，我们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但千万不能照搬照抄，对西方建筑不同的态度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外来的影响有的是无法选择的，而有的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西方建筑思潮中渗透着的创造精神与反叛精神，正是当代中国建筑所缺乏的，因而导致建筑师们盲目地模仿来代替创作，以平庸来代替创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创新，中国建筑需要创新来改变当代建筑艺术的颓势，才能使我国建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参考文献

[1] 顾馥保主编.中国现代建筑10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

近代建筑论文篇（2）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 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

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着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着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 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2、3、6为一类,属于中西“合璧”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这种风格仍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与前期的“全西方化”风格不同的是,一种急于摆脱西方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倾向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在建筑上的体现,就是在新建筑中运用“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浪潮。在这个从上至下一致赞同的浪潮中,建筑形象的政治作用、建筑传统形式作为“国粹”的象征作用被无限地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道轻器”的文化方针,在这里演变成了重“中国精神”轻建筑本身的做法,对建筑自身发展规律的关注被人们故意漠视了。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建筑十分繁荣。

4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近代建筑形体冲击的思考与启示

回顾西方建筑思潮对我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和启示:现代化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有很长的思想准备期,所以,源于传统文化的阻力特别顽强,就建筑来说,有些传统落后的建筑思想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妨碍着建筑的现代化。但建筑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目的地、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不能闭关自守,不能目空一切,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就是个沉重的教训。“西化”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消失,相反,世界建筑的潮流越来越强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民族性”和“地方性”,外来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对待西方建筑文化,我们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但千万不能照搬照抄,对西方建筑不同的态度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外来的影响有的是无法选择的,而有的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西方建筑思潮中渗透着的创造精神与反叛精神,正是当代中国建筑所缺乏的,因而导致建筑师们盲目地模仿来代替创作,以平庸来代替创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创新,中国建筑需要创新来改变当代建筑艺术的颓势,才能使我国建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参考资料:

顾馥保主编.中国现代建筑10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

杨嵩林,张复合,村松申,井上直美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重庆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徐飞鹏,张复合,村松申,崛内正昭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上海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近代建筑论文篇（3）

笔者通过对陕北地方史志的梳理总结，初步核查了陕北地区清末民国时期教堂的数量和位置，统计出清末至民国时期陕北23县中有19县有教堂，其中天主教堂68座，基督新教教堂18座。，在陕北地区分布较广泛的主要是天主教，其次是基督'新教，地方史志内均无东正教的传教记载。天主教进人陕北地区后，首先集中在陕北的北部靠近蒙古一带的靖边、定边，建成的教堂共计35座，全部分布在乡村，形成一级区域；在陕北的靠近晋中的怀远、榆林、绥德、葭县，教堂共17座，其中11个位于乡村，4个位于集镇，2个位于县城，以乡村为主，镇及县为辅，形成二级区域；另外分布在陕北地区的榆林、中部县、延长县、安定县、鄺州、洛川，教堂共12座，其中5个位于乡村，5个位于县城，2个位于集镇，以乡村及县城为主、集镇为辅，形成了三级区域；其余分布在陕北的肤施县、延川、安塞、宜君县。教堂共4座，2个位于县城，2个位于集镇，以县城及集镇为主，乡村没有分布，形成四级区域。陕北天主教堂景观分布呈现北部边缘区向传统宗教集聚的中南部区域扩展趋势，由此归纳出天主教在陕北的传播空间特征为“边缘——中心型"’在总体分布上以村和集镇为主，早期由乡村起源?,随着教会势力及教徒规模的发展，逐渐向城镇扩散，这与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新教的宗教历史渊源久远是相关的。基督新教在近代进人陕北地区后，首先集中在陕北的榆林及宜川县，9座均分布在县城；其次分布在陕北的绥德县、怀远县、中部县、府谷县、米脂县、清涧县共9座，6个位于县城，3个位于集镇，以县城为主集镇为辅分布。陕北基督新教教堂集中在传统宗教的核心区域，由此归纳出基督新教在陕北的传播空间特征为“中心型”，在总体分布上，以镇和县为主，在发展分布上形成了直接在县和集镇之间“跳跃式”的演进方式。

(二）基督宗教文化的扩散

陕西是我国东西部过渡地区的省域，陕北长久形成了粗矿敦厚中又见细腻生动的陕北文化。陕北民’间传统的，经过了其区域过渡融合特征的长期沉淀，近代时期主要集中在陕北的中南部地区，民间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天地神灵崇拜状况。③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在清末民初进人陕北地区后，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碰撞，为了避免信仰冲突，基督宗教首先选择陕北的北部与内蒙古、山西相邻省的交界地区。清末民初，陕北的北部地区相对陕北中南部地区生产力低下，传统意识较薄弱，基督宗教教会通过购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方式发展教民’在生存与信仰之间，百姓选择加人基督宗教，使得北部地区教民迅速增加。随着基督宗教在陕北的发展及扩散，逐步传播到中南部地区，由于该地区是传统的核心区域，因此教民发展缓慢，教堂数量较少，这与表1和表2的统计数据相符。陕北地区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之间显现出“多交错，少重叠”的扩散分布特征。

二、教堂的建筑特征

民国后期由于社会动荡，陕北的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受到严重的破坏。据陕西省档案馆民国二十五年的档案以及当时陕北地区各府呈报的教堂调査表?数据，在民国二十五年基督宗教堂仅存15座，其中天主教堂8座，基督新教教堂7座。在作者数次对陕北区域的实地调研中，近代时期建造的陕北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目前仅存5座，而其余的近代时期教堂已经不复存在。现存的陕北近代时期的教堂，从建筑群选址布局看，呈现出沿山体及河道走势布局，符合当地窑洞建筑依山就势的原则，教堂朝向基本坐北朝南，据教堂在整个建筑群置不同，分为教堂位于建筑群中轴线，如佳县谭家坪教堂；教堂位于建筑群一侧，如延安桥儿沟教堂。从营造结构看，教堂建筑以砖石拱结构为主，砖木梁柱结构为辅，拱结构又分为两种：其中一种采用了西式的梁柱拱券结构，另一种采用了地域特色的窑洞拱形结构，两种结构相比，相同之处在于均采用了拱形曲线型结构，不同之处在于西式梁柱拱券结构较窑洞拱形结构，营造的内部空间更幽深多变。陕北延安桥儿沟教堂和甘谷驿教堂采用了西式梁柱砖石拱券结构，佳县谭家坪教堂则采用了地域特色的石拱窑结构，榆林基督新教老教堂为砖木梁柱结构。在建筑风格上，现存的陕北近代教堂有罗马风式、哥特式、中西结合式三种。的延安桥儿沟教堂为罗马式风格所示的甘谷驿教堂和图所示的原榆林天主教堂为哥特式风格，的榆林基督新教老教堂和的佳县谭家坪教堂为中西结合式风格。教堂建筑采用罗马风式或哥特式显示出了西式教堂的建筑风格，表明西方建筑手法在陕北基督宗教建筑景观上存在的烙印。陕北基督宗教教堂的建筑材料以当地石材和青砖为主，这些当地的材料形成了土黄色及青灰色为主的建筑色彩，这两种色调与当地窑洞建筑的基调一致，构成了陕北基督宗教建筑的基调特色。

三、教堂的艺术特征

(—)宗教仪式

宗教活动通过宗教仪式增强神圣意象，进人宗教境界。宗教仪式中采用空间、音乐等手法营造神圣气氛，祭坛和唱诗班成为最直接的营造方式。祭坛是基督宗教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空间，7JC平标高一般高于地平面，屋顶最好为圆形，象征“天”’祭坛供奉基督教信物及神像，表达对上帝的敬意。在祭坛设置上，延安桥儿沟教堂的中厅北端为祭坛’高出室内地平1米，两侧设台阶。祭坛上方覆盖着拱形屋顶，祭坛的墙壁有壁柱及内凹的圣龛，可放置圣像。延安甘谷驿教堂的中厅北端为半圆形祭坛，覆盖着圆形穹顶’弧形祭坛墙面有6个尖券高窗’使圣坛光线明亮。处理唱诗班是表达基督宗教音乐的重要形式，唱诗班的设置强化了教堂的神秘效果。延安桥儿沟教堂的唱诗班位于南端入口的二层柱廊’柱廊高4.46米’柱廊下有四个六边形柱子支撑。置身教堂大厅时’高处传来的声音与突出的祭坛浑然融为一体，灵肉在此升华为宗教精神，使建筑空间和宗教行为完美统一。

近代建筑论文篇（4）

1 国内近代建筑的研究历史和趋向

我国的近代建筑数量繁多，分布地区广，建筑风格多样，是一笔丰厚的文化与建筑遗产。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保护的探索阶段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至今沿海城市和一些发达内陆地区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代建筑的研究在发展现代建筑的过程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中国关于近代的研究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先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年）一书里，梁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相对应的历史阶段称之为“近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真正开始近代史的研究。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建筑学者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较具规模的近代建筑的研究开始起步。由中国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稿（图1）和参考图集。到了1985年8月，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随后几十年里先后在多个城市成功举行了12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12本论文集，并且对多个地区的近代建筑做了详细调查。为更好地从事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国建筑学会于1997年决议在建筑史学分会下设“中国近代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国对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进一步关注。这期间国内关于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的理论文献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校研究成果中，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个地区的近代建筑的发展，分期和实例作以介绍和概括。

2004年3月国家建设部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各地的情况颁布了有关近代建筑保护的相关条例。许多近代建筑的保护项目开始付诸实践，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日益受到重视。

2 河南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现状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建筑文化。近代受益于区位和交通枢纽的优势，一时繁荣兴旺，郑州、新乡、商丘、焦作等城市随之陆续崛起，建筑类型更加丰富。政治上出现袁世凯、冯玉祥等中国近代史上显要人物，这些都为河南近代城市发展添色增彩。河南虽然现存的近代建筑从质和量上与沿海开埠城市相比有所差异，但做为近代中国中部省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有其主要的价值。

河南近代建筑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是在1989年——1991年期间。确切的说，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是从1988年撰写《河南省志•建筑志》（图2）开始发展的，在当时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影响下，推动了各界研究河南近代建筑的热情。到了1989年河南省组成约200人的群众性建筑史志研究网络，成立河南省建筑史研究会，并出版了《河南建筑史志》（图3）[刘征远主编.河南近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7]。1990年8月，为贯彻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共同颁布的《关于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我省全面展开了近代建筑物和建筑活动的调研，通过登记、拍照、测绘，编写了简明实录。到了1992年，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和17个地市建委共同承编了《地区近代建筑史略》、《近代建筑选纪》初稿。

刘炎先生最早在“试论河南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迟缓之原因”一问中介绍了河南近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分析发展迟缓的原因，勾画出河南近代建筑史的概貌。清华大学苏海星在2007年对河南安阳洹上村旁的“袁林”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后，从雕刻、彩绘、材料、建筑等多个方面对袁林进行介绍和分析。而姜传高所著《鸡公山近代建筑史》(打印稿)囊括了鸡公山半个世纪的中西建筑活动及成果，是研究鸡公山近现代历史的基础资料。到了1995年由河南近代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河南近代建筑史》完成，整本书较系统的收录了河南近代建筑，并提供一些当时建筑活动的基本资料。

对于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许多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点滴积累近代建筑资料，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研而作了颇见功力的著述。湖南大学田惠娟的《河南开封地区近代公共建筑研究》论文中以开封近代城市发展为考虑的出发点，通过调查和收集历史资料，分析了开封近代建筑在近代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中建筑类型的发展和近代建筑风格上的演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范飞的《开封理事厅教堂研究》论文中对理事厅教堂做了详细的测绘，并从历史、技术、艺术、情感和景观五个方面来发掘理事厅教堂的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张宏志的硕士论文又以河南大学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近代开封的城市转型、河南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校园规划以及单体建筑设计等方面做以总结。

从以上概括的国内领域研究成果可看出几十年来河南近代建筑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所需资料的源途径比较局限，实地的调查和口碑资料积累欠缺。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的后备力量也不足，年轻的研究者视野狭隘，知识结构单一，研究领域局限。由于我们基础理论的匮乏，不能清晰地分析研究对象，政府和普通民众对近代历史建筑缺乏判断，许多近代历史建筑的价值在得到科学评价之前就消失了。再次，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其研究状况严重不平衡。对区域的的研究发掘停留在“典型”层面上，全面性较匮乏，尤其对民居和公建类型的发展状况研究薄弱。最重要的是没有注重微观和宏观、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

近代建筑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TS958文献标识码： A

近代历史建筑对于城市来说，不单单是旅游景点，也不只是历史遗迹，而是应该发挥其作为建筑的初衷，融入到人民的生活之中，发挥近代建筑应有的文化性、实用性，成为当今社会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建筑的间断性研究

中国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从未发生过间断，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鸦片战争的枪炮，在近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影响，其中中国的建筑体系也因此发生了巨变，逐渐融入了西方的理念与技术，并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建筑体系，对于当今中国的建筑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虽然近代建筑对于中国建筑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近代建筑的研究一度中断。中断因素主要来源于政治方面，由于近代建筑多建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时期中，加之近代建筑中西结合的外观，使得一些人们不认同近代建筑属于中国建筑的范畴之内，因此研究工作一直中断至结束之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布的精神，使得中国对近代建筑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改观。主要精神为要正视以往已经发生的历史，对于近代遭受列强的历史，换个角度进行看待，明确吸收先进技术文化对于发展自身，免受外敌欺辱的重要作用，正视这段历史与爱国主义并不发生矛盾，积极吸收西方包括建筑在内的各项先进理论知识，拥有广大的胸襟，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气象，拒绝满清时期闭国锁国，夜郎自大的落后思想，防止近代屈辱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因此我国建筑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恢复了对中国近代建筑的系统性研究，并在几十年的研究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以往中国对于近代建筑研究工作的空白。

中国近代建筑本土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立

中国近代建筑被包括西方研究学者在内的部分中外相关研究人员，长期认定为是“欧洲中心论”的建筑体系，认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基础即为欧洲建筑，是欧洲近代殖民时期，广泛散播于世界的欧洲近代建筑体系之一，即为“舶来品”。但欧洲建筑传播至中国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异，从根本意义上讲，已经与欧洲本土的欧洲近代建筑有了很大差异。

其实“欧洲中心论”只是过于看重近代欧洲殖民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播，却忽略了传播之后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成长、转变。当欧洲建筑体系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的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势必要经历本土地域化的变异，而这一过程，正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过程，如果忽略此点，就自然会得出较为片面的错误观点。

看待中国近代建筑的地域文化特征必须以中国的建筑领域发展为出发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承认西方外来文化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影响的主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认识，西方近代建筑在中国大地上经过的地域本土化变异过程以及结果，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变化正是将外来文化消化于自身土壤的主要手段，也是使其得以在中国生存，获得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强势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互相影响的全新结合体。明确中国近代建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西洋建筑复制版，是经过了中国地域文化再创造的建筑形式，是有着中国文化特征的建筑体系。

近代建筑的现代再生

随着我国经济城市建设进程的逐步加快，越来越多新颖的现代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而随着城建事业进程的不断加快，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先通过对近代建筑的文化特质和意义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阐明分析，从中也可以了解到，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是当今社会城市建设中必须要做的工作。可近代建筑的区域之中，势必会降低土地使用率，与当今现代化城市建设事业中对土地的高利用要求背道而驰，这样就会带来诸多不便。

在近代建筑的保护以及利用的过程之中，往往会因为某些人为因素，由于利益趋势，使得这些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尤其是在加大城市化建设的今天，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主要就是由于人们对于近代历史的价值缺少足够的认识，所以使保护和利用工作不能得到很好的进展。因此可以将这些历史建筑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使人们在与近代建筑的沟通中，得到历史的感悟，增加亲近之感。例如沈阳在当代城建规划中，将时期的近代建筑，改建为多个社会基础设施机构，如沈阳中山广场的中国工商银行，就是原时期横滨正金银行沈阳支店，另外还有将原满铁奉天公所改建为沈阳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多个近代建筑再生创造工程。总之通过这种形式，将很多近代建筑赋予新的意义，使人们与近代历史建筑可以有更加自然亲密的对话，使其在当今社会中，继续发挥其作为鲜活建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真正实现近代建筑的现代再生。

结束语：

我国拥有着大量的近代历史建筑，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地变换着，它们作为曾经历史的见证，自然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将其作为历史古迹、文物标本的话，那将失去建筑本身的价值与生命，因此必须使这些近代建筑赋予全新的时代含义，让人们可以与之产生自然亲切的对话，进而使这些近代建筑可以在当今社会中获得全新的再生。

参考文献：

[1]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01)

[2]陈雳.历史・空间一亚欧历史建筑与城市漫步[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05).

近代建筑论文篇（6）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近代建筑论文篇（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青年科学基金“基于身体差异的城市女性公共空间研究——以苏州市为例”（51208329）；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12JDGC016）；“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楚超超（1978-），女，苏州科技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建筑史与建筑设计教学研究，（E-mail）。

摘要：为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学习并掌握近现代时期外国建筑的发展背景与主要脉络，从5个方面对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提出探索和提议，指出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应加强与社会背景、艺术史、古代建筑史的联系，注重史论与理论的平行教学，强调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逐渐建立自己的建筑观。

关键词：建筑史；教学；建筑观

中图分类号：TU-0；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3-0106-03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是建筑学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建筑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相对于外国古代建筑史，该课程具有知识点琐碎、理论流派繁多、信息量大等特点。随着图文资料的增加与网络信息的传递，学生能够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国外最新的建筑动态，他们对新建筑思潮的敏感度与接受力超过了部分教师。然而，大部分学生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比较片段化、图像化，对一些建筑现象或思潮缺乏必要而系统的认识，这些图像与知识在学生的头脑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他们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图像或流派的层面上，对其相关背景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建筑观[1]。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建筑史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外文原著和译著的出版，我们逐渐了解和接触到更多史学家与理论学者理解建筑的方式。学生素质的提升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史教学中，首先，不仅要使学生明确建筑概念，了解建筑现象与背景，还要拓展社会人文等相关知识，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建筑现象；其次，强调对建筑师或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引入建筑理论学者的分析方法，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最后，通过对建筑大师观点的学习，引导学生建立时代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并逐渐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建筑观点。

一、注重与社会背景的联系

外国近现展与其社会背景的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近现代（modern）”的划分也正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分界点。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国，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城市的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大发展。工业革命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为现代建筑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与变革。在启蒙运动“重理性”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建筑领域19世纪出现了功能理性主义与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从劳吉埃长老（Mare-Antoine Laugier）到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和肖阿西（Auguste Choisy），他们的建筑思想成为经典现代建筑思想中功能理性、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先声。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社会背景的变化对建筑学的影响，并以此解释现代建筑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使学生能够打破单纯建筑现象的束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建筑的发展。

二、注重与艺术史的联系

传统的外国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史本身的专门性，旨在发现建筑史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外国建筑史教学应更加关注其与艺术史的联系，增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建筑史中，建筑一开始就与艺术密不可分。他们最初将建筑、绘画和雕塑三门艺术归于“美的艺术”。这种观点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就已形成，后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学者的肯定并传承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三门艺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造型艺术观念[2]。

而现代建筑是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创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成立的德国包豪斯学校，所聘请的都是如康定斯基、纳吉等当时西方绘画、雕刻和工艺设计领域叱咤风云的先锋艺术家。他们的思想对包豪斯的早期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所开设的基础课也为包豪斯设计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此外，勒·柯布西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学教育，学美术出身，并且在以后的建筑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绘画创作，并以此作为建筑灵感的源泉[3]。

三、注重与古代建筑史的联系

相对于19世纪末之前的外国古代建筑，学生们对多变、新奇、创新的近现代建筑更感兴趣。但在近现代建筑史的教学中，绝不能与古代建筑史隔离，在某些层面二者有清晰而复杂的联系。如：许多学生常常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部雷的“纸上建筑”所震撼。实际上，部雷与列杜的建筑深受18世纪意大利建筑理论学者皮拉内西的雕版画影响。而皮拉内西对古罗马建筑废墟的描绘与再创作对部雷等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古罗马精髓及“宏伟壮丽的”建筑在18世纪再一次呈现在建筑史上。尤其在“后现代”时期的教学中，许多古代建筑史上的案例会多次出现在后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如矶崎新的“筑波广场”与米开朗琪罗的“卡比多广场”之间的关联；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反复使用的“拱心石（Keystone）”，在这种知识点的联系与相互比较中，学生既能重新回顾古代建筑史的知识点，又能增强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兴趣。

四、注重历史与理论的平行教学

传统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的线性发展，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也有一条明确的线索，比如现代建筑的开端设定在威廉·莫里斯和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之后经历了“新艺术”、现代主义的演进，在建筑四大师手中得到最大发展，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元化思潮集中体现了现代运动的成果，这种更替形式的论述在许多建筑史的参考书中都有表述。这种线性发展的观点来自佩夫斯纳（Nikolaus Berhard Leon Pevsner），许多教材与参考书都采用了这种建筑史线性发展的方式。与佩夫斯纳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吉迪翁（Sigried Giedion）和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但是这种线性历史观的研究方式在二战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把现代建筑的发展放在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待，从社会学、政治经济、人文进步等方面入手，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多元化的理论形式。其中，包括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列奥纳多·本涅沃罗（Leonardo Benevolo）、美国的科林·罗（Colin Rowe）等[4]几位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对建筑史论多样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建筑史的讲解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建筑现象的描述、建筑流派的比较等，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各种建筑史方法论，多元地解释建筑史，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必要的学者，并推荐学生在课后阅读相关著作。如赛维的《建筑的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塔夫里的《建筑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和《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本涅沃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以多元的视角看待并批判现代建筑，建立富有批判性的建筑观。

五、注重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

密斯是现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密斯及其作品是必须讲解的内容。巴塞罗那展馆在现代建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其自由平面、流动空间及水平与垂直的板片元素的运用，但不去了解这座建筑的真实结构，包括隐藏在板片式墙体中的轻钢支撑，就不能理解密斯如何创造了空间的流动性和无限性，如何创造了墙体与柱在彼此分离中对话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将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结合讲解，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巴塞罗那展馆的精髓所在[5]。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熟悉某些作品取得的成果，而且要关注经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成因。可见，外国建筑史不应该仅是建筑风格形式的演变史。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曾指出，加强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正是超越风格演变史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其目的是避免学生将建筑简单地等同于风格和形式。

讲解好建筑史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既要求教师讲得好，又要求学生积极配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外国建筑史相关内容，布置课后作业非常必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推荐的参考书籍，挑选自己喜爱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分析其思想或作品的成因，以图纸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通过收集整理资料、阅读文献到完成作业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观点，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变化。

目前，学生对设计的兴趣远大于对历史的兴趣。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完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努力在丰富教学形式、完善教学内容等方面作尝试和探索，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观历史课程在设计学科中的尴尬地位。

参考文献：

[1]吕舟.关于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5（2）：50-53.

[2]陈平.建筑史写作中的几个问题[J].新美术，2006，27（1）：98-108.

[3]陈平.美术史与建筑史[J].读书，2010（3）：157-161.

[4]王受之.现代建筑史线性研究的批判[J].美术学报，2009（3）：62-65.

[5]王骏阳.从密斯的巴塞罗那馆看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与西建史教学的关系[J].建筑师，2008，131（2）：50-54.

Experience and exploration on teaching of foreign modern architecture history

CHU Chaochao

近代建筑论文篇（8）

abstract：As a symbol ，building colour express the style of architecture directly.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and the look of our cities. And then,it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a region.

This article try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diversified color of near modern architectural of Tianjin，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Then giving Initial strategy on the color protection of near modern architectural g in Tianjin .

Key words:THE HISTORIC BUILDINGS、Color characteristics、Color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1，关于建筑色彩的研究。

城市建设的永恒目标是追求一座城市、一幢建筑的特色，其中建筑色彩带给人们的艺术感是首要的要素。城市中不论是一些标志性的公共建筑还是具有代表性的社区住宅都应具有地方特色，协调一致，合理搭配。总而言之，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经济繁荣的表象，更应是人类闻名与进步的艺术代言人。

国外对建筑色彩的研究主要是从城市这个概念出发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关注城市色彩问题并将其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是在60年代初。到了70年代后才开始对建筑单体的色彩进行研究和实践。进入90年代后，才扩展到环保、多元、人性化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建筑单体色彩。日本京都自1972年起就以本地古建的色彩为挤掉，对城市建筑的色彩做了规定；在英国伦敦，人们对著名的泰晤士河两建筑进行了色彩的规划；意大利以传统建筑色彩基调为基础为整个城市建筑色彩进行了规划，以保护富有特色的城市环境。

具体实践有：美国设计师珍妮科帕茨在《三围空间的色彩设计》中，探讨了色彩的三维感知理论及应用，并首次，结合建筑材料探索了色彩研究对于历史建筑保存、恢复及整修的策略。英国色彩规划专家兰卡斯特进一步提出了“色彩景观”的概念，即“即将建筑色彩看作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因素来研究，如何使其所承载的重要历史、文化和美学信息在人文环境的保护和发展以及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中发挥作用”。日本吉田真悟2011年出版的《环境色彩设计技法―街区色彩营造》中对街区和建筑色彩的设计的研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在国内对于历史建筑的色彩进行研究的成果却相对较少，其中重要的有：学着杨春风对北京古城的建筑色彩进行了调查研究。她从面积对比、明度对比、色相对比、彩度对比、补色对比、冷暖色调对比等方面分析了北京古城建筑色彩的特点。具有相当高的科学参考价值。

高履泰等学者运用专业仪器设备对故宫古建筑群各构件的色彩数据进行测定并作了定量化研究。另外，他还围绕建筑色卡的使用，对住宅建筑色彩设计、建筑环境色彩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为今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数据资料。

天津大学陈学文等学者认为传统的依赖直觉惊醒判断的手法，不利于建筑色彩设计的准确性，应在研究中将复杂的色彩关系量化等措施采用科学的态度来处理。

2，历史建筑色彩

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条件影响下，各个地域的建筑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建筑成为地域文化最有力的承载者之一。而建筑色彩则是一个地狱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最直接的反映者。如：北京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红色柱子、宫墙，与周围居民的青瓦灰砖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也是全城色彩的主导；江南地区的粉墙黛瓦，融入到了周围山水中形成的色彩体现了江南建筑的秀丽淡雅。

3，天津历史建筑

3.1天津的历史建筑

天津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与其他名城一样，有着久远而深厚的历史，并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天津拥有形式多样的历史风貌建筑。2005年《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中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地方专门立法。条例中划分了6个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五大道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一宫花园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解放北路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劝业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古文化街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中心公园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这些风貌建筑不仅饱含着天津的人文历史，而且凝缩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篇章。同时也是丰富的建筑色彩资源库。

天津建筑色彩处处彰显着地域文化特征。天津为保卫都城而设,其传统建筑型制、风格受北京影响较大,天津属典型北方城市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降雨集中。建筑选用中高明度,中低彩度暖色调,使天津市冬季亮丽起来,并满足人们趋暖性心理需求;在雨季既利于辨识,又不过于强烈,形成含蓄的色彩印象。

此外,天津有明清以来体现儒家文化的文庙、佛教文化的大悲院、道教文化的玉皇阁、妈祖文化的天后宫、伊斯兰文化的清真大寺以及天主教文化特色的望海楼、老西开教堂,这些建筑色彩勾画出天津历史民俗文化的清晰面目。

3.2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

《天津文化通览》把天津文化概括为包容、吸收的特征，多元化的构成和与时俱进的品味。天津历经600多年的建城史和近代租界的城市规划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建筑。这些建筑反映并代表着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市中心区域逐步形成了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风格等在内的浓郁的一过风情及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天津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中西交融的城市文化，原各国租界建筑体现了个国家的建筑色彩习俗。如：意租界内的建筑多为清水红砖配以水泥檐口与墙裙。

最近，天津市有关部门也正在酝酿天津城市色彩规划项目。6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究竟应该以什么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此外，随着时间的更迭和变迁，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色彩在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破坏，采取有效的建筑色彩保护和修复措施已经显得非常迫切与重要。

4，关于天津近现代历史风貌建筑色彩的研究策略

我国建筑色彩的研究仅有哈尔滨、武汉、南京、杭州等少数大城市从城市历史色彩的地域特征出发研究色彩定位、主色调确定等方面做了研究，并且将城市色彩以各种导则或法规的形式颁布。

杭州市城市色彩规划方案

为了，详细的了解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色彩，提出、建立和整理出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科学的近代历史天津历史建筑的色彩资源参考系。为天津近现代建筑的色彩保护和新兴建筑的建筑外部和城市色彩设计提供色彩资源库和色彩的参考。并且通过系统和对比分析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色彩特征，提出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和修复策略。

4.1实地调查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

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实地调查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色彩及其构成现状，进行现场勘测与测量、色彩统计。对于一些搜集相关资料困难的例子，采取搜寻地方志、摄影、访谈、绘图等方式搜集建筑色彩的相关资料。

4.2历史文献的研究

大量阅读与整理文献资料，运用这一课题的相关理论，包括历史建筑、色彩地理学、色彩学、文化地理学等。根据研究对象，寻找相关支持论点的各个学科中的相关原理。得出历史建筑的最佳修复策略。深入探究历史建筑色彩的渊源，如，初始色相、色彩的材料及色彩的制作和调制工艺这些能够为复原和修整历史建筑色彩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4.3建筑色彩的分析整理

首先，一个系统的组成，并不是由其各个要素的简单堆砌，而是以一定的规律、秩序或计划有机联系起来的整体。历史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色彩也是由建筑的不同部位的色彩要素而构成的色彩系统。因此，必须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搜集到的色彩数据整体为根据整体地地、系统地分析天津建筑的色彩。

但是，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确定多元的历史建筑的归属区域与其他历史建筑归属区域的色彩特征，在发现差异的同时，也才能更加深刻和准确地把握和概括各种历史建筑的色彩特征。

5，天津近现代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原则及策略

5.1色彩保护的原则

5.1.1协调性原则

在修复的过程中要保证天津近现代保护建筑的整体色彩基调与天津市的的小协调；保护建筑的装饰色要与其相应的单体建筑和相应的区域相协调。

5.1.2材料的优化使用原则

为了延续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应参考历史文献或者实地调查，尽量保持近现代保护建筑的原有色调；尽量科学的研究并在保护过程中，使用保护建筑的初始色彩材料的制作和调制工序；尽可能的使用本地材料。

5.1.3科学性原则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历史建筑色彩修复的手段也是不断的在提高。从常用的人工色彩修复、色彩定量化、到新兴的计算机虚拟色彩修复方法。不论使用哪种修复方法都应坚持科学性的原则，确保修复后的建筑能够显示其历史的传承性。

6，历史建筑色彩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管各大城市对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行动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从现有的建筑色彩理论和实践成果来看，现有的理论大部分仍然是从城市这一宏观层面开展的，针对历史建筑色彩的理论专著和实践报告实属不多，有待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到了当代，很多历史建筑物的色彩已面目全非，或者因缺乏相关的、科学的、准确的数据为参考，而采取了错误的修复方式。很多实物修复的案例表明，用现代的材料、现代的工艺完成的修复其色彩的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7，结语

做好天津历史风貌建筑色彩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政府更好以历史建筑色彩为基调进行城市色彩的规划和还原历史建筑的历史风貌，充分尊重天津当地的地域文脉、历史、文化，使其在城市色彩规划管理和知道下，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城市发展之路。

8,参考文献

[1] 珍妮・科帕茨 《三维空间的色彩设计》 周智勇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43一5

[2] 宋建明 《色彩设计在法国》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03-04

[3] 孙旭阳 《基于地域性的城市色彩规划研究》 [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2008-05-01

[4] 李允稣 《华夏意匠》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02-09

近代建筑论文篇（9）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近代建筑论文篇（10）

1、菲利普历史主义观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建筑正处于“现代主义”的进程中，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建筑理念、建筑形态和建筑风格。在这一时期众多的建筑风格运动中，密斯·凡·德·罗是现代建筑运动中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改革先驱和国际主义风格的奠基人之一。而菲利普·约翰逊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曾是密斯忠实的追随者，约翰逊在康涅狄克州纽坎南兴建的“玻璃住宅”，是使他声名大躁并极具典型的体现密斯精神——“少就是多”的成功案例。但当他与密斯合作设计1958年落成的西格拉姆大厦的时候，却开始走向另一种方向。

密斯的建筑哲学中，他强调的“少就是多”及继承的“建筑的统一性”、“结构的诚实性”的设计原则，这在当时主流的设计思想中是较为推崇的。而当约翰逊与密斯合作设计位于纽约总部加拿大酿酒企业西格拉姆大楼时，约翰逊开始对密斯过于统一、刻板的设计风格产生怀疑，厌恶过去高层办公楼这一“乏味的建筑类型”，他希望突破这个局限，发展建筑的丰富面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对现代主义的怀疑和否定，并确立自己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原则。这一时期的中期他的作品风格多变，是一条自己也在寻找和探索的道路，并希望在广博精深的历史中，吸取养分，来滋润现代主义建筑。在他提倡的“新古典主义”便反映了继承传统的态度，他认为古典的形式基本仅作为一种设计概念和气氛而加以撷取运用，而不是图式和构件的照搬。他还曾多次表示“我们不能不懂历史” 并强调指出：“历史是一种广阔的、有用的教养”，“要是我手边没有历史，我就不能进行设计。”[1]这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的近十余年里，约翰逊建造的摩天大楼中无一不能找出这种受历史先例影响的痕迹。建筑师迈耶曾对约翰逊做出这样的评价：“对建筑艺术的鉴赏力和历史观，以及敢于接受和彻底摒弃各种影响的勇气。”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约翰逊的本质。

2、近代民国建筑历史沿革与形成原因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土地的割让，使西方国家迅速在中国生根，在租界相继建立了欧式风格的使馆、洋行、银行和工厂以及教堂、学堂、医院。荟萃了古典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等主要建筑风格。民国时期（1911年-1949年）尤其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租界区建立了大批住宅、私人洋房和别墅。自此，西方建筑大量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上出现了空前的营造高峰，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国建筑。

2.1 近代民国建筑形成的原因

历史上中国建筑是其他国家欣赏和效仿的典范，但到了近代民国时期兴起的建筑无论是在形式或风格上几乎于大气候上移植外国建筑。究其原因，这主要由两大因素组成：

（1）外部因素——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国外建筑风格登入中国正是西方列强入侵，企图将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属一种文化侵略是西方侵略行径的一部分。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中国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都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雨果曾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也评价：“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议论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从这些外国学者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所持的态度。即认为西方的历史文化经历过巨大变革的优越性。

（2）内部因素——中国内部的腐败。内部因素则为中国自己的建筑体系没有在近代自主提升。这也与中国建筑历史的特殊性有关。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的建筑有小的变化，没有大的更新。如林徽因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所作的精辟总结：“中国建筑为东方独立系统，数千年来，继承演变，流布极广大的区域。虽然在思想及生活上，中国曾多次受外来异族的影响，发生多少变异，而中国建筑直至成熟繁衍的后代，竟仍然保存着它固有的结构方法及布置规模，始终没有失掉它的原始面目，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虽然中国传统建筑是古代能工巧匠对木结构的极致发挥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但因其始终没有大的演变，在近代建筑中便显现其负面效果。

3、历史主义观对民国建筑的影响：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在中国港口开埠以来，外国殖民者纷纷在中国的大陆上划定本国的租界势力范围。尔后由租界国内的建筑设计师或其它国家的西方建筑师承接修建早期的新建筑。这些建筑风格类型各异具有浓烈的其租界国特色，但又是西方现代建筑的集体表征。因租界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原因使临近租界范围的土地极为抢手，地价也水涨船高起来。在尔后修建其它的商业银行大厦、民居住宅等新建筑几乎皆由大富商，大官僚或海外华侨集资修建。在此之前外国建筑师已开始逐步转变，更加关注我国的建筑环境文化特色，“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

中国人很快吸收了西方新的建筑施工技术，接着又生产出许多自行研究的新型建筑材料。20世纪20年代，一批到国外学习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技术的年青学子已陆续归国。到民国时期，新建筑已经能由中国自己的建筑设计师承接兴建与外国在华建筑师分庭抗礼。早期，这批建筑师可能还只是停留在移植西方的建筑风格，但这批建筑师同时也通晓本国的传统文化及建筑特色，因此很快便能很好的融入了一些中国本土化的传统建筑特征，形成一些中西合璧的经典建筑。如范文照、赵深设计的铁道部等均以欧式建筑为体干，但在建筑上缀以中国特色构件。

因此历史的东西不完全只是腐朽与过时的沉积，它也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及古代能工巧匠的经验、摸索和智慧的总结。在纵观近代民国建筑的兴起与转变中，可以看出它透露着一种无形的“历史主义观”。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说“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4、尊重历史建筑未来

无论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到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迭起云涌或是中国近代民国建筑的发展来看，根植于各自本土的建筑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过程亦或是阶段，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对新风格前的传统建筑风格的完全否定，再而怀疑反思，最终提倡尊重历史来建筑我们的未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菲利普·约翰逊从事建筑事业的亲身经历中便反映着历史主义观对他的影响。同样，在中国的近代民国建筑亦是如此，从移植国外纯西式的建筑风格，进而内部吸收与再创造，发展中西合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特色的建筑，使中国建筑再次融入到世界建筑的发展潮流，也让国际的建筑风格符合中国的水土，使之本土化。他们都透露着建筑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根植于历史，历史是文化延续下来的结合点，是总结了许多代匠人的经验与智慧的精华，、抹杀、毁灭历史沉淀的东西便是割断了传统的文脉。

我们新时代的建筑必须要懂得如何尊重我们的历史，在开发与保护，历史与现代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使之相协调。陈丹青曾在访谈中也说过他在看哲学家萨伊德写的书中“innovate”是创新的拉丁文的原意，而它的原意并不是指创新，而是指返回和利用过去的资源，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回到过去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氛围，在这种返回的过程，你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你的智慧，你的表现力，这个叫做创新。现代建筑显示了设计意识的大胆性和突破性，在认真研究古代人类居住环境的基础上，已创造了一组梦幻般的空间构图组合的形式，为建筑形式的更加多样化提供了新的启发。

返回现今建筑遗产上的复兴，有些老建筑本身就带有特定的人文背景如工厂的厂房、烟囱，古门楼，牌坊，胡同，民居等，当这些建筑遗迹及所处土地被收购时，更应该把握“尊重历史，建筑未来”的原则去建构新的环境，因此开发不是一定要建立在对传统和历史的破坏上，历史与现代的矛盾性仅仅只是我们的认识问题。

结语

对历史的完全摒弃，是对文脉的一种毁灭。许多房屋不是单纯的物质用器，它们还负载着精神功能和文化意义。建筑学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它包含着人文内容和艺术创造的成分。中国现代建筑先天带有国际性，而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基，需要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努力把中国的文化精神灌注其中，使之本土化。[4]中国和西方虽是两个不同而又完整的系统，可无论是在西方或是中国的绘画史和建筑历程中，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艺术家对根植于传统文化的重视。西方古典绘画大师安格尔曾画《路易十三的宣誓》便是模仿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可见东西方的艺术大师都坚信：从传统资源中可以生长出自己新的艺术风格，很多被人称道的大师都是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寻找一种自我发展的道路。

在建筑中亦是如此，菲利普·约翰逊的历史主义观及其建筑历程，中国近代民国建筑的发展。普桑、大卫、安格尔效法古代，赵孟頫、董其昌临仿古代经典，他们都只是整个人类学习的传统，从传统中创新，这样的文化策略中的一个缩影。但背后却向我们显示着历史主义观的重大作用，告诫我们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12月

[2] 张钦哲，朱纯华.菲利浦·约翰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12月

[3] 吴焕加.外国现代建筑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