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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金融多样性发展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LDS2012提供的村庄层面金融多样性信息,实证研究了村庄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金融多样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民创业概率将提高0.8个百分点;(2)金融多样性能有效促进"雇主"型创业,而对"自雇"型创业无显著影响;(3)非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正规金融机构;(4)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雇主"型创业,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自雇"型创业;(5)金融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农民未来"雇主"型创业的意愿。文章不仅为理解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提升农村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中国农村由血缘、地缘关系衍生出的"朋亲人情"关系对于农村创业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那么,人情关系将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呢?创业者"规范化"经验对于这一影响又起到了怎样的互动作用,是促进还是制约呢?文章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千村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1)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能够促进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2)创业者先前的企业管理和行业协会中的"规范化"经验对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会产生积极影响;(3)创业者"规范化"经验总体上会反向调节企业人情关系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制约。本文的研究对深化农村创业研究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摘要:文章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和检验了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进行了更多的慈善捐赠,反映出慈善捐赠是民营企业对其所面临的组织情境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在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内生性影响,以及改变变量的测度方式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路径,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尽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效应并不如后者。文章的研究结论为转型时期中国"两新组织"的党组织角色和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尤其是为行业协会可以构成稳定地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性力量这一命题提供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因而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银监会把债权激励作为银行业薪酬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理论上讲,债权激励存在防范风险、稳定金融的作用;而现实中,债权激励是否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其影响机制如何?文章利用Co Va R方法,测度了中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构建非观测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债权激励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债权激励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直接影响效应。(2)债权激励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间接影响效应有两种渠道:其一,通过缓解期限错配,弱化银行间借贷关联,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二,提高非利息收入(尤其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强化银行的收入稳定性,达到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目的。而衍生金融工具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在于监管部门和银行业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过于谨慎。文章的结论对于中国银行业薪酬激励方案改革、优化审慎监管方向、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摘要:会计信息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测功能已得到证实,但这一预测功能的实现路径尚不清楚。文章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在逻辑与会计稳健性原则,将净利润分解为资产减值项目和调整会计盈余两部分,考察了会计信息的宏观经济预测功能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汇总的资产减值损失和汇总的调整会计盈余对GDP增长均具有预测功能。但资产减值损失主要通过稳健性原则将对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估计提前反映在盈余信息中,预测路径表现为"风险感知";而调整会计盈余的预测功能主要通过与GDP收入法下营业盈余的相关性来实现,体现为"盈余传导"。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资产减值项目与未来GDP增长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而调整会计盈余与未来GDP增长的正向关系在不同经济运行状态下没有显著差异。文章的研究拓展了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文献,且对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要:定向增发中的高折价是大股东利益输送的重要手段,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微观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宏观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宏观制度环境,通过剖析定向增发的定价机制,从政府补贴这一新视角,揭示了其作用于定向增发折价率的经济逻辑,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引起定增高折价,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定增对象、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1)仅大股东认购时,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因大股东利益输送动机而强化,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2)仅机构投资者的认购可减弱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在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共同参与到定向增发中时,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因大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合谋行为而得到强化,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会弱化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业补贴样本中的定增折价率更高;高定增折价公司关联交易总规模远高于低定增折价公司。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定向增发折价发行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还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作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间接手段,这对提高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以及加强监督政府补贴资金使用情况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作用。
摘要:在一些同时存在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和拥塞效应的行业,寡头厂商广泛使用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进行歧视定价的商业模式,文章建立了动态博弈模型针对这类行业和商业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厂商实施歧视定价源于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而且消费者寻求多样化和拥塞效应会导致厂商每一期产生"默契合谋"。与统一定价相比,歧视定价会增加消费者福利,降低社会总福利。进一步的定价策略选择研究发现,寡头厂商都会选择获利较少的歧视性定价策略,陷入"囚徒困境"的境地。对于文章所研究的行业,厂商应该利用信息技术,积极使用这种定价策略,而公共政策不应过多地干预。
摘要:如何利用临时性就业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同时保持就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研究了临时性就业对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在控制相关的个体特征及其所在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城市特征后,临时性就业会使得个体的小时平均工资收入显著减少约18.05%,且这一负向作用在考虑指标度量稳健性、户籍、不同年份数据及分行业子样本检验等情形下仍然稳健。(2)在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可观测控制变量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仍存在无法解释的工资差异。(3)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补偿性工资差异均可以解释临时性就业抑制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临时性就业会降低个体获得与工作技能有关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时间,且仅特定行业的临时性就业者获得了补偿性工资。文章从就业期限差异的视角为政府部门改善劳动收入、提高就业质量和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决策依据。
摘要: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能进一步丰富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并明晰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文章基于C G S S 2 0 0 8、C G S S 2 0 1 0和CGSS2012与市场化指数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结果表明:我国仍然存在显著的代际继承现象,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系数为0.12。而2008-2012年间的市场化改革则对父辈影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使父辈对子代的影响平均下降了0.8%。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是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流动性。文章进一步使用MLMV估计、两层嵌套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回归系数较小反映出市场化改革所起的调节作用还相对较小,这说明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动,将是中国未来应坚持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摘要: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分析经历过从农村户口到非农户口转换的群体,即"农转非"群体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样本选择纠正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中老年农转非居民同城市原住居民自评健康风险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移民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不进行样本选择纠正,可能会大大低估户口性质和教育对健康风险的作用;(2)农转非居民尽管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无论是处在中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他们的自评健康风险更高;(3)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在高中及以下群体中,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年和老年农转非居民的健康风险均显著较高;不过,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两个群体的健康风险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低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的新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