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10-0120-09

一、引言

内部控制本质上是组织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它是对企业整体的控制，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在安然、世通等舞弊案件爆发后，内部控制作为一项重要的风险控制机制，已经成为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学术界等关注的热点。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审计风险的大小，进而对审计师审计模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审计与内部控制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效应。就笔者所涉猎的文献而言，目前国内尚无学者以审计师变更为视角，来研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外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信号传递理论和风险传导效应，以审计师变更为视角，通过从不同的角度选取内部控制效率的替代变量，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并据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理论及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研究假设、变量界定与样本选择，第四部分是主要的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建议。二、相关理论及文献评述

内部控制作为内部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内部管理中的一个环节，在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本质上来看，内部控制是企业的一项风险控制机制。2001年爆发的安然事件，更是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对内控机制的极大重视，内部控制也由一项自发性的治理机制演化为一种政府监管强力推动的制度建设，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性披露被法制化，成为公司透明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也加快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步伐，内部控制已经成为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学术界等关注的热点。

内部控制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基石，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保证公司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外部审计是现代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部审计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内部控制的良好运作。内部控制和审计分别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之一，二者自身的产生、演进和彼此之间的互动、耦合，都是追求组织效率的必然结果。现代审计依赖于内部控制，审计人员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也是该理论发展至今最大的使用者。

审计师关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正是由于资本市场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才使得作为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尤为关注。根据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审计师首先要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确定风险较高的领域，以便进行重点审计，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减低审计风险。

内部控制的良好运作，意味着企业具有较高的内部控制效率，内部控制效率是决定审计风险高低的因素之一。根据风险传导效应，内部控制效率越商，财务报告出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越小，审计风险就越低。而较低的内部控制效率，一方面增加了审计风险；另一方面审计师还需要扩大控制测试的范围和改变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进而增加了审计成本。审计师为了规避风险，容易主动放弃风险较高的客户。因此，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越低，越有可能导致审计师变更。

根据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应当披露公司聘任、改聘、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审计师变更是上市公司重要的非财务信息，导致审计师变更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的动因能够向外界传递不同的信号。审计师变更是审计师与管理当局相互博弈的结果，以审计师变更为研究视角，可以深层次地分析变更公司与非变更公司的不同特征。

国外关于内部控制与审计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sOX法案》颁布以后。2002年美国颁布了《SOX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提高公司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重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根据《SOX法案》302条款和404条款的要求，美国的公众公司必须在定期报告中公开披露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报告，由于内部控制数据可以公开获得，这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SOX法案》404条款要求审计师必须对内部控制报告进行审核，并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Bryant、Peng和Zvinakis选取了2003年85家及时提交10-K报表和59家晚提交10-K报表的美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及时提交10-K报表的美国上市公司比晚提交10-K报表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水平更高。而如果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则说明该公司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不高。内部控制缺陷是内部控制效率较低的标志，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往往财务信息质量较低，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较大，客观上增加了审计风险。ChanLi和Yun-Chia Yan他们的博士论文中曾指出，公司在收到负面内部控制审核意见之后，容易发生主动解聘审计师的现象；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容易导致审计师主动辞聘现象。Krishnan研究发现，与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的公司相比较，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见，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总体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国内关于内部控制效率的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产权制度(冯均科，2001)、分工与组织信任(徐虹和林钟高，2010)、信息技术(刘志远和刘洁，2001)以及人的行为(冯均科，2001)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我国在内部控制尤其是内部控制效率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少，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的要求，从2007年起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需要全面披露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情况，这为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提供了数据支撑。本文拟基于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密切关系，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审计师变更为视角，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效率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内部控制是影响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一种重要机制，内部控制效率越低，财务风险就越高，审计师为了规避审计风险，容易

退出高风险的审计领域；(2)审计依赖于内部控制，较低的内部控制质量，将导致审计师扩大控制测试的范围以及改变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进而增加审计工作强度和审计成本，考虑到成本与收益原则，审计师容易辞聘审计客户或者提高审计收费，而审计费用的增加，又容易导致上市公司选择收费较低的会计师事务所；(3)内部控制效率较低的公司，容易收到不清洁的审计意见，或者较高的内部控制风险容易导致负面的内部控制审核意见，上市公司容易解聘“不听话”的审计师。因此，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越低，越有可能导致审计师变更。然而，内部控制效率是一个抽象的指标，没有实物可以观测与衡量。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信息披露是重要的信号显示机制。而作为最了解内部控制效率高低的管理当局，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部传递其真实信息。

首先，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反映了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高质量公司的管理层有动机将公司高品质的信号(如较好的业绩、较好的内控及风险防范信息)及时传递给投资者，内部控制效率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披露详细的内部控制信息。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

其次，在国外的实证研究中，通常以内部控制缺陷作为衡量其内部控制效率的指标之一(Doyle，J.，Weili Ge和Sarah MCVay，2007)。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内部控制效率往往比较低。因此，可以预期：

H2：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

再次，完善的内部控制需要得到有效的执行才能体现出其效率。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部门如果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控监督工作报告，则可以认为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该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相对较高。故而，本文提出假设3：

H3：审计师变更与内控监督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负相关。

最后，自愿披露是一种信号显示机制，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也是向市场传递出内部控制效率较高的信号之一。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审计师变更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负相关。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把审计师变更(CPACHG)作为被解释变量，CPACHG表示上市公司是否发生审计师变更，即2008年度的主审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与上一年度不同。如果该公司发生了审计师变更，则设定为CPACHG=1；如果是控制样本，则设定为CPACHG=0。

2　解释变量

(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本文依据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结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为线索，并选取具体的内部控制活动环节或措施，如关联交易控制、对外担保控制、投资管理控制、募集资金控制、会计系统控制、业务控制等6项指标，加上内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外部审计监督、内部控制缺陷6项指标，总共设置12项指标。通过对上市公司200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进行查询，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进行评分。每披露与某一个指标相关的制度或者行为，则赋予1分，披露完整12个指标则12分，显然，ICID得分越高，披露越详细。ICID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总体水平。

(2)内部控制缺陷(ICW)。《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都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所存在的缺陷。根据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若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则ICW=1；否则，ICW=0。ICW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的角度，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3)内控监督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IOR)。根据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若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部门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部控制监督报告，则IOR=1；否则，IOR=0。IOR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被执行的角度，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4)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ICAR)。同样，根据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若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则ICAR=I；否则ICAR=0。ICAR从外部监督的角度，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3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本文选择以下控制变量：(1)审计意见(OP)。Chow和RiCet发现，收到“不清洁”的审计意见的公司在随后的一个审计年度更有可能更换其审计师，本文预期审计师变更与上一年度的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2)盈余管理(IS)。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风险越高，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假设审计师变更与收益平滑正相关。(3)股权制衡(BALANCE)。《公司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股权结构会对审计师变更造成一定的影响，股权越分散，股东之间制衡作用越强，越不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本文预期审计师变更与股权制衡负相关。(4)董事长变更(CHANGE)。审计师变更是管理当局与审计师相互博弈的结果，不同的管理者倾向于选择“听自己话”的审计师。李驶和薛祖云的研究发现，董事长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较容易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本文预期审计师变更与董事长变更正相关。(5)地域特征(ALIEN)。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审计师的异地特征是影响审计师变更是否发生的显著因素，本文预期审计师变更与上一年度的异地审计师正相关。(6)财务状况(LOSS)。一般来说，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越差，审计风险越大。本文预期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公司更有可能变更审计师。(7)资产规模(SIZE)。用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三)模型设计

在此基础上，为了检验前述假设，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进行验证，模型如下：

(四)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了2008年度发生审计师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按以下原则剔除样本：

(1)由于金融类公司与非金融类公司差异较大，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距年度报告日上市时间不到一年的公司；(3)剔除因前任审计师及其事务所合并重组、撤销资格、更名或政策性变更等导致非自愿性变更的上市公司。共得到98家审计师变更样本，其中上交所57家，深交所41家。为对照研究，我们选取了相同行业、类似规模但没有发生审计师变更的98家上市公司作为控制样本组，其中上交所57家，深交所41家。

本文所涉及的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从巨潮资讯网(.CN)、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2008年度审计快报》中获取部分补充资料，涉及4个内部控制变量的数据由笔者手工整理。本文利用ExCel和SPSS16.0软件完成计算和回归分析过程。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其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

12，平均值为7.1990，占理想披露的60％，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不高，内部控制效率普遍较低。另外，ICID的标准差为3.024，反映出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差别比较大。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ICW)的公司为42家，占全样本的21.43％，说明并不是个别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监督报告的公司为84家，占全样本的42.86％，说明大多数公司的内控监督部门，没有定期提交内控监督报告，没有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为40家，占全样本的20.43％，说明大多数公司不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或者并没有聘请审计机构为其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从总体上来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还不健全，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普遍较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存在“缺位”现象。

表3比较了变更样本与控制样本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平均数、中位数及其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单变量检测结果显示：两类公司在变量ICID、ICW、IOR、OP、CHANGE、ALLEN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控制样本的ICID和IOR相对较高，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变更样本；变更样本中ICV~-在l％水平上显著高于控制样本；控制样本中ICAR虽然高于变更样本，但并不显著。表3初步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审计师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越小；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更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内控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的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的概率比较低；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可能不是导致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当然，严格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统计检验的结果来证明。在变更样本组与控制样本组之间，变量IS、BALANCE、LOSS和SIZE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表4说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与内控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10R)的相关系数在60％以上，不过由于这两个变量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模型中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不会有共线性的问题。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479，未超过0.5，因此不会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需要特别关注。

(三)Logist回归分析结果

表5是Logist回归分析结果。表5中模型(1)、

(2)的差异在于自变量的不同，也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衡量内部控制效率。模型(1)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为自变量，ICID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总体高度；模型(2)以内部控制缺陷(ICw)、内控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IOR)和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ICAR)为自变量，三者分别从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是否被执行和外部监督的角度，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ICID的系数为负，与假设1一致；ICW的系数为正，与假设2一致；IOR的系数为负，与假设3一致；ICAR的系数为正，与假设4相反。回归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审计师变更的重要因素。即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ICW)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审计师变更与内控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10R)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3得到验证；审计师变更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ICAR)之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原因可能是现有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审计师对内部控制鉴证应负的民事或者刑事等法律责任，对于内控发表鉴证意见的审计风险没有引起审计师的重视。

就控制变量而言，上一年度的“标准”审计意见与审计师变更显著负相关，说明“非标准”审计意见仍然是导致审计师变更的主要原因；审计师变更与董事长变更(CHANGE)显著正相关，验证了李口和薛祖云㈣的研究结论：董事长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较容易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变更与ALIEN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审计市场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盈余管理、股权制衡和财务状况的系数符号与假设一致，但与审计师变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四)稳健性检验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1-0113-05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企业竞争力稳步上升。然而与西方国家企业相比，我国大部分企业经济效率不高。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率，亟需开展企业效率审计。企业效率审计是对企业和单位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量的一种审计，包括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审计，投入产出效率审计和X效率审计。对于前二种审计，我国正在逐步开展，而关于X效率审计，在我国尚处于空白。本文拟从分析企业X效率审计理论出发，系统地探讨企业X效率审计的必要性、审计程序和主要内容，以期抛砖引玉。

一、企业进行X效率审计的理论基础――X效率理论

X效率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早期由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在其著作《超越经济人》和同年的行为经济学学术年会上提出，并由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茨(R.S.Franz)1988年在其著作《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中给予进一步地系统阐明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派配置效率理论而言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竞争的市场机制会迫使企业降低成本，因而其厂商理论假设，厂商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和单位产品成本最小化，即企业内部都是完全有效率的。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假设并不符合客观现实，企业内部并非完全有效率。只要将企业内部组成作简单变动，比如，工厂布局的改变，机器使用的改变，职工工资支付方法，工人的训练和监督等方面加以改变，企业就能增加产量。因此，X效率理论认为企业组织中存在尚未利用的机会，是由于组织或个人缺乏动机以及并不总是旨在实现成本最小化的行为造成的，即这种低效率是由于人的因素和组织因素造成的。为此，X效率理论提出了以下假设：

(1)人是决策的基本单位。虽然家庭是消费的决策单位，企业是生产的决策单位，但是家庭和企业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个人才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决策单位。(2)选择性理性。配置效率理论假定人的理性是充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并不具有充分的理性，个人理性程度取决于它的个性和环境压力等。个人的何种程度的理，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自主选择。(3)惰性区间的假设。个人的行为具有惰性特征。在惰性区间，人们不会追求更高的效用水平，只有在外界的压力相当大时，人们才会改变他们的习惯行为。(4)个人的努力(体力和脑力的应用)。是个人对他自己的精神和由外部环境确定的动机作出的反应结果。所以，个人努力程度不应该是一个机械决定的常量，而是一个任意决定的变量。(5)劳动合同是不完全的。在实际工作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可以购买，但劳动者的努力程度无法用合同来确定。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不取决于资源投入的多少，而取决于劳动者努力的性质、数量和质量。 (6)努力熵的假定。个人之间的努力是分散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难以协调。如果没更多的激励与压力，人们将变得懈怠，成本将会增加，个人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远离企业管理目标。(7)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为避免囚徒困境，企业和雇员双方都采取选择同行业标准的策略，企业按习惯提供工作条件，劳动者按习惯提供工作努力，不合习惯的一方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另谋高就，这样使双方的付出和收入相等，这时产生的效率是X效率。(8)市场结构与企业效率有关。垄断企业不仅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会造成企业组织缺乏动力，有机会不使用的低效率。只有完全的竞争，企业才会通过价格机制，对企业产生不降低成本和价格就从行业中淘汰出去的压力，从而增加企业成员的危机感、责任感，利于企业克服惰性，提高努力水平，产生相应的X效率。(9)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在企业组织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完全市场里，企业不会实现成本的极小化，因此，企业家在市场上有许多方式可以发挥作用，X低效率的存在，有助于激发企业内部和作为竞争者的企业家的才能的发挥。

X效率理论上述九项假设，为企业进行效率审计奠定了宽厚的理论基础，丰富和完善了企业效率审计的内容。企业进行效率审计时，既要考虑传统意义上的配置效率审计，投入产出效率审计，又要考虑X效率审计。只有这样的审计，才能对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现阶段企业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侯，进行X效率审计是非常必要的。

二、企业开展X效率审计的必要性

纵观国内外有关效率审计的研究不难发现，效率审计均包含在绩效审计中(在我国称为经济效益审计)。把效率审计作为我国经济效益审计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国还处于初始阶段，效率审计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鲜见。而在已有的为数不多与效率有关的经济效益审计中，关注较多的是被审单位的配置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率审计，对X效率审计却几乎未曾触及。

现行的企业效率理论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效率理论，投入产出效率理论，没有包括X效率理论。X效率是一种由组织和动机决定的效率，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生产力诸多构成要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企业X效率审计主要是以企业劳动者的动机和组织效率为对象进行的审计，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企业提升X效率，借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据有关文献记载，X效率的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要高于传统效率，因此，我们在进行企业效率审计时很有必要开展X效率审计。

1　三种效率关系决定企业要进行X效率审计。企业的效率一般包括资源配置效率、投入产出效率和X效率。企业投入产出效率是衡量标准，可以综合反映一个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有效程度和X效率的状况，而资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的大小又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X效率是一种非资源配置效率，是由人为因素和组织机构的协调等因素产生的，资源优化配置难以解决X效率的提高或降低，而X效率的提高或降低也无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企业投入产出效率审计既要关注配置效率的审计，又要关注X效率的审计。企业投入产出效率审计除应按照有关传统效率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审计外，还应考虑X效率理论对效率审计的指导。企业效率审计中决不能过分强调

资源配置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性而忽视X效率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特别是要对导致X低效率的因素加以高度重视并建议被审企业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克服。

2　从宏观方面来考虑，企业X效率审计能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缺乏，并且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为了保证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率、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而企业X效率审计则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物质浪费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分配，注重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市场结构对企业的影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构建节约型、效率型社会的宗旨有相同之处。而要实现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增产，增加社会所需的产品；另一方面要节约，节约人力、物力的耗费。当前我国各种资源尚未充分利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潜力很大。因此要在生产、分配、流通等方面想办法，进一步挖掘增产节约，这些都需要企业X效率审计。通过对企业进行X效率审计，可以防止各种资源的浪费，从而提高效率，进一步提高社会效率。由此可见，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企业开展X效率审计。

3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管理环境趋于复杂，管理者决策失误、控制不当的概率加大，这样就产生了审查财务报表以外的信息的内在需求。同时企业组织的复杂化，使管理者的受托责任分级、分层化，所产生的管理信息数量增大、复杂性增强、种类增多，如果被下放的责权无监督和控制则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且信息提供和使用者之间的利害冲突，例如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受托人需要掩饰自己的无能，无效率和不谨慎的结果，或有意识地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某种目的，而这些不符合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以上种种情况都表现出企业运行的低效率，均没有包含在企业财务信息中，无法通过传统财务审计达到目标。此时，就需要一个有别于财务审计的系统来对企业运行中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而这个系统就是X效率审计。

4　X效率理论表明，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取决于作为人的企业管理者的努力程度，而人的努力程度，又取决于对人行为的激励。因此，企业是否建立起一套针对所有人的激励机制是企业运行是否有效率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X效率理论还认为，企业员工的目标和企业目标难以协调一致，从而导致企业和员工之间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磨擦和不适应性，而企业文化的作用正是通过营造企业内部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来整合成员的目标形成有利于实现企业目标的文化氛围。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是否得当，也是企业运行是否有效率的因素之一。而对于企业是否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否存在浓厚的企业文化，一般财务审计是无能为力的，此时，就需要X效率审计来对此进行评价。

5　创建并实施企业X效率审计是时代的要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我国审计界对经济效益审计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形成了我国经济效益审计理论体系。但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传统的企业经济效益审计与经验已难以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国际效率审计方兴未艾，在发达国家，效率审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效率审计，都是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审计为适应这种发展状况，在审计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发展。但是，我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是基本国情，因此，无现成的国外经验可以照搬，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企业X效率审计理论与实践体系，是时代的要求。

三、企业X效率审计主要内容

企业进行X效率的审计不同于配置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率的审计。配置效率审计主要是通过对被审单位资源配置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优来确定其效率的高低；投入产出效率审计是以企业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比例大小来评判企业效率高低的审计。X效率审计则是围绕市场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企业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影响，企业劳动合同、企业管理人员素质和企业员工效率对企业效率影响等方面进行的审计。

1　市场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的审计。根据X效率理论，企业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以及他们的管理效率，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所谓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市场结构、市场形势、政府政策和竞争企业的效率等。市场中的垄断因素、旺盛的市场需求、优惠的政府政策和竞争企业的低效率等，意味着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在宽松的外部环境下，以较高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产品使企业可以弥补远远高于最小化的成本。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者不可能有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压力和动力。

所以，对企业效率审计，首先应努力收集好有关企业环境的所有资料，确定其是否处于垄断状态。属于哪个行业，本行业平均利润水平，产品是否具有较强竞争力。其次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比照相关标准，确定市场环境对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

2　企业文化建设情况的审计。X效率理论认为企业X效率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员工的目标和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从而使企业和员工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摩擦和不适应，以致降低了企业的效率。一个具有激励性的优良的企业文化的企业能调动企业和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员工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以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

具体审查时，首先应了解企业是否存在企业价值观。企业价值观是由企业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基础核心和实质。审计师可以通过观察、询问企业是否存在一套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价值观。若存在，则须进一步明确企业价值观是否得到雇员们的接受，是否深入人心，并且已使雇员们自觉不自觉地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使自己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保持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企业效率的目的。

其次，审查企业内部是否有典范人物。典范人物是企业文化的传播者和传递者，也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是一定企业文化的产物，是在一定的企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但一经产生，又反过来创造、丰富和传播企业文化，显示出特殊的文化功能。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典范人物，他们是企业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企业其他成员学习、模仿的榜样。在效率审计时应对企业的典范人物进行观察，看企业典范人物的所作所为对其他员工的影响，是否其他员工在典范人物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下受到感染，把典范人物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提高自己的努力熵，进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审计师应确定典范人物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的广度，是否极大地带动一大批员工还是只对某个部门的员工起到了示范程度等，以确定典范人物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程度。

再次，对企业文化审计应注重对企业形象的了解。

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形象化，是企业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印象。在实施X效率审计时，我们可以组织审计力量对社会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向公众发放企业形象调查表，并根据回收到的问卷进行分析，确定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如何，再对企业员工进行访谈，了解员工工作态度是否会对企业的外在形象的影响，并估算这种影响程度如何。

最后，应注重对企业道德的关注。企业道德是调“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以及职工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它能通过舆论和教育的方式影响职工的心理和意识，形成职工的是非标准。在一个道德观念强的企业里，企业员工办事的拖拉，人员的重复或闲置都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故衡量企业内部效率的高低时，我们可以从企业道德角度人手，通过对企业各个环节的观察，可以判断企业道德是否存在以及对企业工作效率的影响。

3　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影响的评价。X效率理论认为，企业管理水平低、员工工作效率低下，直接取决于他们的努力程度，而他们的努力程度又取决于企业对他们行为的激励。对此，X效率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1)对企业奖励制度的评价。奖励制度是企业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进行效率审计工作时，物质奖励应关注企业员工工资是否是按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有无公平的工资制度，或以才能为标准的晋升制度，退休金和利润分享制度，医疗制度等。精神奖励方面：应关注企业职称的晋升，荣誉称号的授予，劳动成果的评价以及对职工的信任、尊重等。

(2)对企业工作设计的评价。工作设计是为了有效地达到企业目标，而采取的满足职工个人需要的有关工作内容、工作职能和工作关系等的设计。一些企业往往通过工作轮换、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来改变工作单调、乏味的状况，提高工人的工作兴趣，使他们感到工作有趣，从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增强职工的责任感，减少职工的缺勤率和离职率，提高了工作效率。效率审计应充分观察被审计单位的工作是否采取工作轮换制度，是1～2小时让职工更换一项工作，还是1～2天轮换一项工作，或是1～2个月轮换一项工作。被审计单位是否让员工拥有更多自由支配工作的权利，参与工作的设计、组织和管理，担负更大的责任。被审计单位是否实行弹性工作制，能否允许员工在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生活习惯和个人需要，选定工作日的部分或全部工作时间以代替统一固定的上下班制度。

4　企业和成员之间的劳动合同完善对企业效率影响的评介。X效率理论认为：企业和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虽然体现了企业和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仍然是不完善的。劳动合同很难对员工的效率进行硬性规定，所以，劳动合同给企业员工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偷懒”的空间。在效率审计时，应充分关注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否完善。具体能否在合同中规定按件计工资而不按时计工资等，在劳动合同不完善情况下，我们则要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及企业员工效率进行审计。

5　企业管理人员素质的审计。管理人员素质的好坏，对企业管理水平、管理效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对管理人员素质进行审查和评价，并为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素质提出切实有效的审计建议是十分必要的。评价的内容包括：

(1)管理人员素质的一般审查评价。管理人员素质的一般审查评价是对企业管理人员及群体素质的审查评价，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

一是审查管理人员群体的知识水准是否达到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即审查与评价企业管理人员一般的学历水平(包括自学成才、教育培训等)，确定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学历水平。二是审查企业管理人员群体知识(专业)结构的合理性。管理人员的平均学历水映了企业干部所达到的一定知识水平，但就企业整体素质而言还必须考虑学历水平要与企业经营管理要求相一致，即人力分布与生产经营领域相一致，不致于出现“大材小用，有才不用”的现象。三是审查企业管理人员的年龄结构与经济管理的适应性。管理是一项复杂的智力劳动，需要管理人员有充分的潜力，强壮的体力，管理人员平均年龄结构应当合理，形成梯队结构。四是审查主要管理人员岗位安排的适当性。管理人员素质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管理人员的合理配置也是影响企业素质发挥的重要因素。人员合理配置，能使企业处于高效的工作状态。

(2)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素质的审查。在对企业管理人员群体素质审查的基础上，需要对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个人素质进行审查和评价。审查主要管理人员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其现在素质和潜在素质进行审查。

主要管理人员素质一般审查。主要审查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学历、资历和思想品质方面，看其是否通晓经济理论知识，掌握政治、法律的基本知识，熟悉经济管理知识，精通有关人文、历史、文学、技术等知识。主要管理人员能力审查。主要管理人员能力审查主要是对决策能力、用人能力和运用时间能力的审查。

6　企业员工效率审计。企业员工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提高整个企业效率的关键。在对企业员工效率审计时，应侧重三方面的审查。

(1)企业员工保证程度的审计。企业员工保证程度是指企业配置员工的数量和质量满足生产需要的程度。员工保证程度的审查，一方面要审查劳动力数量的保证程度，这首先需查明劳动力数量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劳动力构成的变动情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这种变动加以评价，确定劳动力配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建议；另一方面审查劳动力质量保证程度，审查劳动力的质量是否符合生产要求，技术人员是否充分发挥作用，并提出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合理利用技术人员的建议。

(2)劳动生产率的审查。劳动生产率是指人们在生产中的劳动效率，它反映劳动者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之间的对比关系。劳动生产率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计划完成情况；影响劳动生产率计划完成的各种因素。

(3)工作时间利用效率的审查。主要是对生产工人平均工作日数变动的原因审查，生产工人每日平均工作小时数变动原因的审查。审查工人平均工作日的变动是由于职工病假、事假、产假和旷工等原因造成的缺勤还是由于企业停水、停电等原因造成的。若是缺勤，应将其中病假、事假、公假、产假等属于正常理由的缺勤同工伤、旷工等非正常理由的缺勤分开。正常理由的缺勤还应进一步审查请假审批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是否认真执行，有无弄虚作假的现象。若是由于设备检修、生产停水、停电等原因造成，这往往是和企业经营管理、劳动组织、生产技术上的缺点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要进一步审查发生的地点、原因和责任，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当然有些是由于企业外部原因造成的，如外部停水、停电、外协加工跟不上等，则不能认为是企业工作不好。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3）

二、内部控制理论及其与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关系

内部控制源于“内部牵制”，它是在长期的社会管理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迄今为止，内部控制大致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企业风险管理综合框架等五个发展阶段。内部控制理论认为: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经营目标，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保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提高组织运营的效率及效果”［8］。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单位或组织内部相关各方的利益关系而存在的，它要求相关各方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行事，这包含了双层含义:一是规则本身就是控制;二是只有保证规则充分实现，规则的目标才能达成”［9］。根据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内部控制概念［10］，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管理、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五要素。五个要素的紧密联系，协调联动，发挥合力，确保了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一个单位或组织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都需要内部控制。高校工程审计也不例外。高校工程审计涉及委托人(以学校为主体或者说代表学校行使管理权的高校领导层)、审计主体(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被审计单位等多方“利益相关者”［11］的利益，需要遵照内部控制制度，即一定的规则和规范来保证这些利益得到维护或平衡。而工程审计效率的提高必须以遵循这些规则和规范为前提条件。同时，不论是工程审计自身的内部控制系统还是所在组织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建立健全，能够合理保证信息的准确、资料的真实、管理的规范，为工程审计效率的提高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追寻内部审计的历史轨迹，无论在财务领域还是经营领域，无论是财务审计还是管理审计，内部审计一直是一种控制机制。［12］工程审计作为高校内部审计的其中一种方式，不仅直接作为高校内部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评价并协助组织完善内部控制系统特别是工程建设方面的内控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审计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我们认为，内部控制与高校工程审计效率，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整个高校尤其是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完善。反过来，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提高，又需要内部控制，并受其影响。因此，基于内部控制理论的视角，研究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既是可行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三、对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工程审计是高校内部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工程审计影响内部控制系统并受其影响。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寻求提高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有效途径时，必须就内部控制系统五大要素对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控制环境的因素分析

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系统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环境。控制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指审计所处环境的好坏，是否受到管理层的重视与支持，是否得到被审计单位的理解与配合。由于高校内部审计的“内部”与“受托”性质，以及高校领导层与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决定了理性的高校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必然选择对高校领导层的领导权力的服从。因此，高校工程审计职能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高校领导层对工程审计相关工作重视与支持的程度。比如:

1．高校领导层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理念，对工程相关内部控制建设是否持肯定或支持态度等。

2．高校领导层对工程建设方面的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及其授权方式，是否选聘工程专业人员负责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等。

3．工程建设相关人员的操守、价值观和能力，相关人员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胜任能力，是否注重加强对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洁教育等。

4．工程审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情况，是否独立设置还是与纪检、监察等部门合署办公，是否配备专业的工程审计人员等。

5．高校领导层倡导的审计文化，是否重视工程审计的作用，是否支持工程审计人员的工作，被审计单位是否接受、支持和配合工程审计人员工作等等。总之，高校领导层对工程审计就越重视，就越善于加强对工程审计的组织管理与领导，给工程审计创造的审计环境就越佳，就越能发挥审计的职能作用;反之，就忽视甚至限制工程审计职能的发挥，从而使工程审计的效率无法提高。

(二)风险管理的因素分析

根据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定义，“风险是一个事件、行动或不行动对相关的组织或活动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13］客观的说，在高校工程建设和工程审计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风险。主要表现在:

1．施工单位以追求盈利为目的，往往在施工过程中不按合同要求和工程规范施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者是在工程结算时不按所在地区的计价规范计价，高估冒算，质次价高。

2．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失职渎职，甚至是协同舞弊，有关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3．工程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包括工程审计的理论知识、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等无法适应工程审计的需要，不少高校缺少工程专业出身的审计人员，往往由财务会计专业人员从事工程审计工作。

4．工程审计的内部管理不够科学合理。比如审计任务完成时间不明确，审计问题协调不及时，审计工作考核检查不严格，审计内容和目标不明确，审计技术方法不适用等。上述这些风险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工程审计的效果，而且制约着工程审计的效率。而风险管理就是及时识别这些风险并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的过程。因此，风险管理的好坏，也会制约影响工程审计效率的提高。

(三)控制活动的因素分析

控制活动是指单位或组织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针对实现单位或组织目标所涉及的风险，采取必要的防范或减少损失的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单位或组织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针对在高校工程建设过程和工程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通常采取的控制活动主要包括:

1．预防性控制，即为防止错弊现象的发生，加强事前控制。比如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理想的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通过招标或政府采购形式选购工程用主要材料和设备;恰当授权和明确分工，以减少错误，防止舞弊;进行业务培训，以减少技术上的差错;加强经常性监督，以克服不谨慎或疏忽所造成的错误;建立工程进度款支付审批制度，确保工程资金安全等。

2．检查性控制，即通过检查监督，发现和查明业已发生的错弊现象。比如对隐蔽工程的监督;在现场审计时关注实际工程量与主要材料的品牌、规格、型号和质次等，查明和发现以次充好、偷工减料、高估冒算等情况。

3．纠正性控制，即对已发现和查明的业已发生的错弊现象进行纠正。由于控制活动是针对风险采取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能否有效防范风险、减少损失、纠正错弊，关乎工程质量和工程造价，也必然会影响到工程审计的效率。

(四)信息与沟通的因素分析

良好的信息与沟通系统，通过一定的方式辨别、获取适当的信息，并确保信息能够有效沟通，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按照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工程审计中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必然产生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存在，更是加剧了利益冲突的发生。工程审计要发表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必须获取充分适当的信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状况，并加强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充分关切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14］因此，信息与沟通也会影响到工程审计的效率。

(五)监督的因素分析

在工程建设和工程审计过程中，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既关乎相应控制目标能否实现，也会影响工程审计的效率。而监督正是对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情况进行的一种检查活动，通过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采取必要行动，能够确保内部控制持续有效地运作，是对控制的再控制。因此，监督也会影响到工程审计的效率。

四、提高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对策建议

对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内部控制五大要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程审计的效率。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优化内部控制环境、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采取有效控制措施、畅通信息与沟通渠道、强化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等，使工程建设和工程审计的相关内部控制得到不断完善并持续有效运行，从而促进高校工程审计效率的提高。

(一)优化内部控制环境

内部控制环境是所有其他内部控制要素的基础，也是树立内控意识、塑造审计文化，进而促进提高工程审计效率的基础。一个优化的内部控制环境，需要委托人、审计主体和被审计单位三方的共同努力和有效配合。高校领导层要树立内部控制理念，授权或委派专业人员负责工程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项目责任制，切实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洁教育。同时，重视和支持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的工程审计监督作用，帮助解决审计监督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要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通过“在参与中监督，在监督中服务”，以实实在在的审计效果，更好地争取学校领导及有关方面的支持。被审计单位要自觉接受、支持和配合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的审计监督，营造和谐的审计环境。只有当内部控制成为上述三方的一种正常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后，内部控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加强工程审计的风险评估与管理

风险评估与管理的目标，在于如何“正确发现及识别风险，进行分析、评估，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15］。要树立风险意识，正确认识工程审计中风险存在的必然性。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指标，积极探索设置相应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已确立的评估指标，分析判断工程审计的风险，包括工程建设过程和工程审计过程的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工程审计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风险影响程度及单位或组织的承受能力，决定采取接受风险、规避风险、消除风险或者将风险对工程审计结果的影响降至最低。

(三)采取切实有效的控制措施

结合风险应对策略，采取必要的切实有效的防范或减少损失的措施，是提高工程审计效率的关键。前面提到，控制工程审计风险，提高工程审计效率，可以采取预防性控制、检查性控制和纠正性控制等控制活动。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具体的控制措施来合理保证工程审计结果，提高审计效率。

1．健全规章制度。参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符合高校实际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工程建设与工程审计相关的制度体系，规范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与采购、进度款审核与支付、工程签证与审核、工程结算、工程审计等与关键环节的工作。

2．提高审计技术与方法。在当前高校工程审计人员少、素质低、任务重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可以采用“一审与二审相结合、普查和抽查相结合、定额和市场相结合、内审和外审相结合、人工和计算机相结合”［16］的审计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明确职责分工，把握审计目标，突出审计重点，保证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效率。

3．加强审计队伍建设。要改变当前由财会专业人员从事工程审计的现状，吸纳一定数量的工程专业人员加入到高校工程审计队伍中，着重从“教育培训、选人用人、工作保障、监督制约”［17］四个方面构建高校工程审计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提升高校工程审计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

(四)畅通信息与沟通渠道

畅通信息与沟通渠道，解决信息不对称状况，对于提高工程审计效率至关重要。

1．畅通与学校领导层的信息与沟通渠道。要建立健全定期向学校领导层汇报工作的制度，让领导知晓工程审计机构和人员的努力以及工程审计的价值，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2．畅通审计内部的信息与沟通渠道。保证工程审计人员彼此之间在审计机构内部及其他环境的持续有效的沟通互动，特别是在审计负责人向审计人员作出反馈和发出信息时显得尤为重要。这既能落实责任到人，又能协调彼此，减少信息反馈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4）

关于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历史渊源和逻辑联系的研究，对于梳理二者自身的发展脉络，从而准确地把握内部控制和审计的性质和功能至关重要，也是科学地分析一些现实问题的关键。既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内部控制和审计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范畴，只不过是审计摆脱详细审计（账项基础审计）模式之后，内部控制才被纳入审计之中，作为审计的对象和审计技术的基础，这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另一类认为审计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控制（蔡春，2001），由此以来，内部控制与审计是此控制与彼控制的关系，只不过是运用不同的控制手段作用于不同的控制对象，从而实现不同的控制功能，自然二者会出现交叉乃至互补。应该说，这两类观点出于不同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体系和核心线索，很难揭示二者本质上的逻辑联系，也很难解释二者互动和交叉发展的深层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说法似乎都不能自圆其说的缘由所在。

本文旨在从考察内部控制的产生和演进轨迹人手，探寻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内部控制与审计的互动与耦合，并引人组织效率的概念和简化的组织效率函数，以便在企业组织的框架内定格出内部控制和审计的性质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提供一条更为科学、合理、开阔的思路。本文的突出特点在于将内部控制和审计置于企业组织这一参照体系中进行研究，并且引人组织效率这一核心概念将二者联结起来。显然，本文的论述并非不能推广到非企业组织，之所以仅限于企业组织，只不过是出于研究的侧重点和方便性的考虑。

一、内部控制的产生和演进轨迹

内部控制必须与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理解，即它来自组织内部，针对组织内部，是为促使组织实现其所赋有的全部或者部分使命（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专门的活动。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组织是相关利益（或非利益，下同）主体的结合体，或者说它是一干相关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联结，内部控制存在于（来自或者针对）这些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其目的在于从特定的角度协调某些关系；第二，内部控制是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能是有意（自觉）的，也可能是无意（自发）的，它并不依赖于外在的称谓或者被归结出来的概念。理解这两点，有助于我们把组织内部的控制（controlinorganizations）和对组织的控制（controloforganizations）区分开来（桑德，2000），把概念化、程式化的内部控制和实质上的内部控制活动本身区分开来。从而避免陷入混淆和曲解。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内部控制是伴随着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宽泛而言，自从组织产生之后，伴随着组织追求其目标的努力，就催生了内部控制。企业组织的内部控制是伴随着企业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早期的分工、牵制、授权、汇报、稽查等都是内部控制活动。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内部控制最初是在组织中内生的，而不是外力（外部管制、规范的要求；审计）催生的。

内部控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组织的演进和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的变化。内部控制的演进主要表现为控制目标、控制对象和控制手段的变化。按照通行的概括，内部控制的演进遵循着“内部牵制（internalcheck）——内部控制制度（internalcontrolsystem）——内部控制结构（internalcontrolstructure）——内部控制整合框架（internalcontrolintegratedframework）”的轨迹。应该说，这一概括大致上勾勒出了内部控制的发展进程。

但是，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内部控制的演进决不仅仅是概念的翻新。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发性（无意识的）内部控制——自觉性（有主观目的性的）内部控制——他律性（管制、规范要求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属性演变）、“零散的内部控制——专项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内部控制——综合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对象的拓展）、“原始的内部控制——现代手段辅助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手段的进步）等很多线索去探求内部控制的演进轨迹。而且沿着这些追溯线索也能够找到内部控制与审计渊源关系的一些契合点。本文限于篇幅，只根据通行的线索进行论述。

1.内部牵制阶段。从原始的组织诞生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内部牵制阶段。这一阶段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职责的分工和业务流程及其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内部牵制主要通过人员配备和职责划分、业务流程、簿记系统等来完成。其目标主要是防止组织内部的错误和舞弊，通过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来保障组织运转的有效性。

2.内部控制制度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制度阶段。这一阶段内部控制开始有了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划分，主要通过形成和推行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方法和程序）来实施控制。内部控制的目标除了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之外，还包括增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和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

3.内部控制结构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结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把控制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与会计制度、控制程序一起纳入内部控制结构之中，并且不再区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控制环境反映组织的各个利益关系主体（管理当局、所有者和其他利益关系主体）对内部控制的态度、看法和行为；会计制度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确认、分析、归类、记录和报告方法，旨在明确各项资产、负债的经营管理责任；控制程序是管理当局所确定的方针和程序，以保证达到一定的目标。

4.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阶段。1992年9月，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通常以其首任主席的名字命名为treadway委员会）的主办组织委员会（c0so）了一份报告《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了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和五大要素，标志着内部控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合理地确保（reasonablyassure）：经营的效率和有效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对适用法规的遵循。内部控制要素包括：（1）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正直、道德价值观和能力，管理当局的理念和经营风格，管理当局确立权威性和责任、组织和开发员工的方法等；（2）风险评估，即为了达成组织目标而对相关的风险所进行的辨别与分析；（3）控制活动，是为了确保实现管理当局的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和程序，包括审批、授权、验证、确认、经营业绩的复核、资产的安全性等；（4）信息与沟通，是为了保证员工履行职责而必须识别、获取的信息及其沟通，信息系统中包括会计信息系统；（5）监控，即对内部控制实施质量的评价，主要包括经营过程中的持续监控（日常管理和监督，员工履行职责的行动等）、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的结合（c0so，1992）。

二、审计模式的变革及其与内部控制的历史渊源和逻辑联系

尽管关于审计的属性有信息论、论、保险论等不同的诠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审计是一项独立的验证活动。相对于被审计的组织（或者，针对内部审计而言，为组织中的某一个局部）而言，审计是一种外来的验证。如果审计可以理解为经济控制的话，它应该是对组织（或局部）的控制。审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但为了简便起见，本文的讨论仅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审计，即19世纪中叶以后的审计。

审计模式是对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内在结构尤其是主导因素进行概括和总结的产物。审计模式也处在动态的变革之中。从全面（详细）审计发展到非全面（抽样）审计是审计模式变革的总体脉络；根据审计样本选取原则的进步，非全面审计也在不断演进。总的看来，审计模式的变革大致上已经、正在或者将要经历的轨迹为：账项基础审计（transactionsbasedauditing）——制度基础审计（systembasedauditing）——风险导向审计（riskbasedauditing）——业务基础整合审计（businessbasedintegratedauditing）。

账项基础审计实质上是直接针对会计账目和数据所进行的详细审计，它于19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制度基础审计是通过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程度的审计模式，它大致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风险导向审计立足于对审计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并据此对审计进行规划，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业务基础整合审计尚在萌芽之中，其核心是根据以经营业务为基础的风险/控制评价来分配审计资源，也有人认为它是对风险导向审计的发展或改进（胡春元，2001）。

应该说，审计模式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不小的进步。从账项基础审计到制度基础审计完成了审计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即由全面审计讲变为非全面审计，大大节省了审计成本。但是，制度基础审计和账项基础审计一样，都属于程序驱动审计（proceduresdrivenauditing），即规划审计时主要考虑的是遵循制度和形成账项的程序及其结果，是一种后验式的方法论导向。风险导向审计考虑了审计环境，以分析和评价审计风险为核心来规划审计，可以促使审计资源在不同风险水平的审计领域之上的合理配置。然而，制度基础审计和风险导向审计都是审计理论导向（auditingtheoryoriented）的，由于审计理论都是以一系列假设为前提的，很难与现实完全吻合，因而需要以经营业务为导向，针对主要经营业务进行风险/控制评价，据此分配审计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风险导向审计向业务基础整合审计的转变指导思想上是一个不小的转变。

推动审计模式变革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审计目标定位的变化，而后者直接受到了所谓“期望沟距”（expectationgap，即社会公众对审计的期望与审计所实际达到的效果或者执行审计的人员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物质技术（例如抽样技术、信息技术等）、法律责任（尤其是诉讼和判例）和审计技术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审计的期望越来越高，一系列法律责任事件加大了其紧迫性，物质技术的发展也为更高的要求提供了可能性，审计职业界自身也积极参与和推动审计技术的发展和规范，这样，审计目标定位经历了查错揭弊、验证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验证财务报告与查错揭弊并重，最终转变为降低信息（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风险。显然，审计目标定位的变化几乎可以直接与审计模式的变革对应起来。

从表面上看，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历史渊源始于20世纪初早期审计著作中对内部牵制理论的描述。1936年，美国审计职业组织美国会计师协会（aia）首次提出内部控制的概念（阎金锷等，1998）；直至40年代，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为核心，开发了制度基础审计。此后，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在审计目标定位这个大前提下，不断地互动、耦合。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审计程序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首次阐述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刘明辉，2001）。该定义十分宽泛，招来了审计职业界的非议。于是，审计程序委员会1953年颁布了第19号《审计程序说明》，区分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并在此后的第33号《审计程序说明》中明确指出注册会计师应主要检查会计控制。这种审计目标定位的窄化招致了社会公众的不满，于是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了第55号《审计准则公告》，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取代了内部控制，取消了对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的划分，并且第一次把审计的目光引到分析审计环境上来，孕育了风险导向审计。此后，1992年，c0so提出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6年，审计准则委员会了第78号《审计准则公告》，以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替代了内部控制结构。此后，开发业务基础整合审计模式开始被一些领先的审计职业机构提上日程。

由此可见，内部控制虽然是内生的，但其自20世纪40年代进入审计的视野之后，在审计目标定位的主导下，其发展十分迅猛，并且同审计模式的变革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乃至基本耦合，从而呈现出外力促动发展的趋势。

三、引入“组织效率”概念的分析与解读

显然，前面的分析是建立在对零散事件的追溯和因果关系的推理上的，主观色彩比较浓厚，而且得出的是表面化的结论。为了找到一条更为科学、合理的思路，提高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需要跳出内部控制和/或审计本身，从一个新的视角找出参照体系。为此，我们不妨引入“组织效率”的概念。

在本文中，组织效率是指组织目标的达成情况。由于企业组织是许多主体契约的联结，因而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组目标所构成的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最优化模型。另外，组织的目标本身也是动态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组织自身的演进，其目标也会不断演变。就目前主流的看法而言，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向量可以解释为组织价值（或经营成果）的最大化、财务报告与会计披露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财产和债务的安全性、持续经营和长期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等。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追求其目标、实现其使命的过程便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过程。

从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看，显然它是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而且，它主要属于管理当局——实际对组织的财产及其经营行使控制权的的利益关系主体——的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不妨假设其他一切不变，将组织效率（oe）与内部控制（ic）的函数关系描述如下：

oe=f（ic）-g（ic）

其中，f（ic）表示内部控制效益（由于内部控制所导致的组织效率的提高），g（ic）表示内部控制成本（由于内部控制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以及内部控制对组织效率的牺牲）。显然，f（ic）和g（ic）都是随着内部控制的增加（深度、广度、精度等）而递增的。这样，自然就会得出一个最佳内部控制点的问题，即内部控制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有一个合理的度。这与经济学上大多数成本效益权衡（trade-off）模型并无二致。

审计也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服务的，但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稍有不同。外部审计实际上是由独立的一方对组织效率水平和状况做出评价和签证，以便起到促进（直接提高组织效率，或者指引出更有效的组织资源配置）作用，因而它是组织效率的一个外生变量。至于内部审计，我们既可以从组织中的科层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干脆把它看作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我们姑且仅考虑外部审计（ea），也对组织效率函数做出单因素的简化，可以得出：

oe=h（ea）-k（ea）

其中，h（ea）表示审计效益（由于审计所促进的组织效率的提高或者避免的组织效率损失），k（ea）表示审计成本（由于审计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同样可以知道h（ea）和k（ea）都是ea的单调递增函数，因而整个组织效率函数也变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模型。这样，审计也存在最佳边界的问题。

如果假设其他因素中立，引入内部控制和审计的双因素模型，可以得出新的组织效率函数：

oe=f（ic）-g（ic）+h（ea）-k（ea）

从理论上讲，尽管ic和ea一个是内生变量，一个是外生变量，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函数关系：对内部控制投入的组织资源越多，内部控制就越健全，所能增进组织效率的空间越大，从而审计的风险越小，审计的资源投入就可以越小，相应地，审计所能增进组织效率的空间也越小。从数学上叙述，就是ic与ea呈负相关，从而导致f（ic）与h（ea）、g（ic）与k（ea）呈负相关，这就意味着构成oe的4个消长变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依赖、此消彼长的函数关系。而这正是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互动与耦合的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述。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5）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政府审计监督制度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历近30年的发展，其工作覆盖面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扩大，工作水平逐渐提高，并逐渐完成了由传统的财务审计向绩效审计的转变，更有效地履行了政府审计的监督职责，为中央政府部门各项财政预算的执行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在看到政府审计工作业绩的同时，同样应认清其不足之处。审计队伍在扩大、工作水准在提高、审计准则日趋完善，为何审计问题仍旧屡审屡犯？始于2003年的“审计风暴”，为何会受到社会公众迫切的关注？审计职能到底发挥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问题一直值得人们反思。如何解决这些疑问？关键点就在于运用新的视角来提高对审计的认知，深化对审计职能的理解，通过强化审计职能来解决审计问题屡审屡犯等痼疾。鉴于此，本文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新定位政府审计的功效与职能，力争通过全新的角度解析政府审计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高政府审计效能。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政府审计效能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效能内涵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经济学理性角度出发，要求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运用，以追求“3E”（economy经济性、efficiency效率性、effectiveness效果性）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改革政治体制以来，作为一种所谓“重塑政府”或“再造公共部门”运动，已迅速席卷全世界，并逐渐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改革政府管理模式的主流方式。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下，政治改革必然涉及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职能的重新划分。每一个国家都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如果说立法权的价值是民主与科学，司法权的价值是公正，那么行政权的价值就是公平与效率。因此，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出发，改革政府管理模式目的就是要彰显行政权价值，即公平与效率，以实现国家的行政职能；为实现行政权价值，“3E”就成为政府改革过程当中所要考虑到的基本目标。因此，我们将“3E”与职能的综合内涵称为“效能”，即效能是衡量工作的尺度，经济性、效率性与效果性是衡量“效”的内容或者依据，“3E”的综合水准体现的正是“效”，而职能的履行程度衡量是“能”。

（二）行政效能与政府审计效能

政府效能亦称“行政效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为实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发挥功能的程度及其产生效率、效益、效果的综合体现。政府效能要彰显政府职能的发挥程度，并且以效率、效益、效果三维视角作为衡量其程度的指标；政府效能是行政建设的关键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绩效考评与其他评估的关系，解决好办事效率和程序的统一问题。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定位政府审计机关职责，体现审计在国家民主法治、改革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政府审计应首先要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效果及效益，完善审计职能的发挥，加强政府审计部门效能的建设；其次，从建立服务型政府和高效能政府的层面，通过执行各项审计任务，加强监督、评价，提供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从而深刻地揭示被审计单位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促进体制、机制以及公共管理水平的完善。

三、新公共管理理念下政府审计效能内涵解析

（一）政府审计效能的“效”

1.审计效率与经济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审计机关应当提高审计工作效率。”这是首次在法律层面，对审计工作效率作出明确规定。该条款对政府审计机关认真履行审计职责，不断规范审计行为，强化审计质量控制，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更高的目标。

从时间角度来讲，审计效率是指为完成某单项或某期间的审计工作任务，审计组所耗费的有效工作时间；从成本角度来讲，审计效率是指为完成某单项或某期间的审计工作任务，审计组所耗费的资金成本数额；从过程角度来讲，审计效率是指为完成某单项或某期间的审计工作任务，审计组所执行的有效审计程序。时间、成本、过程三个概念视角下的审计效率内涵，三者之间有一点共性即追求“合理有效地提高审计资源的利用程度”，无论是对一般亦或重要的审计活动而言，都需要注重效率性。因此，审计效率，在本质上是个相对概念，是针对审计工作时所体现出的效率的衡量。鉴于不同审计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及相同审计工作任务在执行时间、地域上的差异性，审计效率的衡量应区别考虑被审计单位的特性、审计业务的性质以及审计时机，选择相对比较，而不是绝对比较，因此，审计效率的高低以最低值作为评价指标，不可能有最高的审计效率作为统一标准，审计效率的高低应引入“效率区间”的概念，就是说在此区间内审计工作体现的效率水准皆应得到认可。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构建政府审计效率衡量区间指标体系，并逐步评价、改进以适应审计环境变化的需要。

经济性是指组织经营活动过程当中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及其他成果时所耗费的资源最少。经济性主要关注的是资源投入和使用过程当中成本节约的水平和程度及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审计经济性是一个与审计效率相对应的概念，呈现相反的状态，在资金成本视角下的审计效率，经济性关注投入（成本或资源）单一层面，而效率性关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两个层面，可见，为了更准确、全面地评价审计工作，应将经济性与效率性二者结合在一起综合分析评价。

2.审计效果

审计效果是对审计结果或审计目标是否达到预期的衡量。

按照供给需求理论，衡量审计效果可以通过“审计工作是否已经满足各利益主体（主要是政府、纳税主体、投资者）的需要”来评价；按照受托责任理论，衡量审计效果就是“评价政府审计机关是否已经妥善完成公共受托责任”；按照经济监督理论，衡量审计效果就是“评价其是否已达到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的目标”。按照免疫系统理论，政府审计是国家的免疫系统，发挥着预防、预警、揭示、抵御和建设性功能，功能的履行程度，即是对政府审计效果的衡量。

（二）政府审计效能的“能”

审计效能的“能”是指职能、功能，是审计本身固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体现审计本质属性的内在功能。

刘家义审计长在中国审计学会五届三次理事会上提出：“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维护国家安全是审计工作的第一要务”，国家安全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民生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维护国家安全，审计责无旁贷。政府审计要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于审计工作始终，真正发挥好政府审计的职能作用。

1.经济职能

在学术界，关于审计职能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单一职能论与多职能论的观点，而在审计职能的演化研究中，存在审计职能一成不变与逐步变化的观点。尽管，对于审计发挥何种单一或多重职能看法不同，但是对于审计具有经济职能本身并没有疑义，而且，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审计主要体现经济监督职能、社会审计主要体现经济鉴证职能、内部审计体现经济评价职能，三者共同构建成审计体系，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各司其职，泾渭分明地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国家审计，在宏观方面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与危机转嫁，最终从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免疫力方面，保证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在微观方面，它又关系到政府体制的稳健运作与对公司的治理，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2.政治职能

从政治学视角来看，政府审计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其作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政治工具，以政治立场与视角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国家职能相适应的一种权利，而审计监督之所以属于政治范畴，关键就是审计监督本身及其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实质就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

我国于1982年，在宪法中明确实行审计监督制度，这一点无疑使审计工作具有宪法实践性质，将审计的地位给予法的肯定。从宪法和法律的视角来看，审计是一种专门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权力，比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充分发挥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将其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党的十六大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要发挥司法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从受托责任角度看，审计是对政府公共部门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独立检查权。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公共部门受托管理和运用国家或公共资源，其管理和运用公共资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通过独立的审计监督给予检查和证明。

综上所述，审计的政治职能包含三方面，即政治制约、政治监督、政治检查，而结合政治学思考审计问题，树立正确的审计政治观，有利于培养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审计问题与现象的能力和方法，可以对审计监督本质及审计职能有个清晰、全面的认知。

3.法治职能

政府审计是依法审计，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审计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就为审计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审计要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使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财经领域的法规得以贯彻落实，在维护和促进法制建设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二是要以法律法规作为审计工作的标准和依据。审计就是要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违法必究，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发展。

依据审计法，审计机关代表政府每年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作；审计结果要向社会公告。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监督，而是体现人大意志和纳税人意志的法治活动。从国家审计的本质来说，监督只是手段，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才是目的。审计工作的开展是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核心内容，以审计准则等规章为执业标准的审计法律规范体系，中国审计工作基本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履行法治职能。

综合而论，政府审计具备三效与三能，三效是审计工作层面，三能是审计职能层面，审计工作的三效水准促进审计职能的践行，而审计职能的定位规划审计工作的目标领域；政府审计通过执行经济监督履行政治监督职能，政治职能的履行促进法治职能的发挥，政治与法治职能是构建执行经济职能的前提与保障。

【参考文献】

［1］ 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杨肃昌，肖泽忠.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与理论辨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6）

我国的审计监督体系是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构成，作为审计监督体系内容之一的内部审计，有着自身的作用机制和完善的方法体系，它是组织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查、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组织内、外部环境、内部审计的目标、方式方法、内容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促使内部审计的职能也由以前单一的监督职能，向监督、评价等多种职能转变，内部审计评价是内部审计的应有之义，是与内部审计的目标密切相关的。但内部审计的评价职能能否作为一项新职能，目前尚未获得内部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认识上也不尽一致。

事实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内部审计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内部审计评价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的研究比较少，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内部审计评价的原则、标准及技术方法体系，影响了内部审计评价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就如何构建内部审计评价理论与技术的框架体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便规范内部审计评价的行为，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评价的功能作用。

二、对内部审计职能的重新认识

（一）经济监督是内部审计的固有职能

审计署于1995年7月14日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令1995年第1号）中，指出了内部审计的基本职能为经济监督，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经济条件相适宜的，对于检查、监督组织内部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人们习惯称经济监督是内部审计的职能。

（二）在内部审计的目标、内容等诸多因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内部审计由单一监督职能向监督、评价等多种职能转变，是一种必然要求

随着市场经济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组织对内部审计的目标、范围、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内部审计的目标不仅在于检查、监督组织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及效益性，而且要为组织内部生产、决策、经营、销售等方面的动态管理，提供各种信息咨询与服务，以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为组织创造价值。同时，内部审计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内部审计的内容由原来的以财务审计为主，转向以内部控制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管理审计为主，内部审计的方式，也由原来的事后审计，转向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以事前、事中为主的综合审计，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内部审计的职能也必然会出现新的特点。事实上，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有关文献中，曾使用“审计评价”“业绩评价与比较”等说法，但都是就内部审计工作本身及其质量而言的，在我国内部审计的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没有系统地明确提出。

（三）监督、评价是内部审计的两个基本职能，在组织的生产、管理、决策等方面发挥着不同作用，以体现内部审计的本质特征

审计署2003年3月4日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第4号令）及教育部关于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新规定中，都明确提出了“评价职能”，与原有的监督职能相并行，并指出：“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

从审计署新颁布的关于内审工作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监督和评价是内部审计的基本职能，监督职能是评价职能的基础和前提，评价职能是实现组织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创造组织价值的必然要求，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服务等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内部审计作为组织的内部管理部门，除监督和评价两个基本职能外，还有咨询、服务、鉴证等辅助功能，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内部审计功能体系，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作用，以体现内部审计的本质特征。

（四）突出内部审计的“内向”的特点，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评价的功能作用

目前，我国多数的内部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工作重点是审查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及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工作的任务是“查错防弊”，对组织的经营管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很少去分析、评价。在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及各种风险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内部审计工作中心要由原来的“查错防弊”向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等方面转移；内部审计要由传统的财务审计向内部控制审计、绩效审计等现代审计领域转变；内部审计的模式由“外向型服务”向“内向型服务”转变。

三、内部审计评价的技术方法

由于内部审计是对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进行监督和评价，目的是加强组织经济管理，实现经济的目标，所以，内部审计评价职能的履行，是实现组织经济目标的根本要求，是为组织的经济目标服务的，但内部审计评价职能的发挥和履行，要受到内部审计评价内容的复杂化、内部审计评价方式、方法、手段、被审计单位对内部审计评价信息的需求程度以及内部审计评价信息的客观性、科学性、相关性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所以内部审计评价过程复杂，具体操作繁杂，它不是对被审计单位作出一种就事论事的简单评价，而是要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对被审计单位进行总体的分析、判断和评价，反映组织在管理、决策、经营、效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揭示其未来发展趋势，以便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评价的作用，创造组织价值。

（一）定量的方法

1 总量分析与评价：就是从总体上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进行分析判断、评价所采用的一种方法。通过检查、核对有关帐户金额、会计凭证的填制、会计帐簿的登记以及财务报表的编制与分析，分析判断组织的会计处理是否遵守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财经法规的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利润的构成比例及总额变化，对被审计单位成本费用开支范围的合理性，资金使用效率，组织的盈利水平和营运能力等相关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评价，从而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的情况作出一个总体上的分析、判断，并形成审计报告意见，以满足组织管理层的决策需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评价的功能作用。

2 差量分析与评价：根据实际发生值与目标值（设定值）之间差异的变化情况，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收支、财政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及效益，进行分析判断，并发表审计意见的一种方法。通过被审计单位或项目实际提供的会计信息（资产、负债、成本、收入、费用、利润等）同原来设置的目标值进行比较，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差异（正差异、负差异），通过对差量的分析判断，可以反映被审计单位或项目财务收支的真实性、财务状况变动情况、盈利水平和营运能力，以考核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财务收支活动、经济活动是否达到经济、效率和效果，从而为被审计单位或项目作出一个恰当的分析和判断，以便组织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

3 比率分析与评价：把组织同一时期财务报表中若干相互关联的项目进行比较，计算出比率，通过比率变化，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财务收支、财政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进行分析判断、评价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以反映组织的财务状况及财务成果，揭示组织未来的发展趋势。比率分析有三种方式：结构比率分析、效率比率分析、相关比率分析。其中，结构比率分析，是指组织某一经济指标的构成项目占总体项目的比率，通过该比率的变化，反映组织财务状况的变动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如：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率等等。效率比率分析，是指组织的某一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通过该比率的变化，分析组织某一经济事项的盈利水平及经济效益的高低。如：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等。相关比率分析，是指组织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经济事项的比率，通过该比率的变化，可以反映各项经济活动之间相互关系，分析组织的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

4 趋势分析与评价：是指组织选择某两期或者连续若干期相同的经济指标进行比较，计算百分比，通过百分比的变化，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财务状况变动情况以及经济活动的效益性，进行分析、判断、评价所采用的一种方法。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对组织的运营绩效、盈利水平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以促进组织加强经济管理，实现其经济目标。如：比较财务报表法、比较财务比率法。

5 相关分析与建立模型：相关分析，是指组织的一个变量同另一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可以是正相关的，也可以是负相关的。建立回归模型，是指组织的一个变量变化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变化或者一个变量变化引起若干个变量的变化时，可以通过建立如y=a+bx（a为常数项，b为回归系数）的回归模型方程，对变量之间的变化加以分析、判断、评价，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组织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进行量化，通过回归模型估计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有关数据的真实性及误差率并对新的数据进行预测。内部审计人员通过利用相关分析和建立回归模型，检查、分析、判断组织经济活动中，有关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及数据的合理性、真实性，指出组织在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效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便组织更好地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目标。

（二）定性的方法

1 经验判断法：是指内部审计人员，根据自己工作的经验及相关的专业知识水平，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分析判断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很显然，由于这种方法受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知识水平、工作经历、主观意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内部审计评价的结论意见，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主观随意性和不真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所以在实际内部审计工作当中，很少采用这种方法。

2 调查询问法，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情况及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采取询问有关财务负责人、当事人，调阅有关的账簿资料，查看会议记录及有关规章制度和文件，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收支状况及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分析、判断、评价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同样，这种评价方法也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被审计单位财务收支、财政收支及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内部审计评价与相关技术方法的关系

（一）内部审计评价与财务（报表）分析的关系

内部审计评价与财务报表分析具有内在的联系。财务报表分析包括：资产负债表分析、损益表分析、现金流量表分析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可以反映组织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水平并揭示未来组织的发展趋势。内部审计评价的结论是否真实合理，直接影响着财务报表分析结果的有用性和客观性，同样，通过对财务报表分析所提供的有关财务指标变化情况的研究，将有助于内部审计人员，分析、判断和掌握组织财务状况变动情况，揭示未来发展趋势，以便更好地完善内部审计评价工作。

（二）内部审计评价与业绩（绩效）评价的关系

内部审计评价与业绩（绩效）评价具有一定的关系。内部审计评价的内容，既有真实性、合法性，又有效益性，内部审计关于效益性的评价与管理部门业绩（绩效）评价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代替组织管理部门的绩效评价，两者在评价的程序、标准、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内部审计人员或机构可以为管理部门提供效益性方面的有关资料信息，满足管理部门绩效评价的相关需要，以帮助管理部门进行绩效考评，确保管理部门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三）内部审计评价与全面（综合）评价的关系

内部审计评价与全面（综合）评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随着内部审计范围的扩大，内部审计内容也从单一财务审计领域，向内部控制审计、质量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管理审计等多种领域转变，内部审计的评价已经渗透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服务等诸多方面，提供的内部审计评价信息具有全面性，能满足相关方面对信息的需求。管理部门通过分析内部审计评价的信息，指出组织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加强经营管理，实现经济目标。

五、结论

（一）内部审计评价是内部审计的应有之义，是与内部审计监督相并行的一项新职能。

（二）内部审计评价与内部审计目标密切相关，是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功能作用的必然要求。

（三）内部审计评价已经形成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标准，实务中需要结合具体业务研究采用适当的评价标准。

（四）内部审计评价具有多种多样的比较分析与判断评价的技术方法，实务中需要结合具体业务研究采用有效地分析评价技术。

（五）内部审计评价与财务报表分析、业绩评价和综合评价技术具有内在关系，可以有效地研究利用其他相关分析评价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陈秋金，2004，“浅析内部审计的发展及其职能变化”，《中国农业会计》第5期。

（美）理查德·L·莱特里夫等编著，1999，《内部审计原理与技术》，中国审计出版社。

荆新等主编，2002，《财务管理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宋常、刘正均，2003，“完善与发展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的思索”，《审计研究》第6期。

孙立、刘宝珍，2004，“发挥内审功能，增加公司价值”，《统计与决策》第10期。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7）

内部审计体制是内部审计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不同的体制会有不同的效率效果。内部审计体制涉及问题较多，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是一种重要的内部审计体制，我国不少单位也是这种情形①。那么，为什么会有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这种合署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是人们接受或拒绝合署体制的前提。

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原因及利弊有一些工作性研究文献，但是，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形成路径及效果，还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本文拟致力于此。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一个文献综述，梳理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相关观点；其次，在厘清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概念及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路径及效果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例证，以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的解释力；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主要是一些工作性研究，学术性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描述合署的状况，二是合署的原因，三是合署的效果。

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状况，程新生、张宜[ 1 ]发现，设置内部审计机构的上市公司，有11%是内部审计与财务合署。王玉兰、简燕玲[ 2 ]发现，沪市公司内部审计机构与监察、检查、法律合属办公现象较普遍。时现、毛勇[ 3 ]发现国有企业合署比例为13.64%。一些文献发现，内部审计与纪委监察合署是高校内部审计的主流体制[ 4-7 ]。施卓晨[ 8 ]对不同性质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调查发现，合署比例为20.2%。

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原因，尽管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但基本的共识是，内部审计和监察都是监督，二者合署，通过信息互通、优势互补，能更好地发挥整体监督作用。信息互通是指各自都有不同的信息来源，二者互通，有利于各自监督作用之发挥；优势互补是指内部审计有查问题方面的优势，但处理处罚方面有劣势，而监察则在查问题方面有劣势，但在处理处罚方面有优势，二者合署，实现了优势互补[ 9-19 ]。

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效果，多数文献认为，合署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并能提升监督整体的效率效果[ 20-26 ]。也有文献认为，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既会产生正效应，也会产生负效应[ 27 ]。还有一些文献认为，内部审计与监察不宜合署。侯承春等[ 28 ]认为，从两个部门工作的性质、任务、职权和业务范围看，内部审计与监察合并也是不宜的。姜猛[ 11 ]认为，纪委、监察、审计合署不会产生“1+1+1>3”的递增效应，结果可能是问题查找不专业、处理结果不权威，内部审计停留在审核、检查功能，忽略增值功能。王炳燕、王超辉[ 29 ]认为，合署导致工作职责不明晰，造成被审计单位和人员可能把审计工作误认为是纪检监察工作，制约了内部审计职能的充分发挥。王兵、刘力云[ 30 ]认为，合署有助于发挥审计在纪检监察中的作用，但这仅是内部审计发挥作用的一部分，保持内部审计独立性有助于内部审计专于业务，减少相关部门对内部审计的干预。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已经成为许多组织选择的内部审计体制，现有文献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原因及效果研究结论，为进一步认知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提供了一定基础，但是，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形成路径及效果，还是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本文拟致力于此。

三、理论框架

现实世界中，不少组织采取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审计体制，针对这种审计体制现象，从审计主体理论来说，需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出现合署？第二，这种合署对内部审计会产生什么影响？关于合署的原因，有两种分析思路：一是分析影响合署的因素，找出与合署正相关及负相关的因素，这些研究需要相当规模的样本量及数据，这种思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二是分析合署体制的形成路径，也许是形成路径导致了合署体制的出现，这种思路更具有可行性，本文选择这种思路。关于合署的效果，本文认为，需要具有权变观点，内部审计的不同定位下，效果可能不同；同时，还要从监察视角来考虑效果，进而考察内部审计与监察的整体效果。基于上述想法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一）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概念及类型

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是指内部审计机构与监察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在此合署机构内部，设置有专门负责内部审计和监察的亚层机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许多单位的审计监察部、监察审计部等，都属于合署。两个机构合并之后，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机构由谁来领导。这就使得合署出现两种类型：一是合署之后，内部审计与监察仍然分属不同的岗位或机构来领导，例如，内部审计由总经理领导，监察由纪委书记领导，合署机构要根据不同的事项报告不同的分管领导，这种合署对内部审计并无实质性影响，但是，合署机构的工作报告关系复杂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这种类型的合署；二是合署之后，内部审计与监察由同一岗位或机构来领导，例如，由纪委书记来领导，这种合署就对内部审计有实质性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合署，主要是这种类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合署主要是影响内部审计的领导体制，进而影?内部审计的效率效果。本文后续内容主要分析第二种类型的合署。

（二）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体制的形成路径

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作为一种审计现象，一定有其产生的原因。对这些原因的分析，一种思路是将合署体制作为依存变量，寻找其解释变量；另一种思路是寻找合署体制的产生路径，通过路径来解释合署出现的原因。本文采取第二种思路。

观察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其产生路径大致有三种，一是理性思考路径，二是理念路径，三是锚定路径。

理性思考路径指基于对内部审计和监察的深刻理解，根据本单位的权变因素，经过利弊权衡，选择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理性思考有三个核心内容：一是对内部审计和监察有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只有片面的认识；二是根据本单位的相关权变因素，对本单位的内部审计和监察的一些重要事项作出了理性选择；三是在上述两个问题之后，对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利弊得失进行权衡，当合署利大于弊时，就选择合署。

理念路径是指基于对内部审计的认识来确定内部审计体制，就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来说，一些决策者认为，内部审计是监督，监察也是监督，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既有分工，也有高度相关，二者需要信息互通；另外，内部审计在查清问题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但在处理处罚方面有劣势，而监察则在处理处罚方面有权威，在查清问题方面有劣势，所以，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有利于信息互通、优势互补②。基于这种理念，一些单位就实行了内部审计与监察的合署。

理性思考路径和理念路径都要基于对内部审计的认识，二者有何区别呢？理性思考路径对内部审计的认识是深刻的、全面的，并且根据本单位的权变因素对内部审计制度的一些重要事项已经作出了选择，在这些基础上，经过利弊权衡，发现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是利大于弊，就会选择合署。一般来说，理念路径是基于对内部审计的片面认识，并没有根据本单位的权变因素对内部审计制度作出针对性的选择，在多种情形下，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主要是迫于外界要求或某种压力。当然，由于二者都基于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在一些情形下，可能难以对二者作出区分，可以从合署的领导体制区分，凡是由主管监督工作的领导来分管这个合署机构的，说明决策者只是认识到内部审计的监督属性，这就很有可能属于理念路径，而不是理性思考路径。

锚定路径是指决策者对内部审计没有自己的认识，从而选择借鉴他人内部审计体制，通过借鉴，选择了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一般来说，这种情形下，决策者缺乏对内部审计的深刻认识，更缺乏基于本单位的权变因素而对内部审计制度重要事项的系统思考，而是模糊状态下为了避免错误决策的一种近似理性的决策方式[ 31 ]。采用锚定路径选择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有两个逻辑步骤：一是选择一个已经实行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参照点或锚，选择参照点的原则可能是可比性，例如同地区、同行业、同性质、同规模等都可能是选择的基础；二是根据本单位的新信息，对这个参照体制进行调整，也就是根据本单位与内部审计体制相关的权变因素对参照的合署体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体制就是本单位选择的体制。但是，由于决策者对内部审计体制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难以识别本单位对内部审计体制有影响的权变因素，即使能找到一些，也难以确定这些因素对内部审计体制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决策者可能难以对参照体制进行调整，或者调整的幅度很小。这样一来，参照的合署体制就成为本单位选择的内部审计体制――合署体制了。

以上分析了内部审计合署体制形成的三种路径，正是这些不同的形成路径，导致内部审计合署体制在有些情形下产生好的效果，但在另外一些情形下，效果却不尽人意。

（三）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效果

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的效果表现为内部审计效果和监察效果，这些效果的产生路径包括信息互通、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如果这些路径存在，则内部??计与监察合署会有积极效应，否则，就可能产生消极效应。正是这些效应，影响了内部审计和监察各自的效率效果（图2）。

内部审计与监察的工作有密切关系。信息互通是指内部审计与监察相互沟通一些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的沟通，能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和效果。没有合署，当然也可能有信息互通，但是，这种互通可能由于部门之间的障碍，使得渠道不畅，而合署之后，部门之间的障碍就不存在了。另外，在合署之后，一些人员可能同时参加审计和监察工作，这就做到了信息的自然互通。

优势互补是指内部审计和监察各有优势和劣势，合署之后，做到了互补，这能提升各自的工作效率和效果。有一种观点认为，内部审计在查问题方面有专业优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专业优势是由工作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决定的，内部审计人员如果没有专业胜任能力，则内部审计部门也没有专业优势，监察部门完全可以配备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人员，从而也具有专业优势。形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我国的现状，从现实来说，许多单位在配备监察人员时，并不注重专业胜任能力，从而使得监察队伍没有专业优势。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监察在对查出问题的处理处罚方面具有优势。笔者认为，这是将国家行政监察等同单位内部的监察，将我国的国家审计等同于内部审计，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就国家层面来说，我国的情形是国家行政监察可以直接处理处罚人，而国家审计并没有这种明文规定的权力。这不是法律禁止国家审计处理处罚个人，而是我国的国家审计立法者不要这种权力，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审计机关本身就是司法机关，具有司法裁决权，当然也能处理处罚责任人。就单位内部的监察和审计来说，单位内部的监察并不是国家行政监察，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③，所以，也不是天然地具有处理处罚权，还是需要本单位通过一定的程序赋予监察机构这种权力。既然可以赋予内部监察机构这种权力，当然也可以赋予内部审计机构这种权力。所以，笔者认为，监察的这种优势、内部审计的这种劣势并不存在。但是，我国的国有单位，监察与纪检合署，而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则赋予了纪检机构处理处罚权，并且明文规定了设置纪委书记，从而使得与纪检合署后的监察也很方便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进行处理处罚。

总体来说，在我国的特定背景下，由于监察人员的非专业性，使内部审计人员在查清楚问题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同时，由于监察与纪检合署，而纪检的处理处罚权及职级是有明文规定的，所以，纪检、监察、审计合署，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审计查出问题的处理处罚力度。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在某些领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整合主要是指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后，能统一协调两种工作，从而避免重复工作。不可否认，内部审计与监察都具有监督职能，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交叉，在各自独立的情形下，对于这些交叉领域可能形成重复监督，从而浪费资源。例如，对于管理层舞弊、员工舞弊，内部审计可以进行舞弊审计，监察部门可以进行舞弊调查，如果各自为政，可能造成重复，而合署之后，就可以避免这种重复。

那么，上述三种路径下是否会发挥作用呢？这与内部审计定位相关。一般来说，内部审计有三种定位：内部审计作为审核机构，内部审计作为监督机制，内部审计作为监视机制，不同定位下，其审计主题不同[ 32 ]。审计主题与监察的相关程度，决定了上述三种路径是否能发挥作用，内部审计不同定位下的审计主题及其与监察的关系如表1所示[ 33 ]。

表1显示，只有内部审计以经济行为作为审计主题时，内部审计才与监察存在交叉关系，这种情形下，信息互通、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三种路径才会产生积极效应，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对于双方的效率效果都有提升作用。如果内部审计经济信息和制度为审计主题，这些审计主题并不是监察关注的内容，所以，这些主题就与监察无关，此时，?炔可蠹朴爰嗖旌鲜穑?对于内部审计来说，并不能从合署中提升其效率和效果；但是，很有可能协助监察对经济行为进行检查，对于监察来说，其效率效果可能有提升。对于内部审计来说，一方面，不能通过合署来发挥信息互通、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的作用；另一方面，内部审计资源还可能会被用于检查经济行为，从而减少了内部审计能用于经济信息审计和制度审计的资源，对这两种主题的审计来说，有消极效应[ 29-30 ]。

更有一种可能，就是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后，其审计主题就集中在经济行为上，基本放弃经济信息和制度这两类审计主题，如果本单位需要的恰恰是制度主题或经济信息主题的审计，则内部审计制度从审计内容上就发生了根本性错误，并且，这种选择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原因是由于我国的监察与纪检合署，而分管纪检的一般是纪委书记，这个岗位有明文的职级规定，所以，合署之后，通常都由纪委书记来领导。既然如此，纪委书记很有可能强调经济行为监督，而不是经济信息或制度监督，所以，真正影响审计资源被用于监察的不是合署，而是合署机构的领导对内部审计的认识。

总体来说，当内部审计主题是经济行为时，审计与监察合署对双方都具有积极效应；当内部审计主题是经济信息或制度时，审计与监察合署，对监察有积极效应，对内部审计主要是消极效应。

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效果，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合署是否会影响内部审计独立性。一些文献认为，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影响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源于对独立性的理解不同。一种观点认为，独立性就是审计机构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不与其他单位合署。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可能有些偏颇。审计独立性主要是指审计人、审计委托人和审计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审计人能独立于审计委托人和审计客体，称为超然独立；如果能独立于审计客体，则称为独立。对于内部审计部门来说，难以独立于委托人，其独立性主要是指独立于审计客体，根据这个观点，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并不会影响内部审计与审计客体的关系，所以，并不影响独立性。相反，如果只强调内部审计机构单独设立，而不考虑内部审计机构的领导关系，则反而有可能是设立了单独的内部审计机构，但是，由审计客体来领导内部审计部门，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独立性。

四、例证分析

本文在厘清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概念及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路径及效果的理论框架，下面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高校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以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一些针对高校内部审计的调查发现，纪委监察审计合署在我国的高校较为盛行。阎银泉[ 4 ]发现，纪委监察审计合署办公是高校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的重要模式；张帆[ 5 ]发现，纪委书记领导下的内部审计是我国高校的主流模式之一；吴国萍、朱君[ 7 ]调查发现，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机构处于纪委书记的领导之下。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及《内部审计实务指南第4号――高校内部审计》均未对高校内部审计领导体制作出明文规定，所以，出现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机构处于纪委书记的领导之下，这种状况的可能原因是源于高校领导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内部审计就是财务收支及相关经济行为合规性监督。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高校是政府审计的法定审计范围，而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对高校的审计，主要强调对财务收支及相关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政府审计经常使用的词是“审计监督”，所以，高校领导透过政府审计所理解的审计本质，就是审计的监督功能。在这种认识下，监察、纪委就已成为审计的同类项，纪委、监察是有明文规定的领导岗位，而内部审计并没有这种明文规定，既然是同类项，由领导纪委、监察的岗位来领导内部审计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不少高校还出现了内部审计与上述这些部门合署办公。

总体来说，我国高校的内部审计领导体制主要是基于高校领导透过政府审计形成的内部审计本质认识，这种领导体制的形成路径是本文理论框架中的理念路径――本文的理论框架对我国高校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具有解释力。

五、结论与启示

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是一种重要的内部审计体制，本文在厘清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概念及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内部审计与监察合署路径及效果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例证我国高校的内部审计合署体制。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8）

关于内部控制与审计的渊源和逻辑联系的，对于梳理二者自身的脉络，从而准确地把握内部控制和审计的性质和功能至关重要，也是科学地分析一些现实问题的关键。既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内部控制和审计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范畴，只不过是审计摆脱详细审计（账项基础审计）模式之后，内部控制才被纳入审计之中，作为审计的对象和审计技术的基础，这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另一类认为审计本身就是一种控制（蔡春，2001），由此以来，内部控制与审计是此控制与彼控制的关系，只不过是运用不同的控制手段作用于不同的控制对象，从而实现不同的控制功能，二者会出现交叉乃至互补。应该说，这两类观点出于不同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体系和核心线索，很难揭示二者本质上的逻辑联系，也很难解释二者互动和交叉发展的深层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说法似乎都不能自圆其说的缘由所在。

本文旨在从考察内部控制的产生和演进轨迹人手，探寻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内部控制与审计的互动与耦合，并引人组织效率的概念和简化的组织效率函数，以便在企业组织的框架内定格出内部控制和审计的性质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提供一条更为科学、合理、开阔的思路。本文的突出特点在于将内部控制和审计置于企业组织这一参照体系中进行研究，并且引人组织效率这一核心概念将二者联结起来。显然，本文的论述并非不能推广到非企业组织，之所以仅限于企业组织，只不过是出于研究的侧重点和方便性的考虑。

一、内部控制的产生和演进轨迹

内部控制必须与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理解，即它来自组织内部，针对组织内部，是为促使组织实现其所赋有的全部或者部分使命（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专门的活动。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组织是相关利益（或非利益，下同）主体的结合体，或者说它是一干相关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联结，内部控制存在于（来自或者针对）这些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其目的在于从特定的角度协调某些关系；第二，内部控制是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能是有意（自觉）的，也可能是无意（自发）的，它并不依赖于外在的称谓或者被归结出来的概念。理解这两点，有助于我们把组织内部的控制（control in organizations）和对组织的控制（control of organizations）区分开来（桑德，2000），把概念化、程式化的内部控制和实质上的内部控制活动本身区分开来。从而避免陷入混淆和曲解。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内部控制是伴随着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宽泛而言，自从组织产生之后，伴随着组织追求其目标的努力，就催生了内部控制。企业组织的内部控制是伴随着企业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早期的分工、牵制、授权、汇报、稽查等都是内部控制活动。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内部控制最初是在组织中内生的，而不是外力（外部管制、规范的要求；审计）催生的。

内部控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组织的演进和环境（、经济、、技术）的变化。内部控制的演进主要表现为控制目标、控制对象和控制手段的变化。按照通行的概括，内部控制的演进遵循着“内部牵制（internal check）——内部控制制度（internal control system）——内部控制结构（internal control structure）——内部控制整合框架（inter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的轨迹。应该说，这一概括大致上勾勒出了内部控制的发展进程。

但是，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内部控制的演进决不仅仅是概念的翻新。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发性（无意识的）内部控制——自觉性（有主观目的性的）内部控制——他律性（管制、规范要求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属性演变）、“零散的内部控制——专项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内部控制——综合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对象的拓展）、“原始的内部控制——手段辅助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手段的进步）等很多线索去探求内部控制的演进轨迹。而且沿着这些追溯线索也能够找到内部控制与审计渊源关系的一些契合点。本文限于篇幅，只根据通行的线索进行论述。

1.内部牵制阶段。从原始的组织诞生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内部牵制阶段。这一阶段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职责的分工和业务流程及其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内部牵制主要通过人员配备和职责划分、业务流程、簿记系统等来完成。其目标主要是防止组织内部的错误和舞弊，通过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来保障组织运转的有效性。

2.内部控制制度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制度阶段。这一阶段内部控制开始有了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划分，主要通过形成和推行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来实施控制。内部控制的目标除了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之外，还包括增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和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

3.内部控制结构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结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把控制环境作为一项重要与会计制度、控制程序一起纳入内部控制结构之中，并且不再区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控制环境反映组织的各个利益关系主体（管理当局、所有者和其他利益关系主体）对内部控制的态度、看法和行为；会计制度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确认、分析、归类、记录和报告方法，旨在明确各项资产、负债的经营管理责任；控制程序是管理当局所确定的方针和程序，以保证达到一定的目标。

4.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阶段。1992年9月，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通常以其首任主席的名字命名为Treadway委员会）的主办组织委员会（C0SO）了一份报告《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了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和五大要素，标志着内部控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合理地确保（reasonablyassure）：经营的效率和有效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对适用法规的遵循。内部控制要素包括：（1）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正直、道德价值观和能力，管理当局的理念和经营风格，管理当局确立权威性和责任、组织和开发员工的方法等；（2）风险评估，即为了达成组织目标而对相关的风险所进行的辨别与分析；（3）控制活动，是为了确保实现管理当局的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和程序，包括审批、授权、验证、确认、经营业绩的复核、资产的安全性等；（4）信息与沟通，是为了保证员工履行职责而必须识别、获取的信息及其沟通，信息系统中包括会计信息系统；（5）监控，即对内部控制实施质量的评价，主要包括经营过程中的持续监控（日常管理和监督，员工履行职责的行动等）、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的结合（C0SO，1992）。

二、审计模式的变革及其与内部控制的历史渊源和逻辑联系

尽管关于审计的属性有信息论、代、保险论等不同的诠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审计是一项独立的验证活动。相对于被审计的组织（或者，针对内部审计而言，为组织中的某一个局部）而言，审计是一种外来的验证。如果审计可以理解为经济控制的话，它应该是对组织（或局部）的控制。审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但为了简便起见，本文的讨论仅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审计，即19世纪中叶以后的审计。

审计模式是对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内在结构尤其是主导因素进行概括和的产物。审计模式也处在动态的变革之中。从全面（详细）审计发展到非全面（抽样）审计是审计模式变革的总体脉络；根据审计样本选取原则的进步，非全面审计也在不断演进。总的看来，审计模式的变革大致上已经、正在或者将要经历的轨迹为：账项基础审计（transactions based auditing）——制度基础审计（system based auditing）——风险导向审计（risk based auditing）——业务基础整合审计（business based integrated auditing）。

账项基础审计实质上是直接针对会计账目和数据所进行的详细审计，它于19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制度基础审计是通过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程度的审计模式，它大致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风险导向审计立足于对审计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并据此对审计进行规划，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业务基础整合审计尚在萌芽之中，其核心是根据以经营业务为基础的风险/控制评价来分配审计资源，也有人认为它是对风险导向审计的发展或改进（胡春元，2001）。

应该说，审计模式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不小的进步。从账项基础审计到制度基础审计完成了审计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即由全面审计讲变为非全面审计，大大节省了审计成本。但是，制度基础审计和账项基础审计一样，都属于程序驱动审计（proceduresdrivenauditing），即规划审计时主要考虑的是遵循制度和形成账项的程序及其结果，是一种后验式的方法论导向。风险导向审计考虑了审计环境，以分析和评价审计风险为核心来规划审计，可以促使审计资源在不同风险水平的审计领域之上的合理配置。然而，制度基础审计和风险导向审计都是审计理论导向（auditingtheoryoriented）的，由于审计理论都是以一系列假设为前提的，很难与现实完全吻合，因而需要以经营业务为导向，针对主要经营业务进行风险/控制评价，据此分配审计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风险导向审计向业务基础整合审计的转变指导思想上是一个不小的转变。

推动审计模式变革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审计目标定位的变化，而后者直接受到了所谓“期望沟距”（expectationgap，即公众对审计的期望与审计所实际达到的效果或者执行审计的人员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物质技术（例如抽样技术、信息技术等）、责任（尤其是诉讼和判例）和审计技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对审计的期望越来越高，一系列法律责任事件加大了其紧迫性，物质技术的发展也为更高的要求提供了可能性，审计职业界自身也积极参与和推动审计技术的发展和规范，这样，审计目标定位经历了查错揭弊、验证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验证财务报告与查错揭弊并重，最终转变为降低信息（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风险。显然，审计目标定位的变化几乎可以直接与审计模式的变革对应起来。

从表面上看，内部控制与审计的渊源始于20世纪初早期审计著作中对内部牵制的描述。1936年，美国审计职业组织美国师协会（AIA）首次提出内部控制的概念（阎金锷等，1998）；直至40年代，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为核心，开发了制度基础审计。此后，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在审计目标定位这个大前提下，不断地互动、耦合。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审计程序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首次阐述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刘明辉，2001）。该定义十分宽泛，招来了审计职业界的非议。于是，审计程序委员会1953年颁布了第19号《审计程序说明》，区分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并在此后的第33号《审计程序说明》中明确指出注册会计师应主要检查会计控制。这种审计目标定位的窄化招致了社会公众的不满，于是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了第55号《审计准则公告》，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取代了内部控制，取消了对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的划分，并且第一次把审计的目光引到审计环境上来，孕育了风险导向审计。此后，1992年，C0SO提出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6年，审计准则委员会了第78号《审计准则公告》，以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替代了内部控制结构。此后，开发业务基础整合审计模式开始被一些领先的审计职业机构提上日程。

由此可见，内部控制虽然是内生的，但其自20世纪40年代进入审计的视野之后，在审计目标定位的主导下，其发展十分迅猛，并且同审计模式的变革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乃至基本耦合，从而呈现出外力促动发展的趋势。

三、引入“组织效率”概念的分析与解读

显然，前面的分析是建立在对零散事件的追溯和因果关系的推理上的，主观色彩比较浓厚，而且得出的是表面化的结论。为了找到一条更为、合理的思路，提高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需要跳出内部控制和/或审计本身，从一个新的视角找出参照体系。为此，我们不妨引入“组织效率”的概念。

在本文中，组织效率是指组织目标的达成情况。由于组织是许多主体契约的联结，因而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组目标所构成的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最优化模型。另外，组织的目标本身也是动态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组织自身的演进，其目标也会不断演变。就主流的看法而言，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向量可以解释为组织价值（或经营成果）的最大化、财务报告与会计披露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财产和债务的安全性、持续经营和长期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等。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追求其目标、实现其使命的过程便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过程。

从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看，显然它是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而且，它主要属于管理当局——实际对组织的财产及其经营行使控制权的的利益关系主体——的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不妨假设其他一切不变，将组织效率（OE）与内部控制（IC）的函数关系描述如下：

OE=f（IC）-g（IC）

其中，f（IC）表示内部控制效益（由于内部控制所导致的组织效率的提高），g（IC）表示内部控制成本（由于内部控制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以及内部控制对组织效率的牺牲）。显然，f（IC）和g（IC）都是随着内部控制的增加（深度、广度、精度等）而递增的。这样，就会得出一个最佳内部控制点的，即内部控制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有一个合理的度。这与经济学上大多数成本效益权衡（trade-off）模型并无二致。

审计也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服务的，但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稍有不同。外部审计实际上是由独立的一方对组织效率水平和状况做出评价和签证，以便起到促进（直接提高组织效率，或者指引出更有效的组织资源配置）作用，因而它是组织效率的一个外生变量。至于内部审计，我们既可以从组织中的科层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干脆把它看作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我们姑且仅考虑外部审计（EA），也对组织效率函数做出单因素的简化，可以得出：

OE=h（EA）-k（EA）

其中，h（EA）表示审计效益（由于审计所促进的组织效率的提高或者避免的组织效率损失），k（EA）表示审计成本（由于审计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同样可以知道h（EA）和k（EA）都是EA的单调递增函数，因而整个组织效率函数也变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模型。这样，审计也存在最佳边界的问题。

如果假设其他因素中立，引入内部控制和审计的双因素模型，可以得出新的组织效率函数：

OE=f（IC）-g（IC）+h（EA）-k（EA）

从理论上讲，尽管IC和EA一个是内生变量，一个是外生变量，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性的函数关系：对内部控制投入的组织资源越多，内部控制就越健全，所能增进组织效率的空间越大，从而审计的风险越小，审计的资源投入就可以越小，相应地，审计所能增进组织效率的空间也越小。从数学上叙述，就是IC与EA呈负相关，从而导致f（IC）与h（EA）、g（IC）与k（EA）呈负相关，这就意味着构成OE的4个消长变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依赖、此消彼长的函数关系。而这正是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互动与耦合的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述。

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9）

一、引言

审计意见信息含量主要是指审计意见信息对投资者决策是否有用,进而对股票价格是否有影响。注册会计师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应当能揭示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审计意见作为一种缓解成本的机制,具有信息含量(李增泉,1999),不仅体现在审计意见发表时,也将体现在审计意见发表后。而内部控制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基石,外部审计作为现代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内部控制的良好运作。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内部控制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效应。那么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审计意见类型与内部

控制效率是否具有相关性,并且是否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呢?目前国内尚无学者从实证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信号传递理论和风险传导效应,以审计意见类型为视角,通过不同角度选取内部控制效率的替代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进行实证研究,旨在发现审计意见类型与内部控制效率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进而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效率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现有的文献,通过研究审计意见类型与内部控制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效应。

首先,方军雄等(2004)从审计风险的角度研究审计意见,发现: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非常关注客户的风险程度,越是出现亏损、被他人提讼、股东占款比重和资产负债率高,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以下简称“非标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人员在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查后,对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而可能导致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风险(谢荣,2003)。审计风险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针对诉讼风险,审计师倾向于退出高风险的业务。诉讼风险是基于审计需求的保险理论提出来的,保险理论是以风险转嫁理论作为其立论基础,它认为审计具有保险价值,即它能够在审计失败时向投资者提供赔偿。

其次,杨德明、王春丽和王兵(2009)从内部控制质量对外部审计影响的视角,研究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和诉讼风险,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审计程序,如果假定审计收费一定或基本无法改变,那么,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的审计程序也会比较有限,在审计程序选择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注册会计师可能发现不了财务报表中的所有问题。这就必然产生审计风险,增加审计师面临赔偿诉讼的几率。王怀明、项敏(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披露质量对审计师出具清洁的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最后,作为内部控制效率的替代变量,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接受外部审计机构的审核(即外部监督),也是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周勤业(2005)研究发现: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和美国审计署(GAO)(表述其中文含义)都赞成内部控制报告经过审计师验证。另一方面,财务经理协会(FEI)、管理会计师协会(IMA)曾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大体可以归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成本效益的考虑,认为增加审计成本但对财务报告可靠性的提高作用不大;另一个是担心会增加审计师的风险。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1.审计需求信号传递理论认为:信息的与信息的质量成本成反比,通过定期公布财务报表和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或审核等),能向市场有效传递有关公司状态的信息,从而缓解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高质量公司的管理层有动机将公司高品质的信号(如较好的业绩、较好的部控制及风险防范信息)及时传递给投资者(林斌等,2009),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能够显示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因此,内部控制效率越高的公司,越愿意披露详细的内部控制信息。

2.风险转嫁理论是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的基础,即在审计失败时,审计师需要向投资者赔偿。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型下,内部控制风险是决定审计风险高低的因素之一。根据风险传导效应,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风险越高,审计风险越高。审计风险决定了诉讼风险,针对诉讼风险,作为理性人的审计师,基于风险规避的动机,更倾向于出具非标意见。基于风险传导效应,内部控制效率越低,内部控制风险和财务风险就越高,财务报告出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越大,审计失败的风险也就越大。

(二)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审计程序。如果假定审计收费一定或基本无法改变,那么,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的审计程序也会比较有限,在审计程序选择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导致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增加。较低的内部控制效率,一方面增加了审计风险;另一方面,审计师还需要扩大控制测试的范围和改变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进而增加了审计成本。所以审计师为了避免审计诉讼,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反映了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它是衡量内部控制效率的重要指标,即内部控制效率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披露详细的内部控制信息,而内部控制效率低的公司不愿意过多地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由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越低,上市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意见。故而得出假设1:

H1:非标意见与内部控制披露程度负相关。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检查部门,如果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则可以认为该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执行。相对于那些没有定期提交部控制监督报告的公司来说,定期提交部控制监督报告的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相对较高。因为制度是静态的,它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执行,就不能促使内部控制效率的提高。因此,基于此笔者认为,部控制监督部门是否定期提交监督报告,是衡量内部控制效率的重要指标。故而得出假设2:

H2:非标意见与部控制监督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负相关。

COSO报告建议,由管理当局或其指定的人员(如内部审计人员)定期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当局的内部控制报告出具审核意见,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的验证报告一并对外披露。

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出具审核意见,会增加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进而增加审计师的诉讼风险,所以审计师会谨慎出具审核意见,倾向于给上市公司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设3:

H3:非标意见与自愿性披露部控制鉴证报告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变量选择与界定

1.被解释变量设计

本文把审计意见(OPINION)作为被解释变量,OPINION表示上市公司被外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即2008年度是否被出具了非标意见。如果该公司被出具了非标意见,则设定为OPINION=1;否则为OPINION=0。

2.解释变量设计

杨德明、王春丽(2009)采用中山大学和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课题组提供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该评价指标由内部环境(19个指标)、风险评估(8个指标)、控制活动(12个指标)、信息与沟通(6个指标)、监督检查(6个指标),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是否发表意见等七部分指标组成。通过对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的查询,一旦上市公司建立或从事了与某一指标相关的制度或行为,即赋予1分,最后对分值进行加总,即可得该评价指标。由于该指标反映了上市公司与内部控制相关的各种制度或行为,因此该评价指标越高,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以上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的量化指标,使得我国内部控制方面的实证研究具有更深、更广的可行性,也是本文企业内部控制效率衡量的重要依据。

(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

本文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为线索,根据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进行评分。并且把控制活动细分成6个指标: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投资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财务(会计)管理、业务管理,共10个指标,每披露一个指标,则1分,披露完整10个指标则得10分,显然,ICID得分越高,披露越详细。ICID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总体高度。

(2)内部监督(INTERNAL)

内部监督,即是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是否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部控制监督报告。根据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若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部门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部控制监督报告,则INTERNAL =1;否则,INTERNAL =0。INTERNAL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被执行的角度,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3)外部监督(EXTERNAL)

证监会、上交所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明确提出“鼓励央企控股、金融类和其他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在披露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机构对自我评估报告的核实评价意见”。若是EXTERNAL=1;否则EXTERNAL=0。EXTERNAL从审计机构是否对公司的自我评估报告进行核实评价,并且得出意见的角度,反映了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了解程度的高低。

3.控制变量

(1)本年度损益(PROFIT)

上市公司危机严重程度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类型,Chen and Church(1996)、Louwers(1998)认为当上市公司危机显性化(出现净亏损、债务违约、涉及法律诉讼)时,审计师不仅比较容易察觉公司的持续经营危机,而且更有可能出具非标意见。若本年度上市公司盈利,PROFIT=1;否则PROFIT=0。

(2)审计师变更(CHANGE)

李爽、吴溪(2002)借鉴Lennox的研究思路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在变更前一年度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上市公司,通过变更审计师,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审计意见的严重程度。耿建新、杨鹤(2001)发现,被出具过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比未被出具过的更易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在变更后,其审计报告中标准无保留意见显著地多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所以,若2008年上市公司变更了审计师,则CHANGE=1;否则CHANGE=0。

(3)资产规模(SIZE)

鲁桂华等(2007)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住文献中已知对审计意见存在影响的诸多审计风险、公司财务特征、事务所特征等变量的前提下,客户相对规模显著地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相对较小的客户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较高。在模型中,SIZE表示t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4)事务所规模(Big10)

Shackly(1981)和Knapp(1985)的研究证明了事务所的规模会对审计独立性产生影响,规模越大的事务所独立性越强。事务所的规模能够影响会计师的独立性,从而影响审计意见类型。吴瑞勤(2009)实证发现“十大”所出具的非标意见的比例并不比非“十大”高,可见,在中国审计上市公司的事务所在出具审计意见方面并不受自身规模的影响,事务所的规模效应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中并未体现出来。因此若该事务所为表1中的前十大,则Big10=1,否则Big10=0。

(5)股权集中度(OC)

杨孟环(2006)认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股权适度集中的公司比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注册会计师更可能发表真实可信的审计意见。张秀梅(2009)选择H5指数表示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的程度,该指数表示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该指标的效应在于对持股比例取平方后,会出现马太效应(即强者衡强,弱者衡弱),从而突出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实证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非标意见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

(6)总资产净利率(NPM)

吴锡皓等(2009)利用Logit回归模型考察财务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是否显著,实证研究发现,每股收益和总资产净利率越高的上市公司,其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即公司总资产净利率和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成反比。

(7)是否ST(ST)

表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被ST的上市公司,其持续经营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吴瑞勤(2009)实证发现上市公司是否被ST也是公司是否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原因在于,被ST的公司风险较大,由此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也大。2008年被ST的公司取ST=1;否则ST=0。

在此基础上,为了检验前述假设,采用多元回归进行验证,本文建立如下审计意见回归模型:

模型:OPINION = β0+β1ICID +β2INTERNAL +β3 EXTERNAL +β4 PROFIT +β5CHANGE +β6 SIZE +β7 Big10 +β8 OC +β9 NPM +β10 ST +ε

用模型来检验假设1、2、3。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2008年度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按以下原则剔除样本:(1)由于金融类公司与非金融类公司差异较大,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公司;(2)剔除距年度报告日上市时间不到一年的公司,即IPO上市公司;(3)剔除收集数据过程中一些无法得到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共得到1 433家审计意见样本,占A股总上市公司数量(1 543家)的92.87%,其中上交所807家,深交所626家。

本文所涉及的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从巨潮资讯网(.CN)、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2008年中国总收入前十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表》中获取部分补充资料,涉及内部控制信息的数据由笔者手工整理。本文利用Eviews5.1和SPSS16.0软件完成计算和回归分析过程。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其中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上市公司为101家,占样本数的7.05%;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平均值为6.9546,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不高,内部控制效率普遍低下;有635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部门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了工作报告,仅占样本数的44.31%,说明大多数公司的部控制监督部门并没有定期提交部控制监督报告,部控制监督部门没有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收到审计机构核实评价意见的为266家,占样本数的18.56%,比率偏低。总体上来说,从上述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性披露自我评价报告的积极性并不高,披露程度存在严重的问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还不完善。

表3比较了非标意见样本(1332家)与标准意见样本(101家)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方面的差异,即各变量之间的平均数、中位数及其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单变量检测结果显示:两类公司在变量ICID、INTERNAL、EXTERNAL、PROFIT、CHANGE、

SIZE、OC、NPM、ST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标准意见样本的ICID和INTERNAL、EXTERNAL、 PROFIT相对较高,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非标意见样本;标准意见样本的CHANGE在5%水平上显著低于非标意见样本。表3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越小;定期提交部控制监督报告的公司,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比较低。当然,严格的结论有待于下文统计检验的结果来证明。在非标意见样本组与标准意见样本组之间,变量Big1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表4说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表明,反映内部控制效率的三个变量,即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内部监督(即部控制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INTERNAL)和外部监督(EXTERNAL)分别在1%的水平上与非标意见显著负相关。控制变量中,PROFIT、CHANGE、SIZE、OC、NPM、ST与审计意见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

另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与内部监督(INTERNAL)的相关系数是46.6%,共线性的问题不严重,而且这个结果和我们的预期并不一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的构成因素很多(10个)的缘故,所以只设置了一个模型。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337,未超过0.5,因此不会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需要特别关注。

(三)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表5是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ICID的系数为负,与假设1一致。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部控制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INTERNAL)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1、2得到验证;外部监督(EXTERNAL)与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正相关,但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了解程度的高低并不是导致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主要原因,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假设3没有通过的原因可能是:收到审计机构核实评价意见的为266家,占样本数的18.56%,比率比较低。而证监会在证监公司字[2007]235号文件、上交所在2008年1月2日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对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是“鼓励”等这样字眼的自愿性的披露要求,并没有提出强制性要求,从上述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性接受审计机构对自我评价报告出具审核意见的积极性并不高。

就控制变量而言,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与本年度损益(PROFIT)显著负相关,说明本年度损益仍然是导致审计师变更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与审计师变更正相关,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印证了李爽、吴溪(2002)的结论;资产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OC)、总资产净利率(NPM)、是否ST(ST)与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负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分别印证了先前的结论;事务所规模与非标意见正相关,即“大所”更有可能出具客观的审计意见类型,但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印证了吴瑞勤(2009)的结论,即在我国,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并未对审计意见类型产生显著的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1433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08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非标意见为视角,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ICID)、内部监督(INTERNAL)和外部监督(EXTERNAL)(自愿性披露审计机构的部控制鉴证报告)作为内部控制效率的替代变量,探讨内部控制效率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非标意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内部监督显著负相关;非标意见与外部监督正相关,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代表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较高水平,但其现状同样不容乐观,存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规范、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不明显等不足之处。 所以,(1)应该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增强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重视,促使其从思想上提高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切实改变其对内部控制的肤浅认识,帮助其树立企业内部控制的系统观和整体观。(2)要确保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被良好地执行,就应该结合其自身的经营特点和实际情况,对内部控制过程进行恰当的监督,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检查体系,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3)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其内部控制水平,不仅要从上市公司内部着手建立和完善相关内部控制,还要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外部监督,加大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检查力度,强化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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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239.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06-01

一、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的作用

内部控制是指一个单位的各级管理层,为了保护其经济资源的安全、完整,确保经济和会计信息的正确可靠,协调经济行为,控制经济活动,利用单位内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形成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措施、程序,并予以规范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较为完整的体系。

(一)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审计风险

在审计实践中,无论是实质性测试还是符合性测试,都存在抽样误差。假如被审计单位没有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则抽取的样本很可能是偏高或偏低的项目,据此样本做出的审计结论就会有很大的审计风险;但假如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抽样样本代表性就强,抽样审计的风险就可降低。

(二)内部控制会影响审计效率

审计的过程就是在分析评价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基础上,搜集证据,分析证据,并据此做出审计结论的过程。

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是实施抽样审计的前提条件。如果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系统非常完善、运行良好、设置严密,审计人员就可以缩小抽样范围,抽查资料就会减少,大大降低了工作量,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反之,如果内部控制系统不完善、不健全或者运行不畅,审计人员就要适当扩大审计抽样的范围,工作量增大,自然工作效率就会降低。

(三)内部控制为制度基础审计提供了必要条件

内部审计并非审计的专有概念,但是审计工作可以利用内部控制来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制度基础审计就是以对内部控制的测评为基础,运用抽样方法得到审计结论的一种审计取证模式。它可以在提高审计效率的同时,确保审计结论所达到要求的质量和水平。

二、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的局限性

虽然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不可能起着绝对的保证作用,即使内部控制系统十分完善,也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内部控制,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控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逐渐被人们所发现。

(一)受成本效益因素的制约

成本效益是现代企业经营最先考虑的问题,企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内部控制固然能够提高审计效率,减少错误发生,但如果内部控制的成本超过了可能发生错误造成的损失和浪费,那内控制度将不被采用。

(二)人员素质关系到内控制度的成败

内部控制系统的执行主体是人,内部控制的效果与执行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质量有密切关系。因此,如果执行人员素质低,内部控制的效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内部控制会利用单位内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来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可以避免某一个人从事和隐瞒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但是,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人合伙此类控制就起不到作用了。而且,内部控制大多是针对普通员工和中低层工作人员,对那些负责监督控制的管理者则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如果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或授意下属进行不正当行为,越过管理程序,这样,内部控制也只能望尘莫及。

三、解决内部控制在制度基础审计中局限性的方法

(一)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内部控制评价的执行主体是审计人员。所以,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会对内部控制的评价结果有一定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及自身职业素质的培养,应改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职业培训,加深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的理解,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

(二)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审计准则

审计人员在工作中要首先保持独立性,要正直、客观、并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同时,在利用内部控制资料前,要从四个方面确定资料的可信度:一是深入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二是审查企业的内部控制程序是否得当,内部控制体系中的个人是否享有应有的职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三是审查内部审计师是否具有专业能力,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审查并判定内部审计师是否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三)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质量

一个健全的信息系统应该能够提供及时、正确且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效果和效率,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