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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绘画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一、引言
人们过去并未意识到儿童随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义,更谈不上对儿童艺术的发现及关注,然而,随着人类艺术史上对儿童艺术的发现及现代艺术的产生,儿童艺术在当代艺术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显。现在,“儿童艺术”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儿童艺术中那种形象的简化、画面的和谐、富有表现力的线条、大胆的纯色平涂以及那种无意识的创作状态,使得西方现代艺术家怀着新奇的目光从儿童艺术中汲取营养。
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对儿童艺术的认识与评价
儿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为什么会吸引全世界艺术家的目光?在儿童艺术中,儿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态每每使我们拍手称快,是任何人为的方法都无法企及的。儿童艺术是无意识下创作的作品,是儿童心智和心绪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现着艺术创作最初的也是最纯粹的源泉。其构图造型稚拙有趣,似无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动。正如黑格尔所说:“儿童是最美好的,一切个别特殊性在他们身上好像都还沉睡在未展开的幼芽里,还没有什么狭隘的东西在他们的胸中激动,在儿童还在变化的面貌上,还看不出承认繁复意图所造成的烦恼,因而在儿童绘画里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对事物无意识的、天真率直的看法。”儿童艺术更具创造性和表现性,注重个人感受。儿童天性充满热情,能主动、自由地表现画面,儿童看世界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眼光,他看起人来,只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大头,头上的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什么耳朵、头发、眉毛,他都没有看见,所以他不画一个人的身体,他看得不重要,只画一条线来表示。这些入眼的观察对象在儿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鲜明。儿童是画其所想而非画其所见,因此儿童画出的作品往往想象丰富,用色大胆,富有生气,有更多的灵性。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反叛传统,追求单纯和质朴无华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现代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儿童艺术,而且给予儿童艺术以高度的评价,甚至对儿童的艺术状态和儿童的艺术作品崇拜不已。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曾说过:“我曾经能像拉斐尔那样作画,但我却花了毕生的时间去学会像儿童那样作画。”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实这种对儿童艺术的新的认识和评价在野兽派那里已有所表现。康定斯基崇拜儿童艺术是因为他认为儿童艺术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直觉表现,他说:“儿童除了描摹外观的能力之外,还有力量使永久的内在真理处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现的形式中。……儿童有一种巨大的无意识力量,它在此表达自身,并且使儿童的作品达到与成人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画家马蒂斯、杜飞、夏加尔,尤其是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同样感到了儿童艺术的魅力。西方艺术家所向往的那种无意识的创作状态、“信手涂抹”在儿童艺术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三、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儿童艺术的借鉴与模仿
从19世纪后半叶起,西方画坛发生了重大变化,眼花缭乱的西方现代画派,既受到儿童绘画在艺术形式上以及表现技巧方面的启发,更受到儿童对待绘画的基本态度无意识的强烈冲击。对儿童艺术的推崇与模仿直接反映在他们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儿童的这种天真状态,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绘画技巧上使用儿童那种环绕的、粗陋的轮廓线,反应在作品《动物园》、《他喊叫,我们玩》和《女舞蹈家》中,这些画中线条技法与儿童素描的线条技巧很接近,尽管它更细窄,更优美。《高架桥的革命》画面上简单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桥,表现出了克利对儿童画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号化形象的兴趣。在米罗的绘画世界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位大师对儿童艺术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许多绘画作品中,人物没有身体表现,头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脚为末端的直腿上,整个脸像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或圆形,这种极端单纯化的形象的变体,也就是儿童画中的“蝌蚪人”样式,如作品《在甲壳下部》、《黎明时瞪羚的哭叫》和《绘画》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农场》都已呈现出一种儿童般稚拙的风格倾向。后来由于战争,米罗的作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画面依然保持他那种天真、优美的风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诗人》都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创作出来的,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迹。无怪乎有批评家说:“米罗的天才是一种返老还童的天才。”涂鸦和儿童艺术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灵感来源,他特别赞同用最简单的正面和侧面形象及儿童的轮廓线风格画出大脑袋粗陋人物,也赞同儿童对记忆中传达信息的细节的强调,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蛮、直接和确定的方式抛弃“后天学到的手段”,去探讨一条回到“艺术基本的、形成的时期,记录下儿童式的天真与好奇状态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画面中描绘的是巴黎的景色与生活,具有一种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摆脱了克利艺术中那种幻想、略显天真的气质,而转向一种独特的、奠定自己在艺术史上地位的绘画创作方法,创作出一些涂鸦形态的作品,如在《人间的联欢节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以此法创作出来的令人厌恶和不安的欢乐氛围。
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荒诞和随意性与儿童艺术中的荒诞和随意是一致的。“荒诞艺术比起优美、崇高的艺术更加深刻地表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生命力。”这是西方现代画派对怪诞艺术的看法和推崇。现代派大师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就从古代非洲的绘画和雕塑中吸取怪异而又荒诞的特点,在我们的眼中极不符合常规,但这与儿童美术中的无意识荒诞的想法极为相似。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儿童艺术的接受主要表现在欣赏他们的天然和单纯,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国评论家在观看他们的画展时,曾称这些颜色不符合“客观实际”,艺术形象难以理解。虽说在现在看来有点言过其实,然而的确在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画家进一步转向表现内心情感,这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绘画逐渐摆脱传统上摹写现实的主流画法的新的一步,在野兽派绘画中,马蒂斯等画家的一些人物画有一个特点,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弯曲的形态和封闭的轮廓线。如马蒂斯的《浴者》和《海滨妇女》,这些作品使人想起儿童艺术的某些特点,人物的形象看起来“不准确”。上述这些对儿童艺术语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现代艺术家们从儿童那里重新获得天真、纯朴和清新的内在品质。
四、现代主义绘画大巧若拙
现代主义绘画在许多方面更借鉴儿童艺术,但他们的目的并非简单地重创儿童绘画,在技巧、表现形式上与儿童绘画有很大差别。儿童绘画是在生命之初对世界的探索尝试,表达的是整个生命尚未展开的天性。而大师的绘画则是在生命成熟阶段对探索世界的提炼总结,表达出整个生命发展过程凝结出来的人格特征和艺术个性。所以,儿童画一张张来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积看起来,其面貌给人的感觉大同小异。大师绘画则不同,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现代画家在对儿童艺术的借鉴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艺术个性,他们使用儿童的符号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们比其他艺术家更需要这种敏锐的感觉力,带着激情去感受儿童的绘画世界。他们的绘画有着精致的层次和精湛的技巧,虽然绘画的最终效果有着明显的随意性,但与儿童天真的艺术并未完全融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又相得益彰。儿童的绘画作品是“原始”形态的、天真纯朴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样式表现出来。这在儿童是很可贵的,也是许多中外画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那么艺术家追求的天真纯朴和稚拙与儿童绘画所表现出的天真纯朴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辙呢?这对于我们更深一步了解儿童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审美创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阶段。开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随着审美创造技巧的提高,进入精巧工巧阶段,有了丰富的经验、功夫、素养,才能落尽繁华归于朴淡,进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没有深厚的功底,片面为拙而拙,只会粗陋低俗。戴复古说:“朴拙唯宜怕近村。”(《论诗十绝》)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则是一种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质。拙朴绝非粗率平庸之辈所能达到的,它是审美创造高度成熟的标志。追求儿童趣味的艺术家在某些方面与儿童绘画较为相似,例如:以线为主,平涂色彩,不讲焦点透视及夸张变形手法等等。但儿童艺术中的那种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艺术家们加以发挥、拓展,成为崭新的艺术形式。虽然他们画中的“拙”与儿童绘画中的“拙”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但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之“拙”。写意大师崔子范也曾说:“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孩子只凭热情作画。在他长大之后,也应该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态,去重新发掘自己儿时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画中表现自己的感情。当一个成熟的画家运用这种方式作画时,当他将艺术大师的精湛技巧与孩子般的天真烂漫融合在一起时,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虽然西方的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画家的作品源于儿童绘画的造型符号,但他们靠熟练精深的技巧来完成。大体上都经历了由开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趋精深,进而追求“返璞归真”的过程。虽然也有追求儿童“拙味”的画家未经过专门的训练,但他们也难免经受艺术传统的熏陶,前辈及同代画家的影响与个人技巧的锤炼。克利虽曾说:“无需什么技巧”,但他毕竟经过了传统艺术熏陶,其艺术风格必有传统技巧的痕迹。可见儿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画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朴最难,拙近天真,朴近自然,能拙朴则浑厚不流为滞腻。”拙朴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东坡题跋》),在平实朴素粗散的形式中,蕴含着深厚的审美素养和丰富的情感意味。没有一定技巧的锤炼,一味片面追求儿童“拙味”,只会流于粗俗浅薄,达不到自然浑化的拙朴之境。
五、结语
总之,现代艺术家们从儿童艺术中获取到了造型符号的灵感,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论促成了人们对儿童艺术的进一步关注、承认和了解。在现代艺术中,传统的审美标准首先被打破,几乎没有什么尺度可以将儿童艺术与大师的作品相区别。当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与儿童的绘画作品之间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划上等号,这些现代艺术大师的绘画毕竟是落尽繁华归于朴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戈德沃特.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M].殷泓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54.
[2]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于是,没有来过的艺术家千里迢迢来了,来过的艺术家反复再来。
我自己画画,画热带雨林,我看朋友们画画,看他们如何画热带雨林。
而我们似乎要思考一个问题,热带雨林这样的复杂的或者说如此丰富的自然植被,用什么艺术形式去表现它才能具有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感觉或者说具有热带雨林的味道。
自己思考,和朋友讨论。
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不小心个别朋友就多了心眼,以为你是在批评,以为在褒贬。
这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青天白纸,当我们把宣纸铺在地上,面对让我们欢呼,让我向往的热带森林,面对那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树,奇花,怪藤,我们按捺不住艺术的冲动,
中国画的表现形式有大写意,小写意,兼工带写,工笔等几种形式。
大写意,讲究笔墨语言与画家的激情碰撞,绘画过程入大河奔流,势不可挡;
小写意,讲究笔墨语言与画家的理性结合,一招一式,娓娓道来;
工笔画,从自然的宏观到微观,注重情结,描写细节,慢中出细活;
线描,最原始也是最现代的绘画语言,抛弃胭脂白粉,一根线拴住一个世界。
好了,这几种绘画形式,到底哪种形式与热带雨林多层多种的森林形式契合
笔者斗胆认为:
大写意最适合表现单种植物,如梅花,竹子,牡丹等等,借物表情;当用大写意表现热带雨林的时候,似与不似的表现形式无法表现一个生物社会,无法表现纠缠在一起的热带植物。
小写意兼工带写,钩花点叶,面对铺面而来的热带雨林,可以从容不迫,把它们一一收入画中。
工笔画更胜一筹,大树的奔放,把那些相拥在一起的树分得个明明白白;小花的细致,把那些花,雄蕊雌蕊一丝一毫纳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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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振华 彭振华 何 州 张悦月 潘双洁 李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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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翔 曾柳芳 杨文懿 关芮佳 吴佳欢 李欣慧
蒙丽婷 陈雨棠 周圣娥 何曼源 周彦汝 李文萱
黄笑涵 罗海权 黄嘉曦 梁吉慧 陈张颖璇 杨科瀚
安芷娴 廖陈萱 赵芷仪 兰茜榕 罗羽静 梁佳惠
韦慧伶 赖彦 杨思蕾 钟子成 潘杨健一 韦欣媛
魏熙珍 覃媛媛 黄 鹭 何叶子 黎芷伶 肖天欣
杨丰瑜 陶迪雅 罗润鑫 涂隽凡 韦 力 黄晓芙
陆昕琳 钟绮卉 黄千禧 范瑶 骆奕伶 韦梁智
廖欣怡 蒋宾浩泽 陆泽霖 李馨雨 章雨欣 罗思琴
韦传琳 杨文静 肖景轩 陈艺鑫 蔡雨珊 潘雨涛
赵奕雯 谭琳 尹 辰 崔馨元 卢麒源 吕佳玲
韦比松 林佳慧 吕佳玲 李海文 陈小慧 唐韦雪
李可盈 韦柳惠 熊燕芳 覃耀萱 黄诗怡 王子龙
廖芳燕 肖妮 吕俊辉 刘媛媛 覃蓝佳 韦美术
覃元桂 庞秋怡 沈旭东 庄心仪 蒋义炽 覃育慧
韦晓彤 韦芳媛 庞振豪 赵苡萱 张文缤 黄芳芸
钱虹羽 罗欣研 韦文 杨云帆 张依俊 谢佳林
马艳钰 黄静霞 张依俊 黄艳芳 梁正宁 黄静霞
韦晓彤 梁正宁 莫颖婷 曾紫婷 孙梁惜宁 谢佳林
陈晓薰 何业鹏 盘小嘉 苏文洋 莫颖婷 黄芳芸
黄月妮 黄春莲 周海莲 汪祚酉 徐思棋 蒋青青
汪瑞希 周琦皓 黄丽廷 吴雨欣 欧阳贤 杨宗垒
张宇洁 张汝佳 黄玉清 潘雨璇 谭健均 刘嘉琳
莫思雨 唐梓鑫 周蓝斯羽 韦银莉 周睿婕 黄麟雅
莫彩珍 覃韦心葛 陈心语 李君念 韦嘉宁 罗旃萌
刘 颖 韦香妮 韦雨君 黎乙程 吴欣雨 谭栅栅
吴雨薇 覃思媛 赵星鑫 蔡 苗 吴佳玲 宋美淇
曾祥忆 张思思 刘沁缨 谢秋莹 韦璇薇 张凯杰
覃思意 陈 雨 张方涛 贺晨阳 雷雯杰 周静宜
黄浩宇 罗静一 雷雯杰 周晓芸 韦慧轩 桂珂嫣
凌姣业 桂诗琪
哈尔滨市
柳姿彤 孙丽媛 纪雪莹 李 丽 宋 妍 朱晓红
朱晓红 丁宇琦 宋金阳 范子琳 王思涵 陈佳琪
李昕彤 王 磊 宋雨薇 才金宝 佟林哲 何文雪
何文鑫 包 帅 李士萌 何有轩 褚 楚 李龙超
刘佳妮 罗涵文 张慧明 祝婉婷 彦宇舒 尹奂奂
王含玉 李纵闻 刘盈 赵唯均 张福林 徐 良
付林雪 刘铭洋 陈雨霏 杜明阳 角 泉 王 越
吴若阳 周芷晴 刘锦琦 许天翔 许天翔 卫一霖
刘依铭 刘宣圻 李若语 张俊 陶铭淇 赵灿琼
李雨欣 刘思含 刘浩然 杨宇豪 李若菲 周雨菲
吉林市
孙源徽 王梓桐 于涵一 尚 舒 申晏骁 余香廷
朱俊烨 吴翼飞 李婉鸿 邱 硕 于承渤
松原市
刘子怡 徐文 陈佳妮 赵思琪 齐柏强 王爱华
张丽娟 马玉范 邱素涵 刘梦琦 赵欣宇 索弘光
肖 贺 张 健 梁 雪 孙伟东 崔雪情 张秀影
奚 琪 奚 琪 王 晨 辛 淼 杨辛然 王成文
张佩佩 杨天水 齐开胜 李文贺 潘柏民 潘柏民
潘柏民 潘柏民 潘柏民 张晓东 孟凡丽 周楚薇
王宇驰 刘 锐 吴依铭 李坦妮 王曦蔚 励 志
刘 畅 孙铭麒 王美婷 王一词 李 想 杨国瑞
王 煜 王艺璇 付俊泽 刁韵颖 孟祥宁 曲金欢
李浩均 李 昂 张津源 王文暄 刘 昕 姜 宇
陈怡涵 夏熙雯 董娈珈 陈 熙 王 鹤 陈 瑜
朱美琳 张笑笑 于诗园 刘 佳 王 王文暄
王文暄 孙溪然 彭鑫洋 陈 瑜 于鑫蕊 孙焕然
王 娟 段伟明 高 赫 侯铭爽 黄 炎 贾晓慧
姜琳琳 金 日 李 帅 李思琪 赵天歌 刘佳鑫
刘思彤 吕程俊 马千惠 王浩言 王 茜 杨傲家
杨昕蕊 于超印 张艳阳 张 宁 邹人键 王卓然
丛超博 高赫男 汤 张一涵 初一名 李玉洲
潘思宇 吴庚奇 马千惠 王卓然 秦浩然 张永依
孙 琪 刘芳语 王小渔 代一泽 廉艺菲 王 策陈昱涵 刁 韧 孙一涵 一昆 王 瑜 心
韩斯竹 刘超然 李 思 董瑶鑫 钟立凡 窦莹莹
窦莹莹 王敏莉 李佳鑫 王 磊 王祖彤 冯子缘
杨 贺
辽源市
杨懿琪 秦佳兴 刘海莉 徐 璐 徐文艳 于昕鹭
何 奇 张丽娜 钱薪宇 郭红波 樊志生 刘韩宇
车 帅 徐明洋 田红华 明汉宇 张 敏 刘 莹
刘莹辉 高佳莹 刘延 张雅南 张 航 谭 颖
谭 颖 丁志航 韩玉海 韩玉海 孙晓丹
辽宁省腾鳌温泉小学
于 浩 李寅姝
论文一等奖
上海市
叶潮伟 刘伟利 胡新生 张自文 杨 敏 赵 燕
吴魏青 陈 剑 钱 琦 陆 天 张佳敏 顾 凤
杨慧敏
深圳市
王荟姝
柳州市
李媛玮 韦雯婧 符 琦 郭璐茜 陆利妮 莫海涛
黄 云 陈洪清 黄兰秋 覃苇苇 郑 雪 孟 溪曹 曦 赵红剑 彭 红 王燕春 覃远彬 冯 娉
程 静 蒋 玲 张 瑾 韦晓妮 邓雯倩 王 莺
张 妍 张豫晋婧 袁小欢 韦庆鲜 余宣萱 周佳蓉
屈平燕
哈尔滨市
李忠厚
吉林市
王 毅 陈大明 王秋艳 周凌颖
松原市
白天才 田钰婷 王 梅 黄焱华 于雅秋 武 毅
赵英伟 马俊和 杨国华 王清民 王成文 石中华
杨昕东 邢晓娜 敖桂清 尹红梅 刘 蕾 范秀玲
汪艳霞 李红悦 徐海龙 任 政 郭 军 冯东双
赵晓丽 姜玉双 林 丽 包俊峰
辽源市
林国艳 姜仁东 赵富坤 王海冰 李恒文 刘金艳
孙长祥 毛孝君 邢丽艳 张立君 王丽君 张 成
宋仁平 翟秀艳 孙万鹏 刘青峰 王 敏 孙亚东
刘秀娟
辽宁省腾鳌
张 虹
论文二等奖
上海市
周 巍 林哲纬 掌晨欣 杨 敏 杨 钱 琦
杨弘
柳州市
李丽娟 廖玉菲 温治水 郭贵荣 吴 柳 苏桂弘
陈麒羽 汪 源 林 娟 张法春 梁立秋 覃新干
梁立秋 肖海艳 黄喜义 韦冬耐 李健群 黎 雪
陈小兰 黄梅芳 全丽萍 罗柳慧 陈英萍 陈 陪
钟凤群 廖小珠
哈尔滨市
曲永妍 李恩艳 高 磊 杨 鑫 孟祥珍 徐英新
苏 婷
吉林市
邵云鹤 杜 颖 刘红丽 王秀梅 崔成花
松原市
王艺霖 郭春雨 冷 爽 王峥峥 赵 丹 黄海波
李 敏 刘权超 姜淑杰 李彤云 冯艳英 臧春宇
梁鑫淼 苗迎春 李淑娟 赵 亮 史文宇 程雪莲
焦少晶 姜 雪 王丽娟 王海燕 成 尧 杨丽娜
袁红梅
辽源市
李 艳 赵大光 宋 超 林淑凤 阮秀玲 鞠艳艳
二、民族文化决定绘画心理的构成趋势
“每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结构都是由多种心理要素奇妙地排列组合而成的。从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格局上发挥其动力定型的系统功能,产生独特的审美效应。”[3]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框架构成是以本民族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受生存环境、文化传承、生理素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以民族特有的稳定性自动渗入到整个民族的大脑记忆库中,并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不断规范着民族心理的发展轨迹。
2008年,IBM首先提出了“智慧城市”这一概念,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目的通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各种智慧化手段对城市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缓解、消除城市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赋予城市空间更丰富的多维感知性,减少城市居民因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压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健康、美好的发展。
1.2智慧城市智慧化的具体表现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逐步改变着人类探索世界的方式方法,使得城市体系中的诸多因素被更加清楚的认识、辨析、判别和处理,促使城市运作过程中将更多的对自身运行的规律有所把握。以此达到城市运作更加高效、精确、便捷的智慧化目的。城市的智慧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全面感知
通过物理城市空间内部无处不在的传感、遥感装置,构建城市的感知网络,全面、透彻、实时的获取城市运行的数据。从而对城市运行的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
②深度融合
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网络通信系统的深度互联与融合,使得城市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频繁、有效的信息沟通成为可能,大大降低了系统,或系统中的个体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③协同运行通过信息的高效获取、处理
以及高度集成化的信息实现了共享,减少了资源利用上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费,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利益相关的各方可步调一致的采取相应的行动,加强了系统、个体之间的协同性。
2徐州城市智慧化转型的必要性
紧跟世界、国家的脚步,徐州亦把城市化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根据江苏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徐州市域总人口95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6%,预计到2020年,市域总人口将达到1000万,城市化水平预计达到58%。徐州以苏北“老工业基地”著称,在以往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消耗大量能源,排放各种有毒的废弃物,占用绿地等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的代价,为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降低了城市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徐州城市化发展方式急需由“粗放型”向可持续健康的“智慧化型”进行转变,以和谐、智能、方便、节约、生态生活为宗旨,为城市居民营造温馨、舒适、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城市的智慧化转型是提升徐州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必然选择。
3徐州城市智慧化转型的科技保障
科技的发展是城市智慧化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电信智慧城市研究组在《智慧城市之路》中曾指出“智慧城市就像是一台电脑”,没有当前的信息技术作为后盾,城市的智慧化发展便等同于无米之炊。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科技中心,大力实施科教和人才强市战略,徐州市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矿业大学等国内365家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同时,形成较为丰富的创新平台体系,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17家。2013年,徐州全社会研究与发展(R&D)活动经费达8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总数达196家,其中重点实验室5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家,企业院士工作站15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8家,科技服务平台16家。2013年8月13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宣布:徐州列入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计划,标志着徐州市现有的科技环境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向智慧城市建设全面升级的条件。在科技大环境的带动下,徐州城市进行智慧化转型所需要的感知、网络通讯及网际融合等基本硬件基础设施也已初步具备,如:
①感知网络
近年来,徐州以传感器、自动识别、条形码、遥测遥感、卫星空间定位等为主的感知技术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另外,中国矿业大学与市政府合作成立了“感知矿山”的国建重点研究实验室,对带动当地的感知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新一代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便于实时、全面的掌握城市运行、发展的状态数据,直接推动了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感知、互联互通。
中国电影和传统绘画在创作实践中所存在的深刻关联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作为电影艺术表现力的重要元素,电影字幕会通了中国传统绘画“题画诗”、“题跋”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影片画面、叙事结构紧密结合,营造了中国电影的独特艺术氛围。电影字幕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演职员表的字幕和语言翻译的字幕;二是在故事进展过程中加入的字幕。此文讨论的主要是后者。这种字幕形态,在中国电影中,正是发挥了传统绘画的“题画诗”或“题跋”的艺术功能。
一、抒情寄义,营造意境之美
众所周知,在画面上题诗、题跋,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独特的表现形式。它的形成源于书画同源、诗画一体,是诗歌和绘画联姻的产物。一方面,诗与画共同的写意性可以使整幅作品意境会通;另一方面,题诗对于绘画的点醒,既是画意的延伸,同时也暗含着“言志”的艺术传统。明代唐寅作《秋风纨扇图》,画面上是一女子手执纨扇,在庭园中徘徊,面部表情神色忧郁。画家在画幅题诗道:“秋来纨扇合收藏,何时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正是因为有了画面上诗与画两相映衬、相谐合一,所以才能提示观赏者超越画面本身去探知它的画外旨趣,即,去感知与想象画中人物的身世际遇和如此感伤的原因。尤其一句“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不仅有看破世事后的劝慰,也更深层地表现出对于世态炎凉的感慨和愤懑。
同样,在中国电影中,字幕较之于具象的电影画面,可以更好地体现出文字给人的想象、联想、思考功能,它与画面的配合,更易于抒情寄意。在王家卫的影片《2046》中,周慕云与另一个苏丽珍在斑驳的墙边分别后,苏丽珍伴着音乐凄婉地走着,字幕插入:一若牡丹盛开/她站起身/走了/留下既非“是”又非“否”的答复。如果只看画面,给人的视觉感受仅仅是一个女人凄婉地走着。而字幕的加入,使这幅画面犹如一曲视觉咏叹调。在影片《东邪西毒》中,一开始就是黄河起伏不定、波涛汹涌的空镜。一组西毒和欧阳峰的快剪之后,波涛翻滚的水的背景上出现竖排三行的字幕:佛典有云:旗未动,风也未吹,是人的心自己在动。这些字幕犹如写在画卷首端的题跋,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画幅的基调,它暗示着影片的内涵不止于重现一个武侠世界,而是借武侠的躯壳来探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问题。贝拉·巴拉兹在《可见的人电影精神》中说:“各种生动的文字符号是感情运动的书画轨迹。它们不是抽象的,而是内心状态的直接再现。”这里的字幕与绘画的“题画诗”一样,正体现了创作者的“内心状态”。在影片《悲情城市》中,文清去山上看宽荣,转达黄先生之弟死前给黄先生的留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以及文清所言“狱中已决定,此生须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从前一样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们能做的我都能做”的字幕。都有“言志”的功能。
二、虚实互衬,突出形式之美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题画诗”、“题跋”对画面构图和意境还有一种互衬的作用。因为文字本来是一种虚象,它虽能示意,但并不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墨迹又是实在的,这就有利于构图景物虚实的互衬。例如潘天寿喜作巨石,如果从体面上解决石头的质感会造成平板堵塞的感觉,所以石采用轮廓线形,又由于面积太大,因而他常在石上题跋,达到了构图既不太实,也不太虚的感觉,而由于书法的形式美,也增加了画面的光彩。
在电影中,当然不涉及书法的笔致美问题。但抛却书法不谈,文字与影像画面所产生的互衬的关系仍然可以在中国电影中找到痕迹。根据画面的色彩、内容和节奏选择适当的字幕颜色,不仅可以丰富画面的色彩,甚至可以起到渲染气氛、扬抑情绪、突出重点的作用。同时,中国传统的美学观也对电影字幕的构图提供了借鉴,例如传统绘画对自然色彩的拟人化,像“绿肥红瘦”、“怡红快绿”、“伤心碧”、“寒烟翠”、“青欲滴”、“绿生凉”,这些古诗人笔下的色彩感觉运用在字幕上,都会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震撼。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字幕与画面互衬的一个特例。这部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影片将小说文字与电影影像做了完美的结合。从片头处,振保在旅馆和过了一夜之后离开,洋溢着玫瑰般血红色的底子上,出现几行竖排的字幕: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一直到影片结尾处,振保在车上与娇蕊见面后,心情颇有起伏,一番波动之后,字幕出现: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这中间所有的字幕都是彻头彻尾的来自于原小说。从字幕与画面的关系来看,它并不是画面的书面总结,画面也不是图解。观众撇开字幕也同样能看得懂。导演也不依靠它来叙事,或者讲述人物的前史。但它插在影片中造成的那种和谐、诗意,以及难以言传的美感,正是题画诗在绘画中“互衬”作用的“转义”。
三、铺陈叙事,创造戏剧之美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2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理念设计
在世博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筑琳琅满目的场馆设计,细细品味在这些设计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本民族文化元素的体现。下面以印度国家馆为例来阐述它所独具的民族文化特色。众所周知,印度是以佛教文化为信仰的国家之一,所以在印度场馆的整个设计中,充分体现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印度著名的旅游景点“泰姬陵”想必大家都能看出它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的建筑结构,那么在印度馆中也有所体现,在场馆中央上方,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吊顶与泰姬陵几乎相同。这也是设计师通过把著名景点的建筑结构通过世博会来展现。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师还融入进去了特近自然特色的设计思维,如将草皮等一些植被运用到在这个设计场馆造型上,体现出贴近大自然、崇尚生命的设计想法。这不仅能吸引参观者还能宣传本国的文化。那么与之不能的以芬兰馆为例,芬兰馆的设计特色可以体现出它们国家本身的现代化的设计特色,其简约的设计造型,突出了北欧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设计特点。它的造型如同一个纯洁的白色巨碗,没有任何过分的装饰和造型设计,体现出简约、纯净的文化特色。走进场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都是以简约二字为主的。色彩的应用也都是以纯色为主。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一个地方,荷兰馆展现了再设计的理念,设计师们富有创造性的将废弃的建筑、及生活材料通过加工再次运用到展馆墙体的设计中来。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荷兰这个国家对环保理念的重视,也体现出异与其它场馆特有的文化魅力。像这些具有自己不同手法的场馆设计展现,这些文化上的碰撞,不仅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也让我们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熏陶,在它们巧妙的展现出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借鉴他们所具有的设计思路,不难说这也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好机会。
2基于文化价值体现的群众文化含义探索
在的学说当中,文化建设构建下所代表的层次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基于当前社会对政治以及经济构建下的一种集中反映,是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生存条件下的更高追求。一个社会进行的文化主导就是对这个社会文化进行支配和领导的行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策略的构建。在当前,我国的群众文化主导地位是通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以体现的,也就是说,基于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引导着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来源。这种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成分主要包括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构建以及爱国主义教育为框架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中国梦构建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念。上述这些理论和观念支撑着我们国家的政治精神,也是对我国特色的文化支柱发展的指导依据。同时,正是上述精神支柱能够保证我国有能力也有勇气兼收并蓄,在多元价值理念以及多元文化进行发展的前提下坚守本心,不轻易被外力所左右的支撑所在。运用群众文化这一有力武器可以使得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对全社会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进行充分的维护,这已经是当前社会各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国家灵魂的基础,也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之所在,这种价值观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让全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但是如果使用传统原始的方式进行强行灌输和教化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毕竟,离群众越遥远,这种主体思想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就越浅薄。但是群众文化则可以充分的扬长避短,通过改变自己的方式,使得复杂而又严肃沉重的话题通过轻松有效的方式进行充分普及,策略性的利用群众文化参与人数众多、方式活泼不死板以及参与者身心愉悦的特点进行雅俗共赏的文化活动构建,寓教于乐,把主体思想和主导文化利用最高效有序的方式武装给人民群众,使其深深的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群众文化相对于主导文化来说,就可以利用自身特点,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平台作用。
二、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绘画
中世纪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中世纪艺术属于基督教艺术,这时的艺术,开始了从“哲学情怀”到“宗教情思”的过渡的大语境。此时艺术变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中世纪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艺术品不再模仿现实社会,而是注重表现基督教的威严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体一般直立,张开双手,但是还是有罗马艺术的影子。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复兴古典文化,在造型艺术方面,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表现技法,如人体解剖和透视法等。汉魏对图宣讲的传统在佛教传播中,将佛教主题与中土的手卷画形式有机结合;正如先秦许多绘画是为讲述而存在的,这些画卷也是为演讲者而创作。佛教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纸、绢上描绘佛教人物的神变,变文的讲解者在讲唱时即以此作为一种图解(在这些画卷上一般还有简要的文字提纲),按图讲说。图绘再次成为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三、现代绘画中与文学语境的同步发展
纵观世界艺术史,文学语境与绘画语境始终在同步发展。高明的画家往往能够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自己深刻而独到的人生感悟。这种意境是画家自身修为的体现,受画家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制约。文学艺术修养是难以琢磨的,它来源于艺术家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感受。绘画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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