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篇（1）

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爱因斯坦也强调：“一个问题的产生通常要比它结论的得出更为重要”，讲的都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问题意识呢？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

一、培养中学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从“主体性教学”的角度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及能力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活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学生学习历史与社会不能一味听教师讲，“提出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师向学生提问，教师起旁敲侧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会提出问题。教学过程中的“道而弗抑、开而弗达”也正是这个道理。故此，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和提问的教学模式，而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问题教学模式。

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素质教育不仅需要我们改变教法，更要求我们的老师去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方式，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学生能否提出问题，是否具备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它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探究式学习的起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没有问题，学生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思维冲动，也就更谈不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现代思维科学认为，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任何思维过程都是指向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思维是肤浅的思维、被动的思维。当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感到自己需要问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人的思维才真正地起动。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创新思维、创造发明。大家都知道蒸汽机的发明，其实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烧开水时可以见到水开时壶盖会跳，但没有人能像瓦特那样提问：壶盖为什么会跳？正是瓦特的这个问题以及由此发明的蒸汽机，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可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创新的起点和开端。正因为如此，心理学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是：科学上很多重大发明与创新，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者促成的，不如说是问题的寻求者促成的。

二、中学生问题意识的现状分析

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案例：美国教育考察团到上海访问，希望听到一节有中国特色的公开课。负责接待的上海教育科学院安排一所著名高中一名有影响的特级教师为他们开了一堂物理课。课堂上，教学双边活动活跃，教师问问题，学生答问题，课堂气氛热烈；教师教学方法灵活，重点突出，训练有素，时间安排恰当。讲完课后，中国的教师不禁鼓起了掌。奇怪的是，美国教育学家一点表情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反问：教师提出的问题都能回答，这节课还上它干什么？原来，这些教育家认为，学生应该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更多的问题走出教室。这让我想起有人曾这样评价我们的教育：“在中国，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问题，作为成功。而在美国，却是将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有问题，甚至连教师也难以回答，作为成功。”由此可见，我国的中学生问题意识普遍缺乏。那么，我校学生的问题意识怎么样呢？为此，笔者随机对七、八、九年级各100名学生做了一个抽样书面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七年级（比例%）八年级（比例%）九年级（比例%）

经常提问12%6%16%

偶尔提问20%14%24%

从来不问68%80%60%

从来不问原因害怕老师批评，不知从何下手，没有问的习惯，不愿动脑筋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意识非常淡薄，从来不问问题的学生占了大部分，尽管九年级提问人数稍有增加，但是据调查增加的背后却是“表面的繁华”，绝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应付中考，所以才不得不问一些试卷，作业上的问题。调查显示不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不敢问、不会问、不愿问、不习惯问……

三、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教学策略

（一）营造氛围，使学生“敢问”

心理学认为，中学生的好奇性强，求知欲旺，思维活跃，这是问题意识的表现。学生具有的这种潜在的问题意识能否得以表露和发展，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环境和氛围。美国教育学家莫里斯L比格曾经说过：“在可能的时候，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课堂民主气氛的影响，去帮助诱导（学生）亲身介入。”

1、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重视课堂上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教师的教态要自然，笑脸相迎，热情大方，和蔼可亲；教学语言要有感染力，以情动人，要能不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应在人格上对每位学生一视同仁。不以成绩优劣而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仅照顾到经常质疑的同学，而且要消除那些很少提问或不提问的学生的紧张情绪，使这部分学生敢于质疑。

2、多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和发言的机会，让学生真正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中，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给更多的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大胆思考，各抒己见，允许学生当时质疑，可随时打断老师的讲解，随时陈述自己的疑惑或见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教师的启发、引导和点拨，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质疑释疑的场所。

3、激励勇气，引导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

不管什么时候都应鼓励学生提问。所提的问题，即使是芝麻西瓜一大堆，甚至提得不恰当，对这些大胆提问的学生，不论他所提的问题质量如何都应及时给予鼓励，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要充分肯定学生积极动脑筋的一面；对提错问题的学生，教师也决不批评，启发他用另一种方法思考，帮助他树立信心；对于提出的问题富有思考性的，要及时给予表扬，启发学生围绕课文的重点来提问；对于提出的问题超过学生现在所学知识范围或教师一时难以回答的，要给学生讲明原因。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保护，就没有精神束缚和心理负担，就敢于大胆思考，敢想、敢说、敢问，上课自然会积极举手、踊跃发言，质疑问难就能大胆了。我们的课堂要建立在学生的情感、动机的需求上，让学生带着“安全的情绪”走进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有趣味，让学生在课堂中有足够的自信心，给学生一定的自由与权利，建立平等、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这样的课堂氛围会使学生形成一种自由的、独立的、主动的探索心态，学生心情舒畅了，求知欲旺盛了，思维也活跃、流畅了。这样，学生个体才能感想、敢问、敢说，学生群体才有“跃跃欲试”的热烈气氛。

（二）教给方法，使学生“会问”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说：“方法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方法是学习能力的一个基本要素，要提高学生的质疑与释疑能力就一定要加强方法的指导，培养学生质疑提问的思维技巧。常言道：“授人以鱼，只供一食之需，教人以渔，则终生受用。”要使学生“会问”，必须“教以渔”。即教师要发挥引导作用，教给学生质疑的方法，让学生提出有深刻性创造性挑战性的问题来。首先，教师要做好示范，学生的一切活动是从模仿开始的，提问也是如此，因此教师应注意提问的“言传身教”其次，使学生明确在哪里找疑问。

1、做平凡人，从生活中找问题

流动的生活，流动的知识，只要你是有心人，你就发现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只要稍作留意，问题便滚滚而来，来自生活的问题更能产生强烈的真实的效应。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他们发现问题。例如：在介绍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让学生观察南方的民居主要的外在形态提问？学生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问题：为什么南方的屋顶主要呈“人字形”？北方的屋顶形状和南方有什么差别？造成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观察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都得到了加强，思维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2、做有心人，在热点中找问题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与我们课堂知识联系密切，如果不做留意，缺乏思考，一些很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现象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教师要有目的、有重点地引领学生抓住那些有意义、学生感兴趣而又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社会热点，去发掘、捕捉，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例如：当时俄罗斯与乌克兰便发生了天然气风波，最终以谈判和解，由于是个热点问题，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你一言我一语共同交流了俄、乌两国的情况，同时也提出，我国作为一个消耗能源大国，其进口石油的渠道有哪些？为了更加安全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如果碰到类似事件，又如何处理？经过这样的反思过程，学生对本国的资源国情、为什么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系统都有了明确的了解。同时树立了节约能源，大力发展科技、开发新能源的可持续观点。

3、做细心人，在破绽中找问题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可以故意出“错”给学生留下“钻空子”的机会，设法让学生钻这个“空子”，使学生认识自己有独立探索问题的能力，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愿意多提问、思考问题，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激情。例如：笔者在教学“如何在地图判断方向”这一内容时，画出了若干幅经纬网地图，其中一幅如下图所示并问学生，这样的方向对吗？一开始有些同学没反应过来，还认为是对的，而在教室里又有不同的声音，然后课堂就非常热闹，同学们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来，指出我画的这幅图存在什么问题，

正确的画法应该是怎样的。这样，我就非常成功的解决了一个

重要的问题：在有经纬网的地图上，不管经纬线是多么弯曲，

一定要按经线定南北方向，纬线定东西方向。这点内容在同学

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教学中碰到类似问题，基本不会在出错了。

4、做实在人，在标题中找问题

教材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课题、标题很多，抓住课题、标题质疑，往往可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例如在讲《百家争鸣》时，可以鼓励学生：你看到这个标题，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请你告诉大家。学生会提问：“百家”指哪些家？为什么要争鸣？争鸣什么？结果会怎么样？等等。再讲“变革与争霸”时，学生也会提问：变革是什么意思？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何要变革？是谁与谁争霸？为什么要争霸？等等。这样从课题入手解剖，层层推进，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本课的内容。

5、做想象人，在假设中找问题

提出某些不存在的现象启发学生思考，如果这些现象存在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从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相象能力。在学习七年级《历史与社会》教材中的“众多人口”一目时，提问“假设用迁移人口的办法，使全国各地的人口平均分布，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生开放的思维，许多学生大胆设想，畅所欲言，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印象也很深，记忆也牢，认识也深刻。在以后的学习中更是提出了：“假如我是山顶洞人，我的一天会如何度过？”、“假如你是秦始皇，你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假如隋炀帝不开凿大运河，隋朝会灭亡吗？”等问题。

6、做勤快人，在情境中找问题

创设历史问题情境的手段可谓多样，可用实物媒体，如史料、照片、文物、图画等；也可用电教媒体，如幻灯、投影、录音、录像、软件等；也可以虚拟情境，如角色扮演、戏剧表演、形象模拟等。历史情境的创设可缩短时空距离，让学生贴近历史，置身于再造历史的场景中，于是，产生认知冲突，进而引发问题意识。在出示《长江之歌》那动听的旋律：“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未来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后，学生提问：长江发源在哪里？长江流向何方？长江源流有什么特点？在讲授《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一课时，投影了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65217公斤的报纸材料和另一幅“”时期的宣传漫画——两个牧童骑在硕大无比的肥猪身上。学生看后大为惊讶，顿时提出问题：①《人民日报》怎么会登载这样严重失实的报道？世界舆论会怎么评价？②有人相信吗？为什么那时候人们像面对“皇帝的新装”那样不敢说真话？③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此时，学生已欲罢不能，急于想从教学中获得答案。

（三）创造条件，让学生“常问”

1、让提问成为常规

如果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教师都能意识到对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努力让“问题意识”培养成为教学中的常规，那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就会逐步得到强化。在我的常规教学中，我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提问的能力，我的做法：

（1）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每节社会课，我都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这些问题怎样来？我在课前预习时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提出2～4个自己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2）课中确定有价值的问题：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学生的问题有深有浅，也有很多学生问题相交。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分组交流各自的问题，确定重要的，有价值的问题，课堂教学就围绕学生的问题进行。

（3）带着问题走出课堂：随着课堂的逐步深入，学生课前、课中提出的问题，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解决。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课堂的学习应该说解决了一些比较“常规的问题”。其实文本中还蕴涵着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教师不带领学生一起去挖掘，这些问题就得不到发现，学生的问题探究就不会深入。在学习完课文后，我让学生再次反复阅读课文，与文本再度交流、对话，发现问题。这些有一定深度、广度的问题，我不急于解决而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自己去探究。在适当的时间开展“问题解决”汇报会。让学生来汇报自己解决问题的经过、体会、方法以及解决的结果。

2、用评价激励提问

《课程标准》指出：“评价本身具有教育性，是人与人互动与交流的过程。利用评价对成就进行鼓励，对于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保证课程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教师应根据新课程提出的评价方向，善待孩子的提问，使学生在得到积极肯定评价中强化问题意识。在课堂上运用有声语言、无声语言（书面语言、默语、体态语言）通过即时性评价激趣，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论学生提的问题质量如何，都给予“鼓励性评价”，作出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的评价。这是提高学生对问题探究兴趣的有效手段。另外，为促进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教师还可以通过阶段性评价活动激趣。例如开展“智多星”竞赛活动，设计“智慧星”登记本，哪位学生提出好问题，哪位学生会解决问题，甚至有独特见解，就会把这个问题记在这本子上。注册一个好问题就可以得到一至三颗星星；同时为学生建立提问题积分制，根据学生所提问题的价值将分值定为1、2、3分。一个月一核算，分高者被评为“智多星”，连续两次被评为“智多星”的则被评为“小博士”，以此来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探究兴趣。

一位学者说过：“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提问。”笔者认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起点和重要抓手，是造就创新人才的关键。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也是思维的动力。只有学生敢于提出问题，并善于提出问题，学生才能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人。这也是课堂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浅谈新课程理念下“三自一导”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曾跟东2006,(5)

2、《“问题教学”之问题及对策》[J]朱开群..素质教育大参考.2006,(4)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2）

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于1892年，首任系主任为斯莫尔(AlbionWoodburySmall，1854—1926)。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普通社会学》(GeneralSociolo-gy，1905)和《社会学的起源》(OriginsofSociology，1924)。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让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德国的社会学成就，他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创办者(1895年创办)，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使美国社会学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一般来说，学派形成的标志主要包括在某一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领军的学术领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术追随者，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和平台，有比较充沛的学术研究经费，能够就某些共同的领域开展有效研究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此外，研究者采用比较相似的研究方法并有着类似的表达风格。对照这些标准，很难说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但是，芝加哥大学建校之初确实出现了一批为美国社会学建设添砖加瓦、影响卓著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仅来自社会学系，同时也来自政治学系，尤其是哲学系。他们是哲学系的杜威和米德，社会学系的斯莫尔、托马斯、文森特(GeorgeE．Vincent)和亨德森(Henderson)。杜威和米德虽然不属于社会学系，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他们不仅是芝加哥哲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另一位被视为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先驱人物的是库利。库利终生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但因其学术思想与杜威、米德等人的相互承继、相互影响，也因为库利与杜威、米德曾经互为师生、共同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学术界将库利也归入到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力量在社会学系。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奠基者中，如果说斯莫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把德国社会学思想介绍到了美国的话，那么，文森特、亨德森以及托马斯等人则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学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托马斯的贡献尤大。托马斯是早期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中研究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丰富的学者。法里斯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这样评价托马斯:“他是一个充满力量、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而且成果丰富的人，因为他不受陈规限制，追求完美。他能够超越任何学术禁锢，他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比他在早期芝加哥大学的任何同僚都要大。”〔4〕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社会起源导论》(SouceBookforSocialOrigins，1909)，《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与兹纳涅茨基合著，1818—1920)、《野性女孩》(UnadjustedGirl，1923)以及《原始行为》(PrimitiveBeharior，1937)等。托马斯在其作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以及生活秩序(life－organization)等理论和概念，他的“四项基本欲望”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也颇为流行。①托马斯对于社会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较早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在个人与社会发展解释上的生物学观点，而代之以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的观点。刘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国社会学和实用主义》一书中如此评论道:“尽管托马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人们铭记，但是人们忘记了他是以一个纯粹的生物社会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5〕欧洲社会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以生物学观点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欧洲社会学学术传统，其中，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是典型代表。托马斯早年求学于德国，沉迷于斯宾塞，一段时间内他也深受欧洲这一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例如，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

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全盛时期

1915年伴随着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加之前期社会学系学术成果的孕育和催生，芝加哥社会学进入到全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法里斯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他说:“帕克、伯吉斯、法里斯成为社会学系的核心人物，在整个二十年代他们如日中天，所有的障碍已经被先行者斯莫尔、文森特和托马斯等人清除。士兵们已经从战场返回，渴望加入研究的阵营，国家一片欣欣向荣，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大量研究经费很快变得唾手可得，社会学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全盛时期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现。”〔8〕但是所谓全盛必须要有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去创造才可能到来。就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

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

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

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研究都市生态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透过都市生态去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法里斯所说:“都市结构只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背景，生态学不过是进入到这背景中的一条路径，它们最终都指向都市行为。”〔16〕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倡导的都市生态研究最终指向行为偏差、城市犯罪、文化同化、社会失序等等具体的都市人类行为课题，围绕这些课题产生了一大批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大多由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完成，并且许多作品获得出版。这些研究作品包括:1．《芝加哥的组织化犯罪》(OrganizedCrimeinChicago，1929，JohnLandesco)2．TheJack－Roller，1930，EditedbyShaw3．《一个青少年违法犯罪职业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aDelinquentCareer，1931，EditedbyShaw)4．《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SocialFactorinJuvenileDelinquency，1931，ShawandMckay)此外，还有一些与芝加哥这座城市有关的其他研究，如:1．《芝加哥黑人》(TheNegroinChicago，1922，CharlessJohnson)2．《流浪汉》(TheHobo，1923，NelsAnderson)3．《家庭失序》(FamilyDisorganization，1927，ErnestR．Mower)4．《匪邦》(TheGang，1927，FredericThrasher)5．《自杀》(Suicide，1928，RuthShonleCavan)6．《贫民窟》(TheGhetto，1928，LouisWirth)7．《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NegroFamilyinChicago，1931，E．Franklin)8．《出租司机舞厅》(TheTaxi－DanceHall，1932，PaulG．Gresty)9．《芝加哥犯罪》(ViceinChicago，1932，WalterReckless)10．《旅馆生活》(HotelLife，1936，NorwanHayner)11．《金海岸与贫民窟》(TheGoldCoastandtheSlum，1929，HarveyZorbaugh)12．《都市区里的精神紊乱》(MentalDisordersinUrbanAreas，1930年完成，1939年出版，RobertE．LFarisandH．WarrenDunham)涉及城市犯罪的研究包括:1．《革命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Revolution，1927，LyfordEdwards)2．《罢工》(TheStrike，1928，Hiller)3．《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young)在19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都市研究中，帕克和伯吉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们为这些调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他们合作的都市生态学著作《都市社区》(TheUnbanCommunity，1927)以及《人格与社会群体》(PersonalityandSocialGroup，1929)还为学生们提供了写作范本。劳申布什(Raushenbush)在《帕克:一位社会学家的传记》中给出了帕克具体指导学生从事都市研究的详尽数据。在1921—1931年15项有关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有七项研究获得出版，帕克为其中的三本书写了序言。

在42本有关种族、文化、伦理关系的学生著作中，帕克给于具体指导或写序言的著作如下(其中部分作品为学生们毕业后所写):1．《日本入侵者》(TheJapaneseInvasion，1917，JesseF．Stainer)2．《作为文化接触的基督徒》(ProtestantMis-sionsasCultureContact，1924，MauriceT．Price)3．《贫民窟隔离研究》(TheChetto:AStudyinIsolation，1926，LouisWirth)4．《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V．Young．)5．《种植国的阴影》(ShadowofthePlantation，1934，CharlesS．Johnson)6．《夏威夷的异族通婚》(InterracialMarriageinHawaii，1937，RomanzoAdams)7．《种族关系的仪式》(EliquetteofRaceRela-tions，1937，BertamDoyl)8．《边缘人》(TheMarginalMan，1937，EverettV．Stonequist)9．《巴西的黑人》(TheNegroinBrazil，1938，DonaldPierson)10．《岛屿社区》(IslandCommunity，1939，An-drewLind)值得一提的是，帕克的学生中还有几位学生的论文写的不是都市、种族和文化，而是新闻传播:

1．博士论文《新闻的社会学研究》(News:ASociologicalStudy，1931，CarolDewittClark)

2．博士论文《人类趣味故事》(TheHumanIn-terestStory，1940，HelenMacGillHughes)事实上，芝加哥社会学的成功仰赖于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法里斯所评论的:“纵观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成功的历史，这些成功应归功于大量在册学生、知名学者、大量优秀的师生作品以及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凝聚成极高的士气，使社会学系的繁荣一直延续到30年代。”〔17〕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即使是在全盛的12年中规模都不是太大，这种类型灵活的机构建制反而使社会学系能够充分利用学生进行科研创造，同时接纳本校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社会学体系。以下数据可以显示社会学系的发展状况。〔18〕1895—1915年美国大学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人数为98人，各大学数量分布如下。以上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硕士培养的数量情况。在过去40名美国社会学家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ASS)主席中，至少19人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或为该校社会学系现任或耶鲁教师。1923年之前，13位主席中三位来自芝加哥大学，这一数据反映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培养质量。

三、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一般认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从19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3）

唐朝文学绝代兴盛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唐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的。

第一、唐朝文学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国民精神决定的。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设进士科，正式创立科举制，一定程度上给唐朝奠定了较为浓厚的人文环境。隋唐鼎革之后，唐朝统治者逐步采取措施削弱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垄断中国政治和社会治理以及话语权的士族地主势力，特别是女皇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对关陇世家大族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清除了原有既得利益阶层，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族地主和平民的晋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趋于活跃，造就了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国民精神。再加上唐王朝统治者逐步完善了科举制，鼓励身处下位的庶族地主和平民通过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利禄，为整个社会营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这对唐朝文学的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二、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基础。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李唐王朝很多帝王都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比如唐太宗对租庸调制度的改良，武则天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重视、唐玄宗对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仁政的继承和合理调整，都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优游岁月、从容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

第三、唐朝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国民精神强劲健康，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自秦朝开始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国家。后来，虽然出现统一和分裂割据交替出现的局面，但自秦以降，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西晋之后，中国经历了东晋――南北朝的政权分离与民族融合的大历史时期，到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朝时期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盛唐时期，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最文明的大帝国，对周边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这极大增强了唐朝士人在文学创作和革新上的自信，对繁荣唐朝文学提供了优良的内外环境。

第四、唐朝科举取士考试内容灵活务实，远不像后来明清时期腐朽的八股文那样死板枯燥。唐朝科举注重考诗赋和时务策，这对提高整个知识阶层的真才实学和创造力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为了给疆域辽阔的唐帝国培养和储备新鲜血液，采取措施削弱士族门阀的垄断势力，广开科举考试。唐朝时期，科举成为选拔和任用官员的主要途径：“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对样式灵活的诗赋和时务策的重视，极大繁荣了唐朝的文学和诗歌创作。

第五、唐朝政治清明，重视文教，政治和舆论环境宽松，是推动文学艺术高峰出现的大环境。思想的解放是保证健康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唐朝统治者大都宽宏大度，勇于虚怀纳谏。唐朝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和世宗李世民出生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李世民具有极高的文学、书法等艺术修养，这些素养让他们和朱元璋这类以造反起家的帝王比较起来，在气度上更雍容华贵，宽宏大度。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

第六、唐朝时期开明的民族政策、密切的民族关系和活跃的对外交流交往也丰富了文学和诗歌创作的素材。唐朝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友好和睦为主流，但也间杂着时断时续的战争，既有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和亲，也有唐朝和东西突厥、吐蕃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加强对边疆的防守，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其中以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之五为代表作：“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表明了诗人对征战沙场、杀敌立功的渴望。边塞的征戍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唐朝诗人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第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汉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唐朝时期，朝鲜（新罗）、日本等对唐朝高度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非常钦慕，派出大量遣唐使、留学生或留学僧等来中国学习、交流，其中留下姓名的就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等。唐朝的文人学士和不远万里来华学习取经的国际友人们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和诗词唱和，比如李白那首著名的《哭晁卿衡》就是为他朋友晁衡（日本名字阿倍仲麻吕）而作的：“日本晁卿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同时，据史书和唐诗记载，当时有很多波斯人前来中国经商、留学等，“醉入胡姬酒肆中”就是当时唐朝和波斯密切关系的真实写照。作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

参考书目：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4）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5）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6）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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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7）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20世纪“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页。常建华指出：“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行龙强调说：“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剥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径；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页。。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部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 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2-16页。。常建华还撰写专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1981年至1995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89页。。在《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248页。。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92-193页。。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页。。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2页。。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三是搜集民间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中层理论”也做了简要介绍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中层理论”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说：“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13页。。“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史的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18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18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页。。从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9）

(一)史学是陈述之学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　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　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　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　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　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　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二)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　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　。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　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　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　，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　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　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　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　，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　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　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　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三)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　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　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　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　。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　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　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　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　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　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　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　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　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　作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　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　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　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　，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　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　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　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　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　。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　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　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

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　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钟书《　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　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四)从史学之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像。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它不能凭借想　像，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　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五)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陈述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讲述宏观义　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　。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　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　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　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　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　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　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　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　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　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1]。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乃令人高兴。

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　的看法缕述于次：

(一)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　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　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　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　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　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二)实证史学

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　、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　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　向发展，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　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　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　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　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三)民族情感史学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　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四)阶级论史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斯大林和苏联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　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　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　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　、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　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　；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　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五)社会史的史学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　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　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及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　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　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　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它的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　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　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　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　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　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六)呼唤中的以“整体史”(“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为特征的　“新史学”可能出现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之中。台湾学者在进行社　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　，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　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　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　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　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　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进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　——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　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　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　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　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　历史。

社会史与总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　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总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　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　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　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　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

三、历史学应使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及其同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说故事”的史学，经历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与阶级论史学到社会　史史学，是一步步将史学知识传向民众。而今天，知识大众文化化已成为史学发展方向　、史学能否发展乃至史学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加研讨的事情。20世纪80年　代以来，时或出现“史学危机”的讨论，然而都没有认真计议过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与　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笔者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研讨会，曾经萌生过参与　主办以“史学知识民众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可惜迄未见有此类学术会议。这里不妨说　一说史学知识大众化的问题。

(一)史学功能转换及原因

传统史学功能是政治性的，即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的“资鉴”功能，对民　众(主要是读书人、士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它成为庙堂之学，拥有尊贵的地位，“史”　就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阶级论史学明确强调史学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　。实证史学讲究脱离政治。社会史则将史学的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史学在　有限的政治功能之外，着力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　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　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

史学功能之必须转换，或者说必然转换，基于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自　然经济的社会，发展迟缓，所重视的经世之学是经学和史学的人文学，鄙视自然科学和　技术，视之为匠人之事；近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技术、物质文　明变化迅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可视的，于是，人　文学科不得不降落到被人贱视的境地。从殿堂到平地，这种落差感，大约也是中、外都　产生的“史学危机”论的一种原因。

史学功能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是必然趋势，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　有相应的观念转变，要为史学功能的转换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作出努力。

(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与条件

何谓大众文化化?史学工作者应以自身的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为目标，即治史是为大　众提供历史知识，令历史知识成为大众文化的应有内容；史学书籍应有知识性、故事性　和通俗性，文字表达方面的可读性。

大众文化化的史学知识，原则上讲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　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　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等。

近代史学研究，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史学、人类学、民俗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下层民　众、性别关系、生活风俗、婚嫁丧葬、节日娱乐、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社会医疗等等　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其内容多是民众喜闻乐道的。试以笔者在近期史学著作中信手拈　来的数例来看，可知笔者所言不爽。如有的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　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　的故事表明，商人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重要，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一样，予人以　智慧的启迪。又如，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　，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　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他如，有的学者讲述郑板桥见寺僧的故事：方丈初　以他服装平常而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　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　”、“敬香茶”的三变。从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的作用，而对出家　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有了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将之转化为大众文化，由大众分享。

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需要向古今民间文学艺术家学习。古代说书艺人、话本、历史　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都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某种作用，并　以其知识娱乐受众。当然，文艺家的历史故事中有许多虚构成分，历史学家出于职业责　任感有必要去纠正他们的误传，但是不必为他们“占领”史学“地盘”而愤慨，应当检　讨的是自家不去作史学知识大众化的努力所造成的缺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　最好是史学界与文学艺术界携手合作，多交朋友，取长补短，史学著作要艺术化，文艺　家需要增加史学知识，作品向历史的真实性方向努力。平心而论，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　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

史学研究成果如果走向大众文化，史学也会取得大众的信赖，不会被社会抛弃，避免　真正的学科“危机”。

(三)史学研究成果大众文化化的表达方式

史学研究成果为大众分享，图籍内容至关重要，而其表达形式的讲求同样不可忽视，　至少要留意于下述四点：

其一，平铺直叙的写法。史学著作要有大量的证据，会有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的引文　，会有史料的考证和复杂事件、历史之谜的反复论证。毫无疑问，引文多系古文，如此　一来，古文和语体文相杂，使得文气不畅，也令读者一会儿古文、一会儿语体文的来回　转换，难于适应，增加阅读难度，减少浏览兴趣。需要舍弃那些史料引文，将它变为语　体文，直接表达出来，令文气流畅，读者顺利阅览。当然，引文的做法给同行及少数圈　外人士观赏是必须的，只是对大众极不相宜。

其二，要富有文采。这是极其难于做到的，然而是不可或缺的努力目标。

其三，深入浅出。大众文化化的历史读物，不是只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应将研究的客　体研究透彻了，俗话说是吃透了吐出来，能综合大量历史现象，分析清楚，尽可能地说　明历史现象的连贯性和事情的本质。通俗读物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是寓意不可少，必须　深入浅出，绝不是儿戏之作。

其四，图文并茂。历史遗迹、遗物的图像、画像、图画、照片，实物照片、素描，等　等，与文字说明相配合，可以收到文省事明、一目了然的效果。图文并茂，在古人主要　限于客观条件，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现在学者开始留心了，“老照片”成为可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史家都给图片以应有的地位，“提请留意”，看来仍有必要　。由于著作中配图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学术规范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建立，常见 的现象是对于插图本身的说明欠缺，图、文的内容并不配合。大众化的读物不能不讲究 这些。

总之，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　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　，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也启迪智慧的开发。这也是令史学游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四)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态度与高标准的专业要求

史家定位。帝王之学的史学高高在上，史学家好为人师，总在教训读者。近代以来，　此种积习并未根本改变，似乎作者与读者双方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者自认为　写作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要向民众灌输什么观念，负有提高民众素质的使命　，这是在上者对待在下者的态度，早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之时。　作者与读者双方之间，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要将什么观念加给谁的问题，书籍　只是双方对话的工具。人是社会中的人，做人要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史学工作　者要定好位置，争取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在上面的教育者。

专业要求。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　众化的深入浅出的要求，首先应有研究性，是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有关知识，具有综合分　析能力，还要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此等著作的写作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仅有几分知识　，浅学易满之人，哪里能写作得好!普及与提高是一致的，以为普及的读物可以要求得　低一些，这是误解，无益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极宜纠正。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10）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费孝通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