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内容论文篇（1）

[作者简介]李蓉(1977-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与法学;涂玲(1971-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警察法学。(江西 南昌 33001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高等学校省级教改课题“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教学内容设计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XJG-12-40-3)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137-02

“法律文书”是高职院校法律类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是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重点讲授各类法律文书的制作与应用,以培养和提高同学的法律实务操作技能为教学目的。目前,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设置不科学,课程理论缺乏系统性,实训环节流于形式等问题,不利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必须对教学内容加以整合,从务实致用出发,将教学内容的设置与司法实践接轨,改革文书讲授“理论+实训”的单一教学模式,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教学需要。笔者通过多年法律文书的教学经验,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对该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所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及解决办法作如下探讨。

一、高职院校“法律文书”教学内容设置的不合理现象

目前,“法律文书”教学内容的设置普遍存在着课程知识体系零散,内容安排与诉讼环节脱轨,理论与实训环节的设计不够灵活等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具体表现在:

1.总论基础理论与分论知识点相割裂,教学内容缺乏整体性。“法律文书”的教材一般将教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总论与文体分论。总论是该学科的基础理论部分,主要介绍法律文书的概念、性质、作用、特点及制作要素和基本方法,其中,教学重点和难点是法律文书制作的基本原理,如法律文书主旨的确立、材料的选择、结构的安排和表达的方式、语言风格等,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写作学方面的知识;分论部分讲授各类文书的格式、特点、制作方法及培养和训练同学制作文书的能力,其中,以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为主体所制作的文书为主,这部分的内容需涉及法学方面的知识。法律文书总论和分论主要涉及的学科知识不同,有的院校将这门课程总论与分论的教学任务分开,分别交由不同系部的老师来承担,总论部分由公共基础部担任写作课的教师授课,分论部分由法律系担任诉讼法课程的教师讲授,这有利于相关内容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讲解,但也容易使总论与分论的知识相互割裂,导致知识链条中断,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整体性。

2.机械地按照制作主体的不同安排教学内容,中断文书之间的往来,学习过程与诉讼环节不符。“法律文书”的分论部分,是有关具体文书的制作方法与技巧,现在使用的教材,大都按制作主体的不同对此部分内容进行编排,一般先介绍公安机关的主要法律文书,然后是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相关文书,最后是狱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制作和使用的文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习惯于完全依照教材的顺序讲授具体文书,这样安排教学内容的好处是同学易于把握不同部门文书的总体特点,但是文书讲授的先后顺序,明显与办案程序不符,因而无法体现不同制作主体在办案过程中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学对于具体文书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作用及不同制作主体的文书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难以把握。例如,在讲授民事诉讼中制作和使用的法律文书,按照民事诉讼的进程,应该先由原告向人民法院递交民事状,再由被告做出答辩,才可能会有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文书,但根据教材内容的安排,要先讲民事审判文书,再讲诉状类文书,与诉讼环节恰恰相反。这样势必把各制作主体之间的法律文书孤立开来,导致原本密不可分的案卷材料在同学的心中成为孤立的、零散的文书堆砌。

法律内容论文篇（2）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自2003年起，中国法制史就列为国家司法考试的必考科目，分值一般为10分左右，题型一般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时而亦有不定项选择题。可以说，题在国家司法考试中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不可轻忽。学好中国法制史这一理论法学课程，有助于学生适应司法考试理论性考核增强的趋势。通观法学学科体系，学好中国法制史，的确有助于学好法理学，也有助于学好刑法学、行政法学乃至宪法学等部门法学。正因为如此，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教学测评等各方面推进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与改进、不乏现实意义。

1.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

如何组织好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是创新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的首要环节和主要环节，攸关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全局。

1.1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组织教学

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关键在于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引领学生加强对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的记忆和理解。综观近年来的司法考试中的中国法制史的考试内容，注重考点知识，强调精确记忆，这就要求我们带动学生熟读理论教材，对重点内容作重点讲解。

1.2把握学科间的联系，多作专题教学，一石多鸟

为了因应司法考试的实际需要，主讲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善于归纳总结相关的知识点，对知识点多作比较和分析，包括作跨朝代的比较和古今比较。而为达成上述目标，最宜以专题作为切入点，强化学科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加强记忆的精确性，扩大记忆的覆盖面，并构建完整、有序的理论体系。

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同为理论法学课程，内在关联密切，可以说“法理是骨，法史是皮”，开展统合教学，着实不难。法的演进理论与中国法制史的关联，更是密切。此外，中国法制史与各部门法学的联系，也有待主讲教师把握，以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

2.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

在当前司法考试的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应该有所坚持，有所创新，并且日益多元。

毫无疑问，讲授法依然是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基本方法。在一个学期之内，主讲教师系统讲授了夏商法律制度、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秦代的法律制度、汉代的法律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隋唐的法律制度、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明代的法律制度、清代的法律制度、清末的法律制度的变化、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制度等。对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法律制度，重点讲授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经济法律、司法制度（含司法机构、诉讼制度、监狱制度、监察制度）等。对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则突出讲授宪法性文件。

依笔者看来，讨论法亦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方法，以促师生互动以及教学相长。以清代民族法律为例，主讲教师可先介绍清代民族法律的发展概况，讲授《理藩院则例》、《钦定章程》、《回疆则例》的基本内容，然后引领学生讨论清代民族法律的特征，并探头清代民族法律发达的原因及意义，教学效果应可乐观。事实上，在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适于课堂讨论的议题很多，如古代中国的反“黑”刑法及其借鉴价值、公务员退休制度额古今比较、王安石与张居正的税法思想之比较、古代中国合同（含买卖合同、借贷合同、租赁合同、租佃合同、典当合同、运输合同、雇佣合同）制度的演变规律之探究等。

案例分析法在部门法教学中的运用是相当的广泛的，民法学、刑法学以及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尤是如此。对于中国法制史教学而言，案例分析法也是有益的教学方法，应有其一席之地。主讲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进展情况，从古典文学作品或历史档案材料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介绍几本案情，点评诉讼程序及审判结果，帮助学生更好地识记法律制度以及更深地了解法律文化。

3.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开展

长期以来，中国法制史的实践教学显现为空白状态。在笔者看来，对中国的法制史课程也应该且能够展开实践教学。虽说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不宜采行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等形式，但并不等于说其就是没有操作的空间。

笔者倡行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以此作为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可以由法律院系的学生会来组织这种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邀请中国法制史课程的主讲教师来予以点评。辩题的选定，至关重要，应请有关专家、学者把关。除了专业性质的辩论赛，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狱政博物馆、考证中国法制史问题、调研中国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习惯等，以全面激活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实践教学。

4.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测评的实施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测评，分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而平时考核多体现为平时的作业，期末考试则采行闭卷考试的形式。无论是平时考核、抑或期末考试，均应面向司法考试，不能脱钩。司法考试的偏好，亦是我们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的偏好。

题型方面，主要采用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论述题等五种题型。对于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等老旧题型，基本上废弃不用。题量方面，较往昔有所增加。至于题目难度，则是明显加大。如果题目仅涉及到个别知识点，更要加大难度，以促学生深入把握有关的知识要点。

如我们所知，论述题是司法考试中规模最大、分值最高的一种题型，是对考生法学理论修养、法律思辨能力、逻辑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考核。论述题在内容上有专业化的要求，在形式上有准作文化的要求，体现了司法考试对理论水平考查力度日益加大的趋向。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理论法学课程，在其教学测评中应重视论述题题型的运用，平常作业中更应布置适量的论述题。

注释：

①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72页.

②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248页.

③怀效锋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版，第330-331页.

法律内容论文篇（3）

一、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1、培养法律职业思维

所谓法律方法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1]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法律职业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中外的许多法学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2]林立先生也高度评价法律方法对于培养法律人的重要意义：“法学方法论及法律哲学若是对一位只想追求当一名目光如豆的‘法匠’而不想当法学家的法律人而言，必定会被他人认为是没有必要重视的学问；而他也永远不可能知道，这种基础法学的涵养对培养一个风骨卓然的法律人及伟大而有深度的法律文化有何等的重要性。”[3]

随着法律的日益形式化和理性化，法律方法也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职业方法，法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养成“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是他们在未来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因此法律方法的传授和培养当然地成为了法学教育的核心。法律方法的传授及其素养的形成制约着整个法学教育过程，对评估和衡量法律教育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4]西方各国普遍重视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在英国，法律方法很多年来一直构成英国法学院法律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美国的法律教育一方面继受了英国的教育传统，二战以后又经历了一个法律方法教学由分散化到集中化，由重视判例推理、法律写作到关注律师技能培养的发展历程。而在大陆法系，自德国的萨维尼开创了法律方法之近代传统以来，又涌现了拉伦茨、恩吉施等大批以研究法律方法著称的现代法学家，法律方法也逐渐扩展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阵营，法学教育也把培养学生“像法官一样思考”作为重要的目标。

2、提高法律实践能力

法律的适用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从规范到事实到结论的三段论过程，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及法律规范自身的局限性，“这种缺陷有时表现为由于立法者无法预见法律适用中的各种可能性，导致个案中的‘正义’无法实现；有时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法律规范日渐陈腐，从而导致‘正义’落空；有时表现为由于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法律规范在适用中歧义丛生，无法实现立法者所预期的‘正义’，等等。”[5]法律职业者在法律适用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证据的收集和梳理，以及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过程，通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多次的目光的流连往返，最后给出一个相对公正和妥当的结论。法律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沿着正确的方向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较为准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认定事实，从而在成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在法律与个案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任意设置了“思维方式”的藩篱。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第四，法律方法是保障法律自治的手段。[6]

二、法律方法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缺失

1、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缺位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对于确保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有序和能力的全面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把法律概念、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等知识的灌输视为教学的主要活动和任务，司法伦理学、法律方法论这样一些职业必修课至今在绝大多数法学院中还没有一席之地，法律诊所的课程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普遍展开。在教学内容上，知识和原理的传授构成了法学教育的主干内容，存在对于法律方法的诸多忽略，如“忽视如何发现、证明和重构事实，忽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和现象的相互关系，忽视法律思维的训练，忽视宏观正义与微观或个案正义的关系，等等。法律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从抽象的正义到个案的具体正义，从普适性的法律规范到具体事实中的行为规范和法律结论都需要艰巨的创造性努力。这正是法律职业活动中最具有挑战性和最令人陶醉的工作。但是，法学院培养方案中并没有多少课程致力于这种能力的训练和培育。”[7]这种状况与法学本身的实践品格和法律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是不相适应的。

2、教学方式的单一化、教条化

与教学内容中过于注重对抽象理论及法条知识的传授相对应，法学教学中普遍采用“填鸭式”的讲授方式，或者注重于对抽象理论的阐述和议论，或者注重对于法律条文的概念和内容注释讲解，虽然有时为加深对概念、原理、规范的理解，也会参考一些案例，但远不足以适应对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方法运用能力培养的需要。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会被动地记住一些法条或教条化的理论观点，但没有真正领悟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精深的法律原理，不了解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没有真正培养其创造性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难以产生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精神和法律职业的崇尚。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片面化

无论是平时的校内考试还是司法考试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产生重大的导向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中的校内考试和国家的司法考试，都把学生对法条知识的记忆、背诵和一定程度的理解作为考查的重点，追求的都是答案的客观性和唯一性正确性，而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运用法律能力的考查，同时也忽视了实际生活中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法律处理结论的可争议性，出现了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种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导向下，法学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和培养法律人才职业化能力的要求更加背道而驰，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也更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上述这些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只能训练出‘谨愿之士’（即墨守成规、不知活用）、‘偏倚之士’（即除条文外不知有其他学问）、‘保守之士’（即对现行法令，不解善恶、唯知遵守）、‘凝结之士’（头脑中充满了现行条文，对于新发生的事实、思潮，格格不入，毫无汲取进步的可能）。”[8]这对于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

三、法律方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展开

1、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专门的法律方法论的课程，或者扩展法理学课程中法律方法部分的内容，进行重点讲授。同时，增加疑难案例分析课、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类课程的比例，在夯实学生法学理论和知识基础的同时，以培养法律思维为中心，增强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分析和梳理真实的案件事实，创造性地处理复杂法律纠纷的能力。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方法技能的训练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正如孙晓楼所言：“研究法律，一定要学与术并重，太偏重理论，那固不免于空泛；太偏重运用，亦不免于迂腐，必也有法律之术，法理之学，互相为用，而后可以渐臻于美备。”[9]

2、教学方法的合理运用

法学的教学应改变传统单一的灌输式的、教条化的讲授方式，尽量贴近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的形成和运用的流程，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及诊所式训练的方法，形成合理的教学方法体系。理论讲授中应减少自上而下的灌输，尽量使用启发式的讲授方法，引导学生在一个包容、理性的氛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以培养其形成问题意识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案例分析和法律诊所的训练则应注重培养学生获取案件信息、梳理案件的法律关系、将抽象的原则和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思维和推理的技巧，以及与当事人及其他案件参与人沟通、交流、陈述、辩论、论证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提高其实践技能。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

为减少由于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的片面化对于法学教育造成的误导和冲击，加强其正面引导作用，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也应适当增加对于法律方法进行考核的内容。校内考试在保留期末或期中的卷面考试形式的同时，应丰富考核的方式，以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训练的考核成绩等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重要参考。司法考试应该在考察考生对法条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同时，注重考察考生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例，应允许考生给出不同于标准答案但又能自圆其说的答案。这些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会对法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得教师和学生把更多的精力运用于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对法条知识的机械理解和记忆，形成一种法学中的应试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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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07.

[3]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序言.

[4]黄小英.论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意义—兼评我国法学实践教学改革[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6）185.

[5]王瑞君.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6.

[6]杨春福.法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36-337.

[7]王晨光.中国法学教育面面观[A]//霍宪丹.法律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390.

[8]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44-345.

法律内容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295-02

一、农业法学教学的困境

（一）授课对象不认同，司法考试的消极影响

农业法学的授课对象主要还是法学学生，城镇生源学生对农业缺乏认识，对农业本身就不感兴趣。农村生源学生一部分长期生活在城镇，接触农业和农村有限，另一部分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并不愿意回到农村，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不够。这些导致法学学生中能真正对农业法学感兴趣，对三农法律问题抱以热情的人很少。从2009年起，在校本科生取得司法考试的报考资格。自此，学生进入大三之后就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参加各类辅导班学习。司法考试内容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最主要的部分，所占分值比例很高，其他课程分值较少。以成败论英雄的实际现状迫使很多高校减少、放弃特色课程，转而围绕司法考试的考点来安排教学内容[1]。农业法学属于经济法学学科，经济法学本身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就较少，农业法学又是经济法学中并不重要的分支，其分值就更少了。在司法考试影响下，学生难以对农业法学产生学习动力。

（二）教材种类较少，时效性和回应性不足

农业法教材数量整体偏少，从笔者使用和查询的教材看，主要有李昌麒、吴越《农业法教程》，黄河《农业法教程》，杨红朝《农村法治教程》，于华江《农业法》，卞新民《农业法》。从这些教材出版时间看，基本都是在2013年之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经予以修订并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现有教材的时效性不足，并没有及时反映现实立法状况。从教材内容上看，现实回应性考虑不足。现行教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编写依据进而设计编写内容，这就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土地流转等热点问题难以吸纳进来，存在教材与现实脱节的情形，学生更加觉得学习内容没有现实意义。

（三）教学方式单一，难以开展多样化教学

教学方式是师生基于对教学存在的观念性反映，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把握教学活动的基本样式[2]。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提高教学效果。中国传统的法学教学方式以教师为核心的讲授式为主，教师处于主导地位进行知识讲解。实践式教学、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也在法学教学中逐步得到适用，如课堂讨论、模拟法庭、诊所式教育、法院旁听等。目前，农业法学教学主要还是讲授式，兼带讨论式教学，实践式教学和案例教学比较困难。大学所在地主要位于大中型城市，农村居民比较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较少，涉农法律纠纷自然比较少，加之农民长期存在厌诉心理，大学所在地法院的涉农诉讼较少，就近法院旁听比较困难，而基层法院虽然涉农诉讼相对多，但是往来成本高及存在学生安全风险，也不容易组织学校进行基层法院旁听。开展农业法学的模拟法庭和诊所式教育的鲜活素材比较少，笔者曾做过这方面的实践式教学，发现能够比较适合实践式教学主要还是农村土地法律纠纷，其他类型案例缺失比较难找，这与农业法律问题可诉性较差也有一定关联。相对其他法学学科而言，农业法学的多样化教学，尤其是开展实践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确实更加困难，有必要创新适合农业法特征的实践教学方式。

二、农业法学教学的对策

（一）合理安排农业法学教学活动

首先，科学选择农业法学的开设时段。农业法学安排时段一般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这个时间段学生一般关注司法考试和考研，司法考试复习、专业课复习和英语学习占用时间很多，学生难以沉下心进行农业法学学习。由于司法考试和考研的影响，许多学校都将法学专业课教学时间提前，在大三上学期将主要专业教学任务完成，大三下学期开始主要进行实践课教学和深入的理论课教学，为学生的法律实务选择和法学研究选择提供条件。我们认为可以将农业法学课程设置与大三上学期或者大三下学期的前半段，一方面保证学生的农业法学学习具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法学教学和司法考试及考研之间的冲突程度。

其次，准确把握农业法学的教学进度。农业法学的教学进度需要考虑学生长期理论学习可能引起疲惫和倦怠心理，在教学进度设计上有必要将理论讲授、知识讲解和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根据教学课时，将农业法学分为若干主题，主题讲解之后，要求学生分组讨论，要求每位学生都要提交讨论材料，选取部分学生进行PPT主题报告，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习压力，学习内容更广更深入，参与度和积极性提升比较明显。

再次，严抓学生的课堂纪律。学生到课率第一堂课最多，往后逐步走低，最后一堂课也很高，严格课堂纪律非常必要。很多教师认为大学生应该自主学习，点名方式强制要求学生进课堂没必要，也有认为学生多点名存在困难。我们认为通过点名方式严查到课率很有必要，点名给学生到课施加压力，作为平时考核依据必不可少；点名也可以让教师尽快熟悉学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亲近感。

最后，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培育学生人文精神。农业法学是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学科，课程讲授时，除了关注相应法律法规的修改，还必须要关注中央的政策文件，尤其这些年中央一号文件基本上都与三农问题相关，授课时应该引导学生关注这些现实规范性文件。当然，也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业现代化问题等。农业法学是门充满着弱者关怀的学科，学生的课程学习不仅仅掌握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他们关怀弱者和关注农民的人文精神，如此也契合着法学学科的人文性特征。

（二）准确取舍农业法学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通常由教材提供的，但教材只是提供教学的基本内容，需要教师选择搭配，重新组合，以更加适合学习目标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兴趣。我们认为划定农业法学的教学内容应该遵从以下几项原则：第一，教学内容具有法律依据。既然是农业法学课程，应该以农业法律规范为基本依据，这就我们在教学内容选择主要考虑现行立法状况，兼顾农业政策的内容。第二，教学内容具有时效性。教学内容应该要密切关注最新立法内容，在教学中对法律修订予以回应。第三，教学内容具有实践性。教学内容应该选择现实热点问题并且对解决实际问题有帮助的内容，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注重学生实务技能的提高。第四，教学内容要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久地专心致志钻研学习，提高学习效果，教学内容如果具有社会意义并且与学习者个人关系密切，就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农业法学的教学内容至少涵盖如下几个方面：（1）农业法学总论。包括农业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特征、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农业法律关系、农业法律责任。（2）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农业用地法律制度的概念、原则、权属、使用制度、管制制度、整理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则、方式、合同、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流转、纠纷处理；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农村公益性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和农村宅基地。（3）农村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主要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制度和乡镇企业法律制度等。（4）农业生产资料法律制度。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兽药法律制度。（5）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6）农业科技与教育法律制度。（7）农业金融保险法律制度。（8）农业投入法律制度。（9）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其中（1）至（5）部分法律依据足，实用性较强，可作为教学重点讲解，其余部分可以根据课时数多少予以增减。

（三）科学运用农业法学教学方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学的教学方式主要分为以案例分析法为主要形式的英美法教学方法和以讲授法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教学方法[3]。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法学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类似，基本上以讲授法为主，传统的有课堂讲授、指导阅读、课堂讨论、作业练习、毕业论文指导、法律实务实习、社会实践，近些年以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式教育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法得到全面推广，基本上所有的法学院系都具备开设模拟法庭课的设施和场所。科学运用农业法学教学方法需要考虑农业法学的自身特点、传统法学教学方法可取之处和法学教学方法变革趋势。首先，讲授法仍然要坚持，但需要改进。我们的法学学生接触法律专业时间比较短，不同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法条讲解不可避免，在讲解内容上要避免照本宣科，丰富课堂内容和信息量；知识传授后，布置资料查找和讨论任务。其次，在模拟法庭课程中可以选择农业法律纠纷案件，经济法学、商法学或环境法学的法律诊所课加入农业法元素，这也就意味着不需要专门开设农业法学的诊所式教育。最后，寒暑期开设法律资源调查课程。这是社会调查法在农业法学教学中的运用，也是法律社会学的延伸，有助于学生对农村的法律运行获得深入认识。确定法律资源调查课程的开设时间、调查主题、分组状况、结果评价和讨论，注重基层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如乡镇司法所、村委会等，为开展法律资源调查提供必要载体。

参考文献：

法律内容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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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文目录：要求使用三级目录；

（6）论文正文：论文正文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二部分；

（7）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三部分。

3．页面设置：

（1）页边距：上下左右均应大于2cm；

（2）行间距：20磅（操作：格式段落行距固定值设置值20磅）；

（3）字间距：加宽1磅（操作：格式字体间距加宽磅值1磅）；

（4）页码居页面底端靠右排列。

二、正文格式要求

1．论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字居中打印；

2．正文以及标题采用小四号宋体字，注释采取小五号字；

3．标题序号：一级标题为“一”、“二”、“三”；二级标题为“（一）”、“（二）”、“（三）”；三级标题为“1”、“2”、“3”；四级标题为“（1）”、“（2）”、“（3）”。一级标题和三级标题后必须加顿号，二级标题和四级标题之后不许加顿号，即带括号的标题不许加顿号。

例：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一）特殊的过错原则

1、医疗事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1）我国现行立法概况

4．论文脚注：论文脚注一律采用word自动添加引注的格式，引注采用脚注方式，脚注位于每页底端，采取连续编号方式。（操作：插入引用脚注尾注）

脚注格式（脚注格式部分内容引自梁慧星著：《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略有改动。）：

（1）论文类：

作者：“文章名称”，刊载出版物及版次，页码。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第12页。

尹田：“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梁慧星：“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3日，第5版。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社及版次，页号。

例：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2页。

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网上作品类：

作者：“文章名”，具体网址，最后检索日期。

例：

李扬：“技术措施权及其反思”，载,2006年3月24日最后检索。

（4）法律法规类：

《法律法规名称》第x条第x款。（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即不可使用“第九十一条”）

（5）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三、参考文献格式

1．参考文献为小四号宋体字。一般应将参考文献区分为期刊类、著作类、法律文书类。

2．具体格式：

（1）期刊类：

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卷号或期数。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

例：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超级秘书网

（3）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四、其它事项

1．认真进行文字校对，论文错别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2．正文所有小标题、各段段首必须空两格（即空出两个中文字符的位置），格式错误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3．论文所有标点必须采用中文标点（除外文文献外，一律不许使用英文标点）；所有数字必须采用半角，禁止全角数字。误用标点符号和数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4．注意论文的学术规范，杜绝抄袭。

附件1：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年月日

法律内容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08

基金项目：2015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2015SSK18）最终成果。

儒家道德文化是指由孔子开创，经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发扬，后经董仲舒、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继承和发展的，以仁、义、礼、智、信等为主要道德规范，对天道、人道、社会和人性做出深刻的阐释，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价值系统。儒家道德文化是中国道德文化的主流，在一定意义上，儒家道德文化是“道德中国”的代名词。儒家道德文化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培养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固然可以从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实践中汲取价值资源，但是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丰富的资源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

自从高校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材几乎每年都有修改或者提供教参补充说明。但是无论怎样修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都占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通行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包括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涉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因此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排除儒家道德文化资源，那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单薄。

儒家道德文化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为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带来价值和意义。儒家道德文化认为，“仁”是人生最核心的价值规范。什么是“仁”？在儒家最基本的经典《论语》中，孔子向不同的学生解释了“仁”的内涵，但是“仁”最根本的价值就是“爱人”。兹引《论语・颜渊》孔子关于“仁”的回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由上可知，孔子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了不同的“仁”的内涵，但是，“仁”最根本的内涵是“爱人”。可以说，“仁”贯穿在整个儒家道德文化传统之中。它最根本的道德维度是成就人、发展人、实现人、超越人，让人人不断由自我走向他人和社会。孟子提出的“仁义”“浩然正气”；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是对孔子“仁”的继承和发展。

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这是更高层次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因此，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引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

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三千多年的儒家道德历史文化传统中，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种道德文化传统，成为当代人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校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品质重要的公共必修课，必然要加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否则，对学生讲授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就游谈无根。

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认为，传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保证，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质量保证，同时传统和其他道德文化资源一样，均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传统是活着的现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当前高校的重要的政治理论课之一，必然要让学生深刻理解和领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内容的重要体现。

根据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关于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内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增加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比例，这样才能真正显示传统儒家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二、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

尽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一般来说，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兴趣比其学习专业课相对要低得多。一些学生抱着混学分的态度去听课。上课的时候，人到心不到。在课堂上，有的学生低头玩手机，或者记英语单词，或者看所谓的专业书。同时，一些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由于师资缺乏，开设大班，一个班上百人，全挤在一个教室里。这必然影响听课的效果。

但是，如果加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内容，教师在上课过程中，通过视频、图片或者经典的儒家道德故事，再配以理论分析和引导，或许学生听课的积极性会提高。比如，讲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节，我们可以借用戚继光、林则徐等故事来说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再进行理论阐释，这样学生对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认识就会比较深刻。再比如，讲到“家庭美德”这一节，教师可以采取引导的方法。比如，老师问：为什么表哥不能和表妹结婚？学生基本上会做出爱情功利主义的回答：因为这样生出的小孩可能会畸形。老师再问：假如表哥和表妹结婚不生小孩，做丁克家族，是否可以结婚？这样追问也许会引起学生的思考。这时候教师可以借用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道德伦理来做出问答，让学生明白，人不仅仅是功利的存在物，更是价值和道德的存在物。

这样引入儒家道德传统文化理论，也许就会引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课后，有兴趣的学生，也许会去图书馆找些儒家关于婚姻道德方面的资料来看。这样，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

三、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

高校是培养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是培养高校学生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最基本的文本载体。教师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时候，可以采用理论讲授、视频教学、师生讨论等方式。但是如果在采用这些教学方式的时候，仅仅是进行现代道德伦理的阐释和解说，会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儒家道德历史和道德理论就会被埋没。这样，不仅不能从理论上说服学生，而且在实践上就很难让学生变成一个对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有兴趣的人。

道德理论固然需要理论的阐释和论证，但是道德理论不仅仅是理论阐释和论证。儒家道德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儒家道德实践的典型案例布满整个儒家道德文化史。

中国的“二十四史”几乎是另类的儒家道德文化史。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因此，在对待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上，我们不能带着现代人的自负，傲慢地审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应当老老实实地阅读儒家道德文化经典，然后才能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说出让人信服的道德结论。

不过，我们应当明白，儒家道德文化强调道德绝不是脱离人类社会之外的一种抽象的理论存在物。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道德与人密不可分，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道德，道德就成为一种虚无主义。

所以，儒家经典作家在阐释儒家理论的时候，总是与天道、人道和人性等结合在一起。通过人们的理论和实践，如“仁”“理”和“功夫”，来阐释人的德性和德行。儒家道德文化始终是围绕人而存在，使人通过人的实践或者道德修养的“功夫”，做到“学贵自得”，最终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担当精神的人。在儒家看来，人的价值或者成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人的德行和德性达到道德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这种理念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至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果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能够将儒家道德伦理和儒家道德修养的“功夫”理论说透，那么，这对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无疑是有裨益的。

总之，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作为当代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无法绕开的存在，它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法律内容论文篇（7）

1．法学教育为立法、司法、检察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

我国的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均是国家的重要公职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情况关乎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担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因此，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工作状况和廉洁情况对于社会廉政文化建设影响很大。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廉政知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要求与其他部门国家工作人员应有所不同。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求有极高的专业素养，还要求有善良的品格、高度的敬业精神、廉洁自律的思想，而这些要求恰是廉政文化的范畴，需要廉政文化的引领。

2．法学专业的教育现状要求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

一个合格的法律职业者不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高超的法律技能，而且应具备高尚职业道德情操和爱岗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廉政问题在内容上是部分重合的，廉洁自律也要求职业人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法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学术界和教育界在理论上已形成共识。法学教育应当是“知”“行”“情”“意”四位一体的教育。“知”指法学知识传授，“行”指法律技能训练，“情”指法律道德的培塑，“意”指工作意志的锤炼。四位一体的教育就是将法学知识传授、法律技能训练和廉政文化教育相融合，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学人才。

3．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有助于促使学生成为合格的法律职业者

2002年开始我国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加入了法律职业道德考试科目。法律职业道德包括法律职业理想、法律职业荣誉、法律职业态度、法律职业纪律等内容。我国又确立了不同机构的法律职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如《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等。这些是针对不同机构法律职业道德的明确化和具体化。从内容看，法律职业道德与廉政文化具有同一性，廉政文化教育与目前法学教育界和学术界所提倡的“法德”教育也具有同一性。因此，在法学教育中融入廉政文化，一方面有助于学生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律职业领域；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因为通过廉政文化教育，可以使学生树立廉洁自律思想，丰富学生的知识，拓展思维的空间，训练思维方法，从而成就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提出的具备“法律学问、社会常识和法律道德”的优秀法律人才，有助于法律工作者规范职业行为，规避职业风险。

（二）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可行性

高校是培养法律人才的摇篮，是法律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基地，应当承担廉政文化建设的重任。同时社会的廉政制度、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和法学教育本身具有的特点也为法学教育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

1．廉政制度建设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教育指向依据和教育内容依据

我国以《宪法》和《刑法》为依据的防止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公职人员应具有的廉政思想中的正直的品格、高尚的职业道德、高度的敬业精神可以通过培养和完善人格来实现，系统的法律、法规又是时刻敲响的警钟。因此，社会廉政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指向和方向依据。中国共产党以《》为核心的廉政制度的建设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内容依据。进行廉政文化教育除了要有明确的指向外，还要求有相应的教育内容。我国建立的廉政制度有明确的指向性的同时，又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具有微观性。这些微观的规定在廉政文化教育中可以直接成为教育的内容。因此，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制度的建设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教育内容依据。

2．系统的社会道德内容体系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

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德内容体系。从宏观层面看，我国形成的社会道德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这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二是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这一层面处于社会道德体系的中间地带；三是治国之德，这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最高层面，其建立和执行受到其他两个层面的影响，也是其他两个方面的集中体现。社会道德体系是廉政文化的又一组成部分，一些公职人员发生的贪腐现象与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有直接的关系。社会道德体系为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一是廉政文化教育思想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廉洁自律的品行源于廉洁自律的思想，社会廉政道德体系是廉洁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二是廉政文化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达到“以德治国”的要求。“以德治国”理念的确立和内容的确立为我们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最高的廉政文化教育的行动纲领。

3．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具有便利条件

要将廉政文化融入到法学教育当中，不能将二者生硬结合起来，必须找到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融入点，以合适的教学方法、手段为支撑。法学专业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方面具有下列特点。

（1）从教学内容方面考察，法学课程体系中的某些课程具有文化传承特点，为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提供了便利条件。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是传播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传授具有文化传承、伦理教育等特点，是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这些课程的教学本身就承担了廉政文化教育的任务，是廉政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从教学方法、手段方面考察，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具有便利条件。廉政教育的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就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为法学教育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提供了教学方法上的便利条件。一是教师在教学中选择案例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那些与廉政内容相关的案例，当然不能一味地追求廉政教育而忽视法学专业知识传授的需要。二是教师在教学中要对案例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如果在法律层面的分析之后再进行人格、道德、权位等层面的分析，挖掘案情更深刻的缘由，既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权位观诸方面有所感悟，使学生树立廉政观念。

二、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具体构想

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育不应是阶段式的运动或单纯的纸上谈兵，应该从确立教学指导思想和学生培养目标入手，构建贯穿法学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整个校园学习环境的完整的教学体系。

（一）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

1．坚持学生本位和教学中心论

目前有些高校受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激进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正在将自己最本分的职能淡化，将学校原本的主人———学生的地位淡化。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能够纠正部分高校和教师的偏颇思想，使高校回归象牙塔般的纯净，教师以教书育人为使命，使学生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2．秉承法学通识教育理念

通识教育源于19世纪，长久以来，其与职业教育（或曰专业教育）比肩而存。就法学高等教育而言，当前社会对于法学教育究竟属于通识教育亦或职业教育颇有争议，突出的表现在如何处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学之间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司法考试在法学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从而忽略通识教育，将可能导致法学高等教育沦为实用主义的傀儡，高等教育不宜也坚决不能沦为法律职业的岗前培训。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可以将法学高等教育引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即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大量的具有扎实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能力的法律专门人才，而且要培养众多的实现民主主义和正义价值的社会不同领域的法律人才，以满足现代法治社会对治国人才的基本需要。［1］

3．高度重视法律内涵教育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法学教育应树立正确和先进的学生培养目标，并将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教学指导思想，一个不懂求真，不会做真人的学生将来必定不能担负推进民主、匡扶正义、追求公平的合格的法律人。而诚实不欺、尊重规则、廉洁奉公等既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学精神的外部投射。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教学指导思想，通过阐述法学概念、特质和具体内容，透析法律的精神内核，传授给学生学习的科学方法，重视并推行职业道德教育，从而引导学生真正掌握法律专业的知识，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高尚的职业操守。

（二）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理论教学环节

1．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设置廉政文化相关课程

法学教学课程体系由公共课和专业课构成，应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将廉政文化相关课程设置为法科学生的必修课。公共课程设置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历来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按教育部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是大学生必修的公共课。上述课程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能够将廉政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诚实守信教育、感恩教育、荣辱观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等有机结合。［2］我们认为，思想教育公共课程是对法学专业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的极好素材，在课程设置的态度上，不应该仅为了迎合教育部的要求而设置，而应高度重视思想政治课程的作用，积极主动地引导学生，把思想政治公共必修课作为廉政文化教育的阵地，注重教育效果，将廉政文化教育落到实处。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各高校的法学专业在开设16门法学主干课程之外，课程体系却五花八门。我们认为，蕴含中外廉政文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宣扬职业道德的法伦理学、法律职业道德、司法制度等课程，也应该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包涵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之中。近年来，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其中，其实也是对于廉政文化教育必要性的高度肯定，是对法律人才的全面要求。

2．在法学理论教学中贯穿廉政文化内容

法学专业廉政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是梳理法学专业课程中的廉政文化内容，在理论教学中形成廉政文化内容体系。法学专业教育本身无法和廉政文化教育割裂，因为各门专业课程均包含廉政文化的内容。法学基本理论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法学的思维方式；法理学重在解析法的内涵和外延，教导学生理解法的公平正义的精神；中法史宣扬的是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将“廉”作为正直、公正、清廉的治国原则，肯定的认为“廉者政之本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外法史中分权与制衡的思想，是国家机器良好运行、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的保障。宪法、行政法方面。宪法作为根本大法，肯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公民监督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情况是其基本权利；行政法以合法行政为基本原则，要求行政人员“一身白袍，不留点墨”。民商、经济法方面。民商法以诚实信用为帝王条款；经济法强调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保护，其中富含诚信与节俭教育的内容。刑事立法方面。在《刑法》分则中对于贪腐贿赂案件设专章规定，从反面进行强有力的廉洁教育。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强调实体正义之外的程序正义，传授学生规则意识。国际法方面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腐败犯罪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的形势下，确立了反腐败五大机制。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面，包含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廉洁奉公是其题中之义。近年来，高校法学专业廉政文化教育效果不佳与教育者未能对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与梳理，受教者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未对所学廉政内容进行过总结有关。其实，对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分类和梳理，可以构建出廉政文化自身体系，廉政文化应该以诚信教育为基石，以规则教育为入口，以廉洁教育为核心，以节俭教育为保障。［3］在法学理论教学中构建廉政文化体系，就需要将法学基本理论、宪法、行政法、国际法、法律职业道德等专业内容中的廉洁教育作为核心，同时辅之以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等部门法中的诚信、规则、节俭的内容，将廉政文化与法学专业教育真正融合。

3．运用多样灵活的教学方法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成效性

在廉政文化教育过程中应善用教学方法，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弘扬廉政精神。在法学教学中除传统讲授法之外还可以引入发现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自学辅导教学法等多种方法以提高廉政文化教学效果。发现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一改将学习内容直接提供给学生的填鸭模式，不强迫学生接受何为对错、何为荣辱，只是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在独立思考和讨论碰撞中自己得出结论，这样的学习过程能够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使得学生对于学习廉政文化后所得结论更为信服。情境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均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法。情景教学中教师有目的地将学生引入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案例教学法将生活中的贪腐或廉洁事例引入课堂，非常适合于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及评估能力等高级智力技能。自学辅导教学法则可弥补授课时间的有限性，将学习和理解过程从课堂引入课外，延展了学习廉政文化的空间和时间。

（三）将廉政文化融入法学实践教学环节

1．在法学实践教学环节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

从各高校法学实践环节设置来看基本上包括社会调查、实习、论文、模拟法庭四大类，这四类实践环节均可以作为法学教育融入廉政文化的良好渠道。在学生低年级法学素养稍差时，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安排学生对社会廉政状况、校园廉政状况、家庭廉政状况及与廉洁问题密切相关的诚信问题、规则意识、低碳节约等问题进行调查，该类实践既可以增强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亦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更容易发现客观存在的廉政问题。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思维方法后，可组织学生开展专业实习和模拟法庭，虽然一个是实景教学，一个是模拟教学，但目的均是将法学学生置于社会场景中进行锻炼，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感受廉洁奉公与的反差，在模拟的案例中抵制和蔑视贪腐行为，从而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是非辨别能力，洁身自好，弘扬廉政精神。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将廉政题材写入学年论文或者毕业论文，能够引导学生对廉政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该过程在锻炼学生文献搜索整理能力和写作水平的同时，能够指引学生按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廉政文化加深理解，思考贪腐问题的解决对策。

2．在法学实践基地建设中融入廉政文化教育

结合廉政文化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发建设法学实践基地，合理利用实习基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专业实践的过程中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廉政文化意识，塑造更为全面的法律人才。根据课题组的调查，高校法学专业一般与公检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建立实践基地的关系，但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实践基地覆盖面窄，二是实践基地使用方式不合理。结合廉政文化教育，可以将司法局、检察院之下反贪局、监狱，甚至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等单位作为拓宽实习基地覆盖面的对象。开发建设法学实践基地只是一个开始，很多法学院校在建立基地以后，简单地以集中实习的形式将学生输送到实习单位去，结果学生实践工作往往局限于查阅和装订卷宗、熟悉司法文书写作、旁听案件审理等等。课题组认为，应深入利用实习基地，不仅要把学生输送到实习基地去，还要把实习基地的工作人员、实习基地的疑难问题、实习基地的工作作风引入到校园中，把廉政文化作为引进的内容之一，有意识地安排实习基地工作人员作报告、讲案例、讲解作为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和人格，以更为灵活和生动的方式开展廉政文化教育。

（四）将廉政文化融入校园学习环境

1．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塑造良好廉政氛围

硬件设施是廉政文化的良好载体，是廉政环境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打造良好的校园廉政环境应从硬件设施建设着手。首先，加强校舍建设。校舍规划合理，校园环境整洁，校园设施安全是整个高校有条不紊运行的基础，而合理、整洁、安全责任均是塑造一个学生完整人格的必备要素。其次，加强教学设施建设。教学设施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条件和载体，齐全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可以增加课堂容量和趣味性，能够以更多样的形式传播廉政文化知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效果，在课堂教学之外，还应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和丰富的图书资源，网络和图书能够在课堂之余延展学生的廉政文化视野。第三，加强宣传设施建设。校园的宣传设施直接影响学校的校园文化、学习风气，应充分利用校园空间大力宣传廉政文化内容，如设置露天宣传栏，在教学楼、宿舍楼内设置宣传版面，利用校园网站、校园广播、校刊校报进行廉政事迹和廉政文化的宣传等。

2．加强人文环境建设保障廉政文化健康发展

加强高校人文环境建设一方面可以提高法学学生素养以更好地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加强高校人文环境建设的过程本身就包含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所以，加强人文环境建设能够保护校园廉政文化的健康发展。首先，加强卫生环境建设。其次，加强节约意识培养。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节俭意识的形成是廉政意识的保障。第三，广泛开展以廉政为主题的学生活动。由学生亲历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过程，可以采用文艺演出、辩论大赛、知识竞赛、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这样的学生活动，对他们了解廉政文化，树立廉政意识具有直接意义。第四，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学生是校园的真正主人，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特别是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可以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能够对廉政文化教育的开展形成助力。如清华大学的无人监管超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生自己管理的校园公交等即为该方面的有益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和引进。

法律内容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076-02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

（一）贯彻党的十精神关于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2013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根据中央关于推动党的十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部署，了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十精神教学建议》的通知，该通知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结合每门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深入领会党的十精神，把十中的一些新的观点和内容融入到教学中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普通本科院校开设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其中一门，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等。在此基础上，充实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发挥高校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贯彻党的十八精神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二）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当代大学生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健康的体魄，还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提高道德素养。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一种崭新的人类社会文明观，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公德，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因此，具有较高的生态伦理道德素养，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校德育主阵地之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潜在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主要内容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就业观婚恋观教育、法律教育等，生态文明教育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章节，但在很多内容中都有所渗透。例如，在爱国主义教育章节中，教材提到，爱国主义首要的基本要求是热爱自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要建设美丽的家园，实现山清水秀，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保护好生态环境。在第三章第三节人生环境的内容中，也谈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论述了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要求人们善待自然，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这些都是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内容。特别是第五章“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指出了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上，社会公德主要体现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等。在第五章的“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这一内容中，还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让学生认识到自觉保护环境，形成良好的环保意识，不仅是当今全世界的公共道德要求，也是国家法律的要求，这样可以使学生更科学理性地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可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现有的教材内容中，潜在着不少生态文明教育的资源，在教学的过程中，应积极开发利用这些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生态文明教育。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举措

如上所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是贯彻党的十精神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适应时代的必然要求，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现有的教材内容中，也潜在着许多生态文明教育的资源。针对如何根据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开发和利用潜在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笔者建议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生态法律法规教育，还要开展灵活多样的生态文明实践教学活动，以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效率。

（一）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

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关键是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是一种全新的人类道德，它是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生态道德观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理顺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生态道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教育学生学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树立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对个人主义价值倾向。这种生态价值观与生态伦理，其实是与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相一致的，是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拓展。只有在理论上让学生对生态道德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才能树立生态道德观。

（二）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法律法规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不仅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自觉遵守保护环境、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合理消费等生态道德规范，而且还要对学生进行生态法律教育。法律与道德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是一种行为规范，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道德强调的是“应该与不应该”，而法律则是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规定着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现有的教材内容中，有很多法律的知识，但涉及到环境法律法规的知识却比较少，只有在第五章第三节中讲到“公共领域中的法律规范”时，才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第七、八章的法律教育中，也很少有系统的环境法律法规教育内容。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本课程的特点，挖掘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资源，进行适当补充，对学生进行环境法律法规教育。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重视对资源环境领域进行立法活动，并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增加这些环境法律法规教育的内容，让学生对生态法律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这对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法律素质，提高大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以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教育

理论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生态文明的一些知识，包括生态道德观、生态法律法规等，通过理论教学，可以让学生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认知。生态文明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一样，都要经过知、情、意、行等几个环节，所以，除了理论课教学之外，还应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有助于大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有助于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总课时中，有四分之一的实践课时，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课内实践和课外实践等多种形式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1.课内实践教学活动。在课内实践活动中，可以设计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环境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如连续的严寒天气，有些同学开始疑惑“地球是变冷了还是变暖了”，就这个问题，可以让学生搜集资料，通过数据对比，展开讨论。还可以就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情展开讨论，比如近两年来，广西多地发生地陷灾害，这些地陷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通过设计这些贴近现实生活的环境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或辩论，引发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新思考，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培养环境保护的意识。

2.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在课外实践教学中应注意，活动前要拟好主题，精心准备，明确活动的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课外生态文明实践教学活动；另外课外实践教学活动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还可以借助党团活动或第二课堂活动，开展一些生态文明主题活动，如每年的4月22日“地球日”，可以以“地球日”为主题，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地球一小时”活动等，让学生参与到这些全球性的环保活动中，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暑期环保调研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

除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学校还应加强生态校园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氛围，只有把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和校园生态环境建设等结合起来，才能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于海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思考[J].职业与教育，2010（10）

[2]莫敏秋.高校德育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J].肇庆学院学报，2003（6）

[3]刘江毅.付文杰.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J].教育与职业，2005（11）

法律内容论文篇（9）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学生法律素养现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250-02

一、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法律信仰缺失严重

近年来，医患纠纷增多，医患矛盾增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者对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法律素养，从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应用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虽然被调查医学专业学生基本上已经修完《法律基础》，掌握的法律知识还不错，法律应用的能力也说得过去，但是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法律信仰严重缺乏，不相信法律在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医患纠纷中的作用和能力，不相信法律在保护公民和医疗机构权利方面的作用，质疑立法机关的权威性，怀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公平性[类似调查结果也可详见佟晓辉、叶振国、刘伟和杨文君在2008年《中医教育》第1期发表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与对策》第18-19页]。在依法治国成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大背景下，医学专业学生这种法律信仰状况令人担忧。

二、法律信仰严重缺乏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早在1997年9月，依法治国就被确定为我国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然而，16年过去了，法律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远没有达到应该有的高度，即将奔赴工作一线的准医务人员――医学专业学生有这种现象更值得思考。

（一）当前社会的法律现状直接影响学生的法律信仰

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法律信仰缺乏，与当前整个社会的法律现状有直接关系。法律信仰的提升需要“立良法”、“正司法”、“严执法”和“重守法”，显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近年来，我国立法速度不断地加快，许多法律无人知晓，使得法律形同虚设。司法体制有着明显的弊端，法律效益低下。执法弹性较大，侵犯百姓权益现象屡见不鲜。上述状况难以满足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期望值，法律被信仰难度较大。

（二）法律基础教育存在着重知识轻信仰的现象

由于高等中医药院校中《法律基础》或《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时有限，教师上课多半注重对法律知识的讲解，极少涉及对法律信仰的教育。从目前常用的《法律基础》教材内容看，教材内容多是对各个部门法的罗列和简单介绍，很少以案例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讲解法律，内容极少涉及到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教育和训练。学生修完《法律基础》这门课，除了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以外，在法律信仰方面没有明显提升。

（三）《法律基础》教学方法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法律基础》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也很有人专门探讨这门课程的教学方式方法，实际上，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对于提高高等中医药医学专业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十分重要。法律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识记再多的法律知识也没有实际价值。改革和完善《法律基础》的教学方式，增加案例教学和体验式教学方法，让更多的学生参与案件分析[孙健：《增加大学生法律素养的路径探析》，载于《教育教学论坛》2010年第24期，第42页]，使得学生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的权威、法律的威严、法律的公平、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正义，增强医学专业学生将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十分必要。

（四）《法律基础》教学内容需要进一步合理调整

目前，《法律基础》教材内容多而全，多为面向所有专业学生的全国材，针对性不强。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需要有颇具特色内容的《法律基础》教材。教材内容应当增加与将来工作有关的法律内容，删减一些实用性不强的章节。《侵权责任法》、《劳动合同法》、《执业医师法》、《行政与行政诉讼法》、《保险法》等主要内容等应当直接进入《法律基础》教材，并重点讲解。《法理》、《国际法》和《宪法》等课程内容可以简单一些。总之，大而全的教学内容，导致重点不突出，实用性不强，影响学生法律信仰的提升。

三、高等中医药院校《法律基础》教学改革方向与措施

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学生法律信仰缺失，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其中加强《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明确《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方向，确定《法律基础》课程改革内容，改进《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尤为必要。

（一）《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方向

1.授课内容法律知识与法律信仰并重

法律信仰是法律素养的第一要素，没有法律信仰，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采取各种方式，加强高等中医药院校《法律基础》中法律信仰教学内容，使得法律知识与法律信仰都得到加强，提高医学专业法律素养，对于即将奔赴医务工作的大学生而言，十分重要。通过传授、讲解和剖析法律知识，使学生对法律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通过案例分析、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等方式，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律知识，并潜移默化地加强他们对法律信仰。总之，传授、讲解和剖析法律知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加强和加深医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坚定信仰才是最终目的。只有加强了法律信仰，才能正确运用法律，切实提高法律素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达到《法律基础》开设的目的。

2.适当增加实用性强的法律教学内容

现在常用的《法律基础》教程，普遍采取模块式的安排，将授课内容分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宪法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诉讼法律制度、国际法律制度等，结构大而全，内容繁多，重点不突出。针对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法律基础》课程可以有所侧重，重点培养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律信仰，提高学生的权利意识、程序意识、合同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成本意识。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法律基础》教程，应当紧紧围绕教育培养目标来编写，不能像大众化的《法律基础》教程那样针对性不强，全面但重点不突出。适用于几百个专业背景的《法律基础》教程，医学专业学生不感兴趣或收益甚微，是难以避免的。

3.增加法律案例教学和实证分析内容

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法律信仰的提升，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法律案例教学和实证分析来实现。《法律基础》课程不能填鸭式的灌输方式，否则，只能让学生被动接受，甚至可能遭遇学生无言的抵制。以案例教学作为法律教育的主要手段[ 周禄涛、高雪娟、张凯：《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方法浅析――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载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3月第15卷第1期，第92页]，让学生亲身感受案例发生的经过，让法律融于学习之中，增加《法律基础》的趣味性和实战性，增加对法律实际功能的理解，提高医学专业学生法律信仰。当然，法律案例的选择，也应当更加贴近医学专业学生将来的工作环境。法律实证分析主要是针对医药卫生领域的现象和问题，运用法律的手段分析论证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行立法的分析，让学生感受到法律对社会关系调整的作用，增强学生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

4.课程开设的形式应当多元化

提高医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兴趣，课程开设形式应多样化[万筱萍：《新时代大学生法学素质的培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8页]。形式服务于内容，高等中医药院校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开展《法律基础》教学，有助于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律认同和信仰。目前，医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不认同，有抵触或者怀疑态度，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手段，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视频、动画、PPT讲解和小组讨论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改变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逐渐提高医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

（二）《法律基础》教学改革措施

1.专门设立法律信仰培育与体验模块

高等中医药院校《法律基础》授课内容应当实现法律知识与法律信仰并重，应当对提升法律信仰的内容进行模块化处理，专门设立培育和提高法律信仰的内容。通过案例展示、实际参与、小组讨论、师生互动等环节，加深学生对法律内容的理解，提升学生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破解学生对现行法律的误解，实现医学专业学生逐渐提高法律信仰的目的。在现行《法律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可以在每一章节的最后设置有意设立“法律信仰培育与体验模块”，通过正面素材展示，反面教训警示等内容，增加学生对法律权威性、科学性、实用性、严肃性和强制性的认同，逐步改变对法律的不信任[ 周禄涛、高雪娟、张凯：《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方法浅析――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载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3月第15卷第1期，第91页]。

2.增加医药卫生领域法律法规并提高内容的实用性

对于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法律基础》教材内容针对性不强问题，可以从教材结构、教材内容、教材风格等方面进行改革。教材结构方面，需要单独增加一些颇具特色内容的章节，例如《侵权责任法》、《劳动合同法》、《执业医师法》、《仲裁法》、《保险法》等；教材内容方面，除了简单原理介绍和法条分析之外，应当适当增加“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专家提示”、“判例解读”等内容；教材风格方面，可以适当增加教材的活泼性、趣味性，实现形式上图文并茂，内容上生动活泼，改变学生们对法律的错误认识――法律是一门死记硬背、枯燥无味的学科，恢复学生学习《法律基础》的原动力。

3.强化案例分析教学提高法律信仰

高等中医药院校《法律课程》中强化案例分析，可以逐渐提高医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认知、认同和信仰。通过剖析医务人员实际工作中发生的案例，从民事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角度对案例进行全面解读，并结合现行法律规定进行评判，让学生可以切身感受到活生生的法律，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法律规定、法律运作的正确认识，提高学生们对法律的信仰。

4.开展实证分析教学坚定法律信仰

以法律问题为中心开展多角度的实证分析，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模拟立法”、“模拟执法”和“模拟司法”中来，提高并坚定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律信仰。把自己舍身处理地当做“立法专家”、“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处理现实问题，思考如何去立法、执法和司法，加深对我们现阶段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认识，有利于坚定法律信仰。

四、结论

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关键在于法律信仰的提升。虽然我国现阶段立法、执法和司法尚有不完善的地方，可能会直接影响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但是，开展法律基础教育，加强《法律基础》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改革，有利于缓解医学专业学生将来工作对法律的强烈需要与法律信仰缺失之间是矛盾。因此，加强高等中医药院校《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信仰教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佟晓辉、叶振国、刘伟、杨文君：《高等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与对策》，2008年《中医教育》第1期，第18-19页。

[2]孙健：《增加大学生法律素养的路径探析》，载于《教育教学论坛》2010年第24期，第42页。

[3]周禄涛、高雪娟、张凯：《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方法浅析――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载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3月第15卷第1期，第92页。

[4]万筱萍：《新时代大学生法学素质的培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8页。

[5]周禄涛、高雪娟、张凯：《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方法浅析――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载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3月第15卷第1期，第91页。

作者简介：

杨逢柱，男，法学博士，讲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医药卫生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

法律内容论文篇（10）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