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迁徙导致地方方言与外来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①是中国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区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交融，进而影响原有蜀方言，逐渐形成了“新”的四川方言。
通过日后的语料研究发现，至今仍活在四川人口中的，多数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随移民而来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时，在当时就已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也对当时四川其他地方语言影响极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这两地的方言基本上作为了基础方言。因此，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四川方言变化为以湖北、成都和重庆方言为主，湖南长沙、永州、宝庆方言为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移民对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语音最为明显。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诸多移民中以湖南移民数量最多，因而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湘方言为基本口音并糅杂其他语音的方言，如把“布（bu）”说成“博（bo）”、把“木（mu）”说成“磨（mo）”、“六（liu）”说成“落（luo）”、“辣（la）”说成“勒（le）”等。再例如川东地区，早期迁徙入达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运动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来，在这一移民群体中商人以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导致江西方言最终成为达州方言的主体。至今仍能在达州方言中发现，诸如：将你/泥（ni）说成（yi）、女（nv）说成（yu）、尿（niao）说成（yao）、年（nian）说成（yan）、牛/扭（niu）说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再比如，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不少区域都在沿江地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与江河、码头有关的语言，例如，重庆人将“弄虚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没办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错了人”叫做“找错码头”；“哪儿出现了问题”叫做“哪河水发了”等等，以上俗语皆因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
3.历史原因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在川渝民间，人们习惯将内裤俗称为：“裤”，这一叫法与古时农耕习作有关。最初“裤”是指旧时流行于四川民间的一种长度在膝盖上下的便裤。当时，此裤只被富裕人家当作贴身内裤，但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却经常直接外穿，因为此种便裤既省布，又不影响观瞻。尤其对农耕人民来说，十分方便劳作。我国古代民间基本自己纺布织衣，由于工艺流程的原因，原色布要比有色布便宜许多，因此裁剪这种便裤时，为了节省，腰部都多用土白布缝制，然后再用一根带子将其固定在腰部，由此便被称作“腰（yao）裤”。久而久之，“腰（yao）裤”读音变调为“窑（yao）裤”，成为现在仍在说的内裤俗称。
再比如，四川方言中“打牙祭”（指吃肉、开荤）这一俗语也与古时军旅文化有关。“牙祭”本是古时军营中的一种制度。在古代，将帅的营帐前，往往立有一根饰以象牙的大旗，叫做“牙旗”。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宰杀牲畜来祭牙旗，称为“牙祭”。而祭牙旗的牲畜肉（又称为牙祭肉），不可白白扔掉，往往是将士们分而食之，称为“吃牙祭肉”，因此后来四川人就俗称“吃肉”为“打牙祭”。关于此在一些文献中有曾有记载。例如，民国二十七年的《沪县志风俗》中有这么一段话：“肉食则不常御，寻常人家半月或十日食豚肉一次，谓之打牙祭（有雇佣者以废历每月初二、十六行之）。每食必肉或间以其他肉类者（鸡、鸭、鱼类）绝少。”以及李劫人《大波》第三卷中的有关记录：“隔几天，还是搞些鸡、鸭、鱼、肉回来，让我们再打一次牙祭好娄。’自注：‘打牙祭是四川人用来代替吃肉的一个名词。’”
4.地方戏剧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四川方言中有一组很有生命力的词：“幺台”、“幺不”、“过潮、“做过潮。这组词都带贬义，“幺台”有事情结束了，、下台的意思。“过潮说的是，表面现象，花招、花样，故意做作的假样子。“做过潮的意思是，做表面现象，耍花招，摆花样，让人看其故意做作的假样子。不难看出这组词与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幺台”本来是指戏剧的最后一幕。四川多将高筑的四方平地称为台。旧时在农村和乡镇，演戏都需要临时选择空地搭建表演用的戏台。而且，由于一般都只是逢年过节才请来戏班搭台演出，于是，慢慢的“台”就成了戏的量词，演一出戏，就被人们说成唱一台戏。幺，在四川方言中有末了的意思，因此，幺台，也就是最后一场戏，意味着演出将结束。久之，就有人借这个意思来表示事情的结束。例如：“要下雨了，你赶快把事情做完，回家幺台算了。”“幺不”也就是无法收场，无法结束的意思。如今，人们经常还用“幺台”来暗指一些贪官污吏坏事败露，最终下任卸职的情况。
“过潮是戏剧的一个术语，是传统戏剧舞台的一种调度手法。这一手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虚拟的动作来弥补戏剧舞台表演中涉及到长途跋涉、追逐、逃亡，以及较大的空间位置转移时不便表演的局限。于是，方言在吸收了“过潮这一戏剧术语后，就为其赋予了“耍花招、摆花样”的意思。现在这个词在口语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形式也很多样，有“走过潮、“过场多”、“走啥子过场嘛”、“没得过潮等等用法。
另外还有一个有关戏剧的例子，“打假叉”。打叉是川剧武生的一种特技，需要打叉者用数根钢叉，连续掷向另一个人的周围，钢叉距被掷者只差分毫。然而在真实演出时，表演者有时要表演“打假叉”，即被刺者在打叉时故意表现出胆怯害怕，目的是为了营造更刺激的舞台效果。由于“打假叉”表演时的叉子都是纸做的假叉，因此就产生“打假叉”这一惯用语，表示说假话，做假事。
5.人文环境、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
川渝方言里也有很多受到人文因素影响的地方，比如重庆人以性格豪爽、耿直出名，于是在重庆方言中，就有很多类似“吃得亏，打得拢堆”、“不存在”这种俚语，这些话言简意赅，一说就很有豪气，很符合重庆人的性格。
再有一个影响了川渝方言的，就是重庆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食物：火锅。重庆话中有不少与火锅有关的俚俗语，比如“内部油碟”这个说法。在吃火锅的时候为了减少辛辣食物对胃部的刺激，人们在吃火锅的同时往往会用一个加有麻油、味精、蒜泥等佐料的小碟子，作为油碟。而经常如果认识火锅馆内部的人，油碟的佐料就好一些，比如会多一点麻油之类的。因此就有了“内部油碟”一说，用来比喻有内部关系的人，表现出对当前不正之风的讽刺。
二：语言定的语音或事物名称会促进某些习俗的形成
四川方言有其独特的语音，因此川渝之地的人常常会因为某些字的谐音，将一些其他地方人们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出现某些特有的忌讳词和吉利语，从而影响到一些独特的地方风俗。比如：
其一，“九碗、九斗碗、吃九碗”的习俗。“斗”，在四川方言中有“大”的意思。“九碗”是指筵席上的九碗主菜。一般在四川地区举行结婚或祝寿的宴席，席上的菜一般是九碗，不会是十碗，也不会是八碗。这是因为在川方言中“十”与“石”同音，只有牲畜类才“吃石碗”；而叫花子、乞丐来祝贺时，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多为八人一席，桌上八碗菜。因此，在四川某地区就把八碗席称为“叫花子席”，十碗为“猪狗席”。
其二，在四川方言中因为“舌”与“折”、“佘”同音，所以在四川凡做肉铺生意的人，一般都避讳提到“佘（舌）财”。因此，在四川买卖猪、牛舌一般都不直呼其名，都说成“猪招财”、“牛招财”。这种类似的避讳在四川射洪一带也有，在这一带的人们如果姓“佘（she）”都读做“梭（suo）”，也是为了避讳“折（佘）财”这一说法。同样的，四川人也习惯将与“佘”同音的“蛇”叫做“梭二棒”或“梭老二”。总之就是避讳提到“佘”字。
其三，因为川方言独特语音的缘故，在四川给人送花也有讲究，比如在四川的三台、安县、武胜等地，探望病友是不会送“梅花”的。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发音“h”、“f”不分，“花hua”读起来就好似“法fa”，这样一来“梅花”就成了“没法”了，寓意不好。同样的，“茉莉”花也一般不会送给经商的亲友，因为“茉莉”音同“没利”。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因方言语音而产生的一些忌讳。
以上仅对四川方言中某些比较特殊的词语进行了分析，但从中我们已可以发现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而就语言而言，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有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人类不同的群体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彼此对各自的客观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感知，各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都是特定的，受到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文化反过来也促进着语言的发展；失去语言的文化是封闭的，无法传承与发展，失去文化的语言是空洞的，没有意义没有生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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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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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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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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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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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1张瑜，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浙江杭州300018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99-07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有必要对“语言论文论”这个概念作一点辨析。本文将20世纪以来从文学语言人手、采用现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的文论各派都统称为“语言论文论”，而不再采用文论界以往习惯的“形式主义文论”这个传统概念，这是有考虑的。“形式主义”术语出现很早，最初是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出现的一个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随后就迅速演变为一个中性的统指20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各派的术语。但也正因为它出现得早，无法预料也不能概括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许多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的丰富特色，站在今天立场上考察整个20世纪这类文论的发展脉络和情况时，再使用“形式主义文论”这个范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其局限性也更加明显。实际上，20世纪采用语言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论各派不仅贯穿了整个世纪，而且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特色，它们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理论基础。甚至在发展的地域上，都存在着诸多重大的差别，形式主义只是这类文论中的一条发展路径，以此来概括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文论的发展，就会以偏概全，忽视语言论文论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丰富特色和本身内部的发展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替代“形式主义文论”概念要更为准确和全面，它不仅能准确概括这类文论都是从语言研究人手发展起来的特征，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各类具有不同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特征。我们用什么理论观点和概念去驾驭和审视西方20世纪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的各种语言流派和学说，是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全貌并揭示其内在本质。由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分辨关注得不多，往往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甚至有人由此认为语言论研究已经过时，再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方向，这些都将影响到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拟从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人手，试图勾勒出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整体格局和版图，力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把握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和变化规律。本文认为，虽然20世纪语言论文论诸家在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和内容上存在着各自的不同，但仍然可以总结出i条规律性的发展路径，即形式、系统路径，象征、语义路径和实践、行为路径，它们分别体现出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视角，并体现出20世纪语言论文论从符号系统到实践行为的发展趋势，它们共同构建了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版图。
一、形式、系统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一条发展路径是俄国形式主义一布拉格学派一结构主义一解构主义，前三者即国内学界通常认为的“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发生在欧陆的文论流派，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它们各自所受的多种理论来源的影响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一条主线，因而在它们各自的文论研究中，在其诗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上呈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促成了现代语言学领域中的革命，对现代思想和人文社会等多种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的观点，索绪尔最具革命性的看法在于他指出语言符号与实在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为的“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由此动摇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自然对应的联系，索绪尔的语言学使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最为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对20世纪欧陆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都排斥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反映”和“表现”特征，强调转向文学文本内部语言符号的研究：其二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方法论上采用了差异的方法，建立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和命题。最著名的有四对范畴，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这些范畴有的不仅直接被吸收到文学理论中，而且更主要的是其显示的方法论对语言论文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语言论文论的出发点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即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上，这个命题正是采用差异方法建立的。
被伊格尔顿确定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是最早在诗学领域发现和采用索绪尔革命性的语言学理论的，维塞高度评价说：“他们敏捷地承认并且抓住了索绪尔在符号学上的贡献，表明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当代智力动向的变更保持了怎样一种警觉的态度。比较而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广泛地体现出来，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在1959年之前尚不可得。”俄国形式主义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分支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语言学家，这一背景使他们能够迅速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贡献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例如索绪尔把语言重点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并提出语言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观点，实际上是把语言看作与外部世界并列的一种实体，这直接启发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语言及其结构的研究，以及使文学研究变成一门独立科学的追求。他们主张“文学科学”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什克洛夫斯基在以工厂的生产来比喻文学理论的任务时就宣称，“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和纺织方法”：而雅各布森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性”概念同样强调对文学作品内部构造和形式的研究，他曾讽刺性地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把其他学科的材料拼凑为文学研究对象。这些反对外部研究的观点明显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子。此外，俄国形式主义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其出发点一开始就在文学语言和（日常）实用语言之间划了一个界线。这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路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差异方法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是独特的，著名的“陌生化”概念就是探讨两者不同的产物。
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无论在人员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着直接的延续关系。从文学理论上看，布拉格学派文论更系统地重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也更为自觉地采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对形式主义进行综合，更为重视对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了形式主义，这就是：他们把形式主义理论摆进了符号论或符号学的框架”。这使它们在某些意义上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视野，不仅仅把文学作品只看作是语言构成，只强调语言形式的研究，而是将文学符号与人类生活语境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的结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的对象，扩大了语言形式的范围。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其独特的贡献尤其体现在开辟了诗歌语言的音位学研究。所谓音位，即语言的能指，布拉格学派从关系、功能与价值角度研究语言内部词形变化与声音选择的复杂关系，这对雅各布森的影响极大，他本人也十分关注音位学的研究。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纽约正是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率先把音位学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并认为“音位学能为所有的人类科学提供方法论基础”，由此掀起了法国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是雅各布森在1929年为避讳“形式主义”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名称提出的。结构其实是形式的另一个代名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关系，布洛克曼就把彼得堡、莫斯科与布拉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前二站。法国结构主义涵盖多个学科的各个领域，但它们都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法国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可谓达到极致，几乎所有索绪尔提出的概念和原则都被结构主义扩展运用到包括文论在内的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由此确立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去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霸主地位。结构主义把对语言及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关系作为一切学科和现象研究的对象，对结构主义者而言，语言模式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都是符合类似语言的结构，而结构主义的研究任务和目的就是探讨决定这一般系统含义的结构、规则或“语法”。就文学研究而言，结构主义文论就是以第一符号系统的语言为中介来研究作为次一符号系统的文学，由此使用语言学概念和范畴分析文学文本成为主要模式。结构主义文论尤以叙事学、符号学研究最为著名，它认为一切叙述背后都有一个结构或模式在起作用。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罗夫等人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目的就是探寻一个普遍有效的文学恒定的模式、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可以说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直接发展和集大成者。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视为一个系统或结构，认为文学系统具有内在性，是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调节、自我参照的整体，完全排除了作者与外界的影响，这些特点都与形式主义特征一脉相承，都沉溺于、集中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坚决地排斥语言符号与外界的指称联系。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从其内部孕育出了后结构主义的反叛思潮。后结构主义相当复杂，有向内与向外两个方向的发展，其向内的德里达一系，对美国文论界影响巨大，被称为“解构主义”，并在七八十年代的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学派。虽然德里达出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对索绪尔的批评十分尖锐，但是，应该看到，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遵循着索绪尔语言学规定的主要原则，即强调语言系统的自足性，排斥其与外界的联系。“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有的放矢。”德里达十分欣赏索绪尔就能指与所指关系提出的任意性原则和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原则，认为索绪尔已经踏上了解构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索绪尔的“解构”并不彻底，他没有彻底切断词与物的联系，仍然囿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束缚，没有把差异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指与能指的纵向关系中。德里达认为，语言活动永远达不到语言之外的“物”，即能指不再能涉及到超越它自身之外的实体、事物和思想，它只能涉及到其他能指。由此，德里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反形而上学命题――“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命题的含义不是否定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文本的语言世界是自指性的，它不是外部非语言世界的再现，不指向文本之外，所以在耶鲁学派提倡的“修辞性阅读”即解构主义批评中。注重的是对文学文本内部差异和矛盾的寻找，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实质是一场不断延异、无法确定的游戏。这一强调文本语言的自指性，排斥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原则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解构主义批评是可以归为形式路径的。
综上所述，20世纪欧洲大陆的语言论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都遵循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都共同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认为文学意义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结构，因此走的是一条形式发展路径。欧陆语言学文论的优点在于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使人们对文学语言本身的自指性有了鲜明的认识，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即切断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联系，使文学与现实割裂开来。
二、象征、语义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二条发展路径是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语言论文论中最容易被误读的一个流派，长期以来一直被文论界归为形式主义文论行列。事实上，尽管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有一些共同点。例如都以文学语言和文本为中心，都反对以作家或读者的意图来解读文本，都致力从语言人手力图建立一门“文学科学”等，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存在着极为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两者的理论渊源深上，而且也体现在两者在语言论文论的旨趣和特征上。
在理论渊源上，新批评的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主要不是来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欧陆与英美文化上的差异。索绪尔的理论没有对20世纪早期的英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及受其影响形成的欧洲形式主义文论才真正被介绍到英美批评界并产生重要影响，在此之前，新批评则已主宰了英美批评领域达半个世纪之久。新批评的语言学渊源主要来自英国本土的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瑞恰慈和艾略特是英美新批评公认的先驱，就语言论文论而言，作为大学教授的瑞恰慈在语言理论上的贡献要更为系统，对新批评的影响要更大和更直接，所以兰色姆在《新批评》第一章里开门见山地指出：“论述新批评必须从瑞恰慈先生谈起。新批评可谓滥觞于他。”用艾略特的话而言，新批评实际上起源于“瑞恰慈教授的课堂方法”。在20年代，瑞恰慈在剑桥等课堂上致力于“讨论如何研究、欣赏、评判诗”的工作，由此开创了微观语义学的批评方法。受英美经验论的文化熏陶，瑞恰慈重视的是对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而非系统抽象的层面，他与奥登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有批评索绪尔理论的地方，不满之处正在于索绪尔理论的抽象性与经验论相抵牾。美国学者詹姆逊在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曾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与瑞恰慈和奥登的《意义的意义》作过详细的比较，以显示出英美传统特色与欧陆的差异。他指出，“前者（指瑞恰慈和奥登）是语义学家，他们把词当作象征来研究，而后者（指索绪尔）则坚持把语言界定为符号系统”。他解释了“英美用的那个术语，即‘象征’这个词，总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词和它们所表示的东西或者是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之间的关系。的确，‘象征’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词语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在最初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种基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自然是逐句地，一对一地寻找对应物，是从语言中清除所有非指称的词和纯文字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别，即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没有像索绪尔那样切断语言与外部的关联，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至少是首要目的）是象征或表征外部事实。这一特点明显影响到英美新批评的观点。
瑞恰慈把语言区分为两种功能――“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诗歌是对语言情感功能最典型的使用。这里瑞恰慈已经明显带有从语用视角因素来分析的意思了。瑞恰慈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大异其趣，科学语言在于“实证”，尽可能做到表述准确、意义单一，没有歧义。而文学语言则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虚构陈述，即“伪陈述”，它依赖暗示、暗指、联想、想象等丰富细微的意义来表现一种艺术真实。因此，瑞恰慈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即“复义”问题的探讨。这对他的学生燕卜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燕卜逊剔除了瑞恰慈文学理论中的大量心理学成分，运用语义学方法对250余个诗节的英文诗作了细读，写出的《朦胧的七种类型》在1930年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这可以说是英美新批评派的第一部著作，开创了文本分析和“细读”的先河。美国新批评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燕卜逊的启发，并沿着燕卜逊的线索找到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美国新批评运用的文本分析方法也主要来自瑞恰慈和燕卜逊，美国新批评派对悖论、反讽、张力和文本有机体等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也都与瑞恰慈和燕卜逊一脉相承。
英美新批评的源头在英国，主体则是以兰色姆师生为中心形成的美国南方批评派。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追求建立一门文学批评的科学，因而它反对在批评中融入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图，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排斥作者和读者主观意图的介入并不是切断文学与外界的关系，它只是切断文学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混淆起来。应该指出，新批评在重视文学语言分析，排除作者、读者主观意图等方面与欧洲形式主义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是新批评与之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文学作品意义的时候，没有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它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新批评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也是最被误读的理论之一。许多人望文生义，把“本体”理解为文学文本本身，这也是新批评往往被文论界误读为类似形式主义的文本自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是对存在的研究，但兰色姆的“本体论”已带有现代存在论的色彩，它不是指西方传统哲学中那个最高的抽象概念。而是如韦勒克精确指出的那样，“在兰色姆的论述中，‘本体论’往往用于表示对客观现实关注的同义词”。也就说，兰色姆的“本体论”是外部现实生活的代名词。兰色姆的理论是从文本角度区分诗（文学）与散文（非文学）的差异，兰色姆认为“诗歌作为话语的差异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它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一种客观性的层次，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科学话语来处理的”，兰色姆并没有像形式主义那样，局限于语言和形式内部去探讨两种文本和话语的差异，而是联系到外部世界来说明的，“这并非不可思议。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它必须与我们在科学论文中所处理的那一世界，或种种世界（因为确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区别开来。这种种世界只是我们这一世界的简化的、经过删削、易于处理的形式。诗歌旨在复原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散乱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本源世界，就此而言，诗是一种根本地或本体地独特的知识”。显然，兰色姆是联系外部世界来说明文学的特异性的，其根据就在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作出的。可以看出，新批评仍然强调文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作用，所以，韦勒克把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称为是古老的模仿论的翻版。韦勒克这个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忽略了新批评与传统模仿论的区别，传统模仿论把语言只看作手段，意义达到外部世界，手段就失去了作用。而新批评不同，新批评不把语言视为手段，而视为中心，因此，语词的朦胧、含混意义诚然象征了外部、混乱和矛盾的复杂的现代世界，但正是依靠语词的意义，我们才认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生活世界。在这里，语言已经初步具有了构建外部世界的含义，这是新批评超越模仿论的地方。
总之，英美新批评与欧洲形式主义的语言论文论是有重要区别的，其根源实际上是语言观的区别，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理论的差异，新批评没有像形式主义一样只局限于语言内部系统的研究，而是始终不放弃语词与外部世界的意义联系，这就使新批评的立场和文学理论与欧洲形式主义文论存在本质的差别。
三、实践、行为路径
语言论文论发展的第三条路经是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逐步兴起的以“话语”和“言语行为”为理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文论派别，其语言论基础来源复杂，资源众多，主要代表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等，它们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特征，即强调以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侧重从语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是一种实践或行为”，显然，不同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和英美经验主义认为的“语言是一种意义实体”的观点，这类语言论旨在恢复和重建语言与外部人类生活世界的广泛联系，体现了鲜明的回归现实生活“向外转”的趋向。由于切人视角不同，它们在主要内容方面都存在各自鲜明的特征，呈现出语言与生活世界复杂而丰富的联系。
巴赫金是最早提出并在文学研究领域运用话语概念的文论家，但是由于他早年命运曲折多桀，生前几乎藉藉无名，他的理论贡献一直被淹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学界发现，并被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苏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思想深邃，才华出众，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他独有的语言哲学――“超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超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早期俄苏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流派和文艺界当时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巴赫金认为真正的语言是现实中使用的语言，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语言，即“活的语言”，也就是话语，它是“活”生生的，具有丰富的变异性和具体多样性。他的超语言学理论就是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这与索绪尔和形式主义路径完全相反。巴赫金批评索绪尔抽象封闭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他把生动的语言变成抽象的概念系统，在巴赫金看来，人类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不是语言体系，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话语。并且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对话，“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巴赫金不仅指出了话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话性”，而且坚持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载体，认为语言具有意识形态性，并辩证地阐释了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巴赫金把超语言学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复调”、“狂欢化”等重要成果，其在语言文论上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文学语言纳入到“话语”范围，这就打破了形式主义把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隔绝的做法，恢复文学语言、文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密切关系，突破了前期语言论的封闭缺陷，给诗学打开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对文论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法国后结构主义是使“话语”概念名扬天下的理论学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法国后结构主义比较复杂，有向内和向外两个发展方向，话语理论即是其向外发展的主要贡献，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代表，侧重从文化实践和社会学方面进行文化研究，他们都把话语看作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活生生的活动和实践，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封闭抽象的符号结构和系统，并极为重视话语的建构功能。罗兰・巴特认为日常生活中许多被认为是“自然”的事物和文化，实质都是人为使用话语进行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系列文化的实践及其产物。他对日常许多通俗文化活动，如流行时装、食品、职业摔跤、汽车式样、洗涤用品的广告、法国葡萄酒、脱衣舞、旅游手册和电影明星等等都作了一系列独特解读和分析，力求揭示和解构这些日常“神话”背后“自然”的伪装，破除这些文化现象的“神秘感”，开创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中，话语实践和分析是其主要的运用工具。
而福柯更是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深入到文化史、知识学、社会学史的深处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他指出“疯癫”、“性”等概念和事物都是话语构建的产物，“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者‘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显然，福柯的“话语”概念重视的也是其构建功能。此外，福柯还独特地指出话语与权力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权力制约着话语，话语反过来也巩固权力。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研究指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的结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它决定了知识真假之分和正确错误之别。也决定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福柯不仅揭示了话语受权力运作控制特征，而且对西方文化中权力话语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总结概括了任何社会对话语生产和流通的控制方式、组织原则和构成规则，对话语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贡献。福柯本人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但是他的话语理论对文学研究影响巨大。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都从中获得重大理论资源。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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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能力导向问题的提出
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理念和导向:(1)语言知识导向。在1999年以前,受传统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大学英语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2)语言技能导向。1999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将各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分为两个层次,即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提高了对学生写、说能力(即主动输出信息的能力)的要求。(3)语言交际能力导向。进入21世纪以后,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强调建立在语言技能基础之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综合性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对语言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逐渐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范式转向了人类中心范式,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等学科理论对“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了“语言文化”和“文化能力”等概念,并对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语言学研究的这种态势,正在或者将会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理念和导向——文化能力导向。
2语言文化教学理念与文化能力教学导向
语言文化学者把语言看成文化的第一要素,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张维鼎认为,语言显然是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人们所讲的母语往往成为人们认知和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就因为这样,语言还决定了人的感知、感情、思维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文化心态。语言同时也就成了人们维系人际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从这个意义而言,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
语言文化理论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双重特性:一是文化的一般本质属性,语言即为一个文化世界;二是语言的文化工具属性,它推动其他文化的产生,并记载和传承其他文化。
传统的语言教学理念只承认语言的载体、工具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上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属性。国内学者指出:“在外语教学中语言常被人们仅仅看作是‘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武器’。这种‘工具论’的烙印在实践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只集中在语言系统本身,研究其内在规律,培养、训练对这些规律的机能和自动化的熟巧。应当说这种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不能丝毫放松的。但是,人们忽视了语言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还有其特殊的人文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一面。交际的阻碍不仪来自语言的熟巧,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异语言文化的差异。所以,外语的教学与研究既要有‘工具论’,又不忘记民族‘文化观’(夏雨,1994)”。
由对语言文化本质的考察,国内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寻找新的思想养料,初步形成了语言文化教学观念。这种观念视外语教学为文化教学,认为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传授语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必须引导学生养成文化能力。
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下,语言能力是个体或人类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本领,它是文化能力的重要成分,同时又是形成文化能力的基础。在语言教学中,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目的文化进行鉴别、继承、批判和创新的能力,既需要运用语言来思维,更要通过语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状态下开展交际,面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实现文化的价值融合。所以,大学英语教学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3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的建构
3.1理顺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中的几种关系
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首先需要母语教学调整理念和目标,注重传授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发现和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母语学习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定势对第二语言教学中目的文化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程,在整体上是从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转变为培养文化能力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时需解决好以下几种关系:
(1)基础英语教学与高等英语教学的关系。以文化能力为导向的英语教学,势必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即掌握扎实的语言知识和双文化(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知识,并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技能,而不能把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任务推向大学教育阶段。
(2)大学英语教学与历史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通开课、选修课、学术讲座等形式,不分学科专业地开设人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其文化差异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是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建立的根基。事实上英语教学也不可能把大学人文教育的全部任务承担下来,而应该是立足于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来培养其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3)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文化能力导向下,教师成为学生的文化导师,学生成为文化知识的自觉学习者和文化能力的培养主体,教、学双方的关系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作为文化导师,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集中在引导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根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制定教学方案。
3.2重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提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文化能力导向要求改变现有的以语言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制度,把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以文化比较、文化批评、文化鉴赏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层级,朝着更符合时代特征、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向改革。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一直处于或大或小的明显变动之中。有的表现在专业课、方向课及其关系上，有的表现在核心课、课及其关系上，有的表现在基础课、选修课及其关系上。这里要探讨的是，基于语言学类课程、文学类课程及其相关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
要想系统思考这一问题，离不开这样三个出发点。一是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是课程结构问题中的关键概念。二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以及与之相应的选修课等课型均属于语言学类课程。三是语言学类课程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深层的内部结构关系。
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应该提出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关系的意见，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讨论时既应当注意内部的结构、成分及其关系，又应当注意外部的结构、成分及其关系。
二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学类课程的设置，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问题。探讨课程结构问题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在汉语言文学范围里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具有具体、现实的意义。可以看出，课程、大学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语言学类课程，它们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等关键项目集中表现在课程类型上；课程结构即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会对课程类型有所限制。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会提出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关系的要求和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讨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当注意结构、成分及其关系。
（一）是什么问题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学类课程的设置，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具体问题，如设哪些课、设多少课、设多少课时、设在哪些学期等。实际上研究发现，表象背后存在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
1.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
2.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结构；
3.与文学类课程相对。
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这两对关系是一般专业课程结构的出发点，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结构的出发点。设哪些课、设多少课、设多少课时、设在哪些学期等问题，都要从这一出发点出发进行系统考虑。
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结构是课程设置问题中的关键概念。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以及与之相应的专业选修课均属于语言学类课程，它们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它们之间具有深刻的结构关系。
与文学类课程相对这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强调语言学类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宏观地位。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这两类课程为结构主体，凸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观念，为课程搭设框架，为方向课程奠定基础。
（二）为什么研究
探讨课程结构问题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在汉语言文学范围里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具有具体、现实的意义。研究表明，关于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对课程设置起到积极作用。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结构问题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
1.优选课程类型；
2.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关系；
3.协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优选课程类型。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既独立成型又互相关联。独立成型往往容易做到，互相关联则有难度。不同类型课程的优选主要考验对三者关系的把握程度。一般情况是在独立成型上区别，在互相关联上一致。具体到语言学类课程，一致而不同质是十分关键的。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优化不同类型语言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作为关键问题，一致而不同质只是第一步。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独立成型，关系密切，需要优化。知识课如现代汉语基础，研究课如现代汉语专题，能力课如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训练，属不同课型；它们具有诸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一般与具体之类的关系；已经设置和准备设置的语言学类课程的内部关系可以据此加以优化。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协调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等语言学类课程得以优化的内部关系有利于对外探讨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通常，内部关系探讨得多，对外关系探讨得少。优化的语言学类课程有利于进一步利用这个角度向文学类课程发问，以达到调整关系、形成合力的目的。
（三）怎么样研究
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作为结构体，内部有自己的结构成分，对外则属于别人的结构成分。因此，讨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当注意结构、成分及其关系。相应地，研究方法体现为“三抓”：
1.抓分相：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
2.抓内部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
3.抓外部关系：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
所谓“抓分相”，是强调对结构体进行科学的成分分析，试图在语言学类课程中规定合理的课型，在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的区别上下功夫。有了固定的课型，课程设置就可以因型设课，避免因人设课、因学科设课、因条件设课等不利的设课做法。
所谓“抓内部关系”，是强调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强调具体到语言学类课程时的三者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般性，对多种课程设置都有效；落实到具体课程――语言学类课程时，对三者关系的把握会产生具体问题。
所谓“抓外部关系”，是强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按一定标准，语言学类课程有普通语言学与具体语言学之分，文学类课程有文学史与文学学亦即文学理论之分。大类与大类、小类与小类、大类与小类分别是什么关系？在什么关系下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它们能不能在课型模块中得到统一？这些都是外部关系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
课程类型源于特定的标准或角度。根据一定原则，可以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知识课具有基础性，研究课具有专业性，能力课具有实践性。落实到语言学类课程，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语言学类课程内部的项目取舍与关系安排，一是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课程与课程之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应该具有必要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深刻的、复杂的。文学类课程是语言学类课程的升华。
（一）课程类型
课程类型源于特定的标准或角度。在一定的标准或角度之下，专业课程可以有必修课、选修课之分，核心课、边缘课之分，基础课、高级课之分，知识课、能力课之分，理论课、实践课之分，等等。这里列举的课程类型源自两分法，对于帮助我们认识课程类型具有根本意义。由于出自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纳入课程结构体系中的具体课程就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现代汉语基础课可以是必修课、核心课、基础课、知识课，现代汉语专题课可以是选修课、高级课、理论课、能力课，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训练课可以是能力课、实践课，等等。可见，课程类型受制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等诸多因素，需要根据诸多因素加以汇总、整理、提炼、定型、实践、反馈，最终形成相对合理的课程结构。
讨论课程结构体系中的课程类型，我们可以参考莱维（2011）的看法。莱维指出：“课程开发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目标、学习者个性特征、教学内容和策略、学习评估、学习资源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一定要置于一个有效的规划或结构之中。因为课程本身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跨度的人为产物，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设计的计划。”莱维强调：“在这个计划中可以表明，有关课程的不同决定和要素是如何在一起组织及调整的。这个设计将课程的内容实质与现实的物质环境联系起来。例如，课程结构的结论应能指明课程中的哪一部分由哪个年级或学年去学习。每个年级的内容、学习活动、目标应当结合起来加以确定。”[1]（P50）可以看出，课程类型决定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规定课程类型；两分法是认识课程类型的基础手段，根据诸多因素加以搜集、整理、提炼、定型、实践、反馈，是综合形成相对合理的课程结构的具体步骤。
根据上述讨论，从两分法出发、以综合法为抓手，应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类型要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可以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每大类型可以包含若干门具体课程，具体课程在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下可以拥有多重身份。大类型中的具体课程在独立成型上区别，在互相关联上一致，为学习者提供三个不一样的课程模块。模块中的具体课程可以是必修课、选修课，知识课、能力课，理论课、实践课，等等，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课程类型。
（二）三者关系
根据一定原则，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大类型包含若干门具体课程，具体课程在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下拥有多重身份。在语言学类课程中，举例来说，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一般属于知识课，词汇研究、文化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等一般属于研究课，汉字应用、普通话训练、现代汉语写作等一般属于能力课。在同一课型中，包含不同程度的具体课程，如汉字学、音韵学、现代语音学等一般属于知识课，但要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为先修课程。知识课是研究课的重要基础，知识课、研究课是能力课的学科基础，能力课是知识课、研究课的基本目标。
徐辉、季诚钧（2004）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应正确处理专业与通识、共性与个性、实践与理论、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在学生、学科、社会三者之间追求最大限度的统一，寻求整体价值的融合，努力把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要求、学科的进步贯穿于课程体系的设置之中，让学生在一个“宽专业、厚基础、重实践、强个性”的课程体系中受益。[2]（P216）他们还明确指出，大学课程设置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专业与通识的关系――回答各类课程所占比重问题；
2.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回答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问题；
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回答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例问题；
4.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回答教学总课时的问题。[3]（P207-P215）
可见，知识课具有基础性，研究课具有专业性，能力课具有实践性。我们可以通过知识课实现“厚基础”，通过研究课实现“宽专业”，通过能力课实现“重实践”，进而使三者形成合力，以达到实现“强个性”的目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知识课的基础性、研究课的专业性、能力课的实践性为课程分型提供了关系依据。换个角度看，三者关系可以按下述方式概括描述：
1.知识课――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以过程为侧重点的课程理论用“多级循环”这种说法来表述不同课型所建构的体系。莱维指出，“过程倾向的理论将课程作为一个反映式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过程加以概念化。作为过程的课程，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共同学习的多级循环，一个渐进与合作式进步的支撑。一项新的课程文本自身无法确保实施的成功，即使它是富有洞察力的见解。”[7]（P133）以结构为侧重点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强调具体课程的筛选、分布、推进、落实等方面的问题。莱维指出，结构主义课程论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如何选择和证明有价值的教育性知识，如何在课程中组织这些教育性知识。[8]（P134）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落实到语言学类课程，以教学内容为核心的体系建构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个项目。第一，课程内容的范畴，如语言学的本体、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应用。[9]第二，课程内容的构成，如知识板块、研究板块、能力板块。第三，课程内容的选择，如本体知识的取舍、研究项目的取舍、能力环节的取舍。第四，课程内容的组织，如教学标准、教学讲稿、教学材料等。
按照上述思路，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应该具有四类结构成分。一是范畴，包括语言、话语、语用；二是层级，包括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三是课型，包括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四是方法，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四类成分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任何一类成分都可以用其他三类成分分别解释。例如范畴中的语言，可以是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可以是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可以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另一方面，范畴与层级关系更直接，课型与方法关系更直接，具有四类成分、两个范畴的格局。这一格局中的语言、话语、语用范畴意味着“语言学类”，层级、课型、方法意味着“课程系统”。格局具有闭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以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建设的基本指标。
（三）相邻
课程系统与课程系统之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应该具有必要的内在联系。尽管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内部格局具有闭合性，但与相邻的课程系统应该有“友好”的界面，具有开放性。这个相邻的课程系统就是文学类课程。同样，文学类课程也具有范畴、层级、课型、方法这四类成分，语言学类课程对文学类课程的关系既有迹可循，又提升了复杂程度。例如从课型看，语言学类知识课与文学类课程可以具有平行关系、支持关系、互动关系，研究课、能力课与文学类课程也具有这三种关系。从范畴看，语言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工具性上，话语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文本性上，语用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创作性上。加上层级、方法等方面的关系，我们考虑诸如现代汉语课程与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关系、古代汉语课程与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关系、语言学概论课程与文学概论课程的关系时，既要面对客观存在的关系规律，又可以利用客观规律、按客观存在的规律办事。
上述关系一般表现在两个方向上。大的方向是由层级、课型、方法三个成分构成的，小的方向是由范畴这个成分构成的。大方向上，要有课程目标，对课程目标进行定位概述，体系设计，并加以分项表述；要有课程计划，对课程结构进行系统规划，优化整合，对课程功能加以试验论证；要有课程设计，为课程设计选定合理理念，规定系统思路，安排技术程序；要有课程教材，明确课程教材的概念定位，了解课程教材的一般原理，规划课程教材的结构体系；要有课程方式，注意课型的选择，课时的分配，细节的安排。小方向上，要规定“语言” 的含义，对“语言”与“话语”“语言”与“语用”进行区别；要规定“文学”的含义，对“文学作品”与“文学历史”“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进行区别；要规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对“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只有把握好两个方向上的各种关系，才能处理好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
不难看出，课程系统的核心问题是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核心问题是相邻关系。以古代汉语课程为例，古代汉语课是文言文课吗？古代汉语课是古代汉语言学课吗？古代汉语课是古代汉语言学课加文言文课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从语言学类课程角度去落实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以现代文学课为例，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历史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和历史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课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落实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再问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了，汉语言文学是汉语言的文学的意思吗？汉语言文学是汉语言和文学的意思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真正落实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
五
实际情况是，关于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产生过不少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对课程设置与实践起了积极作用。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结构问题，在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关系，协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等方面具有现实价值。
总体来说，语言学类课程是一套系统结构，既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又具有独立的分相意义，课程系统含有四类结构成分。一是范畴，包括语言、话语、语用；二是层级，包括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三是课型，包括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四是方法，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操作过程中，要规定“语言”的含义，对“语言”与“话语”进行区别，对“语言”与“语用”进行区别；要规定“文学”的含义，对“文学作品”与“文学历史”进行区别，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进行区别；要规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对“语言和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对“语言的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 只有把握好这些基本关系，才能处理好语言学类课程本身及其与文学类课程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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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101-02
引言
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话:“No context,no text.”context这个词最初指的只是某个词句的“上下文”,即Catford后来所说的co-text。它的含义被扩展成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语境”即语言使用的环境,是从Malinowski开始的[1]。事实上,语境作为语言学概念,是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885年最先提出来的,只是当时并没有在语言学界引起很大反响[2]。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语境没有得到语言学界应有的重视,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语言的使用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环境。
(一)语境的历史缘起
如上所述,作为语言学概念的语境最早是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提出来的。Wegener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是通过实际使用而产生的,语言的意义也只有根据语境才能确定。然而,Wegener的语境思想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语境理论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英籍波兰人类学家B.Malinowski分别于1923年和1935年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一对概念,语境研究才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二)语境的定义和分类
自从Malinowski提出语境理论以来,国内外语言学界大致把纷繁复杂的语境分成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两种,使语境研究做到具体与一般相结合。但由于语境本身有着多种涵义,其定义和分类因研究者、研究目的而异。
最早接受Malinowski语境思想的是伦敦学派领袖,J.R.Firth。他在1950年写的《社会中的个性和语言》一书中,对语境作了详细的阐述。
1964年,功能语法集大成者M.A.K.Halliday在Firth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语域”(register)概念,其实“语域”所反映的就是语境[3]。
在国内,王建平先生从语用学的角度给语境下了定义:“语境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观因素。”[4]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
在国外语言学界,研究语境最多的是社会语言学流派。叙述这一流派的观点还需回到伦敦功能学派。伦敦学派领袖J.R.Firth主张把语境研究的重点放在情景语境上,并将情景语境因素归纳为以下三种[5]:
(一)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任务,性格
(a)参与者的言语活动;
(b)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
(二)相关事务
(三)言语活动产生的影响
Halliday继承了Firth的理论,提出了“语域”(register)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语言的功能变体”。所谓功能变体,就是因情景语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6]。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注重意义和功能的研究,将语境大致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两种。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在语境因素如何影响语义表达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但在语境因素对语义表达有制约作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7]。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也有其不足之处。刘云霞[8]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未能全面刻画出语境的动态本质”。我们认为,这一不足的根源在于语境不但包括言语事件的物理环境,还包括了参加者的心理状态,如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受话人的期望和话语空间的知识,以及他们的感情和相互间的社会关系[9]。
二、关联理论的语境观
关联理论[10]从认知科学的角度阐释人类的语言交际行为,认为“语境是一种心理构建(psychological construct),是听话者对世界的一系列假设的一个子集”,涵盖关于物理外界的信息、先前话语、对未来的期盼、科学假设、、轶事记忆、文化观念、对说话者心理状态的固有看法等等。
关联理论语境观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不同于所谓“传统语境”的“认知语境”。关于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探讨得很细致。苗兴伟[11]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语境概念的缺陷在于它不能客观地反映语言使用时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就需要借助认知语境。吴泽扬、马芜[12]也曾指出,认知语境对语义影响最大,对语义理解起制约作用,因为认知主体所感知的内容有待于心理表征在具体语境中触发,激发相关的心理表征,大脑借助思维,产生关于语言的心理期待,并借助于百科知识对心理期待加以选择、解释、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关联理论认为语境观是动态的。这表现在交际双方以一定的认知环境为背景,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新的经历添加到潜在的语境之中,构成新的语境[13]。任何新话语的理解尽管需要利用同样的语法和同样的推理能力,但需要不同的语境。话语理解涉及两类信息的结合和运算,即由话语信号建立的新的假设和在此之前已被处理的旧假设。听话者利用关联原则指导推理,从新旧假设提供的前提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14]。
三、两种语境观的互补性
(一)互补的必要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关联理论都重视语境的研究。前者注重的是广义的文化语境与具体的情景语境,后者注重的是认知语境;前者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后者是从心理学角度[15]。
在王建国[16]看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不能解释含意(implicatures),不能解释翻译中的推理现象。换言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或许对更接近关联理论所提到的显义(explicatures)有些解释作用,而对关联理论和合作原则中所提到的暗含(implicatures)解释力却很差。因此,我们在进行语用解释时有必要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和关联理论的语境思想,做到二者交相呼应,融会贯通。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境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语域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语境特征在语言交际中是怎样影响和制约语言使用的[17]。然而朱永生[18]指出,从社会文化角度对语境所做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点不足,其一便是对语境的动态特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针对这一不足,何自然[19]提出了一个必要的弥补方案,即关联理论的动态语境,因为它是一个变量,不仅仅包括先前话语或话语发生的环境,它更多的是指解读话语所激活的相关假设集,它们的来源可以是先前话语或对说话人以及对现时环境的观察,也可以是文化科学知识、常识假设,还可以是听话人处理话语时大脑所想到的任何信息。”因此从语境动态性方面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也是有必要得到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补充。
(二)互补的可能性
正如朱永生、严世清[20]所言,关联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心理学有关认知模式和认知规律研究成果的影响。Halliday等人的语境理论可对心理认知因素起到补充作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一方面可以弥补关联理论语境观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够得到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补充。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语境,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话语理解的真正过程,这是因为包罗万象的语境信息是不可能都对话语理解起作用的;而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则强调语境是选择的,话语的理解就是从语境中选择最相关的假设,以便用最小的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找到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Halliday[21]指出,情景语境只指那些与正在发生的话语相关的特征。这种相关度,王建国[22]认为可以由关联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为了能正确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这种关联度必须是最佳的。因此,在解释话语理解的过程中,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关联理论语境观也是有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具有动态语境观的关联理论可以补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研究。
(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互补性,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晏刚[23]通过对两个实例的分析,指出关联理论可以极好地弥补系统功能语法的不足,解决会话中的含义识解问题,再如李慧淑[24]通过对实例的分析得出结论,从关联理论的动态语境观点可以弥补系统功能语法对会话分析的不足,解释了如何把表面上没有紧密联系的话语从内容上联系起来,解决会话中的含义识解问题。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学者们对该互补性的分析研究基本上集中在语境的动态性方面,而且偏向探讨关联理论动态语境观对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的补充,却较少论及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对关联理论语境观的有益补充。
朱永生[25]指出,对于语境的特征,语言学界的见解并不一致:在有些语言学家看来,语境是静态的,但在另一些语言学家的眼中,语境是动态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所谓静态和动态实际上(是)相对的。更何况Halliday和Hasan把语境看作动态现象是数十年来始终坚持的。综上,我们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不能只停留在动态语境层面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关联理论语境观的互补性。
四、结语
同为重视语境研究的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语境观上不仅存在互补的必要性,而且也有其实现的可能性。Halliday等人的语境理论可以对心理认知因素起到补充作用,而具有动态语境观的关联理论则可以补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研究。然而,在具体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关联理论语境观的互补性进行语篇分析时,我们不应局限于语境的动态性,而应该努力寻求其他切入点,多管齐下,真正做到两种语境观的相互借鉴及有机结合,从而加强我们开展话语分析,解释语用、翻译、二语习得等方面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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