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1）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同时，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带有了间接投资灵活性、流动性的投机性的特点，这又让资本市场在金融监管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的开放成为一柄双刃剑。因为一些“热钱”可能会趁机进入，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从而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2）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计算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经济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3）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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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考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建立的，依赖于互不相容的前提假设，而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限制了相互融合视野的形成。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空前增强，已经不能允许孤立地、分离地看待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本文拟从微观机制出发，建立模型，考察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并特别就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作一澄清。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 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第2页)，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 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 (2) 比较(1)式与(2)式，若C[，1] ＞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 (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 (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 (5)Pmb=Nma+SbLmb+Tmb (6)Pmc=Nma+ScLmc+Tmc (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 (8)Pgb=Nga+Pmb+SbLgb+Tgb (9)Pgc=Nga+Pmb+ScLgc+Tgc (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 (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 (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 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6(2)，pp.304-308. Hufbauer，G.C.，Lakdawalla，D.and Malani，A.(1990)，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Its Concentration to Trade，UNCTAD Review，pp.39-51. 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 施建和：《更好地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工作》，《国际市场》1999年第7期。 邱立成：《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5）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6）

摘 要：关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国内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对1982-2013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能产生较显著的创造效应，对出口的促进效应不太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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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中国；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5-0027-03

国际直接投资有外国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分，前者研究外资的流入，后者研究外资的流出[1].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国际直接投资又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作用与影响[2].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2013年跃居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相比虽然仍有较大差距，但随着我国国际贸易领域的拓展，不仅IFDI增长迅速，我国的OFDI规模也逐渐壮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学者也加强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方法探究两者的关系，以便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并根据现阶段我国OFDI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希望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3].

1 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一直都是国际投资领域关注的焦点.由于学者们的理论体系不同，继而阐述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4].目前国际上存在以下三种比较重要的理论观点：

1.1 替代关系理论

蒙代尔（1957）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他认为在遇到国际贸易壁垒的时候，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来替代商品贸易，尤其是在两国的生产函数极为相似的情况下[5]；弗农（1968）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替代关系，他指出，随着各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进程加快，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如果投资及时则会替代母国的出口[6].替代关系理论的提出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理论越来越缺乏现实基础.

1.2 互补关系理论

小岛清（1978）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认为，一国应将OFDI投资于他国处于相对劣势的“边际产业”，而大力发展本国的相对优势产业，这样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逐渐拉大，从而扩大两国的贸易规模[7]，大量的实证研究有力地证实了对外投资与贸易存在的互补关系；我国学者谢冰（2000）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中国IFDI与中国进出口之间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从而支持互补关系的理论.互补关系理论的提出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关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理论背景已经不适应当今经济形势的需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1.3 不确定关系理论

相对于替代关系理论和互补关系理论，学术界还存在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不确定关系理论.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各种计量方法对1982～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OFDI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即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明显；陈石清（2006）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相似结论.

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作为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但国内的实证分析仍集中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上[8].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同时，积极转变观念，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我国OFDI的快速增长引起世界广泛关注[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始于2003年，当时中国的OFDI只有29亿美元，此后迅速扩张，到2008年达到559亿美元，增长了近20倍[10].根据商务部2013年的投资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78.4亿美元，连续两年稳坐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投资市场上的地位偏低，尤其表现在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方面，全球100个最大的非金融跨国公司中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行业结构不合理，根据商务部2013年的投资公报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是香港地区（占58%），其次是拉丁美洲（13%），第三是亚洲（12%），而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明显偏少.行业分布方面，租赁服务业、金融业、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累计投资存量达548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3%.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不均匀.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3.1 构建模型

为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现分别用国际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作为因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EXt：我国当年国际贸易出口总额；

IMt：我国当年国际贸易进口总额；

OFDIt：我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IFDIt：我国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GDPt：我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α0、β0是截距项；

α1、α2、α3分别测度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国内经济增长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β1、β2、β3分别测度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国内经济增长对我国进口的影响；

εt是误差扰动项，测度的是其他干扰因素.

3.2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公布的中国OFDI作为FDI流出量，IFDI作为FDI流入量.出口额和进口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模型以中国1982—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计量全部运用eviews3.1完成.

3.3 测算结果

3.3.1 对出口额的回归分析

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可以看出，模型拟合优度很高：调整后的R2为0.983244，表明自变量可以解释InIMt变化中的98.3244%；每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F值也是显著的.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1982—2013年间我国OFDI同EX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但并不是很显著.从模型的估计参数中还可以看出，外资的流入对出口也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且很显著.我国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增长.

第二，1982—2013年间我国ODFI同IM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进口，且较为显著.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进口创造效应.从模型的估计参数中还可以看出，外资的流入、国内经济的增长对进口也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且很显著.

然而，现阶段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我国跨国公司忽视了DFDI的重要性，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其次，目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少，投资主体单调，且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研发能力薄弱以及管理水平偏低.最后，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功能欠缺，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鉴于上述提出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首先要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解放思想，增强对外直接投资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开展、扩大对外投资.我们应正确认识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抓住机遇，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针对对外投资主体单一问题，我国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经验，培育多元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同时我国企业要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不断提高自主创新力，从根本上解决对外投资中的技术问题.我国企业应提高管理经营能力，结合自身优势，整体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和行业流向均衡发展.

第三，我国政府应加大在对外投资中的管理和服务力度.首先要加强政府宏观规划和管理，为企业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注重政府的办事效率，做到以企业为主体，鼓励和促进企业的积极性.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提供保障，从而鼓励企业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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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英,刘思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一个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1）.

〔2〕张春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6）.

〔3〕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3）.

〔4〕陈愉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J].统计研究，2012,29（9）.

〔5〕蔡锐，刘泉.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8）.

〔6〕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财贸经济，2009（4）.

〔7〕柴庆春，胡添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的考察[J].世界经济研究，2012（6）.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7）

出口贸易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促进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但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出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梳理。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当中很早就开始存在，但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研究确是上世纪中叶才开始，首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Mundell（1957），其在代表作“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在Mundell的理论中国际投资主要指的是一般的货币资本投资，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包括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综合要素在国际间的转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内也逐渐有学者开始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正式研究，Hymer和Vernon的研究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企业的发展与行动扩大的必然结果，从而在理论上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根据，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给出的界定。IMF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某种国际投资，该投资反映了某一经济体直接投资者获得其他经济体企业持久权益的目标 。OECD在IMF对国际投资定义的基础上，把对外直接投资阐述为：某一经济体的常驻居民或企业（投资者）为在另一个不同于该投资者所在经济体的企业确立“持久权益 ”而进行的跨国范畴的投资，该投资的目的是与被投资企业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以确保能在管理方面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显著的影响 。

也有学者从其他侧面提出对国际投资这一概念的理解，Kojima（1985）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资本流动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比如外汇）的流动，也包括有形资产、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源的转移。Kenwood和Lougheed（199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获得该国某一家企业的股票而拥有控制权。而Salvatere(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和管理相关，其实质是投资于东道国的资本、工地、厂房等生产要素，同时投资者保留其对所投资资本的控制权力。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则主要强调资本的流动以及相应的控制权。钟新昌(2009)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是投资者对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企业有一定的控制力，该控制力表现为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掌控权力。

二、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理论研究

Ruffin（1984）曾在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发现，基于经过修正的H-O-S贸易模型，当放松要素不能流动的假定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和出口贸易有负相关关系。Buckley和Casson（1981）提出贸易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潜在动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对东道国出口的替代，通常被解释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Buckley和Casson的模型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可以认为出口贸易是一种固定成本比较低，而运输和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比较高的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来为原来的出口市场提供销售产品的服务，可以明显的降低可变成本，但这个过程可能比出口贸易产生更高的固定成本。只要国外市场对跨国公司产品的需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从出口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转换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出口与投资会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大部分的学者的研究还是支持出口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Vernon（1966）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认为出口贸易是一个对外部市场探索与熟悉的过程，对外投资会在这个过程之后进行。Vernon是从产品技术垄断的角度，展开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分析，他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初始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前两个阶段时，主要表现为产品从创新国通过贸易的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在第二阶段后期，创新国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而在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在国外设立生产工厂方式，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贸易和投资在整个过程之中的表现就是前期的出口贸易不断积累，引致了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公司的国际化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典型的过程，先从出口贸易开始，确立出口渠道，进而建立销售分公司，最后开始在东道国生产，整个对外投资的过程完成，作者认为出口是一种减少市场开发成本的方法，可以帮助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点和规模，为以后对东道国的投资提供了必要准备。Kumar（2007）研究了印度改革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情况，发现出口贸易不仅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给企业提供了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的新兴机会的信息，因此印度国内企业的出口强度会增加企业在国外经营的可能性。

国际学术界也有学者专门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Buckley和Clegg（2007）从主流的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入手，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从资本市场不完善、所有权优势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引入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对于那些市场寻求型的中国企业来说，来自中国的出口代表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强度，1980-1990年间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支持，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正相关，进口同样也应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但分歧仍然存在，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结论。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区分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或动机的差别，并较好的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比如Bergsten（1978）从公司全球化过程中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在公司全球化过程的早期，垂直一体化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个阶段贸易和对外投资更多的会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在后期，水平一体化会变的更为重要，这个时候贸易和对外投资会出现相互替代的关系。Blonigen（2001）注意到两国间贸易的产品可能是最终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如果是最终产品的贸易，那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直接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东道国原先从母国进口的商品就会减少，即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如果是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将会成为海外分公司的投入品，从而加强了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会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三、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针对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大量的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类似，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投资的结论仍然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

出口贸易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Kim和Kang（199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韩国和日本1989-1993年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市场的规模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尤其是在韩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及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出口对其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但对日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则刚好和韩国相反，出口贸易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显著的正面影响。Trevino和Daniels（1994）对影响日本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包括公司规模、公司先前出口经历、行业集中度、公司盈利能力和技术密集度，并将日本制造业分为十个细分部门，运用1984-1988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美国之前的出口经历并没有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而在某些年份，出口对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Leftwich（1973）较早研究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回归分析了1962-1971年间35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包括美国市场规模、增长率和关税等等。Ajami和Barniv（1984）在Leftwich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独立变量来解释各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作者认为公司通过国际扩张的方式来为贸易创造条件，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进口或出口的变化会对对外投资有直接和正面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母国先前对美国的出口、母国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和利率都显著解释了1975-1980年间对美直接投资的变化。Damijan和Polanec（2007）运用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建立了概率模型对斯洛文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出口贸易份额越高的公司，其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可能性越大。Lipsey和Weiss（1981,1984）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道国的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也表明了美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对外投资有正向的影响。

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方面，Buckley和Clegg（2007）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汇率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49个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1984-2001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论与作者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跟随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36-06

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殖民化和南北两极分化加剧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离开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为第三大外贸国，第四大GDP国的中国，与其被动地、消极地适应全球化，不如理性地、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积极之举，也是“走出去”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

国际直接投资有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之分，前者研究外资的流入，后者研究外资的流出。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要远远落后于外国直接投资，因此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外国直接投资。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体现，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并日益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有助于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一国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重要模式。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极为密切，两者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站在母国的角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和互补两种，即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替代)母国的贸易，也可能增加(互补)母国的贸易。但是正如Helmberger和Schmitz(1970)所指出的那样，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的结论有三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

在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和刘泉(2004)[1]、张如庆(2005)[2]、项本武(2005)[3]、陈石清(2006)[4]等运用我国不同阶段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实证研究多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国内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差异很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相对较弱，学者们考察的时间跨度也有所不同的缘故，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上，虽然国外的研究重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应当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寻求原材料供应和改善管理技能，还应当有利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探讨并加以实证的支持。

本文将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额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

1.模型的建立

为了实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额的影响，采用如下回归模型：

lnEXt=β0+β1lnOFDIt+β2lnSOFDIt-1+β3lnIFDIt+β4lnSIFDIt-1+β5lnGDPt+β6lnWGDPv+β7lnWIMt+μt (1)

其中，EXt是当年出口额，OFDIt是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SOFDIt-1是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IFDIt是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额，SIFDIt-1是上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存量，GDPt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WGDPt为当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WIMt为当年世界进口额。β0、β1、β2、β3、β4、β5、β6、β7是待估计的参数。β0是截距项；β1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弹性大小，β2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上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弹性大小(考虑到时滞效应)，β1和β2是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是否具有推动效应的关键变量，如果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β1或β2的估计结果应该为正；β3和β4测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量和上年存量对于出口的影响；β5测度的是中国的GDP对于出口的影响；β6和β7是在考虑到中国的出口受到世界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的基础上，测度世界GDP额和世界进口额对于出口的影响；μt是扰动误差项，测度的是其他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

2.数据说明

我国外资流出入的数据可以从商务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三个渠道获得。在数据采集时发现，1985―2004年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下对外直接投资差额栏中的数据与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一致，因此外资流出入的数据直接采自各年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GDP和世界GDP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进口额的数据来自于《国际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鉴计算得到。模型回归引用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0―2005年。模型的回归及相关检验全部运用SPSS12.0完成。

3.模型的估计

对(1)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时，变量的选取采用了向后剔除法，以排除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通过检验计算，回归中移去了变量lnGDPt (β5)和lnWGDPt (β6)，最终得到如下结果：

lnEXt=15.878+0.131lnOFDIt+1.036lnSOFDIt-1-0.413lnIFDIt-0.541lnSIFDIt-1+2.058lnWIMt (2)

从回归分析报告(见表1)来看，模型拟合情况很好：调整后的R2为0.993表明lnEX的变动中有99.3%可由自变量解释；相关系数R为0.998表明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程度为99.8%；每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衡量回归方程显著性的F值也是显著的。具体来看，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为：

(1)β1=0.131和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1%，出口额会增加0.131%；

(2)β2=1.036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对出口存在推动效应。β1和β2的对比还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3)β3和β4的值为负表明1990―2005年间我国外资的引进非但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反而对于出口是一种阻碍；

(4)β7=2.058说明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中国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5)β1、β2和β7的估计结果说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的进口需求都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但是相比较而言，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出口的推动作用更大。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1990―2005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这一结论与国内学者项本武(2005)[3]的研究一致。从模型的估计参数中还可以看出，外资的流入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而我国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世界进口需求的增长。这一方面能够说明我国的出口产品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出口是适应型的而非主动推进型的。

第二，国际利益的分配法则表明，一国越处于产业链的后端，它从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越大。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两次质变，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结构优化的诸多因素中，人们一直看好的外资流入因素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影响，而起关键作用的是GDP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即自身的经济发展。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外来的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主动地推进中国的结构优化。改变结构低级化的状态，争取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变化、利益变化的关键还是靠自身的力量。

虽然无论是从总量上、从相对于GDP，还是从相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之快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13.06亿美元，是2004年的6.26倍，几乎等于前五年对外投资的总额。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迅猛发展。诚然，对外直接投资应当以企业为主体，但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则需要政府加以适当的指导。鉴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从动机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出口导向型、贸易转移型、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之分，而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前三种类型[5]。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政府对于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等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鼓励企业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中心和研发型企业，鼓励服务业等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主动获取技术，推进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如此。在“快与好”的问题上，应当是“又好又快”而非“又快又好”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只是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发展战略，但根本的还是要立足自我，因此，政府应当在鼓励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适当地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便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优化结构、增加就业，乃至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最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说明引进外资的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大环境独自进行，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更好地“引进来”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外资战略上的相应调整，有选择地引起外资，而不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大潮，使外资真正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注释：

[1]蔡锐，刘泉.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8)：64-70

[2]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3)：23-27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9）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 & 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 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 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 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 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篇（10）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同类型的企业纷纷涌现。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日渐频繁和世界市场的逐渐开放，跨国公司这种新的企业类型得以出现，其主要功能是对外销售产品，是本国产品对外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1]。最近，金融危机频频出现，世界经济市场之中的竞争日渐激烈，跨国公司因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与挑战。如今跨国公司的营销主要采用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两种手段。世界的经济市场早已整合成为了一体，但是其中的区域、人员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任何一点细微的差异都有可能对跨国公司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各跨国公司一定要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提起重视，并对其进行协调，确保公司的稳定发展。

一、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

跨国公司指的就是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拥有控制和管理部分，并能产生经济资产的企业。跨国公司主要投身于国际生产，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集资从而进行跨国生产。因此，跨国公司从根本上说是由多个存在密切联系的经营企业构成的，这些企业共同制定发展计划，开展营销活动，以达到制定的战略目标，即跨国公司本质上是一个经营一体化的企业体系。

跨国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是离不开国际投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过程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成长过程。一家公司在国外建立的分企业，本身就是母公司整体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着母公司的部分金融业务。跨国公司形成的主要形式就是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形式的主体主要部分也是跨国公司。从理论上讲，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跨国公司有效配置资源的合理解释。站在跨国公司的立场来看，公司内部个人或者企业整体的愿望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而处于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公司参与国际市场活动的形式之一，与国际贸易并无不同。实际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互相补充，它们共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解释跨国投资发生的原因、机制和结果的理论。19世纪6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在英国产生，20世纪初，在英、法、德、美等国的推动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并对国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可以说，如果战前国际直接投资还是从属于国际贸易的话，战后到今天它已经成为联系世界经济的主要纽带。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涉足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是纳克斯（R.Nurkse）发表于1933年的论文，题为《资本流动的原因和效应》，书中提出了利率元理论。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较有影响的还有新古典利率理论、债务周期理论、国际收支平衡理论及外汇汇率理论等。其共同特点一是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前提；二是对间接投资进行专门研究，涉及到直接投资；三是以宏观经济为主。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独立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海默（S.Hymer）在其1960年博士论文《厂商的国际化经营：直接投资的一项研究》中提出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或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努力在跨国公司国际一体化生产中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有机的联系起业，以寻求一种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协调和选择的解释[2]。

三、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中具有的优势

（一）技术优势

跨国公司能够在本国意外投资，其最关键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某些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公司生产过程中实际运用到的具体技术，也包含知识、信息、技巧等无形资源，例如跨国公司经过开发与研究所掌握的新生产工艺和新兴产品、产品的异化能力以及与产品相关的市场销售技能以及跨国公司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优秀组织与管理技能。这些技能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等是企业内的公共产品，这也常常会成为人们解释跨国公司为何选择国际生产而不是出口或许可证的理由。

（二）产业组织形式的寡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