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议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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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商标权在TRIPS协议中的地位

??在TRIPS协议中，协议第二部分第二节对商标权的保护作了专门的规定，从体例上来看，其位于著作权之后，置于地理标志、工业产品外观设计和专利权之前。而在《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中，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不分节次的排列在一起的，各种不同权利类型之间的规定并非截然分开的，有些条款还将几种不同的产权放在一块共同规定，而且，很明显的一点是，商标权是位于专利权和工业产品外观设计之后的。对此，笔者认为，TRIPS协议的规定有着更为清晰的逻辑结构，而且，商标权排列位置的变化，也反映了该权利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性的提高。

??从内容方面来看，TRIPS协议对商标权的保护本事却并非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协议，他是对巴黎公约中关于商标权保护内容的补充性规定。协议的第2条就明文规定“关于本协议第二、第三及第四部分，各成员方应遵守《巴黎公约》(1967)第l条至第12条以及第19条规定。”“本协议第一至第四部分的所有规定均不得减损各成员方按照《巴黎公约》、……而可能相互承担的现行义务。”既然完全遵守巴黎公约，就意味着TRIPS协议中关于商标权的规定不会做出与巴黎公约重复或相左的规定，也即把公约实施的基础建立在巴黎公约之上了。然而，鉴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与巴黎公约成员国不尽相同的情况，协议的规定无疑又是把巴黎公约的使用扩大到非巴黎公约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中，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巴黎公约关于商标权的规定是TRIPS协议中商标权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原则适用方面，在TRIPS协议中，商标权保护不仅仅适用于“国民待遇原则”和“优先权原则”，而且还适用于协议所确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而后者是巴黎公约等有关商标权保护公约中所不具有的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可以让成员国的国民或在成员国有居所、营业地的国民互享各国对于本国国民在商标保护方面的待遇；而“最惠国待遇原则”，又使得某个成员国对某另一成员国的最惠待遇迅速普及到其他成员国。“优先权原则”则尽可能地给予先注册商标以最有利的国际保护。

??二．TRIPS协议对于商标权的具体保护及评议

??那么，在具体的制度、规定方面，比之于巴黎公约，TRIPS协议对商标权的保护又有哪些体现和不同呢？通过对TRIPS协议规定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可保护的客体方面。

??TRIPS协议规定任何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相区别的标记或标记的组合，均应能构成商标。这一概念界定中，一改巴黎公约中的模糊性规定，明确了商标认定中主要标准——标记的识别性。显然，商标的最基本功能便是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使不同的商品或服务、不同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不至混淆。为此，协议还特别说明，如果符号本身不能区别相关货物或服务，成员亦可根据使用而获得的识别性来确定其是否可以注册。意即当标记和商品或服务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时，申请注册人可以通过商标的使用使公众对标记所标示的商品或服务产生识别，从而获得注册。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现状，协议未对商标客体的范围加以强制要求，而是允许各国可以“以视觉上可感知”作为注册条件，掌握了一定限度的灵活性。

??在商标使用范围上，TRIPS协议的定义又将其扩大到服务领域，规定服务商标应与商品商标受到同样的保护。较之于巴黎公约“不应要求本联盟各国对此相商标（服务商标）的注册做出规定”而言，对于服务商标的肯认，TRIPS协议不是由各个成员国自由认定，而是将商品商标的规定原则上适用于服务商标。这意味着，TRIPS协议中适用于服务商标的规定，各成员国有义务遵守。反观其原因，不难发现，巴黎公约的最后修订是于上个世纪60年代完成的，此时世界各国的第三产业尚不发达，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刚刚处于兴起阶段，对商标的保护自然主要限于商品商标。而TRIPS协议的签订则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西方各大国尤其是对协议签订起重要影响的美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最大比重，对服务商标的保护自然也要求进一步提高，上升到与商品保护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商标注册方面，协议的新规定包含三点重要内容：一。成员可将商标的注册取决于使用，但不得将实际使用作为申请注册的先决条件，不得仅仅以在申请之日起3年内未实现使用意图而驳回申请。其意义在于，未经使用的商标也可用于申请，只要其以使用为目的即可；商标能否注册与其使用达到的效果无关，仅仅因为未达到使用目的而不予注册，有悖公平。二。使用商标的商品服务的性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成为商标注册的障碍。本条意指，成员国注册机关不得因商品或服务本身的情况而阻止申请标记成为商标。例如在商品或服务与申请标记本身没有内在或外在的关联时，申请标记若符合法律的规定，便可成为商品或服务的商标。当然，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此处的商品或服务应当然理解为为法律和公序良俗所允许，否则，商品、服务的本身即为法律所不允，又何谈商标注册？三。规定了商标注册前后的公告和提供撤消注册和提出异议的合理机会。这一条款，承接巴黎公约中对无权人或代表人申请注册商标侵害真正所有人利益时的补救措施，并扩大了其适用，对于恶意注册等其他有害真正权利人利益的行为进行预防和补救。同时，商标注册的独立性原则也由于对巴黎公约的遵守而当然地承续下来。

（二）对权利本身的保护

??TRIPS协议将商标权界定为商标专有权，这是一种不同于所有权而又类似于所有权性质的权利。强调“专有”说明其不像所有权那样可以通过对具体有形物的占有来享有权利，它意味着，并不是占有了商标就可以享有商标的权利，其权利只能由申请注册人或受让人垄断性地享有。其类似于所有权，意指其所有人可以像行使所有权那样对其商标专有权进行使用、收益、处分，并得以排除他人的妨害。尤其是对于商标权的处分方面，协议对强制许可进行了限制——“成员可确定商标的许可与转让条件”，但“不得采用商标强制许可制度”，并给予权利人自主转让的自由，亦是对协议第一部分“知识产权是私权”的确认。

??此外，对于驰名商标，由于其包含着商标权利人较多的经营劳动和商誉等无形财产，也凝聚着更多的消费者的信赖，故各国际公约均对其实行特殊保护。又由于驰名商标的保护往往涉及各国民族产业的利益，故各国往往对其采取有利于本国商标的作法，尤其是在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上。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只是笼统地规定了由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认定，这就难免出现标准不一的情况。对此，TRIPS协议虽然也未能给出统一的标准，但其规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顾及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包括在该成员地域内因宣传该商标而使公众知晓的程度”，显然，这一标准是作为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标准提出的，这就大大减少了认定驰名商标中的不确定因素。此外，在商标确权方面，TRIPS协议增加了提供司法机构或准司法机构复审机会的规定，尽管这一规定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毕竟为当事人多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

??在权利保护的程度上。TRIPS协议给出了假冒商标的定义，只要使用了与有效注册的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使用了其实质部分与有效注册的商标不可区分的商标，即构成假冒商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则更进一步加大：首先，驰名商标不经过注册也能受到保护，而且是按照比普通商标更高的标准进行的保护。其次，对驰名商标实行“跨类”保护，不仅包括了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的保护，而且还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这比以往任何公约的保护力度都为强大。究其原因，乃当今世界，企业经营多元化成为潮流，资本流动异常活跃，即使是在与原商标所标示商品或服务不相同的商品或服务上，仍足以让消费者产生误解，造成对原驰名商标淡化的危害。因此，TRIPS协议的这种加强保护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方面，在对侵权责任的追究方面，TRIPS协议的制度设计也更为完备，有一整套的民事、行政、司法救济程序，包括刑事程序的严格保护：“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可以采用的救济应包括处以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以符合适用于相应严重罪行的惩罚标准为限。”

??在保护的期限方面，TRIPS协议第18条规定，商标首次注册以及各次续展注册的期限，均不应少于7年，且商标注册可以无限次续展，这一规定，是原有国际公约中皆未有规定的。协议中，公约对于“7年”注册或续展期限的规定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各国可以根据情况制定比此更高的标准；而相反，若是低于7年的期限规定，则是违反应当承担的公约义务。不限制续展的次数亦符合了商业经营活动中商标经营和使用的要求，利于商标品牌的培养和商标价值的利用。在三种知识产权中，一方面，商标权的保护期限最短，另一方面，又只有商标权可以无限次续展。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乃考虑到商标的存续往往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而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企业经营状况复杂多变，过长的期限实无必要。

??（三）其他保护措施

??对于合法产生的有效商标，协议还规定了一些对于保障其存续和自主使用的要求，要求各成员国遵守，包括以下两点内容：

??一．对撤消注册的限制。对于以使用作为保持注册前提的国家，“则只有至少3年连续不使用，商标所有人又未出示妨碍使用的有效理由，方可撤销其注册”。其中，期间限定在“至少3年”范围内，且以“不连续使用”作为必要条件；在上述条件下，若当事人有“有效理由”存在，还可排除以上的规定，直接不予撤消。并且，协议紧接着将“因不依赖商标所有人意愿的情况而构成使用商标的障碍”解释为不使用的有效理由。使用的主体也不仅仅限于所有人，商标受所有人控制时他人的使用亦认为是保持注册所要求的使用。这些规定大大排除了非出于权利人本愿而使商标归于无效的情形。

??二．商标使用不受不合理的干扰。商标在贸易中的使用不得被不合理的特殊要求所干扰，诸如要求与其他商标共同使用、以特殊形式使用或以不利于商标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区分开的方式使用。这一规定在保障商标自主使用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保护发展中国家商品、服务的品牌，同时也断绝了他们借助他国驰名商标闯自己品牌的道路。当然，协议并不排除当事人自愿增当时用的与其他商标共同使用等，只是禁止成员国以法律的形式干涉商标权人正当使用的自由。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资本和商品、服务市场亦将日益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商标冲破地域性的限制，走向了国际市场，国际之间的商标冲突也日益纷杂。商标保护的要求亦将随之不断得到加强，可以预测，未来的商标权保护，亦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加强。然而，无论商标权的国际保护呈现怎样加强的趋势，商标的所有人都只有在将自己的标记或商标纳入法律划定的保护范围内、满足法律规定的要件时，方能使自己的权利得到真正的维护，否则，无论保护加强，都难以避免我们在商标问题上的吃亏受损。因此，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欲走向或正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而言，树立商标保护意识，重视商标保护更是不容忽视。

??参考书目：

1．《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2．《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巴黎协议篇（2）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69-03

1975年4月黎巴嫩内战爆发。内战从1975年一直持续到1990年《塔伊夫协议》的签订，绵延达15年之久。究其原因，黎巴嫩的长期内战即是其国内基督教与穆斯林各教派与各阶级为国家权力和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结果，又是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各种力量激烈角逐遂导致一系列矛盾迸发的结果，从而使黎巴嫩变成了“多种战争的战场”和“阿以冲突的固定疮口”。［1］其中，叙利亚和以色列因为地缘政治因素而在黎巴嫩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对黎巴嫩内战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叙利亚对黎巴嫩内战的介入

历史上，叙利亚与黎巴嫩在经济、宗教、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70年代初期以来，叙利亚结束了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局面，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便积极介入到了与自身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黎巴嫩事务中。

黎巴嫩内战爆发初期，叙利亚仅仅使用其政治影响，在冲突各派之间进行斡旋，力促各派达成政治和解。在1975年12月之前，叙利亚不仅仅支持黎巴嫩穆斯林改革现行政体的要求，同时也在穆斯林“全国运动”和基督教“黎巴嫩阵线”之间充当“调停人”，其目的是防止黎巴嫩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彻底崩溃。但到12月，由于冲突的各派之间的分歧难以弥合，此项政策未能奏效，黎内战越演越烈。

1976年1月，叙利亚向黎巴嫩派出了以叙利亚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支援处于劣势的穆斯林和巴勒斯坦武装，并与1月21日促成了黎巴嫩的冲突双方实现停火。2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出黎巴嫩基督徒与穆斯林和解方案，主要内容为实行5:5的议会席位分配原则，但被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一方所拒绝。［2］

同年3、4月，穆斯林和巴勒斯坦武装获得了军事主动权，但叙利亚不愿这两股不听话的力量成为黎巴嫩的主导力量，转而支持基督教派。3月31日，叙利亚政府指责穆斯林“全国运动”坚持把总统辞职作为停火条件。5月，叙利亚直接派出军队进入黎巴嫩，支持基督教马龙派武装，攻击德鲁兹派民兵和巴勒斯坦武装，黎巴嫩内战的形势急转直下。［3］

叙利亚起先支持穆斯林，后有转向支持基督徒。这种态度的转变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叙利亚既不想使黎巴嫩处于分治的局面，也不愿看到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处于优势，独掌政权。这样其就可以完全操纵和控制黎巴嫩的政治，为叙利亚的利益服务。

1976年10月，以叙利亚为主的阿拉伯维和部队3万人进入黎巴嫩，，驻扎在黎北部和贝鲁特，负责监督月6月在利雅得签署的停火协议。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叙利亚又重新侧重支持穆斯林势力，扩大自身在黎的影响力。1979年，阿拉伯维和部队的他国部队相继从黎撤出，但叙利亚部队却拒绝撤出黎巴嫩。1980年1月，叙利亚宣布重新部署其在黎境内的部队，将大批部队撤至贝卡谷地，以加强自身侧翼的防御力量。

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叙以冲突

黎巴嫩与以色列接壤，从60年代末以来这里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生存和抗击以色列的主要基地。1970年约旦的“黑九月事件”迫使巴解主力转移到黎巴嫩，这使得以色列更加惴惴不安，将其视为以色列安全的心腹大患。1978年3月，以色列借口以色列乘客被杀发动了“利塔尼行动”，2.5万以军入侵黎巴嫩，摧毁了利塔尼河以南所有的巴解营地并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1979年，在以色列的支持下，萨阿德・哈达德领导的希腊天主教民兵在黎以边境成立所谓“自由黎巴嫩政府”，作为黎以边境的缓冲区，俨然是黎巴嫩境内的国中之国。［4］

叙利亚在1976年出兵黎巴嫩时，与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默契。以色列虽然同意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干预，但必须是一定的范围内：叙利亚不能把部队派往利塔尼河以南，不准使用空军，不在黎巴嫩境内部署防空导弹。这就是以色列通常所说的黎巴嫩的“红线”。起初，叙以双方都十分注意遵守此默契，尽量避免双方直接的对抗。1980年底，受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开始把势力深入到叙利亚控制的贝卡谷地。叙利亚认为这是对叙在黎地位的严重挑战，于是作出强烈回应，叙利亚部队猛烈攻击长枪党民兵，并且使用了直升机。以色列认为，叙利亚使用直升机打击长枪党违背了双方1976年的默契，以色列不会坐视不管。于是，以色列派出飞机对黎长枪党民兵进行策应。1980年4月，以空军轰炸了叙军阵地，并击落了两架叙军直升机。翌日，叙军把增派的几个防空导弹连部署到贝卡谷地。以色列认为，叙利亚在黎部署防空导弹会给以色列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要求叙限期将防空导弹从黎巴嫩撤出。叙利亚则表示这是它的“合法防御权利”，决不撤出。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从而导致了叙以的导弹危机。7月24日，在美国的调停下，叙以导弹危机暂时得到了化解。叙利亚不撤出在黎境内的防空导弹，以色列保证不对叙在黎的防空导弹基地采取军事行动。

导弹危机的暂时解决明显有利于叙利亚，使叙利亚在黎的军事存在得以继续的同时，叙利亚也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赢得了暂时的先机。但是，叙以之间在黎巴嫩的对抗态势并未缓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叙以之间在黎巴嫩的对抗急剧升温。

当雄心勃勃的沙龙就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后，他敏锐地觉察到黎巴嫩问题是其施展抱负的绝好机会。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存在，以及它的武装部队的建设；另一则是叙利亚军队在黎巴嫩东部的存在，叙利亚防空导弹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存在。［5］沙龙相信，削弱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不仅可以降低以色列所面临的一个军事威胁，还可能促动一个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层出现；削弱黎境内的叙利亚军队，尤其是它的防空导弹部队，不但方便以空军自由进出黎巴嫩领空，也大大削弱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为此，以色列制订了详细而周密的计划，其中重要的的一个方面就是与亲以色列的黎巴嫩马龙派和长枪党领导人巴希尔・杰玛耶勒建立密切的联系。

1982年6月，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大使在伦敦遇刺，发动了代号为“加利利和平”的军事入侵。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以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深入黎巴嫩境内90公里，占领了黎巴嫩1/4的领土，摧毁了巴解组织大量的军事设施和营地。但是，以军的真正的目标不止于此，而是要彻底摧毁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防空导弹基地。6月9日14时，以色列借口叙利亚增派导弹部队和空袭以地面部队，对叙防空导弹基地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以空军仅用6分钟便全部摧毁了叙利亚19个导弹连，并在此后的大规模空战中占据上风。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地面部队在以军的打击下，处境岌岌可危。11日，在强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下，叙以双方宣布停火。但在21日，叙以又在贝鲁特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坦克战，以军随后完成对贝鲁特西区的包围。8月，西方多国部队进驻贝鲁特，巴解武装和叙利亚军队分别撤出贝鲁特。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目标至此完成。

以色列的这次入侵导致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持亲以色列立场的马龙派和长枪党成为黎巴嫩国内最具实力的政治派别，其领导人巴希尔・杰玛耶勒出任黎巴嫩总统。以色列在黎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三、叙利亚挫败黎以撤军协议

1983年初，黎巴嫩分裂为两大阵营：抵抗以色列军入侵的阵营与支持以色列军占领的阵营。在贝鲁特、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黎巴嫩民族抵抗阵线不断袭击以色列占领军。［6］以军在黎巴嫩的继续驻扎使黎内战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一背景下，黎巴嫩和以色列开始举行撤军谈判。

黎巴嫩政府为恢复领土完整和国家，强烈要求以色列以及叙利亚等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并强调一切外国军队撤离的关键在于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的全部撤出。因为以色列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谈判经过4个多月毫无结果。为了打破僵局，美国特使哈比卜提出了分阶段撤军方案，但却遭到了叙利亚的强烈反对。叙利亚表示，它的安全和黎巴嫩安全密切相关，绝不会接受在黎巴嫩作出任何有损于叙利亚安全的安排。为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从中斡旋，黎以于5月17日正式签署撤军协议。

撤军协议是黎以双方妥协的产物。黎同意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所谓的“安全区”，接纳以色列扶植的哈达德为“安全区”军队副司令；同意以军军官参加“安全区”治安工作。以方则不在协议中要求叙利亚撤离。协议使以侵黎的目的基本达成，实现了事实上的黎以关系正常化，对叙利亚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该协议遭到了叙利亚的强烈反对。叙外长表态，“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叙利亚政府都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叙一再重申，叙军是应黎政府的邀请而进驻黎巴嫩的，同以军是否撤离毫不相关；叙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即使黎政府提出相应要求，也决不撤军。

7月23日，黎国内的穆斯林组织宣布成立反政府联盟“民族拯救阵线”，要求废除黎以协议，得到了叙利亚的大力支持。由于叙利亚不同意撤军，以色列又一再要求如叙利亚不撤军，以色列也决不会撤军，并威胁要“中止”协议，在黎国内和叙以的强大的压力下，使得该协议搁浅。

1984年初，黎巴嫩局势急转直下，政府军同穆斯林民兵贝鲁特展开激战，政府多位穆斯林高官相继辞职。为了摆脱困境，杰玛耶勒丈夫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寻求叙利亚的支持。1984年2月，杰玛耶勒首次访问叙利亚，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讨论了有关废除黎以协议和解决黎巴嫩危机的问题。3月2日，黎反对派领导人与叙利亚外长会谈，协调同叙利亚的立场。5日，黎巴嫩政府正式宣布废除黎以撤军协议。

黎以协议的废除在黎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黎穆斯林各派欢迎协议的废除，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普遍表示欢迎，以色列则指责叙利亚破坏黎以协议。黎以协议的废除，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表明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逐步增强，以色列在黎巴嫩与叙利亚的争夺处于了劣势。

四、叙利亚与《塔伊夫协议》

1988年，黎巴嫩政治危机加深，出现了以奥恩为首的临时军政府和以代总理胡斯为首的继任政府相互对立的奇特现象。在此背景下，在1989年，阿拉伯国家成立了三方委员会，提出了《全国和解文件》草案。9月30日至10月22日，在叙利亚等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积极配合下，经黎巴嫩各方的讨价还价，通过了《全国和解文件》，即《塔伊夫协议》。

《塔伊夫协议》有四个部分组成，即总则和改革；在全国行驶国家；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黎巴嫩；黎巴嫩与叙利亚的关系。叙利亚作为阿拉伯国家中卷入黎巴嫩事务最深的国家，由于它的配合，对协议的签订起到了刺进作用。但是，叙利亚的积极配合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塔伊夫协议》也与叙利亚的利益密切相关。

《塔伊夫协议》的四项基本内容中，除了第一项总则和改革内容外，其他三项均涉及到叙利亚。［7］首先是关于叙利亚在黎驻军的问题。协议没有制订详细的撤军时间表，也没有明确限制叙利亚的驻军数量，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在黎选出总统两年后，叙军将在贝卡谷地集结。其次，协议要求以色列撤离其建立的所谓的“安全区”，归还被占的南黎领土的问题上也涉及到了叙利亚。虽然这一点与叙利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以色列却一再声称，其设立“安全区”的缘由是因为叙利亚在黎巴嫩驻扎大量军队，严重威胁它的安全利益。如果叙军撤出，以军也将撤离。第三点是协议中最为核心，也是叙利亚最为关心的一点，即协议认为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与所有阿拉伯国家有着友好亲密的关系。黎叙之间存在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黎巴嫩都不应威胁叙利亚的安全，也决不成为任何威胁叙利亚安全的国家、武装和组织的走廊和根据地。

叙利亚作为黎境内最大的外部势力和对黎巴嫩事务影响最深的国家，无疑是《塔伊夫协议》最大的受益者。从《塔伊夫协议》形成及内容看，叙利亚多年来追求的目标基本达到，即在政治、军事及对外关系和阿以关系等方面对黎巴嫩实施全面的影响。黎叙之间建立了联系紧密的特殊关系。

叙利亚和以色列均按如黎巴嫩事务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为的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叙利亚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与黎巴嫩建立并保持某种“特殊关系”，实现其“大叙利亚”的宿愿；二是使黎巴嫩部分领土成为抗击以色列缓冲地带；三是利用它在黎巴嫩举足轻重的地位，增加自己在中东问题的发言权。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目的则是解除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武装，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扶植马龙派和长枪党主导的亲以色列政府。

黎巴嫩内战原本为黎国内各教派为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而发生的冲突，是黎巴嫩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卷入，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和长期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争夺和冲突，最大的受害者是黎巴嫩。黎叙双方在黎巴嫩的目的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彼此间没有赢家和输家，真正的输家只有黎巴嫩。

参考文献：

［1］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哈全安.中东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3］Yapp,M,E.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M］.London，1996.

［4］Peretz,D. The Middle East Today［M］.London，1994.

巴黎协议篇（3）

特朗普本要G7峰会上宣布美国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各方压力特别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服后，称将于“下周”公布“最后决定”。马克龙因之对特朗普仍抱有希望，在评价本届峰会问题于默克尔拉开距离，说不能把本届G7峰会归于“失败”，“失败是个不怎么理想的字眼”。

特朗普果然说话算数，于6月1日公布其决定：由于执行巴黎协议对美国造成的经济和金融损失“非常严重”，美国为保护其公民，庄严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美国将就退出巴黎协议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谈判，以达成公正对待美国企业、就业者、民众及纳税人的条款的新的过渡期。“能够达标，最好；不能达标，也只好如此。” 不出所料，特朗普兑现了竞选诺言。

欧美关系受到强烈冲击

《巴黎气候协议》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性协议，于2016年11月正式生效。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做出了郑重承诺。世界各国都尽最大努力劝说特朗普不要走到这一步，欧盟甚至以与美关系破裂相逼。奥巴马声明称《巴黎气候协议》是美国充分发挥了世界领导作用才达成的，意指特朗普放弃了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德法意作为欧盟最有影响的国家，三国领导人随即发表联合声明，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遗憾，表示将继续履行《巴黎气候协议》相关义务，强调《巴黎气候协议》不容重新谈判。

欧盟反应强烈属于意料之中。欧盟称特朗普的决定虽是兑现竞选诺言，但对世界的影响却极为负面，亦使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信誉扫地。欧盟委员会公报指出，《巴黎气候协议》仍在，欧盟将努力达标。欧委会主席容克用英语和德语发表声明，称之为“严重的错误决定”。欧盟气候委员卡尼特对特朗普单方面决定深感遗憾，但“巴黎协议将存在下去。欧盟将领导反气变斗争”。“美国的决定不会削弱我们，反而激励了我们。这一空白将会由更加广泛和强有力的新的领导集团填补。欧盟及其在世界各地坚强的伙伴将指明方向。”我们将共同应对当前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欧洲议会议长塔加尼说：“巴黎协议必须遵守，必须取信于人。巴黎协议仍有活力，不论有无美国参加，我们将努力执行协议条款。”

美国副总统彭斯与欧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洲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通话，重申美欧“坚实而深厚的关系”，得到的回答是：“欧盟仍将站在执行巴黎协议条款的前列。”比利时政府称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有损美国信誉，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说：“美国的决定制止不了我们继续为防止气候变暖所做努力”。欧盟评论认为全世界都为美国的决定深感震惊，特朗普已成为全世界反对气变努力的敌人，这本身就是一大丑闻。特朗普退出气变协议是自绝于国际社会。

法国要当世界反气变领袖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特朗普声明退出巴黎协议后两小时后与特朗普通电话，告称法国反对美国决定，《巴黎气候协议》及其任何条款都不容重新谈判。法国和美国还会合作，但在气变问题上的合作已不可能。

巴黎时间6月1日23时36分，马克龙在爱丽舍宫发表电视讲话：“我尊重该决定，但我感到遗憾。我认为他由此对国家和人民犯了一个错误，也对地球的未来犯下了一个错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我们的子孙将面临一个因战争和贫困而流离失所的世界。这种情况业已出现。”“法国的责任是领导这场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战斗。”“今天晚上，美国背叛了世界，法国不会退出战斗。”“巴黎协议没有B方案，因为没有第二个地球。”马克龙还用英语重复部分讲话，最后把特朗普“使美国重新强大”的竞选语言稍作改变，“我们要使地球重新大。”

巴黎协议篇（4）

《巴黎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

在大会的闭幕全会上，各缔约方对刚刚出炉的《巴黎协定》表示积极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

巴黎协议篇（5）

历史相同 文化相异

历史上，叙利亚和黎巴嫩同属西亚地区、一个国家，曾经历过相同的历史命运。

公元前3000年左右，叙利亚就有原始的城邦国家存在。公元前200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均为腓尼基的一部分。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统治时期建立了夏姆国，夏姆就是今天叙利亚的别称。当时的夏姆国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后来，夏姆国被巴比伦、波斯、罗马、拜占庭帝国侵占或统治。公元7至16世纪初，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一个地区并入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作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其首都就建在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公元1517年，叙利亚、黎巴嫩被奥斯曼帝国占领，黎巴嫩隶属大马士革省。

虽然两国有着很多相同的历史渊源，但是无论是从地理区位还是民族构成及文化认同感，两国还是彰显着迥然相异的风格。

叙利亚位于北阿拉伯地区，是仅次于伊拉克的大国，与伊拉克、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相邻。不仅如此，叙利亚还处在亚欧之间的重要商道上，历史上曾是著名的小麦产区，叙利亚人以阿拉伯人和库尔德、切尔克斯等其他穆斯林民族为主，是伊斯兰教的笃信者，因此叙利亚属于明显的西亚文化从而对峙于西方文化。而黎巴嫩面积只有1万多平方千米，人口300多万，与叙利亚在北、西两面接界，南部与以色列毗邻。在地中海东岸的三个国家中，叙利亚与西方的关系最远，以色列与西方的关系最近，而处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黎巴嫩与西方的关系则刚好居中。纵贯南北的黎巴嫩山脉将西部平坦的沿岸地带与东部的山地分开。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黎巴嫩传统的活动更多的是面向地中海，与西方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而也一直有容纳外来文化的传统。罗马帝国后期和拜占庭时期，信奉基督教的各位皇将黎巴嫩划归己有。后来，黎巴嫩陆续接纳了信奉基督教一性论的基督教异端马龙派和起源于埃及的伊斯兰教封闭宗派德鲁兹教派。在时期，黎巴嫩又成了欧洲人的重要据点，受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的影响很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黎巴嫩演变成中东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阿拉伯国家：不以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虽然是官方语言，但通用法语和英语。在如今的黎巴嫩，50％以上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0％左右信奉基督教，主要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教派林立成了黎巴嫩长期受外部势力干预和内战不已的重要原因。

大国介入 分裂无奈

19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趋向瓦解，英、法两国积极介入中东地区。此时，正值黎巴嫩的马龙教派和德鲁兹教派冲突，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在法国等压力下被迫将黎巴嫩作为保护基督教徒的山地教区与叙利亚分离。1916年5月，英法在沙俄的赞同下达成了瓜分中东地区领土的“塞克斯―皮科”秘密协约，根据这项协定，叙利亚和黎巴嫩划归法国委任统治地。一战结束后，由于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英法以胜利者自居，法国以履行委任统治为由派兵进驻大马士革。与此同时，麦加酋长谢里夫・侯赛因发动阿拉伯大革命，其三子费萨尔在1918年10月在叙利亚建立了费萨尔王朝并组建了大马士革政府，号召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要求完全独立。二战期间，法国向德国投降，但是趁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它组织了“自由法兰西军”进驻叙利亚和黎巴嫩。1941年，“自由法兰西军”总司令宣布结束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1943年，叙利亚成立了自己的政府。1946年4月17日，英法从叙利亚撤军。1943年11月22号，黎巴嫩宣布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1946年12月，英法全部撤离黎巴嫩。这样，历史上的一个国家便被强行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独立后的叙利亚虽然经历过政权的更迭，最终复兴社会党领导人阿萨德掌管了叙利亚，而黎巴嫩则是命途多舛。独立后最初十几年中，由于总统、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当，黎巴嫩的政治发展一度比较顺畅，经济也较为繁荣。从1958年起，黎巴嫩局势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巴勒斯坦难民的大量涌入，黎巴嫩的穆斯林认为自己的人口增长得快，应该比基督徒掌握更多的国家政权，一度发动了一场试图夺取政权的暴动，但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被中央政府镇压了下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0年将总部从约旦迁到黎巴嫩后，多次越过边境向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但由基督徒控制的黎巴嫩政府却试图遏制巴解组织在黎巴嫩领土的军事行动。因此，巴解组织便在黎巴嫩内部冲突中支持穆斯林。

到1975年，黎巴嫩的内乱升级为以本国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为一方，以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公开战争。叙利亚认为，两国的安全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在的两个国家全都是殖民主义的错误，叙利亚有义务帮助黎巴嫩维护国内和平。 因此在黎巴嫩内战中，3.5万叙利亚军队于1976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名义进驻黎巴嫩，并扩建了导弹基地等军事设施。1981年叙利亚与以色列在黎巴嫩贝卡谷地发生了轰动全球的导弹危机。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虽然联合国安理会425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无条件从黎巴嫩撤军，但美国介入撮合黎巴嫩有关方面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将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当作是以色列撤军的先决条件。叙利亚立即采取行动，支持黎巴嫩穆斯林民兵进攻基督教区，炮轰黎巴嫩政府，迫使其放弃了黎以协定，转而求助叙利亚调解国内的教派冲突。

1988年，黎巴嫩总统选举失败，国内出现了以胡斯为首的穆斯林政府和以奥恩为首的基督教政府并存的局面，国内政治再次陷入危机。这一次，国际社会和阿拉伯联盟介入调停，达成了塔伊夫协议，以奥恩为首的基督教政府被解散。但奥恩对塔伊夫协议耿耿于怀，时常在黎巴嫩的统一问题中作梗，1990年黎巴嫩在叙利亚的帮助下突然对奥恩发动袭击，迫使其最后投降。1991年4月，黎巴嫩各派纷纷交出武器，内战终于结束。

风云变幻 未来莫测

2000年，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去世后，黎巴嫩国内反叙力量要求叙利亚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子承父业的巴沙尔总统加快了叙利亚对黎政策的调整步伐。2001年～2002年，叙利亚先后三次重新部署驻黎部队，从黎巴嫩城市的闹市区、市政府等显眼地区撤往山区、边界等偏远地带。2003年2月，叙利亚再次撤出4000人的部队，重新部署到叙黎边境的贝卡谷地。到2005年初，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队仅剩1.4万人。

巴黎协议篇（6）

此时的布尔歇会场内一片欢腾，各国代表长时间起立鼓掌、欢呼、紧紧相拥，媒体中心的记者也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起立鼓掌致意，用手机记录下历史性时刻。笔者打开专门为COP21大会开发的手机APP，此前一直排得满满的日程栏已是空白，谈判“加时赛”终告结束，巴黎气候大会画上圆满句号。回顾亲身参与这近一个月的巴黎气候大会，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巴黎协定》来之可贵。

150国首脑出席开幕式

为大会注入强大动力

2015年11月13日夜，整个巴黎都笼罩在紧张和恐惧的氛围中，街道上不断有警车飞驰而过，巴塔克兰剧场的百余名人质牵动着所有人紧绷的神经。“法国版9・11”的血腥之夜造成130人不幸遇难，巴黎当夜紧急实施了二战后首次宵禁。这一夜，距离巴黎气候大会开幕不到半个月。巴黎的安全状况能否保证继续如期举行COP21大会，各国首脑会否取消出席开幕式，在恐袭阴影笼罩下，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质疑。巴黎原本因气候大会一房难求的酒店开始出现大量退房和降价活动。但所有疑问很快得到明确答复，代替奥朗德总统出席土耳其G20峰会的法比尤斯宣布，“巴黎气候大会将如期举行”。随后，各国首脑密集表态将如约赴会，与会首脑数量也由此前的近百位迅速攀升至150位。

11月29日，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合筹备的巴黎气候游行因恐袭压力被迫取消，处于国家紧急状态的法国出动空前规模的警力部署就位。150余国首脑于29日陆续抵达巴黎一南一北两座国际机场，巴黎附近多条高速公路临时关闭，市民被鼓励不要驾车外出。主席在抵达巴黎后随即到访爱丽舍宫与奥朗德总统进行会谈，在气候大会召开前的最后一刻，中法再次进行高层沟通，凝聚共识。入夜后，埃菲尔铁塔亮起象征着森林的绿色彩灯，香榭丽舍大街树立起风能发电机，整个巴黎严阵以待，迎接30日巴黎气候大会开幕日。

11月30日，摄影师在布尔歇会场拍下了史上最全领导人合影，在这张“首脑全家福”里，所有领袖都坚定地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方，质疑气候变化的声音不再，大会会场内少了各种杂音，听到看到的是各国领导人的振臂高呼。在领导人演讲中，各国首脑向法国政府和巴黎民众在遭受恐怖袭击后仍然坚持如期举办气候大会表达敬意，介绍本国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采取的措施和未来规划，对即将开始的谈判表示乐观，为大会的举行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主席在会场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明确强调“恐怖主义阻挡不了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美好未来的进程”，敦促大会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的讲话获得了各国媒体关注和点赞，认为为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

贯穿始终的边会活动

为大会成功“保驾护航”

在开幕日后第二天，巴黎气候大会即进入谈判模式。来自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开始就巴黎气候协议的最终草案展开磋商。各方代表将在第一周就协议内容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尽可能缩小分歧，使最终的选项更加明确。第二周则进入最后一轮部长级磋商。

由于时间紧张，各国谈判代表在2015年12月1日第一天即举行约30场大小会议，就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逐字逐句进行讨论。这些谈判过程并不对外界开放，但在等待结果之余，数千媒体记者不会感到无聊。因为除谈判外，巴黎气候大会还安排了大量边会活动。

在这些边会中，“中国角”的活动尤为受到追捧，人气最旺。从12月1日至10日，“中国角”边会系列活动举行了近30场活动，充分展示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在这10天中，中国与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能源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国际机构联合举办多场活动，聚焦低碳经济、治理沙漠、青年作用、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企业作用、城市低碳发展、碳市场、国家自主贡献、农村发展等主题，我国《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等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除“中国角”外，紧邻的“美国中心”也受到很多关注。主办方将这里布置成科普讲堂，每天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各大院校的专家学者在此从不同角度分析气候变化对地球、人类造成的影响。作为主办方的法国区则布置成展厅，着重展示法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新能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最新技术与产品。另外，在对民众开放的“气候世代空间”展区，法国邀请了百余个来自全球范围内的社团和研究机构在此设立展台并举办各类活动，让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充分参与到巴黎气候大会当中。

除了各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专设展区外，大会还设置了多个大型新闻中心，供各机构、组织、国家、谈判集团召开大型新闻会或组织活动。随着大会的深入，这些新闻中心基本时刻都保持运转，手机上的COP21应用程序中排满了大量活动。这些贯穿整个会期的主题活动在谈判桌外为参与气候谈判的各方提供交流的平台，通过充分沟通凝聚更广泛共识，从而为大会成功“保驾护航”。

达成《巴黎协定》前的三个不眠之夜

内容丰富的边会活动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但在会场的另一端，气候谈判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2月5日，会期过半，工作组主席如期将48页的巴黎协定及决议草案交到大会主席法比尤斯手中。相对于2011年的德班大会提交给各国部长们的长达几百页的草案，这次大会第一周形成的文件无疑要简洁得多。但这份全文两万五千字的文件中仍然还有900多个括号，意味着各方还要在近千个问题上进行磋商、寻找平衡点，而谈判仅剩下一周时间。

第二周会议开始后，随着部长级高级别官员的加入，谈判进程骤然加速。在百余名部长发言阐述各自立场的同时，大会主席法比尤斯为加快谈判进程，安排了新的工作机制，新设4个工作组分别就资金和技术转移的执行方式、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巴黎协议的长期目标和评估机制、2020年前应采取的行动这四个问题分别进行磋商。

12月9日下午，距离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计划闭幕日期还有3天，大会召开全体会议并公布了“巴黎成果”第一份草案文本。法比尤斯在会后的新闻会中表示，近日的高强度谈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各方已在多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稿草案文本包括巴黎协议草案和决定草案两部分，并将此前的48页文本进一步压缩至29页，他要求各国部长就第一份文稿立刻分组讨论，解决剩余分歧，以达成所期望的巴黎大会成果。这一晚，对于所有国家谈判代表都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各方对于大幅压缩的第一份草案文本产生了很多质疑，谈判进入最关键的冲刺阶段。

12月10日，大会即将进入原定闭幕日，经过9日整夜和10日一天的“奋战”后，巴黎协议第二份草案终于在当晚21点出炉。法比尤斯在新闻会上表示，27页的案文相比第一份草案更加精简、完善，进一步消除了协议中有分歧的选项，但要达成最终协议仍有工作要做，各方在区别责任体现、资金、减排力度等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10日晚，各缔约方谈判代表仅有两小时的时间研读第二份文件草案，并于23时30分之后继续就核心问题进行讨论。“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各国代表步入会场，开始了第二个不眠夜。

12月11日，大会闭幕日全体休会，没有安排任何官方会议。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法国就核心问题邀请部分国家代表进行非正式的闭门磋商。在这一空档期内，由欧美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所谓“雄心联盟”成为了各方瞩目的焦点。笔者参加了“雄心联盟”于11日下午举行的新闻会，会上宣布巴西等国加盟，使其“成员国”突破一百大关。但实际上，这一联盟只存在于“场外”，在正式谈判中并无发声，是一场有名无实的集体作秀，也并未给谈判带来任何实质性影响。而对于真正参加谈判的代表来说，11日才是最难熬的一夜，在最后密集的小范围磋商中，最后一稿文本就在这个夜晚逐步完成。

巴黎协议篇（7）

全国友协副会长冯佐库、北大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建、各相关院校、院系师生、专家学者及中联部、文化部、作协等部委代表，黎巴嫩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主席马苏德·达赫尔、黎巴嫩大学代表约60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分三个主题：“政治与经济”、“语言、文学、翻译和传媒”和“文化、艺术和哲学”。来自中黎两国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自身研究出发，就当今的热门议题深入广泛地交换了看法。

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成为共识

中阿友协副会长、外交部原副部长杨福昌在题为《中国与黎巴嫩的友好交往》的主旨发言中谈到，黎巴嫩历史悠久，地区多个文明参与了黎巴嫩历史的塑造，进而形成了黎开放包容的特点。黎巴嫩历来重视教育，高素质的人民是其最宝贵的财富。黎巴嫩同中国在历史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曾饱受外强入侵和内战困扰，都深知和平、和睦与和谐的可贵。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一所孔子学院2007年落户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成为发展中黎文化关系的重要桥梁，中黎关系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黎大经济和工商管理系主任卡米勒·哈比卜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通过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目前，每年到中国的黎巴嫩商人和企业家超过1万人，黎商界和学界日益重视研究和比较两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优势，为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黎学界期待能与中国学者开展更多的直接沟通与联系，为中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在中东问题土立场获理解和认可

黎中友联主席马苏德在题为《中国与“阿拉伯之春”》的发言中谈到，中国在中东地区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及表态符合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利益。中方的立场并不是像很多批评家宣扬的那样支持叙利亚当局屠杀叙利亚人民，而是支持叙利亚人民，尊重其争取尊严和发展的诉求，主张由阿拉伯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通过和平方式和政治途径解决目前的问题，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特别是武力干涉。

针对这一问题，中方学者也在发言中作了回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所长牛新春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是出于历史经验和国家利益。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看，民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要素，从长期看，自上而下的改革同自下而上的革命相比更有利于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文化与历史传承。这一观点获得了与会黎方代表的赞同。

巴黎协议篇（8）

在特朗普政府的施政优先议题排序中，首先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其次是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它直接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或将在对内、对外事务上采取以美国利益为准的务实政策，而不会像奥巴马政府一样更注重美国充当的世界领导角色。于中美关系而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并非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议题。

美国中下层社会“反全球化”思潮弥漫，特朗普政府或在中美经贸等议题上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能够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抓住了美国社会中下层人民反对全球化的心理，在竞选期间提出反对国际贸易、反对新能源等口号，主张使用如页岩气、煤矿等传统能源，为中下阶层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成功地动员了美国中部“铁锈带”的广大产业工人群体，获得了多个曾是票仓的摇摆州选票。另外，特朗普政府或将在对华贸易议题上实施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短期内退出《巴黎协定》的可能性较小，中美在新能源环保合作方面仍存在务实合作的可能。虽然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声称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但短期内美国退出该协定的可能性较小，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巴黎协定》虽然存在退出机制，但是规定任一缔约方需经过四年时间方能退出，这意味着若美国想依规退出《巴黎协定》，需等到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临近结束时才有实现可能性。

二是奥巴马已用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批准《巴黎协定》，若特朗普继任后想撤销此命令，需要经历复杂的国内法律及行政程序，且会历时长久。

三是特朗普政府需顾及国际舆论及国内清洁能源利益集团支持者及各州的压力。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已由150多个国家元首和代表签署的《巴黎协定》存在一定国际约束力，若特朗普政府强行退出，将面临一定的国际舆论压力，有损于美国的国际形象。另外，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新能源利益集团及中西部农业区选民，若退出《巴黎协定》，则面临相关各州及这些选民的压力。事实上，2016年11月22日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已称对《巴黎协定》持开放态度。

巴黎协议篇（9）

在中东，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也不算多，自然资源更是乏善可陈，但因其扼守着欧亚两大洲的咽喉要道，因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先后受古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统治，一战后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

1943年11月22日，黎巴嫩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宣布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正是因为历史上遭遇过数次外族入侵，黎巴嫩国内的民族、教派关系错综复杂，各派别间围绕着国家权力分配、如何看待巴解组织等问题的斗争异常尖锐。在黎巴嫩独立前夕，各派力量经反复角力最终达成妥协：总统、军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议员和部长的席位则按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由于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基督教马龙派实际上掌握着军政大权。后由于穆斯林人口增长较快，要求按比例扩权。1975年4月，黎巴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内战。直到1989年10月，两派议员达成《塔伊夫协议》，重新分配权力，血腥内战终于结束。

独立70年来，尤其是内战结束20多年来，黎巴嫩始终面临着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引发政局严重动荡，国内逐渐形成亲叙利亚和反叙利亚两派阵营。2007年11月，拉胡德总统任期结束后，由于各派矛盾难以调和，总统选举被迫多次推迟。以“未来运动”为主体的“3·14”联盟和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2008年爆发武装冲突。在阿盟的反复调解下，2008年5月黎巴嫩各方在卡塔尔签订《多哈协议》。根据协议，前部队领袖米歇尔·苏莱曼成为总统，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政治僵局。

近两年来，受中东多国政局动荡的冲击，尤其是受到邻国叙利亚危机外溢的影响，黎巴嫩教派矛盾又出现扩大之势。2013年3月22日，总理米卡提的辞职令黎巴嫩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危机之中。4月6日，总统苏莱曼任命塔马姆·萨拉姆为新总理，但因各派分歧较大，原定于2013年6月举行的大选被推迟17个月。中央政府孱弱无力、国家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各派矛盾不可调和已成为长期困扰黎巴嫩政治的顽疾，在可预期的未来均无彻底解决此问题的良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旷日持久的血腥厮杀催生出诸多严峻问题。首先，外部势力大肆干涉叙内部事务，叙内战已演化为地区人战争；其次，叙利亚危机严重激化了中东的教派斗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极端分子趁机活跃；第三，海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约旦、土耳其、黎巴嫩等周边邻国，既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更拖累了邻国的国民经济。

各方面都高度脆弱的黎巴嫩深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3年11月底，约有81.6万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寻求庇护，给黎巴嫩的国内治安和财政带来巨大负担。

更令人头疼的是黎国内的政治僵局。黎叙两国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曾是同一个政治实体，黎巴嫩独立后，叙利亚从未予承认。2005年哈里里遇刺案闹大之后，黎国内爆发反叙利亚的“雪松革命”。叙利亚政府在各方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出了1.5万驻军，结束了对黎巴嫩长达30年的占领。2011年叙局势动荡以来，黎国内亲叙和反叙派别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致使黎巴嫩政府内部严重分裂。一方面，黎政府主流对叙问题持“不卷入”政策，主张维护叙利亚的、独立和统一，反对外部干涉，对阿盟涉叙决议中有关对叙实施制裁等内容持保留态度，要求安理会谨慎行事，呼吁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尽管困难重重，黎政府仍积极配合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向在黎的叙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但另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则高调宣布给予叙政府军直接军事支持，自2013年5月以来，真主党向叙利亚频繁增兵，协助叙政府军围剿反对派，曾经帮助叙利亚政府军赢得古赛尔战役，被称为内战爆发以来巴沙尔政权的“最大战果”。

此外，比难民的直接拖累更加可怕的是分子的渗透。近两年来，黎巴嫩发生了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恶性爆炸、暗杀事件，活动的阴云正在从伊拉克、叙利亚扩散到黎巴嫩上空。2012年10月19日，黎安全部队情报局长哈桑等八人在汽车炸弹袭击中遇刺身亡。2013年8月15日，黎国内卢埃斯市主要街道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导致20余人死亡，250人受伤；8月23日，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发生两起爆炸，造成3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可以想象，对于以金融、旅游为支柱产业的黎巴嫩来说，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意味着经济衰退，加上叙利亚难民的拖累，未来一段时期内黎巴嫩恐怕将陷入“上升—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

阴云悄然转向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伊朗使馆遇袭反映出事件与教派矛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叙利亚危机中各方势力的深度卷入，中东实际上形成了以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叙反对派为一方，以伊朗、真主党、巴沙尔政权为另一方的两个阵营。虽然近期由于埃及穆兄会政权，导致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之间出现嫌隙，但对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团伙来说，教派矛盾显然已经成为发动袭击的最好借口和主要动因。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正在寻找更能表现其诉求的新目标，突破了以前的反美、反以色列的思维定势，伊朗使馆遇袭表明逊尼派极端组织已对伊朗、真主党正式宣战。从这一点来看，中东活动、教派冲突存在相互交织、全面扩大的危险。

巴黎协议篇（10）

推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挑战在于，各方必须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形成共识，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可以阻止共识的达成，因此通过一份富有雄心的协议显得格外困难，加拿大驻华大使、前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赵朴对《财经》记者表示。“巴黎达成了好的结果。”赵朴说。在经历六年前在哥本哈根的失败之后，巴黎终于见证了胜利。

当天早些时候，在最后的文本发放之前，来自马绍尔群岛的外交部长托尼・德布鲁姆、德国环境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斯、欧盟委员会主管气候行动与能源事务委员米格尔・卡涅特、美国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等人手挽手一起走向会场。

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新浮现的一个联盟：雄心壮志联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虽然这一联盟早在今年7月就已经诞生，但直到在气候变化谈判进入关键的最后三天，它才正式对外宣告成立。在缺少戏剧性场面的巴黎气候变化谈判会场，“雄心壮志联盟”的出现引人瞩目。 新阵营浮现

这个由太平洋中部岛国马绍尔群岛发起的联盟包括了欧盟、美国、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一位熟悉联盟事务的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截至12月11日晚，“雄心壮志联盟”的成员数量已经达到98个。在大会接近结束时，仍不断有新成员加入。

据记者了解，在11月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始之前，这一联盟已经有过四次秘密会晤。之所以直到气候变化谈判进入第二周才对外公开，德布鲁姆表示，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机宣布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影响力。

“气候脆弱论坛”顾问、哥斯达黎加前气候谈判官员莫妮卡・阿拉娅对《财经》记者表示，“雄心壮志联盟”是一个不寻常的集团，它打破了过去的传统。“过去的传统是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阵营。但‘雄心壮志联盟’试图发出讯息，告诉大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阿拉娅说。“气候脆弱论坛”也是气候谈判中的一个联盟，由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20个国家组成。

“雄心壮志联盟”成员既包括发达国家代表美国、欧盟，也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有大国也有小国。联盟成员挪威气候与环境部长蒂娜・松德托夫特表示，虽然联盟成员来自不同的谈判集团，在很多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对协议的高雄心立场一致。

“如果想要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进展，必须展开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阿拉娅说。

在“雄心壮志联盟”的两次记者会上，德布鲁姆都充当了主要发言人的角色，他反复重申对一份高标准协议的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一个最低限度的协议，这是我们的红线。”德布鲁姆说。

“雄心壮志联盟”的基本诉求包括：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的目标;通往低碳未来的清晰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中包括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 旧阵营分化

“雄心壮志联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谈判集团。“雄心壮志联盟”成员、最不发达国家谈判集团主席吉萨・马丁斯对《财经》记者强调，他们不是一个谈判集团，对其他成员的加入持开放态度。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之所以选择不成为正式的谈判集团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一联盟为各国部长交流提供非正式的机会，由于这些国家处在不同的谈判集团，因此这一联盟依然可以在谈判进程中发挥影响力。

七十七国集团+中国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最大谈判集团。这一集团发展到2014年已经包括了134个成员。由于七十七国集团内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又产生了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等其他谈判集团。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达成以来，发展中国家阵营已经‘面目全非’，七十七国集团+中国阵营名存实亡。”巴黎气候谈判观察员、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她对《财经》记者进一步解释，这一阵营中国家发展阶段差距拉大，虽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一致，但各有不同利益诉求，为发达国家瓦解这一阵营创造了条件。

例如，非洲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为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提供补偿;印度希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减缓、适应、资金等所有要素上得以体现;小岛屿国家则担心家园的存亡。

发达国家的谈判集团主要包括欧盟和伞形集团，后者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等国家组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七十七国集团+中国、欧盟和伞形集团构成了谈判的三股主要力量。

除了正式的谈判集团，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还有协调集团，比如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

在巴黎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基本上在每一版新案文出炉之后，谈判集团和协调集团都会代表各自成员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表明立场。

有舆论分析认为，美国和欧洲牵手在气候变化过程中最脆弱的国家成立“雄心壮志联盟”，旨在孤立中国与印度。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谈判结束前一天举行的会上说，“雄心壮志联盟”只是一种表演（performace）。“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各方面实现雄心的承诺。对于中国和其他没有加入这一联盟的成员来说，我们也会信守承诺。我们的承诺也很富有雄心。”刘振民说。

虽然马绍尔群岛的一名谈判代表对《财经》记者表示，德布鲁姆与解振华有很好的双边交流。但据记者了解，在此前的双边会谈中，“雄心壮志联盟”这一议题并没有被提及。对于“一种表演”的评价，德布鲁姆对《财经》记者回应说，那也是一种“好的表演”。

最终，被“雄心壮志联盟”成员反复提及的1.5摄氏度目标被写入巴黎协定：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同时认识到这将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 核心分歧未松动

在特定的共同目标之下，“雄心壮志联盟”的出现打破了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界。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界限仍然坚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原则仍然是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坚守。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提出了这一原则。

但一些发达国家认为由于发展水平和排放水平发生变化，不应再继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强调，区分是包括中方在内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需要明确反映在巴黎协定中。解振华则指出，坚持区分并不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减缓和适应方面做得更好。

在巴黎协定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列为执行原则之一。巴黎协定重要的新增部分，关于国家自主贡献部分也写道，下一次国家自主贡献提交将按不同的国情，逐步增加，并反映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

“巴黎协定是对CBDR原则演进性的体现，在不同问题上体现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资深主任李硕对《财经》记者表示。他举例说，在透明度问题上，共同被体现得更加明确;区别原则在减缓和资金议题上有更多体现。

“区别体现在发达国家带头承担减缓义务，要在法律约束力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则是自愿提供支助。这是既有共同又有区别的混合安排。这种安排和20年前不同，不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李硕说。

在巴黎协定通过之后，印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贾瓦德卡尔肯定了协定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体现，但也指出富裕国家的承诺比人们期望的要低，否则这份协定可以更富有雄心。 阻止协议达成的另一大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的争论也未有明显缓和。

巴黎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部分指出，发达国家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但没有提及具体数字。决定部分则提及，发达国家有意继续现有的集体筹资目标至2025年，并在2025年前设定一个新的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的集体定量目标。

发达国家早在2009年就承诺将在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一承诺仍有待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