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论文篇（1）

第一，财政职能应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配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建立在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基础上，财政调控功能的选择是建立在纠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紧缩的联系：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财政，而财政则是政府职能借以存在、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进行财政调控功能的调整，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效运行创造必要条件。理论与实践都充分表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必须逐步完成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性变革：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二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到既不因市场存在固有缺陷，又不因国家宏观管理、宏观调控缺位而导致运行混乱。

第三，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是顺利进行改革的前提条件。其中，努力保持财政收支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关系；通过诸多财政政策的运用，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实现；通过改善财政收支结构，逐步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税制改革等途径，为各类企业和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社会的持续稳定与进步，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并结合20年的改革经济，“九五”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方面应加强以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规范财政收入，完善税收制度。首先，要清理体制外的财政性收入，将那些提供公共优效品的财政性收入转化为规费，把那些具有税收特性的收费转变为税收，彻底清除那些不合理的收费和乱集资现象。同时要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逐步将预算外资金分解合并，一部分纳入预算管理，一部分属于乱收费的逐步缩小直至取消。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彻底改变目前财政收入方面的混乱现象，使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位置。

其次，要改革所得税制度，使所得税逐步成为主体税种，按照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合并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实行统一所得税法，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区域性优惠，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税务处理方法，用统一，规范的税前列支项目和标准简化企业所得税制度；逐步建立起覆盖全部分收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再者，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合理开征新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要求，择机开征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社会保险税和利息所得税，并将一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化为税收，使税收真正成为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关系的基本形式。

最后，完善其他税种，例如降低关税税率，调整关税结构使我国的关税税负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使它们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和个人。

（二）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规范公共支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财政的主要职能转变成了调节经济，维护公共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财政支出也要逐步从经营单位退出，只是当这些经营单位的经营结果影响到了公共经济安全时，财政才予以政策性扶持。财政支出要公开，透明，在组织公共物品生产时要竞标，在采购公共物品时要引入竞争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要引进管理竞争模式。

规范公共支出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提高公民对决定公共支出的参与程度，一项公共项目的实行与否，其资金来源和如何使用，均得体现公民的共同需要的意志，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机制让公民参与决策，监督实施，以减少公共支出决策的失误，提高公共支出和服务的质量。

（三）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层次逐步完善分税制。用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原理进一步科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范围，是完善分税制的基础。

中央政府的事权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的社会事务，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各类行政机构和少数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国防、外交、中央行政机关和少数全国性科研、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支出，其所需要的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供给；二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社会事务，包括一些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统计、气象观测等公共福利事业，其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在具体项目中应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承担的支出数量和比例；三是中央负有间接责任，但应通过地方政府来具体实施的社会事务，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中央可以通过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提出具体的原则、标准或要求，由地方政府来实施。

结合税收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地方主体税种。比如，在以后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简并成财产税，并适当扩大税基，成为市县一级财政的稳定收入。逐步合理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限问题。由于各地区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别较大，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地方税收管理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挖掘税收潜力，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按照适应集中、合理分权的原则，逐步扩大省一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将一些区域性较强、不影响全局经济发展和分配格局的地方税种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各省。

在明

确事权，科学划分收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规范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基本作法应是先调增量后调存量，先小规模，后大范围。对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增加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核算的补助数量，控制税收返还增量的办法来调整，同时，要处理好一般补助与专项拨款的关系，逐步建立规范的专项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四）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根据政策机构统一、政事分开，服务社会化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城乡有别，普遍覆盖，个人账户与国家补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在城市首先建立省级统筹的统一的保障体系，再过一个时期执行全国统一标准。农村要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其保障标准和覆盖面。

（五）深化粮食体制改革，加强粮食基金的管理。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推行了“四分开，一完善”的粮食流通体制，形成了“两线运行”的机制。四分开是指（1）政企分开。（2）中央和地方职责分开。（3）实现储备与经营分开，完善粮食储备体系。（4）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

“两线运行”机制是指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两线运行”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划分业务范围，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2）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财务核算分开。（3）明确划分政策性业务单位和商业性经营单位。

1994年，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制度，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改革，保证了粮油价格的稳定，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稳定，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粮食系统的巨额亏损。这说明粮食改革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其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国家储备系统的有效调控。首先要加大粮食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使市场在粮食的生产和消费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粮价形成机制市场化；其次要粮食经营多元化，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的主动性，使粮食经营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最后，粮食调控有序化。国家建立独立的粮食储备系统，以调剂余缺，保证粮价的稳定和粮食的畅开供应。

（六）加强财政性资金的预算管理。一是从源头上控制预算外资金的增长，要进一步明确各种收费和基金的立项审批权限，清理和规范各种收费和基金，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二是抓好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基础工作，即财政专户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财政专户必须由综合部门集中统一开设和管理，不能分散和多头开户；三是继续建立健全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提高收支管理的科学性，收入足额上缴财政专户，支出按财政部规定的标准核拨。预算内外资金要通过单位财务收支计划具体体现出来，使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使用，切实提高单位收支管理水平。三是协调部门关系，共同搞好预算外资金管理。预算外资金比较分散，收入上缴专户与支出核拨的工作量大，需要得到银行、审计、计划、物价、监察等部门的支持，齐抓共管。四是搞好整章建制工作，推进预算外资金法制化管理进程，加大执法监督和处罚的权威性及有效性。五是加快“费改税”的进程。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收入，大部分单位是作为预算外资金或单位经营性收入进行管理，今后除保留少部分规费外，大部分预算外的收费应改为税收，纳入国家的预算内管理。

财政收支论文篇（2）

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公共财政与公有经济尤其是与国有经济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一方面要承担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满足不断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公共需要。这些特点表明，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与政府职能的转化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今后一定时期，国有经济将仍然是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从政府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财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存在。根据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货币发行、空间技术等；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如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直接生产，一种是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一般来讲，纯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产就必然依托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公共企业”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时，对象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所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三)政府在调节和干预经济时，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必然会进入一些垄断性行业。政府干预垄断性行业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限制这些行业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以保护市场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世界各国来看，有相当多的垄断性行业是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的。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规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财政收入来源中，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为33.95％，但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却占71.15％。在传统体制当中，国家的某些目标和职能需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有企业除了以利润和税收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外，还担负着充分就业及向职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因此，“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效率低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不仅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再加上税收监管的不力，预算外收入挤压预算内的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造成90年代以来，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财政压力的最终缓解有赖于多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进。同时，财政改革的推进即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财政职能的履行，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国企改革和财政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使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轻装上阵。其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能够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有企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带来了各种新的实践方式，使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降低了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国企改革的后顾之忧。总之，新型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将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开拓空间。

二、从公共财政收入角度看国企改革

1.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第三产业，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新型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摆脱那种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财税体系，改变国家财政收入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依赖。重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状况，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有关财税政策，提高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财政贡献率。

(1)发展非国有经济，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使国企改革遇到了极佳的机会。随着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给了国家财政新的支援。困扰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非国有企业以它惊人的包容能力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提高就业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宽财政税基。从财政收入来源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对工业这个国有企业密集分布的产业依赖性很大，约占50％。而信息、房地产、证券、金融、娱乐、中介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利润率高，但财政贡献率却很低。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新兴部门的财政贡献率，对减轻国有企业财政负担，拓宽财政税基、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业间税赋，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税赋较重，非国有企业税赋较轻，难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竞争，这样就扼杀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意义重大。此外，还应尽量减少针对非国有经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使没有获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费立税，减轻国有企业税外负担。国有企业除了预算内各项利税的上缴外，还要负担沉重的各项预算外非税收入，包括基金、收费和摊派等，形成了税费并重，甚至费税倒挂的现象。沉重的税外负担吞噬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企业的活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长期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了政府的监管和控制，扰乱了我国财政秩序。经过改革，规范、完善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将减轻国有企业沉重的财政负担。

3.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开征社会保险税，推进国企改革。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相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规模较小，涉及面较窄，没有起到将国民收入应有份额从社会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术上加以完善和加强征管，使其能够实现其调节社会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的职能。为了使国企改革到位，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开征社会保险税。这样，个人所得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收入不平，社会保险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福利水平，防止个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过分悬殊，为国企改革的深入进行创造稳定的环境，尽量减少国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

三、从公共财政支出角度看国企改革

1.财政从生产领域走出来，从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以国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方式，要求财政尊重和维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理财自，财政不再承担弥补企业亏损的责任，摆脱国有企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经营意识，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真正做到财政和企业分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还要求财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本经营由企业自主解决，财政将致力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侧重宏观调控。

2.增加对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为国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国防、公共卫生等的供给，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每一个企业正常所需生产经营的宏观环境。而科研、教育虽然不是纯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所以应该成为新型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中的侧重点。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查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使国有企业能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些都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3.增加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为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失业问题的解决。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新型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办再就业工程，开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尽量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失业职工尽快成为劳动力市场“空缺”的合适人选。

财政收支论文篇（3）

第一，财政职能应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配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建立在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基础上，财政调控功能的选择是建立在纠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紧缩的联系：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财政，而财政则是政府职能借以存在、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进行财政调控功能的调整，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效运行创造必要条件。理论与实践都充分表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必须逐步完成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性变革：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二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到既不因市场存在固有缺陷，又不因国家宏观管理、宏观调控缺位而导致运行混乱。

第三，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是顺利进行改革的前提条件。其中，努力保持财政收支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关系；通过诸多财政政策的运用，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实现；通过改善财政收支结构，逐步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税制改革等途径，为各类企业和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社会的持续稳定与进步，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并结合20年的改革经济，“九五”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方面应加强以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规范财政收入，完善税收制度。首先，要清理体制外的财政性收入，将那些提供公共优效品的财政性收入转化为规费，把那些具有税收特性的收费转变为税收，彻底清除那些不合理的收费和乱集资现象。同时要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逐步将预算外资金分解合并，一部分纳入预算管理，一部分属于乱收费的逐步缩小直至取消。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彻底改变目前财政收入方面的混乱现象，使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位置。

其次，要改革所得税制度，使所得税逐步成为主体税种，按照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合并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实行统一所得税法，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区域性优惠，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税务处理方法，用统一，规范的税前列支项目和标准简化企业所得税制度；逐步建立起覆盖全部分收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再者，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合理开征新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要求，择机开征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社会保险税和利息所得税，并将一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化为税收，使税收真正成为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关系的基本形式。

最后，完善其他税种，例如降低关税税率，调整关税结构使我国的关税税负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使它们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和个人。

（二）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规范公共支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财政的主要职能转变成了调节经济，维护公共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财政支出也要逐步从经营单位退出，只是当这些经营单位的经营结果影响到了公共经济安全时，财政才予以政策性扶持。财政支出要公开，透明，在组织公共物品生产时要竞标，在采购公共物品时要引入竞争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要引进管理竞争模式。

规范公共支出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提高公民对决定公共支出的参与程度，一项公共项目的实行与否，其资金来源和如何使用，均得体现公民的共同需要的意志，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机制让公民参与决策，监督实施，以减少公共支出决策的失误，提高公共支出和服务的质量。

（三）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层次逐步完善分税制。用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原理进一步科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范围，是完善分税制的基础。

中央政府的事权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的社会事务，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各类行政机构和少数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国防、外交、中央行政机关和少数全国性科研、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支出，其所需要的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供给；二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社会事务，包括一些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统计、气象观测等公共福利事业，其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在具体项目中应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承担的支出数量和比例；三是中央负有间接责任，但应通过地方政府来具体实施的社会事务，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中央可以通过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提出具体的原则、标准或要求，由地方政府来实施。

结合税收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地方主体税种。比如，在以后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简并成财产税，并适当扩大税基，成为市县一级财政的稳定收入。逐步合理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限问题。由于各地区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别较大，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地方税收管理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挖掘税收潜力，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按照适应集中、合理分权的原则，逐步扩大省一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将一些区域性较强、不影响全局经济发展和分配格局的地方税种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各省。

确事权，科学划分收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规范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基本作法应是先调增量后调存量，先小规模，后大范围。对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增加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核算的补助数量，控制税收返还增量的办法来调整，同时，要处理好一般补助与专项拨款的关系，逐步建立规范的专项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四）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根据政策机构统一、政事分开，服务社会化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城乡有别，普遍覆盖，个人账户与国家补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在城市首先建立省级统筹的统一的保障体系，再过一个时期执行全国统一标准。农村要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其保障标准和覆盖面。

（五）深化粮食体制改革，加强粮食基金的管理。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推行了“四分开，一完善”的粮食流通体制，形成了“两线运行”的机制。四分开是指（1）政企分开。（2）中央和地方职责分开。（3）实现储备与经营分开，完善粮食储备体系。（4）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

“两线运行”机制是指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两线运行”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划分业务范围，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2）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财务核算分开。（3）明确划分政策性业务单位和商业性经营单位。

1994年，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制度，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改革，保证了粮油价格的稳定，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稳定，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粮食系统的巨额亏损。这说明粮食改革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其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国家储备系统的有效调控。首先要加大粮食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使市场在粮食的生产和消费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粮价形成机制市场化；其次要粮食经营多元化，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的主动性，使粮食经营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最后，粮食调控有序化。国家建立独立的粮食储备系统，以调剂余缺，保证粮价的稳定和粮食的畅开供应。

（六）加强财政性资金的预算管理。一是从源头上控制预算外资金的增长，要进一步明确各种收费和基金的立项审批权限，清理和规范各种收费和基金，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二是抓好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基础工作，即财政专户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财政专户必须由综合部门集中统一开设和管理，不能分散和多头开户；三是继续建立健全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提高收支管理的科学性，收入足额上缴财政专户，支出按财政部规定的标准核拨。预算内外资金要通过单位财务收支计划具体体现出来，使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使用，切实提高单位收支管理水平。三是协调部门关系，共同搞好预算外资金管理。预算外资金比较分散，收入上缴专户与支出核拨的工作量大，需要得到银行、审计、计划、物价、监察等部门的支持，齐抓共管。四是搞好整章建制工作，推进预算外资金法制化管理进程，加大执法监督和处罚的权威性及有效性。五是加快“费改税”的进程。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收入，大部分单位是作为预算外资金或单位经营性收入进行管理，今后除保留少部分规费外，大部分预算外的收费应改为税收，纳入国家的预算内管理。

财政收支论文篇（4）

一、重视和加强审前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审计方案

经济责任审计前的调查必须对与责任人相关范围内所负责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重点审查。对于群众反映较多的情况应慎之又慎。以查账为基本手段的审计不易分清是领导责任还是管理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因而要全面展开审前调查,广罗信息、精于筛选。如不进行审前调查,往往会造成审计方案与实际情况脱节。特别在当前,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违纪问题较多,会计信息不真,个别领导干部弄虚作假,在审前调查的基础上拟定有针对性的尽可能完善的审计工作方案,便成为减少或回避审计风险的关键一步。

二、加强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的审计

李金华审计长最近指出,对被审计单位弄虚作假,作假账、报假表等问题,揭露不了,长期失察,这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风险。李审计长的指示及时给经济责任审计敲了警钟。对于经济责任审计,不同的部门和单位审计的重点不同,但家底的真实即领导者管理的资产负债和资金的状况的真实,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当前,随着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应紧抓“打假治乱”这个重点,因为打假治乱就是揭露假会计信息、假账,揭露并严厉查处造假行为,治理会计程序和经济秩序中的混乱现象。审计工作中,首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时刻注重发现大案要案线索;其次,从检查会计信息和会计帐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入手,在会计信息和会计帐目真实完整的基础上再分析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合规性效益性,从而审透审彻底,极大程度地减少审计风险,搞好与之相关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三、将“单位年度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同级审计”与“上审下”有机结合起来

由于经济责任审计一般包括任期内、任期届满或离任时的审计,审计所涉及的年限一般较长,同时,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审计又必须以检查被审计者任职时所负责范围内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为基础,因而,将对单位的年度财政财务审计与对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审计机关审计资源的有效投入,提高审计工作质量、降低审计风险。超级秘书网

财政收支论文篇（5）

研究甘肃省财政收入与支出关系的实际意义在于，通过研究甘肃省财政收支关系，发现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推动甘肃省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不断提升当地的公共支出水平和居民福利。 

二、相关文献述评 

研究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多，既有理论方面的文献，也有实证方面的文献。对于财政收支理论方面的文献，主要致力于分析收入和支出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现有文献提出的收支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收入影响支出说，即“以收定支”；第二种是支出影响收入说，即“以支定收”；第三种是收入和支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第四种是收入和支出相互之间没有影响，是各自独立的。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是不同的政体，财政收支结构大相径庭。因此上述假说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其财政收支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国外关于财政收支关系的研究理论和实证方面是并重的，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假说，并有相关的实证文献。国内的研究更侧重于实证方面的检验。国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我国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因果联系，不同的研究之间没有取得一致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已有文献大都集中分析国家层面的财政收支关系，针对地方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本文将集中研究甘肃省在1950-2015年间的财政收支关系，以发现该省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因果联系，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的目的在于检查一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平稳的，那么该序列在不同时点上的随机性服从一定概率分布，其均值、方差和协方差等数字特征不随时间变化。非平稳时间序列则相反，在不同时点上它的随机规律不同，这样就难以通过非平稳时间序列的过去信息来进行有效预测，并且会产生伪回归问题。因此，在对一个序列进行分析前，一般先采用单位根检验来判断该序列是否平稳。如果一个序列中存在单位根，该序列就是不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法 

协整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如果具有协整关系，则可以认为这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理论是恩格尔和格兰杰于1987年提出的，他们同时提出了一种两步检验法来检验序列间是否协整，称为EG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法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质是指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它变量滞后的影响，就称变量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数据说明 

从数据可获得性角度出发，本文收集了1950-2015年甘肃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两个年度序列数据。省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要低于总收入和总支出。省级财政总收入除了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应该包括中央财政税收返还、财政补助等部分，省级财政总支出除了一般预算支出外，还包括地市税收返还、地市补助等部分[1]，但是统计年鉴中没有公布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故使用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这两个指标数据作为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变量。 

上述财政收支数据为名义价格数据，本文采用甘肃省1950-2015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其调整为实际价格数据。考虑到时间序列跨度大，绝对值数据波动性大，故对实际价格数据取对数以消除波动性影响。 

甘肃省财政一般預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甘肃省发展年鉴2016》。 

四、甘肃省财政支出与收入因果关系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为方便起见，把取对数后的甘肃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后文简称财政收入）序列用Yt表示，把取对数后的甘肃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序列（后文简称财政支出）用Xt表示。运用ADF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列于表1中。检验结果显示，Yt和Xt都是非平稳序列。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即接受Yt和Xt是平稳序列的结论。因此，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同属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对两者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接下来检验甘肃省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和滞后阶数的选择有关，所以在检验中经常采取的做法是分别选取滞后阶数为1阶、2阶和3阶对原假设进行检验。“Yt不是Xt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不同滞后阶数条件下都被显著地拒绝（即使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原假设），说明从1950年到2015年间，甘肃省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在不同滞后阶数条件下，“Xt不是Yt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都不能被拒绝，说明从1950年到2015年间，甘肃省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上述结果，可见这段时期甘肃省的财政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该结论对不同滞后阶数都是成立的，说明检验结果相当稳健。 

五、研究结果及政策含义 

从研究结果可知，长期以来，甘肃省践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地方财政政策，即符合“以收定支”的理论假说。可以理解为该政策是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政策指导思想的延续。正是因为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甘肃省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才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如果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过大，将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修正的方向是要保持财政收支的长期动态均衡。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继续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防止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作为一个地方财政收入相对有限的省份，如果任由财政赤字不受节制地扩大，则会导致后续的财政支出困难，难以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将会进一步影响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2）开源节流，提升省级财政的平衡水平。开源是指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要合理调整结构，在减少居民税负的同时注重招商引资的质量，能够有效地提升本地区的商业活跃度，使财政收入更趋合理。节流是指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完善公共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政资金进行合理配置，尽量使得公共支出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财政收支论文篇（6）

一、引言

财政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决定着国家如何汲取税款、使用税款、监督使用、反馈效果等诸多的问题。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尽管不同国家的财政制度及其运行模式存在差异，但财政的公共性属性都是核心要素，公平是公共性最显著的需求。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逐渐凸显，困难包含两方面：财政运行紧、财力规模小。财力规模小确实是由于中央汲取了大部分的税款，地方财政，尤其是农村税改费之后，省以下的县乡困难更加凸显。财政运行直接体现财政公共性属性，财政运行紧，财力规模小并不是唯一原因，官僚集团的扩张、政府逐利心态等一同导致了财政运行紧张的困境，这种困境直接影响到财政职能的实现。

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中央增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规范健全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在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促进各地经济均衡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促进公平公正实现的最重要的财政工具。一般性转移支付没有规定具体的使用用途和金额，地方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配，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因信息的完全不对称而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做出短视决策，使这部分财政与初衷背道而驰。

“粘蝇纸效应”是一种好的解释理论。粘蝇纸效应是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种经济现象：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地方公共支出方面的效应大于等额地方居民收入增加。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粘蝇纸效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在国外已经相当深入，并在转移支付制度的实践中也找到了相当多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回顾

多数时候，“粘蝇纸效应”确实存在。按照传统的财政补贴理论，中央分配给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为地方增加了额外收入，收入既可以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也可以增加私人产品的使用，实际上降低了当地的税收水平。反之，如果当地政府降低税收水平，也可以促进居民的预算线向外平移。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降低税收的效果一样，一样多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税收降低额应促进同样规模的支出增长。（Stiphen，2006）然而实际上，这种增长额度是不完全相同的，地方政府辖区内居民净收入增加1美元可以使政府支出增加0.1美元，而1美元的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使政府支出增加0.33美元。（Duncombe&Yinger，1998），这说明中央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的减税计划对于地方政府支出的刺激效果不同。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被地方政府以不恰当的比例用于地方的公共支出的现象，即“钱被粘到了它所到达的地方”，被称为“粘蝇纸效应”（flypaper），粘蝇纸效应最初是作为布莱德福德和奥茨所提出的分权化定理的反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概念，Gramlich&Galper在1973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随后，Feldstein（1975）、Hines&Rosen（1993）、Sagbas&Saruc（2004）、Deller&Maher（2005）、Karnik&Lalvani（2008）等诸多学者使用实证方法对“粘蝇纸效应”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存在进行验证，验证都表明“粘蝇纸”效应确实存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内外学者对“粘蝇纸效应”表现出兴趣并进行研究，解释“粘蝇纸效应”主要依靠三种模型：“财政幻觉模型”、“中位数选民模型”和“作为模型”。

乔宝云、范剑勇、王进（2006）的文章使用1994-2000以及1994-2002年的财政数据，对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的努力程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转移支付的三类进行划分，归为两类：一类是税收返还；一类是转向转移支付和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总量转移支付）。他们研究的特色是出了研究各个省的情况，还专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研究。最终他们认为，各个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税收返还和总量转移支付在各个省都对地方财政努力起到了反向激励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两类资金都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杨能良（2002）梳理了西方学者对“粘蝇纸效应”的研究，结合国情，在转移支付对象、转移支付方式、转移支付配套政策和转移支付功能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余姗、丁忠民（2008）在研究中截取了1995-2006年十年间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数据，讨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地方税收对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粘蝇纸效应”。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以全国的综合数据作为研究对象，1995-2006间，还要算出每一年的差额，研究样本数只有9，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达到30的样本数量，p值也超过了0.6，这在统计学上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假设、方法和数据

本文假设是，地方的公共性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粘蝇纸效应”关注增量的影响，如果对第N+1年度与第N年度的数据差值（）进行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于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公共性支出的贡献高，代表我国的财政制度存在“粘蝇纸效应”，反之即不存在。根据假设，设定方程如下：

LPE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a0是常数项；GTP是解释变量，代表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LF是第二个解释变量，代表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e是随机误差项。

如果α1>α2，说明一般性转移支付比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公共性支出的贡献高，存在“粘蝇纸效应”，如果α1

本文选取2011和2010的《中国财政年鉴》各个省份的财政数据，计算2011相比于2010的增量。考虑到样本量的问题，没有将北京、等一般统计时需摘除的省份去掉。

文章数据都采用决算数据。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LPE）是用“支出总计”减去“上解中央支出”以及“其他支出”；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GTP）来自项目“中央补助收入”；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LF）来自项目“地方本年收入合计”。数据均以亿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四、分析与结论

表1报告了自变量间的二元相关系数。一般性转移支付变化值和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两个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负0.49。绝对值未高于0.7，两个自变量可进入同一模型。

观察模型可以看到，所有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都是正值，且表现出很好的显著性。单个模型中，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都具有最高的T检验值，这表明在选择的自变量中，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从回归系数上看，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变化值每变动一个单位，其对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的影响也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变化值变动一单位的影响。通过2010至2011年的全国31个省份的数据可以看出，α1

本文因样本量的限制没有做时间序列分析，对一类型的省份（中部、东部、西部）无法做单个的回归分析。本文采取折衷办法，依次摘除东中西部省份的数据，运用中西部、东西部、中东部省份的数据回归分析。假设是，T值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所以T值之间的商可以反映自变量在不同情况下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假定自变量A的T值除以自变量B的T值的商（以C代替）1（这说明自变量A和自变量B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相当），在条件变化之后这个商小于1，那么变化的条件就对自变量A的影响更大，如果这个商大于1，那么变化条件就对自变量B的影响更大。

本文中，以全国的回归数据为基础，用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上文的A）的T值除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上文的B）的T值，得出一个全国意义上的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性财政支出影响的程度比。然后，在模型（中西部）去掉东部的样本数据，模型（中东部）去掉西部的样本数据，模型（东西部）去掉中部的样本数据，可以观察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地方政府本年财政收入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影响程度情况。

全国的C值为1.56703，模型（中部、西部）的C值为1.34384，模型（中部、东部）的C值为1.67012，模型（东部、西部）的C值为2.4202。

由上述数学式可以得出结论，东部省份中地方本年度财政收入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公共性财政支出的影响更多，不存在“粘蝇纸效应”；西部的数据趋势相同，也不存在“粘蝇纸效应”；中部反映了不同的情况，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对于地方政府本年度财政收入对于地方政府功能性财政支出的影响更多，存在“粘蝇纸效应”。

本文的工作，是运用数据分析，展现各地区不同的财政状况，至于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表明，2010年至2011年，全国范围内，中央对省级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并不存在“粘蝇纸效应”。分地区看，东部、西部省份没有存在“粘蝇纸效应”，中部省份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粘蝇纸效应。”（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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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论文篇（7）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要求，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预算内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低于15%。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首次达到4%，但政府教育投入，尤其是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仍然不足，导致教育这种公共产品与发展纲要的要求相去甚远，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造成城市优质教学资源和农村基础教育供应不足。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为何地方政府在提供教育公共产品方面动力严重不足？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哪些激励？在这些激励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有何特点？这对教育投入产生哪些影响？本文以公共教育为例，试图分析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及其对公共产品供应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的供给

财政分权理论根据其理论假设的不同和历史演进阶段可以分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两代财政分权理论对于政府行为的理论假设不同，对于财政分权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影响也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由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流行的公共财政理论演变发展而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Paul A. Samuelson、Richard A. Musgrave和Kenneth J. Arrow等3位经济学家，其后Wallace E. Oates和James M. Buchanan也对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主要针对公共品领域的市场失灵现象，其理论假设是政府是“仁慈的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政府官员无条件地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认为为了避免“公共的悲剧”，应该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并且财政分权比财政集权更能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

Wallace E. Oates（1972）在《财政联邦主义》一文中阐述了奥茨“分权定理”，认为地方政府在了解选民的效用与需求方面较中央政府具有比较优势。地方政府更能根据当地居民的偏好和利益需求制定适合的产品和量，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极大化。而中央政府不可能准确估计每个地区人口子集的不同需求和特殊利益，只会将同等数量的某种公共产品统一分配给各个地方，忽略了不同区域居民偏好的差异，因而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Tiebout（1956）阐述了财政分权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机制——“用足投票”和“用手投票”理论。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将政府假定为“仁慈的公共利益的守护者”，认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不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发展，其假设条件与现实显然不符，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显现弊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针对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不足，提出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在理论分析中引入了激励理论和机制设计，分析政府官员在实现官员自身利益和居民福利之间作策略性选择。

Qian和Weingast（1997）试图阐述政府内部的运行机制，他们认为传统理论只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说明了分权的好处，但没有充分考虑制度问题，特别是没有考虑政府官员的激励。实际上官员有自己的物质与政治利益，如果缺乏约束，就可能会产生寻租行为。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利益和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在财政分权结构下有助于形成一种称之为“市场保护型”的财政联邦制。在该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明确划分彼此的责任和权利，并由地方政府承担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责任。Weingast（1995）提出“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制体系所需满足的三个条件：（1）地方政府对经济有基本的规制责任；（2）体系中设立没有贸易障碍的共同市场；（3）地方政府面临“硬预算约束”。Keen和Marchand（1997）假定资本的流动性大于劳动力的流动性，认为地方政府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就会采取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增加基础建设等生产性的公共投入，教育等地方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就会受到挤占，也可能导致提供效率和供给水平的下降。

由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可知，在政府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设下，会因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不一定能提供符合公众需求的公共产品。

二、财政分权、政府激励与政府教育投入的理论分析

（一）中国财政分权特点

1.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失衡

源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规范了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但是这次分税制改革，基于改变中央财政穷、地方政府富的历史状况和建立中央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初衷，使得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上严重失衡。在财政收入分权上，中央政府收入包括消费税（含进口环节海关的部分）、车辆购置税、关税、海关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等。地方税收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税、契税、屠宰税、筵席税。中央地方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印花税。其中增值税的75%、企业税的60%（主要央企的企业所得税全部归中央政府）、印花税的94%归中央政府，这种税权的划分使得财政收入向上集中，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入较少的一部分。由表1可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小，近年来虽有所提高，最高的年份2011年也才达到50.6%。

在财政支出分权（即所谓的事权）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地方政府除了承担地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部分武警经费、民兵事业费之外，还承担支撑地区的生产支出和地方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前者包括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后者包括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地方政府除了承担发展地方经济的重任之余，还是实施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提供社会服务的直接主体，供养着财政供养人口的70%，管理着全国80%的人口，承担着为绝大多数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从表2也可以看出，在财政支出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逐年提高，2011年高达84.9%，占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从以上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和财政支出占比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划分的严重失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少，但是需要承担的财政支出很大。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上分权的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客观上没有财力投入到教育支出上。并且地方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正相关，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负相关。

2.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

中国式财政体制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分权与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的紧密结合。在经济上分权，即地方政府具有动用地方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权利，中央政府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标准。经济分权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可以动用本地财政资源，将财政资源投向刺激经济增长的用途上。

所谓政治集权，即中国实行垂直的政治体制，各地方政府官员只对上一级政府负责，上一级政府根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情况对其进行任免和晋升。

（二）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和教育投入行为

在中国式的“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财政分权体制下，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对我国政府的激励机制不再成立。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须严格按照身份来分配，限制了居民在区域间的自由移动。

政治集权的制度安排使得上级政府以GDP为主的考核标准对地方政府产生有效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因“晋升激励”而展开GDP锦标赛（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2005）。而财政支出分权的实行、公众对政府有效监督的缺位及政府官员问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地方官员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公众对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偏好成为可能。

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地方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现为地方政府将财政资源尽可能多地用来发展地方经济，而减少对公共产品的供应。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一方面将财政支出用于地方企业的技术改造新产品、试制经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性支出，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大于劳动的流动性，且在中国当前劳动较为充裕的现实下，为了克服地方发展经济的资本不足，而展开吸引FDI的竞争（FDI英文全称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在吸引FDI过程中，普遍的做法就是增加对机场、公路等基础性建设支出。分权使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展开竞争，而大力增加投资性支出和为吸引FDI而进行基础建设投入的同时，导致其对公共物品的偏好降低（张军等，2007），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教育等部门的供给水平（乔新平、白洁，2005；傅勇、张晏，2006）。

基于以上对于财政分权对地方官员激励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我国财政分权激励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出多投向刺激经济发展的用途上，而对教育的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即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比与政府投资性支出占比、基础建设支出占比成负相关关系。

（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因晋升激励而产生GDP竞争。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经济，在短期内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但长期来看，必然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地方政府可能增加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经济学家瓦格纳（1877）对德国的研究证实，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财政支出也随之提高。皮考克和魏斯曼（1961）也指出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上升，以不变的税率所征得的税收也上升，所以财政支出随GDP的上升而上升。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1959）指出，一旦经济发展达到成熟阶段，政府的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医疗保健与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而且这方面支出的增加大大超过其他方面支出的增长速度，也会快于GDP的增长速度。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3个假设。

假设3：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教育投入较多，即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水平与人均GDP正相关。

三、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教育行为的实证研究

（一）实证假设

通过本文对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特点和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分析可知，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分配的严重失衡，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投资性支出和吸引FDI的竞争，是我国地方教育投入长期滞后的主要原因，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在长期看来有可能会促进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为了印证以上分析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实证假设：

其一，教育投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正相关，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负相关。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分权程度。

其二，教育投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与各地FDI占全国FDI比例负相关，与各地基础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和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负相关。其中，各地FDI占全国FDI比表示各地FDI竞争程度，各地基础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和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表示各地经济发展竞争程度。

其三，教育投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与人均GDP正相关，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二）实证模型的选择

针对上面的假说，本文建立如下模型来一一鉴定假说：

Yit=α0+βitXit+εit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指各省级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X是一组解释变量，下标i、t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年份，为验证假设结论，主要拟定以下项目为解释变量（表3）。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模型变量中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统计年鉴整理而得，详见表4。

（四）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依据以上实证模型，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采用2003—201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以上假设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由结果可知，调整后的R2为0.856，说明解释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化情况，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各解释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变化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方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的增加对教育投入有积极影响，而地方政府财政事权的分权对教育投入有负面影响。由表5可知，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1.25，表明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将提高1.2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绝对值为2.89，这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将降低2.89个百分点。

2.各地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FDI竞争和投资竞争，对教育投入有负面影响。由表5可知，各地FDI占全国FDI比例和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绝对值分别为0.89、4.26，这表明，各地FDI占全国FDI比例和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将分别降低0.89%、4.26%。

3.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有正面影响。由表可知，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显著，大小为1.45，表明人均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提高1.45个百分点。

由上可知，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理论分析结论，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严重失衡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影响了地方政府。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在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个关于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教育投入行为的假设，并利用2003—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1.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的增加对教育投入有积极影响，而地方政府财政事权的分权对教育投入有负面影响。

2.各地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FDI竞争和投资竞争，对教育投入存在“挤出效应”。

3.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有正面影响。

（二）政策建议

1.通过法律确定县级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占县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并对超出法定支出比例的县给予奖励。

2.建立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评价地方政绩的指标体系和问责制度。

3.增加预算的透明度，适当扩大当地居民参与政府预算决策的机会。

4.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把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能力、裁减财政供养人口和增加居民福利性支出联系起来。单纯就义务教育而言，采用封顶的专项配套义务教育的财政补助，比由上级确定基数、上级与县级简单按比例分担的补助方式，更有助于激励贫困县提高自身的教育支付意愿和教育财政努力水平。

【参考文献】

[1] 陈硕.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与公共品供给[J].经济学，2010（4）：1427-1446.

[2]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4-12.

[3] 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49-56.

[4] 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6）：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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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ates，W. E. Fiscal Fedearlism[J].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66）：72-122.

财政收支论文篇（8）

一、引言

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解决好当前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关键。冯兴元（2011）提出，财政支出效率低下是当前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1]。众所周知，财政活动分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项，因此在对财政活动效率的考量上也可以从财政收入效率和财政支出效率两个方面考虑。然而，现有文献并无“财政收入效率”的提法，仅有较为普遍讨论的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其实质就是财政的支出效率）和谭建立（2010）从政府财权事权角度讨论过财政收入的划分效率问题[2]。由此可见，财政活动的效率并没有涉及到财政收入方面，即在一般性讨论中财政支出效率基本等同于财政效率。下面本文将从内涵定义和度量指标两方面来说明财政效率。

在内涵定义方面，对于财政支出效率，陈冬红（2010）将财政支出效率定义为“财政支出在用于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所实现的财政职能的程度”，并认为要想提高政府的效率应从财政支出抓起[3]。而王旭东（2006）提出“财政效率实质上反映的就是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和政府行政运行效率，且追求财政效率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财政职能”[4]。可以看出，两位学者提出的“财政支出效率”和“财政效率”从概念上来说，在“实现财政职能”和“反映政府效率”两个主要描述上并无太大差异。在评价指标方面，唐齐鸣（2012）构建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体系中的指标[5]与才国伟（2011）选择的财政效率度量指标[6]也大部分趋同，两位学者都选择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唯一的投入指标，而产出指标主要都体现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

二、财政效率与财政职

财政效率是一个特殊的效率范畴，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体现。追求财政效率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财政职能。因此积极探讨财政职能的内涵有利于深入理解财政效率的本质和选择合理的财政效率评价指标。纵观我国财政职能的理论发展轨迹，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大背景下，依次出现财政使命观、财政功能观、财政职责观、政府经济职责观四类主要观点。前三类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国家论+再生产理论”，而政府经济职责观立足于“契约国家论+混合经济论”[7]。财政的使命观认为，财政仅具有“分配”和“监督”两个职能，这一财政职能观其实质仅是计划经济财政的职能。而后在八十年代初，邓子基（1980）确立了财政功能观，同期叶振鹏（1980）提出了三职能观：分配职能、监督职能、调节职能[8]。到了九十年代，经济转轨的大背景决定了“财政职能”内涵的转变[9]。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所提出的财政三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财政监督职能逐渐在我国理论界受到认同。

然而，由于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且收入分配又是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因此，马斯格雷夫对财政职能的概括显得大而无当。李茂生（20005）认为，目前我国已基本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种体制下的财政职能可以概括为四项：（1）提供原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和产品；（2）调节收入分配和实行社会保障；（3）纠正外部不经济（负的外部效应）和促进广义效率的提高；（4）调节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10]。基于评价指标的可描述性，本文在财政职能的概括上持相同观点。

三、财政效率体系构建

首先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并不服从严格的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本文选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要想较为准确的测算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依据财政职能设计投入产出指标则显得十分必要。地方政府的投入归根到底就是地方财政支出[14]。因为财政支出的组成份额是内生的，理论上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财政效率应该自行调整相应比例。所以本文采用文献[6]中仅将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唯一的投入X（单位：亿元/万人），并不去区分财政支出中各项支出所占份额。

本文参考根据文献[10]概括的财政职能，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仅选用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作为政府效率的产出指标：

Y1文化教育：非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单位：百分比）

Y2医疗卫生：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单位：万张）

Y3基础建设：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单位：平方米）

Y4环境改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单位：百分比）

Y5社会保障：社会失业保险覆盖率（单位：百分比）

Y6经济发展：人均GDP（单位：亿元/万人）

其中Y1、Y2、Y3主要体现财政职能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由于外部不经济因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理论界常提到的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方面， 所以将Y4作为衡量纠正外部不经济的指标。Y5用于体现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Y6作为度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此选作衡量经济产出情况的指标。

参考文献：

[1]吴丽.中国发展道路的政府竞争逻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J].商务周刊.2011（5）

[2]谭建立、马宁.关于我国财政收入经济效率问题的实证研究[J].山东经济.2010（5）

[3]陈冬红.基于DEA的财政支出效率分析——以宁夏为案例的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0（3）

[4]王旭东.财政效率问题初探[J].山东社会科学.2006（10）

[5]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2）

[6]才国伟、钱金保.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效率竞争[J].统计研究.2011（10）

[7]崔潮.论财政职能的演进：理论、历史与启示[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2）

财政收支论文篇（9）

国外的很多研究主要是分离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很少有分离财政支农以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国外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农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针对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财政农业投入问题，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有关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是随着学术界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公共”问题的研究而引入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大卫•休谟(DavidHume)1739年提出，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AnthonySamuelson)加以规范的。萨缪尔森提出现实的市场经济即非单纯的私人经济，也非单纯的公共经济，而是一种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理论的产生，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突破，到20世纪60年代己成为现代财政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分析》一文，将物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公共支出理论的图解》一文，将“集体消费品”改为“公共消费品”。因此，物品就分为“公共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两种。从理论上来讲，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财政理论之一，是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支农的重要理论基础。西方学者认为，农产品生产与分配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但农业生产本身又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所带来的效益不仅是农业自身受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会带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建设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带来的社会进步等。所以，农业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属于政府财政支持范畴。

1.2有关财政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1961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出版了《经济增长与农业贡献》一书。库兹涅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外汇收入的贡献。196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且，这个农业必须是现代农业，因为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莫塞•塞尔昆(MoisesSyrquin)等人根据1950～1970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经济长期变化趋势，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到12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10%、40%和24%。里克•安特尔(RickAntle)1993年估计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投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研究所需费用无不依赖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汉斯•宾斯万格(HansP．Binswanger)等1993年估计了印度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应该投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

2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主要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研究的。二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2.1全国视角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焕章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数据，验证1986～2000年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2)肖新成和曹子坚利用灰度综合关联度，分析1990～2003年的数据，检验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得出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各税收收入关联度由高到低，分别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和财政价格补贴。(3)王敏对我国1981～2005年的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次之，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4)魏朗［1］对1999～2003年西部各省份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5)刘革、邓庆彪通过对我国1994～2004年财政支农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中的4年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其余6年规模收益不变。影响国家财政支农绩效最重要的投入因素是支农支出的规模，其次是农村救济费的投入。(6)王文普、陈伟采用VAR模型和VEC模型，选取1978～2005年为样本数据，得到的结论是财政支农总支出对农业增加值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2.2各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玉萍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93～2003年山西省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额逐年上升，但是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偏低;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农业投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明显。(2)孙美玉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双对数模型，对1990～2004对甘肃省的财政农业投入进行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比较分析，同时还进行了结构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3)胡春香以1990～2005年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来探讨甘肃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动态关系，得出了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能带来农民纯收入的显著提高，说明甘肃农业财政支出效果并不显著。(4)杨林娟、戴亨对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5)陈其清［2］利用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对湖北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财政农业投入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也存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2.3最优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研究

(1)松山公纪(MatsuyamaKiminori)［3］通过财政支出在不同领域内的比较优势，给出了农业领域内的最优投入规模实证结果，并分析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同投入其他领域相比的竞争优势。(2)常(Chang，音译)指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来说有双重影响，既有可能通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速度减慢，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又有可能通过增加农业产出增加所得税和政府支出，从而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由此他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应该有一个最优规模，但他只是给出了定性分析，并没有得出定量结论。(3)侯石安析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目标选择和政策优化问题，结论是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规模，使未来财政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由4%上升至10%左右的水平。(4)郭玉清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81～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5)何振国［4］结合巴罗的分析，政府财政支出G为最优时，MPG=1，类似地，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加入财政支农因素并分解，使用1990～2003年的数据对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为农业GDP的47.2%，即此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1。

2.4财政支农资金绩效方面的研究

(1)沈琼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0～2001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长，支出的相对规模却在不断下降，分析了原因，同时预测未来十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运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析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效益情况。(2)李江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4～2003年使用定量模型对新疆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结构效益进行分析，并对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绩效进行评价;将新疆农业财政投入纳入WTO框架下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3)吴建南利用逻辑模型从投入－产出－中短期结果－长期结果，四个层面构建了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李星、王艺明运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和边际收益法剖析了2000～2007年中国26个省际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出的关系，发现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不同的边际收益。

2.5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的研究

(1)廖红丰等在深入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农政策现实优化建议。(2)杜玉红等选取1980～2002年财政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5个变量，运用OLS法分析了其与农民年纯收入的关系，认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救济费是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则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3)刘旦运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从长期角度看，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比较大，其次是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最小。(4)王敏等对我国1981～2005年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和短期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位。从短期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以及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投入增长对于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长期显著。(5)王力等从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了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得出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政策性建议。(6)刘宏杰、李素娜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2.6农业支持和农业保护政策的研究

(1)陈根长提出:外部政策调整和机制转轨的核心是财政支持，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和机制问题，国家正在进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2)苏明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持续发展对资金需求加大，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当务之急。(3)财政部农业司通过考察意大利、希腊的农业财政政策，提出“三个效益”和“四个依靠”，即环境效益、社会经济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依靠政策、依靠科技、依靠投入和依靠制度创新。(4)苏晓艳、范兆斌通过分析，指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多年来不仅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还呈现出不断缩减和恶化的趋势，并直接导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扬，通货膨胀压力大。今后必须从城乡统筹发展、粮食战略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等事关我国改革与发展大局问题的角度出发，重新调整和构建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5)陈锡文、韩俊、赵阳通过制度的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县乡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表现和如何治理农村公共财政危机。(6)何菊芳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政府应当承担财政责任，打破城乡分割的财政政策，对“三农”多予少取，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现行的农村财政体制，充分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2.7从国际比较角度研究

(1)郭玉清从不同国家横向比较情况来看，我国当前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甚至比有些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投入规模还要低，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不同国家产业结构不一样，决定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也不同，但数据比较结果仍然说明我国这一指标值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张彩彬［5］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农业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和农业财政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3)陶学荣分析法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特色，提出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政策应突出支农重点，利用低息，贴息等有效支农方法。(4)秦富等对国外农业支持的政策进行了研究。(5)柯柄生研究了国外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做法、原因及意义。

财政收支论文篇（10）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