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论文篇（1）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2）

鼓励与支持课程组成员进修学习，拓展研究视野、提升教学能力。

（2）学习与借鉴国内外高校优秀教学经验与成果

课程组一方面注重跟踪学科的发展，结合《计量经济学》国际国内的最新科研成果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跟踪国外、国家与省级精品课、精品资源共享课，获取有益的经验与方法。

（3）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增强课程教学效果

课程的考试分为两部分：实验和课程论文。实验的考核主要是为了促进学生熟练掌握计量软件EVIEWS的应用，能够熟练进行建模求解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检验，进一步为科学研究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而课程论文的考核主要是增强学生的科研写作能力。

二《计量经济学》具体授课内容的改革方案

在理论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要反复研讨并通过与学生的反馈交流，精心设计符合我校研究生实际的教学内容，使课程教学适应和符合培养经济管理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在教学实践方面，课程组要不断完善和更新教学案例，加强实践教学改革（特别是课程论文、课程实习等），注重培养学生在科研中应用本课程中相关知识与方法的能力。在教学载体方面，课程组要做到全部教学资源上网共享，实现课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障碍教学。由于我校管理类专业研究生需要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和解决本专业领域的实际问题，而非侧重在研究计量方法本身，因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应是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为主，课程教学应当理论与应用并重，融基本理论方法与应用为一体。考虑到本学科的研究生大部分在本科没有系统学过本课程，所以在教学中要根据大多数研究的实际情况以及本课程的体系，反复精选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之更加符合本专业教学的实际要求。本课程以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为主，适当概要性地介绍“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新发展与动态。课程特别注重基本思想、经济背景、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和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能够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现实的经济和管理问题。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解决经济管理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创新型经济与管理人才的需要。《计量经济学》实验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显著成效。《计量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环节由案例分析、实验教学与课程论文三部分组成。

（1）案例教学

为了引导学生体验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际应用，基本上每节课都结合案例进行讲解。通过实际经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了解理论方法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并结合案例分析介绍EViews软件的使用方法。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感到计量经济理论方法更加贴近经济管理实际，而且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去学习计算机软件，比单纯讲授软件本身更引起学生的兴趣。

（2）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以通用的Eviews软件为载体，为配合《计量经济学》课堂教学专门设计的辅教学环节。设计思想和目的是完成课堂讲授内容的计算机软件的实现，帮助学生理解、消化、评价课堂所学的内容。具体做法是在工商管理实验室进行专门的上机实验教学，并要求学生课外另外安排不低于10小时的上机实践。上机实验课上，在教师的引导下，要求每个学生结合自己选定的作业和设计的模型，熟悉EViews软件的使用方法各个部分的具体操作。实践证明，经过8学时及以上的训练，学生都能掌握基本的计量经济分析的EViews软件操作，都具有了用计量经济软件作实证性经济分析的初步能力。

（3）课程论文

课程论文是要求研究生结合本专业所学基础理论和自身的研究兴趣，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方法和工具，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并形成8000字左右的课程论文。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了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以后，受到计量经济分析的实际训练，对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式有更深刻体会，从而提高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和素质，提高其科研能力。通过实践性教学，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兴趣，而且使学生享受到了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实际问题的乐趣，培养了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建模能力。一方面可以参加相关的建模竞赛，更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撰写科研论文进行发表，这几年研究生的科研成果论文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

三《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方案

该课程采用课堂讲授与上机实验相结合、模型计算与问题分析相结合的授课模式，使学生探究、协作的学习过程中达到学好《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目的。具体而言，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精讲、案例、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将课程教学延伸到实践环节之中。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对象采用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形式灵活，效果良好。例如，对一些理论性很强的难点内容，如总体回归函数、总体回归模型概念的联系和区别，t检验法、P值对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的联系与区别，回归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时会出现的理论后果和实际后果，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采用精讲教学形式。对一些实践性很强的重点内容，如经济计量学的研究程序，运用包含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构稳定性，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自相关的各种诊断方法和补救措施，间接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采用案例教学形式。对一些容易混淆难以理解的内容，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不同点，对数线性模型、半对数模型、线性对数模型的设定和参数含义，采用对比、讨论教学形式。对有些难点内容，如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采用精讲、案例、讨论等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通过多媒体教学讲授《计量经济学》，突破了传统教学手段的时空限制，节省了时间，增加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使课堂教学形象化、生动化。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3）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4）

不过，事也有两说。你也可能丢人显眼，也可能显赫于一时，也可能显贵成贱，也可能显要并未重要，也可能如流星显耀而逝。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独居尊位，甚至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曾几何时，如今中国讲主流经济学竟然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2004年的那一场所谓“郎顾之争”，也不过是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争论。是的，后来也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介入，声援郎君，然而郎本人似乎并不领情，他对此的回应是，“对于左派没有任何兴趣，这整个争论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熏陶下的经济学者，所以说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对，他也乐于应战。”（引自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看来，经济学之于显学，大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缘，没有份。如果说在这场辩论中，有人显眼了，那也一定有人丢脸了，又恰好只在主流经济学之中相印。

不过，对于社会经济问题，什么学派派都可以参加探讨，都可以进行研究，都可以发表见解，这是学术自由。当今社会，由于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以此为平台的网站具有以往任何媒体所不具有的优势：跨越时空的无差别性。不仅没有学派歧视，也没有学历、学位与职称歧视，你的文章只要有观点、有见地，都可以有点击量，并广泛被浏览、被传播。虽然强势主流经济学风头正劲，新左派主动出击，大显身手，在“郎顾之争”中有力抨击新自由主义，抒发与重新抒发改革方略，其雄辩之势可歌可泣，其论战业绩可圈可点，也是近年来非主流经济学论道经邦中所少见的。“乌有之乡”（）麾下集聚了他们的主要力量，正为经济学的显要添光增彩。

2004年经济生活的风风雨雨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的显学性质。然而，“显学”之中并非所有学人都那么显赫，那么显摆。遭冷遇者有之，冷静思考者有之，长期坐冷板凳亦有之。有人想显而不能，有人不能而总显，有人想隐而反显，有人想显而总隐，有人却在显隐之间进退自如。

因而又引出一个话题，即经济学家或曰经济学人的划分。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近来有关经济学家的分类问题也引起了不少学人的兴趣，有人说，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撗г号蓴；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040820/102/255lp.html）。一种看上去仿佛很整齐的分类，你稍稍想想立即会发现，这种划分不伦不类，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的标准。第一类，理论研究型，是相对于应用、实践而言的，是表达这类经济学的在学术研究中居于的层次。第二类，商业型，效力投资银行，是讲经济学家的服务的对象、范围。一下子从研究层次的划分跳到了服务对象划分上来。不仅如此，是商业（投资银行）还是各种生产业、制造业，是产业中的那一类产业，又有不同层面的划分，显然这种划分在这里只能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是产业服务对象中的亚类层面的划分。至于而且第三类，是为政府和公众服务的，这里仍然是以服务对象为划分标准。且不说政府与公众是不是同一层面的对象，或者说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一致，而又在多大程度上不一致，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部门，它可能面对的正是企业，也可能面对的就是社会公众。如此混乱的划分，不是贫乏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贫乏！

经济学家或曰经济学人确实可以进行分类认知。如果以研究对象、以经济学本身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层次为标准，我想可划分为四大类：处于基础层次的是理论经济学家。如从事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方法论、经济史学、专项机制与范畴、名著名人研究等等的学者，当属此类。第二层次的是应用经济学家。如从事金融学、保险学、商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投资学、房地产学等等的学者当属此类。第三层次的是政策（对策）经济学家。如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对策研究、项目研究、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规划研究等等的学者可归此类。第四层次的是管理专家。他们主要置身于经济管理部门与企业之中，从事具体的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他们是理论与政策的延伸者、执行者、操作才。1980年我在写作硕士学位论文时曾在毕业论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理论联系实践和指导实践，是任何科学，自然也是经济科学各门学科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但是，实践本身是一个多层次体系。在实践的系统中，经济学各学科对其联系的层次、方式却不尽相同。我以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本份’地在自己联系实践的层次上提出理论观点，建立体系，而把理论的应用、扩展、具体化，留待应用经济学去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完成也许体现在同一些人的劳作中，也许体现在社会分工下的不同人们的劳作中，也许交错地体现在多代人的劳作中。”(/book/On%20antolabor/On%20autolabor.htm)一般说来，越是处于基础层次上的学者，他们显少隐多，而是处于应用与操作层次上的学者，则显多隐少。

如果以服务对象为标准，经济学家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国家全额供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全额供养的其它经济研究机构；第二类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企业的经济研究机构，或者受聘于企业，或者主动服务于企业；第三类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置身于高校，置身于理论经济学研究机构，比较超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企业的盈利诉求，这类学者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业余研究。既然有既定的服务对象，就一定会站在既定的立场，所谓吃谁的饭办谁的事。也有吃里扒外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者，应该属于少数，因为这只是例外，而且由于职业道德遭质疑，也不能长此以往。这三类经济学家中，有权力的人话语权也强劲，其影响范围也就大，也就显山显水。权力可能源于政治，也可能源于经济。有权有势，在市场关系中有钱也可以有势，所以，政府经济学家与企业经济学家总有更多的光环，有更多的赞誉，有更多的奖利，也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一句话有更多的权利。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5）

药物经济学(pharmaceuticaleconomics，PE)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和评估药物治疗的成本与效果及其关系的边缘学科。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通过成本分析对比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或药物治疗方案与其他治疗方案的优劣，设计合理的临床药学监护方案，保证有限的社会卫生保健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即应用经济学等相关科学知识，研究医药领域有关物质资源利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研究如何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它可以为临床合理用药、药品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提供决策依据。支原体尿道炎(mycoplasmaurethritis)是最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炎症之一，定植于人泌尿生殖道的支原体主要为解脲支原体(ureaplasmaurealyticum，UU)，国外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性成熟女性子宫颈或阴道解脲支原体携带率可达40%～80%，成年男性的携带率似乎较低。大环内脂类是目前公认的抗解脲支原体首选药物，为了探讨其最佳治疗方案，对红霉素-克拉霉素序贯治疗方案进行临床疗效观察与药物经济学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86例观察对象均为符合支原体尿道炎诊断标准的门诊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序贯组45例和对照组41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临床症状、体征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无差异，具有可比性，药敏试验结果均对红霉素和克拉霉素敏感，院前均未进行治疗。

1.2治疗方案

序贯组:用红霉素注射剂(0.3g/支，大连美罗大药厂，批号H20050117)2支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500ml中进行静脉滴注，每天2次，连用4天，第5天起改为克拉霉素分散片(0.125g/片，秦皇岛海润药业有限公司，批号H20000207)2片口服，每天2次，连服10天。对照组:相同的红霉素注射剂2支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500ml进行静脉滴注，每天2次，连用14天。两组的每日用药间隔时间和对症治疗相同。治疗前后均查血常规、尿常规、尿道分泌物解脲支原体PCR检测(UU-DNA)、药敏试验及肝、肾功能检查。

1.3成本的确定

成本是指在某项生产、服务等过程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价值。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由于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较难测定，本文从医院角度出发，只计算直接成本，因两组患者均来自门诊，检验费相同，故计算直接成本时只计算药品费和给药费。同期当地二级甲等医院的收费标准:红霉素注射剂0.3g为18.18元/支，5%葡萄糖注射液500ml为3.62元/瓶，克拉霉素分散片0.125g为1.50元/片，静脉滴注给药费为8.00元/次。

1.4疗效判断标准

根据卫生部1993年颁布的《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判定，分为痊愈、显效、进步、无效4级，痊愈和显效合计为有效，据此计算有效率(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总例数100%)。细菌学评价标准按清除、部分清除、未清除、菌替换及再感染5级标准评定，并计算细菌清除率。1.5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2检验。

2结果

2.1疗效比较

两组疗效比较显示，序贯组总有效率为97.7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97.56%，两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2=0.42，P两组细菌清除率亦无显著性差异(2=0.09，P0.05)。

2.2成本-效益分析

目的在于寻找达到某一治疗效果时，在成本与效果之间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最佳的平衡点。因两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故直接比较两组治疗方案的成本大小，而成本效益比则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它是采用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表示，比值越小越好，结果表明:序贯组的成本-效益比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72，P0.01)。

2.3不良反应评估

根据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综合评估，确定不良反应的发生是否与所用药物有关。序贯组不良反应3例(6.67%)，均为胃肠道反应;对照组不良反应10例(24.39%)，其中胃肠道反应4例、静脉炎1例、院内感染1例、耐药2例、复发1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5.25，P0.05)。

2.4敏感度分析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所用的变量通常较难准确测量，很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分析结果，所以必须用某些假设或估算数据对结果进行分析，敏感度分析就是为了验证假设成本估算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假设药品价格下调15%，而给药费用上调10%，并据此进行敏感度分析，结果:序贯组敏感度(%)=269.64(元)/97.78(%)=2.76(%)，对照组敏感度(%)=765.24(元)/97.56(%)=7.84(%)，结果无根本性变化，说明此分析的数据结论是可信的。

3讨论

3.1序贯疗法(sequentialtherapy)

是指抗菌药物治疗严重感染性疾病初期采用静脉给药，病情一旦得到改善和控制，迅速改用口服给药的治疗方法，是根据抗生素的药效动力学、药代动力学、药物稳定性以及病人自身疾病因素之间的关系提出的一种科学的给药方法。

3.2红霉素

-克拉霉素序贯疗法与红霉素连续静脉滴注通过比较研究，结果在痊愈率、总有效率、细菌清除率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序贯治疗组的总医疗成本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连续静脉滴注组，这正是我国实行新医改的主要目标。国内外许多有关肺炎、尿路感染、皮肤和软组织感染、骨髓炎和菌血症患者治疗的临床实践经验也证实，口服给药与胃肠外给药的疗效相当，但序贯治疗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对患者来说，口服比胃肠外给药简便易行，又同样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如静脉炎)及院内感染的机会少，注射痛苦次数少，复发率低，还大大节约了医疗护理费用及误工费等隐性成本;对医师来说，并未承担过多的治疗失败风险，而医疗的顺应性却提高了;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卫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医难的问题。

3.3抗生素序贯疗法

尽管有许多优势，但也不可乱用、滥用，必须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正确使用。并非所有抗生素都可以作为序贯治疗的药物，这些药物必须具有良好的生物利用度(50%)，在感染部位能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并与静脉制剂有相同的抗菌谱、抗菌活性以及相同的临床疗效，且患者具有良好的药物耐受性和依从性，这样序贯疗法才能获得满意疗效。克拉霉素、红霉素及阿奇霉素这三种药物的口服制剂均与红霉素注射剂具有相同的抗菌谱及抗菌活性，但红霉素口服制剂有较大的胃肠道反应，且食物易干扰其吸收，阿奇霉素口服生物利用度低，仅37%，口服后易受食物、抗酸剂、硫糖铝、多价阳离子等因素的影响，而克拉霉素口服生物利用度为55%，食物不影响其吸收，且较少有胃肠道反应。虽然阿奇霉素及克拉霉素均具抗菌谱广、血浆中半衰期长等特点，但通过多年的临床用药观察，克拉霉素对嗜肺军团菌、肺炎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的作用为大环内酯类中最强。可见，红霉素和克拉霉素作为序贯治疗解脲支原体尿道炎，疗效确切、安全，符合药物经济学原则，值得临床推广。

药物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二：老龄人群药物经济学研究

一、药物经济学的定义及作用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PE)是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药物治疗备选方案(包括非药物治疗方案)的成本、效益或效果,评价其经济价值的差别。它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控制药品费用的增长,为药品的市场营销提供科学依据,为政府制定药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

(二)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三)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四)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药物经济学的发展和现状

(一)药物经济学在各国的应用

药物经济学在国外也是自上世纪70年展起来的,目前国际上部分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荷兰、葡萄牙等国已开始强制性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应用;丹麦、爱尔兰、新西兰、挪威、美国、瑞士等国已开始自愿性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应用。

(二)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及应用状况

我国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卫生机构对药物经济学评价认识相当有限,调查显示仅有31%的人员了解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评价应用仅限于学术研究和一些外资药厂用于市场营销。我国政府正在日益重视物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药物经济学应用和药品全过程标准化管理高层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指出,药物经济学研究应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具有积极意义。他希望全社会共同创造有利于药物经济学发展的环境,促进社会各界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

四、药物经济学对离退休干部合理用药的指导意义

在临床药物治疗中,应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制定合理的成本效果处方,可为临床合理用药和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提供决策依据。对于临床药物治疗方案的评价,只考虑效果,不顾成本消耗是不可取的;只考虑成本,不考虑效果也是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成本与效果,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点。在多个治疗方案中,一个治疗方案即使成本较高,但临床效果显著,仍不失为较佳的治疗方案。成本效果最佳的治疗方案未必是实现特定治疗目标费用是最低的。但从本质上或从治疗需要及病情转归的结果看,很可能当时认为成本较高的方案事实上是费用最低的。所以我们在选用药物经济学成本效果分析法时,要综合考虑效果与成本在临床治疗方案评价中的作用,使成本效果分析更加科学化[2]。在给离退休干部临床药物治疗中,要注意运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对离退休干部合理用药安全、有效、经济三原则进行实时辨证,力戒偏颇。

五、药物经济学在控制离退休干部药费过快增长中的实际意义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6）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3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3]赵玉琳．社会主义本质论[M]．经济学家网，/news-detail.jsp?keyno=3958,2004-08-06．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38、70．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1、468．

[9][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2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4-3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0．

[16][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823、824．

[17][18]曹新．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6)：16－17、18－19．

[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7）

“稳定”或“不稳定”显然应该是该书研究的主题。本书开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不稳定性”。尽管作者没有给“不稳定”一个明确的界定，综合作者分析的整体思路，不稳定指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广泛、持续、系统、深刻的衰退。作者也经常以萧条概括不稳定。这样来理解，作者将不稳定界定为衰退，这实际上是一种周期理论。但是，作者在前言中说，“我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同时代的文献对为什么市场有导致危机的固有倾向这一课题进行过具体论述。”（迈克尔·佩罗曼，2003：前言）危机或周期问题本来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事实上，从古典学派的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到马克思、凯恩斯以至现代经济学，经济周期问题不仅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而且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尤其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在一定意义上，宏观经济理论就是经济周期理论。但是，作者似乎不同意他的关于市场不稳定的理论是周期理论。作者对市场不稳定性的研究，似乎是想要说明资本主义市场自发竞争作用之下，如果没有相应的防护措施，其结果将是自我毁灭。作者关注的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经济的循环。

二、稳定的经济学：周期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即使市场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主流经济学也无法面对。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将市场看成是分析的前提，是一个外生变量，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主流经济学的世界里，没有市场的形成和演变。市场是天生的，它已经存在，仍将存在。另一方面，市场通过价格信号配置资源，价格只有在波动中才能显示其存在并发挥其职能。虽然价格的波动可能引起供求从而市场的波动。但是，主流经济学相信，正是在波动中，市场会自动恢复平衡。竞争使人们对市场信号高度敏感，从而使市场调节能顺利实现。“经济学家给自己定的任务太简单，太没有价值了，就像是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仅仅可以告诉我们，当风暴完全过去以后，海洋会再次平静下来。”（迈克尔·佩罗曼，2003：19）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的信赖建立在其对人的理性的信任上。信息是充分的，人的计算能力是无限的，从而市场是完全，任何对均衡的偏离都会迅速恢复。什么都说到了，什么都没说。主流经济学的使命就在于论证市场的完善性及市场对均衡的偶然偏离如何恢复，所以，不稳定性不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世界。

当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冲击着现实经济运行，当衰退不仅在冲击着资本家的信念而且在冲击着资本家的钱袋，主流经济学不得不正视周期的存在。但是，经济学还有一个托词：周期是一种自然现象。杰文斯的“太阳黑子周期”说已经成为一个笑料，但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周期理论大多是这种笑料的翻版。杰文斯的真实意图是，既然周期是一种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现象，人类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应该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将精力转移到供给和需求的研究上去。当大危机带来的冲击使人们无法承受这种自然的冲击时，主流经济学仍然相信，通过适当的干预，市场均衡仍然可以恢复，风暴过后仍会是风平浪静。“经济学家们一如既往地用一些定理和逸事教育他们的学生——无论在何时，无论是使命事件使经济失去平衡，系统都会自动地返回均衡状态。”（迈克尔·佩罗曼，2003：20）

所以我说，主流经济学是稳定的。以市场的完全为前提来证明市场的稳定，什么都不需要证明。“经济学家渴望经济学成为科学。要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学家坚持理论建立在模型基础上，而模型不能挑战市场能自发良性运转这一信念。于是，模型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证明不存在商业周期。”（迈克尔·佩罗曼，2003：43）主流经济学的世界是稳定的。对均衡的偏离是偶然的，市场自然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三、不稳定的市场：市场是否值得依赖？

市场的稳定性假设建立在价格机制自发作用之上。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可以灵敏反映供求，从而使资源的自动配置符合效率的原则。听到有人对均衡点的赞叹：“那是天堂！”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市场可以解决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外部性、交易费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那是遥远的不在经济学视野里的事情。既然市场是完全的，价格是灵敏的，调整是及时的，那么，均衡是无处不在的，人间处处是天堂。可是，佩罗曼告诉我们一个地狱的故事。19世纪初，旅鸽在新英格兰大量存在。19世纪中叶，旅鸽的市场价值被发现，大规模捕杀开始。“在1869年，40天里每天有3车鸽子从密歇根的哈特福德运往市场，总共约有11880000只鸽子。”（迈克尔·佩罗曼，2003：76）旅鸽的数量在减少，这时市场并没有如经济学家预期那样出来调节。——按照主流经济学，资源稀缺性的提高导致价格的上升，从而可以对资源起到保护作用。可悲的还在于旅鸽本能——“听到枪声后，这种受惊的鸟类会聚集到一起，这使它们更容易成为猎人的目标。”（迈克尔·佩罗曼，2003：76）最终，旅鸽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市场的力量和本能的悲惨结合终结了它的生命。”（迈克尔·佩罗曼，2003：77）如果我说经济学应该为旅鸽的消失负责任，可能是有些牵强。人的贪欲不是经济学赋予的。但是，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在不遗余力为自利正名的同时，掠夺了人类非经济价值的存在空间。当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当经济学的价值观成为主流，当人类行为的目标被规定（我说是一种规定，是因为当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主流的地位，实际上就确定了其霸权）为自利最大化，一切灾难就开始了。当夏娃受那条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果，人类就走上一条恶的不归路。起码，旅鸽的故事告诉我们，市场是不值得依赖的。“价格根本不能反映稀缺性。价格在我们接近悬崖的边缘时可能无法给予我们任何信号。”（迈克尔·佩罗曼，2003：78）

市场的不值得以来还在于它不能保证它所声称的稳定。市场的稳定是建立在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基础上的，但实际上，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只存在于经济学的黑板上。按照凯恩斯的理解，人们的投资决策中，动物精神会取得支配地位。况且，即使价格真实且灵活，也只反映作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的一小部分，决策是在广泛的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的。由于个人决策的相互影响，每个人的决策都会加强其他人的错误观念。因此，细微的错误可能会酿成巨大的波动甚至灾难。熊彼特相信，市场力量天生就会破坏均衡，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创造性破坏持续不断的风”——是制造不稳定的基本力量。在他看来，竞争过程很容易失去控制。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不受限制的竞争可能会破坏社会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汽车装上刹车比不装刹车跑得更快。在波拉尼看来，劳动、土地、货币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他们看起来像商品，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这么做。金融投机可以毫不限制地改变这些虚假商品的价格。

竞争是价格从而市场机制作用内在动力。正是竞争的作用推动着价格、供求的变动，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模式的进化。竞争力量的自我加速会使经济陷入萧条，并带来毁灭。传统生物学认为进化是渐进的。间断均衡理论认为，进化可能在长时期内停滞不前，某些灾难性事件的出现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后较短时间里，发生大范围的进化。渐进主义的潜在思想遍及大部分经济理论造成了一个虚伪的自我满足感。如果今天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事，那么明天也不可能发生。间断均衡的隐喻引入一个现实主义的元素，它提醒我们经济的基础比它表面上看起来要脆弱得多。

那么，崩溃为什么没有发生？从上一次大危机以来，市场已经“稳定”了半个多世纪。作者认为，市场的不稳定倾向没有充分展示是因为其他因素制约了市场。如工资的粘性使价格不会迅速变动。此外，一些有效的制度安排如适当规章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如向齿轮里放沙子一样起着稳定经济的作用。但可悲的是，随着自由主义的抬头，这些有效的刹车装置正在被撤除。四、经济学：稳定还是不稳定？

经济学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来自其成熟性。自新古典的主流地位确立以来，新古典的范式成为一个标准，形式化统一了主流经济学内部的纷争。从市场完全性出发论证市场的稳定性及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完全胜任自圆其说的严密结构。

但是，经济学的科学追求可能意味着其生命力的衰落。大概没有一门学科像经济学这样刻意追求自己的“科学”身份。这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有关。功利主义、形式化、科学化具有相同的内涵。功利主义的结果可能是自我否定。如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当经济学最终放弃人文关怀，经济学就完成了对自身的彻底否定。借用作者的间断均衡隐喻，经济学表面上的稳定可能孕育着毁灭自身的因素。

参考文献：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8）

一、案例教学法的定义

案例教学法也叫实例教学法或个案教学法，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采用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究、锻炼的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课程的教学中采用，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并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教学方法与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案例教学法已在多学科的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应用。案例教学法可以通过案例把经济法课程中抽象的原理具体化，把其置于一定的实际情景之中，使学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表现，在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的同时，也会使学生恰当地掌握这些原理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和意义;案例教学法能创设一个良好的教学实践情景，把真实、典型问题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和分析，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面对困难的自信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极有益处。

二、案例教学法的作用

1.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在案例讨论中,知识、思想、经验在师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之间互相交流。案例教学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而是教师指导学生调动已有知识,进行交流总结、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合作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案例这一中介,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因而学生的参与意识强,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参与、互动。这种方法不仅向学生阐明了基本理论,而且提高了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为主体，采用“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一味地讲授，学生被动地接受与存储，没能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思维被限制在教材上；而案例教学法，是“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融入到学生群体中，强调师生、学生之间的讨论对话，变被动学习为互动学习，在每个教学环节上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和集体研讨案例，使学生身临其境，置身于“当事人”地位，积极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可培养、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2.案例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首先，案例教学是教师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将各种具体问题编写成案例带进教室，通过情景描述设置问题，再通过师生、学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互动交流，平等对话和研讨，对案例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学生所学的知识，而且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其次,案例教学通过课堂讨论与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再次，通过案例教学,学生学会了如何互相点评，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自己的建议,还学会了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提高了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3.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首先，案例教学能推动教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高实践能力。因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教师通过各种手段采集案例材料，对案例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使之成为适合教学需要的具有真实性、实用性、可读性的教学案例；通过这些行为，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其次，教师要上好每一节课，必须精心准备，熟练掌握案例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学科的知识，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应用自如，才能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对学生发表的见解进行及时正确地点评、归纳、总结。因此，案例教学法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而且还能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

4.启发性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本身不是纯理论性的内容，也不是简单的事例，而是包含一定内容的问题。案例中的典型事例，都是为了说明具体问题而设立的。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挖掘、去体验，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开动脑筋，寻求真谛，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从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解决的方法。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诱人深思，给学生留下较多的思维空间，教学效果非常显著。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运用已掌握的知识结合生活实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增强运用知识和总结经验的能力。

案例不是独立的教学形式，只是讲授教学的辅助手段。案例教学法可以且必须与传统的系统讲授法相结合，案例教学法不能替代系统的理论学习和讲授。案例教学的优势是明显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反过来讲，传统教学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传统教学连贯性强，这对于某些教学内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在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的讲解中,传统教学仍是必不可少的。培养学生素质，提高学生能力,增长学生知识的教学手段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合理的运用方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闫燕:浅谈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2

[2]吴思嫣:财经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法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5.10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9）

I.Schiller)，是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席勒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由于这种联系，媒介提供民主论坛、监视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这些最关键的作用就常常发挥不足。

UCSD传播学系的创始人

席勒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传播学荣誉退休教授。1970年，他创办了UCSD传播学系。1999年10月，在他80岁的时候，一个以“在新全球经济中的媒介和传播”(MediaandCommunicationintheNewGlobalEconomy)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UCSD传播学系的主持下召开了。这是一个专门为庆贺席勒学术成绩而举行的会议。二十来名深受席勒思想影响的学者提交了论文(Seiter,E,1999)。

席勒在他的学术研究中重点调查了美国的传播制度和传播程序。他说明了占优势的美国政治经济是如何利用媒介来安抚国内公众，同时又对全球实行霸权的。他的研究范围有信息娱乐业的工业结构、美国文化业的全球扩张、使美国文化业不断膨胀和发展的技术原因等。他的8本著作和发表在学术性和大众化期刊上的几百篇文章，奠定了他在传播研究中和就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公共辩论中的主角地位。

席勒受训于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媒介研究，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CommunicationandAmericanEmpire)。1973年出版了《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席勒在其著作中，对两种主要的倾向提出了警告：一种倾向是，在美国国内，私有势力对公共空间和公共体制的占领；另一种倾向是，在国外，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美国公司垄断着文化生活。这种批评代表了与当时媒介研究传统方法的决然分裂。通过重新引进50～60年代已经极少引起关注的对政治经济权力的争议，从而改变了媒介研究的学术议程。

20世纪80～90年代，席勒将注意力转向“信息社会”的兴起，出版了《谁知道：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CultureInc.:TheCorpora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和其他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的论点是，新的信息技术扩展了权力之间的联系(这是他在早先的著作中批评过的)，从而使公司的权力深入到世界的新部分和生活的新领域(包括教育)中去。

他最近完成了《生活在头号国家中：一个美利坚帝国批评者的反思》(L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一书。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政治思想发展的部分陈述。

2000年1月29日，席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逝世。席勒在传播系的同事迈克尔·科尔(MichaelCole)教授回忆道：“当我1978年来这里的时候，赫伯是心脏、灵魂，是对媒介批评研究感兴趣的学生的集合点。对传播的讨论从一个小小的博士项目变为世界级的科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赫伯特精力和决心的一个纪念碑。”(郭镇之，1999)。

本文主要介绍席勒的著作《思想管理者》及其媒介批评思想。

媒介，服从的工具

《思想管理者》如是说：“现在，全国传播业庆典活动的交响曲，是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即白宫总统办公室、麦迪逊大街公共关系和广告公司办公室的居民演奏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后，媒介控制者甚至将对资讯管理采取更加严密的组织手段。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资讯流通乃是无与伦比的权力资源。幻想这种权力的控制会销声匿迹，则是不现实的。”

通观《思想管理者》一书，对美国媒介进行尖锐批判的观点处处可见。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分析与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有某些相通之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它们探讨问题的武器。

显然，秉持这种学术态度，席勒需要有勇气。1997年12月，在美国“因特网与政治”(INTERNET＆POLITICE)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晚年的席勒在接受一个名为格尔特·罗文克(GEERTLOVINK)的学者采访时承认：“至少在美国，文化研究的主流总是拒绝认可用政治经济方法探讨传播问题的正统性”(LOVINK,G,2000)。但是，席勒的政治经济分析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媒介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思想管理者》这本书大量讨论了“美国媒介被大公司和政府所操纵”这个议题，而这种讨论是经验主义实证学派的人所不愿做的。

在书中，席勒批判了媒介对广告的严重依赖，。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媒介成了大公司的控制物。在美国，仅就报纸来说，收入的70%来自于广告。电视在这方面更是突出。广告业为美国媒介财政提供者。没有广告收入，美国的许多的信息通道就会干涸。而媒介对广告商的依赖，其实也就是对大公司的依赖。有事实表明，广告行业的收入来自生产大量消费品和提供消费服务的全国性大公司。广告商以及他们顶头的大公司就是这样通过控制财政渠道巧妙地控制了媒介。并且，大公司及其人的胃口永远不会满足，为了达到使媒介忠实地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目的，他们就要彻底控制所有媒介的内容。而媒介一旦被控制，无论媒介最初归属于谁，都会成为商业文化的工具。

席勒还分析说，媒介的走向集中和垄断，其基本原因也是对广告利润的追逐以及对大公司的服从。在市场里，大宗广告总是对大的媒介情有独钟的。媒介之间的残酷竞争导致了一大批小媒体被迫归顺到优势大的少数大媒体手中，从而形成了媒介的垄断。而大公司是很乐于看到媒介的垄断的。这是因为媒介越垄断，竞争就越少，大公司就越易于进行思想的控制。

占优势的媒介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和成功。《思想管理者》又指出，伴随着大公司的海外扩张，媒介也要占领全球市场。可想而知，美国媒介向海外输出思想，其基本的动力也是来自大广告和大公司。凡在美国大公司存在的地方，就有美国广告的影子，就有美国媒介的声音。在加拿大、在亚洲、在非洲，当地面临的，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日渐被美国产品所占领，而且他们的文化市场、思想市场也逐渐地为美国文化和媒介所掠夺。我们知道，席勒在稍早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里就提出了“传播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美国文化输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与文化输出有关的大众传播媒介，很多是受美国国防部和跨国公司控制的。二、美国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意识形态君临他国的代名词，因为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事业不发达，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流入美国。三、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电视节目，使一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濒于灭亡。(陶涵主编，1997)

席勒有理由地说，美国媒介受到的是双重的束缚，它除了要受来自以上所说的大广告和大公司的经济上的控制外，还要受来自政府的在政治上的严格管理。美国政府与大公司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政府热心支持大公司对媒介的控制，在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种种方便。而且，美国政府对媒介的直接控制和管理也越来越明显和露骨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媒介不受政府控制的神圣权力，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席勒是这样认为的，美国政府深知要想控制公众就得首先操纵语言和形象，“大批知识产业劳动力的增加，使美国的媒介管理者认识到，必须对正在放松的资讯文化环境加以控制。”尤其是，美国政府为了充当全世界的领导者，它需要强大又服从的媒介来对全球人民进行有效的思想操纵，进而实现它不仅在经济上统治世界，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全球美国化”的最终目的。有鉴于美国媒介在全球的霸道，不发达国家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强烈要求。

总之，席勒认为，经济和政治的双管齐下使媒介作为“第三种权力”或“第四部门”的特征全无。美国媒介只是包括财富五百强在内的跨国大公司用以出售其产品、服务、观点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搞全球霸权的工具。

可是，新闻媒介毕竟是公众观察社会、形成思想的主要依据。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席勒在《思想管理者》一书中的担心，即：“美国的媒介管理者创造、筛选、精炼、主宰着我们的形象与资讯的流通，从而决定我们的信仰、态度——最后，还有我们的行为举止。”

媒介神话的破灭

那么，当媒介已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当电影制作室、光缆电视网、电视生产、唱片、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等等都被归并到时代华纳公司、迪斯尼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甘尼特报系等一小撮巨型媒体中的时候，美国的新闻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了呢?

我们能想像得到，媒介就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了。新闻报道和资讯节目被当作一种商品处理。公众所寄予的新闻媒介的抗衡、监督和筹划作用，难以实现了。电视台、报社、杂志等媒介都抛弃了全面新闻报道的原则，也都放弃了作为新闻工具的功能(帕伦蒂，1992)。

席勒说，就连在大宗广告前的时代里，曾被称为媒介的“上帝”、“衣食父母”的受众，如今也成了商品，由媒介出卖给广告客户或大公司。现在的媒介只想为他们的出资者服务。如今的媒介眼中，节目的“上座率”或“收视率”这类受众指标是否高并非最重要。它们最关心的是节目能否受到广告用户和大公司称赞，是不是能招揽广告和得到跨国大企业的财政支持。由于这样，媒介对受众质量的关注远甚于对数量的关注。能吸引有购买力的符合跨国集团口味的受众，是媒介新的评价标准。

席勒还批判了美国新闻媒介所谓的“客观性”、“中立性”的神话。《思想管理者》借《时代》杂志开山鼻祖享利·卢斯(HenryLuce)的嘴来揭开“客观性”的神话面纱。卢斯说，“所谓的新闻客观性——主张作者呈现事实而不赋予那些任何价值判断——是现代说法，而这严格来说是骗人的。这正是我必须弃绝抨击之物。所以，当我们说该死的客观性，这才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东西。”新闻媒介已经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了。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只当新闻事件的旁观者而不与资本所有者站在同一立场上，新闻媒介哪里能做到这样呢?所谓“客观性”只是媒介的自我吹捧罢了。

同时，席勒的《思想管理者》称，媒介所标榜的“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人性不变，世界亦不变”、“社会无冲突”、“媒介多元化，内容选择多样性”，也是神话(myth)，是成不了现实的。“操纵者正是利用这些迷思(myth)来解释、证明、有时甚至粉饰现状，去获取大众的支持，以维护不符合多数人长期实际利益和社会秩序。一旦操纵成功，操纵者便不再考虑其他社会安排。”

在稍后出版的《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一书中，席勒引用洛若·保卡克(LeoBogart)——美国报纸广告局前副局长的话来证明他对媒介的批评。保卡克在一本名为《美国媒介社会与它的商业文化》的书中写道：“……当代美国文化把自己彻底的市场化了。它们在市场上伺机而卖。它们所炮制生产的东西也始终根据市场的要求来度身订做的”。保卡克的解释是，美国文化生产电影、做电视节目、写书、作曲等都是按照广告用户和大公司老板所制订的规格来进行的。商业原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在无情的没完没了的商业劝服信息浪潮的冲击下，大众被迫穿进了商业的紧身衣中。大众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性。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由广告商和大公司通过媒介所耳提面命授予的。(Schiller,H,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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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席勒在对美国媒介进行无情抨击的同时，还是对美国人民抱着希望。《思想管理者》、《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两本书都提醒人们说，美国人对商业文化并非照单全收。首先，美国公众正在觉悟。“产业工人，无论年龄大小，都有可能为了保护自己，被迫放弃现在对社会‘制度’的支持，并采取积极的批判立场”，“只要这种系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批判性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早已不相信自己在媒介上的所见所闻。他们在愤世嫉俗情绪正在强化着现状，可以用不同的刺激，形成公开反对和政治抵制”。其次，在只讲大公司言、只听政府话的巨擘媒体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媒介。这些媒介虽然弱些，不是主流，还构不成对美国商业文化帝国的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它们却在发育中。并且它们是美国民主最需要的。它们的存在使得美国媒介的活力始终没有消失。已有十来年历史“纸老虎电视”就是并非所有美国人屈服于商业媒介神像的明证。这家电视台位于纽约，身处国际性大媒介集团的包围之中。但是，这家电视台还是冲出重围，每年制作200部节目，发展了卫星频道，向全球播放不受商业侵蚀的有“独立性”的新闻(Schiller,H,1997)。

新技术?民主?

在大众传播新技术获得了大发展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媒介的商业化会不会有所改变?媒介有关建立民主论坛、监督政府、批评大企业的诺言是否就能很好地去履行呢?《思想管理者》是不乐观的。我们看看书中的有关论述：

“资讯丰富的及其硬体将解决我们现存的社会弊病，这种观点既浅陋，又骗人。如果认为贫民区的儿童在电脑面前，将会奇迹般地克服数代被剥夺者身上的弊病，那就太浅薄了。如果让人们用技术与技巧，去影响体制基础——这种基础仍在继续负责新工具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那是在骗人。……有关新技术资讯特性、前途的中心问题依然是：新资讯技术对谁有利?它在谁的控制下被实施?……军事利益和私人的商业利益，已经主宰了新资讯技术的发展。它是目前控制著美国资源决策的集中性私营经济结构过程和机制的需要。……公司不仅牢固掌握著资讯流通权，而且垄断着打开封闭系统极为有关的数据。”

对在信息新技术时代依然没有消失的信息“有者”和“无者”的鸿沟问题，席勒1996年发表了著作《信息不平等》(informationInequality)进行深入探讨。他指出，个人被授权更多、交互性强、享有的人更多的新媒介的到来，决不就意味着新闻独占时代的终结。相反，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垄断组织进入了更多的领域，各式各样的媒介形式都通通为巨无霸媒介所占有。拥有20亿美元的时代华纳集团(Time?Warner)现在拥有电台、电影制作室、电视节目制作室，并且还有不少零售店专门推销在他们的电影里出现的服饰。迪斯尼集团(Disney)依然是一家巨大的媒介集团。维康(Viacom)公司拥有全球音乐电视(MTV)的所有权，该公司在出售令孩子们失去思索能力的通俗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电话公司、电脑公司也是如此，也为那些超级的媒介集团所有。对让许多人欢欣鼓舞的“全球化”，席勒也劝大家要冷静。他意味深长地说，“全球化”表面上是说，任何人都有参与的权力，如果你不参与其中，那么你就要落后或者要失去一切。实际上，“全球化”只为那些超级大国和跨国公司服务，只给他们带去更大利益。超级大国和大公司利用“全球化”向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推销他们的产品以及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新技术已为大公司所操纵。由新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异化成了经济巨大和信息超强者进行霸权活动的新式武器。弱小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并不能从全球化中享受到太多的好处(Schiller,H,1997)。

我们知道，席勒并非要指责新技术。技术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传播媒介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万维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沟通能力。新的媒介形式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到了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新技术并没有解决世界问题以及造福全人类。因为，新技术或计算机系统完全控制在强国和大公司手中。用以丰富人类生活的神奇工具变成了奴役人类的武器。对强国政府和大公司来说，人还没有硬盘容量重要。它们没有用计算机来帮助穷国或穷人，而是用其来控制全球市场和控制核武器。它们将新技术用高价和的铁墙包围起来，使之远离穷国和穷人。正因为如此，在信息社会中，新技术不会改变信息分配贫富不均的状况，反而有两极分化趋向。大部分经济上被剥夺的人，在对新技术争夺中仍位处绝对的下风，同样的被剥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有者更有，无者更无。

当“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时，不少的专家发表了与席勒同样的担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希光在网上说：“这是否预示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落入少数媒体寡头的手中，信息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全球的信息都将在媒体巨头的严格控制下流通?”他还发问，这种新旧媒体结合而形成的新的超级媒体霸王在信息的内容上和网络上究竟会有多么开放?这次合并是否意味着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和可以发表独立声音的论坛的终结?这种“富有的媒体、贫穷的民主”的局面会不会继续下去?他认为：这次合并将把对影响世界新闻、娱乐、出版的几大传媒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在媒体寡头手中；几个媒体寡头将控制着全球信息的生产和流通；这项合并无疑将会削弱媒体的独立性，对自由市场理念和全球化神话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李希光，1999)。

试想，在互联网时代，拥有最多财富的比尔·盖茨难道不会成为全球的“总思想者”和“总把关人”吗?因此，笔者认为，当媒介新技术的发展，其内容主要不是用来服务于公众，不是为建立民主论坛来发挥其作用的，而是用来取悦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强者如政府和大企业时，那么，这种工具已经开始失去了其作为一种公众机构的活力，它已经大大丧失了其作为民主机构的地位，它作为任何社会的一种重要势力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落了。席勒对新技术的批判是发人深省的。

帝国文化的反对者

由于对媒介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政治经济批判，席勒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美利坚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对者(auti?US?cultural?imperialism)。

1999年，美国新闻记者大众传播教育协会(the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将“职业自由和责任奖”(theProfessionalFreedomandResponsibilityAward)授予全美杰出的文化分析学者。那些在文化历史、女权运动、传播媒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道德规范等方面作出了令人称赞的成绩的分析学者获得了这一荣耀。席勒名列其中，并被评奖者誉为“媒介的清醒的、政治的、社会的批评家”(Seiter.E,2000)。

席勒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不少美国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J.Herber.Altschull)就是一位席勒思想的追随者。

一位芬兰学者，也是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主席的卡尔·诺顿斯壮(KaarleNordenstreng)这样评价席勒：“赫伯特·席勒是全球范围的媒介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在这个分裂为东方、西方和南方的世界上流传很广。”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就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论坛上提起激烈辩论的时候，在界定西方媒介行业批评家的立场方面，席勒的著作非常重要(郭镇之，1999)。

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译成中文的台湾学者李金铨也十分地赞同席勒的政治经济分析。他对席勒的媒介批评观评价甚高。同时，他反而对大部分人随声附和的施拉姆(Schramm,W)和勒纳(Lerner,D)等人批评甚多，认为他们将美国媒介理想化了。

当然，对席勒，一些人的评价明显带有主流思潮的色彩。尽管那位在美国“因特网与政治”学术研讨会上采访晚年席勒的名为格尔特·罗威科的学者认为席勒对美国媒介所作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是真实的。可是，他又说，席勒否定媒介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保守论者。席勒身上有冷战时期左派的影子，像其他的反美帝国的人一样，由于对前苏联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了解不够才这样来强烈批判美利坚文化和媒介的(Lovink,G,2000)。

一位名叫吉姆·布瑞(JamiBryan)的学人在评论席勒的新作《信息不平等》时说，席勒对美国社会“信息剥夺”的控诉是很有趣的。但是，席勒在他的书中表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正如美国大公司以文化的包装向人出售其广告和商业一样，席勒在他的书中也是利用媒介批评的幌子对社会主义进行倡导。席勒的努力推荐只会招致在商业文化和帝国思想氛围中长大的美国大部分人的厌恶(Bryan,J,2000)。

显然，席勒在对美国媒介进行政治经济批判时与唯物主义站在了一起。但是，笔者认为，他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美国媒介确实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毛病，远没有达到它所自我标榜的“独立性、客观性、中立性、知识性、平衡性和真实性”的水平(帕伦蒂，1992)。普利策当年“按照公众利益来经营报纸”的梦想远没有实现。普利策寄予媒介的做“观察一切”、“审视不测风云”、“监督社会”的“了望者”的希望，也只是纸上谈兵(巴格迪，1986)。席勒以政治经济分析法为武器批判了美国媒介的“缺陷”，剖析了美国媒介的“病情”。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批评不管言辞如何激烈，充其量只是席勒在为美国媒介找向第三世界国家或大众道歉的理由而已。

任何现象都有其“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席勒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不满于实证主流研究只对“肯定”一面大唱赞歌。他把重点放在对媒介阴暗面的了解和分析上。比起那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来说，以席勒为首的批判学派独树一帜，重“破”轻“立”，尖锐有力，因而更加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

2.〔美〕本·巴格迪(1986)：《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

3.〔美〕迈克尔·帕伦蒂(1992)：《美国新闻自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4.陶涵主编(1997)：《新闻学传播学新名词词典》，经济日报出版社。

5.J·赫伯特·阿特休尔(1989)：《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

6.GeertLovink(2000):InformationInequalityAninterviewwithHerbertI.Schiller,http///looksmart:3月10日。

7.JamiBryan(2000):commentaryonInformationInequalitybyHerbertI.Schiller.schiller:3月10日。

8.HerbertI.Schiller(1997):CultureInc.:ChallengingtheGlobalCulturalFactories,.schiller:2000年3月10日。

经济学研究论文篇（10）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