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较文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引言

学术期刊论文是研究者们获取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个能恰当并且准确反映出作者的真实表达意图的标题十分必要，它通常是吸引读者停下脚步潜心阅读的前提条件。好的标题能加速读者的搜索定位时间，它在、阅读和收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学者们在汲取国外期刊的研究精华的同时，也将各自的发现用英文展现出来，期待传播得更广。但由于二语的缘故，会出现语法错误、结构不当、用语口语化等问题。很多论文的英文标题就是中文题目的直接翻译。科学论文具有独特的写作体裁，其标题作为论文的缩影，更需要注意遵循它的写作范式，而不能简单地直译。选取中外护理学论文的英文标题建立专门用途语料库，比较分析标题的结构和话语功能，以期在英文标题的撰写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2.论文标题的研究综述

从事语篇体裁分析的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学术论文的摘要、引言、结论等部分都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其中论文的标题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研究者们拿不同学科的论文标题进行比较，分析集中在标题的长度、标题的语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上。Haggan 区分了文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论文题目，他总结了标题的三种基本结构：完整句子结构、复合句结构及占大部分的名词性短语结构。Soler选取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的学术论文和综述论对比，发现完整句子结构的标题最能体现生物科学学术论文的特性。Wang和Bai做的医学类论文的研究表明名词性短语结构的标题所占比重最大。庞继贤和陈B对比分析了中外应用语言学标题结构差异，提议国内论文作者少使用“研究”“初探”等词，并深入探究作者的拟题策略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依据。有关医学类的标题研究还有张晓枚等利用语料库分析中医药类论文标题中介词的分布特点及用法。而护理学的论文标题研究相对很少。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期望借助语料库这个工具展现护理学论文标题的语言特点和语用功能。

3.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2015至2016年间发表的护理学权威期刊的论文标题建立两个语料库：一个是国外期刊标题语料库（IJT），来源于Oncology Nursing Forum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共99条，形符数为1264;另一个是国内期刊标题语料库（CJT），来源于《护理学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中华护理杂志》，共90条，形符数为1349。利用AntConc软件比较两个语料库的高频词汇，同时细分标题的结构特点，分析该特点的语用功能。

4.研究结果

4.1标题的高频词汇

使用语料库工具的词表功能分别显示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发现IJT的高频实词和CJT的有差异，见表1（因两个语料库大小很接近，就没有列出词频比率）。

表1 IJT和CJT的标题高频实词词频比较

表1中仅仅列出排名前六的高频实词。在IJT中，词频最高的是cancer，查看它的索引会发现这些标题都体现出一个主题，那就是癌症，这说明IJT收录的这些期刊对癌症关注度很高。而在CJT中，排名第一的是patients，表明这些文章的出发点是病人本身而不是疾病。另外，analysis在CJT中使用频率较高，反映出此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比如meta分析。而在IJT中，analysis出现的概率很少，只有两次。这个发现同庞继贤、陈B的研究有重合的地方，即不要过多使用“分析”之类的词语。

4.2标题的结构类型

参照Haggan和Soler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标题结构划分为名词短语结构、复合型结构和完整句子结构。名词短语结构又可细分为：

4.2.1一个名词短语，如Center of Excellence to 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 in Italy.

4.2.2多个名词短语，如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workplace violence against nurses in Harbin.

4.2.3分词短语，如Using Photovoice to Explore Nigerian Immigrants，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复合型结构是指通过冒号或破折号连接主标题和副标题，如Moral Distress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port of an Institution-Wide Survey。完整句子结构出现频率较少，如Narrative education cultivates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表2从整体上显示CJT和IJT标题类别所占的比重。

表2 CJT和IJT标题别

从表2可以发现CJT和IJT的标题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最多，其次是复合型结构，完整句子结构最少。这和Haggan的结论部分一致，即标题结构由名词短语构成的比例最高。相对于IJT来说，CJT标题结构呈现出更明显的对名词短语结构的偏好，所占比例超过90%。而两个语料库都体现了完整句子结构标题出现概率很小，仅有一例。这说明不管是国内期刊还是国外期刊都很少使用句子作为标题。表3将名词短语结构标题进一步细化，分成一个名词短语结构（NP），多个名词短语结构（nNP）和分词短语结构（PaP）。

表3 CJT和IJT标题中名词短语结构类别

IJT的名词短语标题结构类别分布比较均衡，分别为一个名词短语结构（47.5%），多个名词短语结构（33.8%），分词短语结构（18.8%）。而CJT中超过半数是一个名词短语结构（68.7%），分词短语结构仅占2.4%，结构分布差异大。

4.3 标题的语用功能

从上述的语料库统计中发现大部分护理学标题采用的是名词短语结构。通过检索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可以找到这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见表4。

表4 CJT和IJT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

综合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介词有and， of， in，the。介词and用于连接两个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of表示所属关系（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Family Nursing Knowledge Into Clinical Practice），in指示研究范围（in Italy，in the United States），the主要用于限定（the Relationship）。综合以上的高频词所体现的功能，可以发现期刊论文标题的话语功能有：体现研究对象，体现研究范围，体现研究方法，体现研究目的，体现研究问题，等等。

5.结语

通过对所收集的国内外护理期刊标题的语言和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国内护理期刊标题同国外一样，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主，但存在结构形式较单一的问题：名词短语结构标题主要是单个名词短语加后置修饰语形式，分词短语结构较少;另外复合型结构标题也要少于国外期刊。这说明国内护理学论文英文标题的撰写和国外的主流习惯还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分析标题中的介词总结出标题的语用功能。标题能表明文章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是什么，非常清楚明了，这进一步说明标题的重要性及写好英文标题的必要性。

标题，作为学术论文的精髓，值得研究者们细细斟酌。本次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型的初步探讨，存在语料不够多的问题，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希望本研究能够对研究者英文标题的撰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Haggan，M. Research paper titles in literature，linguistics and science： dimensions of attrac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4.36（2）：293-317.

[2]Nwogu，K. N.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tructure and funct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1997.16（2）：119-138.

[3]Soler，V. riting titles in sci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2007.26（1）：90-102.

[4]Yang， R.& 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003.22： 365-385.

[5]Wang，Y.& Bai，Y.A corpus-based syntactic study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 titles[J].System，2007.35（3）：388-399.

[6]曹睿赵硕.科技论文标题的结构和语言特征――以Science和Nature为例[J].外语教学，2014.35（2）：35-39.

[7]梁茂成，李文中，徐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76-80.

[8]庞继贤，陈B.中外应用语言学类期刊论文英语题目对比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5（1）：189-200.

篇（2）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89-02

一、总述

英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创始人泰勒（E.B.Tylor）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可见，不管是东、西方文化都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而这种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的思想、行为、语言、非语言等方面的交往称为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实际交际中，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语言、信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及文化心理都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学生由于对英汉民族文化习俗了解不多，导致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造成交际障碍，交际就会显得别扭，“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往往发生。

所谓“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休克”本来是指人体重要功能的丧失，如身体失血过多，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等。但是，当一个长期生活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突然来到另一种完全相异的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其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的现象。

语言学家艾奇（Edge）曾经说过：“人们通常并不介意外国人所犯的语法错误，但对于在社交场合所犯的错误（social mistakes）却无法谅解。”可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或是跨文化语用失误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二、大学英语老师引导学生了解、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基本习俗是避免跨文化冲突的基石

在跨文化交际中，每个国家、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就了其特有的民族性格。美国人不拘礼节、欧洲人重视称谓、德国人喜欢直截了当，英国人性格相对保守并且讲究礼仪，澳大利亚人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英国人的性格但是更趋于开放。因此，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具体交往对象具体对待的原则。但前提是必须了解他国的基本习俗，否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处出错的尴尬局面。

（一）东西方价值理念的不同。西方社会主要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影响，相信世界是直线的（a line）和可控的（controllable），因此西方人非常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人们推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东方主要受到孔子（Confucius）学说的影响，认为世界是个圆（a circle）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constantly changing），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推崇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追求个人的发展被视为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受到社会的谴责。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在遇到文化差异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理念，参照他国的理念与其进行不卑不亢的交往。

（二）西方各种不同的习俗都是源于其不同的价值观念。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道德传统的反映和体现，它具有陶冶情操、规范行为、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功能。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问候习俗、介绍习俗、送礼习俗、拜访习俗、宴客习俗、隐私习俗及禁忌习俗等等。

1.社交习俗：首次见面握手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而欧美人更习惯拥抱。讲话时眼睛看着对方，在英美被认为诚恳、诚实；而眼睛到处乱看，会被认为是狡猾、不诚实。Never trust a person who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而黑人则略有不同，他们说话时眼睛盯着对方，听话时却东张西望。“OK”的手势在美国是表示“成功”而在巴西是“”的替代语，向某人做这一手势是指某人作风不检点。

2.隐私习俗：如果你对一位英国朋友说：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is your salary？你就不要指望英国朋友有什么友好的回应，因为在他看来，对你这种毫无礼貌地打探个人隐私的人是不必理睬的。

3.宗教、饮食习俗：在接待外宾中，要根据被接待的民族特性、等来配菜。如来者是伊斯兰教徒你千万不要上猪肉，是印度教徒你一定不要上牛肉。很多英语国家的人们忌吃各种动物的头、脚、内脏，忌吃狗肉、蛇肉等。不要试图劝说对方多吃，更不能给对方夹菜，而是以宾客自主为益（Help yourself…）。

4.送礼习俗：送花忌送双数，忌送白色，因为他们被看作是厄运的征兆或死亡的象征。日本人不喜欢荷花，意大利人讨厌。

5.颜色习俗：红色在西方的反面含义是专横、暴躁和傲慢；在美国黄色有期待、怀念和思慕远方亲人归来的意思；蓝色的反面含义在一些国家是抑郁、悲哀、空虚阴冷的意思；绿色是穆斯林教徒最偏爱的颜色因为它象征生命、青春、活力和希望。

另外还有称谓习俗、数字习俗、动植物习俗等等。总之，掌握各个国家的民族习俗，对避免跨文化冲突起到了直接的基石作用。

三、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总结词句、短语及习语等在西方国家的不同用法以避免尴尬的境地

大学英语老师在英语教学中对词句的介绍，一般就只讲其基本用法，有时讲了一词的多种用法，可是学生没有具体的语境练习，久而久之便抛于脑后了，然而这样的一词多意在跨文化交际的中却屡屡出现。笔者在公派去澳洲留学之前对澳洲文化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在写给澳洲很多大学的自我介绍中用了一个词“naughty”来描述自己有时有点“顽皮的、童心未泯的”性格。结果到了澳洲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只是词典里“顽皮的、淘气的”，而是“性感的、不听话的、不守规矩的”。怪不得笔者给澳洲各大学发了那么多的申请信都石沉大海，估计人家还以为她生活作风不检点、道德品德有问题，在试图“勾引”他们呢！笔者曾在澳洲遇到了很多词同义不同的尴尬局面。大家都知道“pink”在英语中是“粉红色的”意思，但是却被澳洲用在公共厕所里，表示女性月经期所用的卫生巾及部分人注射用的针管等必须丢在指定的箱子里。笔者非常困惑，于是向其男性导师讨教，最后造成自己当面想钻地洞的难堪局面。笔者有一次想对导师说“It’s my honor.”（是我的荣幸）但由于口误说成了“I’m a honor.”（我是一个处女。）以至于导师大笑，笔者还痴痴的全然不知道导师在笑什么。

这样的尴尬例子在异国实在是举不胜举，笔者无法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向大家展示太多的由于跨文化交际导致的同词不同意的用法，只是想用这些例子提醒广大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不要片面地只学词的个别意思，而应该多查阅课外资料，多形式多渠道学习英语；同时，大学生也要充分利用英语原声电影、收听外语新闻、报刊杂志、英文歌曲、英文原著、赏析地道的英语广告、各种地道的英文标语等，并尽量参加有外籍教师主持的英语角等切实有效的途径来学习英语，尤其是涉及到的跨文化，以避免不同的尴尬局面，在跨文化交际中如鱼得水。

四、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掌握、处理西方国家的禁忌，并学会用委婉语来缓冲跨文化交际的冲突

禁忌语（Taboos）发源于波利尼亚汤加语，意思是“需要极端注意的事情”，也可以被写作tabu或者是tapu。禁忌语主要使用在宗教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场合。

很多动物在跨文化交际中都属于禁忌的范畴，如：bat（贱妇，丑女、），chicken（见面熟的年轻女人），hen（爱管闲事或嘴碎的中年妇女），cat（恶妇、包藏祸心的女人）等。英国人也不要自以为是地恭维某位中国人是gay dog（快乐的人）、lucky dog（幸运的人）或old dog（老手），因为中国人谁也不会高兴自己是一条“狗”（dog）。因此人们在说话的时候都会尽量避讳运用这些词。

委婉语（Euphemism）一词发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说好听的话，古希腊人在祭祀时，都得讲吉利话，即使用委婉语。禁忌语和委婉语常常有紧密联系、相互水融的。不能说禁忌的东西自然就有了委婉语来替代。例如：

人们忌用skinny（瘦骨嶙峋）而说slim 或slender（身材苗条）。说plain？鄄looking（长相一般）而不用ugly（丑陋、难看），忌说crippled（瘸子）、blind（瞎子）、deaf（聋子）、dumb（哑巴）等而统称为the handicapped or disabled（残疾人），在美国，没有了poor people（穷人）而只有low？鄄income group（低收入阶层），没有了prostitute（）而出现了woman of the street， street walker， fancy woman， girl， girlie， call girl， joy girl， working girl， lady of pleasure等等避讳的称呼，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社会的进步，各国人们观念的更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禁忌语、委婉语也在更新，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

五、大学英语老师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应如何引导学生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师针对大学生特有的特性，对其可以采取渐进式、启发式、交流式、示范式、比较法、融合法、注解法、实践法、专门讲解法、文化讲座法、利用图片展示法、布置学生查找法等进行正面引导。

（一） 教师自己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文化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交际教学的重要性并把其放在一定置；与此同时，教师自身要博览各种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资料，力求做到文化教学的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二）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注意个人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眼神表情等形象，尽量做到“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尊重隐私，，信守约定，热情适度，谦虚适度，不卑不亢，爱护环境。

（三） 教师要重视对学生非言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注意示范和纠正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不规范的面部表情、视线接触、站姿坐姿、举手投足、服饰打扮等等。拓展学生的跨文化知识、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素养，从而获得跨文化的敏感性。

广大英语教师在面临繁重教学任务的严峻考验的同时，要挤出宝贵的时间来向学生们传授跨文化交际的“额外知识”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作为现代语言教育者，我们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现代语言学家把交际能力概括为“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条件下，对谁，说什么，怎样说”。 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国语言学家Saplr则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所为所想……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创造各种条件，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英语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中的泛文化培训（culture？鄄generaltraining）和定文化培训（culture？鄄specific training）。

参考文献：

[1]浅谈商务英语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http：///language/2011/0322/w201103221653593934.ht

篇（3）

比较文学从内容构成上看，由三块组成，一是“比较文学的定义”，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比较文学的定义”就是向学习者介绍这是个什么样的学科，它缘何产生，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进而回答什么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历史”就是向学习者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外国比较文学史，包括它的起源、萌芽、发展，学科的形成，出现的主要学派，目前的研究热点和遭遇的问题等；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包括勾沉历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具有比较文学研究意味的现象和取得的成果、近代以来能自觉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的专家介绍和成果介绍、中国比较文学的复、中国学派的成就以及目前的研究现状等。“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就是介绍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策略方法，包括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阐发研究、接受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很显然，这三块内容中，前二块是侧重于学理性的，后一块是既有理论性又有操作实践指导性。同样可以看出，这三块内容隐含着一个先理论后实践、先理解后尝试、由浅入深、由学而作的序列。这就提示教学者们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籍此作为基本的教学策略。本人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就依循了这一内在逻辑，实施了“比较文学三步走”的具体教法，取得了出色的教学成效，这从大量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选择比较文学选题、不少学生考上“世界文学和比较专业”的硕士生中可以得到有效的应证。

“比较文学三步走教法”具体是这样实施的（以开课一个学期，三十六课时设计）：

第一步，由教师课堂教授相关比较文学原理。教师在一个学期的近一半课时中，依次分别讲解“比较文学的定义”和“比较文学的历史”，使学生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对于文学研究和传播有什么独特价值，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怎么界定的，如何理解比较文学的内涵，它的学科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等等。具体进度如下：

比较文学的缘起一课时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一课时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一课时

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一课时

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和定义一课时

几个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概念的厘清一课时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课时

――上述为“比较文学的定义”的内容

外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史前史二课时

外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史三课时

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一个课时

中国比较文学在近现代的发展二个课时

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一个课时

目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一个课时

――上述为“比较文学的历史”的内容

第二步，组织学生讨论。在第一步的上课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开出书单，要求学生在听讲之后能及时的研读相关著作，一方面是加深和巩固教师所教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学生启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完成了这一步后就可以进入下一步，那就是分组讨论。我试把学生按话题分成三组，一是“比较文学学科有何独特价值？”，意在让学生通过讨论确认这门学科的独特价值，以否决有些人的“比较文学无用论”和“比较文学虚无论”。二是“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哪些重要成就？”，意在让学生了解其间出现的重要学派和研究专家及成果，引导学生趋向这些名家，进而得以学习和借鉴。三是“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何在？”，意在引导学生考虑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分组时，每组学生一般在15人左右，由小组长主持讨论，由副组长负责记录。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辩论，教师适时参与其中，或引导或交代或总结或设疑或商榷，以活跃学生心智激发兴趣为主要目的。这个步骤用四个课时来完成。

第三步，教师课堂教授加范例解析与学生研读名著名篇加尝试写作相结合。这里的教师课堂讲解加范例解析，主要是就“比较文学研究的策略”这部分内容而言。首先是由教师在课堂上具体讲解五种比较文学研究策略，包括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阐发研究、接受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各自的内涵、研究方法、研究步骤和要注意的问题等，然后是在讲清楚这些内容后，分别选取五种研究策略的已有的一项研究成果作为范例，借助于现代教学技术，在大屏幕上予以展示分析。比如平行研究，选取秦家琪的《阿Q与堂吉诃德的比较研究》予以解析，这文章是怎么写的，起头写了什么，然后分几个部分比较了这二个人物形象，有什么样的异同，为什么会有这些异同，最后研究者得出了什么的结论，从而使得学生对平行研究当如何进行，怎么写平行研究方面的论文有深切的体会和感知。又比如谈论接受研究，选取季羡林的《印度文学在中国》，梳理出该文章的思路脉络，然后依次去发现作者是如何对印度文学在中国的古代直至现代的传播影响进行了追本溯源式的研究，其中有哪些真知灼见。又比如跨学科研究，选取刘小枫的《诗化哲学》来进行解剖，先瞧该书的目录，看该著作是如何谋篇布局的，分几章从几个方面对文学艺术进行了跨学科的贯通研究，有哪些启人心智的见解。这样，依次对五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运用得较好的五种成果进行典型解示，就让学生在既得理论精髓的同时，得到真实成果的照应，既有利于消化接受，也会起到一定的“模范效应”。这是第三步的第一阶段，约用九个课时。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后，就要进入第二阶段（约用四个课时），那就是带学生进入图书馆或资料室，让大家去查找相应的研究成果，写成读书报告。读书报告要求体现出如下内容：

成果名称

研究者姓名

出版社或刊物

研究类型（判断清楚该成果为五种研究类型中的哪一种）

文章的思路（还原出该成果的写作提纲）

评价（对该成果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作出评点）

这个第二阶段工作是要体现学以致用，要提示学生能判断出哪项成果具体运用了哪种比较文学研究策略，从而能得到洇渗和影响。

最后进入第三阶段（约用二个课时），那就是对学生的读书报告进行点评，选取其中写得比较好的，作出重点点评。然后提供相应的选题，供学生选择，进行尝试性的研究性写作。这个写作可以是独立完成，也可以是一到三个学生合作完成。一个月后上交作业。以检测学生学习“比较文学研究策略”后的成效，同时也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

最后，该门课的综合成绩由三部分组成：讨论及讨论稿，占百分之二十，读书报告占百分之三十，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作业）占百分之五十。

篇（4）

先说治学理念。明照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郭绍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著述，被誉为“龙学泰斗”。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其爬罗剔抉、考辨源流之细致，其考证辩驳、辨章学术之严谨，足以堪当今人治学之典范。无论在资料搜集、文本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上，他都能独树一帜。这种严谨、务实、求真的精神，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人。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打算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但先生说龙学研究佼佼者众多，建议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开辟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路径。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中西比较文学》。此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积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从此，我便走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再说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来，先生对学问研究是严厉而苛刻的，对学术是敬畏而真诚的，对学生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其实，从内心来讲，先生待人是极其和蔼而坦荡的，而待己则是严格而严厉。每次和先生谈完话后，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激情。先生已经真正达到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总之，无论是治学的严格，还是人格的熏陶，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如启功先生在《祭杨公明照》中所言，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高尚遗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让我又想起先生那琅琅的川音，那飘飘的白须，那激情的手势，那亲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我们身边。

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读经热”，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谓“读经热”，又可称为“国学热”。“读经热”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和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和过激行为。中国知识界曾有人对传统文化持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且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之根，由此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当代文化的失语与混乱。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刨新性。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形成“失语”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

第三，中国文化的空心化趋向。在整个文化发展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当代中国人缺少类似于西方的“诗意栖息”的文化家园感，当下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理念，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文化失语”，学术缺乏刨新性等现象也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简言之，从本质上讲，读经旨在创新。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如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读经只是一个手段和方式，正如借鉴西方目的在于从中得到启发。今天中国需要创新，而要创新，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涂：毫元疑问，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典籍对当代文化建设和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命运并不尽如意，甚至令人堪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呢?

曹：中国古代文论与典籍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同样有着无法抹灭的价值。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立足异质，融会古今”。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注意和重视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有许多学者则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与“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对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并使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将成为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涂：就文学理论而言，当下中国学界大致呈现出两种趋向：其一，普遍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偏好，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则相对漠视，表现出典型的“失语症”：其二，普遍将中国文论和文学现象当作西方文论的注解，用西方文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界把脉问诊，即所谓的“西体中用”的变体延续。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曹：的确，当下中国学界大致表现出“失语症”和“西体中用”的趋向。自我于1996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以来，学术界就围绕

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理论争和哲理思考。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我之所以提出“失语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

所谓“失语”，是说在中西知识的整体切换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知识方式。一方面，我们坚信，只有现代西学质态的知识才是唯一的知识。20世纪，新知识之所以能够全面取代旧知识，是因为我们相信分析性质态的西学知识才是科学。旧知识被取代，是因为这种知识质态不行了，它在知识的质量和形态上都不科学。不行的不只是旧知识中某些观念过时，而是这样的知识本身。如果要以分析性质态为标志的科学知识为唯一的或标准的诗学知识，那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失语”、“无语”，甚至“哑语”。

另一方面，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对事物，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如此一来，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出去，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不科学，“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成为异质性知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

涂：您在1990年代末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重要命题，可谓切中肯綮。经过十多年的探讨、研究和沉淀，您认为当下中国学界是否已经摆脱了“失语症”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面对西方文论的失语状态呢?

曹：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规则。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在于“何以失语“，“失什么语”。“失语症”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必然联系。我们对传统文化隔膜了，当代学生甚至很多学者都不读经典，而经典就是决定话语规则的基本东西。我提出“失语症”已有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应该说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不能穷尽意义，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

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等现象，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其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就知识建构而言，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秉承了西方现代知识建构的固有危机；另一方面，植八的现代性又极为深重地导致了移植知识系统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紧张和疏离。诗学的话语危机和与西方对话的立场危机，不过是其表征。在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反省和调整的时候，除继续引进西方资源外，我们实际上只剩下中国传统的诗学资源。中国传统诗学的价值，不在于可以用来确证现代诗学知识的正确性，而在于可以据之从另一个“异质知识”的立场和视角来反省和调整现代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知识形态的偏差。因此，对传统的诗学资源，我们必须在保有其异质性的前提下进行利用，要防止在对异质性的研究中将异质性篡改为同质性!。

涂：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您不仅撰写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 《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比较文学论》、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煌煌巨著，也亲身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苏和发展。您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可谓蓬勃迅猛，成就斐然，有目共睹。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则更上层楼，新论迭出，佳作频现。关于这一点，通过我和王向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6―2007》和《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即可管窥一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成就，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的表现。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心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研究边界等学科内部建设问题。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以自己的贡献积极推进着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构。

涂：的确，我们从您的等身著书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厚重成果。依您之见，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着哪些不足呢?换句话说，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曹：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需引起学界重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大致有三 第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孙景尧、严绍鎏、徐京安、叶舒宪、刘献彪、刘介民等大陆学者，李达三、古添洪、陈鹏翔、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港台学者都曾深入探讨过此问题。第二，比较文学的理论创新力尚待提升。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而蓬勃发展的学科，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博大的文化之中，照搬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行不通的。第三，比较诗学研究有待深入。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涂：比较文学不仅仅具有天然的比较意识、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而且跨越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学科。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对学习者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那么，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大致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曹：比较是构成学识、获取知识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元素之一。作为国际人文学科显学之一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今，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目益扩大，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早有了十分正规的比较文学系，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也先后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或比较文学系，这一切，表明了这门学科在20和21世纪的勃勃生机。

在这种宏观态势和学科背景下，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比其他人文学科具备更高的知识要求和素质。这要求学习者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勇气，有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同时，研究者还应具备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识，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以上的外语。

涂：这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需要沉潜学习多年才有可能达到。据我所知，您曾经编过《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等普适性教材，对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充满7令人敬仰的热忱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呢?

曹：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是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学者或作家，而是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学者精神”，在专业学习基础上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问题的“学者素质”。前者――学者精神，呼应着大学生应具备的人文素养：后者――对应着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综合能力；二者的密切结合构成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大学生素质。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基础牢、多层次、宽口径的通识人才：同时，要防止无边的宽泛，既不能搞成文、史、哲再加经、管、法，辅以理、工、农的平均主义，也不能是不论专业立足点的大杂烩。理想目标应当先博后专，太宽泛了不行。在博与专的问题上，重点应注意培养学生素质，高素质的学生应当知识博雅宽广，基础扎实。有的高校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好找饭碗，增加了许多实用的课程，这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冲击了基础课程。就中文系学生而言，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人文素质教育，其次才是研究能力提升。我很乐观地相信，兼具学者精神和学者素质的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工作面广，动手能力强，思维灵活，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更有发现问题，于问题中成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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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培养具有高学历的小学教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基础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基础教育不断得到探索与实践，其中把小学教育专业纳入高师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新专业是很有建设意义的。而小学语文专业作为小教专业的一个分类，既有小教专业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即工具性、人文性和基础性三者为一体。因此，小学语文专业课程落实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教育成果价值的高低，接下来就本专业课程设置的感受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1.培养目标的多元与错位

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在各个高校中集中体现多元化的取向，又因语文学科的丰富性和经验性，其多元取向更为突出。表现为：学校希望我们既是专才，又是通才；既是教师，又是管理者；既是专业能手，又是科研专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大家认可该专业培养的人才是多项全能人才。毋庸置疑，这其中应然状态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可实际效果往往是不易落实的，小学语文教师“多面手”虽是普遍的共识，可仅仅靠大学四年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学院课程设置五花八门，可如果每一门都浅尝而止、泛泛而学，毫无重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没学到。其专业目标培养的错位就在职业与岗位的混淆中就能体现出来。教师是一种职业，而管理者、校长体现的是岗位，是在从事教育工作中成长出来的。就如同没有出现过总统、总理专业一样，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应避免拔高、悬空，应注重基础素质和技能培养，立足于培养适合地方教育发展、合格而优秀的一线教师。

2.课程设置中的二元对立

小学语文课程设置的二元对立集中反映在课程设置模式和课程设置结构方面。课程设置模式主要有分科和综合两个方面，课程设置结构存在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的分歧，相对应地，分科设置模式趋向学科专业课程，综合课程模式趋向教师教育课程、多学科专业课程的融合。比如，我们学院开设了文学概论、比较文学、中外教育简史、小教语文教材分析、数学实验等课程，可以看出有些杂乱，这样的实践结果却是趋向于教师教育课程的，淡化了自己的专业；而趋向学科专业课程的，远远不如中文系、教科院等专业培养的质量，不论是在课时的多少还是在学习的深度上都远远达不到中文等专业的水平。由此也导致了学生继续考研深造和就业的冲突，因为课程的设置既不利于学生考研，就业所要求基本的教师素质也有欠缺，因此，许多学生迷失在专业定位的十字路口陷入两难抉择。

3.课程设置在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水平上游移

从高等教育视角来看，同教育学专业和其他专业相比，小学教育本科的学术性水平和学术标准要求与大学本科专业学术水平的要求产生了较大的距离，而小学语文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其学术开发的潜力与目前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矛盾，因此配套的小学语文教材不明确、不细化，处在一个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尴尬境地，造成学生在知识结构和体系方面的缺陷。专业培养目标游移在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天平上，导致了课程设置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的游移，这对我们专业的建设和自身发展是一个挑战。在小学语文教育培养计划中，教育见习和实习是8～10学时，对师范性的体现是不够的，而教育类课程的开设，如，中外教育简史、儿童发展与心理学等，又无法与教育学专业相比，只是浅浅而学。同时部分内容在课程中重复出现，如，德育的内容在教育学、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学、小学教育学上反复出现，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小教专业基本学科知识范围的一种泛化，缺乏对教材的系统整合。当然，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对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与学生共同成长的个体，并且在课程研制、教学研究、文化创造等方面将肩负着越来越多的职责。但高等教育该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是未来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一点。

二、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对策建议

1.明确课程设置的基本取向，处理好基本取向与多元取向的关系

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的基本取向是培养高素质的小学语文教师。课程的设置必须反映小学语文教师思维素质要求、小学生发展的要求和语文学科自身的要求。有些基本教育理论课一定要学扎实，只有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把握和了解教育规律才能获得更高的教学技能，才能从事更高层次的教学学术活动。鉴于小学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并且绝大多数小学语文老师又肩负班主任的工作，课程设置也应该相应地体现此类工作的需求，培养未来语文老师的组织、管理、协调班级的能力以及与学生沟通的能力，为将来造就小学语文教师专家、优秀校长奠定基础。但是课程的实施还需要有相匹配的教材，因此，加快和完善小学语文本科教材的开发也是十分重要的。

2.妥善安排课程设置的顺序，提高课程的质量

课程的编排内容不仅遵循其本身的逻辑体系，还应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使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认知结构相匹配。小学语文专业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性、系统性很强的学科，例如，语文教学中的拼音、识字写字、阅读与习作、口语交际等在小学不同阶段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整体呈螺旋上升的趋势。同样的，小学语文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也应谨慎，例如，先给学生开设中外比较文学课，再开设外国文学课，只会让学生一时感到知识体系脱节和混乱，也打乱了原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针对部分内容在不同课程中的反复出现，教育主管部门及开设此专业的高校，应深入小学教育一线与教师共同研发具有针对性的、反映小学生发展规律的小学语文教育课程。

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加强教育实验课程

小学语文教育实验课程包括教育见习、实习、研习、课程实验、调查、论文撰写等。生活中处处有语文，我们应留心观察生活中的案例现象，同时争取更多的机会深入教育的第一线，亲身体验和感受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活动，把理论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再生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专业教师也应该积极参与小学语文教育课题的研究，指导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如，学校和社会能为本专业与当地小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同时，要适当聘请一线小学教师担任部分课程的教学工作，例如，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或定期让他们来校做报告。

4.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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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65-006

当代社会是一个强调对话的社会。在对话成为时代主潮的背景下，中西比较诗学的基点也一跃从“比较”转向了“对话”，走向对话成为中西比较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西诗学对话在大大拓展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视野及思路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走向对话的中西比较诗学由此成为比较学界令人瞩目的焦点。

一、中西诗学对话的缘起

中西诗学对话既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诗学自身领域内中西两大诗学体系互为“他者”、反省自我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中国传统诗学是在自身文化系统内生发的一套诗学体系，无论是在内在的文化底蕴还是外在的理论表述上都迥异于西方诗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诗学一直受到中国学人的珍视。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中国传统诗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整个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19世纪中叶后，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一下子从四方仰慕的天朝大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当时一批具有先进意识的先觉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的巨大落差不仅体现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同时也体现于思想文化层面。1894—1895年中日的失败和的流产更让他们痛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军事上的“船坚炮利”和政治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不可能挽救中国，唯有借助思想文化的启蒙，发动民众，实现近代中国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由于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长期陷于自我封闭之中，已不可能自主生发出时代迫切需要的近代思想意识，人们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向西方寻求先进的思想文化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此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一方面是由于先觉者们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太深，在感情上对她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他们在引介西方文化之时已理智地察觉到了它的不足。因此，他们引入西方文化并不是用它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借助西方文化的参照，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诗学即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自身的现代转型的。早在1905年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在肯定了西洋新学语的输入对于转型中国传统诗学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分析指出，中西学术话语各有其片面性，不能盲目认定西方的学术方式就是绝对地好，应该借鉴西洋文学批评的长处来补足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不足。进入20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深入，以朱光潜、钱钟书为代表的中国比较学者更加注意到在中西诗学的融通中“转型”中国传统诗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被迫中断，中国的文学理论一古脑儿地倒向了苏俄文论。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现当代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文论又一边倒向了西方现当代文论。于是，当人们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况时，有关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呼声再次在中华大地上空响起。回顾中国文论近百年间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可谓是一个世纪性的主题，寻求与西方诗学的对话就成了中国传统诗学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必然抉择。

其次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使然。美国学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在其《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东西方的原创型诗学体系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系统中产生的，“跨文化”是比较诗学的最根本性的特征。[1]众所周知，西方奠基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诗学》之上的理论体系，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的表述方式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讲，它们是属于同一个西方文化圈内的诗学体系。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诗学则完全属于另一个与西方文化几无直接关联的异质文化圈。巨大的文化差异过去曾使不少西方学者对中西诗学比较的可行性感到难以想象。然而，比较诗学的“跨文化”特征决定了比较诗学必须有勇气去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子，否则，比较诗学很难名副其实。而且，中西诗学间的巨大差异固然给中西比较诗学在整体研究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它同时也为比较诗学研究走向深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因为完全“非西方化”的中国传统诗学不仅为西方诗学提供了一面反视自我的“镜子”，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许多方面中国传统诗学都与西方诗学有着一种令人瞠目的互补性。显然，缺少中国传统诗学的参照，西方诗学无法奢谈所谓的一般文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传统诗学的“铺路”工作，得到了西方比较学界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与首肯。美国学者纪廉（Guillen）曾赞同地表示：“在某一层意义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致的，只有当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关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2]25而迈纳基于东西方文化视野的比较诗学研究也是得益于刘若愚的启发。不过，更能体现西方比较学界态度转变的当属乌尔利希·维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美国学者维斯坦因一向以治学严谨、持论公允为国际比较学界称道，他早年撰写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被公认为关于比较文学的权威性著作，然而就是在这本书里，他对东西方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 但随着西方比较学界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日益关注，他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反省，对未能在过去看到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感到后悔。通过与中国同行们的交流，他提出了“绝对的平行”的观念，对那种没有事实联系的，非历史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持肯定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与包括中国诗学在内的东方诗学体系进行对话的必要性。可以说，西方学者掀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与东方诗学对话的热潮，既得益于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东方视野的拓展，同时也是比较诗学渴望走向深化的历史必然。

总之，正是相互间的“互见”及借鉴的需要使得中西诗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话之途。不过，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由于中西方所面临的对话语境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两者对于对话的期望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国诗学而言，对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以此来推进当代文艺学的建设，诚如、童庆炳在《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序言》所表述的：“中西比较诗学正意味着一种返回原初诗意根基的举动。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相比较，固然要寻求二者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但根本目的并不在此。这个比较本身并不基于一个无所不在的视点，而只能是基于中国诗学的前景这一特定视点。这一特定视点是由我们的‘成见’。我们总是基于自己的‘成见’，从自己的‘成见’出发，超乎‘成见’而又返回‘成见’去比较的。中西诗学的比较，说到底为的是中国诗学的前景。而这种前景并不能凭空猜测，我们宜站在原初诗意根基上去眺望前景。所以奔向前景正意味着返回原初根基。因此，中国诗学是为解决自身问题，为摆脱自身困境而求助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这种比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诗学自身的原初诗意根基的寻找。”[3]而对于西方诗学而言，对话的真正目的在于调整自身诗学体系的偏狭与不足，使之上升为一种更具普泛性及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共同诗学。毫无疑问，中西诗学在展开平等对话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我们决不应该将对话的主动权拱手相让。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与西方诗学对话中寻求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同时，必须对西方式的“共通性”、“一致性”保持一种民族性的警觉。一旦背离了上述立场，将使我们在中西诗学对话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事实上，当前中西诗学对话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正陷入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之中。

二、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

对话，已成为当今中国比较学界的一个热门口号。应该说，走出自我封闭，主动寻求与西方诗学的对话，体现了中国比较学界可贵的自觉意识和令人称道的国际眼光。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与西方诗学的对话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理解对话以及如何去实施对话，在这些方面，中国比较学界的应答显然不够尽如人意，由此引发的中西诗学对话“危机”在所难免。

首先是理论层面的危机。如前所述，中西诗学对话是在中国传统诗学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凸现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参与其中的中西诗学对话的终极目标必须是以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作为其最后的归宿，然而占据中国比较学界的主导性意见却是：中西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相互间的“理解” 和“沟通”。不可否认，中西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双方“理解与沟通” 的作用，但是，对于中西比较诗学而言，“理解与沟通”绝不应是中西诗学对话的全部目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因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达致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而是以实现自身诗学建构为终极指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诗学对话作为一种深化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手段，其最终目的必定是服从于中西比较诗学的最终目标的，因此，中西诗学对话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和西方诗学寻求“理解与沟通”，而是要通过与西方诗学的平等对话，最终实现中国当代诗学的理论建构。关于这一点，钱中文曾正确地指出：“东西文化交流的目的，自然在于互通文化上有无，形成文化互补，但这不是目的的全部，而交流的深层意义还在于引入外国文化中的有用部分，用以激活本土文化，从而进入创新，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4]在他看来，不唯文化对话是这样，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也是如此，所以，他把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概括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对话”偏解为“理解与沟通”，钟中文的上述主张一直未能引起中国比较学界应有的重视，其中的缘由的确引人深思。多年来，中国比较学界一直热心倡导中西诗学对话，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应否认人类之间存在着“一致”与“共通”之处，但一致性与共通性的获得绝不能是以牺牲民族性、差异性为代价的。因此，中西诗学对话的当务之急不是“总结不同文化体系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从不同语境，通过对话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的共同问题”，而是恢复对话的应有之义，向各种形式的话语“独白”宣战，在多元对话格局中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由于中国比较学界一味强调中西诗学对话的一致性、交流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中西诗学之间的差异性和对话的建构性，使得我们未能真正置身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当中，中国诗学更多地是充当了被西方诗学阐发、说明的角色。

其次是实践层面的危机。这是理论层面的危机在实践层面的直接延续。由于中国比较学界把中西诗学对话偏解为“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于是，在寻求中西诗学对话的具体路径上，除了强调中西诗学间的相互译介外，尤其重视中西诗学间的双向“阐发”。作为由中国学者首创的研究方法，阐发研究一直被视作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相并列的一种基本的比较文学方法论。[5]18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它又引人注目地同中西诗学对话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学界乐观地认为：“‘阐发研究’是一种‘开辟道路’式的研究，好比战场上的先头部队，担负着开辟道路、扫清障碍等任务，为后续部队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阐发研究正是使中国文学真正介入国际性文学交流与对话，寻求中西融汇通道的最佳突破口，它创造了从术语、范畴到观点和理论模式等多方面的沟通的条件，扫清了中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些障碍，为中西比较文学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通道。”[6]204 在他们看来，阐发研究作为中西诗学实现对话的必由之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探究一下“阐发研究”的历史流变及理论内涵，上述的结论远非那么可靠。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人已事实上开启了援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学及文论的先河。不过，“阐发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正式提出却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他们所编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大胆地把晚清以来中国学者“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之研究”称作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7]。三年后，古添洪在《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一文中，明确地把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从事中国文学及文论的研究命名为“阐发研究”。“阐发研究”提出后，立即遭致包括中国大陆学者在内的国际比较学界的一致批评。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一国文学都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要说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悠久文明的国家……完全以自己的民族文学的模式去衡量别的民族的文学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粗暴的……这反映了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反过来，完全要按别的民族文学的模式来衡量自己的文学也同样是幼稚的、卑怯的，这反映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奴化心理”[5]205。不过，大陆学者认为阐发研究的“症结不在方法本身，而在于它的解释者提出的界说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5]206，认为阐发研究不应该是单向，而应该是双向的，即相互的，“是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阐发、相互发明……特别是在理论（或曰诗学）的领域内，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互相阐发，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有特殊的意义”[5]206。然而，尽管在理论表述上，大陆学者使阐发研究全面化、系统化了，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自身存在的难以克服的理论缺憾。阐发研究，无论是单向的还是双向或多向的阐发，究其实质“是指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去阐明本土的文学创造，即以形成于一种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理论批评模子去分析处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现象”[8]，但问题是用形成于其一特定文化模子内的文学理论去“分析处理”另一文化模子内的文学与文论在方法论上是否合理？ “文化模子”是由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来的。在《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里，他指出：人类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其在创作上或是在学理的推演上以及其最终的决定和判断，都有意无意地必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模子”是结构行为的一种力量，决定人的运思及行为方式。文化的含义更是人类结构行为的意思，由于文化因人而异，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子并由此形成文学模式的差异。因此，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不应该用一方既定的文学“模子”硬套到另一文学之上，“模子”误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歪曲及破坏性。[2]1单从方法论角度着眼，阐发研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模子”误用。希望用阐发研究来为中西诗学对话“扫清障碍，开辟道路”的做法是不现实的。中西诗学对话必须寻找新的路径。

三 走向语言阐释之途

必须指出，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危机并非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全部，甚至只能说是当前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一些表征，另一种深层次的“危机”还远远没有引起中国比较学界的足够重视。仔细地审视我们有关中西诗学对话的讨论，不难发现，尽管人们对中西诗学对话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对话的基础、对话的意义及前景等问题发表了不少看法，甚至“话语”一词也频繁出现于专家们的论文中，但绝大多数的议论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对话的语言性这一话题，而语言性恰恰是对话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其实，西方的对话理论都十分关注对话的语言性特征，甚至直接把对话理论称作“普通语言学”或“超语言学”，就是要强调对话研究不能忽视语言视角的参与，因为它们“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 [9]。毫无疑问，中西诗学对话的“危机”要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必须引入语言研究视角，借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话来说，就是“走向语言之途”。

对于比较诗学而言，语言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尽管从一开始比较文学就被界定为一种“跨语言的文学研究”，但语言问题一直未能够引起比较学界的足够重视。自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弟根（Van Tieghem）把精通多种语言视作“比较文学家的必备之具”之后，尽可能多地通晓欧洲各国的语言就成了早期欧美比较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事实上，出于家庭背景或学术渊源上的原因，对于他们而言，同时掌握西欧几个主要国家的语言如法语、英语、德语等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是再多上一二门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也是常有的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 ）表示，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文学研究“不必考虑语言上的区别”时，也就丝毫不用奇怪了。可以说，欧美比较学者之所以如此忽视语言在比较诗学中的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美诸国的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系，彼此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他们不可能去关注比较诗学中的语言问题。然而，随着中西比较诗学的展开，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与尖锐性突出地显现出来。反映在中西诗学对话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西诗学的话语问题。

话语无疑是困扰当今中西诗学对话的核心问题。中国比较学界曾就中西诗学对话中的话语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达成下述共识：中西诗学对话如果完全采用西方的那一套话语，如果只用这套话语所构成的模式和规则来衡量和诠释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话语的准则而被摒除在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在笔者看来，中西诗学对话不能完全采用西方诗学的一套话语，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形成对话的最起码条件是至少两个声音的存在，缺少中国自身诗学话语的参与，任何形式的中西诗学“对话”都不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只能是西方诗学话语变着法的“独白”。至于“我们也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文化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的建议则有必要重新审视。试想中国诗学如果不用自身的诗学话语，那么我们该用什么诗学话语去与西方诗学对话呢？ 看来，问题出在对诗学话语的理解上。

从本质上讲，“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6]262 由于话语总是在具体的言说中才成其为话语的，因此，诗学话语在言说中必然具体呈现为一系列渗透着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概念、范畴或术语，以及其特有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固然从整体上着眼，中西诗学对话是中西两个诗学主体之间的对话，但在具体的对话过程中，中西诗学对话又必然表现为中西诗学话语间的对话，因为任何形式的对话都是必须借助于具体的话语才能得以实现的。正因此，任何关于中西诗学对话的考察都必须是基于中西诗学话语之上的研究。应该说，中国传统诗学曾在自身的文化系统内形成了一套独具本民族特色的诗学话语系统。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西方诗学话语的大量引入，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系统受到了无情的冲击。在西方诗学话语系统“条理明晰”、“义界分明”等“现代性”特征得到极力渲染的同时，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体系却被冠以“逻辑匮乏”、“概念含混”等恶名痛加贬斥，直至被彻底打入冷宫无人问津，最终导致当代中国诗学话语的“失语”。所谓“失语”，并非指当代中国诗学没有一套诗学话语系统，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文坛上到处流行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代化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5]252。不可否认，与西方诗学话语相比，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确实存在着诸如“条理欠明”、“义界不清”等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在直观、形象、多义的诗意传达中的过人之处，而这恰恰是讲求义界分明、逻辑严整的西方诗学话语所无法比拟的。中西诗学话语可以说是各有短长、瑕瑜互见，并且体现出一种惊人的互补性，一方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所“短”，这就为双方的诗学话语对话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诗学话语固然要在借鉴西方诗学话语的基础上实现传统诗学话语的现代转型，与此同时，西方诗学话语也必须参照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进行必要的自我调整。事实上，西方社会从20世纪初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了自身话语的“危机”，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语言转向”都可以视作西方人试图调整自身话语的一种不懈的努力。至于西方人能否在自身语境内实现自我调整另当别论，但西方人已经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对自身话语进行调整的必要性。这也反过来警示我们，不要对西方诗学话语过分迷信，要对本民族的传统诗学话语充满信心。否则，在中西诗学的对话中，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面对中国诗学话语的“失语”的尴尬。

中西诗学对话无疑要在双方诗学话语之间展开。既然中西诗学对话的深层次“危机”是对对话的语言性特征的忽视，那么破除“危机”的必然出路就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其实，早在写作《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语言与真理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等文章中，叶维廉已经注意到了对中西诗学话语进行语言性探析的重要性。但由于他仅仅把语言视作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故而他把中西语言的异质性完全归结于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持此观点的远非叶维廉一人，国内比较学界也通常把汉语言与印欧系语言的差异性归因于中西思维模式的不同。应该说，从思维影响语言的角度说，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工具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语言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意味着人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同时，语言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思想的形成。因此，在事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内涵上，不应该仅仅纠缠于究竟谁决定谁之类的无谓之争，而应该关注二者事实上存在的同构关系。明确了这一前提，我们才可能对与思维、语言密切相关的诗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析。比如人们在谈及中西诗学的根本差异时，总是要归结于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其推论过程通常是这样的：中西诗学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中西哲学的差异，而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于中西思维上的差异。关于中西思维的差异，人们又往往满足于综合性与分析性、模糊性与明晰性等诸如此类的描述性说明。由于缺少必要的学理性的证明，常常使得上述的结论与断言充斥着太多的主观性与随意性，由此推演出的中西诗学的比较论断的说服力可想而知。思维固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思维的认知只能是个体感悟式的。事实上，由于语言与思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同构关系，我们完全有可能借助对语言内在组织形式的剖析达到对人类思维模式的理性认知。我们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特征的分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阐明中西诗学差异的根本所在，并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由此，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参考文献：

[1][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论[M].王宇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8.

[2]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

[4]钱中文.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M]//乐黛云，等，主编.多元文化中的文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32.

[5]刘象愚.比较文学方法论探讨[M]//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6]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