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1）

中国幅员辽阔,基于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历史环境,不仅境内自古以来就生存衍息着众多的民族,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却又联系密切,在历史时期存在着持久流与交往,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即所谓“多元交汇”(1)或“多元一体”;(2)而且,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与周边甚至远距离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一过程也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因此,关注这一问题,应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外交流,即中国与域外民族、地区的交流交往;二是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三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中外而言,首先要明晰“中”与“外”的界限问题,即何谓“中”、何谓“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来看似乎并不复杂,虽然目前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疆界的争议,但大体而言有一个基本的、现实的界限,即边界线的存在。但如果把这一问题放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则要复杂的多。其一,中国自古即为多元族群之国家,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民族的融合与变迁,“中国”一词的内涵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由最初所指的华夏民族聚居之处的中原,发展到超越单一民族界限而具有了政治统治空间内涵的“中国”;而且众所周知,具有近现代国体意义“中国”一词的出现,则完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其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实力强弱之差异、控制理念之变迁等内外因素影响,不同时段的疆域显然是不尽相同的;而且,研究历史上有关疆域的词汇,如“疆”、“境”、“域”、“国”、“边”、“界”、“塞”、“关”的内涵所指,我们亦可以发现中国与域外的分野其实亦甚为复杂,并不一定是界限清晰的一条线,也可能是一片“隙地”,或一个缓冲国(带);(3)其三,正是由于地理疆域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因此从长时段视角来审视,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外界限的内涵更为丰富,除了上述这样的政治意义疆界外,还包括了经济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疆界,即“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的疆域,其范围可能更广阔,内涵亦更复杂。(4)也因为如此,在理念的层次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或谓之与时俱进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历来颇多争议。但对第一个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以现在中国的版图为基本原则,来考量古代历史的中与外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强调指出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5)近年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微妙变化,除了现代国际因素外,也不能排除历史、文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心理层面的瓜葛。界线问题之后,就是中外交流的自身内涵问题。从空间或地理方位的概念来理解,以中国为中心,历史时期中国与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与西(包括早期的西域地区、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与东方(包括东亚诸国,也包括明清以后美洲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可以看出,不同方位在不同时段、通过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内涵与特质的科技文化交流,也产生了不同层次与程度的影响。典型如中西之间,汉唐时期凭籍丝绸之路,鼎盛之至,主要侧重于畜牧、园艺品种与技术的引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实验农学的崛起,以海路交通为主线,所引进的内涵则更为丰富,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态势。在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囿于交通条件和政治壁垒等因素制约,同域外文化的交流实质上远不及域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且,中国大一统理念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强化了区域间科技文化交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域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不容忽视,应该说这才是古代科技文化交流史的主体,而且其内涵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农业科技文化的区域之间的交流以中原地区为轴,主要包括两大块:其一为南北之间,涉及两种不同类型农耕文化———旱作农业文化与稻作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其二为东西之间,实质为农耕文化与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涉及内容更为广泛,既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经济内涵,还包括了民族对峙与融合、文化碰撞与整合等方面的内涵。在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二者之间具有相当显著的风格和内涵差异。比如农牧之间,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涉及不同民族政权的对决,故而伴随着战争这一重要方式,节奏紧凑,规模辉煌一时;其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战争对决的过程中,双方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是绵延不绝;而南北之间,基本上排除了强劲对手逐鹿中原的威胁,而且经过长期的磨合后,双方的认同感明显强于农牧之间,因此,科技文化交流的进程平缓而持久,范围和程度自然也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这两个主要的方面之外,不同区域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其以郡县治所为核心地带,形成了多个科技文化传播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它们以政治经济联系为纽带,相互联系,最终构筑起了传统科技文化交流的网络体系,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区域文化交流成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史、民族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不能回避的主要议题。厘清域外交流与境内交流之间的联系,也是研究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命题之一。众所周知,中外和境内科技文化交流并不是永远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情况下二者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传统时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接力棒式传递的特点,注意到了边界地区和民族的桥梁、纽带作用。除此之外,在更深的层次上二者也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说既相互营造了环境和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史还应该注意交流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所谓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涉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不可避免存在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差别,但历史进程中科技文化的交往、交流历来都不是单向,即使在强势文化强势植入的过程中,弱势文化也会在潜层次给强势文化打上烙印。因此,研究科技文化交流必须注意互动的问题。比如研究传统时代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既需要站在以中国为中心或主轴的视野中审视,也需要以输入地为轴心来审视,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心———周边”研究分析体系。再比如域内的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表现为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一种蚕食、鲸吞,但细细梳理中国农耕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在分析西北农牧关系时对这一问题曾经有所涉猎,认为其间存在多层次的互动关系(6):表层是一个以农牧分界线变迁为表征的历史过程,其深层次则表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农耕文明在思想、操作和现实三个层次上不同形式与特点的主导性推进,以及游牧文明在显性层次上的被动退守和潜性层次上的回应与逆向渗透。

二、时间维度上: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原始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和近现代农业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农业科技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历史也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内涵、特点、范围以及方式等方面也自然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原始农业阶段,尽管受制于农业科技文化本身的发展水平、农业区域点状分布的特征,以及交通等诸多条件的制约,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文化交流总体而论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是,在近乎万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我们先民们也在这一方面创造了一系列奇迹。研究表明,起源于中国、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稻作农业文化跨洋越海、翻山越岭的传播之路,就是在这一时期所基本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典范;牛、羊等畜牧训育品种的传播亦是如此。当然,由于缺乏充裕的资料和有力的证据,要厘清这一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情况,显然并非易事,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的突破。在传统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支柱,在此背景下,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也就成为了对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形成了以对外传播为主体的、包括域外引进、互动交流在内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蔚然大观。此处仅以这一时期的域外引种为例做一简单梳理。我国古代从域外引进的作物相当丰富,亦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通常所谓的三次引种高潮,即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由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与需求有别,故引种作物的侧重点与引入路径亦有不同。于此,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先生曾以域外引种作物名称作为切入点,用胡、番、海、洋做出了基本的概括:凡是名称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大多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引入;凡冠以“海”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北朝后由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引入;冠以“洋”字的植物,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的。(7)

秦汉时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形成,中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得以长足发展。尤其是以丝绸之路为主要孔道,创造了对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外交流的第一高潮。这一时期的域外引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优良畜牧品种。史载,为适应军事与生产的需要,秦汉政权皆致力于良畜之引入,并广设牧师苑进行大规模选育和改良。如秦人从漠北引进蒙古马,汉武之时则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和乌孙马。以此为背景,农牧之间的交流亦渐及高潮,驴、骡、骆驼等“奇畜”衔尾入塞,大量进入中原地区。(8)此外,为了保证农区畜牧业发展,汉武帝时还从西域引入优质牧草———苜蓿,开始在京师宫苑试种,后又在宁夏、甘肃等农牧交错地带推广,形成了大面积的牧场和饲料基地。优良畜牧品种的引进,不尽促进了秦汉畜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产生了更为广远的影响,即如清初王夫之所谓“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第二个方面,即果蔬品种的引进。与前者大张旗鼓的有所不同,此类品种之引进流传,多赖民间力量完成。据考证,这一时期引进的园艺作物主要有黄瓜(胡瓜)、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葱(胡葱)、石榴(安石榴)、蚕豆、豌豆、豇豆(胡豆)、葡萄(蒲桃)等。据有人统计:秦汉蔬菜二十余种,一半以上是汉代才有人工栽培的明确记载,而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从域外或少数民族地区引入的,足见域外引种之影响。唐宋时期的域外引种。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结构和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革,以此为背景,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之内涵也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可以说园艺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大量增加,是汉唐间引种作物的显著特点。唐宋间引入中国的园艺作物大致有无花果(阿驵)、茉莉(末利)、槟榔、杨桃(五敛子)、柰(绵苹果)、莴苣、菜、菠菜、西瓜、海枣(波斯枣)、扁桃(巴旦杏)、阿月浑子、齐暾果等。大量果蔬品种的引入,极大丰富了国人固有的餐饮内涵①(9),具有重要意义。

以海交之路开通和新大陆发现为背景,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引种高潮。这一时期的作物引进,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与人口激增相联系的高产作物的引进,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二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而引进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等;三是菜蔬作物,如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末,辣椒、蕃茄、菜豆、洋葱、南瓜等蔬菜在中土的推广种植。明清时期作物引进和推广影响甚为巨大,如高产作物的引入推广,不仅对缓解粮食供应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②(10),也引发了我国作物布局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现代作物、果蔬种类结构基本定型。而经济作物的引进推广,不仅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更从深层次加速了中国农业产业分化与农业商品化趋势,成为孕育滋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因素之一。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崛起,与其相适应的近现代农学与农业也应运而生。与其相比较,传统农业的诸多优势风光不再。因此,以世界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格局的变化为背景,这一时期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内涵与特征:一是由中国输出为主转而输入为主;二是输入内容由技术进而制度乃至农学思想理论,深刻而全面;三是途径更趋多元化。在这一进程中,肇始于明清时期中国近现代农业变革诸多萌芽因子,在西方科技的大量传入的冲击下以新的方式渐及发扬光大,中国农业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转型过程:经验农学开始向实验农学转变,有机农业向无机农业转变,新型材料与技术替代传统工艺,农用动力由畜力向机械化过渡,中国农业开启了近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关注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时段性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即:域外引种之内容虽然具有明显的时段性,但并不意味着一种作物凭籍一次引种就可以完成,还存在多次引种的可能;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作物,不同时段引入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品种,也可能存在着品种之差异。

三、发展视野中深度问题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2）

域外汉籍的内涵有三，第一，指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类汉籍之外，其他三类汉籍都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因而称其为“再生汉籍”。根据调查，域外汉籍（含“再生汉籍”）的总量相当庞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学者全寅初教授在《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汉籍12500多种；北京大学严绍T先生整理18000多种日本所藏汉文文献，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当然，当地实际所藏数量还要远大于此。

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3）

二、以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地图为线索帮助学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初中教材中的中国通史内容以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兴衰历程。我们可以针对地理上的某一固定区域，联系该区域不同时代的历史事件，帮助学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以黄河流域为例，教学挂图《炎黄战蚩尤示意图》首次体现了黄河流域详细的空间位置，以及炎帝、黄帝、蚩尤等部落的活动区域。黄河流域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些朝代的大部分国家及其都城都设置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纷纷变法，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客观上促进了对黄河流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西汉时期，逐水草迁徙的匈奴族的势力空前强大，针对汉初经济萧条、国家贫困的状况，当时的西汉政府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方式纳贡求和。西汉每年送给匈奴大量谷物和纺织品，并开放边境市场，与他们进行贸易。但是匈奴仍然年年挥师南下，经常威胁黄河流域人民的生产与生活。由此可见，当时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生产力最为发达，这对于生活在大漠、戈壁、草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极具诱惑力。

三国时期军阀割据，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主要为黄河流域）。这极大地刺激了曹操一统天下的野心，于是他决定挥师南下。但由于自东汉末年以后北方连年战乱，生产力尚未恢复，并且曹操统领的士兵不适应南方的水土，不习惯水战，最终兵败赤壁，三国鼎立之势形成。

由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可以看得出，这一时期北方的黄河流域处在少数民族政权割据的时代，北方地区严重的战乱必然导致人口大量南迁，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浪潮。

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今大同）迁至黄河流域的洛阳，希望通过利用、吸收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生产技术，进而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北宋定都于黄河流域的汴京（今开封），当时黄河流域依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到南宋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此后元、明、清都定都北京，黄河流域再有没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4）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5）18-0044-03

网络教学已经成为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领域，不少高校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批网络课程。将网络教学拓展至通识课程，尤其是在理工类院校开展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的网络教学，建设精品网络课程，成为通识课程深化教学改革的新途径。

一、理工类院校开设历史文化网络通识课程的现状及意义

理工类院校开设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的目的，在于解决“狭窄于专业”以及“专业的狭窄”的问题，要求学生掌握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演进的脉络，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理论和一般规律，使学生理性看待古今中西文明，提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有效发挥中国历史文化育人的价值功能。

目前，理工类院校开设历史文化通识课程，普遍面临着师资队伍不足、教学改革难以深入等问题。理工类院校的师资力量以理工两大学科居多，文科类教师集中在思想政治理论、汉语言文学、外语以及法律政治等专业，历史文化类专业教师非常缺少，难以满足大学生广泛的学习需求。另外，通识课程一般是在晚上开设，以青年教师居多，有的也仅是为了弥补绩效工作量不足而不得以开课，历史文化类选修课更是少之又少。笔者所在院校属于Z省一类高等院校，目前开设的历史文化类课程仅有5门，受益学生每学年度不足500人。因此，进行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网络教学成为必然选择。

首先，历史文化网络课程可以解决理工类院校师资不足的问题。借助网络教学平台，通识网络课程可以实现多种类型的课程资源同步在线，包括文本教案、讲义、PPT、试题库、学生作业、学术前沿资讯、专题相关视频、推荐书目、经典视频推介、参考文献等多种类型，也可以将任课教师的授课视频以及全国高校名家名师的授课讲座视频集中上传至网络平台，供学生进行网络学习。同时，网络课程还可以提供大量的教学资源，如授课课件、文本教案、课外阅读材料、网络习题、精彩影视作品等。此外，借助讨论区论坛、答疑模块、活动设计等实现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其次，网络课程可以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习兴趣的学生，做到差异化教学。理工院校的通识课程，教学对象都是非历史文化专业的学生。同一课堂中既有文科类学生，也有理科学生，还有服装设计、材料纺织、生物技术、机械、艺术设计类等专业的学生。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知识结构有差异，兴趣点和关注的社会领域也不同。文科生掌握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相对丰富些，理科生相对薄弱些。开设网络通识课程，有效地延伸了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的学习时空，通过多媒体直观再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将学生带入一个体验式的教学环境中，诱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加以引导，使其深入到历史文化的价值核心。同时，学生通过课前网络学习，弥补了知识空缺，发现了疑难点，带着问题返回到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

再次，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多向交流，提升历史文化通识教育的实效性。处于新形势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大学生尤为关注社会热点或政治敏感问题，力求运用大学所学知识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向传统历史文化和中国近百年变迁寻求解答，不再满足于课堂的简单说教。设计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政治性与现实性、故事性与思辨性的、贯通古今历史文化的、丰富多样的专题，内容涵盖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在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基础上，与学生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实现教师讲授和学生演讲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课堂听课与视频赏析相结合、线上交流与线下研讨相结合等多面向、多形式的相融。在和谐的师生互动中，有效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传道、授业、解惑三大目标。

总之，历史文化网络课程既扩大了理工类院校学生的受益覆盖面，也实现了通识课程的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相促进，提高了历史文化通识教育的实效性。

二、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的网络教学实践

很多高校购买或研发的教学平台，在教学实践中没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1]笔者在Z省高校开设的《中国社会变迁史专题讲座》属于历史文化类通识课程，已开设四个学年八个学期，拓展为高教园区校际选修课已有两年，精品网络课程建设也有两年多时间。该网络精品课程着重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评价古今中外文明，增强辨别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的能力，有效发挥历史文化育人的价值功能，将网络平台打造成答疑解惑、释疑引导、深入研讨的便捷有效途径。

1.师生共建、共享网络资源，建立各种信息库

课程网络资源集文字、视频、图像等多媒体于一体，将历史情景化、具体化、形象化，让学生用丰富的感官立体地接触历史、触摸历史、体验历史，激发学生的历史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时代使命感。[2]同时，充分利用了网络平台的共建共享功能。其主要做法有三种：①建立优秀作业展示库。利用网络平台的作业模块，布置学期作业、设计团队学习活动、组织专题讨论发言、撰写读史随笔等形式，让学生上传文本，教师公布优秀作业，起到了示范、激励的作用。②利用平台的答疑、作业、讨论区模块，鼓励学生上传学习感想、最新资讯等，形成反映学生兴趣点和关注点的各种信息库。③构建“师生共同备课”机制，有效整合师生资源，群策群力，设计各种主题资源。学生进行网络学习后，发表疑难问题、学习感想，教师收集各种信息，返回到课堂教学中答疑解惑。 这些共建共享的做法，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对网络课程的认同感、亲切感、归属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从单向“接受者”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共建共享者”。[3]

2.拓展网络课程师生交互交流的多样化

目前，一般的网络课程虽然实现了课程资源的网络化，但忽视了网络平台巨大的交互功能，依然是教师给予、学生自我决定或选取，并未改变传统的师予生取的模式，尤其是师生难以实现及时的、实时的、动态的交流与沟通。[4] 4A网络教学平台的创建理念“anyone，anything，anytime，anywhere”，可以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师之间、师生与校内外任何浏览者之间的多面向的互动，真正达到“双赢”、“多赢”。4A网络平台突破了一般网络课程的简单呈现，给师生双方提供了全新的网络教学环境，拓展、巩固、深化了教学内容。

（1）充分利用4A网络教学平台的交互功能

为了使精品网络课程成为师生之间研讨、争鸣、传道授业解惑的大众化、快捷化、公开化的交流途径，我们采取了班级管理、督促与启发学生自觉相结合的做法。设立学期班级，专门予以推介和引导，要求学生在一学期内至少登录一次、提问一次，作业必须通过平台提交电子版。在4A网络教学平台的“答疑”、“讨论区”模块，任何一个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登录网站进行学习或提问、发言。所提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领域。教师的答复及时并富有启发性、思辨性，既可以开门见山、就事论事，也可以循循善诱、旁征博引。这种多维度的交流研讨，无形中拉近了师生关系，也给其他浏览网站的学生以引导和示范，推进互动交流。

（2）设计特定主题的话题，引导学生参加讨论、交流

根据专题内容，结合学生兴趣点和社会热点，设计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特定主题帖，注重价值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科学引导。目前，讨论区模块具体分为“专题专论教学区”、“优秀作业发表区展示区”、 “图说历史：有图有真相”、“奇文同赏：书目、资讯推荐区”等分类板块，各分类下又了多个主题帖。师生可以在各论坛查阅主题文章，发帖回帖。有的题目因为涉及到历史上的焦点问题或是现实热点问题而备受学生关注。学生既有热议某一个感兴趣的话题的，也有不同意主题帖观点而进行反驳论证的；既有咨询课程教学问题的，也有研讨课外学习疑惑的；既有对现实社会热点问题争鸣的，也有对历史文化、人物、事件等讨论的。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地域、不同价值理念、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聚集在讨论区论坛，抨击时弊、追根溯源、见仁见智、谈古说今、砥砺思想、自我鞭策、同学习共进步。

（3）强调历史观、价值观的多向引导，将知识传授与素养培养有效结合

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和当今社会思潮的激荡使得大学生头脑中有多种思想，需要利用网络教学的教育功能进行“意义接受学习”。[5]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的落脚点正是传授“思想”、“史观”与“理论”，强调“思索”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寻求“智慧”而不是简单知识，提升“素养”而不是单纯的学习。大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成是在明确的教学导向和教师主导的交互交流中自主构建的。在网络通识课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直接影响着交互目标实现的程度。[6]历史文化通识课要求教师的综合知识必须涵盖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和史学素养，才能驾驭交流互动的课堂，达到教书育人、观念导人、情感化人的多重目的。通过智慧和素养的交互作用，引起学生认知层面的感知和思考，从而激发价值观的正能量，达到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多重塑造。

三、师生多面向互评机制的有效支撑

教师可以组织安排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学生也可以参与教学活动的组织和评价，做到网络教学“反哺”课堂教学，达成教学相长。

1.重在能力考查，标准多样化、多层次

目前，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突破了简单的知识考试，着重能力考查。课程采用多样化、多层次的考查标准，考点涵盖知识考查、能力考查、态度考查、信仰考查等四个方面，考查学生中国历史文化基本常识的掌握和理解，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进行全面、公正、客观分析问题的能力，考查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和学习态度，考查学生对历史与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及其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水准。各考查部分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查中都有所体现。在期末考查部分，借助了网络平台的在线自测模块，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考题进行组卷，同时辅以综合类的材料分析问答题，实现了考试内容和题型设计的创新与突破，解决了当前期末考查的模式化、教条化、抽象化等问题。[7]

2.拓展网络课程的功能，设立面向学生的多样化考查形式

历史文化通识课程的考核引入网络信息化技术，有效利用了平台的在线考核功能，采用学习档案、活动设计等模块进行考查，主要有试题库、自我测验和教师评价等部分组成。第一，利用自测模块，学生可以对自己进行测试，系统自动给出对错和答案，依据成绩检验知识基础和学习成效，并及时进行自我预习或复习。第二，为学生建立学习档案，针对登录次数、提问次数、发帖回帖、精华帖等学习记录进行考评。第三，教师布置作业，设计讨论，展示优秀作业，奖励积极参与讨论者，起到激励、示范的作用。

3.学生参与整个教学活动的评价

在网络平台讨论区设立专题论坛，引导学生就专题内容发表见解，对课堂学习和网络教学提出自己的见解。每学期初公布授课专题和教学安排，让学生选择感兴趣专题，提出学习需求，教师根据投票情况确定授课专题，并适时补充专题。在学期中期，进行课堂和网络的教学调研，根据学习效果和学生反馈，针对学生提议、评价，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计划。学生由评价对象转换成为评价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评价，有利于建立健康和谐的师生关系。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网络教学平台登录总次数达4000余人次，登录总时间已达10000多分钟，广受师生的好评。

网络课程的实践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素都会影响网络平台功能的有效发挥。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充分利用网络课程的优势，增进师生多向交流，达到深化课堂、延伸课堂、拓展知识、培养情趣、提升人文素养等诸多教学目标，依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在网络平台的完善、管理、引导和评价环节上，需要教师倾注更多的精力，真正实现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线上交流与线下研讨相结合等多面向、多形式的相融。

参考文献：

[1]樊文强，刘庆慧.中美顶尖高校E-Learning、网络教育及OER开展比较及启示――基于高校应对时展挑战的视角[J].现代教育技术，2013，23（2）：23-26.

[2]杨宇辰，王伟.意义接受学习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网络教学中的优化应用[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8（2）：53.

[3]王艳娟.网络环境下交互教育实现路径的探讨――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网络教学的实施为例[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3，30（3）：439.

[4]渠长根.依托互动平台，拓展教学空间――《概论》和《纲要》精品课程网站建设思考[A].陈建勇主编.高校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浙江理工大学的改革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2：76.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5）

今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中国首部‘一带一路’学术专著”。该书由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邹磊主编。全书以“导论”为主要提纲，分为第一章“地缘、贸易与信仰：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再思考”；第二章“新旧之间：理解中国与中东的‘现代丝绸之路’”；第三章“经略海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谋划”；第四章“点面结合：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推进举措”；第五章“任重道远：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风险与因应”。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说，本书首先将“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比较，又与中国―――中东“现代丝绸之路”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带一路”的历史、战略、举措问题：如何理解新时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时代性和战略性，尤其是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谋划的重大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性，在于通过“一带一路”进一步推动西部开发与向西开放，长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想愿景是，扭转长期以来经济重心沿海化、东西部发展和海陆开放严重失衡的现状，实现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海陆地缘平衡，构筑东西互济、海陆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亚欧大市场的协同联动，建立起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共享、共赢的新型经济循环。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主题图书巅峰之作

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西域凿空到公元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漫长岁月里，穿越广袤的草原、沙漠和海洋，欧亚之间长期活跃着一条以丝绸贸易而得名、由不同货物、原料、港口、城市、驿站、思想、文化、宗教和民族结成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信仰之路，在近代西方兴起之前，这曾是全球最重要的地缘经济组合和宗教文化纽带。

关于“丝绸之路”，历来是图书出版的重要题材，笔者曾看到有关“丝绸之路”的好几种图书，其中有历史类的、也有文学类的；著作者既有国内的历史学家，也有国外的汉学家。去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被称为“学界公认的研究丝绸之路的权威之作”―――刘迎胜所著的《丝绸之路》。在有关此书的推广宣传中，有的评论这本《丝绸之路》为“丝绸之路主题图书巅峰之作！曾强势入围2014‘中国好书’榜单！”的确，为完成《丝绸之路》这本学术著作的写作，作者曾三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这些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直观的第一手历史材料。

《丝绸之路》分为两卷，上卷为“草原丝绸之路”，下卷为“海上丝绸之路”。在上卷“草原丝绸之路”中，作者介绍了草原丝路的肇端，丝织业的产生原因，草原丝路上的原始文化，波斯帝国和马背上的帝国―――匈奴历史，以及草原丝路东西贯通由来过程，草原丝路沿线民族大迁移、融合，胡汉时代的科技文化的交流，西亚宗教如摩尼教、祆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华的情况，还有成吉思汗时代、明清时代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在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中，分为“海上丝路的黎明”“印度洋上的丝路”“空前的中外文化交流”“马可・波罗时代”“海上丝路的鼎盛时代”“欧洲人东来”这样几个问题，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最初的造船业、航海术，早期中印文化交流情况，外来的番货、作物和宗教进入中国这些历史知识，重温了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外文化、贸易的交流，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过程，了解了欧洲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扩张，以及东西方欧学和汉学的交流……

《丝绸之路》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文明交流为纬，全面系统阐述了两条丝绸之路的发端、发展过程，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文明类型及其相互交流的历史状况，展示了数千年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宏大历史场景，分析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富有新意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

近十多年来，随着安伽、史君等粟特首领墓葬在中原出土和大量汉文墓志的新刊，来华粟特人及其历史文化成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热点。去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作者荣新江所著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一书。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丝绸之路的繁华往昔，大唐与西域的文明交织，是后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更是无数历史想象的渊薮。翻阅《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作者在第一编“粟特人的迁徙与聚落”中，考察了粟特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生活、流寓、迁徙情况；第二编“粟特商队与祆祠”，对历史界关于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粟特队商首领等争论问题进行了辨析，厘清了一些历史脉络；第三编“入华粟特人的多元文化”中，这粟特人的多元文化主要体现在墓葬物品、石棺屏风的图像、壁画上的菩萨联珠纹、壁画上的胡风（猎豹、杂服）等文化形式中。在写作此书中，作者立足本土，兼具国际视野，在掌握的尽可能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墓志资料的基础上，力图以陈寅恪所倡导的历史研究的“通识”方法，对前所不详的粟特文明，做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6）

从历史传统、时代背景两个角度作答，其中历史传统角度：“工商食官”1分。时代背景角度：政治上“地方势力膨胀，加强中央集权”1分；经济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1分，“重农抑商”1分。满分共4分。其它答案言之有理也可得分，但总分不超过4分。

【答题情况】

（1）学生得分情况：多数学生得分在1—3分之间。

（2）存在问题：答题角度单一，重复啰嗦，把握不住要点，如多数学生不能从历史影响角度分析，答不出“工商食官”政策影响；概括能力不高，照抄材料；对历史概念理解不到位，如对“盐铁官营”政策内涵理解不深，导致答题方向不明；脱离材料，背诵教材知识；语言不规范。

【教学建议】

（1）指导学生提高多角度、多视角分析问题的能力，理清答案的逻辑关系，避免答题中答题角度单一、重复啰嗦。

（2）重视历史概念教学，并指导学生学会结合材料分析试题中出现的新概念。

（3）重视引导学生提升史料处理能力、概括能力等学科能力、学科素养。

（4）要求学生使用科学、规范语言答题。

16（2）阅卷分析

【评分细则】

变化：抑商政策松动，或政府退出直接经营，或政府较少官营经济。（2分，任答一点得2分）

影响： 促进商品经济（或工商业）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或政府收入，或税收）；壮大了市民阶层（或商人政治经济空间扩大）；推动了城市繁荣；有利于科技、文化的发展。（每点2分，任答三点得5分）

【试题分析】

本题抓住宋代时代特征来设计情境和试题立意，属于重点考点。同时通过考查变化类试题，契合现代高考的对历史知识全面、辩证的考查要求。

主要考查学生提取信息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考查学生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答题情况】

平均分在5.54分，主要集中于4分、6分、7分。

主要问题：

（1）表述笼统不具体，内容空洞，泛泛而谈，如：变化方面，回答宋代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影响方面，回答推动了宋展。

（2）影响方面，不根据材料与设问作答，照搬教材结论，甚至超出时间阶段，如：回答推动资本主义萌芽（宋代资本主义萌芽是部分学者的观点，但主流观点是明清出现）；

【教学建议】

1.引导学生从概念的内涵到外延的逻辑关系答题，比如本题，最直接的影响先是工商业与商品经济，之后是政府收入，再是商人阶层，然后城市发展，最后再是思想科技以及政治科举制等发展线索，经济方面影响比较直接，科技文艺和政治方面较偏远。

2.“经济政策”是每个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都是社会发展的反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规律，但是有些政策的实施或者推动社会的发展或者阻碍社会的发展，由此，这部分的考查让学生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对宋代整体发展有基本的认识。同时，需要老师们和学生重视一些小专题的总结，比如“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等等。

3.关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弄清楚历史知识之间的逻辑体系关系。关注重点时代和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

17（1）阅卷分析

【评分细则】

分三个层次给分：

①能答出北方战乱、北方动荡、北方战乱频仍、北方政权并立等要点的，只要答出一点就可以得1分。

②能答出少数民族内迁、北民南迁、民族交融加强等要点，只要答出其中的一点就可以得1分。

③能答出南方经济得到开发、南方劳动力增加、南方生产力水平提高等要点的，只要答出其中的一点就可以得1分。

【存在问题】

1、部分同学角度不全，存在重复同一角度的问题，落下了“南方经济发展这个角度”。

2、知识掌握不准确，答题不严谨，如部分同学答出“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或南移”，“南方经济发达”，“ 南方商品经济繁荣”“把材料一当成元代来答，还结合了材料二作答第一问”等等，这些答案都不得分。

3、不能做到序号化，整个题目就是一段。

4、书写的规范化有待提高。

【应对措施】

1、强化历史“必备知识”的复习，进一步夯实基础，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让学生做到知识的有效迁移。

2、进一步训练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练习学生答题的段落化、规范化、序号化。

2、提升“关键能力”，教学中注意创设具体的问题情境，精选训练题，强化学生阅读并提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备考复习要注重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本题重点考查时空观念素养，所以在教学中始终强化核心素养的落实，提高学生能力。

17（2）阅卷分析

【评分细则】：

特点：规模扩大，表现为外来民族与中华民众的交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伴随着伊斯兰交的传播进行；民族交融的程度加深，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影响更深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说明：本答案涉及民族交融的规模（范围）、推动因素（宗教因素）、程度（“回族”形成）、影响（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影响）。每点2分，答出其中三点即可。

【试题评析】

从知识角度看本题主要从元朝民族关系发展的时代特征及回族的社会地位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分析民族交融的特点。从能力角度看要求依据材料指出民族交融的特点，主要考查了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和提取有效信息并归纳概括的能力。从学生的得分情况看得分不理想，可挖掘的潜力很大，本题满分6分，平均分3分左右，满分很少。

【存在问题】

（1）对于特点类题目，材料的深度分析能力不足，解读材料浮于表面文字表述，缺乏知识的迁移能力。

（2）答题时重视了材料信息的运用，但是提炼与解读有效信息、准确概括的能力明显不够。

（3）个别同学审题错误，没有看清是要求回答元朝民族融合的特点即应该回答不同点，错答了一些与前朝相比的共同点。

（4）好多学生达成了民族交融的影响，审题出现严重失误，或者在句式方面犯了严重的低级失误。

（5）答题语言的组织不严谨，缺乏答题的层次性。

（6）书写潦草、不分条，不分点答题，导致卷面组织乱，不清晰。

【教学建议】

（1）重视课本基础，强化课本主干知识的精准记忆，注重知识的迁移能力，积累学科语言。

（2）加强重点概念的解释，提升学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能力。

（3）培养历史学科能力和素养，尤其重视对史料的阅读理解、提炼能力和使用学科语言多角度归纳概括历史问题的能力。

（4）教学中加大对历史学习方法和答题规范的指导。

（5）重视审题训练，对特定题目的答题角度及句式适当加以总结指导。

18（1）阅卷分析

【评分细则】

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合一；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对公社负责；主张人人平等（平等原则）；受人民监督。（每个要点2分，以上5点答出3点即得6分）

【存在问题】

1、部分学生仍然存在字迹潦草、卷面不清晰、未要点化加以区分现象。

2、部分学生审题出现严重偏差，不能准确理解“政治原则”，仅仅罗列材料。

3、学科专业术语匮乏，答案表述累赘，语言不清晰，表述不严谨，口语化现象突出。

4、基础知识不牢固，历史概念理解不透彻，不能准确定位教材，不能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5、提炼与解读有效信息、准确概括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明显不够。

6、时空观念缺乏，没有区分阶段答出对应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素养不够，

【教学建议】

1、强调规范答题：书写认真清晰，合理安排卷面布局，答案做到序号化、段落化、 要点化。

2、重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训练，注重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历史学科语言的运用。

3、加强对学生审题能力训练，注意设问的细节，把握问题的方向和侧重点。

4、强化历史“必备知识”的复习，应多引导学生聚焦主干知识，在基础知识的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加强知识整合迁移，而不是局限于知识记忆和题型训练。

5、深入研究《高考评价体系》的“关键能力”，运用情境材料训练学生辨识历史信息及运用概括、归纳和演绎等方法对情境材料所提供信息进行提炼和整理的能力。

6、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情境材料进行深层挖掘和分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难到易、由繁到简的认识问题、分析历史问题的本质。引导学生运用历史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并规范地阐述历史事物。

7、深入研究《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学科素养”，强化对核心素养的认识，运用多种方式提升学生的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素养。

18（2）

【评分细则】

答案共五个要点：1.创立新的民主组织原则2.建立工人政权的尝试3.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借鉴4.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   （补充一条） 5.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善    五取三每条2分，共6分！

【存在问题】

1.审题不细致，答题没扣住世界民主进程这一角度！2.答题角度不全，要点不够！3.不注意整个题目的命题主旨，不能从第一问中提取第一个要点。4.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

措施：加强审题意识；强化知识的理解记忆；注重分析命题立意；加强能力素养训练！

19题阅卷分析

20题阅卷分析

【评分标准】

古代中国对外交流：11分：角度或观点——2分  评述过程——7分  结论升华——2分

1、内容：

①政治上，互派使节，互通友好；

②经济上，发展贸易，互通有无；    任意三点7分，一点2分，两点4分

③文化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④军事上，有战争与和平，有侵略与反侵略。

任选一个角度也可如文化交流：内容：至少两个4分；评（影响）3分

示例1:

角度：中国对外交流的内容。（2分）

评述：中国古代对外交流内容多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政治：如大秦王安敦派使臣来东汉；日本、朝鲜派遣唐使、留学生来唐朝；唐朝派使者到天竺；郑和下西洋等。经济：如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同亚洲、非洲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烟草等作物传入我国等。文化：如玄奘西游，鉴真东渡，徐光启翻译了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科学著作；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等。（7分）

总之，中外交流内容丰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2分）

2、对外政策：

①开放：汉到元（也可具体展开如汉、唐、元）原因+影响 积极   2+2=4分

②保守：明清  原因+影响 阻碍   1+2= 3分

示例2:

角度：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趋势。（2分）

评述：从汉到元，总体来看，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统治者大都采取开明的对外政策。如唐宋政府重视中外交流，支持海外贸易，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明清时期，面对西方殖民扩张，厉行“海禁”，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自卫作用，但阻碍了中外交流，使我国逐步落后于西方。（7分）

总之，古代中国对外政策由开放趋向保守，这既是本国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2分）

(其它角度，如：中国对外交流的路线；中国对外交流的途径等言之有理亦可得分。）

3、双向交流

①中国—外国   政治、经济、文化等   4分，1点2分

②外国—中国   经济、文化、科技等   3分 ，2点3分，1点1分

4、路线

①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新纪，陆上丝绸之路路线：长安河西走廊玉门关葱岭大月氏安息大秦。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

②唐： 陆路：

a、长安向东到达朝鲜

b、长安向西经陆上丝绸之路到达印度、伊朗、阿拉伯、欧非国家

海路：

a、 登州、扬州出发到达韩国、日本

b、广州出发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波斯湾

③宋元：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海外贸易超过了前代，外贸通道由西北的陆路转向东南的海路。

元朝与亚、欧、非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盛，中外经济、文化和技术相互交流，中欧旅行家互有访问，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三大发明一并西传，这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④明：

郑和下西洋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

华侨对南洋的开发，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人去南洋定居，带动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南洋的开发作出的贡献。

任意三点7分，一点2分，两点4分

汉唐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宋代以后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 原因+路线+影响

（陆上4分，海上3分）

5、途径：

①官方和民间贸易（如丝绸之路）。

②互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如日本遣唐史）。          任意三点7分，一点2分，两点4分

③宗教传播（如佛教传入、玄奘西游、鉴真东渡）。

④战争（明清）

6、目的：

①发展经贸，互通有无。

②传播文化，宣扬国威。      任意三点7分，一点2分，两点4分

③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④巩固统治，维护统一。

7、特点：

①外贸先陆路后海路。

②外贸政策由开放到闭关。

③以官方贸易为主。                   任意三点7分，一点2分，两点4分

④以友好往来为主，不以赢利为目的。

⑤外贸伴随着文化交流。

⑥外贸促进了民族融合。

8、影响：

①促进：汉到元——增进了中外双方的了解、联系和友谊，促进了中外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史实 2+影响2=4分

②阻碍：明清—阻碍了中外交流，使我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史实 1+影响2=3分

【存在问题】

1.个别同学只答一个朝代,但后面论证合理，最高4分左右。

2.观点不对0分，如资本主义萌芽，近代中国等。

3.没有观点，只抄材料的0分。没有观点但评述合理，可得2--3分。

4.只答消极影响的，2—3分。

【应对措施】

1.重视学生审题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材料阅读能力和对材料的有效信息的概括、提炼和升华能力。

2.本题考察从材料中获取信息和能力，我们今后复习中要特别注意提升历史学习的关键能力。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7）

一集中西交通研究大成之作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全书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考证缜密，论断精详，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必参之书，堪称集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大成的名著。而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集中通过该书及相关的近百篇论文体现出来。

方著出版以前，社会上已有几种中西交通史论著，与前人著作相较，方著力求反映中西交通史全貌，无论在时限、地域还是内容、深度上都后来居上，大大超过前人，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西交通史通史著作。

从时限上说，方著突破了前人研究均起自汉代，止于明代的时段限制，以贯通为目标，将中西交通史的上限推进到先秦，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实现了时间上的“通”。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西交通史事为张骞出使西域，因此，人们谈中西交通史也多从张骞开始，而对此前的中西交通状况很少谈及，更不用说研究。方氏则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在有史之初即已有之”，只是史无其文，故茫昧难稽。“但谓张骞以前，缺乏明确记载可，谓张骞以前，中西无交往之事实则不可”[1]。通过对已发现的有关文物的研究，他断定早在张骞之前，四川与印度之间必已有了来往，并大胆挖掘史料，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至先秦。

同时，又将其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历史的链环贯通角度出发，他对明清之际及近代历史重新作了审视。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环节和时期，此时西方传教士虽为传教而来，但客观上却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摆脱愚昧、客观地认识世界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谈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者，决不能忽视这一时期。”[2]基于这种认识，方氏在其中西交通史研究过程中，将明清时期作为重心， 以文化交流作为考察的落脚点，以大量的篇幅对其进行分析考察，力求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特点，探索中西文化交流的规律。方氏对汉代以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在这一领域的重要空白，弥补了前人的不足，而且显示了其对中西交通史整体性认识，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显然是一重要推进。

作为一部通史著作，方著对整个中西交通史的把握，在横向上也有着比前人更弘阔的视野，这不仅以地域而论，注重扩大研究的视域范围，使其研究不仅包括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包括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他注重中西交流的诸种直接和间接关系，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分析与观察。

应当说，在众多国家中，方氏尤重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究；而在这方面，其研究也有自身的特点。他不仅重视东西交往中国家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还十分重视间接关系的研究。认为“小关系”往往比“大关系”更密切、更有影响，“研究东西关系史者，必须注意此中之间接关系”[3]，极力倡导对直接的大关系中的无数的间接的小关系进行研究，把对“小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如他通过对中国与印度、波斯直接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与希腊、埃及的关系，肯定了波斯和印度在希腊文化东传并影响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考察中国与西、葡、荷的关系中夹杂着黑人的事迹，确定了黑人在整个中西交通史中的地位等。这些研究，不仅为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使其研究颇多新意，如环之连，使其间众多的关系层层衔接，曲径通幽，可谓精彩纷呈。

方氏还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背景下去分析与观察。从“南北对抗，东西交通”原则出发，他认为南北抗衡必旁逸而促进东西交通，而东西交通的发展，又往往重复牵动南北战争的形势。分析指出我国春秋时代的五霸攘夷运动和欧亚民族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匈奴与汉代之对抗而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导致安息灭亡的最终原因；罗马帝国的灭亡则是由于中国阻止匈奴南下，迫使匈奴西移，引起日尔曼民族的大动乱所致。这些观点虽说不无偏颇，尚可商榷，但其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中西交通与整个世界研究融为一体，无疑有积极意义；既增加了人们对当时整个世界范围相关内容的了解，又可以使人们在横向比较中衡量当时中国的地位。

从内容上说，方著虽然晚出，但其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取材之广泛，无不大大超越前人。该书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 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和平之破坏”[4]，无不包括在内，几乎囊括中西交流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全书不仅论述了中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生产、生活和相互关系状况等诸多方面；而且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心，贯之以文化的主线，重点阐述历代有关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发展状况与中西交流的特点。

从全书来看，方著的内容也相当展开。如诸国间的经济交流无疑是中西交通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以各代经济交流的情况而论，其论述也很充分。他分列章节，对中国从汉代至明初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系统阐述的同时，又对经济交往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市舶司、港口史等重点考察。这些考论无疑为后人研究市舶司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提供了便利的资料。而他对广州、上海、扬州、江阴、福州等港口的专项介绍和论述，则开港口城市史研究之先。这些均可见方著内容的涵厚。

如果说，方著以其涵盖之广，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不同历史现象，那么，他在叙述中西交通历史现象的演变时，则总是追根求源，探寻中西交往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传入及影响、政治制度的沿革、民族关系的演变等诸多因素发展的来龙去脉。如在论述“唐宋时代南海华侨之创业”时，便专设一节追述唐家、唐人和唐字的来历；在论述“隋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前，专列一节叙述隋以前迁华的异族。如此纵横交织，把中西交通史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与分析，以综合反映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兴盛与衰落的情况。这样，使整个中西交通概况不再零散支离，而构成了相互联动、错落有致的有机画面。

二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方著《中西交通史》既是一部通史，同时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所侧重。尤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也是其重要特色。

对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方豪有一总体评价。他认为：明清之际，首启中国海运者虽为葡萄牙商船，但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与中国朝廷与学术社会晋接的则是以学辅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以西方的先进科学传入中国，也将中国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传入西方。此时，中西文化以平等互敬的精神相互接触，从而造成两者交流融会最理想的良机。在此以前，欧洲还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文明还没有开始，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足表现中国文明的朝代。在此之后，西方已经过工业革命时期，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唯有船坚炮利，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明末清初实为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鉴于以往“述文化交流之史事者，犹不多见，有之，则亦病简略”[5]的状况，方氏把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为研究的中心，作了重点论述。

这不仅表现在全书以巨大的篇幅，以重彩浓墨叙写了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状况，而且在结构体例上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和创新。从篇幅来看，全书共70万字，前三篇所叙历史起自先秦、止于利玛窦来华，共约两千年，近40万字；第四篇仅叙述利氏来华到嘉庆5年两百年的历史，则达30万字，可见其重视程度。体例上，明清时期，中西交流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天文、地理到建筑、艺术、哲学思想无不包括。前三篇以时间为序的撰述方法已不能满足如此众多内容的要求，为充分展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以包涵其方方面面的内容，他一改前三篇重纪年叙述的特点，将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东渐西被，分学科科目进行论述。这样的安排，不仅使其目较若列眉，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

在整个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过程中，方氏尤重文化交流的研究。该篇命名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其意即在突出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从内容上看，该篇“所叙史事，纯以两世纪间的文化交流为限”[6]，无论从命名还是从内容上，该篇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

方氏之所以如此突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是与其文化观密不可分的。“国与国之关系既生，遂不能不无影响，影响之可见者，于文化为尤著。”[7]对文化的涵义，他有独特的见解，认为“文化原为有理性的人类所必有的产物”，[8]是人性的产物，所以有其共性。但“因文明的产生有迟早，所受教育的程度有深浅，对善与恶的辨别上，或有歧异”[9]，因此，人类文化在一定时期，至少在目前有其民族或国家的特征，而在同一民族和国家中，也可能因宗教、宗族或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正是文化的这种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他进而对中西文化作了分析，指出现在所谓的西方文化，已不是单纯的希腊或罗马文化，而是由希伯来人传入欧洲的基督教再吸收了希、罗两种文化所形成的混合文化。所以在地域上它并不限于一国。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则含有更多一国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由本土发生，不是由国外移植而来；向外发展，不以霸道而以王道；最终目标为世界大同等方面。同时也有其扩散性，“对国内言，曾影响及于匈奴、契丹、女真、回鹘、蒙回、藏、苗、罗罗和台湾山地同胞等各不同部族；对外国言，亦曾影响及于韩国、日本、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洋等处，在东方可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在人类文化中，“实只有西洋文化可以和我们的文化相比拟”[10]。

在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他又提出中西文化比较和交流的两大原则：首先要求同存异，切莫同中求异。其次，要正确衡量自己的文化，“不可有优越感，也不可有自卑感。”[11]正是本着这两大原则，方氏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探究，以倡导世界大同、发展中国文化为目的，既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先进因素丰富、充实中国文化，又竭力把中国的文化传到全世界去，力求“求同存异”，谋求文化的沟通。

基于这种文化观，其对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因而在《中西交通史》中，他一方面对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作了极其详尽的论述，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西学的输入以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传教士在西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们所带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改变了国人的观念，使中国长期封闭的知识界豁然开朗，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详细研讨了明清学人对西学的种种反应，论述了西学传播的途径、地域、阶段性特点，以及如何通过与士人的结合，传之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具体阐述了徐光启、王徵等中国学者采用西学原理，改造与创造农业灌溉器械的事迹。这些论述，既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和影响，也使读者有会于心，引起深沉的思考。

研究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学者们往往多重“东渐”，而对“西被”探究很少。方豪指出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民族，既有接触，文化亦发生交流，有来者，亦必有往者。”[12]从这一基点出发，他在研究时，以“西学东渐”为主，同时也十分重视“东学西被”；而在“东学西被”中，更重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影响的研究；这也是他与其他学者偏重自然科学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他认为：思想的传播和思想的接受，都比物质和艺术的流传和吸收来的困难。“一国文化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影响，当以其思想为主要。”[13]所以，他对马可波罗向欧洲传播中国文明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马可波罗虽是传播中国文明于欧洲的主要人物，但他所传播的仅限于物质文明，而对思想却涉及很少。指出儒家思想传到西方以后，对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造成18世纪欧洲的反宗教运动的主要原因，实为18世纪欧洲国家从事改革运动之药剂[14]。

方豪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其丰富的资料、精辟的论述，开拓了我国学人的视野，使人们对于这段有关中国史转折点的史实——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经过，可以充分了然。他宣传和阐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影响，对于人们认识明末清初的世界、衡量中国当时的地位、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注重他人忽略环节与个案研究

方著在勾画中西交通全貌，详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重大史实的同时，又对中西交流过程中他人忽视和不注意的环节，作了大量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对许多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予以深入剖析。其对问题的研究，专而有征，实而不泛，具有实证派史学的特点，从而使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论断，往往拥有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相当的深度。

首先，他十分注意中西科技交流过程中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开掘，探索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考定人物的功绩。在明末清兵入关战争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曾遣人往澳门向葡人购炮，有关这一段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所存的史料散佚在许多书中，又加之这段历史关系明、清两朝国运，因此，局外人知之者甚少。方氏则投入极大的精力，细心搜索，加以考证，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披露于世。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多盛称徐光启、李之藻二人，却很少有人提及王徵。对此，方氏认为：“徐、李之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多由于教中人先为之揄扬，则王徵之受冷落，必教内对之有所不满，故讳言之。”[15]并探赜索隐，以近20年的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及其遗文手稿，撰成《王徵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一文，详考其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他在西学传入中做出的成就，从而使其事迹得以彰明世间，为学界所推重，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其次，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诸多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方豪尤为注意。明末清初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但方氏以前，治中西交通史者对此知之甚少。为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金尼阁携七千部书籍入中国的史实原委进行详细考订，指出金氏所携书籍，“其数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无可疑”[16]。并把当时北堂图书馆所存七千部的残遗，按书目和文字一一举出，首次揭开七千部传入的真面目。考定七千部的同时，他又发奋搜求了同治年间114位不为国人所注意、讲留学史也提不到的留欧学生的事迹并详加考订，改变了当时对天主教人士留学欧洲事偶有述及，“则亦语焉不详”[17]的局面，为研究中国留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在方著《中西交通史》和有关的专题论文中，诸如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明季西班牙鄂本笃陆上来华、徐霞客与西洋教士的关系等。这些考订与论述，对于史料的开掘很深，在论述中则新见叠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谓别调独弹，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扎实的史料功夫，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不仅注意“面”或“线”上的研究，还很重视“点”上的研究，对其中一些贡献卓著的人士，进行个案剖析、重点研究，把大的研究与个案研究融为一体。《李之藻研究》即是典型代表。

李之藻为明末我国“开教三大柱石”之一，与徐光启同被称为“西学传入我国之祖”。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今海内稍治学者莫不知文定，而李公之学问行谊，又隐晦不彰”[18]。方氏立志对其进行研究，早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经1926年《李我存研究》的刊行，再到1966年《李之藻研究》的出版，历时40余年，可见其用力之深。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之藻遗文、奏疏等散佚颇多，方氏以前搜集最多的徐宗泽的《文定公集》增订本，所辑李氏遗文也只有16篇。对此方氏不遗余力、多方搜集，共辑李氏遗文（含诗）43篇，分书籍（13篇）、简牍（10篇）、序跋（25篇）、奏疏（4篇）、议论（4篇）五部加以归类，并详列其出处与版本，对其中有疑义的还加以考证论定，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之藻研究》内容广泛，凡李氏的名氏、仕履、著作、行谊等，无不广搜博证，求其尽是。书中对李之藻与西人的交往、传播西学的贡献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他与利玛窦交往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李氏对天主教及西士在中国传教的认识由浅至深，及其本人对天主教由怀疑到相信、笃信，最终入教的演变过程。指出天主教是由李之藻正式传入杭州的，“杨廷筠之与西教士相识，及研习教理，皈依天主教，皆受之藻影响。”[19]

方氏又对李之藻译介、编刻西书的贡献作了悉心的探索。近人研究西洋天文学东传，没有不知道《经天该》为利玛窦所著、李之藻所译述的。但明末清初教中人物所撰书目中，却无一人将此书归于利玛窦或李之藻的。通过对当时有关资料加以考证，他最终否定了《经天该》为利玛窦撰著说、佚名氏译撰说及薄珏撰著说，肯定了利玛窦、李之藻撰译说。

刻书作为李之藻传播西学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为方氏所重视。书中他以大量篇幅对李氏编刻《天学初函》的旨趣、所遭受之抨击、国内藏本及中央研究院藏本等加以叙述、考定。认为李氏编刻该书，其所辑多为“四库著录而排斥者”，是他对中国初期天主教会贡献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对后世影响巨大，若“无《天学初函》，则其中若干种，恐早已澌灭以尽矣！”[20]方氏的这些研究与考定，肯定了李氏对西学传入的贡献，也有助于人们对各书的了解。综观《李之藻研究》全书，其史料搜罗详备、证据确凿，不仅为人们研究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为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方豪的大量专题论文及对李之藻等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围，充实了其内容，使史有浑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揭示了中国士人对西学传入的态度，从而对中国学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深化拓展了主题。而书中方氏把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学术研究与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结合起来，以阐扬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为主旨，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新考据家之史学方法

方氏治史，以考据见长，这既与他在学术上师承陈垣有关，也与其从事的学科领域，对史学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世有‘文史一家’之说，窃嫌其义含胡，恒为人所误解。以为舞文弄墨，便可作史。殊不知史家之笔，真切是求，不涉浮夸。”[21]。基于这种认识，他的著述多为考证性的文字，往往“详于事实之考定，而少有带叙带论或解释之文字。”[22]就其史学方法来说，也主要表现为民国以来新考据家的特色。现就其主要方面列举数端：

重视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是方氏治史的一大特色，也是贯穿他整个治学过程的重要特征。方氏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造诣很深，对西方的宗教文化尤其是欧美汉学的成果又颇有研究，这为他融会东西、广泛引用外来史料比证中文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他不满足于一种材料、一个角度对问题的阐述，总是从多方面搜寻资料，多角度对问题加以考证，大量运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证的方法，既用外文资料补中文记载的阙失，又用中文史料来订正外人研究的讹误，解决了历史上不少疑难问题。其对明嘉靖年间我国对日葡两国的走私港Liampo问题的考证，便是显例。这一史学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覆盖了其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是与其广泛运用这种方法分不开的。

善于运用语言学考史，是方氏治史的又一特色。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他很注重语言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他将尼布尔、兰克等西方“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与乾嘉学派“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23]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语言文字入手，来追寻史料的形成，考证史实的真伪，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他以对音方法纠正了佛教术语传入后的诸多讹误。其次，他又视语言学方法为考定一些国家和地名的一种主要方法，运用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裒集各名称在诸载籍中的同名异译，对其加以考证、澄清，解决了中西交通史中的不少问题。

重视以诗文、小说、戏曲证史，也是方氏治史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诗文证史”法由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方氏在史学研究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方法，凭藉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大量引用诗词、小说、戏曲证史，以补正史文献之不足，校正史籍记载之讹舛。

20世纪初，由于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家”的努力，形成了以传统学术方法为基础、又融合近代西方学术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考证学派。方豪继陈垣之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努力将传统的治史方法与西方近代治史方法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史料而不尚空论，善于从多角度搜集资料，史料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整个研究中，又贯之以中西史料比勘互证、语言学、诗史互证等治史方法，考证、辨别、鉴定史料的价值，舍粗用精，去伪存真，然后发而为文。丰富的史料，不但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其论著显得饱满丰腴，厚重扎实。他的考据性文章，能从史料中看出他人所未看出的问题，得出一些史家所未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相结合，使得他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总之，方豪在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客观的态度和多样的方法，不仅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方著《中西交通史》的出版，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中西交通史著作，它首次将我国自史前至近代中西交通史作为一个整体，以明清时期文化交流为重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汇集了相关的主要资料，并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是对以往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作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读参考书，它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提供了较前人更为清晰的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就学术发展进程来说，其丰富的著述及相关论文，所翻译和引用的大量域外史料，无疑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使这一学科步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可以这么说，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完善了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建设，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因此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

转贴于 参观文献:

[1]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7页。

[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86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①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692页。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②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自序》（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130页。

④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⑤ 同上。

[11] 同上。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页。

[13]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14]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61页。

[1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19页。

[16]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51页。

[17] 同上。

[18] 方豪：《〈李我存研究〉·陈训慈先生序》，引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9]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0]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8）

文学交流的最重要手段是翻译。比较文学不是简单的跨国文学的比较，而是不同民族和族群文学之间的跨语言比较，也就是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语义转换，更多是一种持续不断、代代接力的解读和翻译实践活动。比较文学离不开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离开比较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无法深入开展本民族文学个性价值和社会意义探索。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打破民族文学狭隘的范畴，使民族文学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史学研究，而非是纯粹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诞生于上个世纪末，而译介学的产生则晚得多，大约起始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而真正取得重要的地位，则已经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比较文学意识始终深藏于文学翻译和跨民族文学借鉴活动中，深藏于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跨民族的文学比较和批评中。我们更多地注意蒙古文学所接受的汉族文学影响的考证和研究，而很少去探讨游牧民族文学传统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很少讨论蒙古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特征。翻译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的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比较文学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破灭和东西(包括中西)比较文学的崛起。

一、文化接受视阈中的蒙古族翻译文学

文学史是作家、著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既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艺术接受活动是调节欣赏者整个审美经验对作品的“空白”结构中以想象性补充、充实的过程，是一种融注了欣赏者感知、想象、理解、感悟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一种艺术形象再创造活动。文学接受史其实就是打破以往那种以作品为主要固定视角，从读者接受视角重新解读文学。接受是研究的前提条件，而研究是接受的继续与深化。接受理论是研究接受成果的理论。每个读者的天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作品就会对每个人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文学的历史就不仅是作家和作品史，而是作品的效果史。

读者既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又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活动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维，而是居于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是文学审美价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读者艺术接受过程是一个融理入情、情理统一的过程，是在这种情理交融过程中完成对文本意义的探究。文学接受离不开当时文化语境，有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接受。文化语境的变迁影响文学接受活动。文化语境是指表现艺术萌芽发展的特殊时期种种思想活动普遍性的思想审美趣味与艺术活动等。文化环境为文学接受创造了条件，文学接受深化和促进文化环境。历史发展决定着文化形式的变迁，文化变迁成为文化影响的发生及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即接受外在文化中起到决定性因素。

即使翻译文学存在的文化语境与接受主体改变，原著的内容信息也不会改变。读者欣赏蒙古翻译文学的同时也把它当作文学研究对象。因为读者把翻译文学与本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不仅从中提取营养，还能了解认识到民族文明、民俗习惯、审美意识、思维特征、哲学、道德、生活境况等，从而增加民族间的理解，促进文化交流。

文学的本质在于它具有审美价值。文学欣赏不仅是审美活动，又是特殊的艺术创造活动。读者的鉴赏活动就是将自己置于艺术家的位置，在心中再造那个表现品，这是一种与艺术家的创造性直觉达成一致的活动。叙述主体与接受者的关系除了表意手段和表意内容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对话关系。鲁迅最先提出创作与读者的关系。文学阅读过程是一个“暗隐的读者”引导下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这也是说“暗隐的读者”的现实化过程，是一个实际的读者在文本控制下创造性的选择过程。所以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核心的文学观。艺术(包括戏剧)就是要传递和交流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感受，而这依赖于艺术家和接受者之间形成的共同感。“可接受性”是接受者对放送者潜在的接受价值的判断，具有复杂多变的歧义性。

文学接受活动是建立在读者的阅读、阐释与审美再创造的基础上的。译作对他文化的他族而言是跨文化文学接受。他民族读者阅读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作品接受影响是文学交流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所以对各民族间任何文学交流对交流的主体来说，还是对交流关系的接受者来说，不仅都是文化积淀，还是文学交流的必然前提条件。文学鉴赏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文学批评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批评不是感知的情感，而是情感的感知”。译作的影响是从读者所得到的审美接受与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中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读者读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之后获得的审美接受是指满足接受主体精神所需，给予他们情感震撼与教育娱乐作用。从译作中获得什么样的审美感受源于主体。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所以民族间任何文学交流对交流的主体来说，通过文化积淀文学才能进行文化交流。所以文化积淀是文学交流的必然过程，也是文学交流的必然前提和条件。接受和批判研究翻译文学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表现。通过翻译能够开展民族间文学交流并能产生民族间文学影响，从而文学之间比较研究也能得到发展。跨文化研究，特别是西方、东方、自我与他族不同性质的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从危机到转变阶段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折。接受研究是接受历史语境、现实语境、文化语境研究。接受者接受他族文化接受的本质是译作的接受。接受者接受的是文化通过积淀的译作。解读过程就只能是一个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过程，一个作者去无限接近文本原意的过程。萨特认为:“创作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

在作家完成创作活动后，文学活动就进入到作品的传播、消费和接受阶段。艺术鉴赏就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文学消费则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印刷、出版等传播媒介得到广泛运用的条件下，在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以来，人们对它的消费、阅读和欣赏。蒙古族翻译史是蒙古民族认识其他民族文化艺术，吸收其营养并被他影响的历史。蒙古文学对他民族文学的接受和改编，不仅仅是被动地浅薄地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学传统来进行文化选择和协调整合的过程。文学接受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接受史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以各时期接受者对该作品的审美反映、理性思考进行创造性借用为主要研究，探究审美观、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层原因。

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的必要性

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学译介到其他民族中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同时，以他人的眼光认识自己，借此提高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活动是永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没有外来影响的单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文学交流不是单向、直接、简单、普通的交流活动，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与倾向。

因为文学交流不单只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提高自我的交流。所以，民族文学交流永远是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中继续存在。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素，民族文化心理永远是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因此，把他族文学唯独放在本民族文化环境中，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来研究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蒙汉文学交流史的跨文化特性，为蒙汉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蒙汉对话范式的建立和区分，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比较文学不管研究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还是研究各国、各民族间任何能够比较的文学问题，将蒙汉文学置于文化交流进程中，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进行比较，对认识民族文学本质特征，乃至认识文学本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研究当代蒙汉文学交流，对蒙古族翻译文学史研究、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都有重要价值。该领域的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课题，理应成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将蒙古族翻译文学当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着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影响，梳理基本脉络，勾勒其发展轨迹，是目前急需着手开展的课题。该研究与蒙古族现当代翻译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比较文学研究、蒙古族文学理论批评都有密切的关系。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9）

二、外文文献的甄别与使用能够提升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有着较强的专业性和自身具有的独特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学在自身特性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其所承担的培育新时代历史学专业人才的能力目标确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当前以实用风气为主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更加需要实践能力强、社会知识全面丰富以及就业适应面广的全面型、创新性人才。在具备这些基础能力的前提下还需保持历史学独有的专业特性，这无疑凸显了新时代对历史学高等教育提出的新挑战。在这种新背景下，历史学专业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武器无疑便是不断锤炼自身的历史学专业素养。在新环境、新挑战的要求下，历史学专业素养便与外文文献的利用密不可分。首先，历史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查阅历史文献及其他工具书的能力。历史学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一面。历史学专业学生必须掌握阅读历史古籍及其他文献的基本能力。“出于正确理解文献文本的需要，认识异体字、生僻字，熟悉古汉语语法，培养发展文字脱漏衍讹的能力，应当是历史学专业学生最基本的文字阅读技能。”在涉及到世界史学科或者相关外国历史方向的学科时，学生还需掌握相应的英文等其他语种的阅读能力。因此，培养历史学专业学生提升英文水平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独立自主的氛围中体验原作者的文化氛围和背景并从中获得观点性启发或者能与传统观点做比较的能力无疑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其次，培养学生甄别及使用外文文献能力是专业素养提升的衡量标准之一。众所周知，历史学资料浩如烟海，而人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条件里如何能够对历史学一手资料特别是外国文献做出及时正确的反映和处理并且能够将其运用到自身的研究中这一链条本身就体现了一名历史学从业者或学习者的基本素养。再次，历史学专业教学长期以来注重中文历史资料的参阅与利用，而对外文历史文献的使用远不及前者，使得历史学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无法取得质的突破。因而对历史学专业学生外文历史文献的参阅能力的培养是极为必要的。此外，历史文献是无数祖辈或前人研究成果的积累，除了纷繁复杂之外，对待各种文献还需具有去伪存真的能力。所有的历史文献包括外文文献必然存在一些主客观因素下不合理的因素。如果在对待原始材料时未作相应的反馈而囫囵吞枣式的接受则无疑失去了历史学研究的严谨和科学性。最后，对外文文献的甄别和处理能够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无论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后学习环节，学生不断接触外文文献的过程也是其外文（英文）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对接触的原始外文文献或资料的翻译和理解程度直接决定着该资料的使用价值的高与低。这个价值判断过程一方面可以反映其史学功底的同时也反映了学生的外语水平。当学生在不断的循序渐进的练习过程中，随着对外文文献鉴别能力的提升，其外语水平特别是词汇量和语法的掌握会有显著提升。因此，甄别和处理外文文献的能力与外语水平的提升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为了更好的提升历史学的专业素养，历史学专业学生有必要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英语水平并且应明确认识到提升英语水平与专业素养二者之间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由此可见，训练有素、功底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外文文献的甄别和使用能力，最终真正做到去伪存真，在史学文献里游刃有余的畅游显然是其必备的能力。反之，对于一名历史学专业学生来讲则是明显的技能缺失。在以往的历史学教学环节中，授课教师往往忽略了学生对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外文文献进行处理的相关技能训练。这种能力的培养是体现学生与“活”的历史直接对话交流的重要机遇。在新形势下，鼓励和教授学生掌握与历史对话的能力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教学环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10）

前言：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领域的问题和历史作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传统历史研究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然后，专门针对于丝绸之路文化领域的探讨文献却不多，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的形成背景和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并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意义进行逐一分析，不断对传统丝绸之路中的形成早期文明M行探索，以期能从中找出一条促进现代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一、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笔者作为一名高中生，对我国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从初中到高中，历史教材不仅对我国传统丝绸之路有详细的概述，也对其中的历史意义与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做出整理。具体如下：

文化的组建过程主要是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不断渗透形成的，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其中物质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由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活当中，精神文化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慢慢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往精神层面的文化较制度、物质文化的传播速度慢一些。

早期丝绸之路的交流主要对文化与制度方面的交流较少，主要以物质之间的交换为主。然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又带动着各领域的技术经验相互传播，其中西欧国家的丝绸、冶金和水利灌溉等级数多数有我国的“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的，国外的玻璃制作和糖果制造技术亦是通过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不断在中国得到发展[1]。随着物质文化的交流不断升温，国外的宗教文化迫切希望能够通过丝绸之路来讲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更为广阔的传播，中国由此开始引进以宗教为主的各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宗教领域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和天主教等。与此同时，我国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亦得到不断的传播，是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各种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时期精神层面的文化丰富多彩。随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逐渐加强，制度文化以被动的形式在各国之间不断进行相互渗透，制度制度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过程中几乎没有形成友好的交流方式，通常以战争的形式不断渗透，在战争结束以后，往往战败一方民族便会被强行渗透制度文化，以此来保证制度文化的传播效率。

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课堂教材中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资料进行整体，对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做了如下总结：

（一）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丝绸之路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我国传统古典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传播，并将印度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吸取。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便在我国有了初步的发展，在这一关键发展时期，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古典舞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将融合中的禅宗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完美结合，进行形成了具备佛教文化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对我国后现代的精神文明交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

（二）促进了中国技术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使得我国“四大发明”走上了全世界，成为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的基础。纵观现代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现状，多领域受到中国“四大发明”的影响，因此，亦可以说文化交流对世界文明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通过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将技术向世界进行推广的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括陶瓷、茶叶、冶金、纺织和铜镜等。这些中国的技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均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引入外国文明，为中国文化加入新鲜的血液

丝绸之路的开放让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引进了外国文化思想和技术经验，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经济印象，其中技术方面，有玻璃制品、西方医学和天文等。饰品类有象牙、犀牛角和琥珀等名贵物件，后期这些名贵的饰品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进行有效的结合，例如中国的折扇文化，扇骨和扇钉等均用西方的象牙来进行制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添加了更多的西方艺术魅力[3]。此外，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我国还积极引进了外来的食材，如马铃薯、草莓和芝麻等，这些外来食品的引入不仅让我国传统的经济农产品更加呈现多样化，同时也对中国的美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密切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后现代全球一体化的雏形思想，即打破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作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先驱路径，是正确的选择。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更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