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论文篇（1）

在变化更为深刻的新世纪，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作为一个体现人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具体变化的风雨表，更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状态。面对这种开放和包容，寻美的艺术家相反迷失了方向：似乎越是追寻美的脚步，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对他们而言，美成了水中捞月的代名词。于是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惶惑不安，开始怀疑传统的一系列美的法则，甚至质疑：当代还存在美吗？提美这个词还合时宜吗？面对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任何时代都存在美也需要美，当今也不例外，而且美仍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只是我们还应看到美还会引领时代的发展。下面我就这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美体现时代的精神。

柏拉图讲：“美是难的。”这即是说，美是什么的问题是难以理解和回答的。wwW.133229.COm莱布尼兹说：美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什么”。歌德认为，美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美是费解的，它是一种犹豫的、游离的、闪耀的影子”。托尔斯泰讲，什么是美的问题“是不能加以科学说明的”。由于解决和回答美的本质问题让这些智者犯难，使人们大伤脑筋，感到高深莫测，神秘费解，所以对美的诠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格尔、丹纳就深信美与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曾根据时代精神（即体现在历史中的绝对精神）把艺术史理解为象征、古典、浪漫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其具体结论，而在于他把艺术的风格和历史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起来。丹纳也曾把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对美的不同见解归之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它不可避免地带上社会生活与时代的烙印。

确实在人类社会，时代不同，美亦有所不同。原始社会，存在图腾崇拜。这是因为，图腾象征氏族与血统的特性，吻合了氏族部众怀念先民尊崇本部氏族的意念指向，形成了美。奴隶社会，出现人面狮身的雕塑，出现饰有虎头纹饕餮纹的青铜器，是因为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崇尚兽性的野蛮和凶猛。这类形象，其特性契合了统治阶层需凭借兽性的凶猛和神异的恐怖性力量进行残暴统治的意念指向，成了当时美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龙凤视为祥瑞，为人心所倾慕，故龙凤图案成了美的图案。至于上个世纪毕加索的怪异绘画，荒诞派的戏剧，西方人视为美的杰作，都与这些作品的特性吻合了西方一个时期内人们变态荒诞的心理倾向有关，都能从战争的恐怖症后遗症中找到原因。凡此种种，都说明美与审美标准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美本身也参与创造时代精神。

第二，美引领时代的发展。

不可否认，美与时代就像孪生同胞，如影随形，但是当今一个“怎么都可以”的世界，一个全面解构的社会，。那么，反映时代精神的就一定是美的吗？

大家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高消费的时期。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被创造了出来，信息产业更是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与选择，并进一步刺激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从而使我们丧失了一种简朴精神生活状态，促成了因当代物质过剩所造成的精神贫乏状态。另一方面，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所以艺术的生产化，精神的表面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品生产者们极力追求表面形式的悦目，以看似有意义的社会学及哲学性的词句来包装这些实际上内容浅薄的视觉产品。这样，到处充斥着低劣，糟糕的作品和晦涩难懂而不知所云的批评文章。一如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伪劣的产品。这些伪艺术以及投机者们在前卫艺术的标签下的一切行为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将浅薄无知，精神的贫乏藏在这样那样的主义和各种口号式的振振有词下面。其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用“文化”，“精神”，“主义”之类的词语装点门面罢了。昨天还在大喊追求精神的终极意义，今天就转而要消解精神的终极意义，并宣称只有眼下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昨天还煞有介事的进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的探讨，对生存的意义作严峻的思考，今天就极力鼓吹艺术数字化的积极时代意义。他们的变化鲜明而迅速，如古谚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孰不知他们只是攀着时代潮流里的浮木，他们以为形式的刺激加上一个时髦的点子就可以做出好的作品，跟上时代就可以展示美、追寻美，其实技术的精致（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形式的刺激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是精神的震撼却是不能制造的，那是艺术家用心力，智慧，修养，技艺和虔诚乃至痛苦（伪劣的无效）铸就的，而非机巧所至，更非简单跟随潮流就可以体现美的。相反，越是追求表面形式的刺激，越显示其精神内核的空洞.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衡量艺术的标准只有：好的与不好的。而没有过时或时髦的。好的作品永远会绽放智慧和感人的光芒，而低劣的作品无论在聚光灯下显得多么漂亮精巧，多么时髦，却不能改变它低劣的本质。而美，它永远不与低劣、空洞为伍。

一位哲人的一段话很适合用来形容现在的艺术界：“时代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曾经大大的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所以如果有人简单而肤浅的说在当代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就是艺术，就是美，那未免太亵渎了艺术，亵渎了美这个字眼。那么是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在这里也已全面瓦解了呢？显然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面对当今的特殊只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真正美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并不就是时代的代言人，它更是时代的领军人。正如康定斯基所说：“艺术家是预言家，他们开辟道路，指引方向，走在时代的最前头，拖拉着一车车彷徨迷惑、牢骚满腹的普通民众-----今天还是仅适用于内在和谐的法则，明天就会被用来支配外部世界的和谐-----艺术家是构造一种文化的强有力的国王。”

记得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当年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复调性”的认识时指出,“在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在当时就盛赞陀氏小说开启了一个无限性的空间,因而陀氏小说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为伟大,这在20世纪20年代时还显得观点突兀、激进,但在时隔70多年之后再来看,托尔斯泰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陀氏则代表了他所处的以及直到今天的时代,可以说陀氏小说是更有生命力的。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总之，不管时代怎么变，生产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怎样变，我们对美的追求仍会一如既往，尤其在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日渐贫乏的当代，美是我们心中的一方净土，一剂精神的良药，它将继续引导人们如何“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1、《艺术概论》王宏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美术论文篇（2）

赞助人是社会学比较关注的一个角度，它是从西方美术史学研究中衍生出的一种方法。在西方美术史的研究中，赞助人的方法有助于解决包括作品的材料、技巧、尺寸、藏处、功能以及题材选择等方面的问题。但它在涉及作品的鉴定问题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赞助人一词，或称从赞助人角度观看中国古代美术史，学者做了诸多尝试，涉及自先秦至明清以来长时段的历史。由于中国美术史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那么在使用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或者说是使用这样一个方法的时候，学者们首先需要认真的鉴别。本文主要介绍近年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①

一、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赞助人

《牛津英语词典》对赞助人(patron)一词下的定义是：“提供具有影响力的支持以促进某人、某项事业、某种艺术……的利益的人，另外，在商业用语中指某位常客。wWW.133229.coM”西方艺术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的赞助息息相关。西方中世纪的艺术家为教会创作，发端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至15世纪30年代走向巅峰，有钱有势的普通人也开始订制艺术作品，一代大师如雕刻家多纳太罗、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以及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和阿尔贝蒂等等正产生于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控佛罗伦萨城。

最早研究艺术赞助的学者之一是艺术史家瓦尔堡。他在1902年撰写的论文《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考察艺术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时期佛罗伦萨中产阶级赞助人的精神状况和艺术趣味。他认为这些赞助人之所以希望请佛兰德斯画家画肖像、之所以发狂地收藏佛兰德斯艺术，其原因在于：这些赞助人都是原纱染厂商和丝绸制品商，所以他们特别欣赏佛兰德斯艺术中对华丽高贵的服饰作的夸张描绘。可见二者的趣味不谋而合。该文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富有想象力的历史思辨相结合，这是从赞助人角度解释艺术现象的发轫之作。

西方美术史研究中涉及赞助人的三项代表性研究成果分别来自贡布里希、巴克桑德尔和哈斯克尔，其对个案研究的细致梳理与考证，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方法的衍生和运用。

英国的人文主义学者贡布里希1960年在对美第奇家族的早期赞助的研究中表明，直至15世纪，“艺术作品是捐赠人的作品”，②也就是说，被视为创作者的是赞助人而非艺术家，因为是赞助人全盘控制了题材和媒介。因此，我们如今所说的“艺术”在当时是用来表达宗教信仰，而不是传达审美情感的。马西莫·菲尔波精辟地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辉煌，成为数十年间杰出的艺术家们荟萃的中心，如果没有教会的大量订货和教皇与红衣主教们用之不竭的消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前提之一。”③通过贡布里希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在艺术中的作用，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即一批对人文主义和艺术充满热爱和有着独到眼光的赞助者与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一起将文艺复兴艺术推向了顶峰。

英国的巴克桑德尔毕生致力于研究文化史与批评的关系。他在写于1972年的《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和经验：图画风格的社会史入门》中对赞助人所下定义为：“约请作画，提供资金及确定此画用途者。”④另外他还特别指出“patron一词是个从其他不同情景中获得诸多微妙含义的专门术语。”由于赞助人在画作交易上不一定乐善好施，因此巴氏在该书中将其称之为“雇主(client)”。在这部书中，巴克桑德尔对于雇主是如何参与了画作的制作、艺术市场的结构、画家和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媒介作用、作坊的状况、某些材料的特定价值等等做了精心阐述。他一再强调，15世纪是预订画作的时期，它不同于后期浪漫主义的情况。他以菲利普·利皮为乔瓦尼·美第奇创作祭坛三联画和基兰达约为因诺琴第修道院创作《博士来拜》为例，阐述了一件艺术作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积淀，这些关系是通过与艺术生产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是一种有效的服务合同的产品，因此我们在观看这些委托的艺术和建筑时必须考虑赞助者的需求和愿望。透视合同内容所述可见，在佛罗伦萨尤为盛行的商业性的交往奠定了15世纪赞助制度的基调。巴氏进一步鞭辟入里地剖析了15世纪合同强调重点的不断演变，即淡化昂贵颜料规定和突出绘画技巧要求这一过程的演变进入了对绘画技巧本身崇拜的历史过渡，而对于大师的膜拜势必伴随着艺术家个人作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⑤巴氏通过构织15世纪意大利绘画交易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寻求绘画技巧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研究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

英国艺术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对于艺术赞助研究的主旨是：揭示艺术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物质和赞助条件下产生的。他依据原始材料，对赞助人和收藏家的不同动机与趣味，以及艺术市场机制变化进行了深入考察，由此而得出具体的、可以证伪的说明。哈氏著作《赞助人与画家：对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则是为巴洛克艺术“翻案”，推翻了巴洛克艺术是耶稣会精神表现这一流行看法，而得出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进一步完善了文艺复兴的成就，在透视、明暗和色彩技巧上精益求精，创造出了更为复杂更为惊人的错觉效果。哈斯克尔对于导致巴洛克时代意大利画坛星光寂寥的解释是：前所未闻的宗教世俗的赞助热情抑制了艺术个性和独创性，迫使其就范于一种“公共风格”。哈斯克尔还将这一成果扩大到对于19世纪法国艺术的重新审视，由此推翻了许多广为流传的“等号式理论”，诸如新古典主义艺术代表贵族阶级的趣味，而喜爱精雕细作的风格则是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嗜好等等。⑥哈斯克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一系列的公认定论，揭示了许多被忽视和遮蔽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对艺术史有了新的认识。

综合上述学术成果，从瓦尔堡对赞助人原始文献的缜密研究、巴克桑德尔对文艺复兴几百份合同资料的梳理，到哈斯克尔对有名有姓的赞助人、收藏家和画商的趣味，展览、画廊和其他影响艺术创作的各种可能因素的生动描述与分析，以及更多相关的西方美术史的研究，⑦可见，赞助人这一新的视角为美术史既有史料的重新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打开了思路，但同时也应看到基本功力的长期积累是新观点、新方法得以施展的坚实基础。从古代碑文的著录，档案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各种史籍和专集的编纂到数量宏大的专题研究和学术论文，这些都是西方史学之功力所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坚实基础的存在，新观点、新方法才能有施展的余地。

二、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赞助人

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倡导对方法的重视，这与上世纪80年代学者的讨论、译介与争论分不开，⑧同时也受惠于国外中国美术史研究对于方法的重视与自觉，从而促进了研究方法的讲求和多元并存。以哈斯克尔的艺术与社会研究为例，就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外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李铸晋的《赞助人与画家》、高居翰的《画家的实践》到包华石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现》，从书名、理论框架、探讨的具体问题、各种观念的论述、对艺术家的解释，作者们都不讳谈到受哈氏的启发。

美国学者谢柏轲认为现代的艺术史家有责任去评估由艺术与社会等级联合而形成或歪曲历史记载的方式，他提出了如下艺术赞助研究的若干命题：赞助人怎样确切地支配他们雇佣的画家创作的作品、风格和内容，这和那些非交易性的求画者（朋友或其他人）对业余画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地方性的职业绘画组织，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业余画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谓业余的？被文人们大量忽视而只偶然见载于官方史籍的皇家画院是如何建立并怎样发挥其作用的？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内向观”(instrinsic study)为主的研究方式开始与“外向观”(extrinsic study)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⑩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打破了中国美术史的一些传统认识：即画如其人，而是将绘画作品意义的来源从内部引向外部，从个人引向社会，从而有助于研究中国绘画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其代表事件就是1980年11月20-24日在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由李铸晋组织的“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研究讲习会，其中心论题就是画家与收藏者、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主持人，李铸晋对赞助人的概念作了阐释，他认为艺术赞助人的兴趣爱好和赞助会影响艺术创作。艺术若要生存，它就必须对人类有价值。它或者作为商品或者功利品，或者是审美手段或精神事物。只要涉足这些方面中一项或者几项的人就可以被看作是赞助人。同时，李铸晋也提到，奇怪的是中国传统著作似乎并没有提到一个与“赞助人”(patron)含义相当的术语。“鉴赏家”和“收藏家”的意思相近，但都不含有“赞助人”的含义。在现代词典中，由于patron译为“赞助人”、“保护人”或“顾客”等，所以李铸晋也特别指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重要的是应当牢记它在英语语言中更深刻的含义。此次会议提交的17篇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赞助人与机构包括：著名的“收藏人”、左右时代审美风尚的文人和艺术家群体、大家族，与重要城市相关的士人等，宫廷皇室、画院、寺庙道观。与会的年轻学者从具体个别画家和画派的研究中去揭示拥有经济力量的收藏者与赞助人在与画家交往中对画风发展的导向与制约。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揭示了绘画风格形态演进的外部原因与内部依据的关系，反映了对中国美术史在方法上的新变化。(11）

这一研究视角的拓展，揭示出了中国美术史历来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即自从宋朝开始，一些艺术评论家总是重复地认为创作本质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觉得艺术家不仅是画他们所认为最美好的事物，甚至完全不考虑到买主或消费者的品味。(12)这种理想主义则部分地遮蔽了赞助人和公众的关系及其趣味的相互影响乃至冲突。因此包括高居翰、包华石在内的学者通过他们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绘画也和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一样，会受经济的或类似经济的交易行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体系下，艺术家作画乃是为了报答、迎合社会上的某些人的需求或期望，从这种交易的过程中，来表现自己的才能、或传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获取某种利益。(13)而对于这一研究方法，中国学者也有着自己的评价。针对赞助人，薛永年指出“被称为赞助人的古代中国画收藏家，不少是画家的朋友，获得佳作的手段也多非购买，但实质上仍类乎交易。”(14)赵国英认为在绘画史与鉴藏史的研究论著中，常常会出现“赏鉴家”、“收藏家”、“鉴藏家”、“好事者”、“赞助人”等等说法，有时在使用上界定不清，而这些概念在古人的眼里是有区别的。(15)

本文尝试以薛永年、高居翰和巫鸿的研究为代表，探讨赞助人方法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针对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的关系，薛永年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因时因地而异的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18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社会文化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艺术精神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

薛永年以传统鉴定学、目录学、文献学为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扬州画派纳入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并联系当时的艺术思潮、收藏风尚和观众的审美趣味变化及绘画自身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多角度进行交叉综合分析，详细地阐释了绘画本体与客体、他律与自律的因果互动关系，避免了孤立看问题和套用概念的弊端。(16)

高居翰以倪瓒山水画的固定风格作研究，他认为倪瓒山水画固定风格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因倪瓒的特殊性情和独特的社会地位所致，传达了传统以来某些文人的特殊个性和处世态度，也反映了这位对于现实环境不满的文士超脱俗世的崇高理想。此外也可能是那些雇用倪瓒作画，而希望在他的画中反映出与倪瓒相同情性的赞助者或雇主，借画以传达情感之产物。(17)

高居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绘画上，他为中国山水画的功能做了分类，包括祝寿、离别、隐逸、地形画、田园画等。(18)他认为这些山水画的特质，都反映出艺术家和被赠予者间的相同政治地位或相同的社会背景，而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充满着不同利害关系的社会中，某一些有共同理想的人间的交换行为。(19)高居翰的研究是“外向观”的代表，他的研究重心在于如何能够分辨出一张作品的功能，并由此而深入探讨画家选用此种绘画类型后如何表达其特殊用途？以及在丰富人们的看画经验之外，更能了解在中国社会制度下，艺术家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反省风格是如何传递了绘画作品以外的人类的想法。

巫鸿的研究则是将赞助人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他在《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20)中谈到“原境”(contexts)，也就是通过审视一件艺术品的物质、礼制、宗教、思想和政治环境，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它在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功能。与这种“原境”研究相关的方法论，即所谓的对艺术“赞助”的研究。在这本著作中，他自始至终强调了艺术赞助人的作用，比如把耗费资源的礼器之出现与史前时代东部沿海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有钱有势的艺术赞助人的兴起相联系；又如将东周时期对宏伟宫殿和陵墓的强烈偏好归因于其艺术赞助人的政治野心；甚至该书第三章都是在考察皇室艺术赞助人在西汉都城长安城市兴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如有关东汉陵寝建筑的讨论，艺术赞助人的地位不再是君主，而成为死者本人、死者的家人、故旧知交。

在《“私爱”与“公义”》一文中，巫鸿则通过审视赞助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揭示了汉代人的死后理想和道德观念在丧葬艺术中的体现。(21)另外由巫鸿主编的《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论文集，(22)其中第四部分的4篇文章突出了对解释方法的重视。作者对赞助人在宗教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所讨论的赞助人包括具有强烈政治企图的外族统治者、不同等级和阶层的女施主及地方宗教社团的成员等等。在综合分析考古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这些作者确定了相关研究中赞助人的身份和他们支持宗教艺术的意图。赞助人方法在这些有关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运用与凸显。

总之，从赞助人这一视角进行古代美术史研究，已经跨越长时段的中国历史，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赞助人，及其对不同材质、不同功能的艺术品的选择……这样的研究角度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艺术史上的艺术家与作品，他们所共有的主题、意义和价值，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三、赞助人方法检讨

近年来，方法论的介绍与研讨成为学术界的关心热点，它对各文艺学科的建设和开拓无疑十分有益。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方法即对象本身”，离开了每个学科的特殊对象与直接目的去泛论方法，或许有益于建设方法论学科，可是未必一定能够解决本学科中的问题。

正如曹意强对哈斯克尔的评价，(23)上述学者的共同贡献在于给予中国美术史研究很大启发，拓展了我们思考艺术的角度。现在当我们再面临一件艺术作品时，不再局限于下列问题：这是谁的作品？是何时何地创作的？它属于哪个流派？与前人或同代人在风格上有何相异之处？它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有什么象征意义？而是可以进一步追问：它是为谁创作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有多大的自由与限制？是谁为此而付的钱？订购人和他的同代人及后人是怎样看待它的？它在历史上与其他收藏者有什么关系？一言以蔽之，它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特定思想、抱负、希望、恐惧、爱和恨？

然而，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以中国美术史为例，用赞助的概念来阐释艺术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的结论：谁赞助艺术谁就可以左右艺术创作的风格和趣味的变化。而这一结论非常危险，因为从文献到实物资料都仍缺乏有效和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美术史上的赞助人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因此，尽管对赞助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分辨许多外在于作品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能有效解答作品的内在形式特质问题。而这一点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尤为关键。

因此，薛永年就认为“西方学者长于从某种特定的思维角度来看美术史及作品，……的确有助于发现新的问题，可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弊端在于，只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看问题，对画家的了解就不容易全面、深入，有时得到的结论会比较片面、简单。而传统研究方法也有其优势，中国的学问从明清以来讲究集大成，也就是注重用综合的方式。书画本身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具体研究中要根据对象来运用方法，而不是用方法来套对象。”(24)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美术史研究学者才会不断地把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分析方法更切合实际地运用到中国画鉴定上来，以便改造中国古已有之的纯靠经验、过于偏重名家个人风格的鉴定方法，建立科学且持之有故的断代标准。

所以，一方面虽然我们主张史学必须不断地吸收新方法，但另一方面则强调不可迷信方法。从经验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都有它使用的局限：彼此相互借用之时一定要慎重抉择因经验对象相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新方法的发展成熟又期待学者的反复试验。而研究的关键还是要以题目或问题为中心，呆板和一成不变的方法不能适用于不同题材的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借鉴和更新是由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决定的，因此近年来学者们才会不断提出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杜维运说：“（陈寅恪）留学西洋，会通其史学理论与方法，归而不露痕迹的研究国史，撰写国史，这是输入西方史学的最高境界。”(25)这或许对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我们有所启发。

（拙文撰写中，殷双喜博士、刘婕博士提出宝贵意见，赵国英博士、吴晓明博士提供艺术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而深入。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学者们大多是运用这一方法就具体问题予以解答。

②贡布里希《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梅迪奇家族》，《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

③［意］欧金尼奥·加林主编，李玉成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三联书店2003年。

④baxandall, michae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1972.

⑤巴克桑德尔的一系列文章由《新美术》译介，如《时代之眼》，《新美术》1991年第2期；《绘画交易的条件》，《新美术》1991年第2期；《视觉习惯与文化》，《新美术》1998年第1期；《绘画与种类》，《新美术》2001年第2期，等等。（英）m.巴克森德尔著，曹意强等译《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

⑥haskell，francis, past and present in art and taste:selected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skell, francis, taste and antique: the lure of classical sculpture, 1500-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曹意强《艺术与历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哈斯克尔的一系列文章亦由《新美术》译介，如《19世纪法国绘画中古代大师的形象》，《新美术》1991年第4期；《趣味与历史》，《新美术》1991年第3期，等等。

⑦曹意强《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新美术》2000年第1期；邵宏《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⑧薛永年《美国研究中国方法述略》，《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林家琳《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概况》，《美术》1989年第5期。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⑨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载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⑩相关内容参见：方闻著，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高居翰、班宗华《通信集》，载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11)李铸晋，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部分论文翻译后在《荣宝斋》杂志连载发表。

(12)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朵云第52集·中国画研究方法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13)martin. powers, pictorial arts and lts public in early imperial china,art history, june 1984; and artistic taste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former han china,art history，september 1986.

(14)薛永年《中国画在美国》，《中国画》1986年第2-4期。

(15)赵国英《关于绘画史与鉴藏史的思索——从王鉴绘画研究中看明末清初绘画与鉴藏的关系》，《美术研究》2006年第1期。

(16)谭叔乐《尽微·致广·通变——薛永年的治学》，《美术观察》2003年第12期。

(17)james cahill, ed, shadows of mt. huang: chinese pain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anhui school, berkeley, 1981;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18)高居翰《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新美术》1997年第4期。

(19)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朵云第52集·中国画研究方法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20)wu hung，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巫鸿《“私爱”与“公义”——汉代画像中的儿童图像”》，《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7月。

(22)1999年11月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第一次“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会议。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

中国美术论文篇（3）

中国画在古代大体为自律发展，数千年守望着它的精神家园，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成独特体系而辉煌璀璨。但近代以降，中国画便在西化霸权下错位发展。俞剑华指出：“……国画即吾民族最丰富之宝藏，最高尚之文化，且为世界所独具者也。国人醉心欧化蔑视国画，直视吾国如无画者久矣！”②由于醉心西化者把西方进化论史观奉为神圣教条，无视中国画本体发展规律，用西方科学主义及写实主义标准丈量中国画，导致价值判断严重失衡。

一、 错位发展——“拉开距离”：百年反思的反思

20世纪最先对中国画发难的康有为认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甚至应“以郎世宁为太祖”。③自引进西方美术学院，中国画便进入他律发展的境地。（见表1）

为推行西化，蔡元培礼聘反对中国画改造的陈师曾为首席导师，在北大成立“画法研究会”。WWW.133229.COM⑤(那不过是蔡氏的一个手段)他还排挤传统派的夏震武和辜鸿铭。⑥仅此，中国画在西化霸权下的边缘化处境已可想见。继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画“改造”、改名（称“水墨画”“彩墨画”）；⑦“批黑画”“革毛笔的命”、山水画家被迫改画人物；⑧70年代的“打倒”自不待说；80年代的“穷途末路”、90年代的“打倒中锋”“笔墨等于零”……中国画不知经历多少劫难，它仅凭特有的文化再生力顽强走下来。

无疑，我国学院美术教育究竟是培养了一些人才的，但与要求相比极不相称。为什么至少近代画坛一些举足轻重的中国画家并非出自美术学院？⑨西方学院化这鞋子对中国画究竟合不合脚？仅从中西美术教育整体特征看：（见表2）

可见大相径庭！百年中国画竟是个“倒栽葱”的错位发展。我们却一直把中国画教育的西化大旗虔诚地扛到今天。或许错位发展可能带来错位的某种枝节的 “小得”， 但那毕竟是以对经典文化整体发展的“大成”根本的被解构、被自毁为代价的。而由此导致的文化建设中的价值无根性尤是后患无穷。经历了完善与辉煌、冷遇与劫难的西化霸权下的异化与错位发展，一个中国画自主发展的理路日渐清晰：（见表3）

潘天寿作为坚持中国画本体价值的大师、美术教育家，他提倡人格教育。50年代在国立艺专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中国画系，又将国画系分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科进行教学。建立起包括文学、书法篆刻在内的较为完备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应该说，他著名的中西绘画发展要“拉开距离”的思想，已初步体现中国画自主发展的历史要求。

二、惯例发展——浮出水面：中国画学院现象

历史要求从形成到实现却经一番历史过程。当黄宾虹、潘天寿等深谙中国画本体价值的精英们试图扭转错位发展、争取自主发展之时，惯例发展的迷雾也伴随其中。若说错位发展属文化建设的方向性问题，而惯例发展也并不仅仅是方法策略问题。实质上它们都是以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及文化殖民主义为文化价值根源的。诚然，惯例发展也是以西化的错位发展为前提的，但惯例发展更以造型中心主义、画种平均主义、美术教学自由主义等为表现形式并狃守画种分类学框框而阻碍对中国画的本体艺术探寻，以至于长期跳不出他律、他化、被消磨、被淹灭的泥潭。不同的是，前者还易于识别，而后者则难以觉察，包括主张者本身。因此这也是问题的要害。中国画惯例发展的具体表现显而易见：

一是中国画总体学科地位的人为下跌严重。在1999年修订的国家专业目录中，“美术学”作为“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社会上，美术在“小三科”中无论“体音美”“音体美”，都是“美在最后”），到“绘画”已是三级，而中国画至多只是一门“课程”，与本相对举的“西洋画”下的油画、水彩等相邻排列，所谓“国、油、版、雕”的排列即是。建国后在哲学、文学、美学、美术史、画论、音乐、戏剧、医学等学科的中学部分都是与西学部分基本成对举之势的，中国画却在“绘画”中被下压到它应对举的“西画”（现在连“西画”一词都不提了）的下一层级（如油画、水彩、水粉）并列。

二是中国画的现实发展境遇的失控滑坡急速。即便在深谙传统价值的大师那里，无论是通过著书立说的“画语录”方式呼吁主张（如陈师曾），还是身体力行地施于办学规模调整或行于教学过程（如黄宾虹、潘天寿），都因缺乏专门深入论证的科研品格而影响着本来富有价值的预见的传播信度和效度以至于被漠视、被“悬置”，仅停留于分分合合的就事论事层面（上世纪50年代国、油、版的分合拉锯，对学生有意义，而对学科地位及“拉开距离”并无价值），湮灭在层出不穷的现代新学科、新课程之中。至今，在一些普通高校美术教育那里仍是“国画、平面构成、静物”这样排列。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以空前规模大发展、大扩招，二级学院、新兴专业如雨后春笋，美术高考热蔚成新景。2005年全国2521个新增专业，中国画又面临“汽车模特儿”“空间技术”等爆炸性的专业覆盖。在“造型”“设计”“视觉传达”“媒体”“传播”等时尚话语下，中国画在美院曾招不到学生或勉强维持，而在师范院校等为数众多的综合大学的美术教学系统，也只是一门“课程”而已。我们亲手把作为自己国家形象代表、优秀民族文化和艺术品牌的独特艺术沦落至如此境地。中西绘画发展“拉开距离”的初衷至多达到个“与时俱进”的效果。

这样，中国画的自主发展虽经几代人的抗争和努力，却迟迟没能实现主体在文化建设进程中的文化自觉，没能实际地推行更妄谈开花结果。我们需要在中西错位发展和惯例发展的误区中猛醒：中国画不只需要保护，更需要发展。但在信息化社会，这种发展仅仅寄希望于一些杯水车薪的局部性努力或跳跃式的行动都是远远不够的。船高水更涨的境遇下要浮出水面、脱颖而出就必须借助学术的力量，通过科研上升到文化自觉达到意义共识，才可能实现中国画的科学发展。

力主“中国画应该姓中”的画家邵洛羊，2001年7月在一次全国美院教改研讨会上就提出：“中国画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趁部分老国画家还健在，及时采取措施，挽救中国画，是时代赋予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办一所‘中国画学院’。”

陈绶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理论家、新文人画领军人物，他尖锐地指出：“在这一百年的新兴的美术教育中，从来没有过一个中国画学院，这难道不是笑话吗？我们能否指望从外语学院里面教出一个中国文学家？既然我们承认绘画是一种语言，又怎么能从一个教授西方绘画语言的美术学院中培养出当代中国画家来？”他与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精心筹措，2002年3月1日，在桂林西郊风景秀丽的燕山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以中国画命名的学院——桂林中国画学院（由陈绶祥任学术主持，院长：黄格胜，副院长：余永健、伍小东）。

潘公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颇得其父潘天寿的艺术精髓及中国画教育思想的陶养。他在2001年全院教改研讨会的八大板块办学规模中，先将中国画作为“系”设在造型学院之下，后于2005年12月28日挂牌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田黎明，副院长：唐勇力、胡伟）。

两所中国画学院的相继问世，无疑成为中国画教育的里程碑（但还不是终点站）。中国画学院现象标志着中国画开始跳出惯例发展误区，但中国画自主发展的“梦想”真的“成真”仍须付出许多努力。

毋庸讳言，两所学院都从“西化”走来。但作为把中国画教育带入西方学院的中国最高美术学府，在把学院真正带入中国画教育的步伐中显得暧昧而乏魄力且不无包袱感。笔者以为，在今天只是搭建一个中国画发展的新平台并不难，可中国画教育的平台仍搭在西式的美院，这对“拉开距离”的机制的保证意义不会很大。难说他们对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包容气度”不会影响办学特色的鲜明性。而桂林中国画院的国学本体文化指向倒明确得多。

“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现代社会的文化学术价值多元，达成某种决策性共识的依据，只能是学术决策（即科学决策）。通过学术研究，经过科学论证求得共识，再付诸实施。教育史表明，教学上自由主义的大学往往难以成就大事。桂林中国画院不仅首开大学学术主持人体制之先，院长黄格胜还就中国画学院申报并主持专题的科研立项研究。

三、 特例发展——根植沃土：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

中国最早的也是古代唯一的国立绘画学院性质的机构是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创立的国子监画学。这是中国画学院在古代的雏形。这里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造就了宋代院体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崇高地位。它经过仅有的六年历史，就把一个中国画良性发展的教育教学系统留给我们总结借鉴。相对于今日西化下的美术院校中国画教育系统而言，它给我们以启示并可借以看到中国画发展的理路前景：（见表4）

中国画学院本身当然不是目的，我们不是要把它固定为中国画教育的唯一模式。而中国画的特例发展这一中国画学院现象所代表的意义和历史要求才至关重要。

按照表4“分析”栏，除第5、6、7点外，都形成鲜明的反差：（见表5）

另就表5的第8点而言，画史上特定画科成就显著之时通常是该画科单独“立名”“分科”并被不同程度地重视之时。试想，山水画及花鸟画如果仍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白描画仍作为彩绘和设色画的底样，就不会有它们后来的发展高度。万法归宗但术业有专攻。规律相通却不相同。虽然建国后重视人物画而极大提高了国画人物的造型水平，但这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对花鸟、山水不一定会适用。素描万能的造型主义基础观对于中国画起码是文化错位。整体观之，宋代画学教育系统是以完整而独特的中国文化为依托的。这表明中华文化是中国画发展不可离弃的沃土。这也正是西化下的院校中国画教育的薄弱之处。虽然中国画的特例发展不是一种模式、一种规定，而是一个方略、一个理路、一种状态、一种重建。而以下要点对实行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并进入特例发展至关重大：

学科地位：国家决策者虽不会都像宋徽宗那样嗜画，但人民喜闻乐见与国家文化发展所需在今天就是“圣旨”。这就必须通过国家决策并在国家专业目录中将中国画按特例提升，或为二级学科，与“美术学”并列都无不可。这样，即使在不单独办中国画学院的各高校中，其课程设置、课时量与学科地位结构也都会得到特别提高。分科分系以至成立中国画学院都不等于“拉开距离”。中国画要开通“地铁专列”，它至少应在“绘画”中与西画以两大板块形成对举之势。（见表6）

学术研究：以科研开路，结合实践，围绕中国画特色规律对中国画教学从文化特征、办学理念、教材系统到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科学论证，早日形成中国画当展的完整体系成果并应用于教学。

学术主持：中国画学院设学术主持是一个重要经验，同时，院长也至关重要。应由学术理想一致、坚持中国画本体价值、中国画教育科研成果卓著的资深教授等学术精英人物担任学术主持，并坚持在教学、研究和办学方面对学院持续给予方向性学术指导。

教育目标：以人格教育为首务，全面实行特例发展的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

学术依托：以国学文化为本。可与中国哲学、宗教、文学、京剧、中医、堪舆、武术、民族民间美术等学科置于同一办学空间，同根互证，特色发展。

挂靠大学：以往挂靠美术学院和艺术学院仍难以达到中国特色文化品牌特例发展的特殊要求。应挂靠国学学术资源丰厚的文科类综合大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南京大学国学院等。

课程设置：组织编写精选的文化理论课时比重不少于1/3，改变重技轻文的倾向。

招生考试：不考素描色彩而代之以书法、白描、命题画、古汉语、历史、美术史等。

教学理念：从经典与创作的画稿摹写设计能力入手，扭转西方素描写生为中国画造型基础的做法。

中国画的特例发展理路的具体环节尚待进一步探讨。它期待有识之士的共识与多方协同合作，更需要广大同仁悉心建构并付诸实行。

注释：

①见美术观察.2002.5.4—6.“观察家”栏目

②俞剑华.国画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

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m].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岳麓书院2003.19.引自林木.历史认知与历史真实的严重错位——20世纪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干扰与失误[j].载美术观察.2006.12.81—85.并参见中央美院编.中国美术简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246

④⑤表1左栏根据朱青生的归纳作.见朱青生、（德）史耐德.主动误取——关于中国绘画西化过程中一个史实的研究[j].载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世纪中国画[m].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1997. 80—82

⑥同④83

⑦卢辅圣、徐建融、谷文达.中国画的世纪之门[m].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249

⑧卢.艺术大师之路丛书.潘天寿[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29,另见.艺术.2005.7.88—92

⑨邵洛羊就说：“我国院校教学近一个世纪，培养中国画人才数以万计，但历数中国画坛成功的良材，仍多靠师徒授受，没有几个是从院校培养造就的（如上海画院的吴湖帆、贺天健、江寒汀、张大壮、唐云、程十发、刘旦宅三十岁左右已誉满春申，他们是师徒授受造就的）。”还说：“沈尹默、启功、周汝昌、黄秋园、张朋、陈子庄、黄永玉、黄胄等一大批书画家都不是美院培养的，但他们的中华文化底蕴都很厚。”见邵洛羊.中国画应该姓中[m].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46.徐建融也感慨：“像张大千、黄宾虹、吴湖帆、齐白石、陆俨少、谢稚柳，包括潘天寿本人，这类传统型画家，美术学院至今没有能培养出来。”同⑦153

⑩由笔者归纳

11恩物（gifts）一系列可供儿童在玩中学习的教具，共10种。德国佛里德里希·福禄贝尔1835—1850年发明。滕守尧、（美）阿瑟·艾夫兰著邢莉译.西方艺术教育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57—160

12同⑨84

13同⑧33

142004－03－15－08：47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15同⑨84.山西大学李德仁教授赞同邵的主张并助写文稿。参见⑦153

16陈绶祥.中国画教育，失误，还是错误？美术观察[j].2002.5.14

17 2005-12-29.光明网

18刘炜.宋画院的教育功能与院体画的发展.美术观察[j].2005/12.89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

中国美术论文篇（4）

什么是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不过，《周易》之象是卦象，是符号，是以阳爻阴爻配合而成的试图概括世间万事万物的六十四种符号，属于哲学范畴。绘画上借用并引申之，“立象以尽意”的原则未变，但画中之“象”已不是卦象，而是抽象的符号或者具体可感的物象。

在人类艺术发萌之初，东西方艺术表现形式十分相似。中国诸多岩画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早期洞窟壁画都能找到共同点，在手法上都使用了“意象”“象征”，有意识地运用绘画符号记录社会活动场景。由于各自的历史原因，东西方艺术逐渐分道扬镳。西方科学发展导致了绘画艺术以解剖学、透视学、光学、色彩学、心理学为主的以写实主义为核心艺术的产生，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步产生出印象派、立体派等艺术画派。而在中国，受着伦理、哲学、宗教诸多的影响，绘画艺术步入了更高层面的意象主义轨道。

一

中国绘画艺术，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社会生活、文化氛围内产生、成长、壮大的独特艺术形式，其创作思路、形式是以意象为重要核心的形神兼备的表现艺术。wWw.133229.cOm不管中国历代的审美和绘画技术差异有多么大，中国绘画始终没有偏离意象的轨道。形象塑造的意象性，可以说是中国绘画最本质的要求。在构图上有散点透视之形，在意境上有气韵生动之说，从而产生“形神”关系之理，它在人物画上表现为身心的关系；在山水画上表现为天人的关系；在花鸟画上表现为物我的关系。以至所有中国画的传世佳作都能达到其他画种难以追求的空灵境界。

佳作诞生之前必有其雄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国的画家从儒释道中吸取大量精髓又从绘画作品中反映出来。孔子在《论语·雍儒》中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把道德观念与自然景物的欣赏联系起来的说法，尤其对后世士大夫画家的审美思想产生极大影响。文人画家将这一观点发展为“仁智者乐山乐水”，后发展为“乐山水者必为仁智者”，从而为儒家既有山林隐逸思想而又并不排除其“仁智”的品德与情操找到了根据，为意象艺术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老子有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他的所谓“大象”，就是他作为“道”的别名，道就是自然之道，也就是从客观存在里综合得出的真理。一切思想意识与学术文化都渊源于客观存在，绘画艺术也包括在内。但“大象”毕竟涉及到客观存在的可闻之声、可视之象与自然之理。所以，他的所谓“大象”，当指客观世界上可视与不可视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抽象的也是概念的。所以，诗人就可“以意写象”，画家就可以“以形写神”。所以说“大象无形”，正是为中国文人画家作画重“意象”找到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类似的根据还有如“大巧若拙”等。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六法的标准系统地评点绘画。谢赫将“气韵生动”推为六法之首，充分说明谢赫推崇“意象”在绘画中的地位。气韵就是顾恺之所说的神似，谢赫自己也称气韵为神韵。谢赫时代的绘画主要是肖像画和人物故事画，气韵的本义是因人物的精神气质而生动。后来，气韵生动的范围扩展到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的绘画，并且成为整个绘画艺术性的一种衡量标准，甚至笔墨效果也包括在内。同时，如果没有意象艺术的思潮存在，气韵生动的含义也很难得到发展。

意象艺术的特点是“立意造像”。在具象艺术中由于透视学的限制，光、形就是一切，一切都很符合形的要求。而意象造型中的“象”，不仅是形，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藏有深刻的含意，是象中有意、意中生象，立象尽意。中国绘画的意象表现为“似与似不似之间”，目的是完成“不似之似似之”的一种作品的内在“神似”，这种“神似”仅仅只是绘画作品的一种表现与表象，一种画家的理念上的技法再现而已。要使作品内涵真正达到完美的“神”的境界，还需要画家注入自身内在的丰满的精神，以求“意”的最高境界。

传统上意象艺术的中国画，通常注重的是“身心”“天人”“物我”的关系，而欠缺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所在。现代中国绘画正以宽容的姿态和更开阔的视野注视、吸收世界各国的艺术表现形式，然而中国的绘画必须蕴藏中国的人文哲学思想，必须注重博大空灵，必须注重民族文化精髓，必须努力通过学习和反思，不断体验生活，以画家独有的灵感去捕捉现代文明给予的启示，并坚持中国特色的艺术传统，不断总结，才能使当代中国画艺术在人类文明宝座中闪出灿烂的光芒。以中国第一代油画大师的风景画为例来说，李铁夫的求实、徐悲鸿的规矩、颜文的严谨、林风眠的随意、吴冠中的抒情等等也都各具特色。许多美术家都喜欢说，艺术中的民族情感和趣味对艺术家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论艺术家自觉追求与否。

中国画技法的核心是笔墨，不讲究笔墨也就丢掉了中国画基本的艺术语言。南朝谢赫在“六法”中讲到“气韵生动”为笔墨的最高境界。笔墨有一定的独立审美因素，有抽象因素，但不是纯抽象，笔墨与表现形象有机结合，创造意象，正是中国画特色。西方绘画中讲究构成的方法，是从建筑中得到的启示，可以增强画面的整体感和力度，是笔墨所达不到的，也是中国画应吸取的积极因素。因此，将笔墨与制作相结合，就可以大大增强艺术感染力。中国画的笔墨处处都流淌着画家情感的轨迹，是情感的一种张扬。用线写形是中国人物画造型最主要的课题，即使是画人物小品的没骨法也要有以线造型的基础。“遗貌取神”“形神兼备”“传神”是中国人物画的最高标准，特别是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更重主观表现和情感抒发。在笔墨运用中以“骨法用笔”为核心，强调书画同源、以书法入画，重在一个“写”字，而不是“描”，也不是“涂”。“写”——正是情感的张扬和心灵的轨迹，文人画将这种艺术实践的体会总结到相当高度。西方的许多现代绘画大师也是从东方艺术中悟到了这点。

二

西方油画的风格样式和技法语言多种多样，神采各异。如意大利的古典、德国的凝重、法国的优雅、西班牙的潇洒、英国的朦胧等等。因艺术家个人的艺术修养和性格爱好不同，画风及志趣也各有风貌。笔者以为要扩大绘画的外延可借助抽象艺术的表现形式。1942年在纽约古今汉美术馆举行“抽象艺术大师联展”的目录中有人写到：“抽象艺术的造形包含了艺术家的生活直觉，是不受具体外表约束的自由发挥。”抽象艺术的实质注重的是直觉与造形，是事物在人脑里的印象，通过色彩、线条的构成或即兴生成的艺术，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的随机表现的艺术形式。如具有东方血统的康定斯基画了大量的以“构成”“即兴”为标题的抽象画，作品以丰富色彩唤起人们精神性的感受，以及富于音乐性的协调之感。

尽管抽象艺术最早源于中国，但西方抽象艺术与中国的抽象艺术以及意象艺术在理念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的抽象艺术主要表现在中国书法上，最早的汉字甲骨文、金文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举的缓急把象形的图画模式逐渐变为纯粹化的抽象的线条和结构。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乐音来一样，发展其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轻重、疾涩、虚实、转折、顿挫、节奏、韵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

从表现形式上看，中西艺术中各取所需。西画讲构图，国画讲经营位置；西画讲透视法（焦点透视），国画讲“三远”法（平远、深远、高远）；西画对色彩研究至广，国画对墨色研究至精；西画论刀法笔触，国画重骨法用笔，还独有“十八描”和各种皴法。从内容上看，西画风景提倡野外写生（如印象派），中国山水提倡“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如荆浩的“写生数万本”）；同是对自然景观的真诚描绘，油画风景重光影色调，中国山水重形体结构；油画风景偏重从自然整体中挑选和割取局部（如取景框的运用），中国山水则偏重将局部腾挪和拼装整体（如“咫尺千里”的提法）；油画风景擅绘实景是长处，下者易拘泥和呆板，中国山水擅绘大山大水是长处，下者易无序和空泛。

西方艺术语言和事物关系历史发展的重要观念，被引伸来解释西方现代派艺术，说明西方思想与艺术（文化）发展的一致性。西方现代新派艺术家所思考的是同一类的问题，艺术家们用不同方式——不同流派风格来处理“语言结构”与“意象结构”的关系，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生活在时代之中，都是特定的时代的“思考”。

西方绘画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造形表象”与“语言所指”的分离；一是“表象事实”和“表象联结之认定”的对应。前一个原则比较好懂，后一个原则相当难解。西方艺评家福柯说：“表象物”与用以表现这些“表象物”的手段（点、线、面、色彩等）之间要有一种对应关系，否则就不成其为“画”。如他提到的马格利特的《不是烟斗的烟斗》这幅画，是在一个貌似稳定的画架上，这幅在画架上的画，酷似教室里的黑板画，而这个画架的架子是不合比例的，似乎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但半空中却漂浮着一个大的、像幽灵似的烟斗。我们当然不可从这里就去揣测马格利特似乎要“画”出一个“永恒”的“烟斗”的“理念”或“意象”来，但却似乎很容易引起人们想到马格利特对早年“字”“画”游戏式的“分离”“游离”有一种积极的否定态度，当游离的“字”和游离的“画”“破碎”后，“无名”“无字”的“物象”仍然高悬，虽飘忽不定，“惚兮恍兮”，但仍清晰如“画”。其实这是马格利特常用的手法，以真实画面之间的独特的处理，来表现“现实”与“梦境”“实境”与“心境”“物象”与“意象”之间的沟通关系。以独特的手法来处理“画面”正是艺术家的技巧所在。

还有克利的画，力图在“形状”的结构中表现一种“符号”，同时又具有写的成分。这种“画”与“写”的结合，使得物象变形，不易辨认。克利以结构来使形象变化，不惜割裂、扭曲实际形象以显示这种结构。到了康定斯基那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则干脆舍弃了任何具体的、可辨认的形象，成为“意象”的绘画和“非表象的”的绘画。在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只有各种用以连接表象的手段：点、线、面、颜色，但却无“表象”的“事实”，而只有惚兮恍兮的“意象”存在，触动着每个观者的心灵。这样，康定斯基的画，就成了一种新型的“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本是一种“记号”，是“无形”之“形”，并无“实物”与其“对应”，为“无象”之“形”，从通常的绘画史角度来说，康定斯基的画是理智主义、科学主义的产物，它要表现的不是事物的表面形象，而是事物的“本质的结构”及“意象”。

抽象派绘画，如同其他的现代流派（达达派、立体派等等）一样，并不是要人们从绘画中“看”出“什么”，而是要人们从绘画中“读”出“什么”，“感受”到“什么”。超现实主义以梦境幻觉视象来表现“心象”，抽象派以抽象形式来表现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来看，中西艺术之间似乎又是殊途同归，在“意象”的表达上又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进入后现代文化情境以来，艺术无论是在观念、材料还是在技法、形式上均走向了多维的综合与多元的建构，那种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孤立的艺术语言描述已逐步成为昨日黄花。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东西方的联系日益密切，中西艺术（东西方）艺术之间进一步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创作意识及绘画风格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同之处，而各个门类艺术之间也出现了融会贯通的局面，相互之间的门类划分也日渐模糊难辨，特别是在美术界出现了“大美术”的概念，各门类艺术之间、各国艺术之间的交流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参考文献：

[1]葛鹏仁 著《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0年

[2]（美）威廉·弗莱明 著，宋协立译《艺术与观念》，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年

中国美术论文篇（5）

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康有为在《广艺双楫•十六宗》中，提出了十条评论标准，即所谓“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辉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发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郭绍虞在《怎样欣赏书法》中提出了六条标准：“一、形体，看结构天成，横直相安；二、魄力，从笔力用墨看；三、意态，要飞动；四、流派，不拘泥碑帖，不以碑的标准看帖；五、才学，书法以外关系；六、气象，挥朴安详。wWW.133229.cOM”

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欣赏书法作品时的参考。如果进一步加以归纳，则不外乎“形”、“神”二字。所谓“形”，指的是由特殊的笔画线条所构成的外形，包括字的笔画、字的结构、一幅字的布局；所谓“神”，指的是上述外形中内在的精神，包括笔力、气势神态、情感等各个方面。因此，欣赏书法作品，不仅要看一点一画、一字字和整幅字的外形，更要看它的笔力、气势、神态。如果外形美观多姿，内在奕奕有神，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形神兼备”的好作品。分析、欣赏书法作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字的笔画长短、粗细、浓淡是否多变而适宜

汉字是由若干个线条式的笔画有机的组合而成的，这若各个笔画，尤其是一字之中的相同笔画，在字中不能长短、粗细、浓淡一模一样，应该而且必须有所变化。如“多”字的四个“撇”画，唐太宗认为，应该分别写作，一缩，二少缩，三亦缩，四须出锋。这里所说的“缩”，就是笔势收缩而不伸展，含有“短”的意思：“锋”就是笔势伸展而不收缩，含有“长”的意思。“多”字的“撇”画是这样，其它的笔画也是这样，否则，字形就显得死板，单调，也就无艺术可言。

二、字的“重心”能否给人以稳健的感觉

字姿可以而且应该多种多样、千姿百态，但不可忽略必须把字的重心“稳住”。欧阳询的字，初看起来，有摇摇欲坠之感，但仔细一看，它犹似千年古塔，虽欲倾却“重心”不离地，依然稳健如新。有些书法欠佳的字，平躺在纸上似乎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但如果一竖起来，则往往东倒西歪，中心不稳。因此，要判别字的重心如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纸竖起来，看看它有没有“倒塌”。

三、字势是否自然

宋代王安石有一句论书名言：“不必勉强方通神。”所谓“不必勉强”，就是历来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们都一致强调的要“自然得体”。王羲之在给他的儿子王献之传授书法经验时说：字要“自然宽狭得所”，“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独擅一家之美”，关键在于“天质自然”。

四、看整篇书法作品的章法、笔势是否一气呵成、融会贯通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犹如一幅好的山水画，它必然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气势连贯，笔虽短而意却连。汁白以当黑，疏密得当，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作品中的落款、印章也是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是否用得恰倒好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若是画蛇添足，也会有损于整幅作品的艺术性。

五、看书法作品中的笔法是否有法度有新意

书法艺术具有极强的继承性，书写者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度。但是，仅有继承，甚至与古人写的一模一样，还称不上真正书法艺术，充其量只能是他人的“奴书”，还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在评论和欣赏书法作品时，要看作品中能否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六、在欣赏书法作品时，要适当地了解其创作的时代背景

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一样，与作者书写时的心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艺术风格常随作者的年龄和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书法家可以由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情而写出不尽相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作品来，如颜真卿中期写的《多宝塔碑》，是在和平环境的得意之中写就的，字势端重浑厚，清晰悦目，成为楷书中的代表作；他晚期写的《祭侄文稿》则是在朝廷岌岌可危，侄儿不幸身亡之中写就的，悲愤之情夺腔而出，于是，出现了笔画浓淡、疏密、大小不一，甚至涂涂改改的粗犷、潇洒的风格，成为行书中的代表作。因此，一定要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评论和欣赏，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美术论文篇（6）

美术作为人文学科之一，它包含着美术实践与美术理论两个方面。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美术实践与美术理论各自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某些交叉与互补的关系。美术实践主要是通过形象思维的过程来完成的，但它并不完全拒绝逻辑思维的方法；美术理论则主要是通过逻辑思维的过程来完成的，但它亦不排斥形象思维等非逻辑方法的应用。

所以说，美术理论是对美术的理性的认识。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式，是人们凭借抽象思维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有效方式。理性认识以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为特征，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对象和内容。作为理性认识的美术理论主要是通过逻辑方法来完成的。逻辑方法是研究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从而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逻辑的思维形式是抽象思维。抽象与感性直观是对立的，一切科学的概念或范畴都是抽象的结果。抽象既与感性直观相区别，又是感性直观的发展，它是以感性直观为中介的对客观对象的间接反映，它所提供的关于对象本质的认识是感性直观不能达到的，因而，它又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WWW.133229.COM人类只有借助于思维的抽象力才能揭示和把握感性直观所不可能发现的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

抽象思维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类型，它主要是指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事物内在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过程与方式。它是通过逻辑方法而获得认识成果的。逻辑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推理是以一个或几个命题为根据或理由以得出一个命题的思维过程。作为根据或理由的那一个或几个命题是推理的前提，由前提得出的那个命题是推理的结论。逻辑作为一门科学，不仅研究个别的正确推理形式，而且还研究各种正确推理形式之间的关系和提出关于正确推理形式的系统理论。

人们的思维活动除了理性的、逻辑的因素外，它还包括着感性的、非逻辑因素。非逻辑因素一般主要指人的认知、情感、意志、动机、欲望、信念、信仰、习惯、想象、联想、灵感、直觉、顿悟等。非逻辑方法一般可分为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两大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非逻辑方法，是指美术理论研究中的非逻辑方法，而并非是指美术实践中的非逻辑方法。逻辑方法与非逻辑方法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却具有相互补充的功能。在学术研究中，逻辑方法出现阻隔时，非逻辑方法往往是另辟蹊径的有效手法，而一旦用非逻辑方法沟通了认识的渠道之后，又需在新旧认识的鸿沟上架起逻辑的桥梁。

我们强调逻辑思维在美术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并非排斥非逻辑思维的价值与地位；恰恰相反，由于美术理论研究的对象具有较强的实践特征，这种实践特征本身又具有鲜明的非逻辑思维因素，因而，不仅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需要非逻辑思维方法的补充，同时在对研究对象做出客观和科学的认知时，还需要研究者必须对非逻辑思维方法有一定的把握，在某些方面，它还要求研究者甚至要具备非逻辑思维的实践经验。不可想象，一个不具备色彩感知的人会在色彩艺术理论研究中取得什么可靠的理论成果，一个缺乏对毛笔性能掌握的人会在书法基础理论研究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可以说，一个缺乏对美术品的直觉感受或对美术实践不曾有过直接体验的人，其所谓“理论成果”往往是不可靠的，有时甚至还是美术理论中的“伪科学”。我们无须要求每个理论家都必须是实践家，更无须要求每个实践家都必须是理论家。但对视觉形式的感知与体验，却应是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理论”必然建立在虚无之中，这亦是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也是美术自身特征所决定的。我们认为它甚至应该成为从事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美术理论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征决定了它无法对非逻辑思维方法采取忽视的态度。事实上，人们在思维的过程中，逻辑的与非逻辑的方式往往呈现着一种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有机状态，两者之间仅仅会在不同的研究方式中出现主次差异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逻辑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感性认识活动；它加工整理感性认识材料，把实践经验由个别提升到一般；它能从已有的知识推出更新的知识，并把知识构建成系统而严密的体系；它可以借助于被实践检验过的知识去探求假说是否具有真实性；它能预测事物发展的前景，给人的实践活动以目标与信心。非逻辑方法则排除了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或按照逻辑程序进行推理的理性范式，从而有助于人的内在潜能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它借助人们可以感知的形象，传达着人类用语言或理性方式所无法表述的思想与情感；它的形象特征和情感因素往往给人们完整地认识客观事物提供直接的帮助；它的思维方式也往往成为学术创新的基因。在美术理论研究中首先必须遵循逻辑思维的方法和范式，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应用非逻辑方法，注重个人感受与生命体验，在以逻辑方法为主体，并在逻辑方法与非逻辑方法有机结合的情况下，才能科学地揭示出美术发展的规律，从而达到学术的创新。

中国美术论文篇（7）

一、背景与缘起

艺术教育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发展创造力、想象力、合作力、审美力和培养情商、心智、人文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性已然为国内外学界及大众所共识。我国多年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及素质教育的教育方针,就体现着学校艺术教育推进的轨迹与其非凡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从19世纪20年代已有综合性艺术教育的思想萌芽,到80年代,很多国家已经将综合性的艺术修养作为人的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展开了广泛的学校艺术教育,取得了一系列教学成果。比如美国的《国家教育法》(2000年)就已经把综合性的艺术课确立为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等等。回眸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我们的学校艺术教育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分科教学模式上,是“小艺术门类”而不是“大艺术学科”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手段上因重视技能训练也往往使教学效果与艺术教育应有的审美与人文、创造性等渐行渐远。但2001年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改革的姿态明确规定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开设艺术课程,与此同时颁布的国家《全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①,还有一批艺术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他们的学术成果开始构建起综合性艺术教育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学术体系,这些都彰显着艺术教育改革的巨大力度,让我们感受到了综合性艺术教育姗姗而来的脚步。wWw.133229.cOM

《纲要》中规定的新的艺术课程往往在中小学被称为“艺术课”或“综合艺术课”,它是在我国传统音乐、美术课基础上建构的新型综合性课程,它打破传统的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四大门类之间的界限并将其融合起来,教育理念上“强调以人文精神为主线,知识技能为辅线,密切艺术与生活、情感、文化、科学的联系,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艺术能力与人文素养整合发展之目的”。②

改革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也更需要教育的主体——教师。艺术教育改革给我们提出两个现实的行动要求:一是要求在基层实际实施艺术课的开设。其实际状况是目前只在少部分省份的少部分地区实验性地开设,处于“星星之火,尚不足以燎原”之态。二是要求培养一批甚至是大量高素质的艺术教育师资队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否有一批艺术修养全面、知识结构合理、审美趣味高雅、教学手段练达的教师队伍,决定着改革的成败,也反过来制约着艺术课的实际实施状况,因此这点应该更是问题的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高等师范院校开设综合性艺术教育本科新专业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其重要性、必要性与必然性都不言而喻。

杭州师范大学作为一个以“人文学堂、艺术校园”为办学特色的大学,传承了优良的艺术教育传统。

针对该专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除国家规定的公共必修课外,我们将音乐构成的基本理论、钢琴基础、声乐基础、舞蹈基础、戏剧基础、绘画基础、艺术史与作品赏析、艺术课程与教学论作为专业必修课的主干课程,并且齐头并进,不偏门侧科。专业选修课则也是涉及四大门类,并在时间与科目上都采用“2+2”的形式——学生前两年四大类必修,后两年可选修自己特长的两大类。同时我们重视师范类基础课程及教学论课程,使学科性与师范性融为一体,突出厚基础、宽口径、师范性的特点。而且我们在方案中加强了实践及见习环节,让毕业生除了学得好,还要能上课上得好,育人管得好。

(三)适应专业发展,重视招生政策

专业办得成功与否,学生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源的质量,基于此,我们高度重视招生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2007年,我们制定了与培养目标、专业性质相适应的招生政策。完全自主面向全省招生,内容是面试以及在唱歌、器乐、舞蹈、小品、绘画五类艺术中选考四项。2008年省内变为统考,但面向全国则开始自主招生,内容为面试和在声乐、器乐、舞蹈、美术四项中选三项;2009年招生内容与2008年一样,但省外以音乐、舞蹈、美术特长下达分科指标,省内也在音乐统考、美术统考、舞蹈统考中下达分科指标,这样招生对于以前单一从音乐类中选材来说有极大的专业促进意义。2010年则更精简为从音乐、舞蹈、美术三项中选两项,使考试更为精简科学。

纵观招生三年,除招生形势良好外,我们的学生基本都艺术素质良好,尤其是2009年,保证了各门类学科皆有尖子生,从而带动了各个学科的学习发展,改变了以往学生只有音乐基础一项好的状况,最终对全面发展有根本性的促进作用。

(四)优化师资结构,建设人才梯队

学院引进与培育并举,集中了一批学历、职称、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教师,形成了一支教学科研能力强、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有教授4名,副教授5名,讲师3名,助教1名。这其士学位获得者1名,硕士学位获得者6名,以及目前在职攻读硕士生2名,硕士及以上学位获得者占全体教师的70%左右。

教师认真努力,教书育人表现优秀。除专业负责人田耀农教授为省重点学科带头人外,近两年还涌现出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名,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名,校级优秀班主任2名。

(五)推进教学改革,坚持教学研究

1.体现“整合、新颖”特色的课程建设

艺术教育专业的两个特性——学科多元性和探索性,带来了课程建设上的两大难题:一者知识面宽广,信息量大,简单地照搬、堆砌四大门类的传统课程,势必会与教学时间、学分总量、学习接受可能、师资产生巨大矛盾,也就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二者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课程体系可以借鉴。鉴于此,艺术教育专业以极大的创造性探索了体系化、特色化、新颖化的课程建设:音乐构成的原理与方法是将传统的音乐教育专业的基本乐理、视唱练耳、歌曲写作、和声、曲式、复调六门课程整合成一门课程;声乐基础是将传统的音乐教育专业的声乐、声乐教学法、合唱与指挥课程整合成一门课程;艺术史与作品赏析是整合传统的

三、成效与期望

在2009年度浙江省教育厅新专业建设评估中,杭师大音乐学院艺术教育新专业建设顺利通过验收,并得到各级领导一致的肯定与好评。

(一)艺术实践多姿多彩,教学实践锦上添花

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通过鼓励、奖励学生投身艺术与教学实践,探索培养“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艺术教育专业学生在艺术实践及教学实践两方面硕果累累,与专业教学彼此促进,成效显著。

在艺术实践方面,两年来,众多学生在校级、市级、省级的歌唱比赛、器乐比赛、合唱比赛中获奖多达40次,其中金奖、一等奖8次(代表性的有集体的省大学生合唱节金奖,个人的有长三角青年歌手大赛浙江赛区金奖、杭州市三江杯歌手赛金奖、省大学生钢琴比赛二等奖、校书画比赛三等奖);尤其是系里组建的“平方”组合与多名学生集体闯入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学校争得了极大的荣誉。077班同学的专业汇报以其多才多艺受到教育厅领导及各方极大好评。此外,艺教专业学生多次参加西博会开幕式及团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改革开放30年暨“五一”颁奖晚会等重要活动,扩大了影响,增强了艺术实践能力。

在教学实践方面,在双导师——教学、实践导师的指导下,学生觉得在学校的学习更有目标了,他们了解了现实及自己的优缺点,开始在学习上有的放矢,很多学生敏感地开始注重说课、伴奏、自弹自唱、课件等学习内容。而且他们对将来走向实习及工作岗位少了几分胆怯,多了一些坚定的信心。

中国美术论文篇（8）

英国广播公司3月28日报道，原题：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 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研究报告描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主导国家所面临的挑战。1996年，美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是中国的十多倍。到2008年，美国的科研论文总量只略微增加，达316317篇，中国则增长7倍多，达184080篇。

中国美术论文篇（9）

一、不似之似的形成与发展

初始期，中国画画面的不似之似的特征有其渊源而繁复的发展历程。从上古到魏晋是不似之似的初始期突出似。夏商时兴起的人物画是推行教化的工具，一种纯客观性直露而无味只是单层次的以形写形。至晋代人物画日趋成熟，顾恺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绘画重在传神写神通神，他评画更是以神为中心强调物之神即不似。山水画论中，南朝宋的宗炳受道佛影响提出物神以外的宇宙之道是一山一水之性灵，是以山水之灵通宇宙之道。那么为人画像或画人物画当然也必须以传神为重。顾恺之论画以传神为美也就自然而然了。从此人物画有了正确的道路和目标。接着山水画花鸟画等也都提出传神的标准。传神遂成为中国画不可动摇的传统。至齐梁时代谢赫总结绘画的美学原则树立了六法论的观点基本上是在顾恺之的画论中综合概括提炼而得出的。就是不似之似由人之传神到物之传神又到笔墨传神，传神的不似之似成为中国画的第一要义。

发展期，宋元是不似之似的发展期，突出不似。宋元画重视主体情意的寄予，这源于唐诗的兴盛，以情绪为先以物色留后，景中要有寄寓的情意且受佛禅影响，形成境生于外的理论。宋代文人画论家正是以如此意义的诗入画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也有“枝干虬内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的浓郁深邃，回味无穷。133229.cOm

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都因创作实践中画境笔墨的日益丰富而使画家能更好的传情达意至不似。其实传主体之情意和传客体之神是不可分隔的。苏轼在后期曾赞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语于豪放之外，不差毫末。纵观苏轼画论可知他推崇的是文人意志趣味与专业功力兼备的大家正格。联系上下文可知不求形似正是不舍形似。他不求的是毫发无遗的形似追求的有所提炼概括取舍的简洁夸张突出本质的形似，绝非本质的形似。

成熟期，首次提出不似之似的是石涛。“天地浑溶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石涛是画论的集大成者，《玉几山房画外录》中还录有石涛题《松图》句云：“画松一似真松树，予更欲以不似似之。真在气，不在姿也。”不似之似有其繁复的渊源在继承宋画的基础上发挥了米芾墨戏的聊以自娱和元画引书入画的挥洒写意；至明清大家的笔墨在章法越发奇奥的同时也兼有经董其昌痛斥浙派纵逸，重平淡质朴。齐白石盛赞石涛诗云教鬼神泣的笔墨正是这种与山川言的化笔，它完备的超越了滞形拘法的似，纵情放意的不似而达到了兼化两者的不似之似是真似。不似之似是中国画造型的最高原则，也是绘画中最为传统的部分，然而形象的不似之似得之于它的思想来源以及画家的修养气度，品德品行多个方面。

二、不似之似的思想来源

作为在场的艺术品和不在场的艺术的本源是相互贯通的，两者横贯于一个中间，中间使两者疏而区分，也使两者一体亲密。这个中间也就是不似之似。

（一）想象。不似之似靠想象而生，绘画之所以不居于技术行列，主要靠心思。依靠目去观察事物，这就需要想象去补充，因而中国画的想象在绘画创作中是极为重要，也是表达出不似之似境界的必要根据。

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存在于想象者的思维之中，眼不可见，但想象者如果是画家，便可以把想象的东西画出来，为目所见，但是想象中的事物也不可能也不必都画出来，要以最能表达自己理想情感的一部分入画，使想象中的事物变成目见中的画上事物。通过对生活的能动反映在观念中产生艺术形象的活动以及通过物质材料的运用把观念中的艺术表象外化为实际存在的可为感官把握的艺术形象，即形成艺术作品的创作活动。绘画艺术中是离不开想象的，中国画中的典型特征不似之似更为现实。

（二）迹化。不似之似的思想来源想象反映在画面上即为迹化。中国画的审美标准是自然全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自然本身就有无限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天地为至美，这种美是现成的。所以画家只需跟随自然，本样呈现即可。

三、不似之似的最终目的

画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形为中心，写形只是为了达到传神的目的，而不似之似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画家通过想象，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创作，最后达到传神的境界。

（一）传神之境。艺术的优劣等次皆以传神为标准。若以皮相的眼光看，人有胖瘦高矮等外形的区别但这不是人的本质。最早提出传神的是顾恺之，他的《论画》中重视的也是“尊卑贵贱之形”，而不是“服章与众物”。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的形体是第一自然那么从形体中所显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气质风度等就是第二自然。只有第二自然才是生动的。但第二自然又是无法具体指陈的，更不可触摸的，只有靠感觉而知。然而人的生命和艺术的生命只能存在于第二自然中，因而传神论的产生标志着艺术已进入自觉阶段而达到传神之境则是画家写形的最终目的。同样也是不似之似的最终目的。

（二）澄明之境。以画家的感觉想象入画，达到传神的境界后，从画中可以看到实际上的事物，还能够看到画家的内心世界，画家的精神气格人品修养这才是不似之似的最高境界。山谷曾经说过：“一丘一壑，自须其人胸次有之，笔间哪可得？”刘熙载《艺概》有云：“学书通于学仙，练神最上，练气次之，练形又次之。”书如此，画亦然。修养精神气格皆藏于人之胸次，画出的作品更加不同。

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出画家的修养气度，品行德行，同时画家也通过自己的绘画，融入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自己对万事万物的看法，从而进入自己心灵的澄明之境，从而达到了“不似之似”的最高境界。同样画家的造诣越高相对于作出的作品就会气韵天，震撼人心。画家作画也升华为一种更深的境界，即是画家与画匠的本质上的区别。

四、对不似之似的展望

不似之似是中国画传统的一部分，作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之似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前人在中国画创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不似之似正是前人对中国绘画创作方面的整体精辟的概括。中国画发展至今继承了前人对不似之似的绘画要求，无论是在花鸟或在山水人物方面发展到至今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古人对中国画不似之似的理解上，不似之似的传统固然应该继承但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同时我想应该同时去思考以下几点：

1.怎样去创新发展中国绘画，发挥中国画不似之似的特点及优势，接受西方绘画的精华融入中国绘画中使中国画提高到一个新的领域。

2.不摈弃不似之似的基础上研究新技法新风格，做为一名中国画的继任者做创新的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画家。

3.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应去思考中国画怎样融入到时代之中去，应该是赶超时代而不是被时代所摈弃。

中国美术论文篇（10）

我们从远古时代的岩画和彩陶纹样上，已经可以见到我国人物画以线造型的手法的运用。原始人用粗放的线去记录自己的生活、狩猎、祭祀和原始的意识，这些情感冲动的痕迹带有中华民族早期的朦胧的审美情趣。

原始社会的图形，以及秦、汉、魏以前的绘画，从表现方式来看，似乎更多的带有粗放的、自由的写意因素。自晋代以后的人物画，已经开始以一种理性式的严谨而工整的作风去替代原始的感性式的粗放而自由的作风，将这种工整式的绘画即工笔画推向艺术表现上的高峰，形成了我国绘画史上一个工笔性绘画的极其灿烂的时期。宋以后的人物画，其表现题材逐渐由宗教和宫廷生活走向民间的世俗生活，尽管在感觉上不如唐代的严肃宏大，但由于绘画的视野扩大了，宋代人物画从总体上看显得更丰富、生动、亲切。一种更自由、奔放、概括、洗练、粗细结合的画风逐渐形成。这种活泼的绘画中，很具代表性的是以石恪、梁楷为代表的“简笔画”，他们的艺术可能受到唐代张璪、王墨、王维等人的“笔飞墨喷”、“不贵五彩”的水墨山水画的影响和启示。传世的梁楷《泼墨仙人图》是现代能见到的这种作风的代表作，表现上的成熟度显示了一个新画种正在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使中国人物画开始了意笔与工笔并行发展的新阶段。wWw.133229.COM

石恪等人探索了人物画新的审美角度，梁楷则以自己精美而成熟的作品显示了新风格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以其作品在艺术创造上的分量取得了意笔人物画在绘画史上应有的地位。梁楷等人强化了中国绘画“以形写神”的特色，进一步进行了“以意写形”的探求，作品达到了高度的“形神兼备”的境界，使人物画更多地摆脱了客观物象的束缚，进而调整了作者主观与客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大胆的以主观的情感和意愿去提炼、取舍、夸张、想象、改造、强化所描绘的对象。

元、明、清的意笔人物画一直与工笔画并行发展，现在所能见到的元代的作品并不多，一般以人工景意、工意相间的作品居多。元代意笔任务画坛中没有出类拔萃的像梁楷那样有创造性的画家，意笔人物画至明代，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明陈洪绶在人物画上的创造性更多，他的作品多数是工笔，只画过少量的工意相间的作品。他师蓝瑛，人物画自成一格：造型古拙，用笔浑厚而含蓄，画面具有装饰味。其画风对清代的意笔人物画发展影响较大。从现在的眼光看，陈洪绶仍然不失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画家。

意笔人物画至清代，画家人数颇多，其中因其创造性而影响较大的有“扬州画派”的一些画家以及清末的大画家任颐（伯年）。“扬州画派”以人物为主的画家有罗聘、华碞、黄慎、高其佩，以及受他们影响的闽贞等。罗聘、华碞、金农重古朴，高逸、黄慎重仓劲，他们的作品意境和章法一般都奇绝，能突破程式，颇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黄胄在《黄州画语录》中评价华碞：“华碞在笔墨有所创新，落笔便有神韵，有清一代大师也”。用笔浑厚，转折自如，墨色华滋，造型概括而有整体感。

任颐以及任熏、任熊是清末的三位多产的画家。任颐师任熏、任熊，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我国封建时代最末的一位在人物画成就很高的画家。他还吸取明代陈洪绶古朴的造型方式，用爽利洗练的笔墨，生动多变的章法，给后代留下了近万张作品。任颐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我国意笔人物画的主要精神和技法，将意笔人物画推向又一个高峰。任伯年的人物画应是三百年来的大家，却又为不少同道视为民俗画匠，其实任伯年无论功力、才情皆非常人所及（《黄胄书画论》）。纵观我国古代意笔人物画的历史，从宋到清，历时千年，一头一尾是高峰，中间元代不如明代。我认为就对意笔人物画发展的贡献而言，应首推梁楷和任颐。

到了近现代，西方绘画的引进，西方绘画的理论对中国的传统绘画造型观表现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影响，特别是素描的表现力，当然就为中国画表现丰富的内容，关系和塑造形象的能力起到很大作用。因而也就为水墨人物发展提供了一条广泛的途径，水墨人物今天的面貌，更具体的证明了其为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结果。

当今的水墨人物从写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的造型已发生很大的改变。水墨更向着人的神采表现，人的精神深层挖掘。并把画面表现人的精神面貌的力度作为与现实内容完美统一标准去实践。毕建勋老师在他的《水墨人物画写生与创作》（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12）提到从横向上看，水墨人物画除了继承宋以前的“形神兼备”的美学传统和文人写意人物画的笔墨资源外，主要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他是文人写意的笔墨语言和西方的人物画造型方法及相应的色彩学方法结合的产物。它的画中积淀不甚丰厚，不像山水画、花鸟画那样大师林立，梁楷、陈洪绶、黄慎、任伯年等写意人物画家之后，水墨人物画从徐悲鸿、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卢沉、姚有多、周思聪到1978年中央美院第一节研究生等一批画家至今，仅仅四五代人而已。经过这几代人的学理探索和创作积累，水墨人物画这一画种已经初具现代形态。它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而又非常年轻的画种，一个有待于更加成熟的画种。

毫无疑问，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审美主体的，是塑造感人的人物形象来传递艺术家对生活、对世界的评价并以之寄托作者的情思和爱憎。但是，对于造型研究的退化、正式传统绘画的失落，无疑这是人物画的内伤。今天，我们把更多的关心给与造型的研究，这就非常必要了。康书增老师认为“把西方严谨的造型和中国传统的精湛，水墨淋漓的笔墨书写相结合是他对目前创作写意人物的一种观点”（笔记于2007-11-22日康老师课堂）。邓维东老师也认为“写实是一种技术，写意是一种升华了的探索，写意的关键是造型”（笔记于邓老师2007-12-21日课堂）。由此可见，当前更多水墨画家非常重视“写实”重视“造型”。当然这种“写实”已经不是唐宋时写作实的重复。他除了给予外部的“形”的应有的关切，还要注入更多的画家个人的性情抒发。

中国写意人物画自建国以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技术积累，经受西方文明的冲刷，经受了金钱磨盘的碾压，相信人物画的辉煌已为期不远了。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2]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7.

[3]刘国辉.中国画名家创作随笔.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