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论文篇（1）

二、组织生态学的发展及其演化

环境学派把战略看作是一个反应的过程，其起源是1977年Hannan和Freeman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种群生态学”理论。种群生态学源于生物学，主要是针对设计学派、计划学派缺乏对复杂性环境的考虑。在种群生态学中，学者们主要研究组织的成长、衰亡问题，以及组织的多样性问题。Hannan和Freeman在《组织生态学》一书中，对组织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且从组织惯性及竞争力量等方面解释了组织的生存发展。当时的理论提出，主要是因为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组织与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组织的生存必须要依赖环境。种群生态学认为，组织在环境面前是被动的，这里的环境是指大的环境，而非局部的环境。如果组织无法适应环境，就会被环境淘汰。这段时期的理论吸收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成分，认为是外界的制度，限制了组织的竞争和发展。种群生态学把组织进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变异，即种群中不断出现新的组织的过程；二是选择，即优胜劣汰的过程；三是保留，即被选择的组织逐渐形式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可发现，环境的选择机制，对组织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老的组织可能无法及时做出调整而被淘汰。由此，学者们提出了组织惰性理论。Hannan和Freeman认为，组织惰性，是企业保持现有结构不变的状态，是由于组织对环境的反应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造成的，而组织的规模、年龄及其复杂程度，都对组织惰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新时代，环境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些惰性高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这段时期的理论研究侧重于组织的演化，并且将组织生态理论运用到战略管理、技术创新、产业经济学等领域，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形式。根据以上论述可发现，早期的学者们对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种群问题，随后，将其拓展到了产业层次；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关注企业的生存率、死亡率、种群密度等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将其运用到高科技园区、生态园区等进行实验分析，这其中包含了仿真技术、生物分类等方法。总之，在组织生态学中，学者们认为，企业必须依赖环境及环境中的资源才能够生存，但是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企业之间必定会产生竞争，从而产生优胜劣汰，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商业规则。竞争的最终结果是，改变了一个种群中的组织数量，即种群密度。而同时，不同密度下的种群，会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组织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生物学中的生态概念，并且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同时，在运用理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了组织惯性问题、种群的密度依赖性问题，并把这些现象和理论加入到生态学理论中，使其更加完善。笔者注意到，在经济转型和变化的时期，随着日本的家族企业集团、韩国的财阀等企业集团形式的出现，战略联盟、合作创新、技术协同创新等理念开始受到重视，而我国企业在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为学者们研究产业规制、制度激励等提供了支持。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体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而环境是具体的，不同国家、地区的环境是不同的。环境的差异，改变了一些要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甚至使得同一个理论在不环境下实践的效果大相径庭。这个具体的环境，就可以具象化为情境。环境，是指企业内外部的对企业产生影响的各种相关因素。而情境强调的是，环境、组织与人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作用。要想研究情境化的管理理论，就必须要从实际的情境出发，发展出特色的管理理论。

三、战略管理理论的情境化及其要求

1.关于情境化的描述

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应用型研究，但是学者们经常忽视了情境性因素，而不考虑情境因素，那么，其理论的发展空间必然有限。战略管理本质上还是人的活动，这种活动与社会息息相关。在西方产生的战略管理理论，是基于特定的西方组织环境的，仅仅意识到了情境的差异性并不能解释当前企业的战略行为。情境是一个整体，是从文化、历史及环境的互动作用中演化出来的，单一的理论仅能从一个层面进行解释。因此，学者们需要思考不同国家企业的独特性，是否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并得到实证的支持，以及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又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对于情境的定义与层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Johns将情境定义为，围绕着现象并对现象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并且描述了两种层次的情境效应———综合的与分立的。其研究结果显示，情境是具有调节作用的。情境包含了物质系统与理念系统，并且提到了情境的动态性。研究情境，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化或分类。大多数学者认为，可将一国的文化、社会、法律等因素作为情境的预测变项，将组织因素作为依变项，同时加入制度因素作为衡量。总之，不论怎样，只有保证情境的结构和概念维度的准确性，才能够保证理论研究的可靠性。

2.战略管理理论情境化的要求

战略管理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它必然要与实践相契合，要因地制宜，而不是照搬教条。这与战略管理中的环境学派的观点相仿，即组织必须适应环境，而领导者负责观察了解环境并保证组织完全与之适应，而且组织应是灵活的。我国的情境与西方的情境存在固有的差异性，而现有的战略管理理论大都是从西方借鉴来的，将这些理论放在我国，需要对其进行检验、延伸、拓展甚至修改。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当前的问题，那么，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这也是战略管理理论历经多年的发展而形成丛林般体系的重要原因。不过，尽管西方的理论有诸多独到之处，但是我国的学者在战略管理实践中发现，一些中国企业的现象无法或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解释，而是需要独特的中国方式来解决。这些现象也蕴含着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对战略管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超越了制度，是一个集体性的适应过程。但是在研究跨文化管理问题时，学者们停滞于只了解“是什么”的层次，而没有将其拓展到“为什么”的层次上去。要想有效地对战略管理进行情境化的研究，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思维范式，要跳出战略管理学科之外，结合其他学科的力量。不仅要寻找特定企业行为的特殊性，还要对这种特殊性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看其是否能够拓展到其他领域。由于情境因素具有动态性，因此，战略管理理论也必须随之演化，即理论与组织的共同演化。

四、战略管理情境化

1.对企业战略管理情境的思考

目前，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背景，大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主体，又囊括了其他多种非公有制成分。在这种情境下，有必要从企业战略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探讨。在外部环境中，政府规制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很大，政府对管理者的评价标准也大多仅以当期的绩效来考察，即经济效益指标和就业指标等。这种考察方式使得企业一味地防守，重视短期利益，致使企业的行为过于被动，从而限制了其他的选择。环境学派强调环境对企业的决定性影响，在环境的影响下，企业本身的能动性是很小的，企业过度作为的结果，是其被淘汰的可能性的提高。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企业坚持原有的战略，是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演变，企业战略和环境的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化。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逐步成熟，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开始降低，政府逐步放开管制，企业开始从被动地接受环境到主动地适应环境，一些新兴企业开始采取进攻性和创新性的战略，有时候，企业还主动改善自身所处的环境。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演进，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及全世界跨国贸易、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通过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经营环境的重构和更新，构建了一个更加竞争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企业的战略问题上升到了全球市场。全球战略、全球经营，是应该值得关注的领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突破了原来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未来企业的战略应该更多地考虑以互联网为基础，企业家也要具备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企业价值链的整个环节，乃至整个的商业生态系统，主动适应互联网的环境，应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大胆的进行创新。企业需要重构自己的战略目标，把握多变环境中的机遇。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跨界问题，颠覆了传统的组织边界、产业边界的约束，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范围逐步扩大，因此，需要从战略与环境共同演化的角度来看待战略问题。

2.情境化研究的理论脉络

将环境学派的理论应用于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企业跨界竞争问题、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战略层面的协同创新问题等。以种群生态学为例，可研究在特定空间中的企业分布密度对其战略行为的影响、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等，也可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在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优势、运行机制、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竞合关系等。

发展战略论文篇（2）

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汁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在整个社会和企业生存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应用，网络通信技术已经从一种沟通和信息交流的工具转变为和现代社会相整合的一种资源。越来越多的公司将随着网络化而兴起的远程沟通和信息交流的手段作为公司的新型的组织形式。

一、来自战略网络的竞争模式的研究的主要观点

1．RGuhti为代表的结合新经济社会学来研究企业战略网络的理论。被称为经济社会学派

RCuhfi最早提出了战略网络的概念，他明确将对企业有战略意义的战略联盟、合资、长期的买卖伙伴和一群相似的节点都归集为战略网络，强调它是嵌入于企业之中的关系网络，参与其中的企业所因此获得的资源具有独特陛且难以模仿，因此这种战略网络关系可以构成能够保持持久竞争优势的战略核心竞争力。

2．J．CJafillo为代表的用组织理论来研究战略网络的理论，被称为组织学派J．CJarillo认为战略网络本身是一种长期的、有目的的组织安排，这种组织安排的目的在于通过战略网络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他进一步通过对比“层级制”、“市场”和“战略网络”三种组方式，说明战略网络是网络蟹挤时代最佳组织模式。

3．以PJ．R．chtex为代表的文化学派

他以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为例，研究了战略网络的理论基础、战略网络形成动因、战略网络的管理与进化，进一步丰富了战略网络理论和促进战略网络在实践中的应用。他认为日本经济及其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其企业的战略网络管理水平高，日本企业的战略网络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组织不同，它注重知识、能力资源的共享。突出文化在战略网络形成和进化中的作用。强调由于日本企业受传统文化影响，容易形成战略网络的网络文化，包括高度忠诚、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统一价值观等。Richter实际上以日本企业为考察对象从人文角度研究了战略网络的构建因素。

4．以波特为代表的用企业集群理论来研究区域合作网络波特所研究的企业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区域内的一群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各种组织(包括学校、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客户等)为了获取新的和互补的技术、从联盟中获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担风险而组成的网络。他认为所有进步的经济体中，都可明显存在着企业集群，而企业集群的形成。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5．以J.MMoor为代表的从生态观的视角来研究战略网络，被称为商业生态学派

Moor提出的主要观点是，网络经济世界的运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像生态系统那样，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而这些企业和组织构成了—个所谓的“企业商业系统”。这些有利益关系的相关主体之间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

二、战略网络的范围和特征

1．组织形式

从范围上看，战略网络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这种网络和原来意义上的战略联盟相比范围和结构都得到了延伸。消费者、市场中介、原材料供应商、下游价值增值企业、高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都可以构成战略网络的一部分。传统型企业的研发部门一般都存在于企业内部，由企业自身完成。随着科技的创新，日益复杂的课题往往难以由企业一方完成不少企业将眼光投向高校，通过与高校联合研究开发新项目。这种外包的形式可以看成是战略网络形成的开端。

2．合作基础

从战略网络内部企业的合作层面上看，战略网络需要更广泛的合作基础。战略联盟的合作基础是共享资源，从而改进竞争地位提高绩效而战略网络的合作层面往往是战略层次核心竞争能力的分享，即企业通过和其他组织进行战略层而上核心能力的分享从而改进和补充自身能力的不足。在共享战略网络内部其他企业的资源和核心能力的同时，企业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必不可少的。构建战略网络的企业往往需要平衡自身的发展和网络的发展，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网络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作为战略网络而言，网络内部企业之间的独立性比联盟或者普通合作伙伴关系要小得多，所以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发展会产生相当强大的促进和制约作用。而且这种战略网络关系一旦组建，任何网络内部企业的改变或者变更效果都会被这种网络关系所放大，因此企业在战略网络内部做出决策的时候必须承担比起独立企业更大的机会成本。

3．放大作用

企业的战略竞争网络是基于核心竞争能力的分享，所以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对网络各个环节贡献的资源、能力的利用和网络对这些资源、能力的整合能力两个方面。各个环节专注于在价值网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有效发挥其核心能力的杠杆作用，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各个环节企业贡献自己的核心能力于网络之中，通过网络的价值链的整合及管理，产生一个正向的“网络效应”，又可取得网络竞争优势。而传统的战略思想则认为竞争优势只由企业所在的产业结构特征或由其内部的核心能力所决定。

4．利益整台

在竞争的目标上，战略网络中企业的战略目标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更要考虑网络的共同利益，这也是战略网络区别于其他企业共同体的特征之一。战略网络强调企业与其它组织的互动关系，这决定了企业战略网络的目标不同于传统的竞争战略目标。它不仅仅追求各自的利益，更强调共同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利益，企业在战略制定中，不再仅仅以对自身是否有利来研究战略，而是以对整个战略网络是否有利来研究战略。在这个基础之上，企业的利润回报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企业自身培育的核心能力提升和创新投资对最终产品形成的贡献；另外一部分归于企业对战略网络的投资建设和利用管理。最终产品的竞争优势和两者都有关系。

三、战略网络的培育及管理模式

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战略网络管理模式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网络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式，它将自身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以整个企业关系网络视角结合自身核心能力来进行企业战略管理，并以所建立，维护、扩展和进化的企业关系网络为管理重点，通过战略网络来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这是一种全新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式

1.战略网络的组建

任何企业基于战略的管理和研究都离不开环境分析。作为企业的战略层面的设计和管理同样要和环境分析挂钩。对环境的分析又包括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

(1)从企业内部环境出发，也就是分析和评价自身的各种能力，识别出企业现有的核心能力(较强的能力、一般能力和弱的能力)。明确企业现有核心能力提升的方向、未来核心能力可发展的方向和企业网络合作、战略外包的方向。这是选择合适网络节点、成功构建战略网络的前提，也有助于认清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贡献和收益，增强企业作为网络节点的吸引力。通过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识别和评价，使企业在价值链的各项活动中的能力及其作用一目了然。

(2)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出发，也就是要分析、识别和构建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合适的战略网络，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外包业务的选择相似。企业在确定组建自己和某个领域的其他组织之间的战略网络时，首先要确定这种战略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其次要确定正在构建或者将要构建的战略网络能够有机地整合到自身的发展中来，能够弥补自身能力之不足或者通过网络的协同作用放大自己在该领域的核心能力优势。

2．战略网络的维护和适应

战略网络将原先独立分散的主体整合成一个战略目标相对统一的共同体，必须经历一个适当的磨合过程这个磨合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战略网络内部企业之间的磨合；战略网络整体和外部环境的适应。面对各种不确定的情况，战略网络中的主体可以采取的策略是适应网络或者退出网络。

在磨合和适应过程中企业通过与战略网络内部原先企业的资源，运作模式和组织结构方面进行相互衔接性的沟通和交换，目标是使得企业能够和战略网络内部企业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填平劣势，优势互补。在这个磨合期内，企业必须找到战略网络中适合自己的某个位置，同时还要积极评估战略网络对自己现在，将来战略的影响作用。如果经过分析发现整合战略网络的净收益比原先保持独立或者仅仅采用“外包”策略外取资源还要低，那么构建或者加入战略网络是失败的，企业就会选择退出。

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有时候企业必须被动或者主动地去改变战略网络。如果原先市场环境不存在了，或者是企业发现当前战略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功能并不能够足以发挥足够的作用，这个时候企业就要积极推动战略网络的改革来适应当前已经变化的环境。如果某一个战略网络和自己的企业目标相差太远，那么企业很有可能会退出战略网络。因此，无论是新主体加入网络还是原主体退出网络，网络环境都会发生比较大的波动，通常认为网络内部某部分的波动会被网络结构放大。所以在对战略网络的任何修改和变动都要小心谨慎。

3．战略网络的评估和反馈

从动态能力的战略观分析，企业的战略竞争力的持久性关键取决于三个要素：组织过程、位置和发展路径。

从“组织过程”看，战略网络的第一个作用是调和整合。企业构建战略网络的目标之一要尽其所能保证战略网络和自身的发展—致，这就要求企业对战略网络和自身组织进行协调和整合，将战略网络纳入到自身能够控制和管理的范围，使其与自身组织保持高度一致性。第二个作用是学习。学习是通过重复和试验而能更好和更快地完成任务的过程。将战略网络纳入自身组织的学习系统同样可以加强组织结构之问的协同性，并且这种协同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升，战略网络结构也越来越有机。第三个作用是重构和转变。随着环境的变化战略网络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从本质上说，战略网络用网络结构代替了传统企业的内部组织，企业对环境的适应也由战略网络内部很多企业同时作出反应来代替—个大企业的内部组织和他们之间的反应，对环境变化的协调自然加强了很多，这也和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的道理一样。超级秘书网

发展战略论文篇（3）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发展战略论文篇（4）

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和暂时的状态。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绝对的。没有高差的地方的水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而有高差地方的水是汹涌澎湃的，充满活力的。区域的经济发展要想有活力，就必须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发展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由于人类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帝王将相为了追求享乐，一般都将精力和财力投往都城以及能为国家创造积累财富的地方，再加上当时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绵绵，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发展的投入少之又少。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剥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附关系束缚了落后地区的发展。这都导致了区域间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十分悬殊,从而为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1.1经济发展条件的地区差异

世界上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资金和人才等往往会被吸引到区域条件较好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发展潜力大，资金投入的回报率高。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成为该区域的增长极，它的发展速度会比周边地区快，由于它的迅速发展，对资金、资源和人才的需求会增大，这就会将周边地区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等进一步吸引过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边缘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极周边地区的发展就会受到增长极的抑制，从而导致了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以1985年我国各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例，浙江省平均为34.2%，相当于江西平均（18.0%）的1.9倍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10.3%）的3.3倍。上海市平均资金利税率为58.5%，长江三角洲铁路沿线的其他城市多在30%--40%之间，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和浙南的温州、椒江等市却只有10%--20%。同样是以开发煤炭资源为主的煤炭城市，大同市的平均资金利税率（12.0%）相当于淮北市（2.4%）和淮南市（2.8%）的4--5倍。由此可见，要使我国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空间安排上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选择经济技术基础较好或区位优势较突出的地区进行重点开发，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

1.2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差异

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不同，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同，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引起了投资环境的不同。投资环境好的地方，资金投入产出率高，产业布局就会发展较为完善，从而该地区就业率就会高，而同时就业机会高，对人才需求量大。反之，投资环境差的地方，其就业率就低，就业机会低，人才往往被吸引到投资环境好，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地区，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小的地区的发展受到约束。在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投入条件下，由于增长潜力的大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差异，导致区域产生不平衡发展。

1.3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促成作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益，使其在地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各种产业分布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而这些企业的集中，又会导致那些为它们服务及它们为之服务的前导及后导型产业也向这些地区集聚。这一切的结果是使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这又为大量的服务行业向该地区集中创造了条件。这样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乘数效应增长，导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越加严重。以当今的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明这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聚集效益。由于大城市的诸多优势，如悠久的经济发展史，完善的经济结构，成熟的市场与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他们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比中小城市体现的更加显著，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增，这样导致各种要素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越大，这种聚集能量越大。正因为如此，美国纽约拥有了全美最大工业企业1000家的116家，占11.6%；日本东京拥有全国最大工业企业1500家中的794家，占52.9%。

2.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那么在不平衡发展中，会不会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关系越来越严重呢？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见解：

2.1不平衡发展可以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不平衡发展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地区发展不平衡趋向平衡，其主要动力是：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

(2)经济扩散作用，推动地区平衡

(3)区域开发过程的交替变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

(4)区际间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2.2不平衡发展会造成恶性循环，贫富更加悬殊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的经济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易改变。纳克斯在研究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时曾提出过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现象。一是落后地区资本贫乏，造成低水平的供给，又造成低水平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缺乏引诱力，在供给方面又由于资本不足，缺乏增长的动力;二是需求方面的循环和供给方面的循环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有其道理，值得借鉴。然而不平衡发展，产生的后果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但不会趋于平衡状态也不会产生贫富更加悬殊,而应该是经历短暂的平衡状态，又出现了不平衡发展，但这种不平衡发展不再是低层次的贫与富的不平衡发展，而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2.3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位条件好的地方经济发展会较之区位条件差的地方更为迅速，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发达地区的发展会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发达地区为了摆脱困境会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与发达地区竞争，这就会形成一种合力使得两者不会将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市场供求来看，不发达地区是发达地区的市场，同时发达地区也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由于“回旋镖”效应，一些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会逐渐丧失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其新产品，而这些产品价格一般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价格偏高，这些产品要想有市场（不发达地区），就必须建立在不发达地区能消费的起的条件上，这就要求两个地区的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只会导致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就使得发达地区要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而发达地区同时又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在发达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发达地区没有比较优势但又必须需要的。所以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承，息息相关的，不可能会出现差距越拉越大的恶性循环。

发达地区是一种创新经济，不发达地区是一种模仿经济。创新经济是非常艰难的，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就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产品，而创新产品优势随着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起步会逐渐削弱；模仿经济是充满活力的，随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接受新科技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经济发展也会随之越来越快，这就会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最终达到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因为发达地区在艰难的创新中，会导致元气大伤，创新能力失去优势而一般产品的生产优势也随之丧失。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却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资金的积累。同时，它们也在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这就可能会产生原来的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区域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发展，一种高度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3.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建设中的运用

建国后，50年代初，我国便提出了有计划的均衡地在全国布置工业的指导方针。力求促使全国经济生产水平均衡发展。然而，实践结果表明，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是很难统一的。我们知道平衡发展，必然要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而一个国家的资金是固定的，这就势必要减少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区域条件的差异，资金，人才等一般都会注入那些区域条件好的地方，国为那些地方的投入产出大，经济回报高。而建国初的中国正处于战后经济复苏，区域发展起步阶段，为了片面的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那些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的地区，结果经济效益较为低下，而发达地区的投资必然减少，又束缚了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据乘数效应，对一个地区投入资金，是会得到倍数的收益的。而发达地区的系数高于不发达地区的系数。所以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平均速度降低了，使全国和区域系统的整体效益，受到了影响。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尖锐矛盾，不得不使人们重新思考平衡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并引起对平衡布局原则的批判，转而追随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战略。

一九七九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号召，我国开始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国家对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特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增长极，广东省的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的提高。实现了邓小平同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同时，广东省经济的腾飞也为振兴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民工涌进广东。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1992年贵州省输入广东省的民工达60多万人，他们仅通过汇款方式就寄回现金5亿多元，接近1991年贵州省乡镇企业所创6亿元利税总额，超过该省一年农业税收1.9亿元的1.63倍（南方日报，1994－01－03）。随之后来，我国趁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将第二个经济增长极选在了上海，浦东的开发同样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实行是成功的。如今，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龙头，中部地区也受到东部经济发展的带动，逐步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而西部各省由于受到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

发展战略论文篇（5）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发展战略论文篇（6）

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基础的核心能力必须具有如下特征:(1)价值优越性。核心能力应当有利企业效率的提高，能够使企业在创造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比竞争对手更优秀。(2)异质性。一个企业拥有的核心能力应该是该企业独一无二的，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核心能力的异质性决定了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和效率差异。(3)不可仿制性。核心能力在企业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积累形成，深深地印上了企业特殊组成、特殊经历的烙印，其他企业难以复制。(4)不可交易性。核心能力与特定的企业相伴生，虽然可以为人们感受到，但无法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通过市场交易进行买卖。(5)难于替代性。和其他企业资源相比，核心能力受到替代品的威胁相对较小。

2、培育邮政企业核心能力的原因

1.邮政传统业务服务产品发展空间正在缩小，业务发展难度在增加。一些工商企业发展不景气，造成社会对邮政业务的有效需求较小。同时电信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造、提升了邮政通信网络，邮政借助电信新技术开发了新的业务种类，如绿卡、电子汇兑、电子商务等；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摧残着邮政传统业务，如信函、明信片等。

2.业务结构不合理。中国邮政企业业务发展很不平衡，业务结构也是参差不齐。不合理的业务结构势必会给邮政企业的发展带来危机。邮政储蓄、集邮两大类业务受政策、市场诸因素影响较大，其收入所占比重太大，企业经营风险也太大。随着中国储蓄银行的成立，邮政储蓄这一支撑业务从邮政中逐渐分离，也给中国邮政带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3.网络运行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业务发展。中国邮政从网络层次和网络组织上看，缺乏能够适应不同业务需求的灵活性，弹性较小，调整周期较长，不能满足竞争性业务的发展需要。投递网络的建设相对滞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邮政总体网络优势，不利于业务的长远发展。

4.竞争对手日益增多，业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主要体现在包裹和特快专递业务方面，因受竞争对手灵活的运营机制、先进的服务手段的影响，业务增长日趋困难。

5.消费者消费理念日趋成熟，给邮政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市场角度看，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渐增多，邮政业务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买方市场已经形成，特别是邮政超市、邮政物流——配送、直递，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日趋成熟和理性，客观上要求邮政能够提供更快捷、更高质量的服务。

6.组织结构机关化。邮电分营后，邮政企业的组织机构沿袭了邮电合营时期的模式。这种组织结构类似于政府组织的内部架构，虽然很稳定，但适应性差。它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人、财、物三大调配权集中于省级邮政局，各地、市邮政局和各直属单位只是执行命令，不存在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那种产权纽带关系。这是一种准政府组织。具体来说，存在三个弊端：关系复杂效率低下；条块分割，利益不均；缺乏激励，队伍不稳。

3、培育邮政企业核心能力的途径与对策

核心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邮政企业要在保持和发展普遍服务的基础上，抓好业务经营，向增值服务领域大面积推进，才能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形成核心能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实现：

1.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变革。邮政要增强核心能力，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进行组织创新和体制变革。一是实行“一业两制”。根据中央两个转变的决定精神，计划经济体制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改革投递体制。邮政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投递网络，这个网络是其他任何行业都无法比拟的，邮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在于此。三要改革邮政辅业经营体制，实行主辅分离，实行经济结算，进行公司化运作。

2.培育专有文化战略。以价值观念、企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个性化、深层次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强烈地影响着企业员工的行为方式与偏好，并通过经营决策过程和行为习惯等体现在企业的技术实践和管理实践中。

3.合理调整业务结构。邮政要彻底改变对单项业务依赖性过大、抗风险能力差的状况，将结构性调整工作融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大环境之中，与地方经济和文化同步发展。应根据各地市场的规律和特点，面向全社会多领域、多层次、多方位的需求，确定支柱性业务项目，包括开发性业务项目；安排资金或倾斜政策，使其在规模、水平上形成独特的优势，迅速成为邮政业务新的、有力的支撑点，提高邮政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逐渐形成多元化的邮政业务结构体系，使各类业务的增值率和主要业务项目的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同时，适时地改变过去以实物性质划分业务种类的做法，以传递时限为服务质量标志，实施优质优价的战略，依据业务种类进行适应市场需求和成本费用变化的资费调整，使资费价格真正成为邮政业务结构调整和业务发展的重要杠杆。

4.推进企业信息化战略。顺应全球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促进核心能力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无论是在企业发展战略还是在内部运营机制上，都要尽可能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网络技术、企业资源计划(ERP)、电子商务等，加快企业信息化步伐，并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力争在一个新的较高平台上培育和发展自身的核心能力。

5.发展物流配送业务。由于传统邮政与现代物流相比，本身就有许多共同特点，如实现物品空间的转移、服务面向大众、实物信件、包裹等存储分配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厂商直销和网上购物也将使B2B、B2C物流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也为邮政专注于第三方物流提供了市场机会。邮政应以第三方物流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发展定位。

6.积极推进商业化经营。商业化经营是邮政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是加入WTO之后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在市场化条件下，邮政不仅是公益性企业，更是商用性企业，在市场化的商流、物流、信息流中肩负着社会商的重任。邮政这种商业性的市场定位，决定了它商业化运营的必然走向。要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实行商业化经营，树立邮政大系统观念，强化全网的规模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邮政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邮政商业化经营的步子才能迈开。

7.发挥网络优势，重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运作流程。核心能力要表现这个企业所独有的，别人不可能轻易模仿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属于企业的，不是个人的。在邮政企业发展战略中，应该始终坚持把完善和提高网络优势作为邮政发展的基础。从技术改进不断完善中提高网络的技术支撑，从管理的不断加强中提高网络的服务水平，从外延的不断开发中提高网络的服务层面，使之成为一个技术领先、管理到位、服务触及千家万户的先进服务网络；始终坚持在业务的发展方向上突出网络的优势、把新业务的开发基于此网络平台来进行，如物流业务、邮购业务、电子汇兑等；始终坚持把提高网络的管理能力，增强网络的生产效率作为不断发展的动力；实现全网更科学的管理，更有效地投入产出。

参考文献：

[1]左震林张静梁雄健:中国邮政与电信企业实施战略合作的研究.科技和产业，2004.8

[2]侯玉朴:中国邮政人才资源管理的战略选择.邮电商情，2001年第11期

发展战略论文篇（7）

首先近年来我国物流有了快速发展：经济各界开始重视物流发展：1999年11月国家经贸委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了"现代物流发展国际研讨会"，会上吴邦国同志指出："物流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物流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后中央六个部委先后了一些文件，各省也都有相应的文件出台。

2001年3月国家经贸委会同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的若干意见"。2001年6月中央六部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物流工作座谈会。很多省市把发展物流提到了政府议事日程，成立机构，制定规划，加快发展。

再有物流政策法规环境有了初步改善：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始修订、制定有关政策、法规，为物流发展创造条件。如物流企业准入、外资进入、融资贴息等。国家经贸委委托北京中交协物流研究院于2002年7月完成了《我国物流发展政策研究》的研究报告，并以此为重要参考拟定了《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这一政策将很快颁布。地方政府也在制定政策、法规，促进本地区物流发展；如用地政策、投资政策等。

第三是物流基础设施有了较快发展：物流运输基础设施：如运输线路、港口、机场、各种货运设施等有了很大发展；物流运作基础设施：如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仓储设施等各地都有了一定发展；物流信息基础设施：如电信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企业信息化都有了较快发展。

第四是生产和流通企业开始重视物流管理：开始把物流从主业中拨离出来，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做。如：海尔集团；青啤；小天鹅和中远国际货运在广州合租安泰达物流公司；上海联华。

第五物流企业有了较快发展：由运输、仓储和货代企业转型的物流企业：中远物流、中海物流、中外运物流、大通空运、中邮物流、中储物流、中集物流等；新兴的专业物流企业，如宝供物流、大田物流、大连锦程物流；国外物流企业，如马士基、UPS、DHL等；IT企业开始介入物流，如IBM、快步易杰、杰合伟业等。

第六物流信息化开始起步：不论是物流企业还是企业物流，信息化在行业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七物流技术开发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真空搬运机、数码化拣货系统、自动识别技术、GPS自动定位系统等。

第八物流人力资源培训体系正在形成：除了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外，注册物流职业经理人认证体系在中国出现。由国家计委批准，2002年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英国皇家物流与运输学会（ILT）签署协议，成功引进了世界上权威的注册物流与运输职业经理人认证体系，一年来，已培训认证近千人。2003年又再次引进了美国运输与物流学会（AST&L）的注册物流与运输职业经理人认证体系。

虽然这些年我们的物流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不能不看到，和发达国家物流相比，我们的物流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对物流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物流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物流发展的要求；缺少一个宏观的管理协调机构；还没有形成有利于物流发展和运作的政策法规环境；缺少与国际接轨的物流标准化体系；物流需求市场亟待开发；物流企业服务供应能力还不能满足需求；物流专业人才匮乏。所以相对于国外物流水平而言，对目前我国物流行业的总体评价是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

1、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国外环境。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不仅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更多数量的流动，同时企业间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中国物流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适应这一趋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科技进步迅猛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带来新的产品、新的产业的不断涌现，不仅引起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要求加快生产与供应，以及对订单处理的市场快速反应，要求我国物流系统与之适应；随着后工业化时期的到来，工业化、后工业化地区范围扩大，人们的富裕程度提高，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个性化需求加强，大规模"量体裁衣"式生产方式涌现，要求高质量的物流系统为之服务；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不仅要求节约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要求更好的物流系统实现上述要求和降低物流费用；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为物流管理实现高效全球范围的运作提供了可能性。

2、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对我国物流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求物流发展与之适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中国加入WTO，需要物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要求物流与之同步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物流服务；推进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农村，大量的农产品进入消费市场，要求物流系统作为支撑；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要求相应的物流系统为之服务。

物流需求分析与预测

1、物流需求预测的目的：为确定物流服务供应系统所需能力以及建设规模提供依据，包括：物流基础设施（运输基础设施、运作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物流企业及相应物流作业环节服务企业、物流人才等。

2、物流需求的内容：物流的需求包括物流的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两个部分。

物流的数量需求：即以物流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管理的"物"的流动的数量需求，可以以重量指标如吨、TEU等表示，也可以以"物"的流动的价值量表示。对于物流运输基础设施（港站、运输线路等）来说，由于满足按物流的管理技术管理的物的流动量，必须满足全社会总的物的流动量的需求，因此，要预测全社会运输需求：如货运量、港口吞吐量等等，以吨和TEU表示；对于物流运作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等），要预测用物流管理技术管理的物资量，以吨和TEU表示。对于仓储设施来说，要预测全社会仓储量；对于物流信息基础设施来说，要预测全社会信息量；对于物流企业供应能力，预测用物流技术管理的物流量，而对物流各作业环节的供应能力，如运输、仓储等企业，应满足全社会物资流动存储的需求，如各种运输方式货运量、换装量、仓储量等等。

物流的质量需求。即以物流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管理的"物"的流动的质量需求，可以以表示物流管理水平的特征和指标表示。如供应链管理的状况等。

物流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

运输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前就有过，但是物流的战略目标以前没有做过。而对物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就会对物流的战略目标有所不同。

1、战略目标的内涵--对物流的三种提法和三种不同的战略目标：

（1）物流是一个产业，它的目标是如何把产业做大，对社会产生更多的增加值。

（2）物流是一个服务供应系统，它的目标是提供的物流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满足全社会物流需求的程度。

（3）物流是一种管理技术和组织方式，它的目标是以物流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管理全社会"物"的流动的状况。

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物流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以物流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管理全社会"物"的流动的状况。

2、制定物流发展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要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并与总体战略目标相适应；要与我国经济布局与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布署相适应；既要考虑跨越式发展，又要循序渐进；要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

3、战略目标的设计：战略目标选择的思路框架，包含三方面状况的影响；物流服务供应系统的状况；物流基础设施、物流服务企业及物流作业环节供应商的状况。

物流需求状况、政策法规环境及政府的作用，在三者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全社会"物"的流动的管理状况，最后选择战略目标。

关于战略目标的设计共设计了三个方案：基准目标、高目标（即提前实现）、低目标（即推迟实现）。其中基准目标是：到2010年，在目前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全社会将有较多?quot;物"的流动，按物流的理念和物流管理技术进行管理，物流服务供应能力和服务质量有较大提高，物流的运作初步和国际接轨，我国的物流费用由目前的16.9%降低至12-13%。到2020年，在2010年已实现的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基本上与发达国家的物流管理水平相衔接，即大部份"物"的流动由较高服务质量的、能力基本满足要求的物流服务供应系统提供服务。在这种状况下，我国的物流占GDP的比重降为10%-12%左右，有可能接近国际上发达国家物流费用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

4、战略目标的选择：选择的方法--主要因素分析法；决定发展战略目标因素的分析；物流技术装备因素等。

中国物流发展战略建设的重点

物流发展战略建设的主要内容：未来20年，实现物流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物流的跨越式发展，主要是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情况：物流服务供应系统的发展情况；物流需求的发展情况；政策法规环境及政府作用--引导、扶持、协调、监督的实施情况。

首先要加强物流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思想为继续加快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要和经济布局相适应、要满足物流需求的通达性、通畅性、快捷性、方便性、经济性、安全性、可持续发展。主要建设内容：运输通道的建设（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港口、机场等）；物流节点内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各种运输方式的联结设备、换装设备；各种运输方式和各物流运作地点的联结设施；城市内配送道路体系。

要加快物流运作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加快物流运作基础设施建设；要与经济、运输布局相适应；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要满足物流运作需求。建设的主要内容：物流园区、企业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仓库等物流作业场所的建设。

其次要推进物流信息化建设：加快物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和培育一批互联网物流信息服务供应商、加强物流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与物流相关的行业管理部门的信息化进程

还需要建设好物流节点：物流节点是指物流的汇集地和物流作业的集中地。它布局的是否正确对保证物流高效、低费用的通畅运作有重要作用。

对于物流节点的分类可按在全国的作用分：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地区性的；按物资流动境内外的特征分：国际性的、国内性的。

对我国各类物流节点的布局建议方案如下：全国性的国际物流节点，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青岛、大连：地区性的国际物流节点包括：营口、烟台、连云港、宁波、温州、厦门、福州、汕头、珠海、湛江、防城。

对于国际性物流汇集不多的以国内物流为主的节点，布局方案为：全国性的国内物流节点包括：沈阳、郑州、武汉、西安、兰州、成都、重庆。

区域性的国内物流节点包括：哈尔滨、长春、太原、石家庄、济南、南京、徐州、杭州、南昌、长沙、南宁、柳州、贵阳、昆明、乌鲁木齐、包头。

还要不断提高认识，扩大物流需求：加快扩大生产和流通企业的物流需求、加快开发潜力巨大的农村物流需求、进一步提升城镇居民的物流需求、继续研究跨国企业物流需求的变化。提高中国的物流建设，不但要加快物流基础的设建设，还要提高认识，扩大物流的需求。这一点也很重要。

当然也要实现物流企业跨越式发展：物流企业群体建设的目标及内容--根据物流需求的预测和我国物流发展的进程，在5-10年的时间内，力争使我国物流企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即努力建成一个由各种所有制企业组成的、承担国际或国内物流服务的、大中小结构比较合理的、专业配套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手段比较先进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能基本满足我国物流需求的物流企业群体。

加强物流企业群体战略性建设这一占也很重要：加快国有大型物流企业的建设、加快中小型物流企业的建设、鼓励扶持民营物流企业的成长、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中外物流企业的合资合作、加强对物流各作业环节（包装、运输、仓储、配送、流通加工等）服务企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包括结构、服务质量、技术装备等。

关于加快物流企业发展的问题，国家很重视这个问题，政府也正在加快物流行业的法规法律体系的建设。

实现战略目标的政策措施建议

1、全社会要继续提高对发展物流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国家、地区以及企业的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改善投资环境的重大举措；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

2、明确政府在发展物流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要努力为物流企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消除物流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障碍，为发展物流创造宽松的运行环境和良好的体制环境。

3、建设有利于物流发展与运作的政策法规环境：市场准入方面：简化市场准入和各种经营权的审批、税收方面：降低税赋，避免重复征税，允许建立统一的利润中心、物流用地方面：明确用地性质，降低土地使用税费、车辆通行管理方面：增加城市货车通行数量，加强车辆的管理，提供运输方便、海关、检验方面：加快通关速度、制定有利于对外合资合作的政策。

4、在投融资上给予扶持：财政贴息、减少建设中的配套费用等。

5、加快物流标准化体系的建设：物流技术标准：各种机械装备、专用工具、设施、托盘、货架、条形码等；物流工作标准：包装、装卸、运输等各类工作标准；物流专业单位标准：核算和统计标准等。

6、加快物流人才的培育：学历教育、职业资质认证培训、在职人员的培训、跟班培训等。

7、加快物流技术装备工业的发展：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技术装备工业的水平。

发展战略论文篇（8）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PPT强调的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发展”便不仅代表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质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基层贫困人口的脱贫、观念贫困的根除、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增加等核心问题。只有人口的质提高了，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返贫的机会。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会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续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马上展开这一概念的启动计划。事实上，这一计划的启动，将联合国消除贫困的指导思想和世界旅游组织长期追求的可持续旅游的目标联系起来，成为这次南非峰会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计划，到2015年将世界的极端贫困减半，而SE-EP对这一目标积极响应。

ST-EP这一词汇一经产生，在国际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这一几近同义的用法。因为PPT有太强的负面含义：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没有人会被愿意称为“穷人”或“贫困人口”（thepoor），这个缩写带有极具歧视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个更能为所有人接受，不带贬意的中性缩写词。它更能体现不论贫富、人人平等的公平价值观。

ST-EP对于旅游业的方向性意义

PPT和ST-EP都不是一种旅游业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它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路径。有了这个思维观，旅游这块蛋糕就可以留给更多的贫困人口来分享。这一概念的确立，为发展赞助机构和国际基金组织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应该以怎样的政策来发展旅游并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组织开展这一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寻ST-EP的最好实践模式的相关研究，并确认其最佳模式。

因为旅游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旅游业往往被作为狭义的服务业部门，如住宿业、餐饮业等，而任何将旅游大产业纳入到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活动中去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总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业被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运作时，旅游产业才有可能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因为没有政府积极的支持和介入，贫困和弱势人口的进步是很难实现的。最贫困人口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必须有立法的支持。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框架的支撑，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会阻挠有利于弱势群体发展的积极行动，这样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旅游作为推动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旅游发展是一条康庄大道：它可以让第三世界国家分享更多全球贸易机会，也是防止他们在全球经济中日益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经济的边缘化是大多数最欠发达国家的通病。旅游业通过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是引导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走向较高层次繁荣的少数经济部门之一。对有些国家来说，旅游业甚至可以让他们摆脱贫困国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就是按照ST-EP思路发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许多发展赞助机构和捐助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更多地关注消除贫困，并把这一问题作为他们资助活动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密切关注旅游业，并把旅游业作为实现消除贫困的潜在途径。他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许多情况下，贫困人口掌握着资源的所有权（比如文化节庆），而这些都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实现PPT和ST-EP。

虽然到今天为止ST-EP的发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业所具有的事实说服力却使得越来越多的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并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去尝试利用旅游消减贫困的行动。这些机构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组织、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局、荷兰SNV发展组织、联合国的一些技术性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及其他一些国际旅游组织如亚太旅游协会等非官方机构。在需要消除贫困的背景下，把旅游业的发展完全留给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去处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资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这种情形下，就特别需要加强私人部门和国家旅游权威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个国家旅游部门必须代表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利益，并负责该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ST-EP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具体实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有来自国外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中来。

我国目前就有许多地区旅游开发的资金来自于国际组织的类似项目资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这一理念的背景，将有助于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相应地，只有得到机构的充足资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贫困地区才能实施ST-EP项目。

发展战略论文篇（9）

在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下，生产规模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规模，而在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生产规模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求。为世界市场生产，一则可以突破国内市场的规模限制，发展以世界市场需求为基础的生产。这样，不仅可以发展大产品大市场，也可以发展小产品大市场，这对于那些国内市场狭小的小国来说特别重要。在此情况下，只要生产的条件具备，产品具有竞争力，就可以实现小国大产业。同时，规模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则可以突破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发展面向国际市场但国内没有需求（或需求甚少）的产业。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没有需求，则不可能生产，或者需求有限，产生资源的剩余。而在面向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则可以完全不受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仅为国外市场生产，或者把剩余的部分作为出口。这对于那些新产品来说特别重要，可以一开始就面向国外市场，对于拥有丰足资源的国家来说，则提供了资源的利用空间（出口）。同时，生产的条件也可以突破国内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引进外资进行生产。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利用本国的要素资源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或高起点产业。

这样，通过发展规模产业，可以实现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对于一些小国来说，这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贸易交换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空间。一种产品进行交换首先要有需求，但是，在存在多方交易参与的情况下，需求的实现就要通过竞争来实现，即只有那些符合需求条件的最优产品（价格、质量）才可能被接受。如果没有竞争，生产者就不会改进产品，因为在市场保护的情况下，需求也被压制在一种静态的空间。而在竞争条件下，产品改进的动力不仅来自供给竞争者，而且也来自不断变化的需求压力。

竞争的过程就是提升的过程，因此，对于出口者来说，必须不断对产品进行革新（包括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进性能或品位），以使其具有竞争优势。这样，国际贸易就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竞争成为产品（产业）不断提升的推进器。

技术提升不仅会推动出口产业的升级，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升级。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口部门对国内其他部门的竞争压力，迫使其不断跟进；二是出口部门的技术向其他部门的扩散。因此，参与出口的产业往往成为国内经济的领先部门，带动整个经济的技术提升。技术进步是经济效益增长的源泉，因此，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拉动整个经济效益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

出口的增长可以成为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由于出口面向国际市场，出口部门的增长可以摆脱国内市场的制约，因此，出口部门能以比国内部门快得多的增长速度发展，这样，出口部门就可以成为整个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出口之所以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因为出口部门的增长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出口越是增加，则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越快。鉴于此，出口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同时，出口部门往往会创造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提高国内的购买力水平，增加国内的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①。

成功的例证

鉴于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各国都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战略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世界贸易的增长量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的三倍多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积极推动对外贸易的政策，国际贸易规则推动了各国市场开放。

从各国采取的对外贸易政策特点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进口替代政策；二是出口导向（或称出口带动）政策。尽管两者都是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但是，前者是重视进口功能，而后者是重视出口功能。

进口替代政策主要是通过进口设备，发展国内所需的相关产业，最终以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大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高关税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试图通过进口生产设备及技术，发展独立的产业。尽管局部进口替代可能会是有益的（比如部分重要战略产业），但是，作为一种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却难以成功。因为，在没有开放竞争的情况下，进口替代容易产生进口依赖，往往出现“等距离”，甚至“拉距离”跟进。由于不能通过竞争实现技术的提升，靠进口设备发展起来的产业会很快变得落后和老化。同时，持续的进口必然增加外债负担，在没有出口换汇支撑进口的情况下，也容易发生债务危机。比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都曾在20世纪60～7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最后或者因为发生债务危机而使整个经济陷入停滞，或者没有实现产业提升的目标。

出口导向政策的核心是以出口为先导，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出口导向政策对出口产业的发展给予特别重视，给予重点扶持并提供优惠。在对外贸易的安排上，往往是进口为了出口，这与进口替代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出口部门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必须不断革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鉴于此，出口部门在一国经济中往往是发展最快、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益最好的部门。出口导向使出口产业保持动态提升的发展态势，从而保持了出口部门的活力。同时，出口部门的发展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的发展积累外汇，弥补了资金技术的缺口，因此，出口部门的发展成为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由此，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往往取得经济起飞的成功。亚洲的日本、“四小龙”、中国等都先后实行了这种经济发展战略③。

当然，出口导向所体现的是一种政策取向和发展结构，并不是以出口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为标志。一般来说，在较小规模的经济中，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比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外贸易额大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而大国经济中，尽管贸易总量很大，但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一定很高，比如在日本，尽管绝对出口量很大，但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较低。

在实践中，日本等国在政府的支持下，有选择的发展高起点出口产业（从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了出口的高端竞争优势，因此，出口部门成为整个经济中的技术领导者。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电器产品、汽车，90年代的电子、电讯产品等，都成为对美欧具有很强竞争力的部门。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大大扩展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空间，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收益，而且也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提升，使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四小龙”是实行出口导向政策，迅速实现经济起飞的又一成功案例。“四小龙”都是缺乏自然资源、内部市场狭小的经济体，都实行鲜明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出口部门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韩国实行的是保护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即在大力发展出口产业的同时，对国内的市场加以保护。为了保证出口产业的领先性，甚至限制国内的消费。在政府的扶持下，韩国的出口产业迅速由劳动密集型（20世纪60～70年代）向资本密集型（80～90年代）与技术密集型（21世纪初）转移。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则实行开放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即在大力发展出口产业的同时，开放内部市场竞争。由于实行双向开放，出口产业与面向内部市场的产业完全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发展，实现了产业的迅速升级。不过，这些经济体的内部市场规模较小，出口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因此，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面向出口的。出口企业在竞争中形成产业优势，利用国际市场做大，成为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台湾是最典型的例子。出口产业从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迅速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电脑配件产业，发展起供应世界市场的庞大出口链。以供应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生产，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的许多电脑产品，如显示器、集成电路板等，甚至占到世界市场70%～80%的份额。

“四小龙”利用出口导向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的案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范例：一国（或经济体）在存在资源与市场限制的条件下，可以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实现发展的跃升④。

在大国经济发展中，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成功，也是与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的。我国经济的两个发展制约，即资金和技术，就是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逐步破解的。我国可以利用的最大资源是丰富的劳动力供给。通过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创造局部优化环境，实行“两头在外”和大力吸引外来资金（最初主要是中国香港的资金）的出口导向政策，迅速发展起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已占据了很大的世界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引进外资，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到21世纪初，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开始增加。迅速发展的出口，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的收入为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出口型企业也充分利用成长起来的国内市场，发展起了综合型经营，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由于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核心，这就利用了我国最具优势的资源，通过大量使用劳动力，既增加了就业，又实现了收入的扩散，从而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印度是利用局部出口导向发展优势产业的另一个典型。面对世界软件业的崛起，印度利用本国的优势资源（技术型劳动力和英语），把发展软件业作为突破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印度发展出口导向型软件产业，利用外包市场，迅速发展起具有优势的软件产品，形成以软件产品为核心的连带产业群。软件出口成为印度最具竞争力、收益最高的产业。

从各国（或经济体）的成功案例来看，顺时实现产品的革新与升级是至关重要的。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一方面要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市场，即不断开发新产品，因为同类产品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要应对后来者的进入竞争，而且往往是低价竞争。因此，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面对着压力很大的发展环境。同时，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因此，外部环境（价格、经济下降、对出口的限制等）的波动或危机，往往会引起整个经济体的剧烈波动（乘数的负效应）甚至是危机。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有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以出口电子产品为支柱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在遭遇电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之后，都出现了贸易赤字剧升的局面，这是导致公司债务形势恶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尤其是在当今出口竞争激烈、产品技术升级迅速和更替速度加快的形势下，出口的风险加大，出口部门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增强。

我国的外向发展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概括而言，改革就是抛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和世界市场发展自己。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的影响，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体制僵化，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如何走出困境，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

鉴于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时间，有效的办法是划出一个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进行体制外循环”，这就是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的战略性布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诞生于1979年7月，一年后扩大到汕头、厦门；1984年开放扩大到所有沿海地区，建立了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建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沿海开放带扩大到华北、东北，一大批沿海县市被列入开放经济区，同年，海南被列为经济特区；1990年，又一重大举措出台——开发上海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⑤。

经济特区的初期发展都基本实行“三头在外”（资金、技术、市场）的发展道路，利用“三来一补”加工出口，“滚雪球”似的扩大发展。这个方略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借助了中国香港的投资和出口渠道。在短短几年内，由于内地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中国香港的大多数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在广东的一些县市，如中山、顺德、东莞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工中心。随后，由于中国台湾投资的进入，加工产品由服装鞋帽扩大到电气电子产品。引入的加工出口投资为内地迅速发展起了一大批使用“先进设备”、“实行现代管理”、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化”企业群，同时也培养了工人队伍和管理人才。利用这个基础，我国出口加工业迅速扩大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出口加工业不仅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实现了“产业升级”，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发展到引进加工和制造，从轻工产品（纺织服装、箱包、鞋袜）扩大到电气、电子、电讯产品，既包括成品，也包括零部件。

同时，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环境的改善，外资不仅投入到沿海经济特区，也开始进入其他地区：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以及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投资我国，其中既包括“四小龙”的优势加工业，也包括美日欧的综合跨国公司。到2005年，我国吸引的外资投资总量接近7000亿美元，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企业逐步成长起来，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迅速，生产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到21世纪初，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出口基地，出口企业也已融入全球采购供货体系。到2005年，我国的出口已跃升到全球第三位，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6%⑥。

通过分析我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和结构，可以发现：其一，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而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在全国的出口中占的比重最大。这表明，沿海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出口经济的发展。

其二，在全国的经济增长中，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大大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这表明，出口的增长是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其三，外资在我国的出口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外资企业出口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出口所占比例已达60%以上。外资企业出口的产品结构由前期的简单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这是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四小龙”提供了一种在缺资源、缺市场的情况下，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实现经济成功起飞的范例，那么，我国所提供的则是另一种经验：在我国有资源但缺少利用资源的体制，有市场潜力但没有启动起来的情况下，通过“给政策”在局部范围创造、利用条件，通过加工出口实现“外循环”，在发展过程中推进技术、管理的扩散和国内市场的培育，实现经济由局部发展到整体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启动与支撑作用。

面临的新挑战

我国实行外向发展战略，依靠不断扩大出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战略是成功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发展战略也遇到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是世界上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也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出口增长受到了来自国外的巨大阻力。我国为什么遭受如此多的反倾销？概括起来无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贸易歧视，利用反倾销对我国日益扩大的出口趋势进行遏制，阻止我国产品进入；二是我国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出口产品在一个市场过分集中，或者我国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过度压低价格。

尽管世界市场越来越开放，但是，世界市场的贸易远不是自由的。除了传统的关税保护外，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仍然大行其道。我国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的后来居上者，在一些产品领域拥有特殊的竞争优势。我国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几个优势要素基础之上：供给丰足、低成本和优质的劳动力，大量的外资进入，以及动态开放的经济体制与政府的强势管理与支持。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是许多国家不可比拟的。我国的出口发展快，竞争力强，优质廉价的商品不仅对发达国家形成竞争，而且也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的压力。我国的竞争性产品既有劳动密集型的，也有资本密集型的，以及技术密集型的（目前主要是中等技术）。对发达国家，我国冲击的主要是其具有社会含义的“保留产业”（夕阳产业），对发展中国家，我国冲击的主要是其具有发展意义的“竞争性产业”（新兴产业）。按照经济竞争分工理论原理，各国应该只生产那些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品，而放弃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但是，从国家的角度，出于经济—政治—社会综合发展的考虑，必须“不惜代价”保护一些特殊行业。为阻止我国商品扩大在当地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的产品进行限制，比如，设置技术壁垒（安全标准、卫生检疫等）、实行数量限制（限额、配额）、反倾销等。比如，1995年世贸组织(WTO)成立以来，我国遭受了700多件反倾销，全球每7件反倾销就有1件涉及我国，每年涉及的反倾销金额高达400～5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近一半遭到反倾销或调查。对我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对我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的行列。比如，在2005年上半年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例中，发展中国家就占到60%以上⑦。看来，如果我国的出口继续保持目前的势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商品设置障碍，进行限制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

当然，我国商品受到反倾销也有自身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出口商品类别过度集中，升级换代进程慢，同类商品数量持续增长，并且在一个市场上份额过于集中。比如，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占世界出口的13.9%，服装占26.5%。按现在的趋势，随着2005年纺织品服装协定落实，对纺织服装配额的取消，这个比例还会增加，因为我国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⑧。我国的部分商品在一些国家的进口中占到很大的比例，有的甚至在90%以上。这往往成为对我国商品进行限制的理由。同时，我国由于国内存在地域发展差别，生产的国内结构调整空间大，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把生产通常先向中部继而向西部转移，这样对于国外市场来说，我国的产品结构调整期太长，导致一种产品在单一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更多的同类商品挤进一个市场，从而造成出口的过度膨胀。

第二，我国出口走的是加工制造模式，大进大出，加工后再出口。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中，变化最大的是加工贸易进出口。比如，1993年，我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占48%，到2004年升至55%；1993年，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占总进口的35%，到2004年升至46%。从市场结构来看，贸易争端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出口的结构错位。以2004年的数据分析，我国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36%来自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而加工后出口到这几个市场的比例仅占24%。这就是说，从东亚这几个市场进口的加工产品经过加工后出口到了别的市场，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欧盟。2004年，我国从美国的加工品进口仅占我国进口的3%，而出口到美国的加工品比例为13%，从欧盟进口的加工品占4%，而出口的加工品占7%。比较东亚与美欧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加工品进出口差额（12个百分点）在美欧市场得到了弥补（进出口差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的加工产品在东亚是逆差，在美欧是顺差⑨。我国的出口市场矛盾有着鲜明的区域产业结构转移背景。也就是说，原来美欧与东亚“四小龙”以及日本在出口上的矛盾，转移到了我国（日本虽然与美欧也是顺差，但结构不同）。

我国的对外贸易建立在“加工出口中心”这样的结构上，导致了两个突出结果：一是出口严重依赖进口，二是加工的利润很低。比如，我国60%的出口要依赖进口支撑，这样进口成本的变动对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加工利润往往只有4%～5%。我国出口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巨大的能源与原材料需求，以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很低，这有利于进口保持低成本；但目前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已经暴涨，预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将处于上升阶段，这给我国坚持加工制造为主的出口带来巨大的压力，出口商面临着利润大幅度降低的局面。

同时，尽管扩大出口对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资源消耗型生产的增长——尤其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资源—产出利用系数较低的因素——会带来其他许多问题。其中主要包括：资源进口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加大，资源消耗型生产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出现了出口扩大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我国面临三个选择：其一，大幅度降低出口赢利，这样许多企业将面临破产停业；其二，环境生态恶化，导致发展成本增大；其三，转变生产结构和市场战略。显然，前两个选择是不可取的。

第三，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口增长加速，除个别年份外，出口的增长都大大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使得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提高。1990年，我国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6%，而到2001年升到23%，到2004年进一步升至36%，估计2005年已超过40%⑩。这一趋势表明，国内内需提高缓慢，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增加出口。如果从部门来分析，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尤为严重。

经济过分依赖出口使经济变得脆弱，外部市场环境变动必然对国内经济产生巨大的压力。如果出口受限，增长率降低，则整个经济的增长就会以更大的幅度放慢（乘数效应）。同时，如前所述，因环境变化（原材料及能源价格上涨），出口收益降低，也必然影响整个经济的效益，从而形成高产出低效益，加剧我国的数量型增长弊端。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出口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仍然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然是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

发展战略的调整

针对目前的问题，有必要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增加内需拉动力，降低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拉动的依赖。这里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总体依赖程度，主要是指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二是部门依赖程度，主要是指一个部门的出口／产出的比率。这里所说的降低比率，首先是指总体比例的降低，目前这一比例过高，而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要首先实现保持目前的比率不变，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增量主要来自内需增加。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实现这一点要做很大的努力。此后，通过进一步调整，把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到25%以下。至于部门的出口依赖，要区别对待，有些部门会高些，有些部门可以大大降低。比如日本，是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大国，可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高，但一些部门，如电子、电气、汽车出口的比例较高，出口增长是部门增长的重要或主要动力。比如我国的纺织品行业，许多类产品的出口／产出的比率也已很高，外部主要市场占有率已经很高，进一步出口扩张面临困难，因此出口战略主要是稳定主要商品的市场占有率，这要通过转换产品结构，实现品牌与质量的提升来实现。

由于我国拥有市场、劳动力和技术的独特优势，其作为地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世界加工制造中心的地位还会保持下去。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出口贸易是保持我国对外贸易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继续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保持出口竞争力、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必须注重质量升级而不是进一步靠数量型扩张。数量型扩张既降低收益，也消耗资源。我国现行的出口结构中，资源消耗型产品比重太大，劳动密集型并不等同于资源消耗型，应当发展劳动精细型产品，减少粗放型产品。像服装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出口的纺织品比例过大，服装比例较小。同时，在出口市场的分布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必须限制一般制成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避免对当地生产造成毁灭性的竞争，应扩大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这样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又可以扩大当地市场。其实，这样的生产还可以带动劳动力输出，包括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尽管现在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出口大国，成为第二出口大国也指日可待，但是，在我国的出口中，外资占的比例太大，加工贸易占的比例太大，附加值太少。这种大规模低附加值的出口是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不断发生贸易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加出口产品中的本国价值创造比例，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尤其是机械、电子、电气、通讯产品的出口。目前，尽管我国出口中制造业产品以及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很高，但附加值低。要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使这种情况有较显著的改变。

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走出去战略”的意义在于：除扩展资源供给需要外，主要是为了扩展外部市场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区域合作优势，尤其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我国所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0多个国家，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要使企业充分了解这些市场，利用直接出口和对外投资，扩大对这些市场的进入。目前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包括投资和服务领域，要透过投资增加出口，尤其是增加服务业的投资和出口。

注释：

①SeePaulM.Romer,"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1986;RobertE.Lucas,"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uly1991.

②余永定、李向阳：《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关于对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理论性评述，参见多米尼克·萨尔瓦托：《国际经济学》，中译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④安忠荣：《现代东亚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⑤作为这个战略的继续，2006年又开辟天津滨海经济区，旨在拉动华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提升。

⑥中国商务部网站。

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0日。

发展战略论文篇（10）

一、宏观视野中的城市主流媒体嬗变

我们所说的宏观视野中的城市主流媒体嬗变，很大程度上是指城市化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和商品经济形态发展的集中体现对城市媒体变革提出的相应要求。如果我们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问题与国际间现代化研究中涉及城市化的指标体系对照考察，就可以发现，城市的媒体发展问题，实际上是在现代化视野关照下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开创的“发展传播学”虽然早就关注了传播媒体与国家发展的问题，以至在社会科学界形成很大影响，但是，威尔伯·施拉姆以及后来的诸多学者却没能关注到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战略中的媒体问题。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一问题，是力图从传播学与城市学等学科的交叉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8年，全国设市的城市已达668座。199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481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7942万人，占30.4%；乡村人口86868万人，占69.6%）。在这其间：小于20万人口的小城市占城市人口的43%；20—50万人口的中城市占城市人口的31%；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8.6%；100—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9%；大于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8.4%。按照国际间城市化的计算方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了29.92%，城市化年均增长率为0.55。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在城市化发展中体现出来的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强劲势头。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是适应的，这与世界的城市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即“世界城市化发展平均模式”）也大致吻合。近年来，西方诸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也开始注重于中国所走的城市化道路上。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通过中国成功实施城市化的战略折射出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主流媒体的迅猛发展，二者间显然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呼唤着城市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媒体的发展，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发展，又大大促进城市化进程。

促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主流媒体迅猛发展的更深刻背景，还是信息社会的来临。当今的社会，信息已成为粘聚社会的无形力量，信息已成为一种真实的经济存在，这种被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后工业社会”的现代社会重大转型，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主流媒体迅猛发展最为深刻和最为积极的背景。现在看来，联合国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在现代化指标中对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拥有媒体接受设备（收音机、电视机）的数量、人均拥报纸的数量、人均消耗新闻纸张的公斤数等进行了指标的量化，并把此作为城市化指标的参照，是颇有远见的。

进入九十年代，联合国《人居议程》声明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原则和行动纲领。“可持续人类住区建设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充分尊重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且提供一种达成以道德与精神的远见建立起来的更加稳定与和平的世界的手段。民主，尊重人权，社会各个部门透明的、代议制的、且负有责任心的政府和行政机关，以及民间团体的有效参与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1）同时“要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健康与教育，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地使用其组成部分，要求维护文化多样性。”（2）

更为具体和深入地来看待这一问题，有两点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呼唤着对媒体在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了政治、文化等方面领域）上发挥其更为突出的作用。对于城市整体来说，它所酿就的是一种时代精神、城市品格、区域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它所体现的是个人需求（现代人必须大量地吸收有质量的信息，才能满足现代人参与现代社会的一切需要）、个人性格、个人消费（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代媒体观念与经济观念）。只要我们不墨守成规，用我们习以为常的“精神文明”一词对此予以概括，也许还是合适的。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呼唤着媒体在经济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用“物质文明”来对此进行概括，似有些牵强，最为直接和专业的概括也许应当是：城市媒体已作为区域经济的新兴产业，而且是信息产业悄然崛起，它将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全新的角色。

二、微观视野中的城市主流媒体嬗变

正是在上述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了促使城市媒体嬗变的诸多因素。那么，进入媒体发展的专业视角，与电视媒体为伍的城市其它主流媒体发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传统主流媒体的嬗变

首先是报纸媒体。报纸媒体数量发展迅猛。我国的报纸1996年已达到了2163种，这一数字是1978年报纸的11.84倍。最近十年，国家对报业进行了三次大的整顿，第一次是在1987年，公开发行的报纸由1761种，减为1491种，关停并转掉270种，占总数的15.4%；第二次是在仅仅两年后的1989年10月，从1628种整顿削减掉190种，占11.7%；第三次，是在1996、1997、1998三年中年进行的，公开报纸拟整减掉300余种，占总数的15%左右，同时，绝大部分的内部报刊，或被取消，或被转为内部资料，1997年内部报刊已从6000多种清理掉了3000多种，占原有的45.8%。（3）但即便是这样，1998年全年，仅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就达到195亿份。（4）其次，报纸的阅读人正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报纸的阅读人已从以往的社会中高层人士转向社会普通大众；二是报纸阅读人的数量急遽增加。据央视调查中心（）“1998年主要城市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在北京，读者阅读的主要报纸为93种，平均每人每天已阅读报纸达1.77份。（5）虽然报纸的阅读率与电视的收视率二者间无法用一把尺子衡量比较，但是，报纸的受众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央视调查中心（）“1998年主要城市阅读情况”调查显示，报纸受众在接受媒体的传播深度上，已出现了新的动向：一些较为深刻问题的看法，人们往往是从报纸、杂志媒体中获得的。（6）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背后，正反映着一个城市化媒体的发展规律问题：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城市，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明的集中地，印刷媒体中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发达与城市人文化水准的提高息息相关，这早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再者，报纸经营的成功，特别是一些优秀报纸的经营额（主要是广告经营额）已开始超过电视。（7）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我们更应当看到，报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全国性报业集团出现，已显示了报业发展迈开了比电视更大的步伐。

其次是广播媒体。我国的广播电台至1997年已达1416座，是1978年的15.2倍。（8）1999年国家统计局在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报告中公布的电台数是，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43座。广播人口覆盖率已达88.2%。（9）改革开放以来，广播，这一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在中国媒体的变革中实际上充任了先锋的作用。从广播到报纸再到电视，这一媒体渐次改革的顺序是人们记忆尤新的。对广播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还将发挥其相当的特有作用这点而言，也应当说是不争的事实。但就广播在城市化媒体发展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看，广播的发展显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已使广播在其它媒体的快速发展中显示出了很大的窘迫。

再者是刊物媒体。我国的刊物发展势头极其迅猛，全国刊物1997年已达8135种，是1978年的近9倍。（10）1998年我国共出版各类杂志25亿册。（11）杂志已拥有了大量的受众，特别是在专业人士，中、青年中，刊物的市场更是发展迅猛，前景十分广阔。如果将广播、电视、报纸、刊物这四大大众传播媒体在受众中进行全面的调研，进而排序的话，广播媒体能否还在第三位，都值得怀疑。刊物媒体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充分显示了大众传播媒体多元发展的蓬勃局面，另一方面则深刻揭示了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受众媒体选择上的倾向性。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和欲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深刻体现着社会现代化进程意蕴的大都市，印刷媒体，特别是刊物媒体都相当的发达。由是，我们应当十分关注这一发展态势。

至于电视媒体本身，其发展势头依然强劲。1994年就有“官方”批准建立

的电视台3125家（还未包括各地未经批准建立的数以万计的有线电视台、站）。1997年初，我国正式批准的电视台（含有线）3000多家。（12）我国1999年国家统计局在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报告中公布的电视台数是，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1283座,电视人口覆盖率89.0%。（13）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刘溪良（14）电视媒体的地位较之前些年，已开始松动，其它媒体挑战电视的态势已日见明显。

当今世界电视发展已呈现出“窄、合、私、多”的四大趋势。窄——节目和频道越来越窄，即频道越来越类型化；合——电视机构之间或电视机构与非电视机构之间的跨地区、跨国界联合；私——指世界范围内的私营化浪潮；

多——是指电视功能的多样化（如计次收费电视、点播收费电视、DTH卫星直接入户电视、MMDS多信道多点分布服务、多媒体交互服务等），另一方面是指从一地、一国向别地区、别国家，甚至是全世界传播。（15）

（二）新兴主流媒体的嬗变

应当单独论述的是新媒体——网络。网络媒体的崛起，早已超越了单一媒体本身，甚至是孕育、创造了一个时代。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才真正使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使电视这一媒体既面对极其严峻的挑战，又蕴涵了无穷的发展机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999年7月刚刚的统计报告显示，截止今年6月30日，中国使用网际网络（互联网）的用户数已达400万。同时，中国上网电脑数达146万台，在中国网际网络上注册域名的达到29045个，全国共有网际网络站点近万个。又据1999年年中首次完成的年度连续调查CMMS98（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98），通过对48704个家庭的调查访问，CMMS98分析得出，12城市有11．7％的居民拥有电脑，其中，广州家用电脑拥有率最高，达23．7％。经济发达地区拥有率高于总体水平，其它城市有待开发。从家用电脑拥有率看，广州有23．7％的居民拥有电脑，拥有率高居榜首，北京和南京分别以18．8％和13．1％位居二、三位；经济发达的上海市家用电脑拥有率为11．7％，与城市居民总体水平基本持平。此外，根据美国研究网络业的eMarketer公司99年6月的统计分析，到99年年底，全球网络使用人数将增加3,520万人，使经常使用网络的用户数达到1.306亿人。eMarketer预测，至2003年经常使用网络者将达3.5亿人，比1998年底的9,540万人增长267％。这项统计报告名称为eGlobalReport，集合了多家机构所搜集的资料，包括ForresterResearch、Intelliquest，以及爱迪西公司和多家国际研究公司的资料。1999年第一季的Internet使用人数，美国以外地区的人数首次超越美国。（16）这些数据是十分引人瞩目的。至于网络媒体带来城市化媒体的若干问题，本文下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下篇：城市电视业要在媒体竞争与互补的新环境中制定发展战略

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电视业所处的媒体环境，尤其是主流媒体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烈的竞争格局正是由于这种媒体的环境变化而变的越来越错综复杂。究其这种复杂的媒体环境，我们大体可以“从非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城市电视业发展中面对不同层次的媒体竞争环境”、“面对第四媒体——网络传播的崛起，城市电视业如何在更高的层次制定发展战略”三方面来予以分析。

一、城市电视业在竞争中面对的非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

研究城市电视业在竞争中面对的竞争因素，可将这些因素分为可控因素与

非可控因素两大方面。前者，即非可控因素，是电视媒体部门自身难以控制的变量；后者，即可控因素，是电视媒体部门自身可以把握的变量。

（一）非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

我们对城市电视业发展面临竞争的分析，决不能只在城市电视自身的可控因素中寻求答案。非可控因素对城市电视业的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这也就是说城市电视业的发展，只有在非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之间寻求定位，制订发展战略。在非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方面，有三方面的问题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首先、我国媒体政策的相对放开使各类媒体急剧增加，引起媒体竞争加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引发了“新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新一轮改革大潮。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轮改革的大潮，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领域的一场悄然革命。在中国大众传播事新的一轮改革中，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并未以参与政治的激进方式进行，而是以改变大众传播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各种方式来进行着大众传播媒介领域的改革。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逐渐被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双向（即政府与媒介）理论认同：在承认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具有上层建筑属性的同时，亦承认其第三产业的经济属性。这一“双重属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一种“创造”。它虽然不可能达到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终极目标，使其溶入社会民主化的博大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创造”的效果，却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新闻媒介的实力与活力，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由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处在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关系似乎得以一种“创造性的转换”，使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相关性：政府在无力承担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增加的极其巨大的财政开支，但又不能失去对其依赖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构筑起了“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力与有控制地介入社会现实”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认可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业已形成的“创造性转换”格局，为今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赢得了独特的发展契机。

其次，由于我国媒体的大量增加，城市媒体所需的各种资源（从新闻资源、节目资源到经济资源，如企业的广告资源）之有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导致媒体的竞争加剧。

再者，高新科技发展，使媒体变革加快、新媒体应运而生。有人对不同媒体从出现到达到5000万受众的时间作了对比：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国际互联网仅仅用了5年。（17）我们仅从网络媒体的访问量看。以最高日访问量比较，人民日报网络版1997年和1998年两年增长100倍。1999年5月科索沃危机期间，最高日页面访问量达124万（pageview），最高日点击量达1258万（hits），又比今年初增长了一倍多。这意味着人民日报网络版创办两年半，访问量增长了200倍。其他网络媒体也都显示出这种爆炸性的发展和增长态势。（18）

（二）可控因素促成的主流媒体竞争态势与城市电视业。

虽然，非可因素对城市电视业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制约作用，无情地加剧了媒体间的激烈竞争。但是，城市电视发展可控因素的主动权我们应当充分看到。在这方面，我们着重关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如何充分发挥电视视听媒体特殊表现力和的问题；其次、我们如何充分发挥电视视听媒体兼容性（协同传播）的问题；再者、我们如何充分发挥电视视听媒体深度介入新媒体（媒体互动）的问题。由于此一问题下面将进一步涉猎，在此不赘。

二、城市电视业发展中面对不同层次的媒体竞争环境

城市电视业在发展中面对的竞争环境是一个竞争的复杂系统。这样的复杂系统将在不同的媒体竞争层面上强烈地表现出来。

（一）城市电视业如何在与其它主流媒体所形成的“它类媒体环境”中发展自身。在这一方面又分两个层次：

首先是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其它媒体的竞争。其次是非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其它媒体的竞争。

城市电视面对的其它媒体的竞争，一方面充分体现在其它媒体的自身发展上；另一方面也开始体现在其它媒体间的“联姻”上。例如，我国报纸媒体兴办网络版的已有100多家。（19）最近，由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牵头组织，召开了专门的会议，研究提高中国报纸网络新闻信息的传播质量，加强中国新兴的报纸网络媒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营造中国网络媒体公开竞争的良好环境。会议还探讨了网络媒体目前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并一致对当前网上媒体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表示了高度关注。

（二）城市电视业如何在与其电视媒体所形成的“同类媒体环境”中发展自身。在这一方面又分两个层次：

首先是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同类媒体电视的竞争。其次是非同地区（城市）电视媒体与同类媒体电视的竞争。

无论是哪一种层次的竞争，除去“无线与无线”电视的竞争外，都有一个城市电视业如何在“有线与无线”所形成的媒体竞争环境中寻求发展的问题。

如今我国有线电视网络已覆盖了全国50％的国土、70％的城市，用户已达8000万，并以每年500万户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我国有线电视业还在进行全面的产业化改造，我国即将建成世界最大的有线电视网络。由国家广电总局规划建设的全国广电主干网，将于今年8月全面竣工，各省市有线电视网也将随之实现全国连通。届时，一个拥有8000多万用户的世界第一大有线电视网将在我国诞生。这不仅将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将带动计算机联网、交互式电视等一批相关信息产业的发展。（20）

据了解，由于此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总投资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的各省市有线电视网已经建成，因此现在的广电总局只需花费几亿元建设全国广电光纤主干网就可以将其实现全国连通。当广电网全部建成后，将大大加快全国广播电视的相互沟通，仅电视节目套数最高可达300余套，使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和多样化。除基本业务外，还可针对不同类型用户需求开通数百套小群体业务，各类专门频道的开设也将成为可能。同时，互动选择功能将全面实现，观众甚至可以点播电视节目。由于广电网具有的带宽优势，通过有线电视接口实现计算机联网、上互联网以及电信服务等有线电视的增值业务也将以其收费低廉和省时、高效的优势迅速普及开来。（21）

当然，这种竞争还将深刻地体现在文化上。例如，电视与报业、杂志等媒体的竞争往往在一个方面居于弱势：我们仅仅把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而这恰恰是美国电视的文化观念，而在欧洲，却往往把电视也作为精英文化的载体。在如何看待电视文化问题上，美国的观点与欧洲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应当调整自身的电视观念，参与与其它媒体竞争。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成功的经验是十分可贵的。

三、面对“第四媒体”——网络传播的崛起，城市电视业如何在更高的层次上制定发展战略

相对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被称之为“第四媒体”，它是网络与媒体融合的结晶，既具有三种传统媒体的基本特性，又形成新的特点。

“第四媒体”的崛起，对三大媒体都有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但是，网络传播的崛起，也将使三大媒体间的“媒体壁垒”开始消融。由于电视与网络的特殊亲近性（电视深层介入了现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平台），因此，电视在这方面发展的前景更为诱人，更需我们的关注。

关于网络媒体的特征，目前正在进行深入地探讨。虽然这种探讨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却正在越来越明晰起来：网络媒体的传播特性是兼有大众传播与非大众传播的特点。郁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再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我们将通过网络传播的最新发展来一窥网络与电视业的深层互动关系。

中国官方权威的互联网认证机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日前公布了一份网站流量统计的审计认证报告，确认北京新浪网的日平均页面阅览数(PageView)为282.7万。这是首家经CNNIC审计认证的日平均页面阅览数过百万的中文网站。在6月11—17日期间，新浪网日平均页面阅览数为5,253,927，其中北京站占总流量的近60%，达2,923,128，与CNNIC的统计结果误差在3%左右。这证明了我们的内部统计数据是合符规范的。98年12月初，新浪网全球日平均页面阅览数为240万，半年内增长118%，北京站为110万，增长165%，可见作为全球华人网站的新浪网飞速发展，又以中国大陆的发展更为迅速，更具潜力。就象“电视收视率”和“报纸发行量”一样，“网站访问流量”反映了网站受欢迎的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站的价值。CNNIC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建立及运营。受国务院信息产业部直接领导。迄今，CNNIC已成功地进行了多次网站统计。在以往对国内几大知名网站的审计中，最高的日页读数为40万。此次新浪网的数据破了记录，显示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强大潜力。（22）

更引人瞩目的是，国家已经正式批准由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和上海市等四部门共同组建“中国有线电视网络集团公司”。这家合资公司将利用广电总局和铁道部的光纤网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全国构造一个宽带数据传输网。“中国有线电视网络集团公司”首先将实施一项名为“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的重大项目，并由此形成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之外第三家拥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权力的经济实体。该项目以广电、铁道系统遍布全国各地、深入千家万户、拥有足够带宽的光纤网络为依托，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起一个在网络规模上仅次于中国电信，但带宽（尤其在终端用户那里）远胜于中国电信的电信基础网络。据悉，该网络不仅具有有线电视网的固有功能，还能够提供节目点播、上网、电话、多媒体通信等诸多服务。由于技术类型不同于电信部门现行技术，以该网络为依托，相关电信、互联网等服务商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而且能够向消费者提供价格相当低廉的服务。有关人士称，该工程直接进入电信基础网络领域，是除中国电信、联通之外电信市场上出现的第三支重大力量，且有望从根本上破除电信大网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23）

1999年4月8日，青岛开通了一个宽带多媒体数据广播电视系统，网迷们可以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上网。青岛的计算机用户交50元钱就可以入户，并在有线电视台安装相应的装置后，只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接收卡和相关软件，就可以接收到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源的各种信息。与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相比，这套系统的最大好处是通信速度快、费用低。（24）在青岛开通了一个宽带多媒体数据广播电视系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宣布正在进行“三网合一”工程试点成功。并已开始在有线电视网中试验电话和上网等电缆数据服务。这项工程将保留现有的有线电视线路，对广大居民来说，只是把入户的放大器由单向改为双向就行了。据了解，上海年内就将发展50万双向有线电视用户。（25）

如果说开通了宽带多媒体数据广播电视系统还离中国广大电视受众有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近日举办的“生活网络化”技术讨论会上，部分专家预计机顶盒在明年中国市场上的规模就会达到2000万—3000万台的消息却与中国广大的电视受众贴得很近、很近了。对欲进军中国机顶盒市场企业来说，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及早地推出成型的机顶盒产品。专家们认为，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仅仅依靠电脑上网是非常困难的，利用非PC产品如电视机上网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中国家庭电脑保有量不多，但家电拥有率却已经接近世界水平。目前中国已拥有3.17亿台电视机、4000万台VCD、近2000万台学习机，大城市的电话普及率超过50％。而据《中国家用电脑市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只有2.45％的家庭拥有计算机，总量为153.1万台，而同期美国家用计算机的普及率已达到55％，但电视机的拥有量相对较少。今年3月初，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中国电脑和家电业的联想、四通、海尔、步步高四大厂商在深圳共同倡导“维纳斯计划”，计划共同进军中国的机顶盒市场。有关专家还指出，对于中国巨大的机顶盒市场，不论是美国微软的“维纳斯计划”还是中国的“女娲”行动，信息家电厂商不应在采用哪种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各自的优缺点上花费精力，而应尽早加强产品的市场化推广工作。就目前而言，美国的Rea.lMagic以及ICIS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部分大城市尝试推广其一代和二代机顶盒产品，但中国公司似乎还未有所动作。科技部信息分析研究中心的张保明指出，目前中国机顶盒市场应定位在大中城市，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近期又没有购买电脑计划的消费群体。这部分用户容易接受新事物，且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对机顶盒产品兴趣较大，潜在购买意识也较强。由于中国的家用学习机及VCD的市场普及率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因此在确定机顶盒产品定位时应该考虑到家庭用户的多样性需求，而不应将诸如VCD、DVD等所有的功能全部叠加到机顶盒之中，造成与现有家电产品功能重复，同时又会使产品价格过高、操作复杂。厂家可针对不同的用户需求，提供型号众多、规格齐全的机顶盒产品。这位专家特别指出，将机顶盒固化在电视机中的二合一新型电视机将会成为未来电视的发展趋势。他建议机顶盒与电视机制造商联合起来，共同制定有关中国互助电视或者WebTV等产品发展方向与标准，同时应注意与世界标准的统一与接轨。（26）

中国的电视业，特别是中国的城市电视业与网络媒体的深层结合与互动，将是一条灿烂无比的大道。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4期

（2）《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4期

（3）《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孙旭培1998年六月香港“21世纪传媒与亚洲社会变迁”会议论文

（4）国家统计局《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5）央视调查中心网络资料（）

（6）央视调查中心网络资料（）

（7）《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孙旭培1998年六月香港“21世纪传媒与亚洲社会变迁”会议论文

（8）《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孙旭培1998年六月香港“21世纪传媒与亚洲社会变迁”会议论文

（9）国家统计局《199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9年7月》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新浪网络）

（12）《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互联网周刊）

（13）《人民日报》(1999年04月16日第5版)

（14）刘溪良：中国城市电视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1999年7月24日杭州

（15）《世界广播电视参考资料》1999年第7期郭景哲文

（1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新浪网络）

（17）《今年全球Interent用户已达1.3亿人》（互联网周刊）

（18）《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互联网周刊）

（19）《人民日报》(1999年04月16日第5版)

（20）《网络媒体vs报刊媒体——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对话》王靖韬（）

（21）《我国11.7%城市家庭拥有电脑（互联网周刊）

（22）《今年全球Interent用户已达1.3亿人》（互联网周刊）

（23）王靖韬：《网络媒体——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