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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式分权下,政绩考核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文章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视角,首先结合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提出了政绩考核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假说。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4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分权体系可以使环境治理向"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环境绩效指标直接增强了地方政府间"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经济绩效指标则减弱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进一步地,政绩考核与分权相结合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产生影响:严格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事权和财权弱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强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而经济绩效指标则通过事权和财权强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弱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文章据此提出的政策启示是:环境治理须"联防联控",合理设定政绩考核指标,且配之以合理的分权体系。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绿色投资的生态价值已达成共识。而绿色投资能否兼顾环境绩效和财务收益的双重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文章以绿色基金的绩效评估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险。文章首先从环境金融、社会责任投资和金融创新视角系统梳理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然后选取22只绿色基金,在选定市场基准和匹配非绿色传统基金对照组的基础上,评价了绿色基金的直接收益和风险以及基于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风险调整收益,并进一步分析了基金投资者(绿色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基于单因素模型的绩效评价显示,现阶段我国绿色基金的风险调整收益要低于市场基准和传统基金,投资策略差异和成立时间长短对基金收益和风险有影响。基于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基金的投资表现要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因子、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绿色基金的收益。另外,绿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不高。文章为尚有限的我国绿色投资研究提供了新的直接的证据。
摘要: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决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体制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而忽略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的作用。文章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建立了两期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探讨地方补贴性竞争对我国产能过剩影响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地方补贴性竞争导致的产能过剩率长期大于正常产能过剩率;企业所获补贴越多,行业爆发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高。进一步采用PSM-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相比补贴前,补贴企业补贴后的产能过剩率将会上升1%至3%;相比未补贴企业,补贴企业的产能过剩率高出2%至12%。文章的研究不仅为地方补贴影响产能过剩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政府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摘要:随着"中国梦"的提出,对于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对于社会流动预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之下,研究我国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机会不平等作用于社会流动预期的总效应为正,即当前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越显著;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家庭背景条件较差、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农业户籍群体中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下,人们预期未来机会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导致机会不平等直接效应的不利影响受到间接效应的抵消,从而出现上述看似"有悖常理"的结论。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间接效应的存在。因此,相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机会不平等,人们对未来机会不平等变化的预期对其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部门应当在贯彻落实公平政策的同时,实施必要的预期管理,增强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使其保持对未来改革政策的乐观预期,从而维持当前较为良好的居民社会流动预期。
摘要:现实市场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供给成本、消费效用以及质量信号等都是价格的函数,从而也就无法基于供求曲线交叉来获得均衡价格。因此,在不确定的现实市场中,人们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锚定值来预测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并促成契约和交易。同时,不同产品的价格锚定值往往依赖于基于一定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序列,进而形成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即不同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不同劳务的工资水平往往依赖于其所属等级。进而,锦标赛制定价所遵循的不是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投入原则,也不是客观功用原则或产出贡献原则,从而往往既不公平也无效率。锦标赛制定价体系之所以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是不对称的;尤其是,权力碎片化发展使得极少数强势者拥有了市场定价的权力,而定价原则是基于特定主权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少数富人的效用最大化。正是基于锚定效应和权力分析框架的结合,我们才可以揭示出不确定市场中统一的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及其嵌入的利益导向。显然,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审视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识别现实市场中的厂商定价策略,更好地解释各种市场行为和竞争形态,同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洞识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进而为市场监管和收入分配等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和方向。
摘要: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难以简单地从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层面进行解读。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理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鉴于此,文章构建理论模型以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会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对单个国家来说,价值链攀升也会影响贸易增速。进一步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1)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程度对贸易增速呈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2)价值链攀升对单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乃至"停滞",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摘要: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究竟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还是表里不一的"好演员"?文章基于业绩预告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行为背离的异象。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佳,业绩预告的概率越低,初步表明我国很可能存在企业社会责任背离的"好演员"。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在业绩预告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越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也越高。这表明业绩预告且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文章的研究表明,业绩预告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甄别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是"好公民"还是"好演员",也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和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
摘要:互联网降低了中小股东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成本,使其能够更加便利地借助网络进行投票表决(用手投票)或卖出股票(用脚投票)。文章在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基于双重委托关系,将中小股东的两种治理行为(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下,考察了其对第一类成本(经理成本)和第二类成本(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小股东的治理行为对经理成本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大股东利益侵占的约束作用有限。文章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的企业环境下中小股东的治理行为对成本的影响,以揭示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用手投票提高经理能力存在行政介入机制,用脚投票约束经理在职消费存在市场压力机制。文章的研究为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证监会完善网络投票和交易规则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我国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摘要:文章主要回答了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劳动力工资扭曲的问题。根据CFPS2010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测度出微观层面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扭曲均值约为33.2%-45.7%。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显著降低工资扭曲,平均而言,社会资本每扩大1%,工资扭曲程度降低3.42%;社会资本降低工资扭曲的影响作用对工资扭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更大,一定程度上将扩大不同群体的工资扭曲差距。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资本修正工资扭曲的作用不断被削弱。文章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分析显示,社会资本通过部门进入效应、晋升效应和信息效应对工资扭曲产生影响。文章研究对深入认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市场化改革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CFPS2014),结合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分析了增进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消除身高歧视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身高溢价"现象,即身高对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并且身高优势有助于劳动力获得白领职业和进入具有较高职业声望的职业类别。其次,通过"中介作用"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发现,身高溢价很可能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歧视行为,而非消费者歧视或个体在受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及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最后,"身高溢价"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其影响更具显著性,而增进地区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外貌特征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