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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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67-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探索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丰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切实发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导向、思想引领和方法指导作用。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形成、确立和发展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客观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逻辑。

1. “思想路线”概念的提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趋于自觉。实事求是思想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的巨大损失。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为了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强调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16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论述了思想路线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标志着我党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探索。

2.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地位的确立：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走向成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使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走向成熟。

1937年7、8月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科学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概念，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2]522从思想上开始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唯物而辩证的阐释，赋予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形态。经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全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普遍提高，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被全党共同接受。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努力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最终确立。

在中国革命中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基础，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问题。我党正是在实事求是正确思想方法引导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3.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容的创新：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突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赋予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内涵，由此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深度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遗憾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艰辛但没有获得理想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邓小平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实事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指导地位，把党的思想路线变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形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在探索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历史飞跃及理论构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巨大变化，赋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在深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可以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沿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深化，都得益于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党的十二大把它规定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规定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内在关系，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

1.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前提，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思想追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它具有真理的“普遍性”，提供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与方法，解决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然而，“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因此，不管是中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建设，既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更不能墨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践告诫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对中国特殊国情作深入研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只能导致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摆脱困境并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引领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深刻认识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从根本上说是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科学判断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内容上说，就是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实事求是的途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实际活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任何理论，也离不开生动的实际，脱离实际，理论就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关系作过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820对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强调：一方面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在实际运用中形成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3.实事求是：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表现形式上说，就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作为核心，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扎根生长、开花结果，在于它以民族形式出现，与中国优秀文化有机交融，正如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534“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801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命题解释马克思主义，又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和原则改造“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正是这种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时，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4.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价值目标看，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理解、掌握、运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离不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5]任何一种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任何一种理论，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才能不断丰富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通俗的理论、朴实的语言、多样的形式、灵活的方法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大众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活力

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根本的实践原则。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方法，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1.解放思想：破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认识障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包涵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基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扫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障碍，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活力。解放思想遵循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之基、立国之本，这个“老祖宗”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需要从客观现实和实践出发，探索事物的内在联系，发现其中的规律，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反对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左”的错误思想、右的错误思想，排除各种习惯势力、主观偏见、思想僵化和盲目崇拜等的干扰，敢闯敢试，勇于突破。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在理论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第一个重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

2.从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扎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核心的就是把握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7]才能发挥其强大的指导作用。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全面、准确、深刻把握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633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事实上，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平方式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中国特殊国情作现实依据，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作基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实践特色。

3.与时俱进：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色，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旺盛的生命力。与时俱进，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时代同进步，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检验和丰富这一伟大学说。坚持与时俱进必然要求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及其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保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4.求真务实：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根本的就是求真务实，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具创造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相结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体。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制定正确政策和采取多种措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真正激活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潜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增添了创造力。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作为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目标和宗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标。

结语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就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反之，就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理性审视，我们得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发展的互动性、思想内容的融洽性、实践要求的契合性；立足现实，我们坚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导向和科学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必须不断提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境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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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3）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艰难探索中得出的理论结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使全体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实现共同富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具有特色的基本原则，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毛泽东最早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自觉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邓小平作出的科学评价。

在1929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他写的一封信中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的原因时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并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概念。

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和1930年的《反对资本主义》中，首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而要纠正主观主义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段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反对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倡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已具备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党内首先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是因为他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反对离开中国社会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新中国的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创建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事实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实事求是，全党十分认真贯彻这一思想，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19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偏离了这一思想路线，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通过重新确立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探索，逐渐形成了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党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过程中不但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表现在：

1．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作了概括。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2．江泽民强调我们党要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在十五大报告中又强调，我们要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在十六大报告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3．胡锦涛强调，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2004年，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进一步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至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得到重新确立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

(三)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严重的挫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精髓，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应该不断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让它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服务。

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党和中国革命建设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建国前，它使我党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它使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党和国家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一旦背离这一思想路线，脱离实际，将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19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它们都是因为脱离实际、没有实事求是、错误估计形势而造成的；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党和革命才能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行；只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在长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加快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我国才能在日益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业绩，使国家富强，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意义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中活的灵魂，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党的思想作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党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能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取得巨大成功。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化的进程，使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质，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的新要求，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理论。这些都是在坚持和完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创新。

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新时期，我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创立新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好、更坚实的思想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指明了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中，我们要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实事求是的应用为平台，以实事求是的理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方法为手段，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基础，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其革命性和先进性，才能保证其执政地位的稳固性。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依据。正确的思想路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具有科学性。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依据。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说，我们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制定出并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推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本身的成熟；而所遭受的一切挫折，或者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没有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或者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能够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贯彻下去的结果。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三性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时代性是前提，把握规律性是核心，富于创造性是目的。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的与时俱进中，特别重视理论创新。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4）

关键词：邓小平； 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 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1]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对于我们完整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而坚定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更大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本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这一原指治学态度的格言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原则，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多次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2]“我是实事求是派。”[3] 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他自己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深刻总结。他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从而也就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一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毛泽东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即靠“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精髓”说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所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规定。它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4]实事求是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因为实事求是在哲学实质上是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NextPage]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5] 这就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把实事求是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

另方面，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6]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就说不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说过，“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7]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即“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8] 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到成功。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为基本的方面。

二、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斯大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成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但都没有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于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党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此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在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曾遭遇过三次严重挫折：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再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这三次由于抛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发生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损失。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证，把实事求是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首先，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10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遇事“随风倒”。直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两年了，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历史的客观状况决定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克服“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以一贯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革[NextPage]命胆略，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他号召全党“打破思想僵化”，从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解放出来，从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下解放出来。他认为，思想僵化的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得不到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9]

其次，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当全党急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就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1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1]“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2] 我们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再次，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3] 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在这场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给予其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4] 通过这场讨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普及到了全党、全民和全国各个领域，为全党、全民的思想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5]具体一点说，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6]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1980年2月，邓小[NextPage]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7] 党的十二大依据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在党的章程（总纲）中郑重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规定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整、更加准确、更加具体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形成了由出发点、原则、目的和运动过程所构成的统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一完整科学体系的每一个基本点（即组成部分）各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正确认识各个基本点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包括四个基本点。邓小平不仅用非常精练的语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完整而系统地概括，而且对每一个基本点都作了深刻地阐述。第一个基本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才能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强调和发挥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明确地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规定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把它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他在谈到“实事求是”时，总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个基本点：“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也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法。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毛泽东曾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过精辟的论述，并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结合党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深化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认识，把它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和有序发展，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体系。他曾经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8] 不然，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同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第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之一的“实事求是”，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事”中引出或求得“是”（即规律性），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而，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正因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所以我们通常才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总结和吸取了党的历史经验，不仅对“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特别强调和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四个基本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过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基本的、首要的观点，以实践为基础，尊重实践的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历来所倡导和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准则。不幸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歪曲和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实践标准被抛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鉴别是非、判定正误的的唯一标准，结果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应有的权威。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基本点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在实事求是中坚持实践标准。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科学体系。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总是把这四个基本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把握。关于这四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NextPage]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19] 这里，邓小平就把几个基本点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也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含义和精神实质更加明确、具体和系统了。

四、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辨证统一

前已述及，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等后遗症，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巨大贡献。其实，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提出、论证和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辨证统一上。众所周知，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分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辨证统一，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不仅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实质，规定了解放思想的原则，而且深化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毫不相干的，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辨证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反过来说，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在深入地分析了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后明确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恢复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进而言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0]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21] 亦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必须真正解决问题。”[22] 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

另方面，解放思想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并不单纯表现为实事求是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条件，同时还表现为解放思想须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目的，就必然成为思想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胡思乱想，不是表现为“左”的错误，就是表现为右的错误。它不但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且正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所必须加以纠正和解决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23]“左”和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就其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而言，实乃殊途同归。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重要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NextPage]送社会主义。”[24]因此，我们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其根本方法，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解放思想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前进，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标准，自觉地服从于实事求是、服务于实事求是，并最终体现为实事求是。

总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问题时，虽然有时各有侧重，或强调解放思想，或强调实事求是，但他总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于活力的法宝。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我们思想认识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是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承担起了拨乱反正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为了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我们党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为我们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和保证。一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的实践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指引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为此，就必须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会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25] 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来。另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是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八保证。既然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符合客观实际和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那么，要正确地理解把握和自觉地贯彻执行它，同样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带着许多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旧框框，那就不可能会正确理解和把握既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也就不可能会自觉地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甚至会同它格格不入，乃至发生抵触或完全背离它。因此说“正确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6]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还必须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有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NextPage]。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27] 其实质也就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干部标准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为了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他高度重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接班人的选拔培养。他明确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其中之一就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28]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就将是一句空话。总之，“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29]“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30]

六、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切为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包括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而且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实践中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

首先，邓小平把从实际出发同从人民利益出发统一了起来。他认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从认识论上讲，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从价值观上讲，我们又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上个世纪初，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先河，想的就是让人民能吃上饱饭；70年代中期，他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想的也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80年代初，他支持安徽、四川试行包产到户，想的还是使人民能早日摆脱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针对我们建国后由于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不大，还没有摆脱贫困、甚至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现实，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31] 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再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实际出发，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有10多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2]

践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了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NextPage]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33]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也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因此，他又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并进而把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他在回答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时，总是充满信心地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至于政策会不会改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34]“我们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35]“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8亿农民不会赞成。”[36]“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7]

再次，邓小平把“求是”的方法同群众路线的方法统一了起来。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的最大成果。它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一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对这个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因而这个具有深刻人民性的理论是同邓小平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邓小平本人也多次说过，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8] 不仅是农村，我们“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39] 这既反映了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卓越实践，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

七、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在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中提出和运用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要求和体现，又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去的“中介”和“桥梁”。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40] 这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它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调查研究的方法、辨证分析的方法和实践检验的方法。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掌握的情况、占有的材料、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从中引出客[NextPage]观对象的规律性，从而本质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实际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因而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对此，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对国情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然首先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最早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的思想。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1] 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就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认识中国国情。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已经明确了的。“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42] 正是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使我们党摸准、摸清了我们的国情，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便是我们对国情的基本概括，也中国最大的最基本的实际。因而，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3]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他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

（二）辨证分析的方法。辨证分析的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是在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即掌握了“实事”之后，进行“求是”的最基本的最科学的方法。作为方法，辩证法主张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一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所谓“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辨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设计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所阐发的理论观点，还是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不蕴涵着深刻、鲜明、生动的辩证法思想，体现着对辨证分析方法的纯熟、自如、灵活的运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全面分析的方法，就是邓小平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和运用的实事求是方法系统中辨证分析方法的几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1．具体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的方法即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44] 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具体事物的矛盾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即矛盾的特殊性。邓小平是矛盾分析的大师。在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它们的不同方法。邓小平认为，具体问题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形成的，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首先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要分析具体条件。“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45] 所以他曾经强调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46] 国内的事情是这样，国际的事情更是这样。“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用 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47]

2．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对事物进行纵向分析的方法，也是具体分析方法的纵向延伸。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各个环节构成的无穷发展的链条。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任何现实都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因此，任何现实中都有历史的足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事物的现实；任何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NextPage]又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把握事物的现实，也就在一定意义上预测了事物的未来。邓小平是历史分析的大师。他善于对各种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首先，必须了解历史。所以他经常号召“要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48]“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49] 其次，要正确总结历史。他说过，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能否定一切，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现实、开辟未来，是为了“向前看”。再次，是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50] 分析和研究这些历史条件，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复次，是要注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着的历史，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研究具体的历史条件，就必须看到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坚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5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成功地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决了各种重大问题。

3．全面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的方法即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方法。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事物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每一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着。因此，只有把事物放在这种相互联系之中，才能够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要考虑到它同周围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从而也就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辩证法还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全面地看问题，不仅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坚持“两点论”，而且还要在其所有方面的联结上，即在其总体上去分析它、研究它。只有这样，才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坚持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善于运用全面、系统分析的方法分析和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进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可能只是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必然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确定的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是畸形发展的事业，而是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也要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搞好。邓小平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他不仅提出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思考。

;（三）实践检验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发展过程，也是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环节。因为通过调查研究、辨证分析所“求”到的“是”是不是真“是”，即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它的判定，只能由社会实践来作出，即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错误的动态过程。这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个道路向前发展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必须随之而变化，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得以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矫正，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对此，邓小平联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了大量的论述。他反复指出，我们现[NextPage]在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52]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都是新事物”。“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5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54] 当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55] 就是“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56]这就是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特别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改过来。“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57]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述，可以说是对实践检验方法的最好说明和自如运用。

八、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5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完成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和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榜样。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以便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他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文化大革命”犯了重要错误，对党、人民和他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而这其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能丢，一定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必须否定，并引以为戒。“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59] 否则，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不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不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NextPage]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历史任务，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反对了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又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从而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为这一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以明晰、准确的语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¼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0] 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和总的指导思想，而且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系统的阐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而这一理论正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邓小平的纯熟运用，就不可能会有邓小平理论。

总而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及丰富、发展、完善和运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既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学习邓小平的榜样，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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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191-02

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历史经验第一个方面是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1]。党的思想路线可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和关键阶段,汲取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伟大经验,试述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对于新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及其重要性

思想路线在哲学上称为认识路线,其实质是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有限到无限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经历了初始提出、确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认识过程的不断飞跃,最终形成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其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

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丰富和发展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党开始偏离和抛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结束以后,中国的现状是:人们思想极其混乱,后果非常严重,亟须拨乱反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是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在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到了首位。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精确地把握思想。其次,邓小平领导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冲破了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以后,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又以大无畏的开拓精神,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内容又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 邓小平科学地概括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和精髓。并全面阐述了其丰富内涵,科学地论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 解放思想就是思想与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用科学的求实态度去研究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涌现出来的新特点,这种实事求是的本身就真正实现了解法思想。他第一次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同时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其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对十年“”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奠定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才科学评价了和思想的历史地位,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掌握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意气风发,阔步前进,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与发展

党的十五大以后,以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开拓创新,高度重视思想路线问题,突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地阐述了与时俱进的含义: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求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以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 的“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并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信“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用“三个代表”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创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提供了根本指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与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面对中国改革开放攻坚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新情况,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必须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开拓创新,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求真务实”的新内容,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求真务实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识,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并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认识总过程两个核心的范畴。实事求是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求真务实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实事求是是为了“求是”,求是即求真;求是或求真的目的是为了务实。明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离不开求真务实,坚持求真务实,才能更好地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三统一。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成果,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标志性理论成果,是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同志为代表的当代共产党人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和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还相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建设和谐世界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它们无不证明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们无不验明了坚持这一思想路线是我党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

综上所述,党的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党的路线的发展与否,是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和欣欣向荣的关键!在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始终铭记,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或偏离、抛弃正确的思想路线所带来的沉痛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始终铭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其指导下的科学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必须铭记,始终不渝地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胜利,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6）

一、“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辨析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伟大领袖，带领我党我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创立了新中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

1.实事求是思想的来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原则出发，要求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创造新的局面。毛泽东非常注重共产党人思想的改造，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彻底肃清了前面革命阶段的思想路线问题，彻底批判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政党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系统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将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

2.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实事求是概念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为革命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以及正确决策。这种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实事求是路线做了最完整的内涵表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3.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意义。实事求是思想在理论上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认识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人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为实践服务，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认识就是要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服务。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本著作中对实践形式进行了归纳，他指出实践有三种形式，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泽东对实践形式的概括，恰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坚持阶级斗争就是坚持党的性质不变，坚持生产斗争就是坚持党的宗旨不变，坚持科学实验就是坚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保持党的生命力，因此实事求是思想本质上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二、实事求是思想的历史沿革

实事求是重要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吸收中国传统知行观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产生的思想路线，是伟大思想的结晶。

1.邓小平同志重新提出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了思想上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要求全党重新审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伟大理论结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科学探索的理论结晶，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指出重眼前不重长远、破坏生态环境等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益增多等现实发展问题，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确保中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3.反腐败的长期斗争与实事求是。新一任党的总书记同志在全党全社会开展了反腐败斗争，打掉了数个盘桓在党内数十年的大老虎，使全社会的精神为之振奋。反腐败工作是一项党的长期工作与斗争，坚持此项工作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多个会议于场合提到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他认为党员干部违纪就是缺乏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就是实事求是素质不够，就是实事求是的执行不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任领导集体将实事求是与当下迫切社会需求相结合，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实事求是”在党的思想路线中总的地位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实现了切合时代要求的创新，这些创新无一不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体现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品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丰富和发展。党和国家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有认识都要建立在当前实践的基础上。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外，“实事求是”本身就要求新的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不断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在文革前后，我们党围绕“两个凡是”的问题，在思想认识和国家经济建设上陷入了困境。这时候，邓小平同志适时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国家建设重点带回到经济建设的中心，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伟大口号。面对落后被动的经济格局，邓小平同志又创新性地给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使新中国重新走上繁荣快速发展的轨道。

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利于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政治路线，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就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實事求是还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我们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制定并落实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改作风等一系列举措，彰显了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决心和智慧。“三严三实”“两学一做”重大学习教育活动，更多的是要求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实做人，踏实做事，只有党内风清气正了，实事求是才能落地生根，中国梦才能早日实现！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7）

一、我党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形成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通过了党纲。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谋取更大的利用，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要实现党的宗旨和最高理想。经过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中共二大时期，提出要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我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中共三大制定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重要理论成果，分析了我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情况，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是，农民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分析了资产阶级两面性，提出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方针。1927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明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武装力量、军事运动，使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保证革命的胜利发展。中共六大对社会性质、形势、总任务等做出了正确判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后来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提出了“关于主观主义”的问题。1930在指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初步界定了我党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二、我党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发展

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根源，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不重视，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确立了党依靠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愿意抗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和策略。为了防止“左”和右的错误，同志先后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总结概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七大，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方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作风中最根本的，讨论了实践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1978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对其重要意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概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实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制定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三、我党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提出“实事求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指出：‘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是我们去研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教条主义现象，提出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指引着我们的行动。还为中央党校题“实事求是”为校训，“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得到全党拥护贯彻，在中国人民中实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程》，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事物本身的种种决定因素，事物的客观条件，内部外部的联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想问题、做事情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一定要去除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全面看问题，决不能以偏概全，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僵化的看问题，通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科学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揭示事物的本质，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本本主义。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172-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在全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结构上,属于总论部分,理论性较强,对以后的章节具有理论引领的作用。内容上,本章的教学也是为学生学习后面的革命理论、改革理论、建设理论以及经济建设理论、政治建设理论、文化建设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等做准备。因为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到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的大问题,思想路线如果错了,其他各方面的理论以及实践不可能正确。因此,本章的讲解非常重要,需要教师从哲学的高度和角度加以把握,所以要讲好也实属不易,耍不拘一格,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章共有三节,第一节从历史的角度讲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第二节从理论的角度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第三节集中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三节内容,各有侧重点,第一节重史,第二节重论,第三节重评,针对三种不同风格的内容,笔者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教学方法来完成教学。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即运用社会或身边发生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说明道理,给学生以启发和思考的教学模式。

本章的第一节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而不断形成和最后确立的,理论性较强,但在其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党的革命形势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史料很多,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思想路线的提出,可以通过分析1929年红四方面军党内出现的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与之间分歧的产生,以及解决分歧的努力等等,通过这些来阐明思想路线这一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思想路线的发展,集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内斗争很复杂,头绪很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内容相当庞杂,这可以通过几个事件贯穿起来,比如对所谓“罗明路线集团”打击的始末,突出强调党的事业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应该有创造性。比如对党的整风运动历史事件的概括,指出党内产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强调反对主观主义,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思想路线的确立,可以结合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的历史背景,以及召开时的情况,尤其是以“实事求是问题”作为他在七大结论报告的结尾,可见实事求是在的心目中和在党的七大的地位。

采用案例教学法,史论结合,既有故事的趣味性,又有理论的严肃性,或庄严或诙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能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教师通过对党史的阐述,理清了思路,讲透了理论,落实了思想路线。

二、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也称比较分析法,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的评价。

第二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和意义是本章的重点。教材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本内容的概括上严格按照《中国共产程》的表述。在不同的时期,虽表述不尽相同,但其精髓都是体现实事求是,厘清这一点,需要我们运用对比分析法进行讲解。

党的十二大,思想路线的表述,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十四大以后思想路线的表述前面加上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十六大又将这句话改成“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后,思想路线内在的包含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等内容。

对比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不同表述,重点从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第一,尽管表述不同,精髓都体现了实事求是。四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历史情况,特别是思想情况而各自阐述理论的侧重点,都是从实际出发,突出体现了各自所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凸显了革命时代,建设年代,和平发展年代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第二,尽管精髓都是实事求是,但所针对的情况和问题却不尽相同。时期,处在幼年时期的党还很稚嫩,很多方面的很不成熟,党的建设还处在摸索阶段,这表现在思想领域尤为突出,各种路线相继出现,都在指导现实同时也在接受现实的考验,因此,思想路线的确立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邓小平时期,体现的是针对改革开放的两种思潮激荡相互碰撞的特点,改革开放每走一步都涉及到思想的大解放,直到小平的南巡,终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基调。时期,党的建设事业以及党本身的发展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用与时俱进的思路和方法去解决。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不同程度的遭遇到发展的瓶颈,需要用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科学发展的思路,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发展。总之,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以及全部理论和工作都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规律性,并富于创造性。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对比和分析,同时辅之以案例教学,相信本节的重点内容能讲清讲透,且能收到较不错的教学效果。

三、讨论法

讨论法是在教师指导下,由全班或小组围绕某一种中心问题通过发表各自意见和看法,共同研讨,相互启发,集思广益地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发展是一件非常重要但又是很不容易的事,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落实要始终围绕这条主线来走,更是不容易的事。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强调实事求是,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在实际上,1957年下半年以后到1976年,实事求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抛开或偏离了。1976年10月粉碎“”之后,顺应时势的需要,彻底扭转局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和发展。但在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党内也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思潮,并展开过激烈的斗争。20世纪末,面对党的发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强调理论工作要具有创新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虽然现在我们都统一了思想,但其统一的过程,就是一部思想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因此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辩证发展过程,可以

在讨论中启发学生思考。

课堂教学中,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第二,1 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党内就是否继续深化改革的理论交锋情况;第三,面对新兴阶层有加入党组织意愿的现状,就是否同意他们加入的党内意见概述。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教师要从两个方面把握,其一,把握思想的理论价值。1 956年以后,直到的结束,在很多方面都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路线,但他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等,并没有困他的晚年错误而否定其理论价值,相反,在有些方面,其理论价值至今依然存在。其二,因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导致了反右扩大化和,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突出强调违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危害。

第二个问题,教师要把握的主要是从对待改革开放的“左”、“右”思潮的交锋中,得出改革犹如开弓箭,无法回头,必须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将发展推向更深一层次。第三个问题,教师要强调,对待新事物要运用新思维,占领主阵地,把握主旋律,

“三个代表”体现时代性,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符合时代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上述问题,老师要提前布置,要求学生提前查资料做好讨论的准备。教学时,可以将学生分组,就某一问题进行阐述,小组成员可以补充。也可以就其中的某一观点进行辩论,让学生分享更多同学们的智慧。老师在课堂上要有驾驭,并适时引导,得出教师所想,要得出的答案。在讨论中,道理会越辩越明,同时学生自己的讨论辩论得出的结论,要比教师直接说出答案深刻得多。在讨论中,不知不觉就完成了教学任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一门政论性较强的课程,教师的讲解需要把握主旋律,把稳主方向。属于总论的第二章,其理论精髓内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诸多领域里,教师的讲解要始终抓住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主旨。这对以后各章内容的讲解具有重要的引领的作用。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B27；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189―04

近15年来，国内学者依托所在学科基础理论的最新成果把“实事求是”的研究推向了罕见高度，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本文拟就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现状作一梳理，并针对这一领域特别是党的思想路线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回顾

第一，关于“实事求是”的多重含义。

首先，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或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史角度研究实事求是的含义。有的认为，“实事求是”在不同的哲学视野中有不同的意蕴，在直观唯物主义视野中，“实事求是”对实事与人、认识与实践、规律与目的的关系仅仅作了直观的、二元分立式的回答，表面上强调客观性、力戒主观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客观外在于人，人反而对它一无所知而难逃主观主义泥潭；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实事求是”则是主体的自觉能动活动，对诸如实事与人、认识与实践、规律与目的的关系问题作了统一的理解，既看到客观性一面，又看到主体性一面，被赋予了新内容。有的则从党的思想路线范畴研究了“实事求是”的历时性内容，认为从“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重新确立、丰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看，“实事求是”实际上相继包含了三个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地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必须在不断实践检验中确立、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其次，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角度研究“实事求是”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系统：一是日常语义层次，如生活中要“尊重事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二是学风层次，最初是指一种务求“真是”的学风，基本含义是以实证材料或科学实验为根据，以归纳为基本方法，以演绎为辅助手段，力求得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三是哲学层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哲学层次上的实事求是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或思想路线。有学者还具体考证了“实事求是”的出典，认为“实事求是”始出班固《汉书》的《河问献王传》，之后仅《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4千种书中就出现过65次，“实事求是”经、邓小平新解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概括。还有学者对“实事求是”的“来龙去脉”作了追溯：“实事求是”乃是先秦儒家中庸观念的贯彻，而中庸之道的历史源头是“弓矢文化”，其积极意义是从物象之实出发展开中华民族的思想，其消极意义就在于这种象征文化又引导我们不是走向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就是走向实用主义。其近代形态是“实学文化”。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的兴起，“实事求是”思想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

一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对“实事求是”的当代意义作了探析。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它蕴含了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前者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后者要求以实践为基础，因而同“实践标准”统一起来。同时，实事求是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结晶具有价值性即“求善”的特点，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这种当代意义的“实事求是”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如“超越日常意识”、强调事实对各种理论的优先地位、所求之“是”既真且善，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是科学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以此为基础，一些学者进一步探析了邓小平与“实事求是”观的得失。有的认为，邓小平的实事求是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以主体的能动性活动构建了主一客体统一的关系。实事求是最终是“为人的”，主体在“实事”基础上所“求”之“是”是为了让“是”成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即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服务。因此，实事求是中的主客体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重心放在人们实践的实际功效一面，具有丰富的价值内蕴。有的还分析了实事求是理论中这么一个现象：古语“实事”、“求是”是两个动宾结构重叠，原意是强调探究事实的真相，却把第一个动宾结构“实事”改成了形容词名词结构。这个语式既可以理解为要原察事实、研究规律，又可以理解为从存在的事物中研究规律。差别是后者带有注重研究规律，多少忽视原察事物本相的倾向。这或许是自20世纪50、60年代始没有坚持好实事求是的部分原因。

第二，关于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有学者从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实事求是”所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点或具体形式。他们认为关于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观点同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实事求是”的两大理论支点、本质所在。但实事求是在时代毕竟只是被当作一种观点、原则、方法和学风，从未把它提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甚至也未达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邓小平才是把实事求是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第一人。从总体上看，是把矛盾观点看作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由、邓小平、所代表的三个阶段，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路线，并使之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邓小平对于实事求是理念本身作出了重大的推进，如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立足于自身的特色；通过“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两大原则全面地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体化和现代化。还有学者认为探索实事求是观自身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

另一些学者则从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死度研究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或一致性。他们认为实事求是原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都是“实事求是”，要旨都在创新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只是他们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 各有侧重：主张“有的放矢”，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注重“与时俱进”，则突出“求真务实”，都体现着思想路线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学者们一致肯定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关系，认为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离开过实事求是语境来谈论解放思想，提出“求真务实”与“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还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这些成果细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研究。

第三，关于“实事求是”实践“难”。

20世纪50年代末，就指出了“实事求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并提出要造成“实事求是”的空气、环境。邓小平在20世纪70、80年代之际进一步破解了这个问题，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学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探索，一些学者提出要增强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不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实事求是或解放思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造成一种鼓励说真话、说实活的环境和风气，要确立社会监控、评价和纠错机制以降低社会犯错成本。有的主张在我们制度、规则、体系、程序当中切实贯彻实践标准，注意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机制，要从内在机制上使经常性、普遍化、常规化和常态化的“解放思想”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竭的动力源泉，其中要高度关注形成“解放思想”的文化创新机制。

第四，关于“实事求是”与西方哲学的比较。

关于实事求是与现象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贺麟先生就明确指出：现象学“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由用求体’的方法。‘用’指现象，‘体’指本质。中国哲学著作中有所谓‘格物穷理’，‘物’是现象，‘理’是本质，‘格物穷理’就有由现象穷究本质的现象学的素朴意义。同样，‘实事求是’也是这个道理，‘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即现象，‘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及规律性，即本质，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现象出发，进而达到事物的本质。”我国学者自新世纪来甚至明确提出“现象学方法就是实事求是”，认为“现象学还原”把一切具有预设前提或假定的论断还原为对事物本身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方式，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存在互补的可能性。但现象学的“朝向事物本身”与“实事求是”表面上相似而存在实质上的区别。以往对“实事求是”的解说仅仅限于认识论层面而缺乏存在论，“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也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

学者们对“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瓜葛”也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剖析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实用主义所说的经验、“实在”和马克思主义讲的“实事”、客观实际分属于意识和物质两个不同的领域，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折中、调和、不讲原则，没有严格的标准，这与“实事求是”态度无共同之处；有的侧重于分析了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异中之“同”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实用原则之“同”。

有的进而把实事求是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认为实事求是里的“求是、求真”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最核心的本质，“求是”二字最接近古希腊哲学家的“爱智”。但西方哲学有“为知识而知识”的重知传统，中国哲学则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具有重行的传统。中共领导人则把中国哲学中的“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

二、展望

其一，在规整“实事求是”多重含义的基础上突出其当代涵义。

“实事求是”的当代含义是什么?这种当代含义与其现代含义、近代含义、原初含义之间的差异何在?现有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由于“实事求是”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属于“党的思想路线”范畴或“党的思想路线”的“符号”，这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同样，现有的研究把实事求是的当代内涵归结为科学性与价值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求是与求善的统一，是深刻而系统的。只是这些结论驻足于一般的哲学理论推导或演绎，比如说，实事求是的“求是”之“形而上”境界、“求善”之价值境界究竟如何?由于没有结合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其他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予以实证分析，显得过于“抽象”。同时，这些研究对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性”与“价值性”之间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性”本身就蕴含着“价值性”，“价值性”归根结底要通过“实践”得以“显现”，否则就落入“抽象”。因此，今后在“实事求是”研究方面不仅要继续其“科学性与价值性”或“求是与求善”的关系问题研究，而且要着力厘清“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关系。

其二，系统阐明“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

由于学界没有“自觉”将“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历史侧重点)与连续性(抽象形式)二者联系起来作出系统研究，并且仅限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方面或方法论侧面而未涉及其“价值性”方面，现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丰富发展“思想路线”的独到贡献、对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的把握还未真正入“味”，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究竟在哪些环节、哪些侧面凸现或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有点让人“眼花缭乱”，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路线上的“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与党的建设侧重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显得“若明若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于解决了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依托实事求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加深研究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丰富发展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范畴“实事求是”的独到贡献，对“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作出系统的阐明，将成为本论域的一大“亮点”。

其三，将“实事求是”实践“难”的问题转向哲学的“公共性”或标准化问题研究。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文篇（10）

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理论基础。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和党领导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形成、恢复、发展、完善和深化的过程。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是：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于，恢复、发展于邓小平，完善、深化于。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实事求是”四个字，最早产生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唐代颜师古在对〈汉书〉进行注释时，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讲的是在研究学问时应根据收集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综合，以求发现事物的真正面目。后来岳麓书院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写成横匾挂在学堂正门。青年时期在长沙求学时经常到岳麓书院学习，受到这里传统文化氛围的熏陶。这对实事求是的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蒙作用。

我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是由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倡导和确立起来泊。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鲜明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说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应该深入社会实践，想问题办事情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二、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深受思想的影响，他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讲的实事求是”。1977年7月，邓小平主持党的领导工作后，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和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僵化的状态，首先强调恢复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倡导的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1978年4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邓小平感到“莫名其妙”，他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在这里，邓小平莫明其妙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竟引起了争议。邓小平此时已认识到解放思想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1978年9月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风思想僵化。”邓小平在阐明实事求是是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初步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

二、 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完善与深化

跨入新的世纪，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我党经常思考的课题。为此，以为核心作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紧跟时展的潮流，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深化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论述完善，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提示了“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联系，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时代性的内涵，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什么是“与时俱进？”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与时俱进的本质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的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深化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主要是指认主体与认识客观的统一性，一致性；“解放思想”主要是指认识主体与认识发展过程中要同认识客体的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即要具有时代性和前进性。“实事求是”强调认识的统一性；“解放思想”强调认识的发展同步性；“与时俱进”强调认识的前进性。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