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论文篇（1）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繁、难、偏、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题海战术”，有的是“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搞的是“口舌生疮”、“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甚至以“沉默是金”、“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这些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目标之一就是“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学生敢于质疑，大胆评议，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不到位的课堂很“虚”。

因此，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可喜的是，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要求“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比如在小学就增加了文言文，在课文后面就增加了“我会认”、“我会写”等项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于过程与方法。在“过程与方法”这一块，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传统教育强调结果、轻视过程，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教师更新了观念，提升了课程意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不能不说这比传统的语文教育进步了些。但是，对照《标准》，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标准》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化评价。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的体现。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民主，师生要“对话”，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是现在课堂出现了“虚、假、杂、闹、偏”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文课上得充满感情，充分激发学生兴趣，“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强调“反复学习”，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了呼吁。《标准》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朱熹强调“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既是对传统的不尊重，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在知识获得方式、师生作用关系、知识结构水平、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比较高的局限性，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标准》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标准》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想道德放在首位，无论是《三字经》、《名贤集》还是《弟子规》等，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其核心是“仁”的思想，他提出“君子务本，本立而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标准》将“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目标，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习的不良因素很多，加之学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如果教师经常将“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孟子》)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改变命运，”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赚大钱、娶美女、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的巨大作用，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在新课程理念下，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自觉性回归。

参考文献：

【1】熊开明、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法【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窦桂梅．玫瑰与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4】侏小丹．中华道德名言精粹[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5】李镇西．熏陶感染与独特体验【J】．语文教学通讯，2004，(7—8)

传统教育论文篇（2）

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富民强

与日本重视国民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文明却与之不相匹配地出现倒退现象。尤其中国教育并未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更全面、更完善地发展，造成国进民退、国人素质不高的问题。这表现在中国人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旅游、移民时，出现文明、公德心和遵守社会秩序方面的冲突和摩擦，因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现在的教育以大学教育为最高等教育，自中国近代化以来，大学教育都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知识分子一直是国家建设的栋梁和精英。但是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学术腐败，大学教育功利化、职业化，缺少人文精神和学术信念。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自古就将受教育看做修养身心、提高道德素养的过程，学习儒学经典，明志明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古人以道德为教育之本，古今对照，读书人应有的德行我们是否有所传承？从教育角度分析社会道德问题，思考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讨论社会文明是否依靠重振中国人传统道德保持，已经是当务之急。

传统教育论文篇（3）

二、在高职英语教育中注入传统中国文化的措施

1.将教材的内容进行创造性的改革

不仅要将原有的方式和套路全部抛弃掉，还应该从核心思想到内容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将传统中国文化中经史子集的经典之作加入到高职英语教材的编制上，以我国古老文明为教材编写的背景，进行灵活多变的内容设计和编写，使其成为披着英语外衣的中国传统文化教材。

传统教育论文篇（4）

（1）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及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大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人对西方的价值观采取支持的态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持质疑的态度，包括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更愿意了解和获取西方文化知识。以英语为主要语种所承载的西方文化正以它的强势力量冲击和影响着大学生，从食品、服饰到节日、娱乐，都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如热衷于洋快餐、洋品牌，喜欢过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日，忘记了春节的味道，不清楚中秋节的来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么知之甚少，要么不能用恰当的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在一些媒体上我们经常发现，一些英文水平很高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使用英语来表达母语文化，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古国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风范，如一些学者所说，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令人堪忧。

（2）课程设计的缺失。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文化既包含语言，又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加以表现，加以传承，加以弘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外语教学的目的之一。在高校英语教育专业的教学中，就课程设置来看，为了促进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大量增加了目的语国家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如英语国家概况、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美国文学史与作品选读等内容，这对更好地利用语言进行跨文化学习和跨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几乎完全被忽略。笔者从四川省两所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看，发现没有设置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从课程设置情况看，只重视跨文化交际中对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输入，忽视了母语文化的输出，对本国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3）教师在教学中的忽视。英语属于语言学科，在教学观念上，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教师认为自己上课就是传授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无关。在长期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重视语言形式教学，即关注语音、语法、词汇及句子成分等方面的教学，教师也比较重视英语文化在英语口语、词汇、语法等项目教学过程中的渗透，以加深学生对其理解。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辅助作用却被忽视或认识不深，没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于课堂教学中，忽视了中国文化的教学，使中国文化教学逐渐被边缘化。当然一些英语专业教师自身文化素养不高或欠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缺乏系统学习和研究，自身表达困难，力不从心，更谈不上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课堂教学中来教育感染学生。正是这一原因使学生在学习时过多地侧重英美文化的学习，忽视了中国文化，导致学生只会用英语表达英美文化，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较低，造成交际障碍。

二、加强高校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1）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青少年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加强对他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中小学英语教师肩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光荣使命。作为未来的中小学英语教师要完成这样的使命，高校就必须加强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2）修订教学计划，完善课程设置。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的要求，一是在编制教学计划和实现的教学目标中，要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意识和要求，强化教师的责任担当；二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如开设“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历史概要”“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视频公开课等；三是修订教材内容，编录反映中华文化的优秀外语文章，在教材中主动导入中华文化的元素；四是修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外读物，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摄取量等，以此来提升学生中华文化素养，增强语言运用能力。

（3）提升教师的中华文化素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专业教学中。将中华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专业教师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扮演着重要角色。既要求教师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意识，提升责任感使命感，又要求教师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文化底蕴的积淀。唯有此，在教学设计中，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才能有意识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才能将中西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的对比与分析，才能用流利的英语准确表达中华文化的内涵与魅力，从而引导学生提高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口语表达和写作能力，培养学生树立平等对待多元文化的观念和意识，更好地把握中西文化的特点和差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传播。

传统教育论文篇（5）

（一）传统教育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相结合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对青年实施传统教育，必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只有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才能保证传统教育的正确方向，才能够帮助青年人明辨是非，区分出传统文化的优劣精糟．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传统教育就势必陷入盲目，甚至误入歧途．但是，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我们的国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脱离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失去贯彻和坚持的深厚土壤．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与传统教育既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也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二）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

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广大青年中坚持和发展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不能忘了民族的“种”，断了民族的“根”，而且还要在吸收运用中更加民族化．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看，越是民族的才真正是属于世界的．扎根于传统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相结合的原则，要求我们在实施传统教育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1）批判与断承的关系，剔除封建糟粕，吸取民主精华；（2）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超越；（3）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关系，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基础，积极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使其融汇于中华文化之中；（4）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为发展现代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上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使我们的传统教育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和可接受性，同时，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的命运和未来延续问题也找到了比较圆满的答案．

（三）坚持“大传统”教育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所谓“大传统”概念应该这样理解：从纵向观察，它不仅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①，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包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在中国现当代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和作风；从横向上观察，它不仅包括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也包括墨、道、法、释等诸子百家的传统思想；不仅包括传统哲学、伦理、宗教，也包括传统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作为现实的教育活动，必须首先树立“大传统”观念，把在中国历史上所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所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都要系统地整理、挖掘出来，让当代青年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从中吸取全面的营养．然后在全面兼顾的基础上突出两个重点教育：

重点之一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教育．深厚悠远、包罗宏富的儒家伦理思想，主导了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浸润和滋养了二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代表了东方传统伦理精神的特殊方向与价值取向．儒家伦理文化关于社会、人生与家庭的道德范畴与修养方法的许多思想，经加工改造后对当代青年卓有教益．

重点之二是革命传统教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包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公而忘私的雷锋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生活和革命事业的的前途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严守纪律、自我牺牲、顾全大局、勤俭节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德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反映了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光荣历史，闪烁着时代的光辉，“至今仍然是我们保持革命本色、拒腐防变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可靠思想屏障．特别是在无数革命先烈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荡气回肠，感人涕下，永远是我们学习、敬仰的楷模．”②

传统教育是我们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出发点和基础，不从大传统观念出发去考虑问题，很容易使传统教育因缺乏立体感而显得支离破碎．如果过份强调大传统教育而忽视突出重点，就会使传统教育因不得要领而流于空泛．两个重点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在大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就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能将青年传统教育引向深入，进一步强化效果．

以上三大原则是我们当前在实施青年传统教育工作中应当时时把握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由于传统教育属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领域，还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原则，如教育与青年特点相结合的原则；社会教育与家庭、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原则；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等．把这些一般性原则运用到青年传统教育领域，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对当代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主要方法

加强当代青年传统教育的任务十分明确，指导原则亦已拟定，那么，教育效果就直接取决于我们在施教活动中采用何种相应方法、方式和手段．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工作任务比作过河，把方法比作桥或船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③正确的方法来源于社会实践．在传统教育的方法、方式上，理论界和全国各地以至于国外都在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为本文的总结归纳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一）寓传统教育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

社会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环境与舆论导向，对青年接受传统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当务之急的是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构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借鉴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确定共享的文化传统认同及其时代价值系统．明确提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并把它推向社会，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判断标准，从面形成繁荣向上的文化氛围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近年来向国民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④的作法，值得借鉴．要加快建设文化市场体系和市场运作规范，建立必要的宣传、整理、奖惩、调控、保护等综合性传统文化的运行机制．出版界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系统挖掘、整理、撰写、出版正面引导传统文化的书籍和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的读物；影视、戏剧界要改变重“宫廷戏”的作法，把能够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历史人物、故事，经过提练、加工和艺术包装，不间断地推向文化市场，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愉快地鉴赏文艺作品的同时，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达到传统教育目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整顿和管理好文化市场，大力支持、奖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和介绍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严禁那些充满色情、暴力、凶杀、迷信等不健康书刊、音像制品流传社会，毒害青年；全社会都要注重对各地历史文物、古迹、纪念馆、博物馆的精心保存、维护和开发，搞好定点德育基地的建设，定期组织青少年参观游览，再现它的宝贵价值．

（二）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

大、中、小学校是集中培养未来人才的场所．我国各级学校总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对青少年学生“德”的培养是第一位的．我们理解这个“德”的培养基础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在灌输、培养、训练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再融入现代道德意识，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青少年身上得到继承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化，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以学校这个专门场所对学生施加传统美德教育和影响，具有其他任何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学校可以通过制定完善的培养目标体系，明确地把传统美德教育纳入各科教学计划之中，渗透于各科教学和各种教育活动之中，使传统美德教育与其他各项教育互相交织，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保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在学校开展传统美德教育的方法、方式很多，比如开设专门的传统美德课或知识讲座；举办弘扬传统美德的知识竞赛或演讲比赛；采劝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走出校园建立德育基地，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了解国情民情，请当地的老将军、老八路到校内作革命传统报告；强调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和日常训练，实行严格管理和操行评定等．

这些作法总的来说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但问题在于寓传统教育于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这个重要方法及要求，在一些教育管理者思想上还没引起真正的重视，没有形成广泛的自觉意识，致使一些很好的传统教育形式成了应景、应时之作而流于形式主义．这些活动的开展还缺乏系统性、目的性和创新性，难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学生往往是迫于压力被动参与，使教育效果无形中受到抵消．如何更好地将传统教育有机地融合到学校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充分发挥出学校在传统教育中的优势，还有待于施教者进一步的努力和探讨。

（三）寓传统教育于大型群众性的教育活动中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开展大型群众性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职工和学生参加其中，经受锻炼和陶冶，迅速提高思想觉悟水平，是新形势下加强青年传统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主题鲜明，有严密的组织程序和措施．形式新鲜活泼，强调青年人自觉自愿地参与．

近年来，国家机关的有关部委和部分省市在青年中提出并尝试开展了此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比如，由团中央、国家教委联合推出的、从1993年开始启动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活动；上海市从1982年起在广大青年中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从1994年始在全市青少年学生中开展的“五心”教育活动．⑤所谓“五心”，内容是“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这项活动开展后，立即得到全市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热烈响应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五心”教育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和广泛的共鸣，就在于它正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及时回应了时代的呼唤．这种教育的突出优点是把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机地衔接起来，找到一条崭新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德教育途径．事实证明，“五心”教育的效果是明显的，这种方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四）寓传统教育于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各地传承时总是带着浓郁的地方乡土特色．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地方被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积淀着丰富而又有个性的文化遗产．各地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吸收利用本地先贤们创造的文化成果，注入时代内容，加以更新提高，用以鼓舞、激励和教育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为地方性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直接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湖南省岳阳市的一些作法⑥值得借鉴和推广：全面修葺文物古迹和名胜景点，开辟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园地；继承民间优秀传统习俗，开展独具匠心的文化娱乐活动；锤炼历代先贤和革命前辈的思想精粹，铸造富有时代气息的城市精神；挖掘从古至今的地方传说和史实，酿造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这些作法系统而具体，切实可行，把它移植过来，用以加强青年传统教育，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好路子．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今后各地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时，应充分挖掘利用具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做不仅会强化青年传统教育的效果，而且还会使精神文明建设因独具地方特色而充满无限生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

②迟浩田：《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人民日报》1995年8月10日．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页．

传统教育论文篇（6）

二、学前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

1.形象教学法

幼儿的思维方式，0-3岁是直观行动思维，3-7岁是具体形象思维，7岁以上才逐步发展为抽象逻辑思维。面对幼儿直观、具体、形象的思维特点，选用图画来开展教学活动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形象教学法，就是利用图示、图文等以直观的视觉效果进行教学的方法。

2.表演教学法

表演教学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幼儿分角色对故事进行模拟表演，再现情景的一种教学形式。这样的教学既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训练学生的表演才能。

3.活动教学法

活动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幼儿通过阅读、游戏、学具操作、实验等来实现认知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通过听觉、视觉、空间知觉、触角等在大脑指挥下协同活动而获取知识。

4.叙事教学法

叙事教学法是关于语言教学的一种思路或理念，是近年来主要运用于外语教学的一种方法。叙述是人们认知和表达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讲故事、听故事是幼儿的天性和本质。叙事教学法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经典诵读，甚至是某些古诗的教学。这种讲述式教学不但让幼儿获取认知，启发心智，还实现了道德教育。[3]

三、学前儿童古典文学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学前儿童的认知能力为根据确定学前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范围为以下几方面：古典文学教育、传统艺术教育、传统节庆文化教育、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本文着重探讨幼儿中国古典文学教育。

1.幼儿古诗教学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代表，它具有情感性、形象性、音乐性、概括性和跳跃性等特征。特别是近体诗讲究押韵、平仄、对仗等格律，在遣词造句中力求精炼，因此朗朗上口，节奏优美。幼儿诵读古诗能丰富他们的词汇，锻炼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能让幼儿在体味古诗的优美意境中，让他们感受美、欣赏美，获得愉悦的身心体验，得到情怀的熏陶，智慧的启迪，进而丰富和厚实幼儿的文学积淀。由于古诗中所描写的景物、事件、人物与幼儿生活的年代相差很远，对于幼儿来说，很多古诗他们都不能准确理解其意境及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因此，古诗教学内容的选择要适应幼儿需求，适应时代需求，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符合幼儿近期的发展和长远发展。从诗歌的形式上多选择绝句，特别是五言绝句。绝句短小，工于音韵，句式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幼儿容易诵读和记忆。大班的幼儿可以学习一些律诗。从内容上来说，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如描写景、物的：《蜂》、《咏鹅》、《咏柳》、《风》、《梅花》、《望庐山瀑布》等；反映幼儿生活的：《村居》、《所见》、《小儿垂钓》等；与季节相关的：《春晓》、《咏柳》、《清明》、《小池》、《静夜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江雪》等。这些古诗语义浅显、用字自然、画面清新、意境美妙、感染力强。当然，在情景交融中让幼儿充分感受了古诗的画面美、意境美之后，还可以循序渐进地让幼儿感知一些浅显的道理。如《悯农》的学习让幼儿知道珍惜粮食，《观书有感》启示读书的重要性，让幼儿感知《赠汪伦》中朋友之间的友谊，《游子吟》中伟大的母爱，《示儿》中拳拳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那么如何激发幼儿学习古诗的兴趣，让幼儿在记忆力最强盛的时期，记诵大量的古诗呢？对倾向于写景抒情的诗歌，可采用形象教学法，以画面作为教学背景，把幼儿带入情景中，同时还可配上优美的音乐，用声及画吸引幼儿的听觉和视觉来学习古诗，感受诗歌的意境美。而像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孟郊的《游子吟》、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李绅《悯农》等诗歌，有明显的故事性，那么我们可以用故事法来进行教学。甚至还可以采用表演教学法，在幼儿理解古诗内容的基础上，让他们用动作、表情等方式来表现内容。这既可以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又可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且能加深幼儿对古诗的理解。

2、幼儿经典诵读

经典是我们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依据，它也是几千年以来，我们民族屡遭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的纽带。但由于“五四”时期的民族科学启蒙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我们失落了经典。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位老先生对经典失落非常担忧，朱自清1941年曾写过一本《经典常谈》[4]，在序中他提出“经典的废止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幼儿开始，从幼儿诵读经典开始，民族的核心价值须在经典的传承中得以体现。自1994年，王财贵在台湾推广“儿童诵读经典”教育运动后，在全球华人地区掀起了“儿童读经”风潮。1998年北京成立了圣陶实验学校进行分层教学，以期实现“必有大木出于深林，可望绝学继于诸子”。诵读是我国的一种传统，是学习经典的一种有效途径，学习经典对幼儿思想启蒙意义重大。北京师范大学郭齐家教授曾在论文《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5]中阐述过“蒙以养正圣功也”等意义：回溯源头，传承命脉；涵养心性，培植道德；培养倾听，锻炼表达；感受韵味，提升美感。中国历来重视“蒙学”，提倡幼儿读经。幼儿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的内容是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选择适合幼儿年龄特点、有代表性的、历代广泛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近年来随着读经热的掀起，蒙学读物相继出版，特别是2012年4月由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圣洁主编，十余位古籍专家、古典文献学者精心编撰，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启蒙精华读本”———《蒙学十三经》。传统的读经方式是老师教一句，学生学一句，摇头晃脑“之乎者也”，现在某些学堂甚至还要穿汉服，跪着诵读。所以有学者提出对儿童诵读经典的质疑，认为是违反科学的复古倒退“闹剧”。[6]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价值不容置否，主要在于教育方法问题。不能让幼儿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经典，不能一味遵守那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不能违背教育的初衷，要立足于幼儿本身，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全面的发展。幼儿园常用的教学方法有活动法、直观法和口授法，这三种方法在诵读经典中仍然可行并行之有效，除此之外，情境法也很重要。

3.神话传说与幼儿教育

人类最早的故事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幼儿最喜欢的教学方式就是讲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符合幼儿阅读的心理期待。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神话传说大胆的想象和夸张与幼儿的思维方式一致，幼儿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打破时空的限制上天入地，神话传说是符合儿童思维的文学样式。幼儿认知能力有限，无法准确把握世界，神话传说是开启儿童认知的一个有效途径。幼儿对世界的形成及自己的诞生充满着好奇，总有许多的为什么，给幼儿讲解“开天地”的神话传说就是用幼儿的眼光回答了幼儿的提问；给幼儿讲述远古祖先或英雄人物与自然作斗争的神话传说，有助于培养幼儿不畏艰难、顽强拼搏、机智灵活的品质。教师在讲述神话传说时，首先要选择适合幼儿认知的神话，对神魔鬼怪的描述要注意幼儿心理的承受力，不能使幼儿产生恐惧感，影响幼儿身心健康。其次，教师还要注意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讲述“沉香救母”的故事时可以让幼儿想象“宝莲灯”的样子和它的功能，大班的幼儿还可以试着画一个宝莲灯，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同学间相互交流。这样的神话传说教学设计，不但培养了幼儿的倾听能力，发展了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还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通过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让幼儿懂得相互交流、相互欣赏。

传统教育论文篇（7）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到中外两种思想的影响。首先，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创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又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必然渗透着西方文明与思想。在教育内容上西方的科学与中国的经书并存。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才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但自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一切革新计划又都遭到破坏。统治期间，始终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冲突，而中国自己的教育传统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传统与整个文化传统一样，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就有一定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传统是受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在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中不断变革的。一方面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包括外国的和自己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几点：

一是教育传统不同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指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即在过去教育实践中形成并得以流传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教育体系，总是指一种旧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传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特有的教育体系。当然它包涵了该国或该民族的传统教育的因素，同时又具有现时代的新的因素。

二是对传统教育本身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就是好的，优秀的教育传统，就会世代流传下来。例如我国古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教育中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可取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可能变成落后的，腐朽的，不可取的。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它在开始时取代世袭制是一大进步，但发展到后来的八股文考试，使科举制度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成了落后的，需要改革的传统。

三是应该看到，在教育传统的变革中，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比教育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是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却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说明，传统教育思想的改变要比传统教育制度的改变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改革中要特别重视教育思想转变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传统是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战争、建国以后向苏学习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革的种种冲突和洗礼逐渐形成的。因此要分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及其思想观念，就需要分析形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各种因素。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舶来品，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引进的。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然后在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推动下，中国清政府被迫废科举，兴学堂。因此受西方教育传统的影响甚深。据史料记载，1807年最早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玛利逊于1818年在马刺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方式的教会学校。1835年玛利逊死后，香港等地教士成立了“玛利逊教育协会”来纪念他。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R.Brown）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不久被当地人赶走，迁往澳门开设了一所玛利逊学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办学，通过办学传教。最早办的学校有，1844年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霭尔特色（Aldersey）在宁波开设的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的一所学塾（到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9世纪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向外扩张，美国教会掀起了一个国外办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创办的学校有：1864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文会馆，1866年，英浸礼会在青州设广德书院，后二校合并为广文华书院，设在潍县，到1917年发展为齐鲁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学堂，1891年命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1879年，美国圣公会合并在上海的培雅学堂和广恩学堂为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8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97年又在苏州创办中西书院，1901年合并，改名为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后来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1888年，美国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合并为燕京大学[1]。而中国人自己设立的高等学校只有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沂奏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的广东同文馆，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另外就是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张之洞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谩F渌褂懈V莸绫ㄑ谩⑻旖虻绫ㄑ谩⑸虾5绫ㄑ谩⒛暇┞房笱玫龋蠖际桥嘌潞凸こ碳际跞瞬拧5陨险庑┭茫笾轮荒芟嗟庇谥械茸蒲＃偈哂懈叩茸频乃健?BR>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教育，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2]他们主张兴办“西学”。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期间，光绪采纳维新派的计划，筹办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奏准成立，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为西学总教习。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据统计，直到1921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19）、厦门大学（1921）6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有16所之多。

从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来讲，大多是学习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称：“日本高等学堂之大学预科分三部，其第一部为入法科文科者而设，第二部为入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第三部分为入医科者而设。今议立大学分科，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则政科为预备入政治、文学、农业、工艺、医学三科者治之，艺科则预备入格致、农业、工艺、医学四科者治之。”[3]当时的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诸子、词章、外国语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础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设立之初，不仅生员极少，而且其宗旨与其说是研习学术，不如说是变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所说的，“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从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都主张办学堂，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我国的原有的教育制度。维新运动从发展资本主义出发，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学习西方文化。他们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经过他们的斗争，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发生动摇，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崩溃。废科举，兴学堂就是这两次运动的结果。借此，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教育内容才得以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的传统并未彻底崩溃。无论从高等教育的内容，还是从管理体制上，与西方现代高等教育还相距甚远。

二、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对封建教育传统是又一次重大冲击。虽然辛亥革命并未成功，但它摧毁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体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一时的闹剧。中国的历史的从辛亥革命起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彻底摆脱封建教育束缚，开始走向现代化。

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7月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同时公布了教育会议所决定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不久又颁布了有关高等教育的《大学令》。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大学设预科及本科，预科修业三年，本科修业年限按各科性质，三年或四年不等。本科毕业称学士。大学另设大学院，培养研究生。大学设校长一人及各科学长一人；教师分教授、助教授及讲师三种；各科设讲座。大学设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组成，负责评议大学的一切重大问题。从《大学令》的整个内容可以看到，这个高等教育体系完全抄袭自邻国日本。而日本的学制又是以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为蓝本。

这个学制公布以后没有实行多久，就被美国式的学制所代替，这就是民国十年的学制改革，称《壬子癸丑学制》，整个体系都是抄自美国。为什么刚从日本搬来的学制又换成美国的呢？研究者早有许多评论。周谷平在其《近代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个中原因。她指出：一是中国人对日观的转变。随着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日益暴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对日本从和睦、钦慕逐渐发展为防范和仇恨。二是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认为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已不再适合中国新的国情，而被美国自我标榜的民主、自由和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所吸引，转而把美国作为中国建设共和国的蓝本。三是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扩张，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扩张也大大加强。除继续利用教会对中国教育进行渗透外，还对中国的整个的学务表现出更大的关注。美国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吸引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四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以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而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正是以标榜民主和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颇迎合中国教育界的需要，为中国批判旧教育提供了理论武器[4]。这?址治鍪呛苡屑氐摹?BR>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离不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最发达的强国。中国人把美国的共和、民主看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先进的知识分子觉悟到，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包括封建主义的教育传统。在学校里废除了尊孔读经的内容；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学校采用白话文进行教学，使学校教育接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为教育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提倡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提倡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国教育进入世界现代教育的行列，逐渐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教育传统。中国高等教育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展得还很缓慢，但无论是从办学思想，还是在教育内容及教育体制上都有很大的转变。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条战线。

在高等教育的思想转变上，不能不提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民国初期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内又为北京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之初，北京大学仍然死气沉沉，封建复古思想仍占优势。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厉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他说：“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5]

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又多次到欧洲访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来源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多种改革，首先是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担任教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聘请鲁迅为兼职讲师。其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沈兼士等造诣深厚的学者。其次是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规定本科学生学满80单元（每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元）就可以毕业。把“门”改为“系”，全校设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选举。第三是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第四是主张男女同校，并于1920年正式招收女生。第五是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研究会、社团，办刊物，开讲座等。从这些改革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位教育家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甲午战争中他正在海军服役，亲眼看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异常震惊，转而弃武从文，在天津任家庭教师。1904年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7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推行美国教育模式，于1919年在天津开办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他对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提出：“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的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他为南开制定了五项“训练方针”，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把这五项称之为“公能”教育，并作为校训。

清华大学是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的。它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大学部，开始培养本科生。1928年改为国立。梅贻琦于1928年校长，1931年任校长。他主张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认为清华大学要向高深专精努力。他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设文、理、法3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又增设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1938年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被誉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反内战、反暴行、争取民主的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建立的大学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等。这些大学都经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洗礼，都具有爱国民主的传统。

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大学仍占优势，但它们的规模不大。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为有钱人的子女。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中，学生数还是超出教会大学的学生（注：许多著作在引用日本《帝国教育杂志》中的统计数字时有误。该文统计，1917年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设学校学生人数是，中国学校为15000人，外国学校为12000人。也即，外国学校的学生数约合中国学校的学生数的80％。而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两书中都把它说成外国学校的学生占中国学生总数的80％显然是错误的。请参阅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页。）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但中国自办的大学已初具规模，而且通过中国社会的变革，逐步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自己的传统。可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根据我们肤浅的认识，是否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建立起了爱国和革命的传统。突出表现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大学生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把鲜血洒遍中华大地。

第二，有追求真理，重视学术的传统。中国高等学校的师生治学严谨，学习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教授的治学精神和培养出大批人才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既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尊孔读经等封建文化受到严厉地批判。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仍然受到高等学校的重视。民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国学大师。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和发展。有些学者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全盘西化是不正确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很复杂，但其主流是反帝反封建，是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种吸收、融合、继承、创造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传统，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术繁荣，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处在北洋军阀统治和统治时期，它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带有严重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性质。高等学校受制于北洋军阀和的专制统治，学校中充塞着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同时学校中的复古势力始终没有消停。另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创办或主政高等学校的也大多是从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必然带来许多西方的思想和传统。当时西方流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杜威曾应北大和江苏教育学会的邀请来华讲学2年零2个月，对中国高等教育也有重大影响。总之，这一时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传统。

三、解放前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走向了新民主义革命的道路。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崭新的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苏区时期，二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两个时期因革命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苏区时期处于土地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为了土地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军事“围剿”的胜利，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教育工作也不例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不可能举办普通的高等学校，主要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党、政、军干部。苏区的高等学校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创建于1933年11月，学员共有六七百人，分指挥科、政治科和参谋科；苏维埃大学，1933年8月创立，任校长，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别班是本科，开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专业班，次年又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共10个专业班，普通班为预科。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革命政治工作干部（1933）；中央农业学校（1933）；高尔基戏剧学校（1934）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东江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高等教育主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不允许开办所谓正规大学，必须实行新制度、新课程，以短期训练为主。当时建立的大学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6月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先后在山东、晋察冀、淮北、苏北、苏中、鄂豫皖、太行、太岳等解放区办了12所分校，直到1945年，共培养了20余万干部；陕北公学，1937年7月成立，并到延安求学的知识青年而设的干部学校，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1938年4月成立于延安，初设戏剧、音乐、美术3个系，后又设文学系，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成立于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夏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而成，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4个部，后改为社会科学、文艺、教育3个学院，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9月创办，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矿4个系，学制三年，是抗日根据地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设三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两个专修科：英文、俄文专修科，1943年4月又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此外，在延安还有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

以抗大为首的抗日根据地的高等学校师生，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成为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传统。

整个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它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许多新传统，影响着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我们只从教育传统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建立起了高等教育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信念和传统。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反“围剿”斗争，还是抗日战争，当时的现实是要争取战争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就没有工农政权，就没有中国人的解放。因此高等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这种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第二，建立起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高等学校的师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第三，建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学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1941年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经过运动，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高等学校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四，形成了顽强奋斗、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生动活泼、自觉主动的学习风气，团结民主的管理方法。

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干部教育为主，对学生实行统包统分制度，享受干部待遇，这种制度对建国以后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失去了它的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提出，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经过解放初期的教育改革，收回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院系调整等一系列运动，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变化比较大的是：

（1）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明确了高等教育为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为此，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通过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2）高等教育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全盘搬用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教材、教学组织形式等。从1952年起，教育部规定大学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研室。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学习苏联的典型。（3）批判了“通才”教育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了改变旧中国通过教育和重文法轻理工的倾向，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调整，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129所调整为143所。综合大学由49所调整为14所，工业院校由28所增加到38所，农业院校由18所增加到29所，医药院校由22所增加到29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加到33所。1958年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如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以后，院系和专业调整工作进行过多次。到1966年以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艺术、体育、外语、师范教育的高等?逃逑怠＃?）院系调整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但是，这种调整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综合大学被折散，变成文理大学或工科大学，使理工分家、文理分家，为今天的改革留下了消极的影响。（5）中央对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集中领导。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建国以后17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传统。这种传统，吸收了我国革命根据地的传统和苏联教育的经验。但是，这种教育传统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照搬苏联的一套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形成了比较僵化的模式。同时，我国封建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思想体系的崩溃不等于这些思想从此绝迹。某些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残余仍然会存留下来，至今可能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阻碍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和发展。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党的十五大又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一切都要求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改革。8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都使人们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序幕。1992年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使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10多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有了较大的变化。高教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办学体制改革。采取了“调整、共建、合作、合并”等办法达到资源互补，提高效益。二是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级办学，二级管理的体制，给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三是投资体制改革，由国家拨款改为以国家拨款为主，多方筹资的体制，鼓励个人捐资，社会团体办学。四是招生、就业、缴费体制改革。五是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为了办好一批大学，国家实施“211”工程，重点投资建设。

从1995年开始，高等教育改革深入到教学领域，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和编写面向21世纪的新教材，以迎接新世纪知识经济到来的挑战。根据十五大确定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了高教改革的思路和实施措施。要使高等教育不仅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且要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对以往已经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一次否定，新的传统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因此，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在教育观念上加以转变。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改革的艰难就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往往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办法就出来了，改革就能顺利进行。为了转变教育观念，就必须研究我国高等教育传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形成教育传统的因素，分析教育传统的内涵和特点，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传统，摒弃陈旧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传统。同时，还要学习外国一切优秀的教育经验，为我所用。对于外国的经验也要研究和分析，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防止盲目照搬。

从以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形成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个国家教育模式的影响。例如有些同志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就是苏联高等教育的翻版，这是不确切的。当然，建国后我国推行向苏学习的政策，高等教育也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传统中还渗透着我们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是长期积淀而成的。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么讲的，“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遗传是指本身固有的传统，包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环境是指时代的影响，外部条件的影响。大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传统更是如此。高等教育的模式是不能简单移植的，日本战后的大学以美国为蓝本的改制就是最好例子，最后他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高等教育的传统更不能移植。因为任何传统中总渗透着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有如人的遗传素质一样是不易改变的。当然文化传统也是变化的，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今天认为优秀的传统，明天可能又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又要不断变革。同时它又和民族文化传统一样，又应坚持民族的特性，保持民族的特色。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增长方式转型的时代，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国际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观念的转变，这样才能较快地适应时代的要求，建立起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传统教育论文篇（8）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到中外两种思想的影响。首先，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创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又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必然渗透着西方文明与思想。在教育内容上西方的与中国的经书并存。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才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但自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一切革新计划又都遭到破坏。统治期间，始终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冲突，而中国自己的教育传统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传统与整个文化传统一样，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一定的时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就有一定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传统是受当时的、以及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在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中不断变革的。一方面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包括外国的和自己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几点：

一是教育传统不同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指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和，即在过去教育实践中形成并得以流传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教育体系，总是指一种旧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传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特有的教育体系。当然它包涵了该国或该民族的传统教育的因素，同时又具有现时代的新的因素。

二是对传统教育本身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符合教育发展，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就是好的，优秀的教育传统，就会世代流传下来。例如我国古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教育中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可取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可能变成落后的，腐朽的，不可取的。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它在开始时取代世袭制是一大进步，但发展到后来的八股文，使科举制度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成了落后的，需要改革的传统。

三是应该看到，在教育传统的变革中，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比教育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是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却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说明，传统教育思想的改变要比传统教育制度的改变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改革中要特别重视教育思想转变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传统是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战争、建国以后向苏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革的种种冲突和洗礼逐渐形成的。因此要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及其思想观念，就需要分析形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各种因素。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舶来品，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引进的。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然后在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推动下，中国清政府被迫废科举，兴学堂。因此受西方教育传统的影响甚深。据史料记载，1807年最早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玛利逊于1818年在马刺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方式的教会学校。1835年玛利逊死后，香港等地教士成立了“玛利逊教育协会”来纪念他。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R.Brown）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不久被当地人赶走，迁往澳门开设了一所玛利逊学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办学，通过办学传教。最早办的学校有，1844年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霭尔特色（Aldersey）在宁波开设的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的一所学塾（到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9世纪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向外扩张，美国教会掀起了一个国外办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创办的学校有：1864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文会馆，1866年，英浸礼会在青州设广德书院，后二校合并为广文华书院，设在潍县，到1917年为齐鲁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学堂，1891年命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1879年，美国圣公会合并在上海的培雅学堂和广恩学堂为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8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97年又在苏州创办中西书院，1901年合并，改名为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后来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1888年，美国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合并为燕京大学[1]。而人自己设立的高等学校只有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沂奏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的广东同文馆，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另外就是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张之洞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其他还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南京路矿学堂等，大都是培养军事和工程技术人才。但以上这些学堂，大致只能相当于中等专校，少数具有高等专科的水平。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2]他们主张兴办“西学”。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期间，光绪采纳维新派的计划，筹办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奏准成立，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为西学总教习。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据统计，直到1921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19）、厦门大学（1921）6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有16所之多。

从专业设置和课程上来讲，大多是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称：“日本高等学堂之大学预科分三部，其第一部为入法科文科者而设，第二部为入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第三部分为入医科者而设。今议立大学分科，为、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则政科为预备入政治、文学、农业、工艺、医学三科者治之，艺科则预备入格致、农业、工艺、医学四科者治之。”[3]当时的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诸子、词章、外国语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础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设立之初，不仅生员极少，而且其宗旨与其说是研习学术，不如说是变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所说的，“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从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都主张办学堂，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我国的原有的教育制度。维新运动从发展资本主义出发，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学习西方文化。他们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经过他们的斗争，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发生动摇，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崩溃。废科举，兴学堂就是这两次运动的结果。借此，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教育内容才得以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的传统并未彻底崩溃。无论从高等教育的内容，还是从管理体制上，与西方高等教育还相距甚远。

二、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的

辛亥革命对封建教育传统是又一次重大冲击。虽然辛亥革命并未成功，但它摧毁了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体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一时的闹剧。中国的的从辛亥革命起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彻底摆脱封建教育束缚，开始走向化。

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7月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同时公布了教育会议所决定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不久又颁布了有关高等教育的《大学令》。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大学设预科及本科，预科修业三年，本科修业年限按各科性质，三年或四年不等。本科毕业称学士。大学另设大学院，培养生。大学设校长一人及各长一人；教师分教授、助教授及讲师三种；各科设讲座。大学设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组成，负责评议大学的一切重大。从《大学令》的整个可以看到，这个高等教育体系完全抄袭自邻国日本。而日本的学制又是以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为蓝本。

这个学制公布以后没有实行多久，就被美国式的学制所代替，这就是民国十年的学制改革，称《壬子癸丑学制》，整个体系都是抄自美国。为什么刚从日本搬来的学制又换成美国的呢？研究者早有许多评论。周谷平在其《近代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详细地了个中原因。她指出：一是中国人对日观的转变。随着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日益暴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对日本从和睦、钦慕逐渐发展为防范和仇恨。二是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认为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已不再适合中国新的国情，而被美国自我标榜的民主、自由和发达、繁荣所吸引，转而把美国作为中国建设共和国的蓝本。三是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扩张，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扩张也大大加强。除继续利用教会对中国教育进行渗透外，还对中国的整个的学务表现出更大的关注。美国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吸引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四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以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而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正是以标榜民主和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颇迎合中国教育界的需要，为中国批判旧教育提供了理论武器[4]。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离不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最发达的强国。中国人把美国的共和、民主看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先进的知识分子觉悟到，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包括封建主义的教育传统。在学校里废除了尊孔读经的内容；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学校采用白话文进行教学，使学校教育接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为教育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提倡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提倡科学的教育内容和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国教育进入世界现代教育的行列，逐渐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教育传统。中国高等教育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展得还很缓慢，但无论是从办学思想，还是在教育内容及教育体制上都有很大的转变。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条战线。

在高等的思想转变上，不能不提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民国初期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内又为北京大学的长远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之初，北京大学仍然死气沉沉，封建复古思想仍占优势。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厉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他说：“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5]

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又多次到欧洲访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来源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多种改革，首先是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担任教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长、任图书馆主任兼、史学等系教授，聘请鲁迅为兼职讲师。其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沈兼士等造诣深厚的学者。其次是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规定本科学生学满80单元（每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元）就可以毕业。把“门”改为“系”，全校设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选举。第三是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第四是主张男女同校，并于1920年正式招收女生。第五是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成立各种会、社团，办刊物，开讲座等。从这些改革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位教育家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甲午战争中他正在海军服役，亲眼看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异常震惊，转而弃武从文，在天津任家庭教师。1904年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7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推行美国教育模式，于1919年在天津开办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他对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提出：“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的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他为南开制定了五项“训练方针”，即重视、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把这五项称之为“公能”教育，并作为校训。

清华大学是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的。它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大学部，开始培养本科生。1928年改为国立。梅贻琦于1928年校长，1931年任校长。他主张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认为清华大学要向高深专精努力。他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设文、理、法3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又增设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1938年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被誉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反内战、反暴行、争取民主的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建立的大学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等。这些大学都经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洗礼，都具有爱国民主的传统。

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大学仍占优势，但它们的规模不大。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为有钱人的子女。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中，学生数还是超出教会大学的学生（注：许多著作在引用日本《帝国教育杂志》中的统计数字时有误。该文统计，1917年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设学校学生人数是，中国学校为15000人，外国学校为12000人。也即，外国学校的学生数约合中国学校的学生数的80％。而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两书中都把它说成外国学校的学生占中国学生总数的80％显然是错误的。请参阅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页。）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但中国自办的大学已初具规模，而且通过中国的变革，逐步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自己的传统。可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根据我们肤浅的认识，是否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建立起了爱国和革命的传统。突出表现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大学生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把鲜血洒遍中华大地。

第二，有追求真理，重视学术的传统。中国高等学校的师生治学严谨，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教授的治学精神和培养出大批人才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既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尊孔读经等封建文化受到严厉地批判。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仍然受到高等学校的重视。民国中国出现了许多国学大师。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和。有些学者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全盘西化是不正确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很复杂，但其主流是反帝反封建，是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种吸收、融合、继承、创造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传统，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术繁荣，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处在北洋军阀统治和统治时期，它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带有严重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性质。高等学校受制于北洋军阀和的专制统治，学校中充塞着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同时学校中的复古势力始终没有消停。另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创办或主政高等学校的也大多是从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必然带来许多西方的思想和传统。当时西方流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杜威曾应北大和江苏教育学会的邀请来华讲学2年零2个月，对中国高等教育也有重大。总之，这一时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传统。

三、解放前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走向了新民主义革命的道路。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崭新的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苏区时期，二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两个时期因革命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苏区时期处于土地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为了土地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军事“围剿”的胜利，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教育工作也不例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不可能举办普通的高等学校，主要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党、政、军干部。苏区的高等学校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创建于1933年11月，学员共有六七百人，分指挥科、科和参谋科；苏维埃大学，1933年8月创立，任校长，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别班是本科，开设土地、国民、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专业班，次年又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共10个专业班，普通班为预科。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革命政治工作干部（1933）；中央农业学校（1933）；高尔基戏剧学校（1934）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东江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高等教育主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不允许开办所谓正规大学，必须实行新制度、新课程，以短期训练为主。当时建立的大学有：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6月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先后在山东、晋察冀、淮北、苏北、苏中、鄂豫皖、太行、太岳等解放区办了12所分校，直到1945年，共培养了20余万干部；陕北公学，1937年7月成立，并到延安求学的知识青年而设的干部学校，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鲁迅文学院，1938年4月成立于延安，初设戏剧、、美术3个系，后又设文学系，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成立于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夏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而成，初设、文艺、工人、青年4个部，后改为社会科学、文艺、3个学院，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延安科学院，1940年9月创办，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矿4个系，学制三年，是抗日根据地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设三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两个专修科：、俄文专修科，1943年4月又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此外，在延安还有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

以抗大为首的抗日根据地的高等学校师生，一边打仗，一边，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成为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传统。

整个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和都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它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许多新传统，着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在这方面的已经很多，我们只从教育传统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建立起了高等教育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信念和传统。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反“围剿”斗争，还是抗日战争，当时的现实是要争取战争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就没有工农政权，就没有中国人的解放。因此高等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这种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第二，建立起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高等学校的师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第三，建立起了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学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1941年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经过运动，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高等学校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四，形成了顽强奋斗、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生动活泼、自觉主动的学习风气，团结民主的管理方法。

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干部教育为主，对学生实行统包统分制度，享受干部待遇，这种制度对建国以后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失去了它的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提出，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经过解放初期的教育改革，收回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院系调整等一系列运动，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变化比较大的是：

（1）确立了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建立了工作机构，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明确了高等为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为此，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通过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2）高等教育开始苏联经验，全盘搬用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教材、教学组织形式等。从1952年起，教育部规定大学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研室。哈尔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学习苏联的典型。（3）批判了“通才”教育和脱离实际的思想，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了改变旧中国通过教育和重文法轻理工的倾向，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调整，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129所调整为143所。综合大学由49所调整为14所，工业院校由28所增加到38所，农业院校由18所增加到29所，医药院校由22所增加到29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加到33所。1958年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如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以后，院系和专业调整工作进行过多次。到1966年以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学科、、、外语、师范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4）院系调整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但是，这种调整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综合大学被折散，变成文理大学或工科大学，使理工分家、文理分家，为今天的改革留下了消极的。（5）中央对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集中领导。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建国以后17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传统。这种传统，吸收了我国革命根据地的传统和苏联教育的经验。但是，这种教育传统是在计划条件下形成的，照搬苏联的一套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形成了比较僵化的模式。同时，我国封建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思想体系的崩溃不等于这些思想从此绝迹。某些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残余仍然会存留下来，至今可能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阻碍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和发展。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党的十五大又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一切都要求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改革。8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都使人们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和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序幕。1992年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使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10多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有了较大的变化。高教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办学体制改革。采取了“调整、共建、合作、合并”等办法达到资源互补，提高效益。二是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级办学，二级管理的体制，给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三是投资体制改革，由国家拨款改为以国家拨款为主，多方筹资的体制，鼓励个人捐资，社会团体办学。四是招生、就业、缴费体制改革。五是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为了办好一批大学，国家实施“211”工程，重点投资建设。

从1995年开始，高等教育改革深入到教学领域，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和编写面向21世纪的新教材，以迎接新世纪知识经济到来的挑战。根据十五大确定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了高教改革的思路和实施措施。要使高等教育不仅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且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对以往已经形成的高等传统的一次否定，新的传统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因此，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在教育观念上加以转变。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改革的艰难就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往往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办法就出来了，改革就能顺利进行。为了转变教育观念，就必须我国高等教育传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用辩证唯物主义形成教育传统的因素，分析教育传统的内涵和特点，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传统，摒弃陈旧的，不符合要求的教育传统。同时，还要外国一切优秀的教育经验，为我所用。对于外国的经验也要研究和分析，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防止盲目照搬。

从以上我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可以看到，形成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个国家教育模式的。例如有些同志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就是苏联高等教育的翻版，这是不确切的。当然，建国后我国推行向苏学习的政策，高等教育也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传统中还渗透着我们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是长期积淀而成的。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么讲的，“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遗传是指本身固有的传统，包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环境是指时代的影响，外部条件的影响。大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传统更是如此。高等教育的模式是不能简单移植的，日本战后的大学以美国为蓝本的改制就是最好例子，最后他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高等教育的传统更不能移植。因为任何传统中总渗透着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有如人的遗传素质一样是不易改变的。当然文化传统也是变化的，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的变革而变革的。今天认为优秀的传统，明天可能又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又要不断变革。同时它又和民族文化传统一样，又应坚持民族的特性，保持民族的特色。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当今我国体制改革和生产增长方式转型的时代，在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国际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观念的转变，这样才能较快地适应时代的要求，建立起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1]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传统教育论文篇（9）

2传统医学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中的优势

2．1方法上的优势中医学防治疾病的方法丰富多彩，除广泛应用的方药和针灸外，还有推拿、按摩、刮痧、火罐、熨疗和气功等许多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方法。

2．2方药上的优势天然药物储藏丰富，我国有中药材12807种，历代方剂10多万首，目前我国生产的中成药有5000多种［2］，是新药筛选开发的巨大资源，这些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应用的有效方药，具有开发投资少，风险小，周期短的特点，将成为新药研发的热点，也将成为我国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些中成药对一些慢性病的治疗具有很好的疗效，而且方便群众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具有经济高效的特点。

2．3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根据中医“药食同源”的理论，开发具有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抗疲劳等功能保健食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药食同源”理论还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食物也有性、味、归经之分，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效果，我国第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饮食有节，瑾和五味”的至理名言。宋朝《太平圣惠方》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等，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中医传统食疗的特点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润物细无声，王道无近功”。就是说食疗必须长期坚持才能见效！中医对食疗“无功可言，无德可鉴，而人登寿域”的功效描述，就是对传统食疗突出的保健效果做出的高度评价。祖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对于养生有具体的描述，包括精神上的修养；饮食起居的调节；环境气候的适应；适度的体格锻炼。这些和我们现在的健康四大基石内容是一样的。还有古代名医华佗的五禽戏，以及后来发展的八段锦，导引术等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在慢性病的防治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3传统医学曾经对我国健康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50～60年代，我国经济相对落后，我们靠着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在各个城镇乡村建立卫生所，培养一大批的赤脚医生，靠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以最低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社会效益。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与已得到控制的急性传染病相比，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尚缺少生物学预防手段和治愈方法，因为这些疾病不像传染病那样由单一的病原微生物引起，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发生的，而我们传统的中医药学有着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整合调节的干预方式的特点，在防治慢性病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传统教育论文篇（10）

二、为人子女的孝敬之道

为人子女者应遵守“孝道”，以“孝”作为子女道德评判的标准，这是《温公家范》的又一主要家庭教育思想。书中引用《孝经》中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正所谓百善孝为先，《温公家范》对孝的理解和解释是深刻的，孝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父母供养，它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书中用曾子养父亲曾皙的故事，很好地阐释了什么是孝道。曾子是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也是《孝经》一书的作者。儒学经典《孟子》一书记载:“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后，曾子的儿子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表所与，问有余，曰亡也。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这说明事亲者当学曾子，因为曾子才是真正的敬孝父母，履行孝道，而曾子的儿子只是单单地供养父母。书中还列举了《二十四孝》中的许多故事来说明遵守孝道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在说明孝的意义时，用了《孝经》的作者曾子的对孝的解释，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君子所为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曾子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备，灾及其亲，敢不敬乎。”从居处、事君、为官、朋友、战斗这五方面将孝的含义扩展和深化。作为子女要对父母尽孝，平时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随意伤害父母赐予我们的身体。“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其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但是到了舍身为仁、杀身取义的时候，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当父母有危难之时，更要挺身而出，以死来报效父母。“孝子奉父母之遗体，平居一毫不敢伤也;及其徇仁蹈义，虽赴汤火无所辞，况救亲于危难乎!古以死徇其亲者多矣”。另外，《温公家范》还要求做女儿的要守礼。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是身为女子要遵守的礼仪德行。书中引用曹大家《女戒》中的解释:“今之君子徒知训其男，检其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教乎?”“凡人，不学则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则善恶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识也。于是乎有身为暴乱而不自知其非也，祸辱将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即做女儿的必须要守妇道，做女工，讲求礼仪，熟读经书，才符合中国对女子传统道德的要求。而所谓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即是《女戒》中说的:“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斋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